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打开南北朝历史的出口：最后走出兴安岭的拓跋部（1/1）

以叠峦山峰、苍茫林海为主旋律的大兴安岭是草原民族的历史后花园，最后一批走出大山的拓跋鲜卑人继承了前辈的成就，建立起第一个统治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政权，也为迷茫中的南北朝找到了历史的出口。

拓跋人的南迁是缓慢的，学习如何获取食物的本领伴随着整个南迁过程。在距离兴安岭并不遥远的美丽的呼伦湖东畔，他们暂时停驻下来。可当他们学会了全部游牧本领，便毫不犹豫地离开这片富饶的土地，扑向草原，扑向黄河，扑向中原……

以叠峦山峰、苍茫林海为主旋律的大兴安岭，似是上苍所设计的天然屏障，把这里和外界在自然上隔绝起来，使之很少受外界力量的侵扰和影响。甚至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生活在这里的鄂伦春人和鄂温克人仍保持着古老而传统的生活方式。巍巍兴安岭，是游猎民族的天然王国，而他们的繁衍也在推动和整合着外界的力量，不断为呼伦贝尔草原提供新鲜的活力。从这一点上讲，兴安岭是草原游牧民族的孕育之地，是草原游牧民族的历史后花园。这里也是拓跋鲜卑先祖们世代繁衍生息的地方。

在鲜卑人的迁徙浪潮中，拓跋鲜卑是最后一批走出大兴安岭的鲜卑人，但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却是其他鲜卑部族无法望其项背的——他们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南北朝时代，他们建立的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治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政权。

关于拓跋鲜卑的起源，记载北魏王朝史事的正史《魏书》中称，拓跋鲜卑是黄帝之子昌意的后裔，因为在黄帝的25个儿子中，只有昌意受封在遥远的北方，所以作为其后裔的拓跋鲜卑才一直生活在大兴安岭一带。在尧的时代，昌意的后代，也就是拓跋鲜卑人的远祖始均曾经到中原做过官。但黄帝是否真的有一个名叫昌意的儿子，还是值得研究的。

我们现在可以肯定，上述传说出自最早投靠拓跋鲜卑的汉族文人卫操之流的编造，因为后来得到北魏王朝统治者的认同，而被写进了正史，其实是没有任何史料价值的。

多数学者认为，《魏书》中提到拓跋鲜卑原居住地的“大鲜卑山”，就是东胡被匈奴打败之后，残部退守的鲜卑山，也就是鲜卑民族的发源地。可是，因为文献记载本身非常模糊，鲜卑山到底在哪里呢？马长寿认为鲜卑山当在洮儿河以南，或者我们可以笼统地认为，是在大兴安岭南麓；张博泉却认为，鲜卑山可能在外兴安岭。两位学者的观点南北相差近千里。

为确定拓跋鲜卑的发源地，《魏书》中的一段记载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根据《魏书》的记载，拓跋鲜卑先祖生活在鲜卑山附近的时候，曾经凿石为祖宗之庙。在拓跋鲜卑南迁建国之后，由于远离故土已长达数百年，他们已经不知道这个祖宗之庙的具体位置了。拓跋人甚至已经不敢肯定，是否真的存在过这么一个祖宗之庙，在他们的历史记忆中，只保留着这么一个谁也不知道其真伪的传说。443年，生活在大兴安岭的乌洛侯人遣使向北魏朝贡。使者禀告北魏皇帝，在乌洛侯人居住地的西北还有拓跋鲜卑先祖留下的旧墟，并称拓跋人的祖宗石庙依然存在，并常有附近的百姓前往祈拜。乌洛侯人的报告令北魏的统治者将信将疑、亦惊亦喜。就在乌洛侯朝贡的第二次，北魏太武帝派遣中书侍郎李敞远赴大兴安岭北麓，去考察乌洛侯人所说的拓跋人的祖宗石庙。李敞不仅找到了所谓的祖宗石庙，还在这里举行了告祭天地的仪式，并在石庙中“刊祝文于室之壁”。

千百年来，《魏书》这段记载究竟是否可靠，从来无人知晓。直到1980年，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的米文平，在鄂伦春自治旗阿里镇西北十余公里的嘎仙洞的石壁上发现了李敞当年留下的祝文，才证实了《魏书》记载的真实性。发现嘎仙洞石刻祝文之后，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里就是拓跋鲜卑祖先石庙的所在地，也就是他们的发源地，嘎仙洞所在的山区就是当年的鲜卑山。

嘎仙洞位于北纬50度38分、东经123度36分，在大兴安岭北部顶端的东侧，海拔约为520米，是一处天然石洞。此洞突兀地屹立在高山石壁之上，洞的四周古木参天，峰峦叠嶂。山脚下溪水汩汩而流，携沼泽洼地徐徐远去。洞外壁是青苔绿地，洞顶苍松翠柏，阵阵徐风，松涛涌涌，气势宏博。洞前为50度左右的斜坡，距地面约25米，杂草丛生，乱石嶙峋。洞口略呈三角形，高12米，宽19米。洞内南北长92米，东西宽28米，高20余米，占地面积约为2000平方米，足以容纳数千人。四壁弧度均匀，恰似穹顶，洞身曲折深邃，气势雄伟，给人一种神秘的气氛。

洞的名字“嘎仙”，据说为鄂伦春语，我们尚搞不清楚这个鄂伦春语词汇的含义，但此词的发音与满语中的“嘎珊”相同。在满语中，“嘎珊”的意思是村屯；在锡伯语中，“嘎珊”的意思是村屯和故乡，还有亲生故乡之意。可能鄂伦春语的含义与此相同。最早记载“嘎仙”一词的是屠寄（1856—1921），他在《黑龙江舆图》一书第43幅图上标有“嘎珊河”，即今嘎仙河，在河源西北又有“嘎珊山”。

嘎仙洞，当地的鄂伦春人都很熟悉，据说这一带的鄂伦春人虽然经常游猎四方，但他们很少离弃这个洞穴，即使定居以后，仍经常持枪骑马到洞口流连。各族群众中也流传着种种关于“嘎仙洞”的神话传说。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猎人们外出打猎，常常出现去而不归的怪事，猎手们三三两两相继失踪。有一次，一伙猎人结伴前去打猎，结果只有几个人带伤跑回来，他们惊慌失措地描述恶魔满盖（“满盖”为鄂伦春语，意即魔怪）吃人的凶相，族人们惶恐不安。于是，年长的老人们去请他们的首领——恩都力·柯阿汉。他智慧超群，力大无比。

恩都力·柯阿汉在大山中找到了怪兽满盖。满盖自视天下无敌，不把恩都力·柯阿汉放在眼里。恩都力·柯阿汉提出和他比扔大石头，看谁扔得远。满盖哈哈大笑，那笑声惊天动地，笑完他从地上把石头向对面山脚上扔去，可是只扔到山脚下，他已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恩都力·柯阿汉双手捧起一块比满盖大十几倍的巨石呼地一下掷到了对面山头上。至今嘎仙洞对面的山头上还屹立着那块大石头。

满盖不服气，提出比箭。满盖使足了劲儿，拉圆了弓，箭只射到对面半山腰。而恩都力·柯阿汉用力一射，只听“嘣”的一声巨响，箭射穿了对面山上那块巨石。至今那山上还有个透笼大洞，它就是有名的窟窿山，那块大石头就是窟窿山上的窟窿石。

满盖见状，吓得撒腿就跑，恩都力·柯阿汉大喝一声，随后追赶。满盖吓坏了，连头都不敢回地一口气逃到大海边。恩都力在大海边持弓等待。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恩都力·柯阿汉化作了一尊石像屹立在海边。从此，满盖再没有回来作恶。人们为了纪念恩都力·柯阿汉，便把这个洞叫嘎仙洞。

这些美丽的神话传说，使得嘎仙洞更具有浓重的神秘色彩。可是，嘎仙洞就是北魏中书侍郎李敞到过的石室吗？嘎仙洞真是拓跋鲜卑先祖所凿的石庙吗？

1979年7月下旬，米文平第一次听呼伦贝尔盟文化局的同志兴致勃勃地讲述他们进入嘎仙洞的见闻时，心中为之一动，在他的脑海里猛然闪现出一个念头：嘎仙洞可能就是拓跋鲜卑先祖所凿的石庙。正是这样一个突来的念头，拉开了米文平考察嘎仙洞、寻找鲜卑石庙的序幕。

1979年8月末，米文平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踏上了北去的火车，直奔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镇——嘎仙洞所在地。车窗外的景象随着列车的前进不断变换着，他们将进入的是一个新奇的环境，列车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奔波，于31日晚上九点到达。第二天，也就是9月1日，米文平等一行上山，来到嘎仙洞。此时已是深秋季节，大兴安岭层林尽染，阔叶的白桦林由嫩绿变成金黄，针叶的落叶松依旧古铜一般，榛子树已变得姹紫嫣红，点缀着层层峰峦。在高山峻岭和茂密森林的映衬下，嘎仙洞显得格外神秘。

米文平等丈量了嘎仙洞，并确定与史书所记载的规模大体一致，这似乎给了米文平一丝希望，然而却没有找到绝对的证据，即“刊祝文于室之壁”的字迹。虽然还没有十足的把握验证自己那个“突来”的想法，但此时的米文平已为自己的假设做了理论上的初步论证：乌洛侯人当时活动在嫩江流域，嘎仙洞正是在其西北，与史书记载的方位是吻合的；石庙不一定非得是石砌建筑物，也可以为石洞。

1980年1月16日，隆冬时节，米文平第二次来到嘎仙洞。这一次，他想要集中精力寻找李敞当年刻在洞壁上的文字，如果能在嘎仙洞的洞壁上发现一些与史书记载中相吻合的文字，当然就可以肯定，这就是当年李敞来过的地方。1月18日上午，米文平上山来到嘎仙洞，寻找“祝文”。他花了近三个小时搜遍洞内的各个角落，却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痕迹。让米文平哭笑不得的是，倒是在一个白粉刷的扇形面上，发现了一些诸如“到此一游”“与洞长存”之类的涂鸦文字。他也曾向久居当地的鄂伦春老人打听，嘎仙洞的石壁上是否有字，只有个别老人回忆起来，当年苏联红军曾在洞里留下一些不知其意的俄文字母。但除此之外，他们也一无所知了。

1980年6月的盛夏季节，米文平第三次来到嘎仙洞。由于找不到祝文字迹，米文平此次将工作的重点放在挖掘洞壁下面的积土上，希望在洞壁下面的地层中发现一些有价值的考古学资料，可以证实这里就是北魏李敞来过的地方。到6月4日，挖至半米深的时候，米文平意外地发现了许多手制灰褐陶片和具有打制痕迹的石片。在后来的挖掘中，还出土了骨器。虽然这些考古发现无法直接证实嘎仙洞就是拓跋鲜卑的石室，但这些遗迹透露出的最重要信息是，嘎仙洞很早就是古人类生产、生活过的地方。

1980年7月29日，米文平等人第四次来到嘎仙洞，准备继续进行挖掘工作。当米文平爬上陡坡步入洞内时，已是午后三点左右了，太阳已经偏西，阳光斜射进洞内，把洞壁上白粉刷的扇形照得锃亮，米文平沿着光线朝前走去。忽然，在斑驳不平的石壁上，他似乎看见有一些凸凹的痕迹，他上前用手一摸，又仔细看了一看，觉得像是个“四”字，“啊呀，这是字！”他不禁喊了一声。一同而来的考古工作者们闻声赶来，大家聚在一起细瞧，“是‘四’字”，“下边还有呢！”……只见石壁上“太平真君”“中书侍郎李敞”等字断断续续地映入大家的眼帘，洞里立刻充满了喜悦的气氛。

洗刷去石壁上的苔垢以后，洞壁上的字迹才完全展现出来。此刻辞为竖行，通高约70厘米，通宽120厘米左右，共计有19竖行，其中12行为整行，每行12～16字不等。其余均为半行，是抬头另行或题名。全文共计201字，行文隶意浓重、纵横跌宕、奇趣横生。其内容如下：

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

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

中书侍郎李敞傅用骏足一元大武

柔毛之牲敢昭告于

皇天之神启辟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

历载亿年聿来南迁应受多福

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

后胤延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剋

揃凶丑威暨四荒幽人忘盲遐稽首来王始

闻旧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

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佑

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子孙孙福禄永

延荐于

皇皇帝天

皇皇后土

皇祖先可寒配

皇妣先可敦配

尚饗

东作帅使凿

此祝文拓印后，经专家鉴定、校对后发现，石壁上共201字，首尾完整，内容与《魏书》基本相同。由此可以证明，嘎仙洞就是北魏时代李敞所到过的鲜卑石庙。

嘎仙洞刻石祝文被发现之后，似乎印证了拓跋鲜卑后人“统幽都之北”的传说，拓跋鲜卑先祖早期的活动范围在大兴安岭的北部，也逐渐成为学术界通行的说法，并逐渐为媒体和地方政府所采纳。但对于嘎仙洞是大鲜卑山所在地，嘎仙洞就是拓跋鲜卑起源地的说法，不少学者提出了异议。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嘎仙洞刻石祝文的发现仅仅可以证明，嘎仙洞就是北魏时李敞到过的地方，就是乌洛侯人向北魏皇帝报告的所谓拓跋人的祖宗之庙，但却无法证明这里就是拓跋鲜卑的发源地，就是大鲜卑山。问题的关键在于，乌洛侯人的报告是否准确。

乌洛侯人，蒙古语意为“山中人”，大抵生活在东北松嫩平原，属于秽貉族系或肃慎族系的一支。后来乌洛侯人西迁加入室韦人之中，也就是史书中所载的“室韦乌罗护部”。乌洛侯人不出自东胡族系，与鲜卑人并不属于同一族系，又是后来才迁徙至此地居住的，所以，乌洛侯人称嘎仙洞是拓跋鲜卑的“祖宗石庙”，准确度究竟有多高，是值得怀疑的。

无论是《魏书》的记载，还是在嘎仙洞中发现的石刻祝文，都可以证明，李敞奉皇帝之命来嘎仙洞的目的是告祭天地，而不是祭奠拓跋人的祖先，这说明北魏的统治者们当年对乌洛侯人的报告就持怀疑态度。拓跋人进入中原之后，对于他们的远祖在东北的事迹早已淡忘。北魏的皇帝担心，如果仅因为乌洛侯人的报告，就派出使者远赴东北祭祖，万一乌洛侯人的报告不实，岂不是令皇室闹认错祖宗的笑话。因此，李敞赴东北，名义上是祭祀天地，实际上是对乌洛侯人的报告进行实地调查核实。从李敞自东北返回后此事不了了之来看，李敞当年的考察很可能已经否定了乌洛侯人的说法，因此北魏的皇帝们也就再也没有派出过使者来嘎仙洞祭祖。也就是说，很可能北魏当年已经验证了乌洛侯人的报告不可信。

也许在北魏时代的大兴安岭北部，还流传着一些有关鲜卑人早期历史的传说。乌洛侯人迁入该地后听到过这些传说，因此就将其居住地附近的山洞附会为拓跋鲜卑人祖先的石庙，以此讨好北魏的统治者们。

嘎仙洞是一处天然石窟。第三纪中期喜马拉雅运动开始，导致青藏高原隆起，大兴安岭南北向山脉随内蒙古高原一起上升。嘎仙洞就处在大兴安岭新华夏构造体系隆起带与阿里河大断裂的影响范围之内，洞壁东侧岩石稍微向东侧斜，至洞顶近于水平，而西侧岩石陡、挺、倾，近于直立，构造形式为褶皱。可见，嘎仙洞是因地质原因形成的天然石洞。而史书记载，拓跋人最初是“凿石为祖宗之庙”，如果这种记载属实，拓跋人的祖宗之庙也应该是人工开凿的洞穴，而不是天然洞穴。这也是否定乌洛侯人报告的一个有力证据。

显然，要想证明嘎仙洞是拓跋鲜卑人的发源地，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寻找新的证据，鲜卑人的发源地仍旧是一个没有解决的千古悬案。

但多数学者仍认为，嘎仙洞一带就是拓跋鲜卑的发源地，这里就是大鲜卑山的所在地。也有的学者认为，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嘎仙洞就是拓跋鲜卑的祖宗之庙，不能肯定这里就是其发祥地，但嘎仙洞的发现，使我们确定了拓跋鲜卑先祖早期活动的大致范围。而以张博泉先生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说嘎仙洞是拓跋鲜卑的祖宗之庙，或者是拓跋鲜卑的发源地大鲜卑山，都是缺乏证据的。他认为，我们应该在外兴安岭寻找大鲜卑山。

可是，如果嘎仙洞不是拓跋鲜卑的发源地，这里不是大鲜卑山，当年这里究竟是不是鲜卑人活动的地方呢？或者说，这里究竟是哪一个民族生活的地域呢？这里发现的考古遗迹又究竟可以向我们诉说怎样的故事呢？这一切似乎又构成了新的悬案。

嘎仙洞在经历一个漫长的冬眠期之后，渐渐地复苏于世间，但我们却无法给它一个较为合理的“身份”，这使人情不自禁地想向它发问：你到底是谁？

或许嘎仙洞一带就是从前的大鲜卑山，或许大鲜卑山还远在嘎仙洞以北的某个地方，但无论如何，嘎仙洞一带也应该是拓跋鲜卑南下迁徙过程中曾经路过的地方。可以肯定，拓跋鲜卑人早期的迁徙，是沿大兴安岭逐步南下。在山区中南向移动，气温变得越来越温暖湿润，自然资源越来越丰富，已经可以解决拓跋鲜卑人的衣食问题，使他们一时之间还不必离开这座生活了上百年的大兴安岭。

美丽、富饶的大兴安岭养育了鲜卑人，保护了鲜卑人，使他们能够摆脱强敌，在林海中默默地发展；但大兴安岭的美丽、富饶，也使得鲜卑人长久以来一直保持着渔猎采集的生产方式。从本质上讲，渔猎采集活动还仅仅是靠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来解决人类的食物问题，人类还不知道如何生产食物。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单位面积土地所能供养的人口数是极低的。当林区中的民族人口繁殖突破了森林所能供养的极限时，山中的民族就不得不开始迁移，向大山周围的平原地区倾泻那些多余的人口。

公元1世纪，曾经雄踞蒙古草原的匈奴人走向了衰落。其部众一分为二，一部分匈奴人西迁，另一部分南移保塞。草原上的人口密度为之大幅度降低，大量的鲜卑人乘机从大兴安岭中走出，进入蒙古草原。林区的人口压力因此而降低，为南迁的拓跋鲜卑人提供了生存空间，这使得他们并不忙于走出大兴安岭。

根据《魏书》的记载，大约在1世纪上半叶，拓跋鲜卑人在宣帝推寅的率领下南迁。拓跋鲜卑人从大兴安岭深处走出，沿西南方向一路而下。起初他们所遇到的自然环境并非是完全陌生的，这里是森林与草原的过渡地带，他们在继续着从大兴安岭带来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开始尝试着适应新环境所带来的变化，即学会如何在草原地带获取食物。不管拓跋鲜卑人迁徙到何处，求得生存已经成为他们在新环境下的第一要务，而且学习如何获取食物的本领将伴随他们整个的南迁过程。

拓跋鲜卑人每迁至一地，都给当地带来异样的文化特征。随着他们一代代的繁衍生息，他们在途经的每一寸土地上深深地烙上了兴安岭的印记，在每一种异族文明中种下森林文化的基因。在拓跋鲜卑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桦树皮制品，如桦皮棺、桦树皮弓带、箭囊、壶形器、罐形器及器底等。这种场景无不使我们联想到巍巍兴安岭深处的白桦林。或许拓跋鲜卑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以期望亡人的灵魂不要忘记回家的路，回到他们魂牵梦萦的大兴安岭。

拓跋鲜卑人途经根河流域的拉布达林和七卡（位于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右旗），这里只是他们长途旅行中的一个小小驿站，或许他们真的在长途跋涉中感到了劳累，要在此小驻片刻。这里离大兴安岭并不是特别的遥远，依然可以望见茂密的树林；这里也开阔了他们的眼界：没有高山峻岭的阻挡，没有参天古树的遮盖……面对眼前一望无垠的草原，面对渐渐远去的根河水，他们或许稍稍犹豫了一下，以决定何去何从。

由于取水的需要，河谷常常成为古代民族迁徙的最重要通道，河谷两侧的冲积平原不论如何狭窄，也可以为迁徙者提供平坦的大道。在进入根河流域后，拓跋鲜卑的祖先们很可能是沿额尔古纳河的河谷进一步迁徙。

额尔古纳，蒙古语“捧呈”“清洁”“弯曲”之意，额尔古纳河流域属大兴安岭山麓地带，地势东高西低，地形呈狭长状。北部连接大兴安岭，林海莽莽；南部是微波起伏的草原丘陵。数百条大小河流如玉带般纵横交错，汇入额尔古纳河，成千上万的山泉恰似珍珠般点缀其间。

额尔古纳河水系流域土地肥沃，森林茂密，水草丰美，鱼类品种很多，动植物资源丰富，宜农、宜牧。然而，拓跋鲜卑人并未因此而停止迁徙的步伐，他们用尘土掩埋好逝去同伴的尸体，身影渐渐远去，而伴随亡人灵魂的，只有那片白桦林。

我们无法洞察拓跋鲜卑人继续前行的真实想法，任何文字在他们的执着面前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或许广阔的草原给了他们新的视野，让他们对美好生活有了新的憧憬；或许是额尔古纳河流域还无法彻底地摆脱大兴安岭的影子。他们背对着兴安岭渐渐远去。

虽然一望无垠的草原并没有太多的自然障碍，他们成群结队而行，但心灵无疑是孤独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将去向何方。也许能够驱散他们心灵上孤独寂寞的是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吧。

拓跋鲜卑人在迁徙中学会成长，走向成熟，脚下每一个脚印都是他们不断进步的见证。他们努力地学习着大兴安岭深处所没有的新鲜事物，他们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蹒跚漫步……最终他们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呼伦湖东畔暂时停驻下来。

呼伦湖又叫达赉湖，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面积两千多平方公里，湖水澄澈，浩渺如海。呼伦贝尔草原就因呼伦湖与贝尔湖而得名，它们仿佛草原的一双明眸，是那样的含情脉脉。

关于呼伦湖与贝尔湖，草原上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草原上有一对情侣，姑娘能歌善舞，才貌双全，叫呼伦；少年力大无比，能骑善射，叫贝尔。他们为了拯救草原，追求爱情，与草原上的妖魔奋勇搏杀，呼伦化作湖水淹死了众妖，贝尔为了寻找爱人勇敢地投湖，他们双双化作了一对相望于草原的明珠——呼伦湖与贝尔湖。

呼伦湖每年春季都有南雁北来，在此脱毛换羽，产卵孵化。拓跋鲜卑人如同那些脱毛换羽的鸟儿一样，也在呼伦湖畔蜕变、新生。

呼伦湖畔处于呼伦贝尔草原腹地，离大兴安岭比较遥远，在这里已经看不到高山、树林，只有一望无垠的草原。面对这一全新的自然环境，拓跋鲜卑人或许带着异样的惊喜，认真审视着这里，如何才能适应环境并生存下去呢？

呼伦贝尔草原东起大兴安岭西麓，西邻中蒙、中俄边境，北起额市根河南界，南至中蒙边界，总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优良的三大牧场之一。这里的野生资源极为丰富，有天然种子植物653种，牧草茂密，每平方米生长二十多种上百株牧草。这里地势坦荡，绿波千里，一望无垠，只见蓝天与绿地相接一线，不禁让人想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呼伦贝尔草原还散布着上千个大小湖泊，宛如镶嵌在绿茵毯上的钻石。草原风光奇美绮丽，令人心旷神怡。

在最初的日子里，拓跋鲜卑人的生活是异常艰难的，为了使每个成员能够存活，他们组成了以大家族为单位的联盟。每个大家族中推举一位长老，大家都服从长老的领导，长老在生产、生活、战斗中具有权威。他们在联盟中一起生产，均分食物，甚至联合抵抗异族的侵袭。这种合作模式，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他们的存活，使之能够继续繁衍下去。

在呼伦贝尔草原靠涉猎、采集来获取食物，无疑是不足以保证生存的，处在与大兴安岭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很难也不可能保持那种古老的获取食物的方式。因而他们开始仿效其他民族，过起畜牧迁徙的生活。这一转变对拓跋鲜卑人的历史影响是巨大的，一个崭新的游牧民族即将在呼伦湖畔诞生。

拓跋鲜卑人在生产方式的大转换过程中，他们身上原有的森林痕迹是不断减少的。在呼伦湖东畔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已经很少看到墓葬中有桦皮制品了，反之，倒可以发现各种异民族的痕迹。至晚在这个时期，拓跋鲜卑已经开始辫发，因而被异族蔑称为“索虏”。

拓跋鲜卑人在呼伦湖畔“脱毛换羽”的过程，受其他草原游牧民族的影响是十分强烈的，特别是匈奴人在此对他们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也是拓跋鲜卑人第一次和其他民族直接接触。这是一个互相碰撞交融的过程，拓跋鲜卑人从匈奴人身上学到了各种游牧技术，同时也有部分匈奴部众加入他们的行列。

公元1世纪中叶后，匈奴统治集团分裂，有一小部分匈奴人从大漠南北向东北流亡，与正在由大兴安岭向西南方向迁徙的拓跋鲜卑相混合。史书记载，“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现在学者普遍认为，这里所说的“索头”就是拓跋鲜卑，由于他们的部落融入了数量较大的匈奴人，风俗文化的各个方面受匈奴人影响较深，因而被古代史家误认为是匈奴人的一支。

在鲜卑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匈奴主体部分西迁、鲜卑人入主蒙古草原之后，鲜卑人与匈奴人的通婚应该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因为北方民族与汉族一样也是按父系血统计算亲属关系的，匈奴男人娶鲜卑女子为妻，生下的孩子也被视为匈奴人。但为了将这种混血的匈奴人与“纯粹”的匈奴人相区别，当时北方各族称之为铁弗匈奴。出于同样的原因，鲜卑男人娶匈奴女子为妻，其子女被称为拓跋鲜卑。甚至有人认为，“拓跋”一词的含义就是“鲜卑父胡母”，所谓的“胡”在当时就是指匈奴。

无论如何，匈奴人对拓跋鲜卑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呼伦湖东畔的考古遗迹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与匈奴器物相似的遗物，如铜环、铜带扣、铜装饰、各种质料的串珠组成的项饰，甚至还有骨制的鸣镝。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呼伦湖东畔的考古遗迹中，还发现了不少和其他民族有联系的，从较远的地方输入的器物。如，黄河流域标志性器物——三足陶鬲，源于汉族地区的绢、麻，还有作为装饰品的玛瑙、珊瑚，大约也来自南方地区。至此，一幅民族交融的壮观画面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拓跋鲜卑在呼伦湖东畔居住了两个世纪左右，又继续南下。考古学家认为，可能是由于在迁徙的过程中遇阻于沼泽，他们不得不重新北上、西进，到达呼伦湖之北的扎赉诺尔（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境内）。

此时，拓跋鲜卑人的经济生活已经趋于成熟，劳动产品不仅可以满足部族成员日常的生活，还有了剩余。私有制开始出现，贫富差距鲜明，个体家庭出现，以大家族为单位的结盟组织走向解体。拓跋鲜卑人的生产方式也开始走向多样化。游牧经济不断得到发展、成熟，而且还可能出现了原始的农业生产。在扎赉诺尔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已经发现一些残存腐烂的谷壳。同时他们还保持了一定的狩猎经济。拓跋人的生产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前的手制夹砂陶已经消失，出现了种类繁多的精致轮制陶器；铜器的种类不断增多，骨器的使用范围在扩大；更为重要的是，铁器开始得到大量的应用，我们在遗址中发现了各种锻造的马具和武器。

我们也可以发现，拓跋鲜卑在扎赉诺尔时期所受到的先进文明的影响比完工时期更为显著，特别是受中原汉文化影响的痕迹在加重。在考古遗迹中我们可以看到：轮制的双耳陶管和角器上刻画着龙形纹饰，还发现了中原的输入品——规矩镜、“如意”锦片和木胎漆奁。匈奴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也很突出，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具有匈奴风格的铜饰品、马具和武器等。

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为拓跋鲜卑人的生活注入了新的元素，多元的民族文化交融促使他们发生着蜕变、新生与成熟，正是这样一个精彩纷呈的世界，使他们不愿意回到那遥远、闭塞的大兴安岭。或许他们已经渐渐忘记了那曾经的乐园，忘记了回家的路。

可以说，拓跋鲜卑人由大兴安岭深处到呼伦湖畔，是他们重新得到锻造的一个过程。他们从森林到草原；从渔猎经济到游牧经济；从山区单调的生活到山外的五彩缤纷；从单一的文化构成到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在与其他草原民族相融合之后，拓跋鲜卑逐渐发展为草原游牧民族，他们将从这里走向蒙古草原，也将作为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给中国历史打上他们的深深烙印。

传说在献帝邻担任首领的时候，有神人对他说：“你现在居住的这片土地比较荒凉，而且偏远，不能够在这里建立城邑，应当再次迁徙。”于是，在邻的领导下，拓跋人再一次走上迁徙之路。

与其他东北亚古代民族一样，鲜卑人也是信奉萨满教的，这段记载中所说的“神人”很可能是指拓跋部的大萨满。这一决策究竟是出自大萨满的远见卓识，还是作为拓跋人卓越领袖的邻对大萨满的授意，我们不得而知，但拓跋人显然都相信，迁徙是神对他们的启示，必然遵行，他们为此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生活了二百多年的呼伦贝尔草原。

这个传说中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即拓跋鲜卑已经开始考虑建立城邑的问题了。安土重迁、建立城邑，这显然是农耕民族特有的思维，从传说中我们看出拓跋人已经存在对农耕经济与定居生活的向往，这是他们后来离开草原南下的最主要动力。

需要提到的是，此时拓跋鲜卑可能已经步入部落联盟时期。拓跋鲜卑已不是一个简单的部落，而是一个部落集合体的名号。从目前的记载来看，拓跋鲜卑至少控制了七个部落，分别称为纥骨氏、普氏、拔拔氏、达奚氏、伊娄氏、丘敦氏、俟亥氏，由拓跋鲜卑最高首领的七个兄弟分别统辖，这七个部落连同原来的拓跋部，即所谓的拓跋氏，构成了拓跋部下属的“八国”。后来，邻又将其叔父的后裔从拓跋氏中分出，单立为乙旃氏，将与其亲属关系较远的各宗族组成车焜氏，与上述的“八国”一起构成拓跋鲜卑人的“十姓”。在迁徙的过程中，拓跋部控制的部落集团在逐步扩大，“十姓”构成了这一不断发展壮大的部落集团的核心，在北魏立国后，“十姓”也被称为帝室十姓。

我们不敢肯定，十姓是否都出自拓跋鲜卑，我们甚至无法断定，十姓是否都是“纯粹”的鲜卑人。从拓跋部的迁徙经历来看，更为可能的情况是，作为拓跋鲜卑核心的十姓，已经包括非鲜卑人的血统，已经是鲜卑人与匈奴等草原民族相融合的产物。在此后的迁徙中，拓跋部所吸纳的民族成分就更为复杂，我们几乎可以将拓跋鲜卑视为多个草原民族与鲜卑人的混合体。

当拓跋鲜卑接受神人的启示准备开始迁徙时，据说拓跋部的最高首领邻年事已高，为了更好地领导拓跋部完成迁徙，邻传位给诘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为这次迁徙，拓跋部进行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遗憾的是，对于这次迁徙的过程，史书没有具体记载。根据《魏书》的记载我们仅仅知道，这次迁徙是“南移”，途中经历了许多困难，“山谷高深，九难八阻”。由此推测，拓跋部的这次迁徙，很可能是由呼伦湖附近南下，沿大兴安岭山麓向西南方向迁移。他们迁徙的路线大概不是一直向南的，途中可能有过多次曲折，这样才会一次次翻越高山、跨越深谷，可能还受阻于林中或草原边缘的沼泽地。多数学者认为，拓跋部自呼伦贝尔草原南下后，曾经穿越锡林郭勒草原，在南杨家营子（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北约35公里处）一带作过短暂的停留。

由于迁徙中遇到重重困难，拓跋鲜卑人多次希望停止迁徙，但是诘汾不同意。传说，拓跋鲜卑人在迁徙中面临困境时，曾经有神兽降世，此兽形似马但非马，声如牛但非牛，在神兽的先行带领下，拓跋鲜卑人历经一年才走出了困境。

有人认为此神兽就是“鲜卑”，鲜卑人因此而得名。但对于引导拓跋人迁徙的神兽是不是“鲜卑”，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从文献的记载来看，“鲜卑”一词的应用是很广泛的。不仅用“鲜卑”作为族名，还以“鲜卑”来命名兽、命名山、命名水，以至鲜卑人喜爱的一种衣带也被称为“鲜卑郭落带”。多数学者承认，“鲜卑”一词最初是一种兽的名称，但其原义是什么，具体指的是什么兽，却存在很大的分歧。

有的学者认为，鲜卑是“犀比”的音转，鲜卑人以犀牛为图腾；或者认为，“鲜卑”为东胡语，意思是“犀”，东胡人视犀牛为瑞兽，因此东胡语中称犀牛的“鲜卑”一词，也可以意译为瑞兽。还有的学者认为，“鲜卑”可能是指东胡人中流传很广的神兽——独角马。

有的学者认为，“鲜卑”一词为东胡语“瑞”“神”的意思，根据史书中对引导拓跋部迁徙的神兽类马非马、类牛非牛的记载，并结合目前已经发现的鲜卑人的鹿纹青铜牌饰，认定“鲜卑”一词最初是指驯鹿；并认为在鲜卑人的观念中，鹿往往作为祥瑞或神之象征，鲜卑人极有可能将其崇拜为“瑞兽”或“神兽”，因此，传说中的神兽的原型应该是驯鹿。

驯鹿，又名角鹿，体长100～125厘米，肩高100～120厘米，有“森林之舟”的称号。从形态上讲，驯鹿“角似鹿非鹿，身似马非马，头似驴非驴，蹄似牛非牛”，和所述“神兽”颇为相似。更为重要的是，从功能及用途上讲，驯鹿能负重百斤，善于穿越森林和沼泽，拓跋鲜卑人极有可能借助于驯鹿才最终摆脱了迁徙中遇到的困境。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生活在大兴安岭中的民族还都畜养大量的驯鹿，以便在迁徙中负重。如果我们将草原游牧民族称为马背上的民族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将生活在大兴安岭中的民族称为驯鹿背上的民族，他们的家、他们的一切，在迁徙中都是靠驯鹿来驮运的。

目前比较通行的看法认为，“鲜卑”一词的原意是“瑞”或是“神”。据《史记索隐》的说法：“鲜卑郭洛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郭洛”为“Kwuk-luk”的音译，意为兽，“鲜卑”为“Sai-bi”的音译，其义为瑞、为神。两者合在一起，“鲜卑郭洛带”的意思就是神兽带。通常认为，“鲜卑”就是诘汾南迁途中遇到的“神兽”，但这种神兽的原型究竟是什么，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很可能与汉族的神兽龙一样，这种神兽仅仅存在于鲜卑人的想象中。

也有的学者指出，目前我们根据满语“sabi”而将“鲜卑”一词解释为“瑞”或“神”的做法是欠妥当的。首先，基于现代民族的语词含义向上溯，去比附古代民族语词的含义，这种研究思路就是有问题的。语词的意义在其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不可能没有任何变化，我们没有证据证明，现代满语的“sabi”就是古代鲜卑语中的“鲜卑”一词。其次，发音相近甚至相同，但意义却相差很远的语词是相当多的，即使满语“sabi”与鲜卑语中的“鲜卑”一词发音相同，也不能证明两者的词义也是相同的。在通古斯语族中，如鄂伦春语，sabi的意义是“鞋”，而非“祥瑞”，发音相似的词汇还有sarbu、sabu、sapki、sap，分别是鄂伦春语、鄂温克语、赫哲语和锡伯语中的“筷子”，在蒙古语族中的达斡尔语，“鞋”一词的发音也是sabi。

有的学者倾向于认为，鲜卑即“兹白”，二者发音相似，可能是同音异写。所谓兹白，就是传说中的驳，也就是《山海经》中记载的“駮”，据说这种神兽状如白马，锯牙，能食虎豹。鲜卑墓葬中出土的带头图像，有所谓“飞马”或“神马”，其形状特征大概是：形状似马、顶上一角、尾有歧形、有蹄有爪、有翅能飞、头部宽大等，与《山海经》中对“駮”的描述是极其相似的。可能鲜卑人的瑞兽，是指鲜卑人传说中的一种飞马。

其实，在鲜卑诸部中，拓跋部的南迁是比较晚的。在传说中拓跋部遇到神兽的时代，其他鲜卑人的部落已经活动在漠南草原了，中原的史家早已经将这些来自遥远北方的民族称为鲜卑了。显然，鲜卑一词作为族名的做法，远早于用来称呼瑞兽。而鲜卑族的得名，史书中记载得很清楚，是因为他们起源于鲜卑山，因而其他民族才以其发源地的山名来称呼这些人，渐渐地，他们也就接受了其他民族对他们的新称谓，自称鲜卑了。至于山名与兽名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联系，却是一个难解之谜。

也许，这种出现于拓跋鲜卑人传说中的神兽，原本出自想象，是存在于乌有之乡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将其拉入现实中进行研究，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错误。

不论拓跋鲜卑人遇到的神兽是不是鲜卑，反正据说他们是在传说中的神兽的引导下渡过了难关，最终完成了迁徙。关于拓跋部迁徙的故事我们知道的很少，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几乎在历史记载中消失了，当他们再一次出现在中原史家的视野中的时候，他们已经来到了“匈奴故地”。史书中记载的“匈奴故地”在今天何处，史学家们到现在也拿不出定论，有人说在鄂尔多斯，有人说在河套地区，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应是在阴山山脉。

阴山，其蒙古语名字为“达兰喀喇”，意思为“七十个黑山头”。阴山山脉是古老的断块山，它东起河北东部的桦山，西止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中部的狼山。东西连绵长达1200余里，南北宽达50～100公里，横亘于内蒙古中部地区。

这里是黄河流域的北部界限，起伏不定的山峦成为自然地理景观的主旋律。山区中植被稀少，仅在东段的阴坡有小片森林，生长有白桦、山杨、杜松、侧柏、油松、山柳等树种。中段和西段山地散布有大小不等的山地草场，历史上曾是重要的牧区。山脉内部的盆地中心及山前地带有数个积水形成的湖泊，著名的有乌梁素海、岱海、黄旗海等。

阴山山脉南北气候差异显著，自古以来就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天然分界线。一般来说，山区本身是农牧交错地带，山区既可以为畜牧业提供优质的冬夏牧场，条件较好的山间盆地也可以发展旱作农业，种植春小麦、莜麦、马铃薯等作物，只不过单位面积产量低而且不稳定。而阴山山脉南麓的河套地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已经存在发达的精耕农业，素有“塞外米粮川”的称号。

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一个以阴山山脉为中心的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过渡地带，向东延伸至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向西沿河西走廊一直伸展到沙漠的边缘。这一过渡地带对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盛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农耕民族牢牢地控制过渡地带的时候，他们不仅可以将精耕农业推广到这一地区，还能以此为基地，发兵深入蒙古草原；而当游牧民族占据过渡地带后，向南已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南下牧马、问鼎中原了。可以说，在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竞争中，谁控制了过渡地带，谁就握有主动权。

秦始皇曾经命大将蒙恬北伐，就是与匈奴人争夺包括河套地区在内的农牧经济的过渡地带。西汉初年，匈奴人牢牢地控制着过渡地区，也就一直在与汉王朝的战争中占上风；汉武帝北伐匈奴，迫使匈奴人撤离阴山之后，匈奴人再经过阴山时，没有不为之哭泣的。此后，匈奴也就在对汉王朝的战争中处于下风了，直到他们不得不远离蒙古草原西迁。鲜卑第一英雄檀石槐也是兴起于这里，只是在此之后，无论黄河流域还是蒙古草原，都处于混战与割据之中，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间的矛盾不再明显，过渡地带也就不再为人所重视。现在，一个从未受到重视的北方部族迁入这一地区，一时还没有人意识到，他们将开创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匈奴故地”，这片曾经是匈奴单于头曼和冒顿兴起的地方，现在又养育了一个新的民族，一个即将纵横中国北方的民族，又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剧目即将由这里开始上演。

最早为拓跋鲜卑人编写历史的是北魏名臣和才子崔浩。崔浩出自当时北方四大名族之一的清河崔氏，曾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帝三朝，官至司徒，参与军国大计，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奉北魏皇帝之命，崔浩主持编纂拓跋鲜卑的历史，写成《国书》三十卷。由于崔浩秉笔直书，对拓跋氏早期历史的许多不光彩之处全部如实记载，最终于450年被杀。受其连累，不仅清河崔氏，与清河崔氏通婚的北方世家大族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全部被灭族，史称“崔浩国史案”。

崔浩之死对北方汉族文人的震动是巨大的，没有人再敢于如实记载拓跋鲜卑人的历史，使得拓跋鲜卑的史事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由于同样的原因，流传到现在，记载拓跋鲜卑建立北魏王朝的正史《魏书》中对拓跋氏早期历史的记载可信的内容并不多，以至于我们现在连拓跋氏早期的世系也搞不清楚。

《魏书》的记载将拓跋氏的始祖上溯到始均，并称始均是黄帝的少子昌意的后裔，这显然出自汉族文人的编造。《魏书》称始均以下共传67代，到成帝毛时“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震北方”，又传5代至宣帝推寅时“南迁大泽”，即迁入呼伦湖畔的呼伦贝尔草原，又传7代至献帝邻和其子圣武帝诘汾时，拓跋部进行了第二次南迁，最终进入“匈奴故地”。由此推测，在拓跋部入主中原之后，对于他们自身的历史，他们也只能上溯到成帝毛时期。对于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来说，记忆本民族的历史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魏书》之所以要在成帝毛之前再凭空添上67代，不过是要与毛以下至诘汾之子神元帝力微的14代一起凑成81代，以足九九之数罢了。之所以在编写拓跋鲜卑历史的时候要给予神元帝力微以特殊的位置，是因为正是从力微的时代起，拓跋鲜卑开始建构自己的国家。

《魏书》的谎言不知欺骗了多少人，以致今天还有人相信上述记载，并按三十年一代人计算，将拓跋鲜卑的历史上溯到三四千年以前。

为了突出力微的地位，也为了证明其君权出自神授，《魏书》还记载了一则传说。

据说，在诘汾带领部众南迁的途中，突然遇见一女子从天而降，对诘汾说：“我是天女，奉天帝的命令与你结为夫妻。”于是二人同住一宿，当太阳初升时，天女要回去了，她对诘汾说：“明年的今天，咱们来这里相会吧。”说罢飘然而去。到第二年这一天，诘汾如期而至，果然又与天女相见。天女把一个婴儿交给诘汾说：“这是你的儿子，他长大后，会使你们家世代当帝王的。”天女所生的这个婴儿就是后来的神元帝力微，所以在拓跋鲜卑人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

力微皇帝有无舅家现在无法证实，但说诘汾皇帝没有妻族，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根据史书记载，诘汾并非只有力微一个儿子，他至少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匹孤，在拓跋部迁入阴山一带以后，匹孤率部西迁，独立发展，这就是后来的秃发部。甚至北魏的皇帝也承认，秃发部与他们出自同一祖先，属于同一家族。即使力微皇帝没有母族，匹孤的母族也是一定存在的，那也是诘汾的妻族。

有的学者认为，这则神话反映了拓跋鲜卑早期的乱婚制度；有的学者认为，拓跋氏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避免舅家势力对太子的影响，排挤并杀害了力微的舅家。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即诘汾率部南迁时，力微的舅家没有随之一同迁徙。

胡三省在为司马光的史学名篇《资治通鉴》作注时就已经猜测，率领拓跋鲜卑离开大鲜卑山的宣帝推寅，就是檀石槐领导的鲜卑大联盟中的西部大人推寅。马长寿则认为，檀石槐三部大人中的推寅是拓跋部的首领献帝邻。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认为在檀石槐的时代，拓跋鲜卑已经迁入“匈奴故地”。其实，当拓跋鲜卑迁至阴山一带时，檀石槐的联盟早已瓦解。若非如此，他们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进入这个资源丰富的地方。

力微即位之初，拓跋鲜卑的力量还很单薄，经常受到周围其他部众的侵袭。在220年，拓跋鲜卑遭到西部大人的侵袭，部众离散。力微被迫投奔当时居于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的没鹿回部大人窦宾，成为依附于没鹿回部的部落。从拓跋部的实力来看，即使他们在檀石槐的时代来到阴山，凭他们的实力，其首领也不会成为檀石槐直属的大人。

《魏书》中宣称，力微曾在一次战斗中将自己的坐骑让给窦宾，从而救了窦宾一命。窦宾甚为感激，想要将自己控制的地区分一半给力微，但是力微拒绝了，窦宾因此将女儿嫁给力微。力微又请求率领所部北居长川（今兴和县团结土城子滩），数十年后，因治理有方，旧部众都来归附，遂又兵强马壮。

窦宾去世后，力微杀掉自己的妻子，以示与窦氏决裂，然后率部攻杀窦宾的儿子，吞并了窦宾的部众。力微杀妻吞并妻族部众的做法使我们联想到，“诘汾皇帝无妇家”，是否也意味着力微的父亲诘汾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

力微的手段虽然令人不齿，但是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混乱时代，他确实是一位成功者。在吞并没鹿回部之后，力微继续兼并周围的其他部落，据说在他掌握下的武装力量达到“控弦士马二十余万”。史书记载的数字显然是夸大的，拥有二十多万战士意味着控制了上百万的人口，如果真的如此，力微就应该统治至少半个蒙古草原了。但这条记载至少透露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在力微的时代，拓跋鲜卑的实力在迅速增强。

也是自力微的时代起，在拓跋鲜卑人中形成对最高首领的通称——可汗。力微不但是拓跋鲜卑的第一位可汗，也是整个北方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位可汗。

在258年前后，力微率部从五原东迁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诸部来服，以拓跋部为核心，力微组建起一个部落大联盟。这个部落联盟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其民族成分异常复杂。除居于联盟领导地位的八个拓跋部落（史称“宗室八姓”）外，还有75个非拓跋鲜卑的部落，其中有匈奴、丁零、柔然、乌桓等，统称为“内入诸姓”，同时还包括与拓跋部落保持“朝贡”关系的35个部落。

拓跋力微是一位有着雄心壮志的首领，他积极推进拓跋鲜卑的社会改革，而且力主与中原地区的曹魏政权保持友好关系。他在一次祭天时对部下讲道：“我们都看到了，前代的匈奴人因为贪图财物，不断派兵到汉王朝的边境地区进行掠夺，这么做虽然在财物上有所得，但由此引来汉人的进攻，所造成的伤亡是这些财物远远无法补偿的。这不是长久之计啊！”力微因此开始与曹魏和亲，并把太子沙漠汗送入曹魏为质子。

自东汉至三国两晋南北朝，东亚各地的气温基本处于持续降低的过程中，这一漫长的寒冷期，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寒冷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年积温最低的时期。由于气温的降低，远在北方的大鲜卑山已经成为无法居住的地方，因此拓跋鲜卑才会向着较为温暖的南方一路迁徙。进入阴山一带以后，虽然自然条件特别是气温远优于漠北，但寒冷的气候使草原的载畜量下降，拓跋鲜卑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只能是继续向南，这就存在如何处理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的问题。在力微的时代，拓跋鲜卑已经开始面临着这种抉择。从力微的言论中我们发现，拓跋鲜卑的首领们对此问题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们注意到历史的经验，匈奴人试图以武力南下，结果可想而知；而其他鲜卑诸部与乌桓诸部却都是以归附汉王朝的方式，实现了匈奴人靠武力所未能实现的南迁。拓跋鲜卑主动与曹魏保持友好关系，也是为其进一步南下铺平道路。

沙漠汗在中原前后居住达六七年之久，经历了曹魏到西晋的改朝换代，对中原文化非常熟悉，但在返回拓跋部时为鲜卑诸部大人杀害。

关于沙漠汗的死因，仅《魏书》中就存在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沙漠汗在中原期间，他的弟弟们谋求篡夺本属于他的继承权，因而向力微进谗言，最终害死了沙漠汗。一种认为，沙漠汗英明雄武，西晋的幽州刺史卫瓘担心他回到北方之后成为晋王朝的劲敌，在奏请扣留沙漠汗未果之后，又用重金贿赂鲜卑各部酋长以挑拨离间，杀死了沙漠汗。最流行的说法是，沙漠汗北归时，力微派属下各部的首领前往迎接，诸部首领见到沙漠汗用中原汉人的方法，用弹丸打飞鸟，觉得他受汉文化影响太深，继承力微的可汗职位后一定会模仿中原进行改革，重用汉族士大夫，他们这些鲜卑元老重臣将会大权旁落，因此他们向力微进谗言，在力微的默许下杀死了沙漠汗。

现代学者多根据这种说法，认为沙漠汗之死反映出拓跋鲜卑内部存在激烈的汉化与反汉化之争。但这种记载也有其矛盾之处，力微派诸部首领远迎沙漠汗，显然是为了进一步确认其继承人的身份，这一点诸部首领自然也是十分清楚的，他们会因为以弹丸打飞鸟这样的小事阴谋杀害未来的大汗吗？这毕竟是要冒杀头灭族的风险呀！即使诸部大人向力微进谗言，力微又怎么会未经调查就毫不犹豫地处死自己的接班人？从沙漠汗死后不久力微即去世推测，恐怕沙漠汗的死还是与拓跋部内部对最高权力的争夺有关，只是具体过程我们无法推知了。

拓跋力微共有四个儿子，沙漠汗是长子，以下依次为悉鹿、绰、禄官。力微死后，汗位兄弟相传，277—286年，拓跋悉鹿即位；286—293年，拓跋绰即位。在此之后，沙漠汗之子拓跋弗成为拓跋鲜卑人的最高首领，但在位仅一年，就被其叔叔拓跋禄官杀害篡权。由此看来，拓跋鲜卑人的继统法可能还是兄终弟及，而不是父死子继。拓跋弗是沙漠汗的小儿子，无论按兄终弟及，还是按父死子继，都轮不到他成为拓跋鲜卑的最高首领，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拓跋弗继位，是争夺汗位的各派势力势均力敌、相互妥协的结果。

拓跋禄官在位时，拓跋鲜卑的疆土被划分为东、中、西三部，禄官自己统治东部，由沙漠汗的儿子拓跋猗匜、拓跋猗卢分别统领中部和西部。从表面上看，这种疆域的划分似乎是对檀石槐三部的继承，只不过檀石槐三部的核心是西部（檀石槐本人即属于西部），而拓跋氏的三部核心明显是东部。但实际上，这标志着拓跋氏因继承权问题发生了分裂。禄官是力微的小儿子，他的继承权来自兄终弟及的传统，而拓跋猗匜、拓跋猗卢都是沙漠汗的儿子，他们的继承权则来自父死子继制度，甚至是嫡长子继承制。从这个意义上看，此时期拓跋鲜卑内部的权力斗争，本质是兄终弟及、父死子继两种继承原则的竞争。

拓跋鲜卑分裂为三部以后，中部拓跋猗匜的势力迅速上升。《魏书》对猗匜的评价是“英杰魁岸”，并说他过于笨重，以至于任何良马都驮不动他，出行时不得不乘坐健牛拉的大车。令人奇怪的是，正是在这样一位出行不便的首领的指挥下，拓跋氏三部的中部出兵远征漠北草原，并自漠北草原向西进军，征服了当时生活在草原上的数十个部落。通过对新征服的漠北游牧部落的整合，拓跋氏的中部迅速发展，实力超出其他两部之上。西部在猗卢的领导下，沿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间的过渡地带向河西走廊发展，也吞并了不少北方民族的部落，实力也处于上升之中。只有东部禄官的势力在逐渐萎缩。

306年，拓跋猗匜病逝，其子普根即位。论威望、论才干，普根都远比不上他的父亲，因此中部控制下的各部落渐渐离散。两年后，禄官病死。西部首领猗卢乘机“总摄三部”，重新统一了拓跋鲜卑。

统一后的拓跋鲜卑实力增强，而中原地区的西晋王朝却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各地割据势力开始抬头。拓跋鲜卑中止了向漠北草原的开拓，转而参与中原各派势力的角逐。

310年，铁弗匈奴刘虎与白部鲜卑共同进攻西晋并州管辖下的新兴、雁门二郡。并州刺史刘琨向猗卢求救，猗卢乃发兵两万帮助刘琨击破刘虎和白部鲜卑。刘琨为了酬谢猗卢，表奏猗卢为大单于，以代郡封之为代公。刘琨还将句注山陉岭（在今山西代县西）以北之地，包括今代县、朔县和繁峙一带，赠给了猗卢。拓跋鲜卑疆域扩大，实力大增，实现了力微时代就已经存在的进一步南下的梦想。

也是在猗卢在位期间，拓跋鲜卑开始以盛乐为北都，以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为南都，初具国家规模。公元315年，猗卢自称代王，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拓跋鲜卑政权——代。

在猗卢之后，拓跋鲜卑再一次出现继承问题。猗卢之子六修发动叛乱，与猗卢父子相攻，猗卢战败，微服出逃，死于民间。拓跋猗匜之子普根发兵打败六修，成为拓跋鲜卑的最高首领，但仅仅一个月以后，普根就去世了，死因不详。拓跋猗匜一系拥立刚出生不久的普根之子继承汗位。以婴儿为首领，这在崇尚武力的游牧民族来说是极其罕见的。而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普根之子也莫名其妙地死去，最终是继位一年即被杀的拓跋弗之子郁律夺取了政权。六修、普根与郁律，都是同一祖父的堂兄弟，从这个角度看，拓跋鲜卑人的继承制度仍未彻底摆脱兄终弟及制的影响。

有意思的是，普根父子二人曾经即位，只是因为在位时间很短，在北魏建国后没有得到正式的追尊，因而在拓跋帝室的世系中没有相应的位置。相反，沙漠汗早死，实际未曾即位，但由于世系中不可动摇的大宗地位，而得到了北魏的追尊。此后拓跋鲜卑的最高首领都出自沙漠汗的一系。

可是，拓跋氏的权力继承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郁律最终被拓跋猗匜一系的势力所害，同时被杀的拓跋鲜卑人的首领有几十人。猗匜之子、普根之弟拓跋贺傉即位。在贺傉去世后，他的弟弟纥那即位，仍旧遵循兄终弟及原则。

拓跋氏内部对领导权的争夺愈演愈烈，拓跋氏控制下的其他部落也参与进来，分别支持有继承资格的拓跋氏成员，相互攻杀。拓跋猗匜一系的势力衰落后，纥那不得不出逃到支持自己的宇文部。贺兰部以及支持郁律一系的鲜卑诸部大人共同拥立郁律的长子拓跋翳槐做了可汗。

由于连年内讧，拓跋鲜卑的势力一度衰落，中原地区羯族建立的后赵政权实力正强，为改善同后赵的关系，拓跋翳槐派自己的弟弟拓跋什翼犍去后赵当人质，住在襄国，后来又迁往后赵的新都邺城。338年10月，拓跋翳槐病重，临终前留下遗命：“必须立什翼犍，社稷才能安宁。”翳槐死后，群臣认为什翼犍远在邺城，一时不能回来，若要等他回来，恐怕又会出现混乱，应该赶快推立新主。

当时在盛乐的翳槐的兄弟有二人，论年长当推其三弟拓跋屈，可是拓跋屈刚猛多诈，不如其四弟拓跋孤仁厚。于是诸部首领杀拓跋屈，立拓跋孤为主。但拓跋孤却坚决不接受，他说：“我二兄居长，理应继位，我怎么能够越过他而继位呢？”于是他亲自去邺城接什翼犍，并向后赵石虎要求留下自己当人质。

石虎被拓跋孤的义举所感动，让兄弟二人都回到代北。338年十一月，拓跋什翼犍在繁峙（今山西浑源县西）即代王位，作为报答，将领土的一半分给拓跋孤管理。至此，拓跋鲜卑内部因继承问题导致的持续近二十年的动乱总算告一段落。

传说拓跋什翼犍生而奇伟，身高八尺，隆准龙颜，他站立时头发能下垂至地，侧卧时乳头下垂至席。即代王位后，他完全仿照中原制度设官分管政务，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任命一些中原汉族士人参与政权，如以汉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并制定和完善了各种法律制度。拓跋氏的代政权在迅速向成熟的国家形态过渡。拓跋什翼犍又在盛乐南八里修筑盛乐新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作为国都。拓跋氏的政权开始有了固定的政治中心，农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代国的疆域空前扩大，东到濊貊，西至破洛那（今吉尔吉斯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南临阴山，北尽大漠，成为活跃在大漠南北的一支强大势力。

长年的变乱，使得拓跋鲜卑的势力起起伏伏，但他们在历史的曲线图上总体是呈上升趋势的。北方草原在经历了长久的冬眠之后，再一次积蓄着力量，呼之欲出。可以说，如果没有代政权近百年的发展，就没有以后拓跋鲜卑统一中国北方的丰功伟绩。历史将再一次证明，当中原陷入失衡状态，缺乏秩序的时候，总有一股外来的力量将其扭正，而这股力量正是源于北方草原。值得回味的是，北方草原之所以能够形成势力，又不能不“归咎”于中原农耕文明的辐射。

代政权的建立、成熟的进程，是拓跋鲜卑由传统的游牧社会到新兴农耕文明过渡的过程。这一转变是剧烈的、异常艰辛的，这使我们想起，拓跋鲜卑祖先们为了寻找一块能建“城邑”的土地，在中国北方徒步迁徙的景象。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找到了一方实现他们理想和抱负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