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的父债子还（1/1）

与唐玄宗相比，宋徽宗是更加“高产”的皇帝，他生育的子女多达80个，其中有38个儿子和42个女儿。两个人的另外一个相似之处是，都曾经做过太上皇。然而，同唐玄宗最终在长安郁郁而终不同，宋徽宗的下场则更加凄凉。宋徽宗有如此之多的孩子，但他最终选定的接班人是最坑爹的儿子宋钦宗。两个人懦弱的基因一脉相承，最终酿成了“靖康之变”。我们先从宋徽宗开始讲起。

宋徽宗赵佶（jí）皇帝生涯的开始，充满着极大的偶然性。

宋徽宗的父亲宋神宗赵顼（xū），是特别想有一番作为的皇帝，他在任期间推行的“王安石变法”，更是为后世所津津乐道。不过天不假年，宋神宗只活了37岁，就遗憾地告别了人世，以及他心中的帝国宏伟蓝图。宋神宗生前，他的皇后向氏没有生育，因此神宗没有嫡出的儿子，他的14个儿子都是嫔妃所生的庶子。在众多庶子之中，最终选定的继承人，是当时在世最年长的儿子—宋哲宗赵煦。

宋哲宗是个更加悲催的皇帝。他登基时只有8岁，长期被自己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氏（高滔滔）干政。高太后是北宋历史上一个很关键的人物，由于宋神宗英年早逝，导致王安石的新政戛然而止。高太后之后任用司马光[1]，对新政的主导人实施了反攻倒算。自高太后开始，北宋的党争愈演愈烈，大宋帝国开始进入衰败期。宋哲宗本人是一位颇有头脑的皇帝，但是也长期遭受高太后压制，后来完全沦为傀儡，就像一个空壳子的橡皮图章。被架空的皇帝好不容易熬到成年，结果23岁就病死了。去世的时候，宋哲宗甚至都还没有自己的儿子。没办法，皇帝继承人就只能从宋哲宗的兄弟里面来选。

兄终弟及，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非主流的皇位继承方式。一般情况下，兄终弟及考虑更多的因素是“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也就是说，这种方式能够保证皇帝大位不会任性地交给一个幼童，进而出现皇权旁落给外戚、宦官，甚至最终崩盘的极端局面。然而，这种方式最大的弊端，是同辈继承违反了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容易给平辈身份相同的众多皇族兄弟，造成继承人合法性的困扰，从而酿成更加血腥的皇室内斗。

前朝的兄终弟及，有顺风顺水的，比如三国的孙策和孙权就是平稳交接，保证了东吴孙氏政权的稳定，此后三分天下有其一；当然也有鸡飞狗跳的，比如本朝的赵匡胤和赵光义，把一个极其严肃的皇帝工作交接，生生给弄成了娱乐圈的悬疑大片—烛影斧声。这件事，成了北宋民间街头巷尾的谈资，后世历代的好事者竞相八卦，乐此不疲。

不过，宋哲宗的弟弟们，却并不存在这样的困扰。

作为刚刚驾崩的宋哲宗的同父异母弟弟，端王赵佶只是宋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然而，赵佶之前的十个哥哥，有九个已经不在人世。唯一一个在世，还能和赵佶形成竞争关系的候选人，是申王赵佖（bì）。然而申王赵佖，却患有非常严重的眼疾，看不见东西。

就这样，连续两代皇帝早亡，唯一的哥哥又是个盲人，赵佶意外而又幸运地登上了皇位。这一年，是公元1100年，宋徽宗赵佶时年18岁。

做皇帝之前的赵佶，已经是一位书法和绘画艺术的狂热爱好者。这一点，在他即位做皇帝之后，也丝毫没有改变，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宋徽宗的左膀右臂之一，官至尚书左丞的蔡京，就是北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当时的书法界，有“苏黄米蔡”四大家的说法。而蔡家，无论蔡襄还是蔡卞，都远远比不上蔡京的书法出色。一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蔡京的作品，比如《节夫帖》《宫使帖》等。

要说蔡京也是位老臣，年轻的宋徽宗做皇帝的这一年，蔡京已经年过半百了。应该来讲，蔡京跟宋徽宗压根就不是一个辈分的人，如果不是因为艺术上的这点共同追求，两人想来也很难玩到一起去。已经53岁的蔡京在官场上混得并不好，新皇帝一上任，他就接到一纸调令，被贬官到太原去了。后来，郁郁不得志的蔡京，画了一幅画，叫作《爱莫助之图》，而这幅画辗转到了宋徽宗手里，慧眼识英才的宋徽宗眼前一亮，蔡京这下才迎来了自己在大宋朝廷的春天。

宋徽宗的另外一个股肱之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册封为王的太监童贯。

童贯比蔡京的岁数稍小，但也是常年混迹于官场上的中年油腻大叔一枚。童贯擅长鉴赏各类金石玉器，是当时北宋一位出色的鉴宝专家。宋徽宗特意封童贯为自己的特勤供奉官，到处搜集各路名家的书画作品。童贯因为替宋徽宗搜罗江南的古玩字画有功，而被破格提拔。童贯把搜罗字画这件事情当成了自己的专业来做，因此也练就了一手好书法。比如说当年童贯曾经搜罗到发迹之前的蔡京的画作、屏风、折扇等不一而足，童贯就在画作上写上自己的评语，然后再转交给皇帝。凭着这股子对于专业知识的钻研精神，以及自学成才的成功欲望，童贯后来官运亨通，尤其是在帝国枢密院中掌兵多年。

换句话讲，包括宋徽宗本人在内，在当时北宋中央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居然少有政治家，反而是云集了一群艺术家。这样的政府机构，在治理国家时很难做到对症下药。更何况，蔡京和童贯这两位北宋高官，除了爱好艺术之外，还玩弄权术，卖官鬻爵，把朝野内外搞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当时宋徽宗朝的大臣们调侃这二位奇葩，私下里把蔡京戏称为“公相”（公宰相），而把童贯戏称为“媪（ǎo）相”（母宰相）。

有了这二位宠臣的忠心辅佐，宋徽宗则腾出更多时间来考虑更高层次的问题。比如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如何更加系统化、流程化、模块化地获取奇珍异宝、名家名作上面来。宋徽宗非常有创意地创造了一个叫作“花石纲”的物流方式。古代最为先进的物流方式莫过于水路运输，大宋也不例外。而所谓的“纲”，意思是指一个物流团队，一般来说十艘船就成为“一纲”。所谓“花石纲”，也就是专门运送花石的专业物流团队。

花石纲因为是皇帝特意督办的专业队伍，因此必须体现专业性，所以在花石纲经过的地方，当地百姓要提供沿途补给以及劳动力。当然，有时候为了让花石纲船队通过，全国各地拆除桥梁，或者卸掉城门的事情，也没少干。

作为北宋政权的团队带头人，宋徽宗在搭建自己团队的时候，考虑更多的不是专业性，而是凭借个人好恶来选择团队成员。而且在这个团队的指导之下，宋徽宗则更加肆无忌惮地按照自己的个人好恶来治理天下。

不专业的行政团队，带来的一定是不专业的施政效果。

公元1120年，大宋宣和二年，是宋徽宗执政的第20个年头。

中国的华北、江浙一带先后爆发了宋江和方腊起义。尤其是方腊的起义，以宗教名义来凝聚人心，发展力量。鼎盛时期的方腊势力，占据了今天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的大片地区，方腊起义的气势之盛，不亚于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

所有这些，都为宋徽宗政权敲响了灭亡的警钟。然而，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宋徽宗却不以为然，在他眼里，官场风气败坏以及百姓民不聊生，都不能阻挡他在艺术道路上的苦苦追求。宋徽宗以官方的名义成立了“宣和画院”，自己更是参与运作，事必躬亲，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画家，比如张择端。张择端的传世精品《清明上河图》，就出自宣和画院；宋徽宗本人的花鸟画，在艺术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造诣。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国画爱好者，在临摹宋徽宗当年的作品。此外，宋徽宗还创造了一种新的书法流派—“瘦金体”。瘦金体的字体，笔法清奇，暗藏刀锋。一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认为，这种字体的确是不可多得的艺术上品。

宋徽宗的爱好十分广泛。他崇尚道教，称自己为“道君皇帝”，自己封自己为道教的教主。在此期间，宋徽宗发掘和整理了大量的道教典籍，成为后世道家的重要典籍；宋徽宗爱好茶道，整理并撰写了《大观茶论》，这本书也成为中国茶书的经典。

宋徽宗生性浪漫风流。他根据古籍记载，将赵宋皇室所有贵族女孩重新命名，把自己的公主们全部按照中国上古时代的说法，改称“帝姬”。公主以下的郡主、县主则分别改称“宗姬”和“族姬”。这是秦之后几千年的历史上，公主的称号唯一一次改名为“帝姬”；宋徽宗虽然有后宫佳丽三千，但他依然迷恋青楼女子。京城汴梁的花魁和名妓，宋徽宗雨露均沾。而在东京城内烟花柳巷的万花丛中，李师师独得皇上恩宠。为了李师师，宋徽宗居然同当时的词人周邦彦争风吃醋。不甘示弱的周邦彦因此专门写词挖苦皇帝，并曝光宋徽宗的床笫之事，成为当时娱乐圈一件极其狗血的新闻头条。

我们不妨来欣赏一下这首传说中的听床之作：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宋·周邦彦·《少年游·并刀如水》）

这首词虽然场景不雅，但意境不低，遣词造句更是不流俗。

应该来讲，有资格做宋徽宗情敌的，水平也不是一般人。

多才多艺、风流倜傥的宋徽宗赵佶，除了做皇帝不专业，其他的几乎样样都很专业。不过他忘了，皇帝才是他真正的职业，大宋政坛才是他展示自己的职场。皇帝这个职位全天下只有一个，没有正当理由不能辞职，不能退休，也没法跳槽。而且你还不能懈怠，你如果懈怠了，全天下有的是心怀叵测的人愿意取代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一定要出事的。而皇帝这个职业，只要出事，就一定是能够把天捅个窟窿的大事情。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后来的灭辽之战。

公元1115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2]建立金国，初生的金国充满活力，在军事斗争中屡败辽兵。而这个时候，历年来在同北方辽和西夏作战中没有占到过什么便宜的大宋，终于看到了趁火打劫的一点希望。如果在这个时候充分落井下石，配合金国一举灭掉辽国，则可以趁机火中取栗。如果运气足够好，甚至能够收回汉人的传统故土—幽云十六州。

前朝的五代，因为后晋儿皇帝石敬瑭的卑躬屈膝，幽云十六州在辽国的契丹人手中已经长达一个多世纪，这始终是大宋历任皇帝的一块心病。事实上，这不仅是一块心病，而且是关系到大宋帝国生死存亡的一件事情。

传统意义上的幽云十六州，又称为“燕云十六州”，在地理上是指长城以南的北京、天津和河北北部、山西北部等地区。打开一张地形图（见图2-1），我们可以看到，在汉族及游牧民族之间的拉锯战中，幽云十六州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这块区域，大概占据

图2-1 幽云十六州

了太行山山脉的北麓以及燕山山脉，是一块天然屏障。

如上，是传统教科书的叙述方式，然而我们读完之后还是一头雾水。从以上这张传统的幽云十六州示意图上，我们甚至看不出这块地方对于华夏民族生存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大片国土而已。

那么我们换一个角度，重新来审视一下幽云十六州的战略价值。

先看一张中国全年400毫米的降水量示意图，如图2-2：

图2-2 中国全年400毫米的降水量示意图

400毫米的降水量线，对于传统中国来讲，恰好是半湿润地区与半干旱地区的区分点，也是古代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天然分界线。很显然，幽云十六州（黑色部分）恰好就卡在这条界限中间。也就是说，不同于我们之前讲到的秦岭、黄河、大巴山等天然屏障隔开了古代汉人的传统人口地理单元，幽云十六州实际上刚好处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拉锯区域，秦汉隋唐等汉人农耕文明强势的时候，幽云十六州就掌握在汉人手中，作为对抗游牧民族、保卫农耕文明的“桥头堡”；而当游牧民族意识到幽云十六州的重要意义之后，则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就注定会在这一线反复争夺。一句话，隔秦岭、隔黄河的争夺，无非是农耕民族的内讧，而上升到幽云十六州，则是纯粹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生存权的厮杀了。

除了400毫米降水量线之外，幽云十六州之所以关键，还在于地形。也就是利用太行山北麓余脉，以及燕山山脉的群山组成的天然地理隔断，这样天赐的自然地理要素，为华夏民族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战略态势。（见图2-3）

图2-3 天然的地理隔断

长期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民族的威胁，主要来自正北和西北的草原文明以及东北的渔猎文明，这两个文明无论哪一个要逐鹿中原，都首先要考虑自己的行军路线问题。

我们从宏观来考虑，之前已经提到的华夏龙兴之地—关中是首当其冲的。关中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陇西，无论是“踏破贺兰山缺”还是穿越河西走廊，进攻关中就一定要过陇西。当年足智多谋的诸葛亮，思来想去也是没有穿越秦岭正面进攻关中，而是转而走陇西，再从陇西图关中。所以，陇西是游牧文明在关中方向上的角力点。比如当年的犬戎，就是从陇西出发，一路打到了镐京（今西安市西南沣水东岸），从而灭亡了华夏民族的西周。

从陇西一直往东北方向走，过陇东之后，除了沿黄河的西套平原、后套平原、前套平原等小块绿洲之外，基本上都是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还有阴山以及毛乌素沙漠，这样的地理结构，极大地保证了关中在正北方向上的军事安全。

而从关中往东北过黄河，就到了华夏民族的河东地区。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河东地区实际上是由无数个山间盆地组成的。前面讲到的李渊，就是从太原盆地出发，一路南下渡河，最终打进了关中。除东南部的长治盆地之外，河东地区的运城盆地、临汾盆地、太原盆地、忻定盆地、大同盆地，夹在吕梁山脉和太行山脉之间的这一连串小的山间谷地，像串糖葫芦一样，共同形成一个走廊式的单独的地理人口单元，成为华夏民族的传统农耕区，我们可以称之为“山西糖葫芦”。毫无疑问，游牧民族如果要对山西发动攻击，策马扬鞭跨越阴山山脉，那么云州（大同）将是他们计划中的第一站。我们放大了看山西这种独特的地理特点，如图2-4：

图2-4 “山西糖葫芦”

从山西再往东，翻越太行山，就来到了一望无际的黄淮海平原，之所以称之为“黄淮海平原”，而不是华北平原，是因为这一大片一马平川而又适合农耕文化繁荣发展的地区，实际从北到南无险可守。太行山以东，除了低矮的山东丘陵勉强算是一块屏障之外，其他如海河、黄河、淮河等天然界限，根本无力阻止北方骑兵的铁骑南下。所以，这块区域往南一直延伸到大别山一线，我们统称为“黄淮海平原”。（见图2-5）

图2-5 黄淮海平原

从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能够抵挡北方游牧文明的屏障就是燕山山脉。而抵抗的最前沿，就是北京一线。我们用更加精细的地图来看一下。（见图2-6）

图2-6 燕山一线军事防务

如图所示，从北京（幽州）来看燕山一线的军事防务的话，往西过昌平、居庸关[3]，遏制北方草原力量经过张家口地区往农耕区的渗透。后世的蒙古灭金之战，就是在居庸关附近进行了大量的军事行动。往北出密云、古北口，扼守华北的北大门，用以防备辽东地区渔猎民族可能的远程偷袭。这条路线，也正是明末清初，皇太极率领的清军，绕开正面战场袁崇焕的“关宁防线”，战略迂回对明帝国首都北京进行骚扰的路线。这次迂回，也最终导致了袁崇焕[4]人头落地。从幽州往东，也就是军事上最容易想到的一条路线—经唐山、秦皇岛，过山海关，就是出辽东的大路。

所以，燕山一线防守的重中之重，就是幽州，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图2-7 幽州和云州

云州和幽州，就像是两个水龙头一样，分别为农耕文明扼守着来自北方的游牧文明的袭扰。中间以太行山这个巨大的“屏风”为界，各自保卫着山西像一颗颗糖葫芦粒一样的小块盆地，以及黄淮海地区长达几千里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一旦阀门失守，则来自游牧文明的铁蹄，会像洪水一样一泻千里，分成东、西两路，对农耕文明进行劫掠和破坏。（见图2-7）

综上所述，其实所谓幽云十六州，最要紧的是幽州和云州。

我们再回过头，重新研究一下山西的地形图—看起来连成一串的山间盆地，其实大同盆地和其他盆地之间，仔细看，是没有连在一起的。大同盆地和忻定盆地之间，隔着高大的恒山山脉。过恒山，就必须要过天险雁门关。所以，平面地图学历史的弊端就在这里。比如金庸的大家都在看，但是有多少人并不了解，恒山派的小尼姑们，其实一直以来就在萧远山跳崖的雁门关附近修行。而且不仅如此，当年八路军扬名天下的平型关大捷[5]、火烧阳明堡机场[6]，其实都发生在这里。

所以，即便云州失守，云州所在的大同盆地全部沦陷，实际上农耕文明依然可以退守雁门关，从而可以从容地布置第二道防线。而山西境内一个个串联在一起却又保持相对独立的山间谷地，则可以充分运用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顽强地御敌于国门之外。反观幽州，一旦北京沦陷，则就意味着几千里的战线无险可守，农耕文明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将彻底沦为游牧文明纵横驰骋的疆场和杀场。

所以，如果“幽”和“云”之间作对比的话，更加重要的据点是幽州。

简单来讲，拥有了幽云十六州，进可以经略东北、内蒙古，退可以拒险自守，保住华北平原的汉人传统农耕区域。即便是敌人大兵压境，敌众我寡，那么有太行山和燕山群山之中的雄关漫道，也可以极大程度地迟滞游牧部落来去如风的骑兵，让中原王朝有充分的时间调集更多兵力，部署更大规模的反击。

前面讨论的是幽云十六州的气候和地理条件，我们还忽略了更加微妙的一点—幽云十六州，同时也是战马这种特殊军需物资的储备基地。

中国古代的传统马场有三个，凉州（今甘肃武威）、幽州以及云南。此时的凉州在西夏人手中，云南在大理人手中，幽州又长期为辽国所占据。当然，富裕的大宋人，往往可以用互市通商的方式，来从边境口岸获取良种战马。但是，由于土地利用率的问题，和平时期的大宋帝国，不太可能用大片的南方水田耕地，来维持一支庞大的骑兵常备军；而战端一开，战马这种特殊商品的贸易，就会像今天的石油、军火一样，在进口上受到战略竞争对手极大的限制。

正因为如此，北宋王朝的战马，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捉襟见肘，军队战备的侧重点在步兵而不是骑兵。以步兵为核心，大宋的军事科技工作者们，尝试了各种适合步兵的阵法战法，研究了最先进的筑城方式，还有主要用作近距离防守的火器等。也就是说，北宋军队擅长防守而不是进攻，擅长城防而不是野战。缺少良种战马，是导致这一后果的原因之一。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幽云十六州的问题，都让北宋政权如坐针毡。

为了幽云十六州，即便是再渺茫的赌局，也值得一试。况且，年轻的大金朝气蓬勃，宋金合力，老迈的辽帝国几乎是败局已定。

对于宋帝国来讲，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公元1118年，宋徽宗派人走海路，绕开北方辽国统治区域，辗转到达金国，同金国商议一起灭辽的计划。同时约定事成后将辽国土地一分为二，大宋的如意算盘，自然是想要拿回幽云十六州。作为火中取栗、落井下石的代价，大宋承诺将原来给辽的“岁币”（合计每年三十万匹布、二十万两银），“过户”移交给金国。这个事件，史称“海上之盟”。

也就是说，大宋这间老字号店铺虽然生意很红火，不过常年被几个黑帮小混混勒索保护费。如今黑社会里面出现了更大的一个新黑帮，新的黑帮向老的黑帮叫板，马上就要发生黑吃黑的火并。大宋老字号忙不迭地投靠新黑帮，商量联手灭掉老黑帮，而且承诺以后保护费交给新的黑帮。

仔细分析一下，其实除了岁币这件事情比较让人添堵之外，宋徽宗这次“海上之盟”的决策在战略层面，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首先，金灭辽只是时间问题，而大宋不管插不插手，之后都要直面金国的军事压力。也就是说，大宋可以假装不知道，但新黑帮一旦取代了老黑帮的位置，那么就一定会来找大宋谈保护费的事情；其次，收复幽云十六州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从大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以来的既定国策。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幽云十六州的问题是关系到大宋社稷安危的问题，幽云十六州不在自己手上，就如同河流上游的大坝在别人手中一样，放不放水或者什么时候放水，都是别人说了算。退一步讲，即便是当时大宋的决策是“联辽抗金”，而不是“联金灭辽”，那么不管胜败，对宋也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如果“联辽抗金”得胜，因金和宋之间隔着辽，那么宋也无法占据金国更多的领土；而一旦失败，那么宋除了应该上交岁币给辽、西夏之外，同时可能会再多交一份岁币给金。所以，问题不在这个盟约本身。实质的问题，是出在了后边对“海上之盟”的落实上。

公元1120年，按照海上之盟的约定，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挥师南下，发动灭辽之战。大宋则派出了媪相童贯率领的20万大军北上伐辽，配合金军两面夹攻。出人意料的是，辽军虽然在金军面前兵败如山倒，在宋军面前却像是打了鸡血一样神勇。童贯带领的宋军，军心涣散，没有战斗力。围攻燕京（幽州）多日却迟迟无法得手，反而被辽军修理得狼奔豕突。到最后，还是依靠金军的力量攻下了燕京。

经过这一仗，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渐渐明白了两件事情。第一，有一个猪队友，其实还不如没有；第二，金军打辽军，就像是大人打小孩。而宋军打辽军，居然像小孩打大人。那么再往深处想，金军打宋军呢？大人摔婴儿？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因为货比货得扔。

一场战争，宋军没有捞到任何便宜，反而将自己的真实实力，活生生暴露在了金军眼皮底下。

公元1125年，辽帝国被灭，全境被金军占领。辽末代皇帝天祚帝耶律延禧仓皇出逃，之后被金兵俘虏。已经杀红眼睛的金军将士，迅速将血迹未干的刀锋对准了大宋。

然而，即便是蛮族开战，也是需要借口的。

金国的政客们，突然想到了两年前的“张觉事件”。

张觉，辽国汉人将领。辽金之战前，镇守平州（今河北卢龙）。随着辽金战争的形势发展，张觉审时度势，叛辽投金，被金国加封为平州知州；不过，随后不久张觉就改变了想法，作为一个汉人，既然选择了当叛徒，那就索性一叛到底，索性让自己的叛徒事业升华到民族大义的高度。所以，在叛辽投金之后，张觉很快又叛金投宋。

对于这样一种军事对峙中的突发事件，大宋的政治选择显得过分犹豫和迟疑。事实上，张觉事件不仅具有军事因素，而且具有很强的政治外交因素混杂其中。大宋先是大张旗鼓地欢迎张觉投诚祖国，然而就在同一年，首鼠两端的大宋政府，却又在金军强大军事压力之下屈服，斩了张觉纳投名状。将张觉的项上人头，作为宋金继续保持和平关系的伴手礼。

“张觉事件”影响的恶劣之处在于，宋金曾有约定，不可收纳降将，宋朝违反约定在先。而中国北方不管是辽国还是后来的金国，他们的土地上都生活着大量的汉人百姓。这些汉人百姓虽然被异族统治，但是实际上绝大部分都认同大宋的汉人正统。比如十几年后的辛弃疾，虽然出生在金国，但是终其一生，他都在为南方的宋朝效力，致力于推翻金国在北方的异族统治。所以，面对张觉这件事情的处理，大宋朝廷要么不接受投诚，要么就干脆厚待投诚的汉人同胞，以收买当地百姓的人心。然而最终，大宋朝廷却接受投诚，又怯懦地将张觉斩首。

这件事怎么看都像是金国硬生生地让大宋朝廷吞了一只死苍蝇。事情到这一步，大宋朝廷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然而，在当时辽军一败涂地的节骨眼上，携灭辽之势的金国虎狼之师，又把张觉事件旧话重提。

公元1125年，以两年前的“张觉事件”为借口，金军兵分两路，南下伐宋。西路军完颜宗翰（粘罕）率六万人马，走云州（今山西大同），下山西；东路军完颜宗望（斡离不）也率六万人马，走平州（今河北卢龙），席卷华北。

如今南下的女真金国，绝对不是当年的契丹辽国。

契丹辽国当年手中紧握幽云十六州，这是契丹人对北宋作战的基础。以幽云十六州为基础，契丹人是有整体战略布局的。契丹人在云州方向一直是似防守态势为主，甚至当年宋太宗赵光义时代的雍熙北伐，潘美、杨业北出雁门关参战，还曾经短暂地光复云州；而在幽州方向，契丹人则是有限的进攻态势。当年契丹和宋在华北平原拉锯的军事分界线，就集中在今天河北的拒马河（今白沟河）一线。宋军北上进攻，最远也不过到了幽州以南的涿州（今河北涿州）附近；而辽军南下，最远也不过到了澶州（今河南濮阳）。

手握幽云十六州的天胡牌，当年契丹人并没有把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原因有三。

1.幽云地区契丹人立足未稳

五代辽宋夏金元，其实相当于一个对于汉族的大乱世，因为作为中原王朝主体的汉族人，不能够完全一统传统汉人的农耕区。所以在这个阶段，汉人以及汉文化本位意识受到极大冲击。契丹辽国恰好诞生于大唐之后，那个时候的汉人还比较在乎“华夷之辨”。幽云十六州这些地方的主体民族一直都是汉族，契丹对这些地方的掌控，当时还无法做到得心应手。甚至在北宋北伐的当口，比如柴荣北伐时期，后来北宋的高粱河之战，雍熙北伐时期，中原王朝所到之处，大批辽国汉人官兵，无不望风而降。

2.辽、宋两强对话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为契丹辽国奠基，后来五代时期的耶律德光把契丹人的势力范围发展到了极盛。后来又有萧太后、耶律隆绪母子二人薪火相传，才有了辽国前期的雄霸东北亚。然而要知道同时期的赵匡胤、赵光义兄弟二人也没闲着，二人崛起于五代，跟着柴荣南征北战，后来又摧枯拉朽地统一了全国大部分地区。所以你辽国开国时期斗志高昂，刀头舔血，快意恩仇；我大宋也是开国，我的牺牲精神也不差，我也是打天下的主儿啊。就这档子骨气，甚至到了三帝宋真宗时，也能被寇准掐着脖子御驾亲征。步兵确实打不过骑兵，但至少我在士气上从来就不输你。

然而相比之下，在女真金国兴起之时，形势就完全不同了。女真金国在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和金太宗完颜吴乞买统治时期，正是其创始阶段，无论政治还是军事都是极盛，外交上也是咄咄逼人的。而同时期的北宋，皇帝们则早就没有了先祖们的血性，政事和军务上也都日趋糜烂了。

3.契丹辽国对于幽云地区的小偷心态

最后一个原因就比较微妙了，因为当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得到幽云十六州，实际上是趁着中原地区战火不断，对后晋石敬瑭采取了讹诈的手段。这一点，即便是契丹人自己也毫不讳言。甚至在辽穆宗耶律璟时代，柴荣起兵北伐，势如破竹的时候，耶律璟一度不闻不问。不仅置之不理，耶律璟还跟自己的大臣解释说，那地方本来就是人家汉人的，人家现在拿回去了，也就拿回去了呗。而且后来得到了幽云十六州的耶律德光，对后晋依然不依不饶，发兵南下灭了后晋。然而，出尔反尔的耶律德光就在凯旋的路上暴死。所以，冥冥之中，契丹人对于这个坎儿还都是记忆犹新的。

不过，相比当年的辽国，女真金国人这一次南下，是一点温情、一点余地都没有留的。这一次的战略十分清晰，就是灭亡大宋。为了实现这个战略企图，金国西路军和东路军约定好在北宋的都城东京汴梁会合。而为了防止宋朝的皇帝逃跑成立傀儡政权，金国人为西路军还量身打造了釜底抽薪之计—西路军先拿下太原，再攻取洛阳，拿下洛阳切断了北宋的西逃四川之路，然后再和东路军会师于汴梁城下。

两路出击，看起来符合我们的常规地缘分析，但这一次金国人的两路出击，实际上是一条绝后计，是要把北宋两手捏住再揉碎的节奏。

我们先看完颜宗翰这一路。

这一路显然并不好走，金人的战略判断是有失误的。

我们打开前文已经分析过的这张图—“山西糖葫芦”。（见图2-8）

说起来，幽云十六州显得很大，其实就“山西糖葫芦”而言，金国人手中无非是手握“山西糖葫芦”中的大同盆地。而大同盆地隔着雁门关，南边的忻定盆地和太原盆地，统统不在金国人手中。在忻定盆地和太原盆地之间，则隔着一座石岭关。当时的石岭关，对于北宋来讲，也是一个掐着命门的地方。

我们再往南看太原。

太原这座城市，从纯军事角度考虑，地理位置好得有点离谱。太原盆地居于“山西糖葫芦”的正中央，向北威慑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向南控制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而太原这座城市，西、北、东三面靠山，南方靠水，易守难攻。

宏观来看，太原西面南面，是大宋的地盘。况且往西是吕梁山区，这里基本上不会有大的外敌入侵；往北，我们刚才说了，有一座天险石岭关；而从太原往东一路走到太行山，东出太行到华北平原就必经“井陉”。过了井陉，就是一望无际的黄淮海平原。

图2-8 “山西糖葫芦”中的关口

所谓的“陉”，是自然景观，指的是山脉中断的地方。太行山脉非常巍峨也非常险要，我们前文说了，它就像巨大的屏风一样分开了河东与河北。太行山虽然险要，但天然形成的山脉中断很多，这些地方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八百里太行，非常有名的“陉”有八个—军都陉、蒲阴陉、飞狐陉、井陉、滏口陉、白陉、太行陉、轵关陉。（见图2-9）这八个“陉”加在一起，合称“太行八陉”。而只有“陉”还不算完，在天然形成的陉的基础上，后人因为军事需要又修建了“关”。比如在军都陉，就有人工修筑的居庸关；而在蒲阴陉，就有紫荆关。

图2-9 太行八陉形势图

与之相类似，井陉的旁边，后来到了明代就修筑了“娘子关”。

所以从太原出发，东出太行到华北大平原，经常被叫作“东出娘子关”。

战国以后，历朝历代在河东起家或者称霸的实力派，无不以太原作为自己起家的中心，进可以逐鹿中原，退可以闭门自保。逐鹿中原的比如李渊父子，闭门自保的比如近代的阎锡山[7]。

往远处说，当年春秋战国时期，那是最早的晋阳保卫战。晋国的智伯瑶曾经带着魏韩两家的魏桓子、韩康子，一举包围了赵简子的晋阳城（太原城的前身），一围就是两年整，攻城军队甚至最后掘开了晋水，大水倒灌晋阳城，都没有让这座城市屈服。

往近处说，当年北宋起家，宋太祖赵匡胤持续12年，四次兴兵进攻北汉，然而却均以失败告终。北汉这个被契丹人保护的傀儡政权，由于太原这座大城的存在，顽强地在后汉灭亡之后，依然坚挺了28年之久，而其前身后汉仅仅存活了4年。五代十国，十国大部分都在南方，北汉是十国中唯一存在于中国北方和五代相抗衡的政权。

正因为如此，北汉被灭之后，效仿当年的隋文帝毁掉邺城，赵光义索性一把火烧了晋阳城，而在晋阳城的城东另建新城。而且无论称太原还是晋阳，名字听起来都太过响亮，所以北宋有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称呼新太原城为一个不伦不类的新名字—“紧州”（“平刘继元，降为紧州，军事，毁其城。”《宋史·志·卷三十九》）。

不仅如此，我们放眼全国来看。

古代的河东，即今天的山西，就是我们前文所说的表里山河—“山西糖葫芦”。地理位置就好比围棋术语中的“劫材”。所谓“劫材”，顾名思义，就是用来打劫的材料。是指黑棋白棋双方都把对方棋子围住的局面下，如果轮到白下，可以吃掉一个黑子；如果轮到黑下，同样可以吃掉一个白子。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我先拿住我就吃你，你先拿住你就吃我。

之前我们曾经说过，四关拱卫的八百里秦川，只有河东方向是关中的地理大BUG，李渊就是乘中原大乱的机会，一举渡黄河创立大唐；而对于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来说，地势较高的“山西糖葫芦”是一个天然的地缘敌人。谁要是占领华北而无法占领山西，那就等于是在自己头顶上悬了一把利剑一样。居高临下打你容易，你要是逆势杀进山西，那就太难了。平原建大城的方略，在隋朝大运河兴起之前，也必须背靠太行才可以建得安心，比如后文即将讲到的邺城的选址和建都。

西方和东方我们都考虑到了，那么从河东向北，出居庸关就是北京。向南，翻过王屋太行就是河内，与河内隔河相望的就是洛阳盆地和中原之地。从河东南出“太行八陉”，便可居高临下，虎视中原。在太原建都的政权，往往能够凭借地缘优势同中原政权相周旋，而且从长远来看还不吃亏。比如晚唐的乱世双雄李克用和朱温之间的恩怨，最后也是以太原的李克用父子前赴后继，耗死了朱温的后梁而告终。

那么真相已经水落石出。

中国古代政权的建都选择，早期在关中，后来是河北和中原，再后来北上到了北京。我们站在河东（山西）的角度来看全国形势，其实感觉好极了。中国几千年的建都选择，无非是在以太原为圆心，以不到500km的半径画圆而已。（见图2-10）这个半圆中，长安是十三朝古都，洛阳是九朝古都，开封是七朝古都，邺城是六朝古都，北京就更不用说了。最为要命的是，河东之地无论对哪个首都，都存在地缘上的巨大优势，分分钟就可以倾泻而下。

我们前文所讲的，关中地理的大BUG，以及这一节提到的太行八陉，其实就是从山西，或者说从太原出发席卷全国的通道。只要关起门来，山西就是一块威武雄壮、易守难攻的表里山河。而只要从山西出了这些险要的陉、关隘、渡口，就是鱼跃龙门、鹰击长空。当年李渊建国是这样，后来的安史之乱是这样，再后来的后唐灭后晋、李自成灭明也是这样。

图 2-10 中国古代以太原为圆心的建都习惯

所以，就中国古代而言，如果不想在南方定都，偏安一隅，就必然选择在北方定都，而在北方定都，就必须取河东。取河东未必是为了建都，但建都就需要顾虑河东。取河东是战略要求，是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

河东对于全国来讲，就相当于围棋中的一块“劫材”。这块劫材拿到手并且用好了，就能拱卫全国，进可攻退可守；而这块劫材如果落到了外敌甚至是异族手上，那么从此你就不可能睡个安稳觉了。

河东是全国的劫材，而太原也就是河东的劫材。

防守太原城的，正是我们的老熟人—童贯。

童贯时任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所谓宣抚使，最早是朝廷设置的派朝官巡视地方的一种钦差大臣性质的临时官员。早期宣抚使的职责较多，巡视灾区，开仓放粮，治理水灾的事都干。不过到了宋代，宣抚使基本集中在军事这个功能上，是由朝廷选拔的派往地方的统兵大员。当时童贯这个宣抚使权力非常大，而且在朝廷明面上赋予的权力背后，童贯混迹官场尤其是军界多年，个人积攒的人脉也很多。

当时童宣抚使的行政中心，就设置在太原。

童贯手里的底牌，不仅是一座坚固的城池，还有他的亲军—胜捷军。胜捷军是童贯在负责西北战事的时候，为自己招募的部队，这支部队的人数保持在几万人左右，而且战斗力也还是相当不错的。

太原城、胜捷军、朝廷的任命、强大的调动资源的能力，这只是我们在牌面上看到的童贯，实际上童贯本人并不这么想。

童贯满脑子都在想一件事—逃跑。

童贯之所以想临阵脱逃，是因为宋军一触即溃，雁门关、石岭关这些雄关根本挡不住完颜宗翰的铁骑。短短不到两个月，金军连下朔州、武州、代州、忻州，一路杀过了忻定盆地，直奔太原而来。

这些年来，童贯一直在带兵，无论过程还是结果，童贯一直都混得风生水起。就过程来看，童贯保命的功夫一流。就结果来看，童贯打得赢的仗，都上报朝廷请赏了；打不赢的仗，只要能够在述职报告中说成是打赢了，也都上报朝廷请赏了；实在打不赢，又汇报不赢的仗，童贯也都大事化小了。

但是金兵这次根本就不按套路出牌，这一次分明就是要见血，要玩命来的。跟之前的辽国和西夏相比，金兵打的根本就不是同一类型的战争。

作为军人，自有军法伺候。所以童贯想不想逃跑是一回事，敢不敢又是一回事。而童贯之所以敢临阵脱逃，是因为他知道就在东京汴梁的皇宫里，他在艺术道路上的同路人宋徽宗也在这么想，他们心有灵犀。

临行之前，太原知府张孝纯说：“您走了，河东就丢了，河东丢了，河北也就丢了。”童贯大怒：“我是宣抚使，我不是守土的；你是知府，你才是守土的。”（“贯受命宣抚，非守土也。”《宋史·列传·卷二百二十七》）于是，守城的领头人变成了太原知府张孝纯，还有童贯的副手王禀。

公元1125年，宋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初八，童贯仓皇逃出太原城。

十天之后，金军的前哨部队抵达太原。

出逃的童贯，直奔汴梁而来。

此时的汴梁城中，一片恐慌。

朝堂上，主战派和主和派激烈地争论着；朝堂下，前线的战事消息像雪片一样飞回都城。普通皇帝面对如此的危局，一般都会有两个本能的反应，—“战”或者“和”，接下来一定是召集大臣们来讨论这两个选项。主战派和主和派，不管出于何种政治目的，一定会进行“战”与“和”之间的辩论，各陈利弊。最后，综合各方意见，皇帝拍板决策。

不过，这是普通皇帝才干的事情，宋徽宗不是普通皇帝，是文艺皇帝。文艺皇帝天生想法比较多，想象力比较丰富。宋徽宗并没有仔细推敲过如何来处理危局，因为在他的心里，除了战与和之外，还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逃避。就像一只鸵鸟，遇到危险，他就会习惯性地将头埋在沙子里。宋徽宗的逻辑是，只要是我看不见，那么这件事情就等于根本不存在，所以也就不会有那些糟心的恐慌和无奈。

皇帝假装看不见，但大宋朝廷的官员们却无法逃避。

关键时刻，时任太常少卿的李纲站出来了。李纲是一个文人，却是一个坚决的主战派。在此后很多年李纲的大宋政治生涯中，他时而会欠缺军事指挥能力，时而会呈现出文人般的天真和迂腐，但李纲从来不欠缺的就是勇气。而当国家危难之际，所有的战略推演都是假设，只有热血沸腾、振臂一呼的勇气，才能够凝聚军民们的战斗力。

或许是受到了当年李隆基西逃四川、李亨北上灵武称帝并最终平定安史之乱的启发，李纲提议，宋徽宗传位给太子赵桓，以激励士气，招募天下英雄勤王。

这个时候的宋徽宗，已经张皇失措，顾及不了那么多了。

传位可以，招募天下英雄勤王，这事对于皇帝来说就太危险了。

艺术家要是死在战场上就太可惜了，要献身也应该是为艺术献身，所以当前只要能够保命就好。做一个太平皇帝自然舒服不过，但战端一起，莫如眼不见心不烦，卸下一身重担，一走了之。打定主意的宋徽宗，下诏传位给自己的太子赵桓。

童贯马不停蹄赶回东京汴梁的时候，新皇帝的工作已经交接完毕了。

新皇帝宋钦宗并不熟悉政务，在他的心目中，那个能征惯战的老帅童贯，很有可能是自己的一根救命稻草。之前还担心没人主动请缨守京城，结果童贯千里迢迢从太原跑回来了，那就童贯挂帅吧。不过童贯并不买宋钦宗的账—你这孩子，真是嫌我死得不够快，而且你也真是对艺术家不够尊重。

童贯坚决不挂帅，因为他要护送宋徽宗一起逃跑。

太上皇逃跑，下边的士兵心寒了。于是在宋徽宗出城的时候，士兵们哭声一片，并且准备挡住他的车马。童贯唯恐宋徽宗走不成了，命令胜捷军放箭，瞬间上百人被射中。（“贯唯恐行不速，使亲军射之，中矢而踣者百余人。”《宋史》）

童贯和宋徽宗扬长而去。

宋徽宗走后没有几天，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初八，完颜宗望的东路军，兵临东京。

内心极度恐惧的宋徽宗赵佶，一路狂奔到了安徽亳州，接着又惊魂未定地躲到了更靠南的江苏镇江。就像当年的唐玄宗一样，宋徽宗遥望着京师，关注着儿子的一举一动。

被错综复杂的形势裹挟着推到大宋政治军事前台的宋钦宗赵桓，这时候又惊又喜。惊的是，金军兵临城下，江山社稷风雨飘摇；喜的是，春秋正盛的宋徽宗逃跑，自己居然一夜之间黄袍加身。心情复杂的宋钦宗，能够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知恩图报，加封李纲为尚书右丞。并且，责成李纲负责整个东京汴梁的防务工作。文人出身的李纲，除了加固城防、稳定军心之外，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他热切盼望着一个人的到来。

这个人，叫种（g）师道。

种师道，山西人，长期带领大宋常备正规军，战斗在西北对抗西夏和西羌的作战一线。他一手栽培的部队“西军”，是当时所有勤王队伍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

西军的全称是“西北禁军”，是当时大宋全境三支常备禁军之一。

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北宋时期的兵制。

北宋自赵匡胤立国，长期以来，在宏观治国方略上，重文而轻武；在微观军事部署上，重中央而轻地方。当年的赵匡胤，为了防止地方军头作乱，从而重蹈晚唐藩镇割据的覆辙，索性把地方州府军队的精壮，全部收归中央所有，由朝廷统一编制训练，而称为“禁军”；禁军抽调之后，地方州府上剩下的老弱病残，统统被划归“厢军”。厢军名义上是地方军队，实际上由于国家重视程度不够，缺粮少饷，后来慢慢沦落为种草养花、杀猪喂牛的杂务兵；在更加边远的乡镇，则存在着“乡兵”。乡兵也就是民兵，兵力虽然不少，但并没有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而乡兵本身也并没有脱离生产劳作，基本上是放下刀枪拿起锄头，脱下军装就是本本分分的农民。

总而言之，北宋的部队，厢军和乡兵都是“打酱油”为主，只有禁军才称得上是正规军，而且是常备的职业正规军。

《水浒传》中动不动就讲“八十万禁军总教头”，实际上禁军数量的顶峰也确实有八十万之多，只是这么多的禁军，绝对不会全部布置在东京汴梁。北宋末年的禁军按照地域，分成了河北禁军、西北禁军和中央禁军。河北禁军主要防备北方的辽国契丹人，西北禁军主要防备西夏党项人，中央禁军主要拱卫京师而归朝廷直属，是禁军中的机动部队。

在三大禁军之中，当时实力最强的就是“西北禁军”。西军长期驻守在西北军事一线，兵源中既有汉人也有少数民族。这样混编的一支部队，战斗作风极其强悍，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堪称一流。西军中的大部分士兵，世代作为大宋的职业军人，因此有着与生俱来的国家荣誉感，在作战中勇冠三军，视死如归。比如《杨家将》中的“十二寡妇征西”，其实也不完全是虚构。真实历史中的“西军”，年轻士兵们常年外出打仗，有时候会成建制地为国捐躯。而剩下的小寡妇们，在自己的男人们战死之后，一则需要为男人们守节，二则寡妇们经常聚居在一起生活，形成一种女人们互帮互助的全新家庭生活。

西军中最为有名的三支部队—评书演义中的“杨家将”，杨府佘老太君娘家的“佘家军”，以及我们马上就要提到的种师道的“种家军”。

大宋帝国风雨飘摇之际，种师道率领西军万里勤王，杀回东京。

作为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老将，时年75岁的种师道带来的不仅是十万强悍的西军，还带给了汴梁这座城市以必胜的信念。风尘仆仆的种师道先是进城面见新皇帝，之后同城内的李纲等主战派大臣商议如何抗金。之后，老将种师道选择了撤出汴梁城，率领自己的西军在城外扎营，以一种时刻准备作战的态势，在城外同金军对峙。年逾古稀的老将种师道，选择了这样一种霸气的方式来面对强大的蛮族骑兵，用一种更加张扬的方式向蛮族军队进行军事宣示。

这样，东京汴梁的勤王部队与城内严阵以待的军民，呈里应外合之势，同骄横的完颜宗望僵持起来。

完颜宗望看到西路军迟迟不到，自己的东路军势单力孤，无法完成对汴梁的合围，几次小规模战斗也占不到任何便宜，只能退而求其次，考虑议和。

被派出去谈和的代表，是康王赵构。

赵构是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宋钦宗的弟弟。实际上我们不用纠结于第几个儿子，是不是弟弟的问题。因为宋徽宗的儿子太多，除了能够当皇帝的，大多数都不怎么值钱。而且能够派出去做和谈代表的亲王，本身就冒着被扣押或者被搞成人质的危险，所以这样的亲王，多半也是平时不怎么受待见的。倒是年轻气盛的康王赵构表现得十分淡定，跟自己的哥哥宋钦宗辞别之后，怀着一种视死如归的慷慨，出城进入了金军大营。

实际上，赵构这一去，就差点回不来了。

因为就在赵构和谈的当口，宋钦宗居然安排人跑过来劫营了。劫营的人叫作姚平仲，也是西军的一员虎将。说姚平仲是虎虎生威的虎将并不过分，面对金军的虎狼之师，最起码姚平仲有强出头的勇气。然而这个劫营的时机实在是选得太差，完全没有顾及到万一劫营失败，和谈人员的安全问题。而且还有一点，西军姚平仲的姚家和种师道的种家，长期以来就有瑜亮情结。姚平仲为了抢头功，所以他的计划并没有跟老将军种师道提前商量，而是直接汇报给了宋钦宗，宋钦宗特批姚平仲劫营。当然，这都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姚平仲的劫营还真的就失败了。

失败之后的姚平仲连夜逃跑，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到了几十年后的宋孝宗时代，才有人在四川重新见到了八十多岁的姚平仲，依然身体倍儿棒，虎虎生威。

其实，这次议和的背景是平等的，也就是说，当时的情形是谁也吃不掉谁的僵持局面。然而，姚平仲劫营失败，宋军一方输人又输阵。战场上打不过，道义上也居于下风，谈判地位急转直下。

经过之后一周的紧张交流，双方终于达成妥协。

懦弱的宋钦宗，答应了完颜宗望极其苛刻的讲和条件。条件具体包括三项：

第一，大宋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地给金国，换句话讲，宋金联手灭辽的战争之后，幽云十六州非但没有收回，大宋反而倒贴，让金国把国境线从幽云十六州向南推进到了山西中部，河北南部。第二，金国和大宋，以伯侄之礼相称。当然，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女真人这个伯侄之礼，比一百多年前契丹人对后晋皇帝石敬瑭的父子之礼以及石重贵的爷孙之礼，倒还是文明进步了不少。第三，金人认为前面送来的康王赵构恐怕是个冒牌货，否则宋钦宗不会安排人半夜来劫营，拿着自己弟弟的命开玩笑。完颜宗望要求用康王赵构换肃王赵枢，又把赵枢作为人质，押往金国。

和谈之后，完颜宗望大军北归，略感遗憾。

和谈之后，李纲马上递了辞呈，他想知道皇帝的心会不会疼。

说到底，宋钦宗这事吧，干得挺不地道的。要说割地赔款也不是什么稀奇事，但是你总不能这个节骨眼上把太原卖掉吧？人家太原那边还正在打仗，数万太原军民死死拖住了完颜宗翰的西路军。完颜宗翰眼看无法完成占领洛阳以及会师东京的战略企图，索性分兵给完颜银术可，自己单独带着一票人马南下找东路军会合。走到一半才听说，东路军和宋钦宗达成议和了。

于是，完颜宗翰把和谈结果通知了太原守军，要求太原守军贯彻契约精神，开城投降。

太原守军，没理这个茬。

不仅太原如此，另外两个城市中山、河间也都不买中央政府的账。

面对来势汹汹的女真金国，这一次无论首都还是地方，仗都打得如此漂亮。就像下棋一样，满盘都是胜局，大家并不甘心投降，甚至和棋都不行。

同样不甘心的，还有老将种师道。老将军献策宋钦宗，希望充分利用黄河天险，派人在半路截杀北归的完颜宗望东路军。然而，朝廷主和派给出的信号是，既然已经息事宁人，就不要自讨麻烦了。否则惹怒女真人再遭顿打，那就得不偿失了。

最终，种师道的建议被宋钦宗拒绝，老将军一病不起。

应该来讲，东京保卫战在军事上是成功的，以李纲和种师道为首的主战派获得了最终的胜利；然而，东京保卫战在政治上又是极其失败的。这一次，优柔寡断的宋钦宗不仅没有将狂妄的敌人打疼，反而在战场上尽得优势的情况下，同意了屈辱的讲和条件。这次和谈结果，更加让女真人看到了中原汉人的软弱可欺，为接下来金军更加疯狂的进攻埋下了伏笔。

东京保卫战之后，宋钦宗接受百姓和朝臣的意见，将开战之前畏战逃跑的童贯斩首。之后，又将举家南逃的蔡京贬官流放，蔡京当年就病死在湖南。

宋徽宗追求艺术的同路人—公相蔡京和媪相童贯，在同一年一命呜呼。

汴梁之围既然已经解除，外部同金国的矛盾可以暂时告一段落，内部的各种矛盾又开始浮出水面。在主和派们的坚持之下，宋钦宗居然让一个文人李纲，到华北一代宋金交兵的前线，去担任河东、河北宣抚使。

军事外行的李纲，只是刚刚机缘巧合客串了一把保卫东京的总指挥，没有想到就被直接弄到了战斗最为激烈的华北一线，成了职业军人。看起来非常荒谬的安排，但其实是在意料之中。女真人兵临城下的时候，是老臣李纲振臂一呼，然后朝堂上主和派鸦雀无声，就算是鸦雀偶尔发几声，李纲也可以义正辞严地说一句：“你行你上，不行别瞎闹！”为了胜利，得罪主和派的事情，李纲确实没少干。然而，一旦女真人撤军，主和派们反攻倒算的机会就来了，他们不用撸袖子直接跟李纲撕破脸，只需要在宋钦宗的耳边聒噪：“东京没事了，北方战线还吃紧。朝廷用人之际，谁行谁上啊……”

这就是典型的古代官场厚黑学。

人性的阴暗之处，就在于此。

靖康元年八月，名义上成为宣抚使的李纲，来到了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的太原，准备对太原进行救援。然而，形势却不容乐观。

首先是，早在这一年的五月，第一次救援就已经实施了。帝国能够拿得出手的大杀器，还是西军。挂帅的是姚平仲的干爹姚古，挂副帅的是种师道的弟弟种师中。姚古从长冶北上，种师中由井陉西进，再加上张孝纯的儿子张灏自领一军，三路大军夹击太原。然而姚家和种家的这次联袂出击失败了，种师中战死，姚古则被军事法庭判刑，流放到了岭南。

这一次的失败，加上之前姚平仲的劫营失败，几乎断送了西军所有的精锐。也就是说，西军没了，李纲根本手里没有王牌可打。

其次，对于李纲来讲，他的这个宣抚使跟当年童贯的根本没法比，是个有名无实的背锅侠而已。自己带人上，手里没有人；调动别人上，别人谁也不鸟他。各路大军无人节制，结果又全部通过远在东京的宋钦宗远程指挥。

李纲这活，根本就没法干。

第二次救援太原，再告失败。

于是，主和派们终于找到借口，给李纲一个“专主战议，丧师费财”（《宋史·列传·卷一百一十七》）的帽子。一纸调令，李纲被贬谪到江西。此外，东京保卫战期间，各地前来勤王的几十万军队，因为军费原因，在短时间被主和派遣散，或者派往其他战事更加吃紧的地区。

除了主战、主和派们的口水横飞之外，还有皇室内部的政治阴谋论。

在权力春药中迷醉的宋钦宗，居然怀疑起远在镇江的太上皇赵佶，担心老父亲会不会在南方另立一个政权。当然根据种种事后的史料证明，此时的赵佶，对于另立政权也不是完全没有想法。不过，在宋钦宗的一再敦促以及众大臣的斡旋之下，太上皇赵佶不情不愿地回到东京汴梁。

刚开始，因为宋钦宗心中的那点人所共知的小芥蒂，太上皇赵佶被安排入住边远的龙德宫，而不是宋钦宗所在的大内皇宫—延福宫；然而不久，熟读史书的宋钦宗，又仿效唐肃宗李亨，将身处皇宫之外的太上皇赵佶，从龙德宫强行搬回了延福宫严加看管。值得一提的是，延福宫这座皇宫，虽然比不上唐代大明宫那样有名气，但延福宫其实正是在浪漫的宋徽宗时代大肆扩建，并最终成为帝国内最为奢华和最富有艺术气息的建筑精华。北宋前期的皇宫都十分寒酸，延福宫的扩建，一改往日皇家的朴素传统，也融入了宋徽宗赵佶的个人情感。所以，刚刚回到东京的太上皇，被皇帝阻挡在延福宫之外是强迫；而后来，被重新召回延福宫则又是强迫。

宋钦宗性格中的多疑和反复无常，可见一斑。而父子之间的矛盾，也像野草一样，慢慢在各自的心里酝酿开来。

然而，一切在巨大的军事压力面前，都再也算不得什么。

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十四，仅仅距离上一次撤兵半年之后，金军卷土重来，大举南下。提前得到消息的老将军种师道，在自己的弥留之际上书宋钦宗，陈说此次金兵来者不善，希望皇帝能够迁都长安，避敌锋芒的同时，回归汉人的龙兴之地。

种师道的建议，是有一定道理的。

北宋开国之后的很多年中，一直有开封和洛阳的都城之争。

很显然，相比我们前文讲到的长安、洛阳之山河四塞，拒险而守，北宋首都东京汴梁（今开封）实际上处于一马平川的黄淮海大平原上，是个严格意义上的四战之地。甚至赵匡胤和赵光义还因为这个问题，有过一次非常激烈的交谈。赵匡胤坚持要定都洛阳，赵光义坚持要定都开封。最后赵光义说了一句：“在德不在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开宝九年》）也就是说，国家的长治久安，靠的不是山河之险，而是要靠人品。

赵匡胤被顶了回去，后来也就没有再坚持立场。所以这句话最终使得赵匡胤放弃了迁都洛阳的念头。但这个故事的尾声，颇为耐人寻味。赵光义离开之后，赵匡胤才对周围的人重新提起了这件事说：“赵二说的其实有道理，我今天也就依了他，但是不出百年，天下的民力可就枯竭了。”（“晋王（赵光义）之言固善，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

图 2-11 洛阳盆地和豫西通道

洛阳虽然去不成，但是赵匡胤心中还是有些许念想的。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地图（见图2-11）—洛阳盆地东出中原到开封，必经之路就是虎牢关一线，这就是当年李世民和窦建德为什么选择在虎牢关一决生死的根本原因。所谓的虎牢关一线，其实并不是只有虎牢关一座城，在这条狭小的通道内有若干座城市，比如荥（xíng）阳（今河南荥阳）、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巩县（今河南巩义）。而这条狭小的、由若干城市排成一条一字长蛇阵组成的通道，我们称之为“豫西通道”。所以，从开封到洛阳，最为便捷的道路就是“豫西通道”。（见图2-11）

宋太祖赵匡胤生前迁都不成，只能寄希望于死后。于是赵匡胤生前，把宋氏皇陵地址选择在了洛阳和开封之间的巩县，恰好卡在豫西通道的交通要冲上。也就是说，将来无论都城在开封，还是说迁都洛阳，拜祭祖陵都很方便。甚至万一哪天迁坟，也很方便。于是宋太祖之后、宋徽宗之前的“七帝八陵”，选址都在巩县。

事实上，当初北宋选择开封做首都的理由本身也很牵强。

第一个原因，五代几个乱世王朝，对于定都开封，有着历史继承的惯性。

宋开国之前，开封作为唐以后五代几个乱世王朝的首都，已经先后经营了半个世纪之久。从后梁开始，中间除了后唐短暂将首都定在洛阳外，一直是在开封定都。当初后梁选择定都在开封，一部分原因是朱温起家就在开封，相当于是他本人的根据地。朱温为了毁掉大唐的帝国基业，先是烧掉了长安城，逼迫皇室东迁洛阳；之后还不过瘾，又在洛阳大开杀戒，断了皇室的龙脉。长安和洛阳沾的人血过多，最终朱温才确定了定都开封。即便如此，后来朱温的后梁还是在开封和洛阳之间摇摆，经历了西迁洛阳以及还都开封的反复。

第二个原因，当时北宋的经济中心，已经转移到了江南一带。

由于北方农耕区开发较早，人类对水土破坏较大，北方自然环境逐步恶化。同时，北方多年战乱，大量人口向南迁徙。人口的涌入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大发展，首先得到发展的就是江南。中国经济中心逐步南移是中国的宏观经济现象，从隋唐直到今天，这个进程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

同时，当年隋朝开凿大运河，繁荣了整个中国东部地区的漕运。漕运的发达就类似于我们今天高铁的蓬勃发展，由此带来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北宋末年的东京汴梁，所需大量的吃穿住用行的商品都来源于江南，因此汴梁的运河漕运，是让北宋政权始终不能下定决心迁都洛阳或者长安的原因之一。同时由于大运河的地理位置因素，更加速了当时整个中国的经济中心大趋势由北向南移动，而政治中心则是由西向东移动。隋朝大运河历经几百年的沧桑还有战乱，到了宋开国的时候，已经开始出现功能的退化。宋初的大运河，江南到汴梁这段还可以用，但再往上游到洛阳和关中，则经常淤塞（见图2-12）。因此，不管是关中平原还是洛阳盆地，如果想要分享东部经济发展的红利，物流成本都太高了。

总而言之，由于历史传承和漕运方便，赵匡胤最早选择了开封做首都。而且为了维护首都的军事安全，北宋中央政府不惜耗费大量军费开支，维持着一支庞大的中央禁军，来保卫无险可守的东京汴梁。

很显然，在第一次东京保卫战的军事中吃到苦头，但是又在和谈中尝到甜头的女真人，第二次南下一定是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面对如狼似虎的金国军队，宋钦宗既然打又打不过，跑又不想跑，那么放弃富庶的东京汴梁，迁都到据有山河之险的洛阳或者长安，则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情。然而这一次，种师道的迁都建议依然没有被采纳。威震陇东的老将军，带着悲哀和遗憾，离开了人世。

图2-12 隋运河分布图

靖康元年秋天的这次金兵南侵，依然故伎重演，由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分别率领西路军和东路军直逼汴梁。这一次的金军，吸取了上一次两路进攻而不能有效协同呼应的教训，重点开始圈定在太原这块河东劫材身上。

太原城的军民内无粮草，外无援兵，而且朝廷还偷偷把自己割让给了金国。这座城市历经八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战斗，打退了金兵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并且为第一次东京保卫战的胜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一次金国几乎是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重新集结到太原城下。战争变得愈发惨烈，城外金兵依然伤亡惨重，城内也已经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场景。

九月初三，太原城破。

太原知府张孝纯被俘，主将王禀率领军民实施了巷战，太原城内大量的“丁字路口”派上了用场。硬汉王禀最终身中十枪，投汾河自杀殉国。

太原城这块劫材，终于沦陷；而整个河东也被金军所掌握。

金国的东、西两路齐头并进，直奔东京汴梁。这一次的战争跟上一次有很多不同之处。

（1）此时城内再也没有李纲，而城外也再看不到种师道了。

（2）金军合兵一处，号称十五万。兵力之多，开封城被围得水泄不通。

（3）朝廷主和派上位，为避免激怒金军，命令各路勤王部队按兵不动。

（4）最后一条，也是最要命的。宋钦宗赵桓，居然相信一个叫作郭京的江湖骗子，让他担任城防总指挥。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宋钦宗让这个叫作郭京的人去“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这样的东京保卫战，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行为艺术。

战争的结局，几乎是可以预见的。

靖康元年十一月，汴梁的外城被攻破，金军蜂拥而入。然而蹊跷的是，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当口，金军突然宣布停止进攻，要求宋钦宗出来讲和。

不过，讲和是一门艺术。

和谈的先决条件，并不是因为战斗的双方爱好和平，也不是因为强者愿意对于弱者施舍巨大的怜悯。和谈本身，其实是战争的延续，战争中解决不掉的问题，也不要幻想能够通过和谈解决掉。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强者一方胜势过于明显的时候，弱者一方甚至根本没有资格坐上谈判桌。所以，讲和这件事情，对于兵临城下这种攻守形势而言，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换句话讲，第一次东京保卫战，是军事为政治服务，所以才有了最后和谈成功。而这一次，根本不存在和谈的基本条件。此外，宋军和金军相比，劣势就是太按照套路出牌了。要知道，新生的金国女真人，同接受汉地文明百年的辽国契丹人相比，汉化程度极低，女真勇士们尚且完全不懂一些最基本的外交礼节。这样的和谈，无异于与虎谋皮，简直是异想天开的一件事情。

然而，毫无政治素养的宋钦宗，最后真的带人出城和谈了。

之后，宋钦宗被当作战俘，扣在金营待了整整三天。三天囚犯生活，饥寒交迫之中的宋钦宗，像一名小学生写检讨一样，被关在小黑屋写投降书。按照女真人强迫要求的作文标准—四六对偶格式，对投降书的草稿一改再改，直到女真人满意为止。最后，宋钦宗还要面北磕头行礼，向万里之外的金国皇帝称臣表示归顺之后，才被放回。

之后不久，金人再次要求宋钦宗去“和谈”。这一次，金人变本加厉，将宋钦宗扣留了三个月。其间，金人对宋钦宗极尽羞辱之能事。宋钦宗这样的和谈，谈判地位甚至不如一个战俘，或者说一个囚犯。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和谈，宋钦宗赵桓居然还充满了最后的一点幻想和希望。

以皇帝为人质，以威胁杀死宋钦宗为条件，金人要求城内的朝廷出面，借大宋中央政府之手，筹集和搜刮大量金银布帛。一直到城内再无油水可捞，一直到城内弹尽粮绝、饿殍满地的时候，金军指挥官命令部队，对汴梁内城实施最后的总攻。野蛮的女真士兵们冲入内城，大肆烧杀抢掠。

汴梁城外再远处一点的巩县，从宋太祖到宋哲宗连续七代赵氏皇陵和宗庙，被女真士兵付之一炬，部分地宫还被挖开，赵宋王朝列祖列宗们的尸骨被暴露在荒野之中。

汴梁沦为一座悲伤之城—北宋亡国了。

在漫天的北风呼啸之中，被金人废为庶人的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作为俘虏被押往北方遥远的金国。一起被当作战利品的，还有宋徽宗、宋钦宗几乎所有的后妃、皇子、帝姬（公主）、大臣等几千人，此外还有宫中不可胜数的礼器、典籍、图书、古董、工匠。与此同时，十几万百姓也作为金人奴隶，被强行带到北国。大宋皇室成员，一路上受尽了饥寒交迫，也受尽了金兵的人格侮辱。其中超过一半的女眷，在押运的途中就被金人折磨致死。

当历尽九死一生到达金国首都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之后，宋徽宗、宋钦宗以及还活着的后妃、宗室、诸王、帝姬、驸马，统统被拉到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宗庙，去行“牵羊礼”（顾名思义，是对俘虏的一种带有侮辱性质的模仿牵羊的受降仪式）。因为受不了牵羊礼轻贱的朱皇后，当夜投水自尽。可怜堂堂七尺男儿，两位懦弱的皇帝宋徽宗、宋钦宗，甚至不如女流之辈朱皇后，他们连死的勇气都没有。不久，徽钦二帝分别被封为“昏德公”“重昏侯”，以示羞辱。

公元1135年，也就是靖康之耻之后的第八年，宋徽宗赵佶在金国的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去世。去世之后，按照金人的风俗，宋徽宗的遗体被火烧焦，制成了灯油。贵为天子时，还曾和自己的父亲钩心斗角的宋钦宗赵桓，嚎啕大哭，痛不欲生。

值得一提的是，仅仅在北国苟且地生活八年的风流天子宋徽宗，居然和金人妇女还生了六个儿子和八个女儿。并且，他的后代也融入到了后来的满族血统中去。一直到了清朝灭亡，民国肇始，包括爱新觉罗氏在内的很多满族人改汉姓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改了“赵”姓。

公元1156年，宋钦宗在燕京（今北京）去世。

或许，至死，宋钦宗都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自己短短两年的皇帝生涯。他用拙劣的政治表现，回报了他同样在政治上不合格的父亲。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讲，宋钦宗只是在为父亲还债，因为毕竟靖康之变的祸根，实际早在宋徽宗时代就已经埋下。但父子二人的性格一脉相承，这种性格影响了他们的命运，也深刻而惨痛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至今读来，都觉字字泣血，让人悲痛难当。

1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2完颜阿骨打：（1068—1123年），女真族，虎水（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南阿什河）人。是金朝开国皇帝。天庆四年（1114年），起兵反抗辽朝，收国元年（1115年）正月，建国号“金”，年号“收国”，建都会宁府。同年十二月，加号大圣皇帝。在位期间，把猛安谋克制度改为军事行政组织。完颜阿骨打作为女真奴隶主的总首领，完成了建国、破辽两件大事。女真族的历史从此开始了一个新时期。

3居庸关: 是京北长城沿线上的著名古关城，“天下九塞”之一，“太行八陉”之八。关城所在的峡谷，属太行余脉军都山地，地形极为险要。居庸关与紫荆关、倒马关、固关并称明朝“京西四大名关”，其中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又称“内三关”。

4袁崇焕：（1584—1630年），字元素，籍贯广东东莞石碣，通籍广西梧州。明朝末年蓟辽督师。于崇祯二年（1629年）击退皇太极，解京师之围后，被魏忠贤余党以“擅杀岛帅（毛文龙）”“与清廷议和”“市米资敌”等罪名弹劾，皇太极又趁机实施反间计，袁崇焕最终被朱由检认为与后金有密约而遭凌迟处死。

5平型关大捷：是指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平型关附近，为了配合第二战区的友军作战，阻挡日军攻势，由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指挥，充分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的特长，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进行的一次成功伏击战，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战大捷，是八路军出师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6火烧阳明堡机场：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为配合正面战场的忻口战役，在山西代县袭击日军飞机场的战斗。1937年10月19日夜，八路军129师第769团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协助下，隐蔽地进入代县南阳明堡飞机场，突然发起进攻，歼灭日军100余人，击毁击伤飞机24架，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

7阎锡山：（1883—1960年），清末民国时期重要政治、军事人物，晋系军阀的首领。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字百川，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民国六年（1917年），兼任山西省长，民国十六年（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抗日战争时期采取两面政策。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8月1日，他正式创办了对山西现代工业发展影响深远的西北实业公司，并出任总经理。1949年4月逃离山西，后赴台湾，1960年病逝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