第三章 顺治 为情皈依 英年早逝（1/1）

顺治帝福临（1638—1661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是皇太极的第九子，生于崇德三年（1638年）。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在沈阳即位，改元顺治，在位18年。卒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终年24岁。顺治即位后，由叔父多尔衮辅政。顺治七年，多尔衮出塞射猎，死于塞外。14岁的福临提前亲政。顺治帝天资聪颖，读书勤奋，他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审时度势，对成法祖制有所更张，且不顾满洲亲贵大臣的反对，倚重汉官。为了使新兴的统治基业长治久安，他以明之兴亡为借鉴，警惕宦官朋党为祸，重视整饬吏治，注意与民休息，取之有节。但他少年气盛，刚愎自用，急躁易怒。当他宠爱的董妃去世后，转而消极厌世，终于匆匆走完短暂的人生历程，英年早逝。他是清朝历史上唯一公开皈依佛门的皇帝。

1.叔兄争权，皇位从天降

权力必须保持一种平衡，才能形成良性的秩序。当家族内部各种势力的争斗难分高下的时候，如何保持这种平衡呢？选择一个让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人来继承权力，维持原来各方利益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变化，从而避免了更大的冲突，保证了家族的团结，也维护了家族的利益。

清世祖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6岁登基，是清代历史上有名的少年天子。年号顺治，顺，意顺利；治，意治理，就是顺利治国，华夏一统的意思。

少年福临的命运，真如同他的名字一样，“福”从天上降“临”。为什么这样说呢？

大清皇位，从天而降。如前文所说，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夜亥刻，皇太极带着“储嗣未定”的遗憾猝死。皇太极在白天还处理政务，夜里就离开人世。他死之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也没有交代由谁继位。由于事出突然，诸王贝勒也没有一点准备。经过一段时间的忙乱和哀悼，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在皇宫崇政殿打响。那一天是八月十四日，也就是皇太极死后的第六天。

努尔哈赤有遗诏，规定皇位的继承要满洲贵族来讨论。当时主要有七个人的意见举足轻重：四个亲王，即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还有三位郡王，就是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颖郡王阿达礼。当时，夺得大位最有希望的是肃亲王豪格和睿亲王多尔衮。

豪格（1609—1648年）的有利条件主要有：第一，为皇太极长子，35岁，正值壮年；第二，人才出众，史称他“容貌不凡，有弓马才”，“英毅，多智略”；第三，久经战阵，屡建军功；第四，皇太极生前亲掌的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旗大臣都拥护豪格继位，尤其是两黄旗贝勒大臣更是誓死效忠于他。

多尔衮（1612—1650年）的有利条件主要有：第一，他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时年32岁；第二，受到父亲的钟爱。史载，努尔哈赤曾留下遗言：九王子（多尔衮）当立而年幼，由代善摄位。而代善鉴于当时情势，转而拥立皇太极；第三，多尔衮兄弟为正白旗和镶白旗的旗主贝勒，这两个旗都支持多尔衮；第四，有两位胞兄弟阿济格和多铎的支持，在上述七王中，多尔衮兄弟占了三个席位；第五，多尔衮多次统军出征，“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屡立大功。

八旗甲胄从实力对比看，豪格有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旗的支持，多尔衮有正白、镶白两旗的支持。那么，其余三旗——代善父子掌管的正红和镶红两旗、济尔哈朗掌管的镶蓝旗——的意见，在此时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十四日凌晨，两黄旗大臣在大清门盟誓，拥护豪格继承皇位，并部署两黄旗巴牙喇（即护军营，为禁军中护卫皇帝的部队）张弓挟矢，环卫崇政殿。图尔格、遏必隆又传令其牛录下的护军，备好甲胄弓矢，护卫大清门。议商皇位继承人的贵族会议在崇政殿的东庑殿举行，由年纪最长（61岁）、地位最高的礼亲王代善主持。黄旗索尼和鳌拜首先倡言“立皇子”，多尔衮以其资历不够，令他们退下。索尼和鳌拜虽然退出，但两黄旗的巴牙喇则包围了宫殿。两黄旗暂时占了上风。但两白旗并不示弱，豫郡王多铎、英郡王阿济格弟兄发言，力劝多尔衮即帝位。多尔衮见形势紧张，正在犹豫。多铎却言：“你如果不答应，应当立我。我的名字在太祖遗诏里！”多尔衮不同意立多铎，说：“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也在遗诏里，不独王（多铎）也！”多铎又说：“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代善）！”礼亲王代善表示自己老了，提出豪格为“帝之长子，当承大统”。豪格觉得有两黄、正蓝和两红旗的支持，大局可定，于是表示谦辞，说：“福少德薄，非所堪当！”他本来是假意谦让，想让众人“坚请不已”，然后顺势登上皇帝宝座，这样不是显得既谦恭又众望所归吗？但是，两白旗并不相让。他内心愤懑，随即暂退。在激烈争执的气氛下，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说：“我们这些人吃先帝的，穿先帝的，先帝对我们的恩情有天大。要是不立先帝的儿子，我们宁可以死追随先帝于地下！”这时，礼亲王代善见形势不对，以年老不预朝政而离席，英郡王阿济格随后以不立多尔衮而退出，豫郡王多铎沉默不发一言。这就出现了“定议之策，未及归一”的僵局。

在这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紧要关头，表面憨厚而内心机敏的郑亲王济尔哈朗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让既是皇子、又不是豪格的福临继位。多尔衮权衡利弊：如果自己强行继位，势必引起两白旗与两黄旗的火拼，其后果可能是两败俱伤；让豪格登基，自己既不甘心，还怕遭到豪格报复；而让年幼的福临继位，则可收到一石三鸟之利——打击豪格，自己摄政，避免内讧。所以，多尔衮说：“我赞成由皇子继位，皇子当中豪格提出他不继位，那就请福临继位。福临年纪小，郑亲王济尔哈朗和我辅政。”豪格也不好反对。

于是，6岁的福临意外地坐上了大清国皇帝的宝座。这有点像天助神佑，但也并非找不出事理的根据来。正如一位哲人说过，在权力争夺的平行四边形诸力中，两条边的两个不同方向的分力，斗争的结果，既不是这条边的力，也不是那条边的力，而是对角线的力，也就是两个分力所产生的一个合力。福临，幸运地成了这条权力斗争中的“对角线”。

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甚至令人来不及思索；这一切又来得太轻易了，真是“天福降临”。

2.清算皇叔罪行，独断朝纲

权力的尊严是不容侵犯的，在家天下时代更是如此。皇帝作为家族利益的总代表，必然要拥有绝对权力。多尔衮虽然有大功于爱新觉罗家族，然而他侵犯了皇帝的尊严。为了维护尊严，也为了维护整个家族统治的秩序，皇叔的生命就不得不牺牲了。

王位角逐的最终结果是落到了一个小孩的手中，然而一个年仅六岁的小孩在一群对皇位虎视眈眈，而又手握大权的权臣之间，感觉就像是一只待宰的羔羊。事实上，这位年幼的皇帝只不过是一个傀儡，权力集中在他的叔叔多尔衮手中。而皇帝之位之所以能落到这个六岁小孩的身上，据说跟其母亲——皇太后孝庄有莫大的关系。

摄政王多尔衮、皇太后孝庄二人的关系引起人们诸多遐想和猜测，生发出无数版本的传闻和野史，成为清初四大疑案之一的“太后下嫁”。太后（即孝庄）有无下嫁多尔衮，正史并无记载，史家也各执所见。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14子，为乌拉那喇氏阿巴亥所生。种种迹象表明，在努尔哈赤晚年纷繁复杂的储位之争中，皇太极与原居侧福晋之位的阿巴亥，曾联手诬告大福晋富察氏与太子代善私通等罪，达到了一石二鸟的目的：皇太极争位的主要对手代善被废太子之位，另一个对手莽古尔泰遭到了惨重打击；大福晋富察氏被努尔哈赤休弃，阿巴亥晋升为努尔哈赤的第三个大福晋，其子多尔衮三兄弟的地位也由此急剧上升，分别以14岁、8岁、6岁幼龄跻身八和硕额真之列。

争夺王位失败之后，掌握大权的多尔衮敏锐地抓住时机，接受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请求，亲率大军入关，击败了刚刚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一举占领北京。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多尔衮奉迎两宫皇太后和幼帝福临入京，定鼎中原，实现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梦寐以求的夙愿。多尔衮在分兵南下继续征战的同时，又取法于前明，制定各种规章制度。他总揽朝纲，尽心王事，在明、清王朝更替的历史中起了重要作用，其权势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称号由“叔父摄政王”进为“皇叔父摄政王”，直至“皇父摄政王”，等于就是太上皇了。年幼的顺治皇帝形同虚设。

天有不测风云，顺治七年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行猎时坠马跌伤，医治不得要领，十二月初九日死于喀喇城，享年39岁。灵柩运回北京，顺治帝追尊他为义皇帝，庙号成宗。多尔衮的葬礼依照皇帝的规格办理，埋葬在北京东直门外。

政治舞台的幕后，隐藏的是鲜血淋漓的残杀。以权力争夺为中心内容的宫廷矛盾，沉寂数年之后，又以多尔衮之死为突破口，犹如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顺治八年正月，多尔衮的贴身侍卫苏克萨哈向顺治皇帝递上一封检举信，揭发多尔衮生前曾与党羽密谋，企图率两白旗移驻永平（今河北卢龙县），“阴谋篡夺”；又说他偷偷制成了皇帝登基的龙袍服装，家中还收藏着当皇帝用的珠宝。

这时，只有13岁的顺治皇帝，第一次亲理朝政。他召集王爷大臣密议，公布郑亲王济尔哈朗等的奏折，历数多尔衮的罪状，主要是“显有悖逆之心”。少年天子福临向诸位王爷宣告说：“多尔衮谋逆都是事实。”于是，多尔衮被撤去帝号，连他的母亲及妻子的封典都被削夺了。

当时在北京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记载说：“顺治帝福临命令毁掉阿玛王（多尔衮）华丽的陵墓，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1943年夏天，盗墓者曾将多尔衮陵墓的正坟挖开，只见地宫中摆放着一只三尺多高的蓝花坛子，里面放着两节木炭。当时看管墓地的汪士全向盗墓者解释说：“九王爷身后被论罪，其中的金银元宝都被掘去，据说坟地遭过九索（挖抄九次）。坛子是骨灰罐，是一个虚惊位（象征性的尸棺）。”由此可见，顺治皇帝对多尔衮的仇恨有多深。

顺治帝福临仇恨多尔衮，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多尔衮的确是想当皇帝的，暂时没当皇帝只是一种策略而已，但对小皇帝却是个寝食不安的威胁。顺治五年十一月，他凭借自己的权力，再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用皇帝的口气批文降旨。当时人写的《汤若望传》说：“他穿的是皇帝的服装。”顺治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在他的操纵下，追封自己的生母、努尔哈赤的大妃纳喇氏为太皇太后，他自己则完全以皇帝的面目出现。顺治十二年，福临在对诸王大臣回忆当时的事时说：“那时摄政王摄政，朕只是拱手做点祭祀的事，凡是国家的大事，朕都不能参与，也没有人向朕报告。”多尔衮一旦机会得手，亲自登上皇帝宝座，没有任何理由排除这种可能。

逮杀豪格后强占他的妻子，是多尔衮引起福临愤怒的一个重点。顺治元年四月，以往支持豪格的正黄旗头子何洛会，向多尔衮告发豪格图谋不轨，说豪格后悔当初在继位大事上有失谋算。其中有一句侵犯多尔衮的话说：“我豪格恨不得扯撕他们的脖子。”多尔衮以“诸将请杀虎口王（豪格）”为由，企图谋杀豪格。由于他的同胞弟弟顺治小皇帝哭泣不食，才得以免死。顺治五年，反对豪格的人建议将豪格处死，多尔衮假惺惺地说：“如此处分，实在不忍！”便将豪格幽禁起来，这等于判了豪格无期徒刑。数月后，豪格就不明不白地惨死在狱中。顺治七年正月，多尔衮强迫豪格的福晋（妻子）博尔济锦氏做自己的妃子，又害怕此事贻笑后人，就秘密布置大学士刚林在史档中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在对叔叔的清算中，小皇帝顺治终于开始了自己正式的皇帝之路，从此君临天下，大权独揽。

3.重用汉官，巩固大清江山

作为骑在马背上的民族，满族及其统治者爱新觉罗家族囿于自身的局限，想要管理好这个国家，还需更多的智慧。这就要求爱新觉罗家族去吸收那些原来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杰出人士，将更多的高门大族拉进自己的阵营，依靠他们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使皇权更稳固。

顺治很明白，要想加速统一中国的进程，巩固大清江山，必须强化对汉族官员的依靠。在他亲政以后，清廷中汉官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清廷有一条旧规，汉官在各衙门中不能掌印，即不能当家做主。顺治亲政不久就规定，谁的官衔在前，谁就掌印。顺治十二年（1655年）八月，都察院署承政事固山额真卓罗奉命出征，顺治即命汉官承政龚鼎孳掌管部院印信。龚鼎孳闻命后，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以一向以满臣掌印上疏推辞，但顺治仍坚持让他掌印。从此以后，汉官掌印才正式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内阁大学士起初满人是一品，汉人只是二品，顺治十五年（1658年）改为全是一品。六部尚书起初满人一品，汉人二品，顺治十六年（1659年）也全部改为了二品。

汉族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金之俊等，既熟悉典章制度，又老谋深算，富有政治斗争经验。顺治对他们都很信任和重用。他亲政不久，就任命范文程为原先全由满人出任的议政大臣，使之得到了汉人从未得到的宠遇。顺治与范文程常在一起探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范文程建议他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要顺乎民心、合乎潮流，并提出兴屯田，招抚流民，举人才。范文程的不论满汉亲旧、不拘资格大小、不避亲疏恩怨等重要建议，大多被顺治采纳。顺治与范文程过从甚密，常在其陪同下“频临三院”“出入无常”，宫廷内院几乎成了范的“起居之所”，连朝中一些汉官也为之不满，顺治却毫不在意。范文程在他手下屡屡加官晋爵，当范文程年老体衰、上疏乞休时，顺治仍然恋恋不舍，命他养好病后再加召用。

顺治重用和宠遇汉官，就是要“图贤求治”，使清王朝长治久安。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仍存在着满洲贵族对汉人本能的一种猜忌心理。他最担心汉官结党，因此时时加以防范。顺治十年（1653年）四月，大学士陈名夏、户部尚书陈之遴、左都御史金之俊等27名汉官联名上疏，要求重治杀害妻妾的总兵任珍。顺治立即警觉起来，认为陈名夏等人是党同伐异，便令各部七品以上官员云集在午门外，对陈名夏等人议罪。结果，陈名夏等人分别受到降级、罚俸的处分。后来，大学士宁完我又以痛恨剃发、鄙视满族衣冠、结党营私、包藏祸心的罪名弹劾陈名夏，使他终被处决。类似这样的猜忌、防范乃至加害汉官的事时有发生，但总体来看，顺治对汉官还是信任和重用的，也正是由于这些人在他统治期间助了他一臂之力，才使这位年轻的皇帝尚能有所作为。

顺治八年（1651年），由大学士范文程引见，福临与汤若望相识了，这位年已59岁、学识高深的外国传教士很快就博得了年轻皇帝的好感和敬仰。这一年，汤若望被诰封为通议大夫，他的父亲、祖父被封为通奉大夫，母亲和祖母被封为二品夫人，并将诰命绢轴寄往德国。不久汤若望又被加封为太仆寺卿，接着又改为太常寺卿。

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又赐名汤若望为“通玄教师”。顺治皇帝不仅使他生前尊贵荣耀，连他的身后之事也考虑到了。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就将阜成门外利玛窦墓地旁的土地赐给汤若望，作为他百年后的墓穴之所。后来，顺治亲笔书写“通微佳境”的堂额赐给他悬挂在宣武门内的教堂内，还撰写碑文一篇，刻于教堂门前，赞扬他“事神尽虔，事君尽职”。在顺治的恩宠下，汤若望真可谓是爵位连进，尊荣有加。因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认汤若望为义父，他便按满族习惯尊称汤若望为玛法，意即“爷爷”。

顺治对汤若望这种不同寻常的恩宠，原因究竟何在？他曾经对左右大臣这样说过：“汝曹月语我大志虚荣，若望则不然，其奏疏语皆慈祥，读之不觉泪下。”又说：“玛法为人无比，他人爱我，惟因利禄而仕，时常求恩；朕常命玛法乞恩，彼仅以宠眷自足，此所谓不爱利禄而爱君亲者矣！”

对皇帝的知遇之恩，汤若望感激涕零。因而，他常常直言以谏，为顺治帝执政出谋划策，充当着心腹顾问的角色。顺治皇帝临终时议立皇嗣，还专门征求汤若望的意见。

顺治帝年幼时，由于多尔衮的漠不关心和有意放任，始终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至他亲政时，对汉文依然十分陌生，甚至在汉大臣的奏章时，往往茫然不解其意。为此，顺治帝在亲政以后曾以极大的毅力苦读汉文书籍。他把乾清宫当作书房，摆放了数十个书架，经史子集、稗官、传奇时艺等无不有之。殿中还摆列长几，放置商彝周鼎、印章画册等文物。他每天除了处理军国大事外，都读书至深夜。有时五更起床读书至黎明拂晓，直到能够流利地背诵，方始罢休。为了保证有充足的读书时间，他还规定每月中逢五为视朝之期。短短的几年，福临对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大家的著作，明朝各个皇帝的实录，以及元明戏曲、话本等，无不涉猎，学识不断长进。他对当时著名评论家金圣叹评点的《西厢记》曾写下评语：“议论颇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足以显示福临对汉族文化的理解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平日，他也能够熟练地运用汉语批阅奏章，评定考卷了。

几年的读书生活，不仅大大提高了福临的汉文化造诣，而且使他体会到历代皇帝的丰富统治经验，十分推崇并决心效法历史上的贤主明君。顺治十年正月，16岁的顺治帝到皇宫内院《资治通鉴》，问身旁的大学士范文程、陈名夏等人：“自古帝王圣如尧舜。固难与比伦，其自汉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为优？”诸臣回答说：“汉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属贤君。”他又问：“此数君者又孰优？”陈名夏回答说：“唐太宗似过之。”福临并不完全赞同，随即指出：“岂独唐太宗，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划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这充分表明，他要以明太祖制定的典章制度等作为自己的典范，以巩固清朝的统治。福临亲政后，正是在汉族的历史文化熏陶下锐意图治，才使多尔衮摄政时的草创局面更加巩固，这也深刻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

顺治帝十分懂得儒家“文教治天下”的道理，竭力以尊孔和提倡封建礼教来完善和巩固清朝的统治，使自己在人民心目中树立起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顺治八年四月，年仅14岁的顺治帝遣官赴山东曲阜祭孔。次年九月，他又亲自到太学“释奠先师孔子”。以后几年，他还大修孔庙，更定孔子的谥号为“至圣先师”。他命内院诸臣翻译“五经”，并亲自主持编纂《顺治大训》《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通鉴全书》，提倡封建的纲常名教。同时，特命大学士冯铨等主编《孝经衍义》颁行天下，大肆旌表忠孝节烈。他还多次亲祭明陵，为崇祯立碑，赞扬崇祯“励精图治”，追谥为庄烈愍皇帝，并给为崇祯帝殉难的太监王承恩建墓立碑，赞扬王承恩“赴义捐躯”，“无愧臣节”，谥号为“忠”。又为明末“殉难诸臣”范景文、倪元璐等人“给谥赐祭”。这对于缓和汉族地主阶级与满族贵族的民族矛盾，起了显著作用，为大清江山的稳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传子不传贤，染“天花”获皇位

继承人的选择对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它关乎社稷的稳定，家族的兴衰。而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家族的利益更高于国家的利益。为了保证权力的一脉传承，他们的选择范围是狭小的，能力是次要的，血缘才是首要决定因素。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凌晨，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一位皇帝、年仅二十四岁的顺治帝福临因患天花逝世于养心殿。遗诏指定八岁的皇三子爱新觉罗·玄烨为皇太子。

据史书记载，顺治帝思考后事的安排可能是从正月初二日开始的。因为那一天早晨，当学士王熙到养心殿问安时，顺治帝把他留在身边，直到晚上才出宫。他们具体谈了些什么内容，已不得而知。然而，第二天，他又主动召见王熙，并让他靠近自己的床边说话。王熙在日记中写道：“是日，奉天诏面谕者关系重大，并前此屡有面奏，及奉谕询问密封奏折，俱不敢载。”王熙在自己的日记中都不敢把这些“关系重大”的内容记下来，可见君臣之间所谈论的内容除了继承人和其他重大的人事安排之外，就是对自己政务得失的反思和对后事的担忧等。

病榻上的几天，也许是顺治帝一生考虑问题最多的几天。尽管他已厌弃无聊的后宫以及繁杂的政务，但他可不敢拿祖宗浴血奋斗打下的江山来开玩笑。执政17年来，无论是叔王多尔衮摄政，还是自己亲政，凡有闲暇，他便读书写字，已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在史书中得知，在绵延几千年的各代王朝史上，为争夺皇位的惨杀和流血，既不讲什么君臣大义，也不顾什么骨肉亲情，宫廷和皇位的上上下下早已浸透了斑斑血迹。从自己的父亲皇太极即位和自己被推上宝座也都莫不如此。现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慎重地、充分地利用自己的权力做最后一次妥善的安排。至于自己死后如何，他当然不愿往坏处想。

初六的半夜，顺治帝感到自己不行了，急忙将学士麻勒吉、王熙召至养心殿，对他们说：“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即就榻前书写。”王熙泪如雨下，话都说不成句。顺治帝又说：“朕平日待尔如何优渥，训尔如何详切，今事已至此，皆有定数。群臣遇合，缘尽则离，尔不必如此悲痛。此何时，尚可迁延从事，致误大事？”王熙垂泪从命，在床前匆匆写下遗诏的第一段。此时顺治帝已疲惫不堪，由于于心不忍，王熙便请求顺治帝照以前所谈，等把诏书全部拟就再行进呈。顺治帝只得点头同意。麻勒吉、王熙二人赶紧到乾清门西朝房内起草了皇帝的遗诏。随后三次进呈，三次改动，直到第二天红日西坠才算最后定稿。几个小时后，顺治帝就去世了。

正是在这个长达千余字的遗诏中，皇三子第一次有了一个汉文名字：玄烨，并被指定为皇位继承人，然而这并不是顺治帝的本意。清朝初年，还没有像以前的中原王朝那样建立起一种稳定的立储制度——嫡长子继承制度。因此，顺治帝最初考虑的人选并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自己的弟弟。

在顺治看来，只有立一位年长的继承人才可能避免幼主临朝所产生的种种危机，而当时他的儿子最大的也只有八九岁，所以他排除了传子而决定传贤。但他的兄弟中也没有一个可以委之重任的人，因此便想到一个能干的堂兄弟——安亲王岳乐。

顺治的安排，遭到孝庄皇太后的断然否决。在孝庄看来，帝系的转移所引发的问题比幼主临朝还要错综复杂。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母子之间依旧不能沟通。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争论了，孝庄皇太后立即派人把传教士汤若望请进紫禁城进行磋商。

顺治帝当时已有8个儿子，长子和四子已夭折。剩下的6个儿子是：9岁的二儿子福全，8岁的三儿子玄烨、5岁的五儿子常宁、3岁的六儿子奇授、两岁的七儿子隆禧和八儿子永干。有人说皇太后原本指望继承人能仍出于自己的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因此不仅连续给顺治帝册封了两位这个家庭的皇后，另外还把四个姓博尔济吉特氏的女子册封为妃子。不过，值得深思的是，不仅两个皇后不为顺治帝所喜爱，连遭挫折，且六位女子都没有为顺治帝生下一男半女。那么，皇太后如果确实有这种打算的话，现在也是全部落空了。皇帝既然没有嫡子（皇后所生之子），就只能在庶出诸子中选择。常宁以下不是咿呀学语，便还在襁褓之中，只有福全和玄烨两个尚堪择取。玄烨聪明好学，早为皇太后所垂爱，福全虽年长一岁，但却有一只眼睛失明。因此，皇太后最终选择了玄烨。

汤若望建议册立已经生过天花的皇三子为继承人。当时为促成这样一个决断所提出的理由，是因为这位年龄较幼的皇子，在髫龄时已出过天花，不会再受到这种病症的伤害，而那位年龄较长的皇子，却尚未出过天花，时时都得小心着这种可怕的病症。

清代皇帝朝服“玛法”的意见值得重视，“玛法”的理由更使顺治帝折服。自己即将被天花夺去生命，还有什么能比这个理由更能打动他呢？就这样，清朝入关后最高权力的第一次移交，竟是因一位皇帝死于天花，一个不会再得天花的、本不受父皇关注的皇子立即身价百倍，小玄烨脸上的麻点顷刻间竟成了他成为帝王的资本。

在有生之年，顺治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违心的，他的传贤不传子的主张不仅遭到皇太后的反对，也遭到两黄旗大臣以及汉族官员的反对，就连他一向尊重、信赖的“玛法”汤若望也站在了太后的一边。

已经没有体力争辩的顺治，颁布的最后一道命令就是：册立八岁的皇三子为皇太子，赐名玄烨，同时挑选最为忠诚的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作为辅政四大臣，以明年（1662年）为康熙元年。

于是，那位三岁时因患天花而不死的皇子——玄烨，在继位后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勘与唐宗宋祖比肩而立的皇帝。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用在他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