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咸丰 苦命天子 在位多蹉跎（1/1）
咸丰帝奕詝，道光十一年（1831年）生于北京圆明园。道光于1850年正月丙午日病死后，他于同月己未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咸丰”。咸丰刚刚即位，就于咸丰元年（1851年）元月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正在咸丰镇压太平天国之时，英、法两国于咸丰六年（1856年）再次对华宣战，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而俄国却趁火打劫，蚕食中国领土。对于英、法、俄等国的侵略军，咸丰又妥协求和，被迫同各侵略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对外开放国门，并割让了大片土地，使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1.力图革兴，罢免穆彰阿
新官上任三把火。咸丰帝接手大清帝国之后，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效法祖宗的勤政风范，试图力挽狂澜。他罢免了父亲的重臣穆彰阿，把鸦片战争的责任推到一个臣子的身上，企图以此来打开振兴的大门。然而，积重难返的大清帝国那蹒跚的、走向深渊的步伐却没有丝毫停留。
年轻的奕詝登上皇位时，颇有点大干一番的味道。他极力效法祖宗的勤政风范，从《实录》中看，他此时的工作极为勤奋，每天都有许多谕旨下达，其中，不少是亲笔写的朱批、朱谕，不劳军机大臣动手。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守住这份祖业，重显祖宗昔日荣光。咸丰帝在上台后的八个月，便主演了一场好戏——罢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
穆彰阿（1782—1856年），字子朴，号鹤舫，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出身于满族官僚家庭，父广泰，官至内阁学士、右翼总兵。
穆彰阿于嘉庆十年（1805年）中进士，选庶吉士，累迁礼部侍郎，历任兵部、刑部、工部、户部侍郎。道光初年，受到道光帝的信任，由内务府大臣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两署漕运总督，继授工部、兵部、户部尚书等职，并自太子少保晋太子太保，充上书房总师傅，拜武英殿大学士。他于道光七年（1827年），入军机处学习行走，次年授军机大臣，蝉联十年，至道光十七年又升任首席军机大臣。“终道光朝，恩眷不衰”，前后担任军机大臣有二十余年。
穆彰阿长期当国，专擅大权。对上奉承迎合，固宠权位；对下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他利用各种考试机会，招收门生，拉帮结派，形成一个极大的政治势力集团。《清史稿》记载他“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
在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期间，穆彰阿主张维持鸦片走私现状和对外妥协投降，在道光帝的对外决策中起着极大的负面作用。鸦片战争爆发前，他包庇鸦片走私和官吏层受贿，阻挠禁烟，对于道光帝授予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大权，极为嫉妒。
战争爆发后，穆彰阿极力打击以林则徐、邓廷桢为代表的抵抗派，主张向英国侵略者求和。他先赞同琦善对英军妥协求降，之后更支持派遣耆英等为代表与英国侵略者签订南京条约，继而与美国、法国等签订其他不平等条约。在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派往广州查禁鸦片时，穆彰阿虽不敢公然反对和出面阻挠，暗地里却伺机进行破坏。当英舰北上大沽口进行威胁时，他看到道光帝“意移”，即由主战动摇为倾向于妥协，便以“开兵衅”的罪名加给林则徐，表示赞同和议，促使道光帝“罢林则徐，以琦善代之”。
而当琦善在广州向侵略者委曲求全，擅自与义律谈判赔款与割让香港的问题败露，以致被革职锁拿回北京等候审判时，他又示意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等，出面要求道光帝对琦善从轻处理；直到奕经被任命为扬威将军派往浙江主持战事，他又保举琦善随军“戴罪立功”。另一方面，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在鸦片战争和战后推波助澜，为英国侵略者张目，连续制造冤案，阻挠抗英反侵略斗争的进行，林则徐、邓廷桢被远戍伊犁，在台湾坚持抗英斗争的姚莹、达洪阿被革职押解进京，都与他从中陷害有关。
在战争进行期间，穆彰阿持消极态度，反对对英军侵略进行自卫反抗。江浙每一败仗警报，他就“相顾曰：‘如何！’盖谓不出所料也”。等到战争结束时，他又公开表示，“兵兴三载，糜饷劳师，曾无尺寸之效，剿之与抚，功费正等，而劳逸已殊，靖难息民，于计为便”，竟全盘否定东南沿海四省广大爱国军民浴血抗战、流血牺牲的反侵略斗争。而也正是他有资格劝说，道光帝才接受英国侵略者所提出的全部不平等条款。之后，他更进而支持战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当时的爱国士人曾赋诗道：“海外方求战，朝端竟议和，将军伊里布，宰相穆彰阿。”反映了人们对他作为投降派首要人物的一般看法。
穆彰阿对于道光末年的政治败坏，应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一八五Ｏ年十二月一日，咸丰帝终于动手了。这一天，他打破向皇太贵妃（即其养母博尔济锦氏）请安后再办公的惯例，首先，颁下一道《罪穆彰阿、耆英诏》的朱谕。这份文件的分量不亚于一次政变，紫禁城为之震动，空气也变得凝重起来。
通过罢免穆彰阿、耆英，咸丰帝表述了其全新的对外政策：将起用对外强硬的官员，使用强硬的手段来对抗英国等西方国家。他的这种全力保住并尽可能挽回国家权益的意向，是值得肯定的；但就实际举措而言，以为用忠摈奸即可抗“夷”的策略则显得十分幼稚。对外强硬取决于武力的强大，若非如此，只是一种虚张。
此道谕旨颁下后，安徽布政使蒋文庆、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福建学政黄赞汤亦先后上奏，提出具体计谋，咸丰帝皆发下，令沿海各省参照执行。蒋文庆建议：一、沿海各省将备弁兵，日日讲求训练；二、沿海地方官，力图团练之法；三、仿造台湾定例，道、府地方府节制辖地驻军。周天爵判断英国再犯有三个方向，即长江、天津、山海关。他建议用木头或石料制作三十万斤大炮，并在战术上诱敌登岸，用火攻、陆战制敌。黄赞汤要求在粮饷、器械、义勇上早作准备，以便早定出奇制胜的计谋。
咸丰帝的谕旨，只令筹防，而未言及如何筹防。蒋文庆、周天爵、黄赞汤的计谋未能切中要害，甚至不着边际，与战时杜守田的“木箨火攻法”相类似。然而，圣旨又是不能不执行的，各地的做法也就阳奉阴违，各行其道。对此，咸丰帝也无能为力，他制定不出像样的海防政策来，地方官也没有制敌良策，只好各行其是，独自行事了。
虽然咸丰还在做着中兴大梦，试图力挽狂澜，希望有所作为。但是，罢免一个穆彰阿，对已经死气沉沉的大清帝国来说，已起不到任何作用了，这个东方帝国正越来越迅速地滑向深渊。
2.闻风而逃，酿华夏千古奇耻
面对强敌入侵，爱新觉罗的子孙居然望风而逃，致国家民族不顾，作为在马背上夺得天下的爱新觉罗家族来说，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悲哀。对外敌的恐惧，预示了这个家族最终的结局。
咸丰当政时对外碰到的最大难题，是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法三国向清政府提出修改《南京条约》等要求，遭到清廷拒绝。咸丰六年（1856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进犯广州，被击退。
咸丰七年（1857年）十一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兵败，后被俘，解送印度加尔各答，死于囚禁。
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英法联军及英、法、俄、美四国公使，抵达天津大沽口外，要求所谓“修约”。咸丰令直隶总督谭廷襄“以夷制夷”：对俄示好，对美设法羁縻，对法进行诱劝，对英严辞责问。谭廷襄奉旨行事，结果未能成功。四月，英法舰队在俄、美支持下，攻陷大沽炮台，逼近天津，清军8000余人溃败。
此时，咸丰想起当年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但英、法却拒绝同耆英谈判。咸丰无奈，只好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谈判。五月，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分别与英、法、俄、美等国代表，签订中英、中法、中俄、中美《天津条约》。条约样本奏上，咸丰虽然愤怒，却不得不批准。他在愤怒之下，令耆英自尽，算是找了一只替罪羊。
同时，沙俄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也趁火打劫，兵逼瑷珲（今爱辉），约黑龙江将军奕山谈判边界事务。俄用武力迫使奕山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中国领土60万平方公里，并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划为所谓中俄“共管”。
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英、法借口换约，又率军舰到大沽口。英法舰队进攻大沽炮台，清提督史荣椿下令开炮还击，重创英、法舰队，击沉4艘、击伤6艘，死伤400余人，重伤英舰队司令贺布。英法联军在美舰掩护下狼狈退走。咸丰见大沽获胜，尽毁《天津条约》。之后，英、法两国都在调兵遣将，准备新的侵略。
咸丰十年（1860年）春，英军18000余人，法军7000余人，陆续开赴中国。不久，占舟山、攻烟台。六月，英法联军再向大沽进攻。清僧格林沁率兵守大沽，而疏防北塘。僧格林沁上奏要在大沽同英法联军决战，咸丰谕旨：“天下根本，不在海口，而在京师。”七月，英法联军由北塘登陆。咸丰战和不定，痛失歼敌良机。英法联军攻陷塘沽后，又攻占天津。咸丰派大学士桂良、直隶总督恒福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谈判。英、法提出天津开埠、赔款等要求。桂良拟好接受条款奏报，咸丰谕先退兵、后定约。英法联军以谈判不成，向通州进军。八月，咸丰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前往通州议和。载垣接受英、法要求，但英、法又提出向皇帝亲递国书，被载垣拒绝，谈判失败。载垣、穆荫拘囚英使巴夏礼等，解到北京。英法联军继续进攻，大战于通州张家湾。僧格林沁战败，退到通州八里桥。英法联军6000余人进犯八里桥，僧格林沁、胜保兵再败。
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让皇六弟、恭亲王奕訢为钦差大臣，以便行事，办理和局。咸丰心生一计：暗示大臣奏请“秋狝木兰”。初八日，咸丰以“秋狝木兰”为名，从圆明园启程奔往热河，授权恭亲王办理与各国换约事宜。英法联军进至北京德胜门外，二十二日（10月6日），攻占圆明园，总管园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奕訢奏请放还巴夏礼等。这个事件影响重大：
第一，签订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又定中俄《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中国领土60万平方公里，并将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40万平方公里，割给了俄国。之后，俄国又占去巴尔喀什湖以东44万平方公里土地。
第二，英、法两国索赔白银1600万两。
第三，九月初三日（10月18日），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大火冲天，数日不熄。圆明园惨遭焚劫，使中华园林之瑰宝暨珍藏之文物珍品，或惨遭劫掠，或化为灰烬。
第四，英法联军侵入京师，这在中华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英法联军侵入京师，使得大清庙社震惊，圆明园三遭焚掠，京师百姓遭殃，中华文明受辱。这是中华千古未有之奇变，也是民族千古未蒙之奇辱。
可是，咸丰皇帝是怎样对付英法联军侵略的呢？
第一，咸丰没有下诏决战。他没有作战决心，也没有周密部署。起初，英军18000余人，法军7000余人，陆续开赴中国边境。咸丰皇帝没有发布诏书动员军民积极抵抗，也没有派军队守住天津塘沽海口，反而在圆明园庆祝他的30寿辰，在正大光明殿接受百官朝贺，并在同乐园连演四天庆寿大戏。咸丰和王公大臣沉醉在园内的听戏欢乐中，英法联军却加紧了军事进攻。
第二，咸丰没有政治韬略。咸丰战和不决，小胜即骄。打了败仗，签订《天津条约》；略获小胜，又撕毁《天津条约》；再打败仗，又拒绝妥协。施展猫伶狗俐小技，使得事态逐渐扩大。没有使天津谈判当即解决，而支持肃顺、载垣、穆荫一伙，将英使巴夏礼等诱擒到北京，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咸丰帝没有韬略，没有格局，耍小把戏，玩小权术，使主动局面变成被动局面，又使被动局面更加被动。
第三，咸丰没有身守社稷。面对英法联军6000余人犯八里桥，咸丰没有动员兵民“勤王”，全力守卫京师，而是准备逃跑。当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原因之一是“天子守国门”，抵御入侵。明朝的崇祯皇帝，在社稷危难之时，既不迁都逃跑，也不巡狩围猎，而是发出“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的哀叹，登上煤山，自缢而死。可是，咸丰皇帝在大敌侵入之时，不尽职守，不守国门，却带领老婆儿子、军机大臣、王公贵族，逃之夭夭，美其名曰“巡狩”。
咸丰皇帝不仅没有国君的使命感，也没有历史的责任感。咸丰皇帝在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的历史责任上，不但有过，而且有罪。咸丰皇帝应是《北京条约》签订的直接责任者。咸丰在外敌入京、义军蜂起、社稷多难、江山危急之时，逃离皇都北京，躲在避暑山庄，而且恐惧洋人，拒不回銮返京，从而铸成大错。
3.沉迷美色，为中华民族埋下祸患
面对内忧外患，咸丰帝很快就失去了初登大宝时的雄心，整天沉迷于女色，而后来那位赫赫有名的慈禧太后就在这个时期走进了宫廷，受到了咸丰的宠爱，为后来专权铺就了道路。这对爱新觉罗家族来说，可谓雪上加霜。
咸丰帝刚刚即位时，也是想有所作为，面对此起彼伏的变乱，召对批章，励精图治。然而，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起义如此猛烈地荡涤着大清江山，极大地动摇了封建统治秩序；英、法、美、俄列强也攻城略地，加紧在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入侵中国。面对内忧外患的交织缠绕，国家时运空前艰难，才识平平的咸丰帝绞尽脑汁，却无济于事，眼睁睁地看着大清国这辆破烂沉重的马车，在茫无边际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之后，咸丰帝很快丧失了精气神儿，对大清彻底失去信心，索性破罐子破摔，沉湎于美色之中。
不久，咸丰帝对后宫内留着天足的旗籍后妃们便失去了兴趣。他渴望弄到一批江南小脚美女，供自己享乐。但是，早在顺治年间孝庄皇太后就留下一面铁牌，赫然警示：“敢以小脚女子入此门者，斩！”此铁牌历代子孙无一胆敢拔去，咸丰帝虽色胆包天，也不敢动它半个指头。但他很快有了新主意，将那面讨厌的铁牌无声地粉碎了。
他暗遣心腹官吏，到江浙一带花重金购买了数十名美女。祖上不允许小脚美人逾越那面锈迹斑驳的铁牌进入紫禁城，他便将她们引入圆明园的行宫之中。按照祖上通例，皇帝一般在三四月间入住圆明园，到八月间完成木兰秋弥之后，返回紫禁城皇宫。
小脚美人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咸丰帝哪里按捺得住！总是一过新年，他就急匆匆地赶往圆明园，直到十月份，才依依不舍地从那群娇俏艳丽的江南尤物中钻出来，颇不情愿地回到那群旗人后妃中去。
咸丰帝为了女色自娱，在冲破祖训方面可谓是独具匠心。他追求淫乐不知满足，并且充满想象力。他以加强圆明园安全警卫为由，雇佣十几位美貌女子为保镖，每人装备一个绑铃，打更巡警。每当夜幕降临，就有三名装备绑铃的巡逻女子，到皇帝寝宫外敲击响铃。咸丰帝增设这一节目后，淫乐更加方便，对一些佳丽呼之即来，呵之即去。
“上好色，下必献之。”之后，善于拍马的臣子将几个特别美貌的女子弄进圆明园，咸丰帝龙颜大悦，给她们一一上了封号，这就是民间传闻的所谓“四春”：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
四春中，杏花春尤为娇冶，幼年曾被卖给妓院，咸丰的心腹特意购来敬献给圣上，对此，咸丰帝极为喜爱。这时，海棠春也刚好入住圆明园，咸丰帝更为欢喜，倍加赏赐心腹。很快，心腹又献来牡丹春，牡丹春是江南人，善于媚工歌舞。咸丰帝在温柔乡里乐不思蜀，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有了“四春”的陪伴，咸丰帝的斗志更加消沉了，他开始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纵情声色。
咸丰除了这四春外，还宠爱所谓的“天地一家春”慈禧。慈禧在咸丰二年的选秀中进入宫廷，之后，受到了咸丰的宠爱，而这个权力欲极强的女子在后来通过一系列手段，将大权集于自己手中，奉行所谓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无耻政策，让国家的尊严荡然无存，彻底将大清帝国推向了深渊，咸丰帝实在是愧对其列祖列宗。
4.判断错误，辛酉政变遗祸无穷
谢幕的时候到了，咸丰将权力移交给了自己唯一的儿子。为了让最高权力不外落，他为自己的儿子设计了权力平衡构架。作为一个父亲，咸丰帝的设想是好的，但由于他没有看清当时家族内部的实际情况，他的安排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在他去世后，发生了辛酉政变，家族的最高权力也就旁落他人。
1860年8月16日，咸丰一行逃难者终于到达了热河行宫，住进了清帝在热河时的寝宫——烟波致爽殿。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初二日，咸丰诏定二月十三日回銮。其后，又规定了启銮后详细的行程安排。这边在京城留守的王公大臣们都翘首以盼，希望皇帝尽快回宫，一来人心大定，二来可以使咸丰早日摆脱肃顺等人的左右，为下一步行动创造条件。但令他们失望的是，皇帝的病情又有反复，并进一步恶化。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下午，咸丰帝病情突然加重，昏厥不醒，奄奄一息。经御医紧急抢救，直到晚上，皇上才慢慢苏醒过来。到半夜时，皇上吃了一副药后，精神略有好转。他知道这是回光返照，死神已向自己招手。为了使自己的皇子能够顺利地当上大清国的皇帝，咸丰皇帝急忙派人把大阿哥、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和军机大臣召来，临终托孤。咸丰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又谕：“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以上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顾命八大臣”或“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等请咸丰帝朱笔亲写，以昭郑重。而咸丰帝此时已经病重，不能握管，遂命廷臣承写朱谕。咸丰在病逝前，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懿贵妃掌管）。
为什么此时才立大阿哥为皇太子呢？虽然清朝皇帝在立嗣君时，一直沿用雍正建立的“密储制度”，但咸丰帝除了大阿哥载淳之外，别无他子，所以一直没写密诏。现在他自知命在旦夕，如不临时变通，自己一旦突然崩逝，将出现历史上多次发生的争夺皇位之惨剧，他宠爱的独苗儿子将无以安身，国脉很难在本支永传。因此，他决定今天就把这件事定下来，使大阿哥能名正言顺地成为皇位继承人。
皇上确定了大阿哥为皇太子，为了让皇子能够顺利地度过过渡期，学到更多治理国家的经验，使国家大事不因自己的离去而受到影响，随即又下旨委任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专责辅弼皇太子。1861年8月22日凌晨，咸丰病逝于承德避暑山庄，卒年31岁。
应该说，咸丰这样安排，是费尽心思的。两位皇太后和幼帝为一方，八位赞襄政务大臣为一方，不突出任何一方，缺了任何一方又不可。这既不是垂帘又不是辅政，而是“垂帘辅政，兼而有之”。然而，令咸丰意外的是，他选择的托孤大臣在随后不久的辛酉政变中，这些人就很快走下了历史的舞台。而造成这一切的结果是，咸丰没有看清朝廷内部的形势，当时，朝廷的主要政治势力，可以分为三股：
一股是咸丰临终顾命、赞襄政务的八位大臣，主要为两部分人：载垣、端华、肃顺、景寿四人为宗室贵族、军功贵族；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四人为军机大臣。当时军机大臣共有五人，其中，文祥兼户部左侍郎（尚书为肃顺兼），因上言力阻“北狩”而被留在北京，是军机大臣中唯一被排除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外者。
第二股是咸丰帝的几位兄弟。咸丰死时，道光九个儿子中健在的还有五阿哥惇亲王奕誴、六阿哥恭亲王奕訢、七阿哥醇郡王譞等。在咸丰死时，几位亲王尚年富力强。他们同朝中顾命大臣以外的势力联合起来，成为朝中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第三股势力，就是6岁的同治皇帝和两宫太后——东太后慈安和西太后慈禧。他们虽是孤儿寡母，在帝制时代却是皇权的核心。咸丰在临终之前，特制“御赏”“同道堂”两颗印章，作为日后颁布诏谕的符信。换句话说，奏折“经赞襄大臣拟旨缮进，俟皇太后、皇上阅后，上用‘御赏’下用‘同道堂’二印，以为凭信”。这两颗印章，“御赏”之章，为印起；“同道堂”之章，为印讫（结束）。将“御赏”章交皇后钮祜禄氏收掌，而将“同道堂”章交皇太子载淳收掌，因载淳年幼，“同道堂”章实际上由其生母懿贵妃掌管。咸丰的旨意是，在他死后，由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与八大臣联合执政，避免出现八大臣专权的局面，也避免出现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专权的局面。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实权在八大臣之上，因为她们都有对于八大臣所决策军政大事不予盖章的否决权。
很明显，如果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不加盖“御赏”和“同道堂”这两颗起、讫之章，那么，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是发不出“诏书”和“谕旨”的，赞襄政务八大臣之议决均不能生效。相反，由内臣拟旨而不经过顾命八大臣同意，加盖“御赏”与“同道堂”两章即能生效。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权力平衡的结构，但咸丰没有把自己兄弟的势力纳入“赞襄政务”的权力系统内。比如说，用恭亲王奕訢“摄政”或“议政”或“辅政”或“赞襄”，后来情况也就会不一样。
1861年11月1日，慈禧等人发动政变，宣布解除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并派人去路上逮捕肃顺。很快，慈禧发布上谕，否认咸丰遗诏，下令将肃顺斩首；让载垣、端华自尽；另外五大臣则被革职或充军。八大臣的第一个重要罪状就是“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也等于向侵略者表示，她是“尽心和议”的卖国贼。接着，宣布废除八大臣原拟的祺祥年号，改明年（1862年）为“同治”元年，表示东、西二太后共同治理朝政。慈禧之号也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这一年，正好是辛酉年，故又称“辛酉政变”。而发生此事的地点又在北京，故又称“北京政变”。
从此，慈禧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了47年的罪恶统治。她上台的第一桩罪行，就是“借师助剿”，和外国侵略者共同血腥镇压了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中国历史上许多不平等条约，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都是在她统治时期与外国签订的。她的篡政和统治，使近代中国蒙受了无穷无尽的屈辱。
咸丰皇帝临终前没能正确平衡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导致辛酉政变的发生，从而出现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影响中国历史近50年，咸丰的责任不容推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