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帝国的解体（1/1）

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使英国人大吃一惊，但对那些热衷于捍卫帝国事业的人来说却像是一剂高效兴奋剂，他们希望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整个帝国同仇敌忾的局面再次出现，并以此为转机，重振大英帝国雄风。

果然，英国对德宣战后，英联邦各成员国（爱尔兰除外）和殖民地随即表示站在英国一边参战，不久后出任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颇带感情色彩地称赞这一壮举：“在那黑暗、恐慌同时也是光荣的时刻，我们得到了国王陛下的所有自治领的保证——无论其疆域大小、实力强弱：我们将同生死、共存亡。”不但自治领看上去忠心耿耿，就连殖民地也态度积极，投身于战火之中。1940年，英国前殖民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ald）对此感慨不已：“我想这是个不凡之举：这些6000万芸芸之众散布于50余块土地上，他们还没有自治权，他们由我们统治，却本能地承认……我们是弱小民族自由和福祉的真正保护者。”英帝国在战争到来时的一致行动使希特勒大失所望，他原认为英帝国会在战争爆发后迅速瓦解。

在参战问题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反应十分积极，毫不犹豫地宣布随英国参战。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R.Menzies）在1939年9月3日晚向他的国民宣布：“英国已经参战，因此澳大利亚也处于战争状态。”但加拿大受美国中立政策的影响，却倾向于保持中立，在拖延一个星期后，加拿大议会才决定参战。加拿大的法语区对英国并无好感，虽然法国已经宣战，却对战事热情不高，以至加拿大的英语区于1944年要求实行征兵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南非的反复更大，詹姆斯·赫尔佐格（James B.M.Hertzog）总理决定采取中立立场，亲英的史末资则在议会中提出参战修正案与之对抗，结果，该修正案以80票对67票获得通过。受挫的赫尔佐格要求解散议会，但遭到总督的拒绝。混乱之中，史末资受命组织政府，才解决了参战和政府危机这两个难题。

在爱尔兰，1937年上台执政的德·瓦列拉刻意要拉开爱尔兰与英国之间的距离，他认为爱尔兰虽是英联邦成员国，但这只是爱尔兰的一种“外部联系”，因此在大战爆发后他宣布：只要爱尔兰还处于分裂状态，它就不参加英国的战争。爱尔兰于是保持中立。

埃及国王在作战问题上态度不积极，为防不测，英国迫使他退位让权。印度表现得更加不驯服，英国宣战后，英国驻印度总督事先未与印度任何党派联系，便宣布印度已进入战争状态。国大党对英国总督的霸道行为十分不满，该党在各邦的部长集体辞职，以示抗议。1940年10月，甘地又一次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英印政府担心运动会演变为起义，便再次镇压，在此后的6个月里，共有1.4万名参加者被投入牢房。

尽管出现以上波折，英帝国各自治领和殖民地仍派出约500万人参战，这个数字远高于它们在一战期间派出的人数。帝国成员还在军火生产方面作出贡献，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为例，加拿大共提供飞机15957架、坦克5678辆、防空武器4286件、轨道车辆33987辆、机枪251925挺；澳大利亚则提供飞机3181架、坦克57辆、防空武器768件、轨道车辆5501辆、机枪30992挺。在资金方面，英国也从帝国得到支援，英国将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在英国的存款以政府借款的形式用于战争，又以赊欠方式支付从殖民地进口的物资和劳务，到二战结束时，英国向殖民地（不包括印度）的欠债由1939年的1.5亿英镑增加到4.54亿英镑；而对印度的债务关系，则由印度欠英国3.5亿英镑，变为英国欠印度12亿英镑。这种情况标志着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已发生微妙的变化。

战时，英国在战场和外交两条战线上坚决维护英帝国的完整，不容侵占和肢解帝国。在欧洲、东南亚和中东战场，英军与德国和日本军队作战，保卫和恢复帝国；在谈判桌上，丘吉尔与美国和其他盟国激烈交锋，坚持按英国的方式管理帝国，反对去殖民化。在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郑重表达了这一立场：“对于英国而言，英国决不谋求获取任何新的领土或基地，但决心维护所拥有的一切。”他说：“除非使用战争手段，否则别想从英国手中拿走任何东西。”从实际效果来看，英国基本上达到了以上目标，战后，英帝国在东南亚和中东的属地均被恢复，顶住了美国和其他盟国的巨大压力，殖民地在战争期间没有给英国造成太大的麻烦，英帝国似乎像战前一样稳固。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丘吉尔虽然已经下野，但他仍然踌躇满志地说：

在经历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搏斗之后，英联邦和帝国再次安然无恙、团结一致。曾经威胁到我们生存的恶魔暴君们被彻底击败，我们帝国的王冠在绚丽的光辉映照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耀眼。……这是真正的荣耀，它将在很长的时间里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但事实证明，二战是英帝国瓦解的起点。首先，英帝国在战争中受到重创，动摇了英帝国的基础。日军在很短时间内连夺香港、马来亚，又于1942年2月15日攻克英国在远东的战略要地——新加坡，并击沉英国皇家海军的著名战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不久日军又攻下英属缅甸，将战火烧到英帝国的心脏——印度的边境。这些失败不仅使英国失去了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而且丢失了自治领的信任，它们不再把英国视为可靠的、强大的保护者。二战开始时，澳大利亚宣布站在英国一方投入大战，但热情已比一战时下降。澳大利亚远征军于1940起在埃及和中东地区与英军和其他英帝国军队并肩作战，参加了一系列重要战役。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澳、英分歧加剧，丘吉尔坚持要求澳军留在中东作战，抗击德意军队。但澳大利亚新任总理约翰·柯廷（John J.Curtin）执意从中东撤回澳军全部3个师。丘吉尔知道后十分失望，又试图将其中的两个师投入缅甸战场，再遭柯廷拒绝。帝国军队在战时不服英国调遣，这在英国战争史上还是第一次。

印度的情况更糟。1942年8月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印度各地引起多次冲突，英印当局竟在镇压中打死900人，英印统治者与印度民族主义者及印度人民的关系趋向紧张。英印军队中的印度官兵军心动摇，许多人不愿屠杀自己同胞，于是开小差，其中约4.2万人没有跑回家去，而是投到了鲍斯的“印度国民军”旗下，反过来帮助日本人打英国人。印度国民军的部队与侵缅日军一起发动英帕尔战役，企图打开印度的东大门。好在英印军队在英帕尔战役中取胜，随后东南亚战局发生变化，盟军转入反攻，印度的危机才告结束，但它所造成的影响在战后却更明显地展示出来。

其次，迫于战争压力，英国放松了对殖民地的控制，并对殖民地统治方式进行修改。1942年12月，殖民部战后问题委员会主席海利勋爵（Lord Haley）在太平洋关系协会的会议上宣布，帝国的殖民地政策是培育和建立自治制度，主要措施为：（1）建立地方自治体系；（2）在政府机构中逐渐以当地人取代欧洲人；（3）创建本地立法机构。1943年，殖民部官员威廉斯拟就一份有关非洲殖民地宪政改革的备忘录，提议西非的宪政改革循序渐进地进行：首先在地方一级建立具有顾问性质的议会，然后推广自由选举，逐渐增加立法议会内非官方指定的非洲议员人数，最后走向自治。这份备忘录得到政府的重视，殖民部负责非洲事务的官员科恩（Andrew ）制定了非洲自治计划，按此计划，非洲自治将分成四个阶段：（1）非直接选举的非洲议员在立法议会中占多数，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人进入文官系统；（2）在英国总督治理下，非洲议员出任殖民地政府对内事务的部级主管；（3）非洲议员担任除外交、国防、财政之外的所有部级主管；（4）由非洲部长组建英国式的殖民地政府，完成自治。在当时战争的情况下，该项计划未能实行。不过，这些主张为战后的去殖民化设计了模式，也为英联邦全面取代英帝国作了准备。

第三，大战推动了殖民地民族意识的觉醒，直接为二战后的去殖民化作了准备。战争期间，盟国领导人为争取受纳粹侵略和威胁的国家和人民组成最广泛的联合阵线，曾多次强调民族自决原则，著名的《大西洋宪章》（Atntic Charter）便是一个例子。这部在1941年7月14日发表的文献是关于对德战争的目的和战后秩序的宣言，宣布要“尊重各民族自由决定其所赖以生存之政府形式的权利”。显然，当丘吉尔和罗斯福制定这一原则时，他们是特指当时被德国占领的各欧洲民族，但其影响范围决不限于此，战后去殖民化过程中这项原则被广泛引用便是明证。因此，盟国领导人强调的民族自决原则在英帝国内的殖民地各民族中产生共鸣，这虽然不是英国领导人的初衷，但所造成的后果却毋庸置疑。

另外，大批黑人应征入伍走上战场与白人士兵并肩作战，击败白人敌军，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军事技能和英语水平得到提高。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打破了原先对白人的神秘感和恐惧感，认识到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而不论其肤色如何。南非的著名黑人领袖西托莱（Ndabaningi Sithole）就深有体会地说：黑人士兵发现“枪弹打在白人身上和打在黑人身上，效果是相同的。……经过4年追杀白人敌军之后，非洲人再也不把白人当作神看待了”。这些士兵复员后便成了唤醒本地民族意识的生力军，两位曾在西非边防军中服役的英国保守党议员就指出：

我们将会看到大批非洲人在战后返回故乡，他们受训或部分受训成了有技能的人，守纪律，懂英语，有知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在外面的阅历。现在他们返乡，返回到原先的生活环境中去，他们有些人的家在遥远的村庄和偏僻的地区，但他们将以完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他们的生活。

战争期间，英国加强了对殖民地的宣传工作，结果是既调动了帝国成员的参战积极性，又为殖民地和其他属地人民提供了有关民族意识的启蒙教育。二战开始后，英国政府设立了一个专门的部级机关──新闻部，负责政府的宣传工作。该部各司按地区设置，此外还设置了一个帝国司，负责计划、监督和实施对自治领、殖民地进行宣传。1940年，该部在题为《关于大英帝国的宣传工作》的备忘录中规定了帝国宣传工作的指导原则：（1）宣传应真实和客观；（2）宣传应有选择；（3）宣传应扩大覆盖面和可信度。在殖民部的配合下，新闻部拍摄和发行电影宣传片，建立无线和有线广播网，印发各种宣传品，等等。这些宣传总体来说相当成功，殖民地人民普遍相信纳粹是人类文明的破坏者，是罪恶之源。但另一方面，正如殖民部官员埃德迈特所预言：宣传“也许能赢得战争，但不能赢得和平”。宣传开拓了殖民地人民的视野，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用民族主义鼓舞本国人民的同时，殖民地人民有系统地经受了民族主义的教育。像《大西洋宪章》这样的文献在帝国内广泛传播，播下了去殖民化的火种。因此，在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就感到难以应付来自帝国内要求民族独立的挑战，不得不顺应去殖民化的潮流。

第四，英国在二战中的主要盟友——美国和苏联都对英帝国不抱好感，因此当战争结束时，它们便着手拆毁英帝国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苏联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十分明确，列宁、斯大林对此作过大量阐述，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奴役和剥削。为实行宗主国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和殖民地的反帝力量与社会主义国家大联合，列宁指出必须确认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自决权。至于美国，它原本是英国的殖民地，通过战争赢得独立，自然不会对英帝国抱有好感。并且，已成为世界强国的美国也希望看到英帝国垮台，从而为自己争夺更大的势力范围。对日战争爆发后出版的《生活》杂志直截了当地说：“有一件事我们肯定不会为之而战，这就是维护英帝国的完整。”有不少美国人甚至“把摧毁英帝国作为他们的战争目的之一”。

二战结束后，联合国最初一批成员中，苏、美、拉美国家都对帝国持否定态度，《联合国宪章》亦将尊重各国人民的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作为宗旨之一。如果说一战使欧洲的几个帝国走向灭亡，那么二战就为大英帝国敲响了丧钟。昔日显赫一时的英国到这时已经耗尽国力了，它对战争中的盟友美、苏等国欠情太多，因此明知道它们在干不利于英帝国的事也不敢发作。这样，随着大战落幕，英帝国解体的序幕也就拉开了。

战争中，英国对殖民地政策作了一些调整。在经济方面，英国的传统政策是要自治领和殖民地自给自足，财政自立，不成为英国的负担。二战爆发后，殖民地对英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价值日益显现，促使英国政府放弃原有的传统概念，正式提出要大规模向殖民地提供经济援助，以争取殖民地人民对英国战争行动的支持。早在1938年，殖民大臣麦克唐纳就曾提出过殖民地改革设想，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经济上实现非自由化，不再强调自由放任政策，改为向殖民地提供经济援助；政治上推行非部族化，考虑将权力移交给受过西方教育的殖民地人。但张伯伦政府并不想实施该方案，所以改革并没有进行。战争开始后，丘吉尔政府主持通过了1940年《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ial Developmentand Welfare Act），其核心内容是将英国对殖民地的经济援助制度化，规定此后十年里每年提供500万英镑的经济援助，以后，英国议会又多次通过类似的法案。

在政治方面，英国加大了某些殖民地自我管理的权利，比如批准北罗得西亚建立地区议会；同意在黄金海岸颁布新宪法，允许当地非洲人在立法会议中占有多数；在历来由白人垄断的肯尼亚立法会议中，也接纳了第一位非洲人。在世界其他地区，英国于1943年准许锡兰成立自治政府并制定宪法，马耳他也获准建立自治政府，牙买加于1944年实行普选制，进行众议院的选举。在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也都制定了新宪法。

但无论如何英国政府都坚持帝国（及英联邦）为英国的立国之本和战略核心。英国本土疆域有限，离开帝国就难以维持世界一流强国的地位，丘吉尔深知这一点，他在1944年为战后英国确定世界战略时，提出了以帝国为核心的“三大实体”构想，在此基础上他后来提出了著名的“三环外交”，成为战后历届英国政府的行为准则。

战争期间，丘吉尔亲自指导帝国事务，表现在以下三件事上：

一是克里普斯（Sir Richard Stafford Cripps）出使印度。印度是帝国的柱石，素有“帝国王冠上的宝石”之称，印度为英国的战争行动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英国也为保卫印度竭尽全力，仅防卫费用就高达每天100万英镑。但1942年印度面临严峻的考验，英帝国军队在东南亚战场节节败退，战火已蔓延到印度边境，曾任国大党主席的鲍斯居然前往柏林和东京寻求支持，企图依靠轴心国力量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他组建一支约3万人的“印度国民军”，协助日军作战，在军事上、心理上都引起印度的震动。

1942年2月，蒋介石偕夫人访问印度，意在说服印度领导人行动起来抗击日本。印度民族主义领袖请蒋介石传递消息，要求英国同意印度成立责任制政府。丘吉尔对此十分警惕，他决不能接受蒋介石作为他与甘地、尼赫鲁之间的中间人，他于是致电蒋介石，敦促他不要插手印度事务：“我冒昧地希望阁下，请不要迫使问题与总督和英王的意愿背道而驰……”接着，丘吉尔采取了三个步骤：第一，致电驻印度总督林利思戈，明确政府的立场：可以考虑允许印度自治和成立印度自治政府，但该政府必须代表各个教派和种姓，不能由国大党一统天下。第二，成立战时内阁印度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和处理印度问题。第三，就是派遣克里普斯前往印度，了解情况，代表英国政府作出承诺，安定人心，维护英国的殖民统治。

1942年3月22日，克里普斯抵达德里。他此行带去了英国政府关于印度问题的宣言草案，草案的最大特点是首次明确了印度自治的时间表，主要内容为：（1）大战结束后即采取措施建立印度联邦，给它自治领的地位。（2）成立邦和土邦的代表机关以制定新宪法。（3）不愿参加印度联邦的邦和土邦，可以保持与英国的原有关系，或者成立单独的自治领。（4）在战时，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不作变更，印度各政党应帮助英印政府作战，全部防务责任由英国政府承担。

克里普斯就宣言草案与各方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穆斯林联盟接受其一般性原则，土邦表示听从英国的安排，国大党则坚决反对，不接受战时不成立责任政府的规定。最终，克里普斯的使命未能成功，但印度在此后的战争年代里相对稳定，宣言草案对战后印度的去殖民化进程具有积极的影响。

二是征调澳大利亚军队增援缅甸战场。二战爆发后，澳大利亚追随英国参战，将4个主力师派往海外作战。1942年初战场形势急转直下，2月15日新加坡陷落，澳大利亚失去了北方的防御屏障，澳军第8师也成了日军的俘虏。四天之后，日本飞机轰炸澳大利亚的北方重镇达尔文，这是澳大利亚领土首次遭受外敌袭击，243人被炸死，23架飞机被炸毁，8艘船只被炸沉，“发生了这个国家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澳大利亚政府决定从中东北非战场急调两个师回国。

恰在此时，日军逼近缅甸的仰光，英军急需增援，而英国在东南亚已无军可派，正奉调回国的澳军恰恰在此时乘船驶经附近的印度洋。丘吉尔亲自出马，于2月20日急电澳大利亚总理柯廷，要求将澳军调往缅甸战场，投入仰光保卫战。他还下令运送澳军的船队调转航向，向缅甸方向行驶，试图迫使澳方就范。但柯廷总理拒绝了丘吉尔的要求，称：“我们感觉到首要的责任在于挽救澳大利亚，这不仅是为了它的本身，而且要保持它作为抗日战争的基地。在这种情势下，要推翻我们极度审慎地作出的并且一再重申的决议，是不可能的。”由于澳方态度十分坚决，丘吉尔只得放弃他的要求，澳军返回本国设防。通过这件事英国方面认识到：在任何情况下，英国都不宜违背自治领的意向对其发号施令，否则只会动摇帝国内部的团结，危及英帝国的整体利益。

三是镇压伊拉克叛乱。伊拉克原属奥斯曼帝国，一战时被英国军队攻占，战后由英国实行委任统治。1921年英国挑选一位阿拉伯亲王费萨尔任国王，称费萨尔一世（FaisalⅠ）。根据1930年的英伊条约，1932年英国的委任统治应结束，伊拉克获得名义上的独立，但英国有权继续使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提供军事保护，因此英国仍把持实际的控制权。二战开始时，在位的费萨尔二世（Faisal II）年幼，由叔父阿卜杜尔伊拉（Abd al-Ih）任摄政，以王室为首的亲英派与以军方的拉希德·阿里（Rashid Ali）首相为首的亲德派发生冲突，1941年4月2日阿里发动叛乱，企图依靠轴心国来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阿卜杜尔伊拉逃往约旦，亲英的巴士拉省长萨利赫·贾布尔也被捕。

面对帝国的又一次危机，丘吉尔迅速介入。4月8日他指示印度事务大臣艾默里从印度抽调军队增援伊拉克，此后又令总参谋长伊斯梅（Ismay）和中东战区总司令韦维尔（Archibald Wavell）向伊拉克派出援军。5月2日，英军与叛军在巴格达以西的英国空军基地哈巴尼亚发生激战，丘吉尔亲自致电战地指挥官斯马特少将，鼓励他顽强作战：“你的坚强而出色的行动已使局势大致恢复以往的状态，我们大家正注视着你所进行的辉煌战斗。”德、意方面派出空军支援叛军，但英军的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开来，在力量对比上取得了优势。5月27日，英军扫除了巴格达的外围阵地，30日进入巴格达城区，平息叛乱。在总结这个事件时丘吉尔颇为得意，他批评韦维尔的消极态度：“由我主持的国内领导部门从白厅直接推翻了现场负责人的决策，我们从他手里把事情揽过来，自己负责下令驰援哈巴尼亚，并拒绝所有同拉希德·阿里进行谈判或接受曾经一度提起由土耳其出面调停的想法，结果迅速而圆满地获得成功。”

在处理帝国事务的过程中，丘吉尔对英国在帝国内的地位、英国与帝国成员的关系以及帝国在战后的走向等有了新的认识，以至于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战后英国的去殖民化作了必要的铺垫。

英国于1945年7月举行大选，工党获胜成为执政党。一贯以维护大英帝国为己任的丘吉尔此时却没有机会显露身手了，等他六年之后重任首相时，已无力改变帝国的命运。

从历史上看，工党对帝国的热情一直不高，大部分工党支持者对帝国不屑一顾。战后英国公众深受经济困难之苦，对帝国的命运漠不关心。据有关调查，1948年时四分之三的英国人不知道自治领与殖民地的区别，每两个英国人中就有一个说不出任何一个殖民地的名称。在这样的背景下，工党政府的殖民政策自然不如保守党那么积极主动，其基本原则是在不放弃帝国的前提下，改善殖民地的教育、医疗等民生事务，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从现实主义出发，对执意独立的殖民地不加以阻拦，但对其独立进程予以干预，力图保护英国的利益和英国的影响。

工党上台后百废待兴，重建英国经济是政府的主要任务，英国出现了放弃帝国的呼声。工党政府根据英国经济实力下降的现实，以及它对帝国问题的不同理解，提出了重新审议和调整帝国政策的设想。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和财政大臣休·多尔顿（Hugh Dalton）是持有这种观点的最引人注目的人物。

艾德礼从战略的角度进行思考，他认为英国已无力承受帝国防务的重担，提出要撤出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理由是：第一，联合国比英帝国更适宜承担该地区的防务，按他的说法：“大英帝国只有依赖其联合国组织成员国的身份才能够得到捍卫……如果这个新的组织已经是新的现实存在的话，那么由谁来支配昔兰尼加或索马里或者由谁来控制苏伊士运河就无关紧要了。”第二，英国国力下降，不须再承担不必要的防务责任，英国应将有限的资源用于保卫重点地区上，如东南亚。艾德礼认为帝国立场的鼓吹者主要是“基于过去的情感理由”捍卫帝国，而在现实中，“摆脱这种梦魇般的重担将会对我们有好处”。第三，英国应改变与附属地的关系，建立一种新的模式。具体办法就是以安抚和援助取代武力和强制，同时顺应殖民地关于自治和独立的要求。在英国与埃及重开关于英军在苏伊士运河区军事存在的谈判时，艾德礼的立场十分明确，他认为英国不可能用武力来保有在埃及的军事基地，当英国的利益与当地人民的意愿相违背时就会受到损害。

财政大臣多尔顿关注的角度不同，他认为英国已不具备维持庞大帝国的经济能力，必须从中东和南亚等地区撤出，以减轻其无法承受的负担。因此，英国在依靠美国和加拿大的信贷维持经济体系运转的情况下，必须尽快采取以下的措施：大幅度削减军事预算和开支，收缩兵力部署和防御范围，大力提高出口额以减少赤字。他对政府中其他成员的掉以轻心感到担忧：“我的一些同事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未来几年的严峻前景，也没有考虑到必须采取的种种措施，而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至少能够使我国在避免发生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灾难的条件下渡过这几年的难关。”他特别指出：如果英国的经济状况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根本的改善，一旦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信贷在1949年初告罄，那么英国就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政府将不得不削减国民的配给额度，减少国外制成品和原料进口，进而引发失业率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针对殖民地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多尔顿明白无误地宣称：英国应当放弃它承担的责任，殖民地在独立后能否自我管理，那与英国无关：“试图压制这些人的意愿，是在浪费英国的人力和物力”，“即使发生流血、腐败和无力治理……的情况”，那也无关紧要。“我们必须尽量不让美国人或我们自己误以为：我们能够做到那些我们实际上做不到的事；我们已经过分不堪重负了。”

但工党政府中的另外一些重要大臣却多次强调不放弃帝国的决心，1945年，殖民大臣阿瑟·琼斯（Arthur Jones）告诫工党内的社会主义者不要因其对帝国主义的反感或“对‘解放’的感情倾向”，而急于抛弃帝国，在他看来，“像这样抛弃殖民帝国将是对各族人民和我们责任的背叛”。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也明确表示他“不准备牺牲英帝国”，因为他知道，“如果英帝国垮台了……将意味着我们选民的生活标准迅速下降”。贝文这番话表达了英国在经济上对帝国的倚赖性，事实上，战后英国对帝国的倚赖程度反而加强了：在二战之前，帝国占英国进口额的39.5%和出口额的49%,而在1946-1949年间，所占比例分别扩大到48%和57.5%。

为了保住帝国，工党政府继承了保守党政府的做法，增加对殖民地的财政援助。1945年通过的《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规定在未来10年中的援助额为1.2亿英镑，同时要求援助的实施必须有计划、有目的。援助的重任被委托给一些公共发展公司，援助项目包括修建道路、建设住宅和医院，开办大学，资助经济发展。英国议会还在1949年和1950年两度通过相同法案，追加援助。但这些计划附带有限制条款，比如那些没有资源可供开发的殖民地和想用援助冲抵赤字的殖民地均不在受援之列，结果是越穷的殖民地越得不到援助。有些大规模的开发项目考虑不周，比如耗资3700万英镑的坦噶尼喀花生种植项目就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英国的援助政策虽对改善殖民地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但在去殖民化运动蓬勃兴起之时，它已无法阻止殖民地走向独立。正是从40年代后半期起，英国殖民地的独立进程就开始了，首当其冲的是有“大英帝国基石”之称的印度。

根据战时的承诺，1945年底至1946年初在全印各地举行了选举，国大党赢得大多数印度教徒的支持，穆斯林联盟得到了全部的穆斯林选票。接着，英国派3名大臣到印度巡视，他们在报告中提出在印度建立松散型联邦制度的方案，其主要内容为：在邦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建立一个二级政府，其中在穆斯林占优势的地区由穆斯林组建该级政府，在其他地区由印度教徒组建该级政府。两个二级政府再联合组建成第三级政府即中央政府，决定有关国防、外交、交通与通讯政策。尼赫鲁指责这个方案有亲穆斯林的倾向，于7月予以拒绝。穆斯林方面则感到这项方案中未包括他们建立巴基斯坦国的计划，也表示不支持。

在印度两大党都拒绝之后，英国仍希望在印度建立某种联邦。1946年9月，英国驻印度总督韦维尔按照大选结果组建行政委员会，委员会由他本人主持，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 Nehru）出任副主席。穆斯林联盟方面经过1个月的谈判后参加了该委员会，但是，他们与国大党的矛盾依旧。8月，从加尔各答开始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很快蔓延到孟加拉、比哈尔和其他地区，英印当局已无法控制局势，只好在无可奈何之中作最后一次努力。同年12月，总督韦维尔、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穆斯林联盟主席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和其他印度领导人在伦敦聚会，商讨维持印度统一的可能性。但会议未取得任何成果。

此后，首相艾德礼听取了蒙巴顿勋爵的建议，为印度的独立确定了最终时间表，印度两党必须在此时间之前解决它们的矛盾，否则英国将不顾后果从印度撤出。艾德礼后来在解释这项方针时指出：“除非这些人面临时限的紧迫压力，否则将会是无休止的拖延。”英国撤出的最后时限确定在1948年6月底，蒙巴顿也接替韦维尔出任印度总督。这项决定表明英国放弃了维护印度统一的努力，而一俟宣布英国将撤离，英国对印度的影响力也就大大削弱，在野的保守党沮丧地指出：这让英国丢掉了涉及印度问题的发言权，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不存在了。

时限方针产生巨大影响。其一，穆斯林联盟改用拖延策略，来实现其建立独立的巴基斯坦的目标。面对旁遮普和孟加拉的乱局，国大党人也明白自己无能为力。因此，两大政党终于形成共识，即实行分治。其二，时限宣布后，印度的无政府状态愈演愈烈，秩序混乱，行政系统失去效力。蒙巴顿的主要助手坎贝尔约翰逊（A.Campbell-Johnson）回忆说：“印度在1947年3月就像是一艘位于大洋中央发生火灾的船，船上载有火药。”蒙巴顿认为必须立即确定印度独立的日期，以防火药提前爆炸。最终，他把这个日子定在1947年8月15日，比艾德礼先前宣布的日期提前了10个月。

为维持英国对独立后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仍有影响，蒙巴顿插手了印度的独立与分治。他到印度后，并没有把精力放在调解两大党的矛盾上，而是一门心思地制定了关于印度独立的方案，即“蒙巴顿方案”。根据方案，独立后的国家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各自建立政府；各土邦均享有自主决定权，可以选择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任何一国。方案公布后很快得到了印度两党的积极反应，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先后于6月9日和16日宣布接受该方案。

1947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如期宣布独立，尼赫鲁和真纳分别担任两国总理，蒙巴顿应邀留任印度总督。由于印度的独立十分仓促，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杂居严重，两国之间按宗教划分的边界就不尽完善，被划入对方境内的印度教徒或穆斯林纷纷越界进入由本教派占优势的国家，霎时间，上千万人汇入两支方向相反的迁徙潮流中。双方的移民均遭到对方的武装袭击和屠杀，教派冲突加剧，据估计，被杀害的人数在50万以上，有人说超过100万。刚刚赢得独立的印巴两国，建国的洗礼居然是一场腥风血雨。

两国间的麻烦并未就此了结，印度境内各土邦面临着紧迫的选择：要么并入印度，要么陷入纷争。到1947年底，大部分土邦都并入印度；海德拉巴土邦邦主尼扎姆七世（Nizam VII）不愿并入印度，印度军队于1948年9月开入该土邦，以“恢复秩序”为名占领了这个地域辽阔的土邦。海德拉巴位于印度境内，所以印度没费多大周折就兼并了它。但位于印巴边境的克什米尔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克什米尔的全称是查谟和克什米尔，此时的统治者是哈里·辛格（Hari Singh），他本人信奉印度教，但居民中有大量穆斯林。在印巴两国独立时，辛格不想加入任何一方而打算维持独立，因此他用强制手段维持土邦的秩序，将当地的国大党和穆斯林领袖都关入监狱。1947年10月，信奉伊斯兰教的帕坦部落军与“自由克什米尔”联手，向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逼近。辛格于10月24日向印度求助，同意并入印度。巴基斯坦不能允许这种事态，印、巴军队遂先后开入克什米尔，战争爆发。后来在联合国的调停下双方于1949年初停火，并就停火线达成协议，克什米尔分为巴基斯坦控制区和印度控制区。

继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之后，周边其他殖民地也相继独立。1948年1月缅甸独立；同年2月，印度以南的锡兰岛也获得独立。

40年代后半期英国又撤出了在中东的巴勒斯坦地区。巴勒斯坦是英国的托管地，该地阿拉伯人与犹太移民的矛盾，加上美国的干预，使英国遇到了很大麻烦。英国在一战后准许一定数量的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到30年代时移入的犹太人大幅增加，引起巴勒斯坦人的不满，经常发生暴力冲突。为此，英国在1939年打算在加利利一带划出一块地区建立一个犹太国，但因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都不满意而作罢。此后，英国开始严格控制犹太人入境，每年接纳不超过1万人，并打算将权力逐步移交给阿拉伯人。这样做又招致犹太人的强烈反弹，犹太武装人员不仅以武力保护犹太居民，还与阿拉伯人发生对抗，甚至袭击英国人。

二战结束后，美国大力扶持犹太复国主义，准备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1945年夏，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英国准许10万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遭到英国拒绝。于是，“哈加纳”、“伊尔贡”等犹太武装组织进行恐怖活动，袭击英国军营、军火库、炼油厂、火车站等，并实施暗杀、爆炸、绑架等活动，致使许多英国军警人员伤亡。1946年6月底，英国当局采取严厉措施予以镇压，查抄犹太人组织总部，逮捕2700余名犹太领导人和恐怖分子。7月22日，“伊尔贡”进行报复，用汽车炸弹炸毁英军总部，致使上百人伤亡。英国在受此重创后改变手法，于9月邀请巴、犹双方领导人去伦敦会谈，但无法取得进展。至1947年2月英国已对巴勒斯坦问题感到厌倦，决定一走了之，外交大臣贝文宣布将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处理，而英国政府则表示将在1948年5月放弃对巴勒斯坦的托管权。1947年11月29日，第三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由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提出的解决方案，提出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和犹太两个独立的国家。此后，犹太武装组织更是肆无忌惮，驱赶和屠杀阿拉伯人，抢占地盘。1948年5月14日英国正式放弃对该地的托管，以色列亦于同日宣布立国。接着就爆发了第一次阿以战争，以色列占领了划分给阿拉伯人的大部分地区。英国撤出巴勒斯坦之后，巴勒斯坦问题反而更加复杂化、尖锐化了，联合国决议中关于建立独立的阿拉伯人国家的条款并未得到实施。英国在巴勒斯坦采取了比在印度更快的撤离策略，背弃了工党政府的“可控去殖民化”（trolled deization）原则，没有向巴、以任何一方“移交权力”。此外，英国也没有兑现向巴勒斯坦人作出的安全保证，阿以战争爆发后完全未加干预。

此时困扰工党政府的另一个问题是南非问题。南非在帝国体系中身份特殊，既不同于北美和澳洲的白人移民殖民地，又不同于亚洲、非洲的非移民型殖民地，结果就形成了多种文化、多种社会体系并立的状况，呈现出二元特征。1948年，主张“种族隔离”的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该党领袖丹尼尔·马兰（Daniel F.Man）出任总理。南非的种族歧视由来已久，但国民党政府从法律上将种族歧视制度化，实施非人道的种族隔离。此举将英国推向十分尴尬的境地，出于利益和冷战的需要，英国力图将南非保留在英联邦之内，但英国一方面要面对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尤其受到非洲民族主义的激烈反对，一方面又要消除南非白人对英国殖民政策的疑虑，同时还要限制南非向北面的扩张。权衡之后，工党政府的政策原则是在战略上与国民党政府联手，但在具体问题上却缺乏一致性。工党政府向南非提供军事物资，对南非兼并西南非洲（即纳米比亚）的行为听之任之。但英国又在南非北面建立“中非联邦”，其主要动机是阻止南非北进。这些政策最终仍旧是失败的，南非问题仍然带来许多麻烦。

在1945-1951年工党政府执政期间，由于帝国内的殖民地、托管地脱离英国统治走向独立，大英帝国开始解体。英国的帝国政策也作出重大调整，它放弃了不惜代价捍卫帝国完整的政策原则，而代之以在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压力下，同意南亚殖民地独立、撤离中东托管地，实际上开启了去殖民化的进程。但工党政府以为这一波去殖民化浪潮只是使那些英国控制不住的殖民地离开帝国，而历史的事实却证明，那只是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