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义和团与八国联军（1/1）
义和团，亦民亦匪的保国群众运动。从星星之火烧成燎原之势，扶清不成，灭洋无功，上演一出纷纷攘攘的人间闹剧。八国联军，各怀鬼胎的国际武装大拼盘，从护卫使馆转为进军北京，奸掳焚杀，人头滚滚，掀起一次世界文明史上的罕见浩劫。虽有李鸿章巧手斡旋，瓜分之祸可免，但丧权辱国难逃……
在中国近代“转型期”的转变过程中，戊戌变法是个重要阶段。变法失败固然是件惨事，而真正可悲可叹，乃至惨不忍言的，却是它的后遗症，那桩几乎引起中国遭“瓜分”（The Partition of a）之祸的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之乱。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是戊戌政变的立刻后果。但是这件中国近代史上所谓的“拳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拳乱差不多过去快一百年了。近百年来，中外史学家，尤其近十来年在数次关键性的国际研讨会之后，可说已把这桩惨史的事实弄得相当清楚。就历史事实发生的经过来说，史家已大致没太多争辩的了。但是各派史家对这桩史实的解释，则仍是南辕北辙，各异其趣，有的甚至指着鼻子相互辱骂。
不用说在事变当时的一两年中（1900—1901），大清帝国的宫门之内，就为这是非问题而弄得人头滚滚；一百年来的中外、新旧、左右、前后各派史家，中外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乃至东方和西方的社会科学家、宗教家、政治家等，对这桩历史的解释，也是两极分化，各不相让的。
我们应该承认，作为一个华裔史学工作者，对这件惊天动地而是非难分的历史事件，要想笔端不带感情而据实直书，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也相信，古今中外，任何惊天动地的历史大事，都应该有其基本的公是公非。戴有色眼镜，作曲笔之言，都是不对的，其记录也是不能传之后世的。
历史家如能压低自己从任何背景所承继来的知识、经验和感情，心平气和地来寻觅这件史实的公是公非，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本篇在落笔之前，笔者就希望先简单扼要地弄清楚这件历史事实之后，在各派史家对此史实都会觉得没太多争辩之时，我们再来做进一步的诠释：是其是、非其非，找出它比较接近真理的“公是公非”，作为定论。
比较具体地说，义和团之乱，应该是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阴历十月）所发生的曹州教案开始的。当然教案不始于曹州，义和拳也并非曹州土产。但故事从曹州教案说起，我相信是个比较实际的选择。
曹州教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清末山东曹州府属下的巨野县有个德国天主教堂和属于该教堂的一些教民。一次这批教民和当地人民发生冲突，教堂袒护教民，因而引起群众暴动。在暴动中有非教民30余人冲入教堂，不但把教堂砸了，连教堂内的两位德国传教士能方济（Francois Nies）和韩理（Richard Henle）也被无辜打死了。这一来闹出人命，尤其是那时享有“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的外国人命，就变成列强“强索租借地”（The Battle of cessions）的导火线了。
曹州府位于山东省西南部，下接江苏省的徐州府，是个出“响马”的地方，民风强悍。《水浒传》里的“梁山泊”，便在曹州境内。唐朝末年“黄巢杀人八百万”，也是从曹州开始的。继洪、杨而起的捻军，也起于这一带。不用说清末乱世了，就是一般太平盛世，当地老百姓之间的械斗也是随时都有的。出了几个武松，打死几个西门庆，本是司空见惯的，不算稀奇。只是这次械斗的一方是教民，教民背后有洋人撑腰，问题就复杂了。
须知那时在中国的洋人，都是不受中国法律管束的太上皇，他们受“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的保护，犯了中国的法，只有他们自己的“领事”，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才能“裁判”他们。
纵使是外国教会传教士设在中国的教堂，也形同中国境内的第二个政府。外国的传教士和中国的官员也是按照对等职分平起平坐的。据当时清朝朝廷的规定：教会中的“主教”是与中国一二品大员的地方官“总督”“巡抚”平行的；“副主教”与“司、道”（省区二级官员藩台、道台）平行；“神父、牧师”与“知府、知县”平行。
在那官权高于一切的专制时代，老百姓对亲民之官县太爷，都要叩头跪拜，尊称“老爷”。老爷的妻子才许叫“太太”。哪儿像今天的台胞和华侨，动辄介绍自己的老伴为“我的太太”。今日大陆更不得了，开口闭口“我的夫人”。“夫人”者，在那义和团时代，政府高官、三品以上“大人”的老婆，始可有此尊称也。
相对之下，则洋教会中主教的老婆，就等于中国的“一品夫人”，牧师的老婆都是“太太”。一般“子民”老百姓见之，都是要下跪的。所以那时在中国传教久了的西方传教士，一旦回到他们自己国内做平民，对他们根生土长的社区，都很难适应。因为他们在中国时，都有高官的身分和供使唤的婢仆。高官就难免有“僚气”。有僚气的人，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社区之内，就很难适应了。
西方教会既然在中国境内形成了“第二个政府”（有时甚至是“第一个政府”），则在这另一个政府庇护之下的“教民”，也就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
[附注]西方教会中的主教原都是有妻子的。有妻子自然就会有儿子。儿子在父亲死后自然就会争遗产。而主教当时都掌握有教会产业，而教会又是大地主大富翁。因此主教一旦死亡，则嫡子嗣子的遗产之争，就闹不完了。这样教廷乃干脆禁止主教们娶妻生子。
教民又是怎么回事呢？教民现在叫基督徒。那时中国境内极少中国牧师主持的华人教堂，所以中国基督徒都是在外国教会在中国建立的教堂中做礼拜。信徒全是由外国牧师领洗的。中国人久有一盘散沙之喻，而洋教会则善于组织。因此当时分布在山东省各教会中心的中国基督徒（人数在两万至四万之间），实在是一个在外国牧师领导之下，很有组织、极有力量的社团。这个社团的“领导”（恕我借用一个目前通用的名词），每个人都享有治外法权。在领事裁判权的保护之下，他们既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对接受他们传教的中国教民，也就只按他们的教义来加以保护了。所以这时在山东的教民不是弱者。他们的团体在当时多重中心的中国社会里，其力量不但足与任何黑、白社会的民间团体（如大刀会、红枪会、八卦教、义和拳、青洪帮、农会、工会、宗亲会、同乡会等）相抗衡，甚至连当地权力无边的各级衙门也不放在眼里。——清朝政府对当地人民虽享有生杀予夺之权，但是对在洋教会保护之下的教民，就凡事让三分，不愿自找麻烦了。
因此，那平时极少制衡的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这时总算碰到一个克星——那个足以与它分庭抗礼，甚或权势犹有过之的外国教会。所以从“抗拒那极权政府鱼肉人民，防止被社会上恶势力欺凌以及引领教民走上比较现代化的生活”这个角度来看，洋教会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里，有时也发生着很多的正面作用。
可是那时的中国教民虽享有如许的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优势，但信教的人还是寥若晨星（约合山东全省人口的千分之一），原因又在哪里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个文化融合的问题了。不同的文化会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同一个社会里同时流行，就要发生社会矛盾，在家庭生活上也要发生严重的代沟。要使这两种生活方式“水乳交融”，要打破这两个泥菩萨，再揉成两个泥菩萨，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所以当时中国老百姓拒绝信仰洋教，便是因为在那时的中国社会里，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和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不是水和乳的关系，而是水和油的关系。二者是融合不起来的。
须知任何宗教都是从一个特定的民族文化中滋生出来的，然后再以此民族文化为基础，推陈出新，发扬光大，向其他民族文化中渗透传播。基督教原是发源于犹太民族文化之中，是“犹太教”（Judaism）中的一个有革命倾向的开明支派。基督本人被钉上十字架时，他也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基督之死，只是一个开明改革派的“犹太教徒”殉道而已。可是基督死后，那些尊师重道的基督之徒（在中国儒家则叫作“仲尼之徒”），保罗、彼得之辈受不了犹太本族的宗教迫害，乃向欧非两洲的异族之中钻隙发展，历尽异端迫害，终于篡夺了东西罗马的政权，成为独霸欧洲的宗教。在北非，他们也建立了一个黑色基督大国亚比西尼亚（今衣索匹亚）。在欧非两洲分别传播的基督教虽截然有别——在欧洲的教义内，“上帝”是没有形象的；但是在早期非洲基督教会内，“上帝”则有个人形塑像，他和佛道两教寺观之内的雕像是大同小异的。所以，洪秀全在梦中所见到的红脸金须的“天父皇上帝”，原是《圣经·旧约全书》和非洲基督教中的上帝。美国当年的新教传教士罗孝全不承认洪秀全的上帝，实在是他神学史未搞通而少见多怪——但是不论欧非两派是怎样的不同，他们同出于最早期基督使徒之传播则一也。
可是基督教却与中国文明风马牛不相及。在唐朝初年东罗马正教的波斯支派（The orians）曾一度循“丝路”东来。但是它除留下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外，历史家找不到它是如何流行的，影响就更谈不到了。迨明末清初，尤其是清初，“耶稣会士”（Jesuits）奉教廷之命来华传教。但是清初的康雍二朝实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盛世。这时的中国让那些传教士真看得目瞪口呆。这批“耶稣会士”都是些圣洁（holy）而有殉道精神的学者。在当时中西文明互比之下，他们觉得当时的欧洲在政治管理、社会道德、经济成就各方面往往不如中国。因此在所有传教士书简中，对中国真是众口交赞——甚至是未说过中国一句坏话。所以他们东来所走的路，不是“单线街道”（one-way street）。中国文明之西传，他们也是功不可没的。这些耶稣会士当年所搞的是一种真正的东西文化交流。他们要修正他们自己的教义，来配合中国的儒家道统，截长补短、采精取华地融合共存。不幸在17、18世纪之间，他们的教廷却愈走愈教条化，而中国宫廷之内的政争也把他们无端卷入。因此，这场多彩多姿、平等互惠的中西文明之结合，就无疾而终了。
耶稣会士绝代后百余年，19世纪中期欧美传教士又接踵而来。时隔百余年，双方环境都完全变了样。这时大清王朝已走入衰世——政府腐化无能，社会贫穷脏乱，公私道德也全部破产，真是人不像人，国不像国。而这时的欧美国家却正如日出东山，朝气勃勃。纵是在他们治下的殖民地如香港，租借地如上海、广州和天津的各国租界，治理都高明得多。
在这个尖锐的对比之下，19世纪的传教士就没有当年耶稣会士那种虚怀若谷的雅量了。这时的传教士也不像当年的耶稣会士那样是经过教廷选拔而为宗教献身的圣徒。他们很多都是《圣经》之外别无所知的神职人员，有许多更是由乡曲小教堂筹款，把他们送到海外的落后地区传教的。因此他们一开始，就有不可一世的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感，认为他们传教的对象是一种遍身罪恶、满身传染病而无文化的异端。这种异端蛮族也只有信上帝，全盘基督化，才能“得救”。
所以17世纪与19世纪从西方东来的基督徒传教士的作风，简直是南辕北辙。前者所做的是两个对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后者则是一边倒——中国人民如要“得救”，就只有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而全盘基督化，也就是“全盘西化”。他们实在都是“全盘西化论”的先驱。
当然那时中国的宗教信仰（如看相算命、崇信城隍土地）和一般生活方式（如缠足、纳妾、吸毒、盲婚……）都表现得十分落后甚至野蛮。但是中国文明中亦有其可取之处，不可因噎废食、玉石不分。除旧布新，原是任何有文化的社会都应该做的事。斯之谓“现代化”也。中西文明之对比，非中不如西也。只是中国文明“现代化”之起步，晚于西方文明300年而已。
即以医药一项作比。中古时期中国之医药，实远迈欧西；而19世纪与20世纪之时，则“中医”较“西医”之落后就不可以道里计矣。然“中医”（如草药、如气功、如针灸）又为何不可“现代化”“科学化”，以至于“中西医结合”，截长补短，互惠合作呢？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废除中医，全用西医呢？
所以我们谈“中西文化之比较”“中西文化之融合”“东西宗教之对比”等比较史学和比较文化上之专题，实千万不能忽略其间的“阶段性”。中西互比，我们只能以古代比古代、中古比中古、近代比近代，而分别论其短长。不可不分层次，不辨古今，囫囵吞枣，而泛论一切！
吾人如自觉近两百年来，在“现代化”过程中落后而处于衰势的中国文明，远不如“现代化”较早而至今仍处于盛势的西方现代文明，就要尽弃传统，“全盘西化”，这原是启蒙时代的幼稚病，启蒙诸子的矫枉过正之言，不值深究。而好汉专提当年勇，不分阶段、囫囵吞枣，硬说精神胜于物质，东风可以压倒西风，当然更是不通时务之论。要知东西文化，原无优劣；而时间今古，则长短分明。
不幸的是，在那清末民初之世，中西双方均各走极端。西方神职人员之来华者，认为落后贫穷的中国异端，除信他们的上帝之外，无二话好说。伯驾牧师说得好：“中国人不服从，就毁灭（bend or break）。”因此那时纵是最善良、最具好心肠的传教士，对他们母国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胡作非为，也多表支持。有的甚至认为“帝国主义”并不存在。此一“帝国主义不存在论”的心态，其后且蔓延至西方汉学界。连西方汉学泰斗的费正清先生亦终身服膺之。到他写完自传的死前数年，才稍有转变。
这是那时西方人在中国的基本态度。这一态度如不改变，则西方教士传教中国，就永无安宁之日——上至士大夫，下至工农兵，都要一致抗拒了。太平天国之覆灭，就是中国士大夫抗拒基督教之结果；如今义和团之兴起，则是工农兵和基层社会中人抗拒基督教之行为表现也。拳乱之时，除少数满洲贵族乘机附和，企图扶清之外，汉族士大夫几乎完全靠边站，甚至有奋起“剿灭拳匪”者。非汉族士大夫有爱于耶教也，只是他们头脑较为清楚，吃一堑长一智，认为洋人惹不得罢了。
若问中国士大夫和工农兵为什么一定要抗拒基督教呢？为此难题，近年来台湾基督教会在一些杰出领袖如林道亮、阮大年、王永信、周联华、林治平诸先生策划之下，筹有巨款，设立专门计划来加以研究。
据吾友李湜源教授的解答，中国人未尝反对耶教也。只是耶教教义与中国伦理传统互异，二者交流乃发生严重的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不解决，则中国人就难于接受耶教了。李君亦是虔诚的基督徒，对神学与神学史均有深入的研究。举例以明之，李君就认为曾在《圣经·旧约全书》中出现6千次的“上帝的上帝”耶和华（Yahveh）就不是“中国人的神”。下面且抄一段李君对耶和华的讨论：
耶和华是一位很特别的神。第一，他是神人合一。他有手，有指，有脚，有腿，有眼，有耳，有口，有鼻，能说话，有声音，他能够种树，也能够缝衣，他是男性，是父亲，有儿子，他能教训，也能咒诅，他能记忆，也能忘记，他能笑，也能哭，也能喜、怒、哀、乐、爱、恶、欲。他有一定的住所，西乃山是他居住的地方，但是他又时常奔走，“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幕到那帐幕。”（《历代志》上，第17章第6节）第二，他是一个恐怖（Terrible）的神。原文“Terrible”一字，中文圣经译作“应受敬畏”。“耶和华因为不能把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民数记》第14章第16节）“我是耶和华，不轻易发怒。我有浩大的爱；我赦免罪恶和过犯。然而，我一定要因父母的罪而惩罚他们的子孙，甚至到第三、第四代。”（《民数记》第14章第19节）“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与米匋人打仗，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原文作曾与男子性交的）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子（指小童）凡没有出嫁的（原文作没有与男子性交过的），你们都可以存留她的活命（原文作留作你自己使用[奸淫]）。”（《民数记》第31章第7至18节）“耶和华是一位嫉忌的神，他的名字就是嫉忌。”（《出埃及记》第34章第14节）“嫉忌就是我（耶和华）的圣名。”（《以西结》第39章第24节）。在旧圣经我们可以处处看到，耶和华是一位战神，是一位犹太人的神。
湜源认为耶和华是一位犹太人的神，是一位战神。吾人授中东文化史，固知所有发源于中东的宗教，都是战斗的宗教；在中东寄居或过往的民族所崇拜的神，都是“战神”。因为中东地区，自古便是四战之区，人民不好战便不能生存，为战争而激发的宗教所崇奉之神，自然也都是战神了。
战没什么不好。不过这与宣传反战的儒佛两教，是教义不投的。所以中国人很难接受上述的耶和华。
李君又提到“19世纪中国人信教原因[之一]，是因为教会能够赦罪”。但是教义里的可赦之“罪”不是“罪恶”的罪（crime），而是“过错”的罪（sin）。那时中国教民受享有领事裁判权的洋教士的庇护。“中国人犯了罪就参加教会，得到罪的赦免。因此参加教会要付相当的价钱。”当年教会办的刊物，就记载过一则故事：
一位[西方]传教士在渡船里听到两位中国人磋商购买参加教会证书的价钱。这是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某个中国城市，中国传道人要定下普通参加教会证书的价钱。（见《教务杂志》1910年3月，第209页。）
李教授也对章力生先生所著的《人文主义批判》，做了些反批判。章君说：
东方是异教的大本营。我们要使基督教会在东方扎根，建立不拔的基础，必须掀动异教的文化结构和哲学系统，向他们积极挑战……
湜源又说：
章先生劝告中国人，大彻大悟，在全能全知的真神之前，去其“骄气与多欲、色态与淫志”；好像“多欲”“淫志”也是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原因。（章力生《人文主义批判》，第4页）[见李湜源著《中国人与基督教——商讨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响》，载《文艺复兴月刊》，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1981年10月1日，第126期，第58—62页。]
章力生先生还是生在20世纪的中国人，一位笃信基督的良心教徒。他的言辞之一边倒和他反华卫教态度之决绝尚且如此，庚子年间，那些享有“知府”“知县”地位的西方传教士，其卫教反华的态度，就不言可知矣。明乎此，我们也可了解当年所谓“民教冲突”的因素是多么复杂。
须知当年的中国基督徒原有“良心教徒”（sce Christians）与“吃教教徒”（Rice Christians）之别。良心教徒一旦入基督之门，则终日忏悔有罪，时时在上帝之前思图自赎。
老来笃信基督的张学良将军夫妇，便是一对标准的良心教徒。张将军在其九十寿诞致辞时，劈头一句便说：“我是个罪人！”当时曾使全场大惊。或谓少帅当年在李烈钧庭长之前都没有认罪，这一下被关了50年，反而认罪忏悔起来，亦见军事委员会“管教”之有方也。其实张氏所讲的只是基督教义里的一个术语，他所“认”的只是此罪（sin），而非西安事变时所“犯”的彼罪（crime）也。可惜在国民党的传统之中，党魁之外，教民寥寥。听众之中，通基督教义者，小猫三只四只而已。所以大家就错把冯京作马凉，以为少帅对西安事变这项“罪恶”，忏悔了，认罪了。因此全场大鼓其掌，亦史中趣事之一也。
把少帅之sin当crime来曲解，小事也。最多让后世史家上错一笔账，也使把少帅看成“千古功臣”的中共稍感惶惑罢了。可是对基督其他教义（如“赦罪”）的误解，那关系就大了。根据教义“罪”既可“赦”，则又有何罪不可“犯”呢？——这就对“吃教教徒”为非作歹，大开方便之门了。
抑有进者，纵是那些最善良最虔诚的良心教徒，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有时也可制造出极严重的社会矛盾。举例以明之：当时所有的基督教会都是以“反孝”甚或“仇孝”作号召的。他们认为人只能向上帝尽孝，不应向父母尽孝。笔者便有一位在中国出生，说得一口京片子国语的传教士好友。她当年在北京对一位搞“晨昏三叩首”形式主义的满族“孝子”，印象太坏了。所以她一辈子坚持她的格言：“孝顺”就是“笑话”。
清末在中国传教最有成绩也最有见识的美国传教士，后来又做到中国“同文馆”乃至“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Martin，1827—1916），也坚持相同的意见。他认为人对上帝的孝顺，不应被人对父母的孝顺所阻隔。
基督教这种上帝独大的“反孝”立场，因此便与当时“百善孝为先”的中国伦理针锋相对了。我们如把19世纪末年来华的传教士与16、17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相对比，则后来者就显得武断专横多矣。
笔者不学，亦尝读布道诸子之书，对他们处理如“孝道”这类的社会问题之轻率自信，就时感骇然。姑不论其道德价值如何，“孝”的本身却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a socio-eistitution）。在那个缺乏“社会立法”（social legistion）、社会保险，没有退休金、养老金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养儿防老”，岂止“道德”而已哉？社会经济之必需也！
设有男子，受了上帝影响，或经济和老婆的压力而置父母饥寒于不顾，这一“不孝子”，不但道德有亏，为亲友乡党所不齿，他在《大清律例》之中也是个“刑事犯”，要被捉将官里去的。
假若这个刑事犯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甚或只是个“吃教”的骗子。但是这个官家捉人的消息一旦由他家人妻子哭诉到教堂里去，那些笃信教条、诚实而又偏心的外国牧师，可能便要向官方施压索人。那时畏洋人如虎的清朝官吏，为自保禄位、息事宁人，多半也就遵命开释。
那位精通中国语言文字，并曾在说京粤语的华人之间充当方言翻译的丁韪良，在他的自传里就曾自炫他替某些“不孝父母的上帝信徒”开脱过罪名。这些中国伦理范畴内的“不孝子”，在洋人的庇护之下，逃脱了中国法律的制裁，但他却逃不掉社会舆论的指摘。一旦他那年迈无依的二老，把家事闹上街头，则“梁山”下来的英雄，“大刀会”里的好汉，内外兼修、精通“义和拳”的气功师，就要仗义、行侠、锄奸（不孝子）、除暴（洋教堂）了。为锄奸除暴而砸了教堂、打死了洋牧师，问题就大了。打死人的李逵、武松等“义士”，可以上梁山一逃了事，但是这命案变成了国际事件，则本地县太爷、太守、刺史乃至中央的总理衙门就无处躲藏了。中西读者们，且设身处地地想想，你如是那时处理这件公事的中国县太爷，你应该怎么办？
以上所举只是当年千百个教案之一例。其中是非曲直，从何说起呢？不幸的是当年的教会中人都是跟随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闯入中国内地的，对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和社会经济结构都只是一知半解，而对他们自己教义的坚持则半寸不让，因此对中国官府民间动辄颐指气使。中国政府对教会过分忍让，则失信于民；民间组织自行抗拒，在洋人压力之下，官又指民为匪，妄肆诛戮。如此恶性循环，治丝益棼。最后官方威德两用，剿抚兼施，难免又良莠难分，养痈成患，为无知昏聩者所利用，则义和团之形成也就无可避免了。
再如咸丰年间影响中美关系极巨的小教案，则起源于美国牧师以发放铜钱，鼓励市民于礼拜天入教堂做礼拜。一个铜板对富有的美国牧师，只是九牛一毛，但它对流落街头的广州贫民，则至少是一根油条的价值。为控制这根油条的布施，礼拜天的教堂门前就要发生（如今日在美国亚裔社区内所习见的）“帮派斗争”（gang fight）了。青龙白虎两帮为抢地盘，大打出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美国教堂也被砸了。
这桩砸教堂打教民的街头武剧，被洋牧师闹入衙门，就变成国际事件了。等因奉此，那位出身牧师，后来变成美国驻华使馆的翻译，递升代办，终成公使的外交官伯驾乃行文要求清政府赔偿损失。那时畏伯驾如狼，讨好美国公使更唯恐不及的清廷钦差大臣，非敢不赔也；可他老人家怕的是，此恶例一开便不得了也，就只好拖延。但是那时的美国佬也不是好惹的，伯驾岂是等闲之辈？他坚持清方非赔不可，案件一拖十年，竟成为咸丰朝（1851—1861）中美外交中最大的疙瘩。最后还是清朝大臣打躬作揖，赔款了事。
这个由于传教失策引起街头帮派打架，再由帮派打架殃及教堂，递升为国际外交症结的小故事，笔者笨拙，不惜囚头垢面，自美国档卷中穷索之，终于水落石出。但是这一类事件，在一些有既定成见而又不愿深入研究的史家的笔下，都变成华人排外反教的实例。
其实，朋友！他们为上帝的一根油条打架是真，排外反教的帽子就未免太大了。
在这百十件教案中，当然我们不能说没有为排外而排外，为反教而反教的实例，“排外族”“反异教”，各民族之间只有程度深浅的不同，没有有无的例外。
但是在世界各大民族及主要的宗教文化之间，还算是儒佛两教较为缺少“排他性”。凡耶教、回教所不能忍者，儒徒佛徒多能身受之。余读教士书，知彼辈来华之初，多乏托身之所。初期天主堂与基督教堂多借地设于佛寺、道观之内。其神父、牧师讲道往往便置十字架于佛前香案上。宣道至高潮时，往往便挥杖直指神坛上泥塑木雕之佛像，斥之为糊涂偶像，有罪而无灵……基督教原为排他性极强之宗教，对异教之“敌我矛盾”，界限分明。诋辱异端之言辞，均极严峻，而传教士笃信本教真理，亦从不讳言之。有时在其辱骂异端至激烈之际，四周围听之僧侣与群众不但不以为忤，每每且为之欢笑助兴……余读书至此，辄掩卷窃笑，想我民族何阿Q若此？然亦中国文明宽容之一面也。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正是圣贤之道也。
试思此一情况如主客易位。设有东方黄人，于坐满爱尔兰码头工人（Irish longshoremen）的纽约天主堂内，挥杖直指怀抱婴儿之圣母玛利亚（Virgin Mary）为无知村妇，玛利亚之子为顽劣牧童，岂不头破血流，天下大乱哉？
华民非不反异教也，然华族固为一无宗教之民族，群众百姓一般均安于土宗教（fion），随地拜拜，神佛处处，再加几个耶稣、上帝，不以为多也。“有教无类”，故对入侵异教，颇能阿Q之。斯为独崇一教之中东及西方诸民族所难能者。所以若论反异教，则我民族较之西人，较之犹族，宽容十倍矣。
为虚无的超自然而相杀，我民族史中，除洪杨一役之外，未尝有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杀生人而事鬼神，科学耶？民主耶？终须等到中西文明现代化扯平之时，始可言其是非也。
可是在那义和团时代，最可叹的还不是这些宗教上和哲学上的是非问题，而是德国恺撒以此为借口而强占了中国胶州湾的政治问题。德人既占胶州湾，其他帝国主义之列强乃发生连锁反应。中国沿海港口上自旅顺、大连、威海卫，下至九龙、广州湾，一时均为列强所霸占——99年之强租与霸占何异？由港口之霸占，乃有列强对中国内地“势力范围”之划分。若非由于诸帝国主义之势力相持不下，则大清帝国早就变成波兰了。
此一瓜分局势之形成，实德意志帝国以曹州教案为借口而始作俑者。义和团就是国人对这次国难愚蠢的反应。
德国原为近代世界政治史上扩张主义之后进。所谓德意志联盟本来只是日耳曼民族之间一个松散的城邦组织。1870年（清同治九年）普鲁士一举击败法国之后，普王威廉一世在名相俾斯麦策划之下，一跃而为诸邦之首，德意志始粗告统一。其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至1890年威廉二世即位后，俾斯麦罢相时，德国后来居上，俨然已发展成为当时一主要的中欧强国，搞合纵连横，不可一世，而威廉对向外扩张尤迫不及待。不幸此时亚非拉诸落后地区，已为诸先进列强所瓜分，空隙极小。至1895年中国为日本所败，割地赔款。这对欧洲后进的帝国主义德义两国却是个极大的鼓励。（义大利之统一、复兴及扩张，几与德意志同一时间，同一模式）两个迟来晚到的小强梁，当义大利在浙东三门湾一带伺隙而进之时，德皇的先遣密探已在胶州海面打主意了。1896年12月14日（阴历十一月十日）德国驻华公使海靖（Edmund von Heyking）乃正式向总理衙门提出租借胶州湾50年之要求。
总理衙门在它的创办人恭亲王奕的主持之下（奕是同治和光绪两个皇帝的胞叔），爱护胶州事小，怕列强援例事大，乃加以婉拒，交涉经年，没有结果。但是德皇威廉二世和他派驻北京的海靖公使，这时气焰正盛。威廉已派实力可观的远东舰队游弋于胶州湾内外，虎视眈眈。这是当时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所享有的特权，而中国北洋海军则于甲午战败后一舰无存，无丝毫抵抗能力。
就在这德国已准备动武而没个借口之时，正好发生了曹州教案。这时中国的山东巡抚是李秉衡。李氏本于教案（1897年11月1日）发生前一月已调升四川总督，遗职由张汝梅接替。不幸他官运欠佳，正办交代而尚未离任时，曹州就出了事。李氏自知大事不好，乃倾全力“破案”。11月9日竟将曹州杀人犯全部缉获，向德使请罪。但是这时德人已决定借机强占胶州湾，并囊括山东为“势力范围”，请罪有啥用呢？
德皇于11月9日始得曹州教案之电讯，经三数日外交试探之后，德国远东舰队乃奉命于11月14日轰击中国炮台，陆战队随之登陆，占领了胶州湾，并拘禁奉命不抵抗之中国驻军总兵章高元，再向邻近即墨等属县进袭，一时难民如潮，血流遍地，时局就不可收拾了。
与此同时，德国公使向北京总署，亦提出六项要求：
一、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李氏尚未到任的四川总督也就被革了。）
二、赔三座教堂建筑费各六万六千两，教堂失物费三千两。（这笔款子在那时是大得惊人的。）
三、巨野等七县建教士住屋，建费两万四千两。
四、中国道歉，并保证永不再犯。
五、中德合资建全省铁路，开发矿藏。
六、赔偿德军侵胶澳军费约数百万两。
（引自摩尔斯著《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卷三，第107页。）
此六条墨沈未干时，德使又补提若干条，在落实上述路矿要求之外，更提出租借青岛及胶州湾99年之详细条款。
这时清廷在毫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之下，焦头烂额，在君臣对泣一番之后，也就全部承认了。经四个月之磋商，这项《胶澳租借条约》就在翌年3月6日（阴历二月十四日），正式签字了。今日我们仍然很欣赏的青岛啤酒，也就是那时德国商人在青岛开始酿造的。
那时的所谓教案是怎么回事？而列强利用教案为借口，以侵蚀中国领土主权，又是怎么回事？笔者已不厌其详，缕述如上。这些都是历史上扳摇不动的事实。我不相信任何中外史家可以否认。若说教案完全起于中国老百姓的排外行为，这分明与事实不符。若说帝国主义在中国并不存在，那就更是强词夺理的胡说。上述胶澳租借史，你说不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侵华行为的标准记录？
当然，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欧美帝国主义为什么不侵日本呢？胡适老师说得好，帝国主义为何不侵“五鬼不入”之国呢？帝国主义之侵我，也是我们自己窝囊的结果嘛！哪儿能专怪人家呢？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如此窝囊呢？
我国近百余年的动乱，是一种历史上社会“转型”的现象。文化不论中西，都是要从落后的“中古形态”，转入“现代形态”。西洋文明从文艺复兴开始，至此已“转”了600年。我们从鸦片战争开始，至今才150年，按理我们还应该有一段苦日子好过呢！分阶段“转型”是慢慢来的，急不得也。笔者于“转型”之说，谬论已多，这儿就不再噜苏了。
总之在戊戌和庚子那个阶段，自曾、左、李、张（之洞）而下的汉族士大夫和器重他们的皇帝爷——义和团同志们尊之为“一龙二虎”者，他们吃一堑、长一智，知道洋大人是碰不得的。他们知道“外事棘手”“教案难办”，不可轻率从事。
记得“九一八”时代，笔者当小学生时，曾读过陈布雷先生的大著《国民政府告学生书》，曰：“……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其实这也是“九一八”之前30年中国士大夫的心境。可是这种士大夫情怀就不是当时工农兵——李逵、武松、花和尚和济公法师一流人的想法了。
在这批英雄好汉、江湖豪杰眼光里，他们所见到的只是洋人的横蛮、教民的仗势和政府的畏葸。尤其是在德军占领胶澳，向内陆进袭之时，官军狗走鸡飞，总兵（今师长）被俘，在如潮的难民的儿啼女叫声中，那群受到洋教士保护的教民，尤其是“吃教的教民”，自然无逃难的必要。道左傍观，可能且有幸免和得意之色，不肖者更可趁火打劫，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相形之下，不但强弱分明，甚至忠奸立辨。
这样一来，不但民教双方阵线分明，地方各种教门、拳会、会党，也会认为政府过分孱弱——“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则江湖豪杰，乃至当地武生士绅，也都要揭竿而起，以保乡卫国、仇洋灭教为己任了。
山东本是民风强悍的地方，如今人民既同仇敌忾若此，则一向对人民只知诛戮镇压而畏洋让教的清朝地方官，对他们的传统政策，也就有重行考虑之必要了。
我们要知道，在清朝末年的中国政府里和社会上的动乱，基本上是与秦汉隋唐宋元明诸朝代末年的大同小异。这时的国家机器彻底锈烂，政府纪纲、社会秩序同时解体，人祸天灾（天灾往往是人祸的延续）一时俱来。衣食不足，安知礼义。公私道德，也彻底崩溃。人心惶惶，莫知所适，邪教邪门、恶僧妖道也就乘虚而入。饥民索食，难免打家劫舍，为盗为匪。强梁狡黠者以及劣绅土豪，就更要结团结练（练亦为捻，便是捻军的起源），斗争称霸。强凌弱、大吃小，逐渐形成大小军阀，来糜烂一方。一般良民百姓，不论从善从恶，但求自保，亦势必卷入洪流，不能幸免。这种盗贼横行，饥民遍野的社会情况，在我们安徽淮军发源地的江北淮南，俚语便叫作“遍地黄花开”。这种遍地黄花中，如能有个中心力量来加以统率，头目分等、旗号划一，他们就变成所谓“农民起义”了，捻军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这一自然形成的中心力量，如为张角、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所领导，他们就要横行天下、赤地千里，做历史上有名的“流寇”。这种中心力量如为朱元璋、洪秀全所领导，他们就可以重建国家机器来改朝换代了。
但是对这种农民起义，一个衰世朝廷如剿抚有术，他们也未必就造反到底。国有大故，他们往往也可受抚立功，外御强寇，内除反侧。这一事例在汉末唐初两宋乃至民国时代都屡见不鲜。当年东北的“胡子”、抗战初期淮河流域的“马虎”（红枪会）都是入侵敌军所敬畏的爱国游击队。后者且为笔者所亲见亲闻。但是他们只能做做“敌停我扰”的辅助力量。招抚不得其当，他们就抗敌不足而扰民有余了。庚子年间那些糊涂的满族统治者，竟然想利用他们做“扶清灭洋”的主力，终于使其失去控制，闯下了滔天大祸，如此而已，没啥深文大义也。
庚子（1900）之前在直隶（今河北）山东一带，农民运动的中心力量显然是义和拳。义和拳本是有数百年以上历史的拳术。我国拳术本有内外两派，所谓“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义和拳亦名义合拳，可能是内外兼修的。
义和拳那一套事实也就是一种气功。中国古代自春秋战国以降，对气功的记载是史不绝书的。所以气功之为术，在我国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半世纪来余读“义和拳源流论”，不下数十篇，大半都是浪费精力的以偏概全之作也。
当年的满洲贵族被洋人欺够了，乃想组织他们来驱洋除教。这样便出了个巡抚毓贤。他要把他们的“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打起“毓”字大旗，由官方认可为保家卫乡的正式“民团”。然后又把全省良莠不齐的牛鬼蛇神——什么大刀会、红灯照、八卦教（尤其是有较多群众的“乾卦”“离卦”两派）、红枪会等凡数十种，义而和之成为一单一团体，由他来统一指挥，联合“灭洋”。官方既有此辅助和认可的政策，“义和团运动”立刻就如火之燎原，一发不可收拾了。
毓贤原是一个汉裔旗人（汉军旗），监生出身。捐官在山东，于光绪十六年（1890）署理曹州知府。毓贤本是个很干练而狠毒的屠夫。他上任不及三个月便杀掉1500人。杀得那强盗如毛的曹州府（也像今天的纽约市吧），“民怀吏畏”，秩序大定。因此毓贤也颇有能吏之名而为上级所嘉许，以致官运亨通。当1897年冬曹州教案发生时，他已官拜山东按察使，为全省最高执法官吏，俗称臬台。所以在巡抚李秉衡为怕洋人借口生事而严令彻查此案时，毓贤在数天之内便把这案子破了。他破案之时，德国政府还不知教案的发生呢！亦可见毓贤的干练了。
毓贤虽然杀人如麻、草菅民命，但毕竟是个洞察民情的亲民之官。他知道这些教案的详细情况。所以当德军借口入侵，山东全省鼎沸而北京朝廷又一再为洋人所迫，严令“剿匪”以安“教民”之时，毓贤和他的顶头上司李秉衡及李的继任人张汝梅，都有了心理矛盾。他们明知在“民教冲突”的两造之间，“教方”（尤其是“吃教”者）仗入侵洋人之势，并非皆是善类；而“民方”亦非打家劫舍的真正盗匪，如诬以盗匪之名妄加诛戮，非但有欠公允，尤恐激民成变，不可收拾——因为那时纵曹州一地即有大刀会众十余万人；冠县一县的义和拳拳会群众即有“十八团”；茌平县治下有860余庄，习拳者遍布800余处。将如此广大的群众诬蔑为匪，妄加诛戮，官逼民反，不得了也。因此纵是屠夫鹰犬般的毓贤，面对此一实际情况，亦有“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之叹。（此“即系”二字是否为“原系”二字之抄误，尚有待另考。）
根据他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三人都主张分清善恶，剿抚兼施。当毓贤于1899年继任山东巡抚时，他就公开宣布“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三大原则，正式把义和拳、大刀会一类的民间结社颁予“毓”字大旗，改组成为政府正式认可的义和团了。其实大刀会当时的声势亦不在义和拳之下。毓贤之所以舍大刀而取义和，是因为“义和团”较“大刀团”雅顺多矣。毓贤虽喜欢大刀，但是他毕竟是个监生嘛！
这一来义和团在中国历史上也就褒贬难分了。
发生在20世纪的第一年，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从星星之火烧成燎原之势，实在是与当时山东巡抚毓贤的三原则分不开的。前文已偶及之，毓贤的三原则是：“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老实说这三个原则本没有错，错的是他在把抽象的原则具体运用时不得其当，这就要出毛病了。
就以“民可用”这一条来说吧！当年列强对中国所做的赤裸裸的侵略——尤其德国人在山东，俄国人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已激起中国全民的公愤。德国人在山东以教案为借口强占胶州湾，已无理已极，而德皇为皇弟海因利盍亲王（Admiral Prince Heinrich）率远东舰队远征中国，在汉堡所作之送行训辞，说什么“Should any one essay to detract from our just rights or to injure us, then up and at him with your mailed fist”[原文英译载1897年12月26日《伦敦观察报》（Londoor）]。那时我方奔走交涉的大员之一翁同龢，在其日记上译为“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德皇这一“挥拳”演说，那时是腾笑欧美的。世人固对德皇之横蛮嗤之以鼻，而对我华人之不争气也是怜而鄙之。此事当时对我国我民之刺激，亦至深且痛。斯时在巴黎冷眼旁观之法国史家柯利厄（Henri Cordier），便认为这种德国佬加于华民之刺激“纵非义和团兴起的全部原因，也是主因之一”。（见柯著《中西关系史》，卷三，第365页。转引自摩尔斯《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卷三，第111页。）
至于德军当时在山东之横行，更是笔难尽述。当地百姓如对若辈稍事抵抗，动辄全村被焚，老幼难逃。某次在鲁东日照县，有一极小的民教冲突，在当地士绅出面试行调解之时，五位在场士绅竟被德军强掳而去，送至青岛拘留所，勒令执行极无理之要求。似此绑票勒赎之行为，使在一旁观察之美国外交官亦为之忿忿不平而报请华府留意。（见美国驻华公使康格（Edwin H.ger）致国务卿海约翰的报告书。载美国国务院“外交档”，1899年4月17日。）
俄国在中国东北所犯的罪恶，就更是罄竹难书了。1899年3月某日，俄人自旅顺港违反条约，侵入中国境内征收地税。当地农民召集群众大会并缮具申请书，请求免征，态度极为和平恭顺，而俄军竟突然对群众开枪，当场便打死农民和老弱妇孺94人，伤123人。（据西文《北华捷报》记者的专栏报道。）
1900年7月15日，当俄军于黑龙江畔的海兰泡（俄名“布拉戈维申斯克”）开始越境时，华军稍事抵抗，俄军便一举将两岸华民男女老幼5000余人悉数屠杀，弃尸江中，江为之塞。此一屠杀，中国政府虽未敢深究，欧美媒体却向莫斯科提出抗议，而沙皇政府竟声言是边远驻军擅杀，俄皇鞭长莫及，无能为力，搪塞了事。[见Arthur H.Smith著《震撼中之中国》（a in vulsion），1901年英国爱丁堡出版，第二册，第607页。]其后俄人在江东六十四屯一带和其他城市中的烧杀，据各方报道，死伤华人20余万，本篇也就无法详加叙述了。（见李文海等编《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1986年济南齐鲁书社出版，第297页。）
以上所记只是根据西方官员和记者零星的报道，并非受害华人的夸大。当时如做有系统的调查研究，则入侵者之残暴，就更是罄竹难书了。笔者不学，曾就清末民初各种中外冲突中，双方的死伤数字略做比较，所得比率大概可说是一千比一。换言之，在中外冲突中洋人如有一人殒命，无辜华民就要以千命“相陪”（不是相赔）。如曹州教案中有德国传教士两人被杀，德人借口入侵时被杀之华人，加上中国官府在洋人要挟之下所杀戮之华民，以及民教冲突所造成的死伤，即不下数千人。——假如鬼神之说真有可信，数千枉死冤魂在耶稣之侧、上帝之前，与在曹州殉道的两位神父的幽灵同时出现，互控冤情，在此情况之下，上帝和耶稣又何择何从呢？
不幸的是，在类似情况之下惨死的洋人往往都名扬天下，垂誉后世，但是陪他们一道丧命的数千名华人，包括妇孺，那就死得虫蚁之不如了。史达林说：“死一个人是件惨事，死一百万人只是个统计数字。”在那庚子年间，死掉任何一个洋人，都是个惊天动地的“惨事”，死掉千万个华民，甚至连“统计数字”也没有一个。但是中国人究竟不是个麻木的民族，在那千万家披麻戴孝的寡妇孤儿的哭声里，稍有良心的血性男儿都是会拔刀而起和敌人拼命的，这就叫作“民愤”。当全国人民都感到国亡无日，都要和入侵者舍命一拼，这就叫作“民气”。这股民气，笔者这一辈在八年抗战的日子里，都是亲身卷入、亲身体验的。老实说，八年抗战就是当年全国人民以血肉之躯，与不可一世的入侵强寇死命纠缠，拼过来的。
朋友，在那庚子年间，八国交侵的时候，全国同胞国亡无日的感觉，实数倍于抗战前夕的一寇独来，尤其是在情况最紧迫的山东和东北。所以这两地区民气最激昂，义和团也滋长得最快。毓贤这个好杀成性的地方官，也深深地体验到这种同仇敌忾的民愤，而感觉“民可用”。他觉得与其杀民媚洋，何如“用”民来除教灭洋呢？毓贤这一心态，事实上是与当时西太后以下，那一批在戊戌以后突然掌权而又颟顸无知的满人小贵族的心态如出一辙。他们但知民气可用，要“用”它来“扶清”。他们怎知甲午、戊戌之后的腐烂朝廷，已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以它来“灭洋”，则洋又岂是气功师徒“刀枪不入”所能“灭”掉的？
对民气但知有而不知其用，激起了民气，又没个安全塞可保安全，那就非爆炸不可了。义和团运动也就是近代中国，无数次锅炉大爆炸中的一次。
再者，毓贤究竟是个非科甲出身而习于杀人的莽汉。下棋不看第二步，为政不作三思，因此他的“团应抚，匪必剿”的原则，应用起来也漏洞百出。
山东那时是处于王朝末季的黄巾、赤眉时代，饥民遍地、盗匪如毛、邪门盈野。毓贤最初的办法是以杀止乱。但是他纵是个嗜杀的屠夫——他有一个月杀500人，一任杀5000人的纪录——也杀不胜杀，最后改杀为抚。他抚的办法是化零为整、招匪入团（民团）。他纵容，甚或授意，乃至干脆鼓励和认可，并发下“毓”字大旗，由徒弟众多、能呼风唤雨的大邪门，并吞那些只有低级气功，组织能力欠缺，而良莠不齐的小邪门，划一名号，整齐服色，统名之曰“义和团”，以示这些组织是由他巡抚衙门认可的私办民团。
这种以大吃小、化零为整，组织并统一指挥起义农民的办法，原不是毓贤所发明的——那是我们的国宝。试翻我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且看陈胜、吴广、赤眉、黄巾、黄巢、朱元璋、张献忠、李自成乃至洪、杨的成长和扩大，都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毓贤所搞的与上述情况有个根本上的不同。上述诸大家都是搞革命、造反，以“打天下”为号召的。毓贤统一组织他们的目的却是“招安”，为大清王朝“保天下”。这样就变成抱薪救火了。
第一，毓贤无法真正把“义和团”化为“民团”。农民起义的造反大军，裹胁起来是愈大愈好，可官办民团的容量就有限了。再者造反、打天下、搞革命，是泄民愤、主正义的义士之行，士气极高；而保卫腐烂王朝，助纣为虐，那就义士却步，智者不为了。所以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始终未能步入正轨。它不是个正正堂堂的群众爱国运动，而是以烧香念咒或间有“特异功能”的气功师为主导，终于走火入魔的工农兵运动。——它缺少个“伟大、光荣、正确”而成熟的革命党从中指导和策划，因此它搞起“扶清灭洋”“烧教堂、杀教士”，就变成打砸抢，乱来一通了。义和团没个最高指示，在军警也都相率入团之后，连“老佛爷”也对其失去控制，使它真的变成了“拳匪作乱”。发展至此，连老太后也只好丢掉“盆底鞋”，梳上“粑粑头”，化装成农妇逃之夭夭。“拳匪造反”（boxer rebellion）就只有靠洋兵来“助剿”了。——“拳匪造反”原是李鸿章替慈禧推卸战犯责任的外交辞令（见下篇）。
所以毓贤的“匪必剿”的原则也出了大毛病。他不知道“匪”是饥民的化身。饥民在被“剿”得走投无路之时，便入“团”受“抚”，受抚之后还是没饭吃，那就继续为匪，终于良莠难分、团匪并存。而毓巡抚对教民有成见，又没有办外事的经验，不知洋人之可怕，而教民教士与洋公使又恃强欺人。民教冲突中，不论大小事，往往都要劳动位同总督巡抚的“主教”甚至更高的“公使”（在对华文书上自称“本大臣”），来向中国朝廷和地方加油加醋，甚或无中生有、抗议恐吓，弄得中国官方不胜其烦。巡抚衙门仅为教案一项便案卷如山（原档至今仍满筐满篓），忙得不可开交。毓贤一怒乃干脆告其属下府县官吏，把教民控告、教士抗议当成“耳边风”，“当成废纸”。（见李宏生著《毓贤与山东义和团》等多不胜载的第一、二手史料。）
但是毓贤并没有忽视他自己标准中的“团”“匪”之别。义和团中如有不良分子对教民杀人绑票，他也绳之以法，大量诛戮。事实上义和团中在山东早期最有名的大师兄朱红灯和遍身气功的本明和尚，就是因为枉杀教民、窃取财货，被毓贤捕杀的。——有些后世史家对事实未加深究，竟把朱红灯与本明之死划在袁世凯账上，实为误人。然毓贤既有“耳边风”“当成废纸”一类的指示，则抢匪多劫教民，下级官吏时予纵容，也是事实。这样就要引起洋人严重的抗议了。果然在1899年冬季美国公使康格乃向北京总理衙门连续抗议，要求中国政府把毓贤撤职。总理衙门不敢开罪康格，乃于是年12月5日奏请太后把毓贤“开缺”，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并率其新建陆军11000人入鲁镇抚。毓去袁来，义和团运动便进入一个新阶段，从山东转入直隶（今河北省）和京津地区了。
毓贤原是慈禧的宠臣，他在山东的所作所为都是太后所嘉许的，如今受洋人胁迫去职，慈禧亦为之不平。所以毓贤奉旨回京觐见时，太后竟颁赏亲书“福”字以为鼓励，并随即调任山西巡抚。毓贤既受此洋人鸟气，又蒙太后赏识，他一到山西对除教灭洋真的就毫无顾忌，大干起来了，甚至不惜亲自操刀去砍掉洋人的脑袋。可是，这时在山东接任毓贤遗缺的袁世凯，其作风却正与毓贤的相反。
袁世凯是一位比毓贤更为老辣而干练的官僚。甲午战前他在朝鲜即有十年以上办外事的经验。如今虽手握重兵，但他知道洋人还是得罪不得的，为着传教等皮毛小事而开罪洋人，更是得不偿失，亦无此必要。再者义和拳民也不只是反教闹教了事，他们是逢洋必反的短视群众。袁氏所统率的新建陆军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支现代化的武装部队，在时人的眼里也是一支洋部队——穿洋服、上洋操、吹洋号、用洋枪、抽洋烟、用洋油、点洋灯……无一不洋。如今扶清学洋之不暇，怎能逢洋必灭呢？可是那时山东省内的工农兵群众在洋人和教民的刺激之下，及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位巡抚的暗地鼓励之中，不但反对筑铁路、开煤矿、办学堂、开报馆，并且要砸海关、拔电杆、封邮局……所以袁世凯一来就要扭转这种落后反动的群众行为了。袁氏尤其认为义和拳民的画符念咒、刀枪不入的迷信是邪教惑众，断难扶清灭洋。因此他对“义和拳匪”就主张全面镇压。这时在他军中以候补知府衔实任“营官”的胞兄袁世敦，其剿灭“拳匪”的意志似比乃弟更为积极。所以在他兄弟于1899年冬领兵入鲁时，世敦衔老弟之命，对义和团民大开杀戒，认真剿办。其后不久，山东的义和团就被袁世凯肃清了。
可是袁氏兄弟在山东的行为却有反于当时北京城内的政治气候。——这时清廷的最高决策权掌握在西太后包庇之下的一小撮满族王公贵人之手。尤其是皇族近支和宗室的“载”字辈四兄弟：载濂、载漪、载澜、载勋，以及他们的近亲密友们，更是这权力圈的重心之所在。他们依附于那权力无边的西太后的裙带之上，把持了朝政。以最无知的头脑，最下流的手段，为着最自私的目的，利用一个最乐于暴动的社会基层群众组织义和团来“扶清灭洋”，夺取政权。
载濂、载漪、载澜三兄弟原是惇亲王奕誴的儿子。奕誴是道光皇帝的第五子，比他异母兄咸丰皇帝奕詝只小六天。1889年奕誴死后，载濂袭爵为惇郡王；而载漪由于过继给一位早死无后的叔叔瑞亲王奕志，也于1894年慈禧六十寿诞时袭爵成为“瑞郡王”。不意“瑞”字被书胥在圣旨上误写为“端”字，将错就错，他就变成庚子年间权倾一时的“端王”了。
[附注]载漪承继的瑞王是奕国还是奕志，《清史稿》和英文《清代名人传》有不同记载，容续考之。
端王的权势还不止于承袭爸爸和叔叔，他还另有西太后的“裙带关系”，并兼任禁卫军虎神营的总兵（师长）——他老婆是西太后弟弟桂祥的女儿，所以她也就是光绪皇帝载湉的姑表妹。——光绪是西太后的妹妹所生。因此在戊戌政变之后，西太后想把光绪“废”掉，再“立”一个新皇帝时，她最后就选中近亲内侄女的儿子，也是载漪的儿子溥俊，时年九岁。溥俊终被册封为“大阿哥”（详见下节）。作为大阿哥的爸爸，则端王载漪的权力，就更上层楼了。
据说为着增强载漪为首的载字辈四兄弟的权力，老太后竟颁赐“尚方宝剑”一把，交载濂、载漪二兄弟执掌，使他两人在朝中有“先斩后奏”的专杀之权。——这一“尚方宝剑”的故事，当时曾传遍海内外。英文《字林西报》（1898年10月31日）亦有绘影绘声的记载。但其实情如何，笔者因未能细查清宫秘档，只好暂时存疑，以待高明补正。
以上是“四人帮”中老大老二的故事。老三载澜那时也官拜“辅国公”。在那“公、侯、伯、子、男”五等勋爵里，功高不赏的曾国藩不过封“侯”，李鸿章生前只是个“伯爵”，刘铭传只是个“一等男”，都已显贵非凡。“四人帮”身为“王”“公”，其权力地位，岂在话下？何况他们又手握兵权，于拳民入京时载澜亦出任禁军的右翼总兵。
至于载勋，他虽非皇族“近支”，却是一个尊贵无比世袭罔替的“庄亲王”。庄亲王是清初康熙年间八大近支勋臣，世袭罔替的亲王之一。这时的载勋已是第九代的庄亲王。他的门第在北京城内已烜赫了两百余年。载勋此刻则总统禁军，掌握了步兵衙门，与上述他的三位族兄弟沆瀣一气，硬是权倾朝野。
总的说来，这批载字辈的亲贵子弟，都是一批娇生惯养、志大气粗、教育低劣、不谙世情，并无军政经验的纨绔子。这种贵族纨绔子那时在北京是随处皆有的，他们这小小的“四人帮”不过是冰山之一角而已。但是他们却是围绕在太后四周，所形成的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力核心。他们不但是决策人物，同时也是政策的执行者——是现职军官、大臣和参预实际外交的官吏。为了解他们在政府中所发生的作用，且让我把当时清朝政府的权力结构，择要表解一番。
一、极权巅峰的“两宫”：
慈禧皇太后
光绪皇帝载湉
二、朝廷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中的“军机大臣”：
礼亲王世铎（温和而无太多主见的满洲老贵族）
荣禄（戊戌政变时最保守的官僚派的领袖；庚子拳变时却为开明派幕后首领的满族强人）
刚毅（干练而不通时务的保守派，力主重用义和团的满族老官僚）
王文韶（十分衰迈而比较通达的汉族大学士）
启秀（干练而不通时务外情的满族宠臣）
赵舒翘（不通时务外情，保守派的汉族老官僚）
端郡王载漪（西太后最宠信的满族亲贵，“大阿哥”之父，纵在西狩途中，仍被擢升的保守派领袖）
鹿传霖（没太多主见的汉族大臣）
【参见《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与《列传》。】
三、畿辅与北洋军权所在地：
（一）京畿戍卫系统（禁卫军）：
步兵营统领庄亲王载勋兼任（掌京师九门管钥，统帅八旗步兵，肃靖京邑，总兵佐之）
虎神营总兵端郡王载漪兼任（掌辖本营官兵以备扈从，车驾蒐狩列前驱）
神机营总兵辅国公载澜兼任（职掌同上）
（二）北洋国防军系统：
武卫五军总节制军机大臣荣禄
武卫中军总统荣禄兼（德式训练的精锐部队，驻京师南郊）
武卫前军聂士成（日式精锐，驻天津）
武卫后军董福祥（原旧式甘肃地方军改编，驻北京城内）
武卫左军宋庆（原旧式毅军改编，驻山海关一带）
武卫右军袁世凯（德式新军驻小站，后入鲁）
【参见英文《清代名人传》《清史稿·兵志》《义和团档案史料》（正续编）、英文《字林西报》及各将领本传。】
四、总揽外交系统行政大权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中的“事务大臣”：
端郡王载漪（1900年6月10日出任总管大臣）
庆亲王奕劻（与荣禄争权而粗通外情的满族元老）
启秀（见军机处表，6月10日随端王入总署）
溥兴（满族宗室，随端王来总署，不通外情）
那桐（原官诸部侍郎，随端王入总署，满族，不通外情）
桂春（三品京堂总署行走，满族）
裕庚（原太仆寺少卿，满族）
崇礼（官协办大学士，满族）
廖寿恒（原礼部侍郎，军机处行走，汉族备位大臣）
赵舒翘（见上节军机处表）
吴廷芬（官户部右侍郎，汉族）
联元（内阁学士，满族，奏保皇帝，被杀）
袁昶（光禄寺卿，满族，反宣战，主剿义和团，被杀）
徐用仪（兵部尚书，汉族，反战、主剿，被杀）
许景澄（原驻俄德等国公使，反战、主剿，被杀）
【参阅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附表，暨《清史稿》诸臣本传。】
五、南北洋大臣暨南北主要督抚将军：
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裕禄（满族，亲贵出身，少年得志，晚年观望承旨，对义和团先主剿，后主抚，兵败自杀）
山西巡抚毓贤（旗籍，抚团、灭洋、仇教，不通外情，兵败伏诛）
陕西巡抚端方（满族，西狩期间护驾有功）
黑龙江将军寿山（满族，抗俄兵败自戮）
盛京将军增祺（满族，驻奉天，即今沈阳，曾招安张作霖）
山东巡抚袁世凯（汉族，力剿义和团，驱拳民自鲁入直）
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汉族，驻南京，力主剿灭义和团，反宣战，与列强签约，东南互保）
湖广总督张之洞（汉族，驻武昌，剿团、反战、东南互保）
两广总督李鸿章（汉族，驻广州，力主先安内，后议和）
闽浙总督许应骙（汉族，驻福州，主东南互保）
安徽巡抚王之春（汉族，驻安庆，主东南互保）
浙江巡抚余联沅（署理，汉族，驻杭州，主东南互保）
江苏巡抚松寿（满族，驻苏州，随刘坤一主东南互保）
【参阅《清史稿·疆臣表》及《列传》。】
读者如稍一浏览上列五表，立刻便可看出庚子年间清朝政治的特点：第一便是那时中央地方、保守开明、北满南汉，分治而不对立的政治形势。
中央最高的决策与否决大权独操于慈禧一人之手。她在朝中所掌握的生杀之权，远超过后来的蒋中正。但是当时在她手掌中的光绪皇帝，其命运虽不如张少帅，但是他这个政治幽灵却为在康、梁影响之下的海外华侨、位高权重的南方汉族疆臣和辇毂之下各国驻华公使同情甚或崇拜。所以戊戌以后的光绪是慈禧的背上之芒、眼中之刺。她不把这个儿皇帝废掉，是食不甘味、睡不安枕的。因此“他（指光绪）要谋害我”这句话，在戊戌之后简直变成她的口头禅，而这个恐怖感也使她害了心理上的“偏执狂”（paranoia）。所以她那时在政治上的第一要务便是“废立问题”。
清制只有皇太后可以“听政”，而太皇太后则无此特权。所以她原是以庆亲王14岁的长子载振来代替30岁的光绪皇帝载湉。此一试探消息一出，不但刘坤一等汉族督抚反对，满族军机大臣荣禄亦表示异议（庆亲王是荣的政敌），连庆亲王父子本人也不愿伺候，而最重要的则是英国公使也公开表示不支持，终使此阴谋泡汤。
再经过一年的准备，西太后退则求其次，就不搞废立了。她选中了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于1900年1月24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册封为“大阿哥”（皇太子），以承继穆宗皇帝（同治）。如各方阻力不大，她显然还是要把光绪废掉的。这一次她果然获得满族亲贵（包括荣禄）的一致支持，汉族之中除上海少数绅商（如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之外，各疆臣亦多沉默。但是美中不足的，则是如此“册封皇太子”的大事，各国驻华公使却拒不入贺。西太后此时最怕的不是康、梁领导的海外华侨或汉族督抚，当然更不是革命党领袖孙文，而是列强的驻华公使。她认为只有他们才真有此力量来强迫她“归政”，强迫她“退休”，乃至搞阴谋诡计，暗助光绪搞“苦挞打”（像谭嗣同所策划的），把她幽禁，甚或把她砍头。
在这一“偏执”心理的支配之下，老太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便是如何解除这项最可怕的洋人（尤其是列强驻华公使）对她所构成的威胁。同样的心理状态，也促使她的行为走向另一极端（恕我试以行为科学来解释历史）——她开始相信，只有与她有血缘近亲关系的小圈圈对她最为忠诚。只有生活在这一小圈圈之内，她才有安全感，每晚才能睡得着觉，不致发生梦魇。
朋友，你说叶赫那拉老太太生了精神病吗？非也。那是所有孤单的独裁者所共有的精神状态！不信，你去分析一下诸领袖的行为，你就知道科学论证之不我欺也。至于理论所自出的西方领袖们大同小异的行为，就不必说了。
晚年的慈禧就是掉入这个心理学上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她不但对所有的洋人显得paranoia，连替她老人家做了一辈子最忠实的鹰犬的李鸿章和荣禄都不信任了。她把李鸿章下放到广州去“署理”两广总督；在北京，她也另外扶植一个由小亲贵组成的“四人帮”来夺荣禄的权，把荣禄挤得靠边站。同时她对荣禄所掌握的精锐部队武卫中军也不信任，而把荣禄也掌握不了的杂牌军——董福祥的“甘军”调入京城，来和载勋、载漪、载澜所统率的禁卫军协同保卫畿辅，并牵制荣禄的嫡系部队。必要时老太太自己也可直接指挥各军，来搞一番扶清灭洋。
至于载字辈“四人帮”的迅速崛起，自然更是老太后的杰作。不用说职司京师卫戍的数万八旗军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据英文《字林西报》获自曾侯（曾纪泽，文正公之子）府内的消息，当时载漪所直接指挥的虎神营即有枪兵一万人。属庆亲王奕劻指挥的则有五万人之多。庆亲王当时是众所周知的荣禄的政敌。他所节制的武力可能包括载勋的九门提督和甘军全部。连专掌财权的刚毅也可掌握有12000名枪兵。（见该报1900年5月16日专栏。）
这项卫戍系统在国民党时代属于首都卫戍司令。谁掌握了这项武力，谁在首都就有生杀之权。所以西太后和她的“四人帮”，后来在一怒之下便可把出言忤旨的五大臣牵往菜市口斩首。德国公使克林德（Ketteler）也是在街上被载漪的虎神营章京恩海打死的（详见下篇）。至于在庄王府前广场被砍头的千百个“教民”（包括妇孺），那就不必谈了。
既有军权，枪杆就可出政权。从暗到明，挟天子以令诸侯，最高决策机关军机处也一直掌握在他们手里——原先最有权力的军机大臣荣禄，一直在“病假”之中，居家养晦。（见《荣禄致四川总督奎俊书》，《要录》有节录，第13页。）
1900年（庚子）6月10日，端王载漪并被派入总理衙门为总管事务大臣，连庆亲王也得靠边站。（见1900年6月10日《上谕》，载《史料续编》（上），第596页。）
军、政、财务、外交大权都集中到以西太后为首的一小撮满族亲贵之手，剩下的如何掌握义和团运动这个政策，别人就更无法置喙了。
慈禧太后是统治大清帝国48年之久的女主。在过去两千年的中华帝国的历史里，除掉她本朝的康熙、乾隆和西汉的武帝之外，也没个男主比她统治得更长。所以，她深通统治的艺术。但是她有个缺点——她不懂外交，内交内行，外交外行。这不能怪她，因为她所主持的中央政府，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外交部”的中央政府。早期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英法联军烧掉圆明园（1860）以后才建立的。辛丑条约（1901）以后改称“外务部”，在洋人胁迫下成为“内阁第一部”。这个第一部的荣衔一直到国民政府成立，才让位给“内政部”（清朝叫“吏部”）。
我们这位女家长早年把《三国演义》背得烂熟——可能都是习自京戏的剧目。据说当年多尔衮入关时，他的政治学教科书也是一部翻译成“清文”的《三国演义》。但是在《三国演义》里学不到19世纪的国际外交。所以，慈禧对早期外交的决策全靠她的小叔子恭亲王奕，晚期则靠北洋大臣李鸿章。——奕和李鸿章两人都是外交界的行伍出身，但他两人都不失为19世纪国际间第一流的外交家。奕于1898年老死之后，鸿章就变成西太后在外交上的第一位谋主。在庚子年初拳乱刚起之时，老太后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听信亲贵谗言把鸿章下放到广州去。
慈禧以极高明的政治手法来“安内”，却以最愚蠢的外交头脑来“攘外”。她不但对国际局势懵然无知，甚至连最起码的讯息也无法掌握。最后竟然被一记假情报惊破了胆（见下篇），连下十二道金牌到广州去找李鸿章，而李又迟迟不归。老太婆在歇斯底里的心理状态之下，以王婆骂鸡的村妇放泼行为，伙同“四人帮”，放纵义和团来和洋人一拼……要悬赏杀尽中国境内所有的洋人，并对十一国同时宣战……如此胡来，她老人家最后还能全尸，也算是“命大”了。此是后话。
前节已言之，义和团是被袁世凯赶到直隶（今河北省）去的。在义和团北上蔓延之初，西太后对处理拳民的政策原是举棋不定的。她一面听信毓贤的“民可用、团应抚”的忠告，想利用拳民来驱逐洋人；另一面又怕洋人干涉，不敢公开庇护拳民，因此朝廷政策就弄成个阳剿阴抚的局面。在一连串的上谕里，朝廷都不断告诫疆臣说拳会有“良莠之分”。对“不逞之徒”固应剿办，但是一般“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所以官方剿匪，只能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见1900年1月11日，光绪二十五年阴历十二月十一日《上谕》，载《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6页。）这一来，朝廷便公开表示民间组团是合法的了。
但是在1900年6月之前，那两位首当其冲的地方官：山东巡抚袁世凯和直隶总督裕禄，都是一意主剿的。两人之中以袁世凯尤为坚决。朝廷当权派对袁不敢轻动。为着杀鸡儆猴，乃把世凯之兄袁世敦加个“纵勇扰民”的罪名革职，并驱逐回籍。
但是袁世凯并没有被朝廷吓阻。他抗疏力辩说拳会“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为保护身家。焚毁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他认为莠民习练邪术，不论是会是团，必酿巨患。私团官练（如毓贤所条陈的办法），断不可行。所以，他主张彻底剿办。（见前书第95页）
袁世凯有何胆量敢如此忤旨抗命？盖义和团当时已闹到十一国驻华公使联合抗议的程度。死掉两个德国传教士已弄到胶澳不保，举国惶惶。1899年除夕，又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卜克斯（Rev.S.M.W.Brooks）在山东为拳民所杀，岂不是火上浇油？所以袁氏不敢怠慢，乃对义和团全面镇压。而且，他手握重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重要的还是他与力主剿匪的华南三督声气相通。他不受命，朝廷亦奈何他不得。当然在剿拳行动中，他也给予朝中当权派足够的面子，说他所剿者均是盗匪冒充的“伪义和团”，非真正爱国反教的“真义和团”也。
在袁的督饬之下，他的部将张勋、曹锟等则日以诛戮为能事。张勋那位在民国初年曾拥溥仪复辟的“辫帅”，即有在一日之内杀掉“黄巾红兜”的“拳匪”500余人而受袁巡抚重赏的记录。（见《阳信县令禀》，载《山东义和团案卷》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出版，第659—661页。）
山东的义和团是被袁世凯赶尽杀绝了。可是拳众北窜进入直隶，直隶总督裕禄却慌了手脚。裕禄原与袁氏约好对“拳匪”南北夹击。庚子春初，他的确也曾命令驻津的聂士成的“前军”出剿，杀掉不少“拳匪”。可是渐渐地他就看出朝中“四人帮”崛起、太后护团转趋积极、他的老靠山荣禄已逐渐靠边站的形势，他的“剿匪”政策也就开始动摇了——由剿办到纵容，再到包庇，最后他就干脆投靠了。既靠之后，他的总督衙门就变成义和团的招待站。两位草莽出身的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亦啸聚徒众三万人建起“天下第一坛”，祭起关公、周仓、诸葛孔明，烧香念咒，表演刀枪不入。裕禄为讨好朝廷，竟拨饷银20万两（其后西太后亦加赏10万两），敦请众师兄率团来津，扶清灭洋。张、曹二酋竟亦由裕禄保荐，挂一品衔，分乘一品高官的“绿呢大轿”，堂哉皇哉地直入节署，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杯酒交欢，分庭抗礼。裕禄并打开军械库，一任此乌合之众自新式器械中自择所喜。在张、曹二师兄祐护之下，天津市民亦沿街设坛，头裹黄巾，腰系红带，相率皈依。入夜家家均悬挂红灯，奉迎仙姑下凡，诛教灭洋。烧教堂、杀教民，搜捕“二毛子”，攻打租界，一时俱来。
裕禄这一转变乃导致山东拳民大量涌入直隶。东入天津，西据涿州，南占保定。焚香念咒，烧教堂杀洋鬼，毁铁路拔电杆，乃至搞“均粮”“吃大户”，乱成一片。山东之团既来，直隶之团亦起。入团群众除工农兵之外，绅商官吏亦均相率参加——其中尤以十来岁的青少年最为积极。各州各县、各村各镇，均纷起组团，设坛练技。义和团小将们更是四处串连，“闹教”“打教”了。
就在天津地区和保定涿州一带已闹成红旗一片之时，那些住在北京使馆区东交民巷（义和团后来把它改名为“割鸡巷”）之内和天津租界之中的被悬赏捉拿的“洋人”，当然也紧张起来。他们十一国之间的使领侨民和教士当然更是函电交驰。协商会议，调兵遣将，忙成一片。他们既要自保，也想浑水摸鱼，则“八国联军”也就呼之欲出了。下篇再细论之。
在此混乱期间，身居“相位”的荣禄，虽在开刀养病（据说是足疾，由西医开刀），当然对太后意旨、朝中空气，更看得清楚。因此当义和团迅速向保定、涿州一带蔓延，北京城内的响应者亦正蠢蠢欲动之时，他也将原在各该地驻防的武卫中军的主力，以保护铁路为名一一调开，以免与拳民冲突。
当时的各路清军（包括董福祥的“甘军”），由于历史性的对立与职业性的嫉忌，与义和团、大刀会等教门都是势不两立的。如今防军主力一撤，团教乃如雨后春笋，一时俱起。少数防军剩余部队反而成为他们追杀的对象了。5月24日武卫中军的一位分统（旅长）杨福同率步骑兵百余人往涞水县一带巡逻，义和团师兄满立和尚乃率众千人设伏围攻。福同逃避不及，竟被拳众乱枪刺死，“脏腑皆出”。（见《史事要录》第110页，引抄本《闻见录》及《畿南济变纪略》。）于此亦可见当时拳民猖獗的情况了。
在杨分统被杀的同时，另一支拳民万余人则侵入保定。这时“卢汉铁路”（自卢沟桥至汉口，亦即今日京广铁路的北段）正在施工。当地有外籍专家和传教士暨家属数十人。义和团一旦串连到此，官方不加阻遏，当地青少年乃群起响应。一时黄巾红带满天飞，秩序大乱。这批洋专家和妇孺闻风落胆。中国地方官不愿也无力保护，原遣的护送兵丁又半途加入义和团倒戈相向。他们走投无路，四散逃命。这群洋专家连家属妇孺原有41人。最后逃入天津租界幸存者9人，轻重伤23人，余9人则终无下落。据幸存者追忆，其逃难之惨状，有不忍卒述者。（见《字林西报》1900年6月6日暨13日专栏报道。）
官方对拳运既失去控制，拳民的群众行为也就越轨了。5月27日拳民三万人乃冲入涿州府。知府衙门被霸占之后，涿州知府龚荫培守城无力、弃城不敢、殉城不甘，因而他想出个聪明的办法——绝食对抗。在那个专制时代，地方官守土有责。城池失守，不论陷敌陷匪，守土者都例当殉职。失土而不死节，其结果也是正法砍头。如今朝廷政策既剿抚不明，殉城而死或正法而死都嫌冤枉。龚大人来他个半死不活、可死可活的绝食抗议，对朝廷、对拳匪，都不失为装蒜自保之道也。——做官搞政治，要有点鬼聪明啰！
涿州是当时京师的门户。乾隆爷下江南时曾许为“天下第一州”。上溯往古，它是“桃园三结义”的故乡；下及民国，它也是傅作义将军死守、张学良少帅猛攻的历史名城。此时也是足与北京城共存亡的咽喉要塞。如今既被三万黄巾所窃据，官军旅长被杀，守土之官也在绝食待命。事实上他们现在都在向朝廷的当权派摊牌：你大清王朝对洋人，究竟要和要战？对扶清灭洋的义民，究竟要剿要抚？总得有个抉择，有个交代！朝廷年来的浑水政策，总得有个句号！
其实事到如今，关于和战、抚剿的抉择，地方与中央、满族与汉族之间，早已泾渭分明。南方的汉族督抚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朝中有嘴无权的汉族大臣兵部尚书徐用仪、太常寺卿（主祭祀宴饷之官）袁昶、吏部侍郎（前驻俄德公使）许景澄——后三人均兼总理衙门事务大臣——皆坚决反战主剿。后来此三大臣也均为主战派所杀。
此时朝中满族亲贵（除荣禄称病不愿表态之外）在载字辈“四人帮”，尤其是端王载漪和协办大学士刚毅的领导之下，连82岁高龄的大学士徐桐（汉军旗）与其子皆坚决主张抚团开战。其中尤以少年亲贵贝勒者流，呼嚣抚团灭洋，已至疯狂程度。
笔者此处所言汉满、和战之分，并不是说主战派中无汉人。李秉衡、赵舒翘皆汉族大臣也。主和派中亦有满人。主和被杀之五大臣中，内阁学士联元即是进士出身的镶红（汉军）旗人。在和战争论中，联元坚持“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又说“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强国乎”？遂为端王所杀。另一主和派户部尚书立山（蒙族），因在太后之前驳载漪“民可用”之论，说“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验”，也以言祸被杀。（以上均见《清史稿》本传。）这些都是多数中无权的少数，其言行无足重轻也。
因此，在涿州知府龚大人的绝食待命期间，对和战两策还在踟蹰之间者，唯慈禧老太后一人而已。她个人的一念，立刻便可决定这架和战天平两端的轻重。
慈禧不是个笨人，在理智上，她未尝没有想到联元的名言。一国且不能敌，况八国乎。事实上南华四督的电报和被诛三臣生前的忠谏，说得都比联元之言更彻底、更可怕。但是她毕竟是个知识有限的老女人。她怕洋的理性，始终敌不过她恨洋的感性。加之她始终对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存有幻想。在涿州被拳众所据时，她就派军机大臣赵舒翘、顺天府尹（今北京市长）何乃莹与刚毅于6月初相继去涿州视察，一探究竟。赵到底是个进士出身的高知，他因此与何市长都对众师兄能否“灭洋”存疑。可是继至的刚毅则对刀枪不入的气功表演大为折服，认为是神术可用。（见《清史稿·刚毅传》，及其他杂著。）
刚毅是太后的红人，也曾是舒翘的恩人，赵氏回朝怎敢顶撞刚相？聪明的何市长自然更会顺风驶舵。太后一旦对调查所得的结果，如说“拳民忠贞，神术可用”，如予以“上等军械，好为操演”，就可以化为劲旅抗御洋兵一类的报告，稍加默认色许，义和团运动就进入北京了。
北京城内发现义和团是庚子4月（非另有注，本篇都用阳历）的事。但那是城内居民响应外界的组织。间亦有少数来自外府州县入京串连者，然为数有限。城防军警亦曾奉命严缉。可是自刚毅于6月中旬回朝复命之后，京外州县的义和团就大举入京了。一般都认为团众之来是朝廷导之。义和团本身也认为是“奉旨”入京“闹教”的。因太后颁发奖金，他们要进京领奖！
义和团开始大举进入北京的日期大致是1900年6月10日（阴历五月十四日）。这个日期很不平凡。此日端郡王载漪也奉旨出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他的死党启秀、溥兴、那桐也同时受委。（见是日《上谕》，载《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596页。）这就说明了“四人帮”夺权已完全占领了大清帝国的外交部。主和派在外交政策上，已无转圜余地。（详见下篇）
驻天津各国领事和海军将领也组织了一支拥有2066人的“联军”——这是后来八国联军的先头部队，由英国海军陆战队队长西摩（Edward H.Seymour，或译薛慕尔）率领，也在这天自天津乘火车开往北京，声言加强东交民巷的防卫，保护十一国公使。他们车行至杨村，由于铁路为义和团所破坏，进退不得，乃被奉命前往阻遏的聂士成军连同当地团民所包围。这是中外第一次武装接触。这一冲突不论何方胜败，皆无退路可走。清兵若败，则联军便长驱直入北京，就不得了也；洋兵若败，则援军必至，就更不得了也。事实上最后便是这个更不得了的结局（见摩尔斯前书，卷三，第213—214页），下篇再慢慢交代。在北京方面，四郊的义和团，便是在这一天大队涌入北京的。
义和团好汉是何等样人？我们不妨伫立街头，看看热闹。《庚子记事》的作者仲芳氏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抄与读者共赏如下：
……团民自外来者，一日数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未及岁童子尤多，俱是乡间业农粗笨之人。均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掖藏关帝神马。大红粗衣兜肚，穿于汗衫之外。黄裹腿、红布腿带，手执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械不一，各随所用，装束却都一般……
其实仲芳先生所看到的只是武清团、永清团、香河团……的一支。这一支是红巾红旗的“坎字拳”。那支被张辫帅杀掉的黄巾黄兜的是“乾字拳”，另外还有黑的白的，他还未见到呢！（参阅《拳匪纪事》）仲芳先生也笑他们是粗衣粗布粗笨之人。
6月初有义和团万人整队入城。九门提督着了慌，闭门不纳。双方正相持不下时，忽有差官持来辅国公载澜的“令箭”责令开门，守城者不敢违，拳众乃一拥而入。自此九门大开。拳众自四方涌入北京，日夜不绝。经旬而入者多至十万余人。家家念咒，处处设坛。最后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参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306页，及《要录》第144页。）
此时端王庄王都有大师兄随侍，随时表演特异功能。据说李莲英曾引拳师去颐和园表演，并于6月9日护驾还宫。太后对拳艺大为折服，并亲自习画“灵符”云云。（散见阿英编《义和团文艺选辑》中，诗文随笔等杂著。）奉太后懿旨，所有入城的十万义和团，都由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统一指挥，由载漪、载澜等三兄弟从中协助。义和团入城第一步便是去庄王府中“报到”“挂号”。关于战防的地点和时间，要听候上级“转牌调遣”。（见《庚子纪事》）当时“坎字拳”大师兄便住在庄王府内，上听庄王调遣指挥，下对徒众发号施令。（见“军机处杂件”坎字老团大师兄德，6月25日《通知》，载《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618页。）那时众师兄用以杀人的那种形状奇特的“大刀”，其图案后来被洋人摆成ABC字母，用为污辱华人的象征。谁知用久了竟变成一种“东方艺术字”，在今日海外华人社区的招牌上、广告上、名片上，仍随处可见，然使用者已不知其历史根源矣。
试问义和团小将十万人，如今摩拳擦掌挤在北京城内，意欲何为呢？曰：他们来此为的是“闹教”，为的是“扶清灭洋”。
义和团把他们镇压的对象，据说分为“十毛”。老毛子、大毛子是遍体黄毛的洋人，杀无赦；二毛子是教民，教民允许退教，不退教亦杀无赦；三毛以下则是用洋货，行洋礼，崇洋、让洋……等而推之。
义和团要杀掉他们的“一龙二虎”。一龙者光绪爷也，二虎者搞洋务的李鸿章、奕劻也。所以，迅速窃政的端王就要自己掌握外交系统，使奕劻老叔靠边站了。据传闻则庄王载勋的阴谋更大，他计划率领众师兄入宫去把一龙干掉。
这还是比较文明的上层。那些设坛长街，十万人摩肩接踵，歹徒再乘间闹事，一呼百应，群众兽性大发，烧杀奸掳，一时俱来，北京城就秩序大乱了。
义和团在北京之烧也，始则逢“洋”必烧。6月16日拳众在大栅栏焚烧“老德记”西药房。一时火焰冲天失去控制，左右前后，烈火延烧三日不灭，把最繁华的前门大街一带，千余家（一说四千家）巨商大铺，焚成废墟。正阳门楼亦被烧塌。京师24家铸银炉厂亦全被焚毁，北京市所有钱庄银行因之被迫歇业。通货既不流通，市场交易全停，一夕之间，北京就不是北京了。（见6月18日《稳定行市事上谕》，载《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第604页。）
义和团在北京之杀也，是从杀教民开始的，他们集体残杀教民的屠场，便是庄亲王府前的大院。在这空阔的广场之上，他们一杀千人。真是人头滚滚、尸积如丘、血流成渠啊。（见《义和团史料》上册，第50页。）
迨教民为之赶尽杀绝，幸存者则逃入使馆区和西什库大教堂，依附洋人，筑垒自保。教民既绝迹，义和团便捕斩私仇，滥杀无辜。市民被他们以“白莲教”三字狱砍头者，为拳民趁火打劫而烧死戮死者，军团相斗、军军相杀、团团武斗而暴尸街头者，尤不计其数。天热尸腐，臭气冲天，全城鬼哭狼嚎。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儿童曾仿制“断头机”（guillotine）为玩具——真正的“以杀人为儿戏”。庚子夏天的北京城，尤其是庄王府前的广场，天天杀人，虽妇女儿童亦所不免，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类屠宰场啊！与北京这个屠宰场相比，巴黎瞠乎后矣。
至于庚子夏天发生于北京的奸和掳，则禁军、甘军也是首恶啊！妇女被奸被杀的无法统计。而商户被抢被劫的，则1992年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洛杉矶暴动，相形之下，也是小巫见大巫啊！我们的义民和军人，在洗劫北京商民之后，摆出兴隆的“跳蚤市场”，把赃物公开拍卖呢！（见《要录》第190页，引《史料丛编》及《档案史料》上，第20页。）
抢掉商户不算，像吏部尚书孙家鼐和大学士徐桐那样的深院大宅也不能幸免。徐桐固为义和团保母之一也。他在被抢之时，义和团小将还把这位“老道”（徐的诨名）拖出公审。80岁的老进士只得跪地哀求，才幸免殴辱。
总之义和团运动发展至此，是完全出轨了，出轨到“四人帮”自己亦惴惴不安，他们自己的亲友也性命难保。7月初，清军副都统（一“旗”中的第二位高官）神机营翼长庆恒一家13口，竟为义和团寻仇全部杀害。庆恒是二品高官，又是满族，且系载勋、载漪的好友，而一家被杀，两位王爷皆不敢深究。终以凶手为“伪义和团”而销案，可见义和团此时的声势了。若非清军打败仗，八国联军入京“助剿”，任义和团如此发展下去，则老太后“四人帮”本身是否控制得了，犹在不可定之天也。
义和团和各路清军在北京抢够了，杀够了，再分头攻打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来助兴。他们已把一半北京夷为平地，另一半则有待于八国联军之接班，而继续其奸掳焚杀之余孽矣。呜呼哀哉！我们写历史的人，拿着原子笔空着急。眼看历史一幕幕地重演，又从何说起呢？
1900年庚子，6月中旬，当北京城被十万义和团小将和他们的主使人庄王、端王烧得烈焰蔽天，杀得血肉满地之时，慈禧老太后对义和团的抚剿政策还是模棱两可，没个明确的抉择。她对那日夜逼她在和战之间表态的西方列强，更不知如何是好。老太后并不是个糊涂人，她知道义和团那套魔术既不能扶清，更不能灭洋，虽然她自己也在日夜“念咒”。
至于洋人的凶狠，她在做姨太太时就已领教过了。1860年（咸丰十年）秋9月，那时年方25岁的懿贵妃就被英法联军赶出圆明园。据当年西方的传说，她逃得如此惊恐和仓促，连她最爱的一窠北京狮子小狗都做了英军的俘虏。小狗不知亡国恨，当它们被奉命前来放火的夷兵发现时，小贵族们还在追逐为乐呢！
此一故事或为西方媒体的渲染。但是狮子狗这个可爱的小宠物（现在纽约市价至少每只500美元）和许多东方的珍禽异兽，后为西人所宠爱者，每多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未被烧死的“烈士遗族”。笔者早年留美，在纽约动物园中，就见过源出圆明园的四不像。
那时娇贵的懿贵妃，在战火中随夫秋狝北狩。青年丈夫一气殉国。读者们看过大陆演员刘晓庆扮演的美丽的小寡妇吗？她多么可怜。夫仇国恨未报，守节抚孤40年，到如今还要受老仇人的鸟气，老太后其恨可知，但是其内心的畏葸，也就不难想象了。不幸的是她现在已堕入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亲贵“四人帮”的包围圈中而谋主无人。更不幸的则是正当她在歇斯底里、方寸已乱的情况之下，忽然晴空霹雳，收到一封“蒋干”偷来的绝密情报，说洋人要逼她“归政”，痛哭之余，老太后自觉反正是死，就不如干脆“拼”掉算了——这是一出《三国演义》上“蒋干偷书”的假戏真演，才使老太后决心攻打使馆区，杀尽在中国所有的洋人。欲知其详，还得从她于6月9日自颐和园还宫说起。
慈禧在颐和园长住时期，她本人原有一支数百人的贴身卫队。他们使用的也是当时最新式的后膛钢枪。但是这几百个青年士兵既然在美女如云的后宫和御园之内担任警卫，他们如是生理无亏的健壮青年，那就太危险了。所以这支卫队是由太监组成的。太监怎能持枪作战呢？因此慈禧一旦还宫，她就把董福祥的甘军调入北京内城，作为她内城的宫廷警卫。
这时担任北京九门城防的禁卫军和在街头日夜巡逻的义和团大刀队，均在端王、庄王的掌握之中。纵是太后想制止“拳匪”在北京一带烧杀抢劫，已渐觉力不从心。——虽然“拳匪”一词，仍随时见于《上谕》（用皇帝名义）和《懿旨》（用太后名义）。
甘军是有实地战场经验和赫赫战功的劲旅，非义和团和九门禁军所能望其项背。所以太后曾一再召见董福祥，慰勉有加。董福祥亦向太后保证，他既能“杀外人”，也能把义和团镇压下去。——不用说，甘军就是慈禧的一张王牌了。谁知甘军入城的第一天就错杀了（东）洋人而使太后无能为力。原来董福祥的甘军也是西北一支纪律最差的土匪军，视杀人放火如儿戏。如今拱卫京师，独承天眷，那就更肆无忌惮了。因此当甘军于6月11日（阴历五月十五日）奉命开入永定门时，适值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杉山彬乘车出门公干。双方相遇于途。董军营官乃喝问：“何人？”杉山彬自觉是外交官乃据实以报。谁知他碰到的却是一支无知的土匪军。未待他说完，这营官便抽刀向前，直刺其腹，就把杉山彬一下杀掉了。残酷的士兵一拥上前，不但把杉山彬尸体支解，并剖腹去其脏腑而实以马矢，弃之道旁。（见柴萼《庚辛纪事》）
杉山彬之死立刻成了国际新闻。驻北京各国使馆人员和各教堂内的传教士人心惶惶、个个自危。中国教民一向被拳民呼为“二毛子”，其罪仅次于“老毛子”（黄发洋人），当然更自知大祸临头。而一些仇洋反教的群众则颇为积忿得泄而鼓掌称快。
杉山彬之死不用说在五大洲都引起震动，在世界名都各大报刊的报道中，不是头条也是花边。这消息也引起中国皇宫内廷的不安。很显明地，如今《马关条约》墨沈未干，李鸿章在日本被刺的枪疤犹在，怎能再杀个日本外交官呢？
老太后慌了手脚，她除专派荣禄和启秀向日本使馆道歉之外，并召见董福祥与载漪加以申斥。可是福祥的面奏和载漪的帮腔，终使慈禧内外交煎也处置不了。福祥说他一人如受罚是罪有应得，但如因此把他麾下的甘军激成兵变，则京城治安就大有可虑了。——聪明的慈禧当然体会到，这时的京师是抓在他两人的手中啊！他两人如联手不听“老佛爷”的话，则释迦牟尼也无计可施啊！为杉山彬之死而惩凶的谕旨也只好不了了之。
据说福祥与载漪从陛见退出时，载漪拍福祥之背，并跷起大拇指，大夸福祥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见《清史稿·董福祥传》）
时局发展至此，慈禧显然知道，外御洋人，内安反侧，她已渐渐失控了——这时在天津，聂士成为阻止西摩的联军入侵北京，双方已打得炮火连天，士成后来终于战败殉国。为抢救此一失控局面，她似乎与荣禄有过密议。两人决定了一个最有效的万全之策——急调李鸿章与袁世凯来京共纾国难。
李鸿章原是荣禄的政敌。李之下放广州就是因受荣禄之排挤。但是荣禄没有应付洋人的本领。现在夷情紧迫，他与慈禧束手无策，只好又策动老太后速调李鸿章回朝了。
至于袁世凯，他本是荣禄的死党。一向对荣感恩戴德、忠贞不贰。如今又手握重兵，诛义和团如杀鸡犬，深为洋人所喜。因此如李、袁两人能联袂返京，则荣禄和慈禧所感棘手的一切内外问题，均可迎刃而解。
这确是最高明的一招。因此6月15日军机处便传旨，令李鸿章与袁世凯迅速来京。——这时由于义和团拔电杆，北京与外界电讯已断。然荣禄与袁世凯之间，则“八百里加急”的传统驿马仍可照跑无讹；而袁与南方三督，尤其是与广州的李鸿章，则电讯日夜不绝。
百年回看如水晶球，当时如李、袁应召返朝，则我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八国联军侵华这项国耻，或可消灭于无形。不幸的是，西太后把召袁之命随即取消，转而重赏义和团，决心攻打使馆，杀尽洋人，并决定与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
她老人家何以一夜之间发起疯来，把原先设计好的万全之策，做了180度的大扭转，而置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的绝境呢？这就是出于一个小小的“蒋干偷书”所获得的假情报的刺激了。——历史发展的长河，为一点藐小的个人情绪而变了方向，是史不绝书呢！
就在西太后决定调回李、袁之翌日（6月16日），由于时局紧张，老太婆便召集了一个包括六部九卿、军机、总署和诸王贝勒的大型“御前会议”，以商讨和战大计以及剿抚义和团的决策。这个会显然被端王所领导的激烈分子控制了。会中主和派袁昶、许景澄等偶持邪术不足恃之说，便被端王所呵止。慈禧也认为邪术虽不可用，而人心则可用。可是就在这一天，义和团在大栅栏放火，把前门大街一带数千家商铺烧成灰烬，而大失人心。因此，在会议之后，慈禧还是要方从涿州回京而力言拳民可用的刚毅偕同董福祥“开导[拳民]，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5页。）
谁知这道“勒令解散”的上谕颁下不及24小时，朝命便反其道而行呢！
原来就在当天的午夜，朝中接到一通绝密的情报，说洋公使已决定合力扶植光绪而赶掉慈禧——这是戊戌以后慈禧最怕的一招，如今这最怕的一招就要成为事实，怎能不令老太婆魂飞天外呢？情报的来源是这样的：
原来就在这天午夜，忽有人私叩荣禄之门，说有机密要事告急。荣禄接见后才知是他的心腹、时任江苏粮道的罗嘉杰的儿子，奉乃父之命亲来告密。这情报透露各国公使已联合决定向清廷提出四项要求：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各国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四、勒令皇太后归政。
荣禄得此情报之后，顿时如五雷轰顶。他知道在戊戌政变中，他当慈禧鹰犬时所做的好事。如今十一国列强勒令太后归政，拥戴光绪复出。一旦光绪复出，荣禄还有脑袋吗？所以荣禄得报，彷徨终夜，绕室而行，知道大祸临头。天方亮他就入宫觐见，把情报递给慈禧。太后览报，自然更是热泪横流，悲愤交集。
这位老泼妇独裁专制40年，她谁也不怕，只怕洋人。如今洋人真来要她的老命了。在眼睁睁就要投缳自尽之前，她哪儿还管得了大清江山，兆民生命？所以，她就放泼和洋人拼命了。
西太后显然与荣禄计议之后，便立刻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她在会中讲话时首先叫“诸大臣”，在激动之下，她又口称“诸公”。在中国两千年专制历史中，皇帝与太后向无称群臣为“诸公”者，骄傲跋扈如叶赫那拉氏者，自然更是前所未有，足见其方寸已乱、手足无措之激动情况。当她连哭带说把“四条情报”宣布时，全场惊愕，不知所措。端王以下最激烈的亲贵20余人，竟相拥哭成一片。在激动之下，他们咬牙切齿，立誓效忠太后，不惜一切与洋人一拼。太后也说洋人既已决定开战，大清亡在目前。既然战亦亡，不战亦亡，“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48—49页。《史事要录》所节诸书亦足参考，见第168—178页。）
这样一哭一闹，老太后也就把前一日的对义和团“勒令解散……严加管束”的上谕一笔勾销。主和派的光绪、立山、联元、袁昶、徐用仪、许景澄，同遭申斥，齐靠边站，朝廷就决议重用义和团对十一国列强不惜一战了，主和五大臣，其后也相继被杀。
因此，6月17日（阴历五月二十一日）的“第二次御前会议”，也就变成了中国的御前动员会议。刚毅、载勋、载濂、载漪、载澜乃奉命统率义和团。载勋旋即代替崇礼出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从此九门大开，四郊义和团乃大批涌入北京，日夜不绝。（见《庚子纪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大沽炮台也于此日被七国联军所攻占。（大沽之战时，美国海军拒绝参加，详见下篇。）
北京情势既如此紧张，十一国公使自然也日夜开会商讨对策。他们第一目标当然还是希望中国政府剿匪睦邻。在6月20日清晨集会时，德国公使克林德乃主张与会公使集体行动，联袂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各使不愿偕往，克林德乃单独行动，乘了他那豪华的绿呢大轿，带了一个乘小轿的翻译官柯达士（Cordes）前往总署交涉。行至半途他就被载澜麾下神机营霆字枪队章京（小队长）恩海一枪打死了。轿夫大恐乃摔轿而逃。当时坐在小轿中的柯君也被摔在地上，把屁股摔成重伤。（据《景善日记》所载，克林德的死尸是袁昶收的，而载澜则要载漪下令，把死尸斩首，悬于东安门示众。史家或疑《景善日记》为荣禄伪作。然纵系伪作，书中所言故事亦大多可信。参见《庚子大事记》及摩尔斯前书。）
克林德公使一死，北京的东交民巷，就变成慈禧太后的“珍珠港”了。事已至此，一不做二不休，发疯了的老太后索性取出“内帑”（她老人家的私房钱）数十万两，重赏三军和在京津两地念咒打拳的义和团，要他们在天津攻打租界，在北京围攻使馆，务必把在华洋人赶尽杀绝，以泄心头之愤。（见《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第615—616页。）
6月21日（阴历五月二十五日）她老人家乃用儿皇帝之名，写了十二道绝交书，就和英、美、法、德、义、日、俄、西、比、荷、奥匈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了。（多余的一份则送给当时也被围在东交民巷之内的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一诏战天下，慈禧老太后就变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最勇敢的女人了。
有40年当国经验的慈禧老太后不是这样的人嘛！她原是一个凡事都留有退路的“政治家”嘛！这一次怎么做得这样绝呢？那时在一旁冷眼观察的费正清的老师摩尔斯，对她的评语最是入木三分。摩说：“太后一向做事都是留有退路的，只有这次她这个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了。”（The empress dowager had long avoided itting herself to any position from which she could not withdraw, but now the statesman was lost in the woman……见摩著前书，卷三，第219页。）
[附注]慈禧太后在一夜之间，便从个“政治家”，变成个放泼的“女人家”，当时和后世一般的观察家、政论家和历史家，都认为她在这紧急情况之下，歇斯底里地失去了理智。笔者虽基本上同意此说，但亦另有解释。那便是西太后心智十分狡黠，她在这绝望情况之下，以义和团小将为幌子，对十国公使（德公使已死），来个“绑票勒赎”。她的“赎金”或“释放条件”便是十一国改变对华政策，不要她“归政”，否则义和团“绑匪”就要“撕票”，大家同归于尽！西太后不是个糊涂人，相反，她是个最工于心计的女纵横家。笔者作此“大胆假设”，虽难于“小心求证”，但在现代心理学和行为科学上，是可以言之成理的。
叶赫那拉老太太这一轰炸“珍珠港”的行为，可把我们的国家民族弄惨了。最后闹掉十几万条人命，还赔上北京宫廷和市民千万件无价的珍宝，加上四万万五千万两雪花纹银。诸位华裔读者要知道，你和我的祖宗，那时都各赔一两呢！说来难信，慈禧老太这个“珍珠港事变”从头到尾是从“蒋干”先生自作聪明偷来一份假情报搞起的。殊不知当时驻华十一国公使，本来各怀鬼胎，彼此嫉忌，搞个七国联军的集体行动已非易事，不要说提出有关中国内政的四大要求了。这四项要求中如真能实现太后归政、光绪复位这一条，对当时中国政局可能真有起死回生之力呢！但是大清帝国的起死回生，关他们十一个帝国主义屁事？他们才不会提出这项要求呢！等到事后中国方面发现列强并无此项要求时，大家乃怀疑这情报是端王载漪所伪造，来故意刺激太后的。其实端王那一伙哪儿有周瑜之才？他们才造不出这样高明的假情报呢！——这个假情报来源实出自英商在上海所办的英文《北华捷报》（North-a Herald）1900年6月19日（清历五月二十三日）的一篇社论。此文复于翌日重载于该报周刊《字林西报》（North-a Daily News）。这篇社论文稿在刊出之前，可能被报社中华裔职工所获悉，辗转为罗嘉杰粮道所闻。他乃根据情报人员的谎报或误译，也或许是他自己为邀功而改头换面、加油加醋，译成汉文，便向荣中堂告密了。——这位粮道先生对我们开了一个价值四万万五千万两雪花纹银和千万条人命的大玩笑。我们如把一百年前四万万五千万两纹银按那时的市场价值折合成今日的物价，该值目前美金现钞几十万万元？我们“罗蒋干”先生这个乌龙，实在摆得太大了。
在这篇社论里，作者的确提到“太后和她的帮”愚蠢地蓄意与“全部列强开战”，并强调“这个帮如不自动毁灭，就应被赶出北京。我们希望能使光绪皇帝复位。我们应向中国人民确切表示，目前这一战争全为西太后所发动。吾人只是与北京的窃权政府作战，而非与中国为敌也”。
这只是一篇报纸的社论。以光绪复位代替慈禧甚或有违于英国当时的对华政策呢！至于代收钱粮、共管军事，全为情报人员所妄加。此时英美两国为防俄德等国搞瓜分勾当，对己不利，但愿使中国这个最无能的政府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庶几利益均沾，维持现状。英国当时掌握了中国外贸70%以上，中国进出口航运近90%；美国斯时在中国无半寸殖民地可向外发展，所以“维持现况”（maintaining status quo）——所谓“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对英美两国最有利也。
事实上，八国联军侵华之后，美英二国协力维持首要战犯慈禧太后权力于不坠，其居心与二次大战后，美英联合维持日本首要战犯裕仁天皇的皇位，实如出一辙。老太后为一项假情报弄得方寸大乱，实在是知识不够，朝中无人，有以致之。那时李鸿章如仍居相位，叫他底下的洋员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赫德或丁韪良等到使馆一问，一切不就豁然冰释？哪里要老太后去上吊寻死呢？
那时中国的南方督抚都雇有“洋员”，在涉外事件中以备咨询、以供跑腿，所以情报比较灵通，交涉亦能抓着要点。这些洋员如李提摩太等，大都忠心耿耿，为雇主实心办事，在中国官场中极获好评。这种洋员所提供的服务，到民国初年就逐渐被留学归国的“博士帮”所代替了。在民初军阀时代，诸大军头从穿西服、乘汽车、打网球到买军火、订条约都少不了他们。接着而来的国、共两党原多是以归国的留学生为骨干的，涉外事件就少烦外人了，但是在西安事变中，还不是有个端纳跑来跑去？
再者，西太后之决定与十一国宣战，可能也是出于她自作聪明的愚蠢的权谋——她或许想利用义和团去劫持列强公使，以逼迫列强改变强迫其“归政”的政策，不成则以义和团为替罪羔羊。当续论之。
西太后既假儿皇帝之名向十一个列强同时宣战，她和她的“四人帮”的战时政策，第一便是整编义和团为“八旗”，由端王统一指挥守卫禁城。6月22日以后诏谕亦由端王发布。禁军亦唯端王之命是从。（见《字林西报》6月24日以后各期）端王并通令全国，筹款调兵，勤王抗敌。因此，朝廷一再降旨全国督抚、上下臣工“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势……各将军督抚等，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务必灭洋到底]……”（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21—222页）。7月14日天津失守，廷谕再次督战，强调“天津失陷，京师戒严，断无不战而和之理”（见同上，第366页）。与此同时他们还通令全国废除洋操、洋服，而恢复用刀弓石的武考呢！
但是，清廷这时有何力量能抵抗八国入侵之联军呢？这分明是螳臂当车。战事一发动，李鸿章即认为各省勤王援军无益。盖不待勤王之兵到达，北京就要沦陷，朝廷就要“西迁”。（见《李鸿章年（日）谱》第413页；引《李文忠公电稿》致袁世凯电。）
李鸿章不是唯一的预言家呢！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尤其是铁路大臣盛宣怀等人都洞若观火。这原是常识，不待智者而后明也，只是端王把持下的中央政府太愚昧无知罢了。所以东南地区汉族督抚就借口廷谕为“矫诏”，不从“乱命”。他们就与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分别议约搞“东南互保”了。
革命精神很充沛的后世史家，兼有对“东南互保”作非议者，殊不知那时不搞“互保”，则长江中下游地区亦在战火中矣。盖宣战之诏尚未下达之时，英人即向美国驻沪总领事古德纳（Goodnow）扬言（open talk）要占领江阴炮台、江南造船厂及整个吴淞地区，以试探美国的反应。刘坤一得报，乃密遣洋员美人福开森（J.C.Ferguson）与古德纳疏通，密报华府设法制止。另外亦调兵遣将决心武力抵抗，英人才知难而止。（见“美国国家档案局秘藏原档”，古德纳于1900年6月29日对国务院副国务卿之密报。）
在武汉方面，张之洞亦极力维持地方稳定，减少洋人入侵借口（见同上附件）。同时诸方面大员合议，如北京失守、两宫不测，他们就选李鸿章做总统以撑持危局。（这时孙中山也殊途同归，曾提出相同的建议。）鸿章对“伯理玺天德”（president，总统）大位，也颇有兴趣。其后慈禧与光绪安全逃到西安，此议遂寝。（见《李鸿章年（日）谱》第423页，引《国闻周报》。）
张、刘、李这几位督抚，老实说，都是熟读圣贤之书的传统政治家啊！可恨国运如斯，形势比人强而长才不展。
西太后宣战后第二个绝招便是悬赏捉拿洋人，把他们斩尽杀绝。
中国历史故事中原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闻，说在蒙古人入侵中原时，每家都住有鞑子特务。某年中秋节民间以月饼为传媒，全国在一天之内同时动手把鞑子杀光。这次中外既然宣战，大学士徐桐等也奏请西太后下诏“无论何省何地，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96页）。步军统领庄亲王载勋等也在北京街头遍贴告示，悬赏捕杀洋人。赏格规定：“洋人杀一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见同书，下册，第842页。）因此当恩海一枪把德使克林德打死之后，他不但对凶行直认不讳，而且还在等着领赏呢！
笔者昔年服务哥大时，前辈老友富路德教授（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时常自笑幼年时小命只值30两纹银。因为他在庚子年曾随传教士父母被围于东交民巷之内，那时他才六岁。富家一直是在通州传教的。事发时就近逃入北京使馆，躲掉一劫。其他不幸在山西传教的欧美传教士，就全部罹难了。
当时，山西巡抚毓贤在奉命缉捕传教士和教民时，谎称“集中保护”，把全省的外国传教士男女老幼40余人，或骗或捕，都集中到他的巡抚衙前来。7月9日他把他们全部剥掉上衣，罚跪于衙前广场，一一砍头杀死。有一位长着马克思式白胡子的老主教，起身质问毓贤为何无辜杀人。毓贤抽出佩刀，二话不说便一刀劈去。老主教头面血如喷泉，白胡子顿时变成红胡子。毓贤又补上几刀，便把这位老人杀了。这一天他一共杀了传教士及家属共46人，包括15个男人、20个女人和11个小孩。真是甚于虎狼，残忍至极。[见管鹤著《山西省庚子教难前后纪事》及《李鸿章年（日）谱》第450页，及Robert C.Forsyth 著《庚子年殉难中国烈士考》（The a Martyrs of 1900）第30页以下。]毓贤在山西省一共杀了多少传教士，众说不一。因为教士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统计数字不易齐全也。至于他杀了多少“二毛子”（教民）和与外事有关的人士，那就更无法计算了。
在大杀洋人和二毛子的同时，那些志在夺政权扶清灭洋的载字辈“四人帮”还要在朝内立威，拿义和团所点名的“一龙二虎十三羊”来开刀祭旗。
在对列强宣战后四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已故恭亲王奕次子）四兄弟率义和团大师兄刀斧手60余人直闯瀛台，要去把载湉（光绪帝）干掉。这桩“弑帝”“杀龙”行为，虽为西太后所制止，但是这条“龙”也就生不如死了。他不但在御前会议中时遭端王、庄王的折辱，据说连个年方十四的“大阿哥”（载漪的儿子）也指着他叫“二毛子”。如此，则老太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威人物是谁，就不言可知矣。（见《景善日记》及多种杂著，故事多有可信。）
至于“二虎”——李鸿章和奕劻，李被下放广州，远走低飞，鞭长莫及，“四人帮”对他无可奈何。据说鸿章初闻下放消息时，乐不可支。盖以远离虎口，颇感身心两快也。如今“北事大坏”，收拾残局，“舍我其谁”（鸿章豪语，均见《年（日）谱》），杀不得也。奕劻之罪，只是对洋人“太软”（见《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志》），不足杀也。真正倒楣的便是“十三羊”了。
“十三羊”的名单上究竟是哪些人，说者不一。但是他们和其他类似的什么“十三太保”“十八罗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等等一样，前几名总归是固定的。“十三羊”前五羊应该是那五位因力主剿拳议和而被杀的“五大臣”。前驻德俄等国公使，嗣任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是在7月28日被杀的。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前户部尚书立山，则是8月11日被杀的，所谓旬日之内连杀五大臣（见《史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22页），而时未经旬，北京亦为联军所陷。
慈禧为什么在弃城潜逃的绝望时期，把主和大臣一网杀尽呢？这就是一些大独裁者（不论男女）最狠毒的地方了。所有的独裁暴君对异议者都是睚眦必报的。她这次败亡出走，生死未卜。但她绝不能让自己死于异己者之前，而使异己者有与敌人交通之余地也。她投鼠忌器，行前只杀珍妃不杀光绪。然洋人如真要逼得她非悬梁自尽不可，则太后之悬梁，亦必在皇帝悬梁之后也。朋友，奇怪吗？我们蒋公自大陆败退时，杀杨虎城而保留张学良，还不是一戏两演吗？那时如宝岛不守，蒋公向瑞士逃难，则少帅还能活到今天吗？——此理一也！
《崇陵传信录》的作者恽毓鼎，不谙此理，他把连杀五大臣的黑锅全给端王载漪背去了。恽说：“先是载漪力主外攘，累攻战，不得逞，欲袭桓温枋头故智，多诛戮大臣，以示威而逼上。”
这是一派胡说也。试问载漪这个花花公子的师长，曾经“攻战”过什么呢？不错，他打过东交民巷。笔者年前曾在东交民巷（社科院招待所）住过两星期，在巷内巷外绕了无数圈。细看形势才知道当年董福祥、载漪他们攻打东交民巷，只是一场民间“械斗”而已。这又叫作什么“攻战”呢？至于诛大臣以逼上，与桓温废海西公立简文帝的故事相比，也是不伦不类。试问载漪的“上”是光绪呢，还是西太后？是光绪又何必“逼”？是西太后，他敢？
诛大臣，载漪亦不敢也。大臣是太后诛的，恶名是端王背的罢了。
至于攻使馆，“不得逞”倒是事实。这虽是战将的窝囊，但事实还是太后留有退路也。且听听老太后在逃难之后，回忆起攻打使馆的一段口述历史。老太婆说：
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是虽没有阻拦[载漪、载勋、载澜]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留有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见《庚子西狩丛谈》）
老佛爷这段话讲的是事实，但在我们搞口述历史的老兵听来，她还是不太够诚实和坦白。——她没有提她受“蒋干偷书”那一段刺激。那时她是决定和洋人一拼，同归于尽了。但是在“同归于尽”和“一拼”之间，这位老狐狸，还是留了一条退路：她叫那表面上手握重兵的大将荣禄、载漪、载勋等人代她去和洋人拼命。如果把洋公使的命都拼掉了，而交涉还有转圜余地，那她就以“妾在深宫哪里得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等借口，把责任向诸悍将头上一推。杀凶以谢，她还可继续做她的太后。——事实上，后来结果就是这样的。
谁知荣禄也是个曹操，他不敢不遵太后之命去攻打使馆。但如真把使馆夷为平地，杀死了几位洋公使，将来洋人追查凶犯，太后被迫缉凶，他的脑袋岂不要搬家。所以，他首先装病请假，交出兵权。到后来，当懿旨难违，他非出头不可时，他只有故作积极，三令五申督责董福祥的甘军拼命去打。董福祥是个大老粗，在中堂严令之下，他就认真打起来了。自6月20日起一连四天，甘军每日开炮多至300余发。烟雾弥漫，炮声震天。北京与外界交通完全断绝。在这种情况之下，区区东交民巷岂不早已夷为平地？各国公使和教士，断无生存之理，因此伦敦各报已刊出英国公使与海关监督等人的报丧“讣闻”（obituaries）。
这时在广州看报观战的李鸿章和荣禄虽是政敌，却英雄识英雄。6月22日，鸿章在广州便向媒体透露，使馆无恙，请各界放心，因为他知彼知己。荣禄既未调用他那有德式装备的武卫中军，光靠董福祥的土匪军是攻不下使馆的，因为“甘军无大炮”。董福祥所使用的全是一些土炮。只听炮声响，不见弹下来也。（见《字林西报》专栏）
李鸿章是说对了。使馆被攻，死伤不少，但并未被攻破。果然6月25日，荣禄便奉太后懿旨停攻使馆，并慰问各国公使。廷谕并向拒奉乱命的东南督抚一再解释不得已宣战之苦衷。（见《义和团档案史料》诸书）在停攻期间，一时西瓜蔬菜等慰问品满车而来，送往使馆，使在一旁观看而口渴如焚的甘军士兵气愤不已。太后懿旨前后矛盾若此，荣禄如真把使馆夷平，那还得了？所以荣禄不但对被围敌人暗通款曲，并且真的“里通外国”，令人假扮走私窃贼，大量接济使馆守军火药子弹，以加强防御。他怕洋人如真的“弹尽粮绝”被董福祥的甘军攻破，则朝廷和老佛爷，尤其是荣禄自己，都不得了也。须知荣禄那时所接济洋人的军火可不是甘军所使用的土火药啊！他走私去的可能都是德制后膛枪的“七九钢弹”（？），锐利无比。所以在6月28日停战期满，甘军又恢复攻击。其后“谈谈打打”，双方又械斗了50余日，使馆始终屹立不动，而围攻的甘军和义和团则死伤千余，均是荣禄里通外国之结果也。
上节所述的吾友富路德教授那时才六岁。他就时常违父母之命，爬上墙头“观战”。50年后他还用他那地道的通州话向我们笑说庚子遗事，真是绘影绘声。
富先生是笔者在哥大25年中所遇最可爱可敬的一位老辈汉学家。他的汉语也比我说的纯正得多。他精通汉籍，也深爱中国，为人处世也简直是传统中国里的一位儒家老辈。他是胡适之先生的挚友，也是胡适在1927年回哥大接受博士学位典礼中的傧相。他佩服胡适佩服了一辈子。因为他没有适之先生那样的精明和调皮。他浑厚得像传统中国农村中的老农夫。富先生是笔者所认识的前辈之中唯一见过义和团的老学者。在退休之前他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原名“中日文系”）里的“丁龙讲座教授”。这个讲座是为纪念一位可敬的华侨工人丁龙而设的。笔者对丁龙的故事曾另有记述，不再多赘。然据我所知，坐在这个“讲座”上的“教授”，只富路德一人在道德和学问上受之无愧，继他之人则是个下流不通的痞子。
笔者今乘重治拳乱史的因缘，提一提这位拳乱目击者，也算是对他老前辈一点点私淑的纪念吧！（关于这一段拳乱史，中文档案笔记至夥；西文史料如摩尔斯前著，赫德回忆录，R.C.Forsyth与A.H.Smith等人的著作，和汉译Bertram L.Simpson而化名B.L.Putnam Weale所著《庚子使馆被围记》，均足汗牛不及备载。）
慈禧或松或紧，或真或假，把东交民巷围攻了50余日的“行为”，可能还有一层她不愿告人的动机——行为科学上所谓“刺激—生机—反应”是也。她想以生死交关的危机，诱迫十国的“钦差大臣”（此时克林德钦差已死了）保证不要她“归政”，也就是撤销“蒋干”先生偷来的那四条秘密的要求。无奈这四条要求原不存在，而十公使也不是老太后肚子里的蛔虫，不知如何反应。好在他们内有粮草、外有救兵，就冒着生命的危险死守待援了。
至于老太婆说：“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她说这话确是胸有成竹的，因为她还有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重炮没有动用呢！
老太后的德制大炮在哪里呢？原来它配备在荣禄的嫡系部队武卫中军的炮队里。当董福祥猛攻使馆十数日不得下，端王乃以上谕调中军分统（军阶略近旅长）张怀芝派“开花炮”助攻。这位张分统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与曹锟同学。这个武备学堂原是李鸿章授命戈登（Charles Geordon）主办的，是中国第一座新式军校。这时武卫中军所用的德制“开花（弹头爆炸）大炮”连后来德国军官都自叹少见。因此张怀芝奉命之初自觉是立功的机会。他乃在城头架好大炮，瞄准使馆区，只要放三五炮下去，各使馆就成为一堆灰烬了。正当他要下令开炮时，这位39岁的军官忽然灵机一动——他知道炮声一响，后果就难以收拾了，又改令缓发。随即自己下城直趋荣禄官邸请示，要他的顶头上司手写一道发炮的命令以为凭据。荣禄不敢亲发命令，也不敢不发命令。双方僵持甚久。这一来，怀芝更不敢离开荣府自作主张，便在荣府赖着不走。最后荣禄缠他不过，乃支吾其词说：“横竖炮声一响，里边（宫里边）是听得见的。”——这是荣中堂在中国近代史上一句不朽的名言，而张怀芝——这位后来官至安徽巡抚，民国时代曾被袁皇帝封为男爵不受，其后又做到山东督军和徐世昌任内的参谋总长的大军阀——也不是个笨人。他闻言大悟，乃匆匆赶回城上，谎说炮位不准，需重测方位，遂把目标定向使馆后之空地。众炮齐发，轰了一昼一夜未停，直至上谕再次停攻始止。使馆虽饱受虚惊，宫中府中均至为欣慰。（见《义和团史料》下册，第562页，引《春冰室野乘》；富路德老师与其他西文史料，也颇有惊人的叙述；张怀芝故事散见中英文传记，及《民国人物小传》第五册，第280页。）
庚子年围攻使馆的闹剧就这样一松一紧、亦真亦假地闹到8月14日，使馆内被围洋人与中国教民忽闻哈德门外有机枪声，知洋兵已攻破北京，因当时中国军队尚无机枪也。是日下午二时在数百洋人一片欢叫声中，一大队打着英国旗帜的印度锡克兵（Sikhs，上海人俗呼为“红头阿三”者）一举冲入巷内。50天使馆之围是结束了，中国的首都北京也就沦陷了。
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可恨的惨剧，莫过于一百年中我们的首都竟三度为敌国占领。在占领期间，敌军的奸掳焚杀之残酷，也是世界文明史上所少见的。
这三次中的第一次便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并把那一座“东方凡尔赛”圆明园烧成灰烬。但是这次国耻对满族统治者的教训不大。那时入侵的洋兵不足两万，而北京的禁城之内，巍峨官阙即有九千余间。加上圆明园、颐和园和东陵、西陵，仅是皇家内务府所管的财产，就足够这些洋强盗搬运的了。那时中国又没有通海口的铁路。而北京天津一带还有高官贵族的王侯宅第和千万家富商大贾的巨铺广厦。万把个小强盗一朝窜入，个个满载而归，累得要死，也搬不了“天朝”的几座金仓银库。
最可叹的还是有些满洲贵族，他们认为英法联军的入侵，会使大清王朝因祸得福。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三千年的帝国专制史上，首都沦陷，不是亡国便是改朝换代，哪儿有像英法联军攻占了京城，最后只签订了几件“文书”便率数退走！——历史上哪儿有这样轻松的事？
再者，签了几件文书，不但夷兵全撤，而且“英夷”还能效忠朝廷，派戈登将军来华训练“常胜军”，助剿“发贼”，消灭叛逆。——天下哪儿有这等便宜事？
朋友，在你我看来，清廷在英法联军之后所签订的那一系列的《北京条约》，是何等丧权辱国？——在这些条约保护之下，英国人打开中国内地市场，并在全国各地大量“公开合法贩卖鸦片”，大发毒财！俄国人也拿走了我们的东海滨省（包括海参崴）和整片外兴安岭以东的西伯利亚！这块土地与我们长城以南的18行省的面积几不相上下！
可是这些损失，对那时享福深宫的小懿贵妃和后来“垂帘听政”的东西两个小太后，实在太遥远了，何关痛痒？
所以这第一次首都沦陷，对这些满洲贵族教训不大；他们反掉以轻心，认为北京沦陷的结果也不过如此而已。
在中国近代史中，我首都第三次沦陷，便是我们及身而见的，发生在1937年冬季的南京大屠杀了。日军于是年12月13日攻破我首都南京之后，时未迭月，竟一举屠杀我俘虏军民30余万人。谁知他们血迹未干，汪精卫所率领的一群汉奸，竟然又搞起“还都”和中日亲善来。
庚子（1900）年首都沦陷，是三次中的第二次，所谓八国联军进北京是也。
他们这八个帝国主义对中国这头肥羊的争夺，彼此之间本是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而他们这次竟能通力合作，联合出兵攻打北京，实在也是颟顸昏聩的满族亲贵自己惹出来的。语云：“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这次国耻便是很标准的国人自伐的结果。我们如何“自伐”，上篇已详论之。本篇再看看我们“被伐”的惨象。
原来在1900年春义和团自山东渐次北移时，北京东交民巷里的列强使馆已开始紧张起来。英美德法日等大国驻华公使纷向各国政府及各该国驻华海军，要求派兵保护。
按当时（乃至今日）的国际惯例，使领馆的安全，原应由驻在国政府负责。聚居北京东交民巷一带的十一国使馆，理应由中国政府派军警保护。但是拳乱一起，外国公使对中国政府失去信心。——我们今日回看，这实在不能厚责于他们。确实是因为我们太落后、太野蛮，外国人对我们才失去信心的。君不见前篇所述日本的杉山彬书记官和德国的克林德公使都是死于街头？
洋公使们既然对清方保护不存希望，他们驻在天津一带的水兵就奉命前去北京担任守卫了。洋水兵开往北京保卫使馆，按国际法是侵犯中国主权的，所以中国总理衙门里负责官员徐用仪、联元等人曾亲往各国使馆抗议。（见美国国务院档案）可是徐、联等人后来连自己脑袋也保不住，怎能怪洋人对他们不信任呢？——据说某次英国公使亲往总理衙门交涉，而接见他的两三位大臣之中有一位可能太胖太老了一点，天气又热，他老人家竟在接见当场打起鼾来。英公使曾引为绝大的侮辱。然几经磋商之后，总理衙门终于答应各国公使可自带警卫，惟每国以30人为限。
中国政府既已让步，各国在天津的水兵就准备前往北京了——他们自己之间的协议则是各遣水兵100人。但是各国在津水兵又多不足额，俄人只能派遣79人，乃又相约最高额以水兵79人为限。八国派往北京人数如下：英国79人，俄国79人，法国75人，美国53人，义国39人，日本24人。
以上六国警卫于5月31日乘火车入北京。另有德国水兵51人，奥匈士兵32人，则于6月3日抵京。另加军官19人。所以当使馆被围攻时，各国共有武装警卫451人。其中军官两人率水兵41人被派往守卫西什库教堂。余众则是保卫使馆区的全部武装了。其中英、美、奥、义四队，各携重机枪一挺。——这支拥有“后膛钢枪”400余支，加重机枪4挺的东交民巷卫队的实力，在那时也不算太小。所以董福祥那支土军队屡攻使馆不下，也在李鸿章意料之中了。
这支八国拼凑的小卫队，原来也是各怀鬼胎的——尤其是俄国，其志不在京津，而在东北。它一贯的策略是在北京做和事佬，故示好感，以换取它对中国东北的掠夺。所以它这次派来的79人，运来大量火药，却少携枪支，更无机枪；而它那批“俄国造”的大口径弹药，对其他各国的警卫都不适用。狡猾的俄人是摆个姿态给满大人看的，而满大人（如端王）却一无所知也。
日本与俄国原是水火不容的。此次日本水兵只来了24人。书记官杉山彬嫌其太少，6月11日他就是出城去探望援军，在半途碰着甘军，才被无辜妄杀的。
大老粗董福祥和那些糊涂蛋的满族亲贵，哪里知道“老毛子”“大毛子”“天主教”“基督教”也是种类繁多的呢？把所有“毛子”一锅煮，则东交民巷里的毛子居民，大家不分南北，也就一道地同生共死了。
他们这支小卫队总算来得其时。全队抵北京后不及一星期，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就被杀了。再过九天德国公使克林德也陈尸街头。克死不足24小时，慈禧就下诏对十一国宣战，董福祥的甘军就围攻使馆了。没有这支小卫队，恐怕十一国公使和他们的馆员，以及在使馆区避难的数千名二毛子和百十个外国传教士，都要惨遭屠杀了。
在北京使馆告急之时，原驻天津的各国领事和在大沽口外游弋的各国海军将领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组织“联军”开往北京增援。几经会商并由各国政府批准，他们八国终于组成一支拟开往北京的增援部队。这支援军包括英军915人，德军540人，俄军312人，法军158人，美军112人，日军54人，义军40人，奥匈军25人，共计2066人。公推英国海军司令西摩统一指挥，并于1900年6月11日搭火车前往北京，保卫使馆。
但是这支浩浩荡荡的两千夷兵声势太大了。天津四郊拳民乃纷起阻遏，并把铁轨拆毁。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裕禄也下令聂士成统率的武卫军前往围堵。聂士成原是淮军猛将，他所统率的这支国防军也是配备有重机枪的精锐部队。聂军对义和团原极愤恨，月前奉调镇压义和团时，曾有一次枪杀拳民500人的血腥纪录，而为在北京当政的端王、庄王所嫉视。可是这次奉命阻遏入侵洋军，他更觉义无反顾。——聂军门原是一位烈性汉子，守土有责的国防将领嘛！因此，西摩联军刚出发至天津西郊的杨村时，它就被义和团和聂军包围了。联军要突破包围圈，战争也就一触即发了。
义和团原自夸是“刀枪不入”的，聂军乃把他们调上前线去冲锋。结果在敌军机枪之下，血肉狼藉，掉头逃跑又为聂军所阻。在两面机枪对扫之中，这批可怜的乡民死难之惨，实在笔难尽述。
义和团这群乌合之众被屠杀殆尽，敌我两方的正规部队就短兵相接了。事实上西摩这支联军也是个七拼八凑的混合武装。西摩自己又是位海军将领，怯于陆战，而聂士成却是个视死如归的战将，强将之下无弱兵。因此，在双方一番鏖战之后，西摩便陷入重围，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进退维谷，只好就地苦守待援。
西摩之挫，惊动了八国政府，其时在大沽口外待命的列强海军也慌了手脚。在6月10日以后，他们与北京使馆的电讯已失联络；14日以后西摩亦不知存亡；16日以后，他们与天津租界领事馆也信息全断。各国海军将领会商之后，就自作主张了。
从纯军事的观点出发，这批洋司令很自然会想到他们应该组织个联合舰队，先占领大沽炮台，从而进军天津，以解西摩之围。西摩之围既解，他们更应组织强大联军，推向北京，庶可拯救命在旦夕的各国公使。事实上其后八国联军的动向便是循着这条逻辑发展的。只是当事各国互相猜忌，想浑水摸鱼，又不敢冒进。他们要搞个统一组织，亦殊不易。
我们贵国原是苏秦、张仪的老家。那时我们如有个把得力的苏、张之子孙，虚虚实实，来把他们挑挑拨拨，合纵连横一下，毛子们的“联军”也就很难实现了。无奈斯时京中当国的老太婆，事急了只会哭哭闹闹，要不就拼命“念咒”——慈禧和李莲英据说一天要念能够千里杀人的灵咒70遍，希望把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德国的威廉大帝……通统咒死。而围绕老太后的那批亲贵“四人帮”，又是一批鲁莽灭裂、毫无现代常识，只知在国际赌场耍赖的糊涂蛋。
可叹的是庚子年间，那些围绕在西太后周围的一群以端王为首的亲贵小赌棍。他们霸占了总理衙门，挤入国际轮盘大赌场，却不知如何赌法。——既无赌术，又无赌品，更无赌本，只知乱下赌注，瞎赌一场。
那时我国驻外公使，例如驻美的伍廷芳、驻俄的杨儒、驻英的罗丰禄、驻德的吕海寰等等，都是第一流外交官。可是端王霸占下的总理事务衙门（外交部），对他们却一无指示。在北京当权的那一伙只知督促董福祥向使馆放炮开枪，在外交上，他们简直是一群白痴。因此，我驻外使节向政府请训的不是中央政府的外交部，而是地方上的三位总督：广州的李鸿章、武昌的张之洞和南京的刘坤一，而这三位总督大人的意见也各是其是。李鸿章看重俄罗斯，刘、张则倾向英、日。外交上既不能统一指挥，使领人员纵有苏、张之才，也是枉然。
现在再看看围绕赌台边的八大洋赌客，是如何下注的。
前节已言之，他们防卫使馆、攻打大沽、占领天津、进军北京，都是要采取联合阵线的。但是诸夷猾夏，他们彼此的利害是永远冲突的。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他们是无法联合的。他们此次之所以能密切合作者，端王、庄王为渊驱鱼，导之使然也。
当大沽炮台于6月17日被联军攻占之后，我津沽藩篱尽撤、海道大开，列强援军遂源源而来。在陆上重行组合之后，联军就首解西摩之围（6月23日），再与各国租界取得联络，就进逼天津城郊了。拳民鸟兽散，直隶总督裕禄乃饬提督聂士成指挥武卫前军奋力抗拒。
士成于此役之前，曾受朝臣歧视，被“革职留任”。在7月9日拂晚，当敌军以强烈炮火向其天津南门外八里台阵地猛扑时，弹下如雨。士成两腿均受枪伤，犹督兵不许稍退。营官宋占标劝其稍避而士成“奋不可遏”，仍复持刀督战。直至两腮均被敌弹洞穿，颈侧、脑门等处均受重伤，直至脐下寸许亦被炮弹炸穿，“肠出数寸”，终于壮烈殉国！营官宋占标亦随同殉难。（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77页。）真是惨烈无比。
但是将士的英勇并不能弥补朝臣的误国。天津城终于7月14日沦陷。入侵联军纵兵大掠，死人如麻。直隶总督裕禄则率领一些残兵败将，退往北仓。迨入侵联军再度发动攻势时，裕禄遂在军前自杀。
裕禄虽然也是当时政府中的一个腐化的官僚，然自知守土有责，兵败之后愤恨自杀。自古艰难唯一死。裕禄的殉国，较之36年之后，弃城潜逃，置数十万军民于不顾的唐生智，则可敬多矣。——此是后话。
入侵联军既占天津，他们乃于租界之外，另成立一个傀儡政府来征税征夫。这个组织的中国名字叫作“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简称“天津都统衙门”），英文名字叫Tientsin Provisional Gover（简称T.P.G.，原意为“天津临时政府”）。天津原有英法德日四国租界，而此一临时政府的组合只有英日俄三国委员。美国的缺席显然是基于它的一贯政策：中美既非“交战国”，美国即不应参加占领军政府。德国之自外，盖别有打算。因德皇正在向各国要求，以德人为联军总司令也。法国可能亦另有主意而不愿参加。总之当时的联军当轴是同床异梦，各不相下的。在他们联合打下天津之后，对如何进兵北京，也是各有打算。只是其时义和团虽然雷声大、雨点小，不堪一击，但它究竟是个群众运动，华北遍地都是。入侵八国都不敢掉以轻心。所以他们才始终抱住“联军”的组织不放，盖其时没有一国，乃至两国或三国联军能具有直捣北京之信心也。——“义和团”被洋人呼曰boxers（拳师），是有他们的群众基础的。这一群众基础，不但使老太后认为“民心可用”，也颇能吓唬洋人的。
当八国联军的头头在天津会商如何进军北京时，他们面对这个浩荡无边的群众大海洋，也确实有过绝大的顾虑：万一这个广大无边的群众组织，真要对他们来个“人海战术”，他们区区这小撮洋兵，也确是无能为力的。加以时值盛暑，我们那群久已习惯与苍蝇、蚊虫、臭虫、跳蚤、老鼠同居的义和团广大群众，免疫能力又都是天下无敌；而那些以现代化卫生清洁自炫的洋兵洋将，一旦碰到我们这些小动物同盟军，无不上吐下泻、头昏目眩，甚至醉卧沙场，永不西归……
因此，在天津举行的攻打北京的参谋会议里，入侵联军的将领一致认为，进军北京若无十万八万之众，任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战而不胜，那他们被困在北京的千百个人质的性命，就定然不保了。（见摩尔斯著前书卷三，第264—268页，所引各国原档。）但是，哪里又能凑出偌大的兵力呢？摸摸底子，他们原来也是一群纸老虎嘛！
尤其是当时主意最多、顾虑最大的帝国主义大领班的英国，遇到的困难也是入侵诸国之最。英国这时为着抢夺南非金矿，正在该区与荷兰移民所建立的两个殖民地小国大打其“波尔战争”（Boer War）。波战发动于1899年冬，历时两年多，是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一次大战之前，所卷入的最大的一场国际战争。1900年春夏之交，极其野蛮的英国征波之战颇不得手。那时年方25岁的邱吉尔亦在南非军中，竟为波尔所俘（“波尔”荷兰文意为“农民”），几遭不测。而这时的西摩又为东方的“波尔”所困，其后进军北京，更有几百万波尔在等着他们。因此英国这时侵华也是眼大于腹，手忙脚乱。它除掉勉强调出作为正规军的四连炮兵来华之外，再无兵可调。侵华武力就全靠它在印度殖民地所训练的“红头阿三”（锡克兵），和它在威海卫所训练的少数中国雇佣兵（伪军）了。
美国原无作战之心。美军之最后入伙，实在是康格公使喊救命喊来的，而美国亦无多兵可调。这时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刚结束，麦金莱总统无意中竟然搞来一块烫手的山芋菲律宾，也正手忙脚乱，不知如何处理呢！在中国方面他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但是康格被困北京，命在旦夕，又怎能坐视不救呢？——美国对入侵北京之战，原是勉强加入的。
前段已言之，德、义两国原是19世纪帝国主义的后起之秀。尤其是德国，野心无限、手腕毒辣，然究竟是个新手，夹于众老牌之间，想后来居上，亦殊不易。这次在天津，它的主意是率领强大兵力，居诸寇之首，否则就干脆不参加，以待强大后援。——它不愿像义大利那样：无兵可出，仅派几十名小卒，扛了一面大旗，追随诸强之后，狐假虎威，以表示自己的存在。——德国既不想学义国，则庚子年攻破北京的实际上只是个“七国联军”。
联军的统帅瓦德西（Waldersee），只是在七国联军攻破北京（8月14日）之后的两个月零三天（10月17日），才率领7000德军匆匆赶来北京，直入禁城，住入慈禧的仪鸾殿来耀武扬威的。这时七国联军在北京奸掳焚杀的高潮已过。——哪儿轮到当时在北京当妓女的“状元夫人”赛金花姑娘来表功呢？这自然是题外之言。
狡猾而贪婪的法俄日三国也深知，打下北京，他们除能分点金银财宝之外，其他别无好处。他们真正的油水，是在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之内——俄在东北西北；法在西南（滇桂黔川四省）；日在闽南，尤其是厦门。要在这些地区浑水摸鱼，则中国这潭水就愈浑愈好。如果这支“联军”把北京打下，再由以英美为首的十一国列强组织一个远东联合国，来把这潭浑水滤清，共同监管这个“次殖民地”，那就扒手止步了——事实上，这时英美两国的外交水鸟，就正在向这一方向滑行。是所谓以“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利益均沾”为原则的“门户开放”政策也。——门户开放者，非要中国开放其门户也。大清帝国那时还有资格“关门”？门户开放者，是英国这个既得利益的老流氓，利用一个拳大膀粗而头脑简单的美国“牧童”（cowboy）喝令其他新强盗小扒手，不许他们在中国乱划“势力范围”之谓也。——下篇再详论之。
总之，他们八国这次在天津开会，商讨进军北京的计划时，英美德法义均感兵力不足，能无限制出兵者唯日俄二国，而此时日俄的援军已源源开来。这一形势，在老谋深算的英国政客看来，等到日俄增兵十万，联合占领了北京，其情况岂不比义和团更糟哉？所以他们就决定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等日俄和德国的大批援军入境，便冒险向北京进攻了。
这支小小的“七国联军”原是个纸老虎嘛！可恨的是我们既有的数十万“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却只是个包着火的纸灯笼。——这样则“七国联军”便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了。
上述“七国联军”在他们占领天津之后，很快地便组织起来了。总人数约18800百人。各国分配人数和司令官姓名如下：
日军司令官山口率官兵8000人；
俄军司令官林涅维区（Lich）官兵4800人；
英军司令官葛司利（Gaselee）官兵3000人；
美军司令官侠飞（Chaffee）官兵2100人；
法军司令官费蕾（Frey）官兵800人；
奥国掌旗官兵50人；
义国掌旗官兵53人。
上列各国入侵官兵人数原只根据各国司令官之自报，与实数相差甚大。而英军3000人中只有四连人是来自三岛的英国官兵，其余则系以印度锡克兵为主的殖民地杂牌军。法军的主体则为征发于安南（今越老柬三国）的雇佣兵（airailleurs）。七国之师总人数盖不过16000人。（此七国联军总人数，史家各有异说。拙篇则根据摩尔斯前书，卷三，第10章，第260—288页中所引诸史料。相对之下觉摩氏所采较笃实也。）
在这个国际武装大拼盘里，谁也不服谁，所以他们没个总指挥。大家开会打仗。各军首于运河两岸占好位置，向北对清军防地分进合击。8月5日清晨一声炮响，这个各自为战的入侵联军就开始进攻了。
这时中国方面唯一的战将聂士成已死。武卫军由马玉昆、宋庆所统率。马、宋均是清军中腐化的旧式军官，甲午战争时的败将，畏日军如虎。何况这次8000日军之后，还有上万的红毛军、黄毛军呢！所以双方一经接触，清军便阵脚大乱，一溃不可收拾。溃军与拳民并趁机大掠。入侵联军虽非劲旅，但是防军太差，两相比较，他们就追奔逐北，大显神威了。清方马、宋两将逃之夭夭。自觉守土有责的裕禄便在乱军之中自杀了。时未数日，入侵联军便进占通州。沿途奸掳焚杀之惨，固无待多述矣。
在这场为时不及两周的抵抗“七国联军”的战斗中，清廷上下可说是窝囊至极。在这群窝囊货色中，值得一提的，反而是当年在山东的始作俑者，企图组织义和团的李秉衡。
李秉衡（1830—1900），字鉴堂，奉天（今辽宁）海城人，是张作霖的小同乡。早年在清朝地方政府做小官。但此人十分廉洁耿直而勇于任事。曾为清议所嘉许。1885年中法之战时，他署理广西巡抚，与冯子材合作，曾打出个“谅山之捷”的小胜仗，颇为舆论所颂。1897年曹州教案之前，李是山东巡抚，升任四川总督，就因教案为德国反对而去“督练长江水师”的。前文已有交代。
据毓贤说，义和团之起实是他和“鉴帅”搞起来的。——从历史家绝对公正的立场持论，一位地方官为他治下的地方人民的幸福，把当时四处皆是的民间自卫会党、团队，加以官方约束，纳入正轨，有什么不对呢？试看20世纪中期，孙中山是洪帮，陈英士、蒋介石是青帮，张作霖是胡匪……历史家也不应对他们乱作人身的讥评。
义和拳是一个有最大群众基础，而烧香迷信、杂乱无章的民间会党。“鉴帅”要把他们有条有理地组织起来，有何不好？不幸的是时代未到，那个腐烂的朝廷不具备组织群众的条件，更无学理足资遵循，群运就出轨了。李秉衡的悲剧是时代未到，他做了时代的牺牲品罢了。
庚子之夏，天津既陷。西太后大慌，乃向东南各省檄调勤王之师。这时东南三督认为老太婆咎由自取，袖手不管。可是，此时在“长江督练水师”的李秉衡这位耿直的东北佬忍不住了。他认为他要“勤王”，勤王不成，就应死节！
秉衡原是在长江流域参加东南互保的，在此最后关头，大可安居华南，自保身家。可是这时他不顾自身安危，便只身北上了。当此兵临城下，朝中无主谋，太后亲贵乱成一团之时，秉衡之戛然出现，真是黑暗中一盏明灯。其后中外史家都把李秉衡看成个死硬主战派。其实李氏并不像端王、庄王那样糊涂。他知道中国断难对抗八国之师，但是权衡当时双方的作战能力，他在7月26日觐见太后时，认为“能战始能和”。他主张“以兵法部勒”义和团群众，堵住洋兵入京，始能言和。（见《庚子国变记》诸书）——这一点李秉衡是过分自信了。但是秉衡言之有理，兵法听之可信。老太后闻言大喜，乃把京郊几支没用的武卫军拨交秉衡统率，赶往天津堵遏联军。谁知他以卵击石，溃不成军。直至兵败通州，他目睹清军不战自乱的情况，气愤至极，就决定一死了之。
秉衡于8月11日在通州张家湾自杀之前，曾留有遗书说：“军队数万充塞道涂，就数日目击，实未一战”，而巨镇小村均焚掠无遗。“身经兵火屡屡，实所未见。”他自觉“上负朝廷，下负斯民，无可逃罪。若再偷生，是真无心人矣”。（见《义和团史料》下册，第646页。）
李秉衡是当时抗战清军的主帅。兵败通州，他原可退保北京；北京不守，他仍可护驾西行，但是他是条汉子，战局如斯，他没脸皮来忍辱偷生，甘做败将。他选择了主帅在阵前自杀的行为，至少还为我们中国男儿留点骨头！
李秉衡是我们中国近代史上，大敌当前而临难不苟免的极少数民族英雄之一。“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秉衡应该是名垂青史的！——洋人后来把他列为“战犯”，我们历史家应该承认他是民族英雄。
秉衡按体制、按官阶，都是当时前线清军的主帅、抗战将士的灵魂。主帅一死，灵魂全失。兵败如山倒，雄伟的千年古都，就再度陷敌了。
前节已言之，“七国联军”攻北京，是靠开会打仗的。他们在天津开过第一次战略会议。第二次会议按第一次的议决案，是在通州举行的。他们于8月12日攻破通州奸掳焚杀了一天，也开了一个会。决议分配了各军分进合击的部位，和攻入北京后各侵略军在北京内外的占领区。——可是子女玉帛当前，先入关者为王。13日夜半曾闹出诸将争功的丑剧。尤其是俄军想抢先入城。谁知他们低估了北京城墙的高度，屡爬不上，却被随后赶来的英军从水门爬入而占了“首功”。（见同上）
庚子年8月14日（阴历七月二十日）“七国联军”攻破北京，这对北京市民尤其是妇女，是一场血腥的浩劫。最可恨的是当入侵联军迫近京畿时，那些土军阀的满族亲贵载漪、载勋等人，竟把九门紧闭，使城内居民无法向四郊逃难和疏散。一旦洋兵进城，首蒙其难的就是北京城内的妇女了。在那“失节事大”的宗法时代，妇女为贼所污，则生不如死。所以洋兵一旦入城，发现每一口井内都有几具女尸。至于悬梁服毒者，更是无户无之。其中，大学士徐桐的灭门之祸，虽只一例，然亦可见其余。
徐桐大学士原是一位力主扶清灭洋的老进士。洋人攻入北京时，他自知不免就自杀了。他儿子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则是西太后杀主和五大臣的监斩官。北京陷敌时，他逃避不及为日军所捕，移交清方处死。（俱见《清史稿》本传及时人笔记。）
徐氏父子之死可说是犯了政治错误的结果。可是当洋兵入城时，他们徐家竟有妇女18人集体自杀。——上自80多岁的老祖母，下及几岁的女童，全家女眷，无一幸免。其中稚龄女童，年幼无知，怎会“自杀”呢？她们分明都是被长辈迫杀的。这些幼女何罪？——笔者握管至此，停笔者再。——遥想90年前他们徐家遭难的现场情况，真不忍卒书。
我国历代当国者误国所作的孽，实在太大了。夫复何言？
联军既占北京，分区而治。杀得人头滚滚，其后又意欲何为呢？
义和团之起，原是激于列强的“瓜分之祸”。如今闯下了滔天大祸——八国联军占领了首都，中国已成为八国共有的一块大饼。大切八块，各分其一，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必然后果呢！
谁知大谬不然。老太后对十一国公开宣战绝交，一仗之下，被打得大败亏输，逃之夭夭。谁知又一次因祸得福。首都沦陷之后，瓜分之祸竟随之消失。她闯下如此滔天大祸之后，竟然寸土未失。最后只赔了银子了事，不能不说是外交上的一个奇迹！
至于这项奇迹究竟是怎样造成的，那就说来话长了。
历来我国治拳乱史者，甚少涉及外交；而专攻外交史者，亦不愿钻研拳乱。殊不知拳乱始于瓜分（所谓“势力范围”也）之祸，而瓜分之祸亦终于拳乱。岂不怪哉？拙篇原非外交史，本想一笔带过，然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波及内政，治政治史少掉这一外事专章，政治史就不是全貌了。读者如不惮烦，下篇再把这场国际“沙蟹”分析一番，以就教于高明。
“门户开放”这个名词对于每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它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连续发生了两次。两次都在中国这位老人家病入膏肓、九死一生之时，抢救了老人家的性命。
第一次门户开放发生在19、20世纪之交的三年（1899—1901）之中，正巧也就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大乱之时。它是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和那位接着康格出任美国驻华公使，自称“大美国驻华钦差大臣柔（大人）”的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1854—1914）两人全力推动的。
海、柔两人所全力推动的这次门户开放，粗浅地说来有个四句偈的要义，那就是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这条要义的推行，海、柔二公是为着100%的美国的利益，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家的利益，也是大美帝国主义的利益而构想的。他们并没有对“支那蛮”的利益想过半分钟。相反地，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上，这三年也正是美国“扩张主义”的最高潮。“门户开放”和它原先搞“门户关闭”的所谓“门罗主义”一样，都是“扩张主义”的一部分。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形式”，正是他对这段世界史深入的观察。事实上，就在这个“门户开放”年代，我们数十万的旅美先侨，也正在最野蛮的所谓《排华法案》（The ese Exclusion Acts）的压迫之下，被整得家破人亡，夫妻儿女数十年不能团聚。我们的驻美公使伍廷芳是条汉子，为着护侨，他不惜攘臂力争。正因为他是个第一流的外交官，美国国务院就对他做最横蛮的杯葛和孤立，使他数年不能约见国务卿一次。1905年，在中国国内也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反美和抵制美货的群众运动。
所以那时横蛮到绝顶的美国统治阶层，何爱于与禽兽同列的“异端支那蛮”（这是当年加州的《排华法案》上对中国移民的定义）。可是此次他们所推动的“门户开放政策”，却抢救了衰迈的大清帝国一条老命，使它维持了“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没这个“门户开放”，我们这个古老的“东亚病夫”，可能就要和无用的“欧洲病夫”（The Sick Men of Europe）的鄂图曼大帝国（Ottoman Empire）一样，被各帝国主义大卸八块地瓜分了。
老美救了我们一命的伟大友谊，我们就应该泣血稽颡，感恩图报哉？朋友，国际间哪儿有真正的道义之交？大清帝国只是在各国的“利益均沾”的前提之下，与老美有点利害相同，也就无意中沾了点光罢了。当然，那时主持我们外交活动的东南三督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也是功不可没的。让我们再回头看看在八国占领中北京的情况，和我们三位外交领导是怎样撑持危局的。
前文已略言之，在1900年8月中旬，当七国侵华的杂牌联军16000人攻入北京时，他们把北京分成几个占领区，各占一区，留一区给他们的德国总司令和后至的7000德国兵来占领。
读者试想，那时我们的大清帝国是何等窝囊，竟让一队两万左右的杂牌洋兵，占了北京，横行华北？这些洋兵在北京奸杀掳掠，横行无忌。那时军纪最坏的是俄国兵——坏军纪是俄国兵的传统。
庚子10月始赶到北京的德军，其军纪之坏也是无以复加的。他们和二次大战时的日军一样，为向被征服者显示威风，杀人强奸掳掠都是不犯军法的。可是庚子年攻入北京的日军，倒颇为不同。那时的日本刚做了外黄内白的香蕉帝国主义。初尝滋味、乍得甜头，他们要自我表现，力争上游，因此作战争先，掳掠落后，一时颇为他们入侵的友军和本地华民另眼相看。
入侵敌军的为非作恶，是可以想象的。可是，原在东交民巷避难的上帝使徒，一旦重获自由，居然也加入为非行列，那就出人想象之外了。当东交民巷和西什库大教堂被解围之后，数千教民在数十位外国传教士率领之下，乃一哄而出，他们对北京城内情况最熟，在“七国联军”于大街小巷盲目掳掠之际，择肥而噬，做起有系统的掠夺了。就以那时原在北京传教的公理会中青年牧师都立华（Rev.E.G.Tewksbury）来说吧！在联军入城之后，他居然也强占了一座王府。这座王府的主人可能是个“世袭罔替”的亲王，他府内有各组建筑50余座，大得吓坏人。这位小亲王（根据史料不难查出）其时不过九岁，不可能与义和团有什么关系，更谈不上是什么“毁教灭洋”的战犯。但不论怎样，那位仅有县长资格的都牧师，就把这座显赫的大王府（在今王府井大街一带？）鹊巢鸠占了。真是羡煞洋兵，妒煞同伙。
在都牧师搬入王府之前，此处已遭洋兵数度洗劫。但是王府太大，数度洗劫之后，都牧师还找到白银3000多两（那时与美金比值，大致每两值0.74美元）。单单这3000两白银就是个惊人的数字。因为后来都氏又在卢沟桥一带为公理会购地兴建一座郊区别墅，所费不过1500两而已。
再者这50座府内建筑之内的家具陈设，各类名瓷和苏绣湘绣的桌帏、椅搭、帐幔等物，所余亦多。都氏竟异想天开地摆起美国式的“跳蚤市场”，加以拍卖，大发其财。他的美籍友好，有的难免摇头非议，而都牧师却笑说是“上帝恩赐”。（见Marilyn Btt Young, The Rhetoripire：Ameri a Policy，1895—1901.Harvard Uy press，1968.p191—193.所引当时之第一手史料。此外本书作者所未及见的公私文件和国务院秘档中亦触手即是。）
这位老都立华牧师的儿子小都立华牧师（Rev.Mal Gardewksbury）笔者亦曾有缘识荆。他是一位极可尊敬而热爱中华的宗教老人，说得一口很标准的京片子。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里，不知替多少对华裔新婚夫妇用汉语证婚。所引《礼记》《诗经》也可信手拈来。他老人家衰迈时，有次深夜为黑匪殴劫，爬行回家。我们闻讯都赶去慰问。
都老和我们之间，教会内外的共同朋友极多。有的好友如看到上段拙文，可能觉得我应为尊者讳。我自己则觉得无此必要。盖人类原是“社会生物”（social being），任何个体的社会行为是摆脱不掉他自己生存的社会的。拳乱时代在华的传教士，他们目睹当时贪婪暴戾的满族亲贵的胡作非为，目睹义和团小将的残酷杀人。都牧师那时仅是位美国青年，在死里逃生之后，对迫害他们的中国贪官污吏产生报复心理，原是不难理解的。再者，他们的行为虽然也是掳掠，但与当时横行街头肆意奸杀的洋兵相比，究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这些小故事都早经哈佛大学师生采为博士论文之素材，而名垂世界文坛的大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原名Samuel Langhorn Clemens），在其文集之内对此也有长篇大论的专著。既然是举世皆知的史实，我们就更不必为华文读者特意回避了。
上述这些故事除掉见货心喜的人之本性之外，他们也有些不患无辞的理论根据，那就是：他们既是拳乱的受害人，不特中国政府要对他们负责赔偿，中国民间也有负责赔偿的义务。他们不特要向政府索赔，也要向民间索赔。因此，一旦入侵的联军大获全胜之后，义和团销声匿迹，教士教民一哄而出，整个华北城乡就是他们的天下了。不用说城乡各地原先被毁的教堂教产要勒令所在地区乡绅士民集资重建，而所建所修者往往都超出原有的规模。如有动产被掠被毁，则本地绅民不特要折价赔偿，而所折之价，一般都超出原值甚多。被迫集资的华民敢怒而不敢言，只有遵命照赔，谁敢说半个不字呢？可是美国毕竟是个民主国家，上有七嘴八舌的议员，下有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更多的是专门揭人阴私、挖掘内幕的“扒粪作家”（muckrakers）。这些神职人员在中国胡来，很快就变成北美各报章杂志的专栏。事为大作家马克·吐温所知。他为之气愤不已，乃摇动大笔，在美国主要报刊上指名挞伐。教会不甘示弱，也组织了写作班子，与马氏对阵。但是事实胜于雄辩。何况他们的文笔又怎配与马克·吐温交锋呢？藏拙还好，抖出更糟。英语所谓“洗涤脏被单于大庭广众之下”（Wash dirty linen in public）。也可说是声名狼藉，乌烟瘴气吧！
最可笑的还有各不同教会之间的相互嫉忌与竞争。此种情况不特发生在华北，华中、华南亦不能免。尤其是“天主教”与“基督教”更是为着争地盘、争教民、争教产而吵闹不已。他们彼此之间又都各自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某次有位天主教“神父”绑架了一位基督教“牧师”，闹入中国官府，而中国政府既无权也不敢稍加干预，只是当他们之间吵得不得开交时，始试做和事佬，在双方对立之间两面磕头。
在安徽宿松县那时也发生一桩更可笑的偷窃小事，并闹入了巡抚衙门里去。原来宿松一座基督教堂失窃，除财物之外，连教堂大门也被小偷拆去了。当地绅民谁有这吃老虎胆量来收购这些赃物呢？尤其是教堂大门，谁敢要？谁知道小偷有外交天才，他搞以夷制夷，乃把这副门卖给一个天主堂了。当宿松县知事奉美国牧师之命追赃捕获了小偷，却发现赃物落在一位神父之手，这位中国县太爷傻眼了，回报无能为力。牧师不服，乃亲向神父索取。而该神父则要他“备价赎回”。教堂岂可一日无门呢？牧师先生情急乃备款来赎，谁知神父认为奇货可居，又提高叫价，比他原付小偷的赃款要高出一半。牧师不甘勒索，不愿多付。不付则教堂无门，两人乃大吵。可是天主教比基督教组织更严密，势力更大。牧师纵有再大法理，若不付钱也只能开门传教。
他两人吵得不可开交，那在一旁观吵的宿松县太爷两头作揖，也解决不了。因为他两人都有更高秩位，宿松县七品小官，怎敢乱作主张？他本可以我们安徽人民的血汗代赎了事，但此例不能开也。
新教牧师吵不过旧教神父，乃具状万言，报向上海美国驻华总领事，总领事越洋报入华府国务院，为一副木板门，官司打了半个地球！向本国政府寻求公理之不足，牧师先生又具状告向安徽巡抚。巡抚大人对华民固有生杀之权，对洋人的一扇木板门，他却束手无策。——此事庄王、端王乃至西太后都不敢碰，你小小安徽巡抚算个鸟？
至于这副木板门最后主权谁属，读者贤达如有兴趣，不妨去一搜盈篇累牍的美国国务院老档，自可找它个水落石出。笔者不学，然十多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究比一副老板门值钱，所以就不想打破砂锅去问到底了。但还是噜噜苏苏说了一大堆者，也是因为见微知著，让中外读者们看看，我们那时做次殖民地的遭遇是多么辛苦罢了。（见美国《国务院原档》，1900年4月28日及以后，总领事古德纳致华府国务卿报告书及附件。）
以上所述各国神职人员趁火打劫已属过分，更可恶的则是他们一不做二不休，还师法当时横行中国东北的“胡匪”和今日美国的（华裔越裔）帮派恶少，把华北村镇划为“保护区”，向居民征收“保护费”。因为当时八国侵华的占领军，尤其是迟到了两个月之久的德军正向京津四郊，铁路沿线，南及保定府，北至张家口，西去紫荆关，窜扰不停。对大小村镇，稍不如意，便冠以义和团残匪罪名恣意烧杀。当10月19日部分南侵联军（美军未参加，俄军主力已撤离北京）奉瓦德西之命进占保定时，当地中国地方文武官员由护理直隶总督廷雍率领，奉李鸿章之命，持白旗备厚礼，全体出城郊迎。（此时李鸿章已在北京。李于10月11日抵京；瓦德西则于10月17日抵北京。李较瓦早到一星期。）谁知联军甫入城便将廷雍逮捕。旋即自组一军事法庭，以中国式的“三堂会审”的派头，使罪犯袒跪庭前供认罪行，然后将廷雍及保定守尉奎恒、驻军统领王占魁等三人当众砍头。道台谭文焕则被捕解天津，由洋人自组的都统衙门斩首示众六日。其他小官小吏甚至无辜百姓被捕杀猎杀者，更无法统计。其后数月联军更四出窜扰数十次。（以德军为主，法、义军次之，英、美军未多动；俄军在直隶亦未动，在东北则攻占未停；日军在直隶未动，在南方则图窃据厦门。俱见下节。）华北州县骚然。
德军四出，也给传教士提供了发财良机。这就是所谓“保护费”或“保险费”了。他们四出由口头或书面向乡镇勒索，出资者可保证不受洋兵骚扰。为着妻孥的安全，为着生命财产的保障，偷生于白色恐怖之下的战栗华民，谁敢不罄其所有？！
以上都是铁案如山的事实。笔者信手拈来若干节，只是冰山之一角耳。然纵是一鳞半爪，亦可聊概其余。笔者试选一二之目的，只是想说明，历史里面的悲剧与善恶，都不是绝对的。一个手掌打不响，两方面各有善恶。拳乱时代，我们大清王朝内的贪官污吏的昏聩糊涂，和义和团的画符念咒，其劣迹固罄竹难书。但是侵凌我们的东西帝国主义，也万般混账。不特他们的军阀政客、毒贩奸商罪无可逭，连他们专程来华劝人为善的上帝使徒，亦不无可议。如此则坚持“帝国主义不存在论”的中西学者，又从何说起呢？
历史就是历史，故笔者直书之。知我罪我，则由读者公断之也。
可是就当大清帝国首都沦陷，列强串谋，瓜分就在旦夕之际，所幸美国立场坚定，极力淡化此一国际战争，把它说成“拳匪叛变”（boxer rebellion），洋兵来华，只是助剿拳匪，从而使大清帝国保全了“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对各国只赔点银子了事。
美国何以心血来潮，搞起“门户开放”这宗新花样来呢？那就说来话长了。须知“门户开放”这个东西原是英国货。只是英国卖起来有些尴尬，乃假手美国推销，从而坐收其利。而美国认为有利可图，乃大推特推，结果变成个烫手山芋，欲丢不能，致使若干美国外交史家竟把它看为“铸成大错”（a great blunder，见Samuel Fgg Bemis著《美国外交史》第27章）。
英国为什么要搞个“门户开放”呢？本篇不能捞过了界来大谈外交史。因此，只想以最简短的词句略事交代：在鸦片战争（1839—1842）时代，英国对中国的企图是要把大清帝国造成“第二印度”。可是为时已晚。在英法联军之役（1856—1860）时，英国所搞的是政治与列强合作，经济则大英独占。这一点英国搞得十分成功。从中日甲午战争期间（1894—1895）直至八国联军侵华（1900年）前夕，中国内河、沿海和对外航运的90%及中国进出口贸易的70%都操纵在英商之手，而商品价值中60%以上，又系英商经营和运载的鸦片毒品。
这种“毒品贸易”（drug trade）可能是世界经济史上利润最高的贸易了，今日还是如此。鸦片是一种“黑色黄金”（乌金），只要有货，不怕没买主。吸毒者纵倾家荡产、鬻妻卖子、盗窃杀人，都是要全力搜购的。瘾君子不可一日无此君也。庚子之前，中国对外开放贸易者共有35个港口之多。几乎无一港口不是以英商为主，也无一埠非烟毒弥漫之区也。鸦片一项已足说明一切，其他商品就不必多提了。
可是这种以英商独大的中国进出口贸易，到1897年就受到严重的挑战了。前些篇已言之，自德人占了胶澳，俄人占了旅大，法人占了广州湾，英人自己也补占了九龙与威海卫，与这些港口邻接的中国腹地，渐次就沦为列强的“势力范围”（spheres of influence）。在这些“范围”之内，各列强始则强迫中国不许在各自范围内，让第三国插手租借土地或筑路开矿；次一步则各“范围”就要逐渐被各列强划为“保护地”（protectorate）；第三步则各列强就要各自建立其海关体制、关税税率和行政系统。如此一来，大清帝国就变成鄂图曼帝国和波兰第二，要被列强正式“瓜分”（partition）了。“瓜分中国”几乎已成定局。
这一瓜分形势大致说来是：俄占满蒙新疆；德国以山东为中心，南至吴淞口，北到秦皇岛，西及西安和宜昌；法则囊括滇桂川黔四省和粤西；日则独占福建包括厦门；英国如参加瓜分，则可侵占长江流域、粤东地区和西藏。
这一瓜分局势之迅速形成，作为倒楣的“炎黄子孙”不必谈了。读者试思，如果您是英国首相或美国总统，做何感想？中国对外通商的35港口，21行省，蒙藏新疆地方，原来都是一强独大的英国市场，对美贸易粗及20%，其他列强对华贸易之总和则不及10%。如今这些小鬼竟然要把大清帝国瓜分！在英国人看来，他们瓜分的不只是中国，而是大英帝国的市场——这市场有四万万消费者，值百抽五由英国管理的低关税，无限供应的廉价劳工，开不完的煤铁矿，建不完的铁路，千万以上吞云吐雾的瘾君子……要让这些小鬼来“瓜分”？他们瓜分中国事小，瓜分英国市场事大！因此，英国佬就要设法阻止他们来瓜分中国了。
要防止中国被瓜分，就要维持半死不活的大清帝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并取消列强划定的“势力范围”。但是在老虎嘴里抢肉，岂是易事？为此，老谋深算的英国政客就双管齐下了：他们一面要积极设法阻止列强瓜分中国；一面又要积极参加列强瓜分中国的设计。庶几阻止不成，大英帝国在华的利益，也不会落空！
为着不在瓜分行列中落伍，当法国正强租广州湾时，英国就先强占了九龙——其后遗症至今未了。在德国强占胶澳、俄国迫租旅大时，英国又单刀直入，强租了威海卫。为防德、俄两面夹攻，英国乃向德国暗示，绝不妨碍德国以山东为“势力范围”，英之强入威海卫者，防俄而已。但是它又于1899年4月与沙俄明订条约（所谓Souraviev协定），以长城为界，把两国在华筑路特权一分为二，互不干扰。这些都是英国为瓜分中国设伏，但是它真正的政策，则是要阻止列强瓜分中国。这样它就只有远渡大西洋去疏通瓜分无份的美国了。
美国在20世纪之前原非世界性强国，尤其远东之强，虽然它在中国的贸易，远在鸦片战争时已蹿升至第二位。北美大陆是真正的地旷人稀，资源无限。因此它的扩张主义者在大陆之内已忙得不可开交，无暇及于远东也。可是，当美国渐次进入太平洋，并吞掉夏威夷之时，正值中国甲午战败，免疫能力全失。后起的欧洲小帝国主义德义两国竟然也尾随小日本之后对中国兴风作浪，并激发了义和团在山东之崛起，也引起欧洲列强对华作“强取租借地之争”（battle of cessions），因此，少数美国殖民主义者这时也沉不住气了。他们主张也在中国沿海与列强抢夺殖民地。当时驻华公使康格就是个积极分子。他向国务院一再建议，认为美国如不乘机动手，将来会悔之已晚。他这一呼唤，美国国内原不乏答腔人，麦金莱总统心头即忐忑不定，少数海军将领则摩拳擦掌。他们心目中在中国的殖民地是：北自大沽，南及厦门，中间有山东的芝罘、浙江的舟山群岛，和闽浙之间的三沙，得一便可作“加煤站”（coaling station）。——那时美国海军与商轮在远东“加煤”，都要仰仗英国殖民地。老美心殊不甘也。
就当这极少数扩张主义者正在龙心不定之时，谁知天赐良缘，为着古巴问题，美国忽然和西班牙打了起来，想不到这场为时不过四个月的“美西战争”（1898年4至8月），西班牙这个老牌帝国主义竟如此窝囊，被美国打得一败涂地。美国随之解放了古巴，占领了波多黎各（也使今日纽约变成了波人乐园）和关岛，也使那拥有六千岛屿的菲律宾归顺于星条旗下。总之，一夕之间，美国就变成了世界强国，远东政局因此也随之彻底改观了。
美国力量在远东的异军突起，对它国内的扩张主义者自然是个绝大的鼓励。例如美国驻厦门的青年领事蒲安臣就兴奋不已。蒲安臣知道菲律宾的经济大权是掌握在华侨之手，而菲律宾华侨主要来自厦门。如今美国既然占领了菲律宾，如果再占个厦门，建立一条由美国掌握的菲华经济之桥，把菲律宾接往亚洲大陆，那该多美？！自此以后，蒲安臣就变成了厦门的守门之犬。庚子8月，当日本人正想浑水摸鱼，趁拳乱正烈之际，在厦门制造借口派遣水兵登陆，以图占领厦门之时，第一个攘臂而起大呼抗日的竟然不是中国人，而是蒲安臣这个小帝国主义者。最终他伙同英国水兵，把日本人赶回大海。（见美“国务院原档”1900年9月1日及以后驻沪总领事古德纳致助理国务卿T.W.Cridler诸函及附件；并参阅Young著前书，第101—102，175—179页。）
这些美国的小班超勇则勇矣，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一定能得到国内舆论的支持。美国毕竟是个气魄恢宏的民主大国。国内多的是帝国主义者，也多的是反帝人士。美、西之战本是兵以义动，赶走胡作非为的西班牙帝国主义，援救古巴出于水火。谁知美国海军小将乔治·杜威（Gee Dewey）竟如此英勇：他从香港带了四条小艇，星夜赶往马尼拉，三炮两炮也把西班牙赶出了马尼拉，轰毁敌舰十艘，自己竟未折一兵一卒！——乖乖，这个小班超也实在是英勇非凡。可是同样地，勇将不得重赏。美国舆论和上下两院却认为此举是以暴易暴！美帝哪里就比西帝更好？——所以麦金莱后来的并吞菲律宾法案，在参院只以一票多数通过。
再者这些小将的行为也解决不了大选期间的政治问题（1900年麦氏正竞选第二任）。麦金莱和他的共和党当时（让我且引用一句当今台湾的术语）是搞“金权政治”的，离不开大企业、大财团和大地主。其时美国南部的棉纱纺织工业的主要市场——占出口总量之半——便是中国。
[附注]清末民初之际那种又白又细又软又廉的“洋布”，已彻底摧毁了我们已有三千多年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农业经济体系。农村破产，贫下中农就只好去加入白莲教、义和团、大刀会了。而美国这时的大地主动辄占地数万乃至数十万英亩。
庚子年拳乱一起，中国华北、东北大乱，半个地球之外的美国南部棉纺工业也随之半数停产，损失不赀。纵使如此，1900年美制棉纺织品输华总额仍有2374万5000美元之巨。（见Charles S.Campbell, Jr.，Special Business Is and the Open Door Poliew Haven，1951.p.10，19—20.）较十年前增加一倍。
中国东北当时也是美国德州油商，当年的美孚公司，今日的洛克菲勒财团的市场。拳乱未起之前，美油已逐渐受俄油之排挤。拳乱一起，俄军迅速自南北两路侵占东北。在北部，它逼死黑龙江将军寿山；在南部，它迫令奉天将军增祺（那位招安张作霖的满族地方官）和它“私订终身”，来个秘密的中俄地方协定，夺取特权，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再逼令李鸿章在中央追认。可怜的李中堂就是在衰迈的风烛残年，被俄人活活逼死的。此是后话，见下节。
在那个“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的美国，山姆大叔成了暴发户，不但商品充斥，需要外国市场；他和比他更早发财的英国老大哥一样，钞票也多得一捆捆地无法使用。小暴发户们有时会随手用十美元的钞票（值13两银子）来点火抽烟；大暴发户的钞票堆起来，真是烧也烧不完啊！——朋友，这是资本家暴发阶段的普遍现象嘛！
美国当年的资本家，黄金美钞多得受不了。国内消化不了，他们就要到国外去投资，他们不搞欧洲式的“殖民主义”去占领疆土，而是要在海外投资，建立企业，修筑铁路，代替土地占领。这时亚非拉落后地区的殖民地已被欧洲列强瓜分殆尽，只有中国还剩一块完整的落后荒原有待开发。所以美国金融家、银行家也就看中了中国。
就以铁路大王哈里曼（Edward Henry Harriman，1848—1909）来说吧！他老人家在庚子年间，一个人便掌握了六万英里的铁路。比中国大陆今日（20世纪90年代）全部铁路总长还要多18000英里（1900年中国大陆上铁路总长度为67.549公里，合41.973英里。见《大英百科全书·1993年世界年鉴》第585页）。那时还没有飞机，哈大王要建筑“环球铁路”。中国这里荒原一片，筑起铁路来，多过瘾！说老实话，我们这片大沙漠，不让哈王爷来筑几条铁路也真是罪过！今日美国如再出个哈大王，能来中国投资筑路多好？谁知我们的辛亥革命就是从“护路风潮”搞起的呢！当年有的美国人买错了中国铁路股票，迨人民政府成立时，他们还在鼓噪索赔呢！
再看看那家已发财三代的毛根财团有多少黄金美钞？哈里曼筑路需要钢铁；而钢铁则掌握在卡内基（Andrew egie，1835—1919）和毛根财团之手。老毛根（J.S.Man，1813—1890）搞银行发了大财之后，儿子大毛根（J.P.Man，1837—1913）花钞票为企业建立“美钢”（USS，且看今日大陆上的“首钢”“宝钢”“鞍钢”）、“美电”（美国电话电报，AT&T）、“奇异”（GE）等等，使这个王子变成王中之王。到王子之子，老王之孙小毛根（J.P.Man, Jr.，1867—1943）崛起时，他点铁成金，加以收藏，一下把全世界黄金总储量的80%装入私人荷包！
朋友们知道吗？全世界黄金总量并没有多少吨呢！我们如把全世界的黄金（包括你的金戒指和你夫人的金项链），通统放入矗立于美京华盛顿的纪念塔之内，也装不到顶呢！但是小毛根一人便拥有80%的纯金的华盛顿纪念塔，那也就够吓唬人的了！
试问小毛根搞这么多黄金干吗呢？——吃喝嫖赌，讨姨太？曰：非也。小毛哈佛大学毕业，做了一辈子文学艺术的大护法，私生活相当高级而严肃。加以“日理万金”忙得不可开交，哪里有工夫作狎邪游？或问：那么做个大资本家，搞这么多黄金美钞，做何用场呢？
资姓好汉会说：“男子汉宁可千日无权，不可一日无钱”“有钱便有一切，愈多愈好”！
“三毛”是生在一个“社会强于国家”的传统里，所以他们只许资本家搞钱，而不让政客揽权。——“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The best governs the least）嘛！政府不管事，因此就弄得盗匪横行，娼妓满街了。
可是在20世纪初的庚子年代，美国是姓资的当家，麦金莱总统只是他们的马前卒——他们只要全中国门户大开做他们的市场；他们对自己的小班超在中国沿海搞小型帝国主义，认为是违反国策的；对俄德法日想瓜分中国，也是反对到底的。——他们所要的只是这个完整的中国大西瓜。光绪爷是否应该复政，在他们看来，也大可不必！他们看中的只是西太后乱政统治下的那个腐烂的大帝国；大清臣民只要每人多穿一条洋布裤子，就可保证他们纺织工人一辈子不会失业。你们小班超要占领一两个弹丸之地的“三沙”，徒具恶名，有个屁用！
这一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不特当时窃政中枢的满族亲贵端王、庄王等一无所知，连康有为、梁启超、刘坤一、张之洞也一知半解。他们只知道英美对华政策比较温和开明，不像德俄那样穷凶极恶，就误认为英美是礼仪之邦。他们也就变成亲英美派的主力。英美对华何以满口仁义道德，他们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余读康子论英美文，固知圣人尚为一老学究也。
可是天下事每每是“一物降一物”，若论19、20世纪之间的国际关系，则美国牧童就远非伦敦唐宁街政客的敌手了。伦敦政客知道有关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为英国利益之必需，然英国一国绝不能对抗俄德法日等瓜分派的联合阻力，所以唐宁街非拉美国下海不可。但是他们也知道美国朝野亲英分子（如海约翰这一类今日所谓s：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固多，反英分子（如德裔、爱尔兰裔及天主教徒等）亦复不少。怎样使前者突出，后者缄默，这是一宗外交上的大艺术。
再者，门户开放政策对英国固有“大利”，然亦有“小弊”。——门户开放了，则香港九龙、威海卫、西藏和缅甸，开不开放呢？为大英帝国的最大利益着想，如果能“只开放人家，不开放自己”，那就十全十美了。
朋友，大英帝国的外交政策，这时就向这个十全十美的方向前进。这就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所谓“门户开放照会之拟订”（Writing of the Open Door Note）这一章的主要内容了。
门户开放观念之出现，实始于当时已掌握中国海关40余年的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和他的助手黑卜斯莱（Alfred E.Hippisley）。英人于英法联军（1856—1860）期间强夺了中国海关，原是一种破坏“条约体制”（treaty system）的非法行为，曾为当时美国驻华公使马歇尔（Humphrey Marshall）所强烈反对。但是到1897年，当德俄等国在中国强占租借地，搞非法的“势力范围”时，英国人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乃倒打一耙，反说他们破坏“条约体制”；英国因而要联合美国，替中国主持公道，甚至为中国助练新军，来维护这个“条约体制”。——门户开放的原始基础，便是这个“维护条约体制”的观念。
长话短说。英国为促使美国支持英国的政策，首先是在亲英的美国社团和政客中“造势”。1899年2月，因有英国财界议绅贝思福（Charles Beresford）在美国鼓吹门户开放、英美合作的巡行演说。真是天如人愿，当他们正在造势的中途，便发生了上述的“美西战争”，把全美政客和媒体的注意力都吸向了远东。美国既占有菲律宾、关岛、夏威夷，英美一旦携手，则三洋（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三海（黄海、南中国海和地中海）便是他们两国的天下了。
美西战后，美国的扩张主义者气焰熏天，他们也主动拉拢英国。英美携手，则列强在远东的均势，就变成一边倒。纵使俄德法日对中国仍有瓜分的企图，英美二国只要消极地示意不参加，他们就得赶快住手：坚决说“否”，其他列强也就赶快表态——公开声明对中国并无“领土野心”。这就使门户开放政策从“维护条约体制”，升级成为英美保险公司，担保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甚至担保胡作非为的慈禧老太后也不必向儿子“归政”了。
在近代世界外交史上，英国是最重实际利益，最有远见，其手腕也是最能屈能伸，恰到好处的。吾读英国外交史，真未见其有严重“败笔”也。——纵使是后来的“慕尼黑”，那也是对一个有心理病态的独裁者的错误估计，而非正常外交政策的失败。
英国人搞外交之所以有如此高超的段数，我想是因为它全民族政治的成熟。他们搞国际政治发育最早，成熟也早。整个外交政策之逐步落实，是全民族智慧的产品。不像美国专靠几个锋头人物，或我们中国专靠几个独夫独妇“一句闲话”也。
深沉的英国人都知道，肤浅的美国人都是有自大狂的。对中国搞门户开放，是不能采取英国主动、美国追随的Anglo-Ameri方式的；相反，他们要搞个Ameri-British的顺序，使美国领先，英国追随，则美国牧童就一马当先，勇往直前了。
英国这一出“低姿态”玩得十分巧妙。果然在近代世界外交史上，海约翰就浪得虚名，变成“门户开放先生”了。当海氏于1899年9月电送《门户开放照会》至英伦时，唐宁街政客还半推半就地来个“有条件的接受”（ditional acceptance）呢！“条件”者何？说穿了就是“只开放人家，不开放自己”。一般美国佬（包括若干历史家！）都以为英国支援了美国政策而大乐，约翰黄牛亦以十全十美的收场而心满意足。
朋友，和英国佬办外交，要读书呢！光和肥彭大人出粗气、拍桌子，有个屁用！
现在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苏秦、张仪。
庚子年间，在我们这个腐烂的大清帝国中，真能在国际间纵横捭阖，为列强注目而加意防范者，还是那位老谋深算的李鸿章。
不才读中国近代史数十年，深感在近代中国堪称“外交家”者，只李鸿章、周恩来两人。
李鸿章在一个腐烂而瘫痪了的帝国体制之内，“与妇人孺子共事”（此语为鸿章与俾斯麦对话时的感叹之言，笔者幼年闻之于曾为李氏幕友的乡前辈），受制太多而难展所长，终以悲剧收场。
至于笔者曾为之作传的外交长才顾维钧先生，到头来只能算是个不世出的“技术官僚”（teocrat），博士帮首。其在历史中浮沉，终难望李、周之项背耳！
鸿章在甲午战争时“以一人而战一国”（梁启超语），兵败，全国诟怨竟集矢于李氏一人。拳变前夕，李被下放，避祸于广州。拳乱既作，举朝上下（包括鸿章自己），又皆知折冲樽俎，和戎却敌，仍非李不可。因此自6月15日起，匝月之间，懿旨圣旨诏书十下，促鸿章回京，撑持大局。这时长江二督张之洞、刘坤一也深知才有不敌。为撑持此危局，必要时他两人宁愿拥戴李鸿章出任民国大总统。事详前篇。
鸿章此时一身系国族安危。他在广州奉诏时，华南震动。两广臣民和香港英督均深恐鸿章一去，华南将不免动乱，因而群起挽留。李氏自己当然也知道，此时朝中西太后与满族亲贵“四人帮”沆瀣一气。他这个“二虎”之首，一直被他们公开辱骂为“汉”奸的“李二先生”，何能与这群无知而有权的“妇人孺子共事”？所以他在广州迟迟其行。但是中国将来与八国媾和，鸿章势必首当其冲，责无旁贷，因此，他在广州对内对外都要大搞其“水鸟外交”（duck diplomacy——水上不动，水下快划）了。
[附注]义和团所要杀的“二虎”共有三人，李鸿章、奕劻和荣禄。李实居首。奕、荣两人则互补第二名。
首先，他要知道当时中国驻列强使节是听朝中当权的“四人帮”的话，还是听自己的话。幸好这些使臣如杨儒、罗丰禄、伍廷芳……都是他的老班底，没有做跟风派，更没有变节，他可以如臂使指，对列国政情了如指掌。为争取外援，他甚至不惜假传圣旨。
[附注]笔者在美国原档内发现，7月20日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曾向麦金莱总统亲递由光绪具名的《国书》一件。情辞恳切。大意说大清时局失控，举世交责，至属不幸。他恳请望重全球的麦金莱总统能做一臂之援，号召各国恢复旧好云云。（见美国务院公布1901年《对外关系》原档）这件《国书》显然是李鸿章伪作的。盖北京此时不可能颁此国书，而国书日期为7月19日缮发，翌日便抵华府更无此可能。而且清档中亦无此件。
第二，他要摸清自己朝中的老底子，看“四人帮”的控制究竟深入到何种程度。幸好这群小亲贵原只是一群浮而不实的高干子弟，乱政则有之，控制则未必。他们对那些老谋深算的老干部的水鸟政策，是莫名其妙的。因此，鸿章很快地就与奕劻、荣禄甚至慈禧建立起秘密管道来。奕劻、荣禄原都是李的政敌，但此时救命要紧，他两人暗中对李鸿章是言听计从的；两人对西太后的私语，其影响力亦不在载漪、载勋之下。
这时北京对外的电讯已断，但北京与济南之间的传统驿马最快的“八百里加急”，仍可照跑。往返一趟需时六日，而济南在袁世凯治下，则与各省会各商埠电讯畅通。所以华南各地与北京往返讯息需时8天（见李鸿章与驻沪美国总领事古德纳谈话记录，载美国《国务院原档》1900年8月2日古氏对国务院之密电）。鸿章并派遣儿子经述长驻济南，观察京津并监管电讯。因此，李氏对国内外讯息的掌握，都相当正确而完备，可说是达到知彼知己的境界。7月16日鸿章自袁世凯电报中得知慈禧已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7月17日遂力疾北上，22日抵上海，就正式进入外交前线了。
笔者在前节已交代过，庚子年间列国对华外交是各有其既定政策的，他们彼此之间是互争短长，永不罢休的。可是，他们对中国朝野的反应则一向是当作耳边风，绝不买账的。中国的外交家，纵使本事通天，所能做的，至多只是在他们之间搞一点挑拨离间的工作，使他们鹬蚌相争，收点渔翁之利。所幸的是他们之间的鹬蚌之争是永不休止的，而我们的李鸿章却正是个以搞以夷制夷闻名世界的高手。
所以当李氏于7月22日在上海登陆时，那些做贼心虚的列强外交官总领事，怕他挑拨离间，几乎对他一致杯葛。虽然海约翰对老李不无兴趣，一再训令古德纳与李鸿章接触，而古氏这个小班超却大不以为然。他一再向上级顶嘴说：你们在华盛顿认为李鸿章是个政治家，我们（指列强在沪的外交圈）在此地都知道他是个老奸巨猾、专搞挑拨离间的大骗子呢！（见上引“原档”，1900年7月17日古德纳致海约翰之密电。）
对老李挑拨离间的伎俩，最感恼火的莫过于那位急于要把中国瓜分的法国殖民部长了。他后来曾特撰长文，警告法国朝野，千万要提防李鸿章的挑拨离间，并大声疾呼说：
李鸿章之分化联盟政策已著成效。中国驻外使节在鸿章指导下，破费活动。对俄秘密交涉；对美法请求调解；对德国道歉；对日本动以种族情感相召；对英以长江商业利益之保护为词……[把入侵列强挑拨离间得七零八落]（见前引《李鸿章年（日）谱》第424页，转引自ECHO DE E及《字林西报》1900年9月12日。）
我们老奸巨猾的李鸿章，在这儿是被那位一心要瓜分中国的法国殖民部长说对了。但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老李为扶清保国，除掉老奸巨猾、挑拨离间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这位法国殖民主义的大总管对老李这一套也无可奈何，只有眼睁睁地看他去“挑拨离间”。老合肥倚老卖老，阴阳怪气，也从不讳言。各色洋人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也哭笑不得！朋友，搞外交、搞国际政治，原来就是赌博，就是下棋嘛！——棋高一着，缚手缚脚。你下不过老头子，你对老头子就哭笑不得。
古德纳这个小班超对老李原有极深的成见，也对他处处设防。但是这个手扶大美伯理玺天德敬赠的拐杖，脑后拖个猪尾巴，呵呵大笑着蹒跚而来的中国老头子，可不把这个小洋人看在眼里呢！他出言不逊，口口声声“你们的康格和康格的老婆……”怎样怎样。
略通汉语的古德纳认为这老头太不懂外交礼貌，那位中国翻译也颇感尴尬，乃改译为“康格公使夫人”如何如何。可是也略通英语的李老头子却大声改正他说“瓦壶、瓦壶”（wife, wife），弄得古德纳啼笑皆非，奈何他不得。（笔者幼年即尝闻这一则“李鸿章轶事”，原以为是好事者所编造。谁知后来在美国档案中发现，竟实有此事。见上引“原档”，1900年7月24日古德纳致国务院密电。）
李鸿章这次到上海，原是有备而来。至于怎样对付这批小帝国主义，他是胸有成竹的。他知道海约翰曾于7月3日向各国送致“备忘录”。重申美国在此次事变中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坚定立场，并突出保证中国之“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此一文件以“循环照会”（cirote）方式通知各国，各国毋须复文。按国际法规，受文国如不适时提出异议，则被视为默许，此备忘录即有“临时协定”（modus vivendi）之约束力。（参见美国务院公布之1901年“对外关系”档。）海约翰此一modus vivendi之提出是得到英国全力支持的，而美国此时在老麦克阿瑟将军（道格拉斯之父）指挥之下的驻菲美军亦有75000人之多。故海氏提出之照会，俄德法日义均不愿说半个不字也。
根据此项重要的外交情报，李鸿章也就制订了应变的腹案。为着贯彻他自己的策略，他首先要折折这批小洋人的骄气。在拳变期间，华人对洋人的态度是走两个极端的：义和团和“四人帮”对洋人是悬赏缉拿，斩尽杀绝；互保区臣民和二毛子，对洋人则奴颜婢膝，一恭三揖，一个小小的美国总领事也是不把个中国宰相放在眼里的。所以老李要折其骄气，使他服服帖帖为自己传话。说也奇怪，自此以后，古德纳纵是在他的密电里，对老李的态度也大为改变。
李鸿章当时应变的腹案大致有如下数端：
第一，他要在国际公法里把中国由交战国转变成受害国。拳匪是叛逆，两宫被劫持（有荣禄密电为证），宣战诏书是“矫诏”，入侵洋兵是来华助剿叛逆。按此逻辑，则入侵之洋司令官，包括瓦德西在内都要变成李中堂的“戈登将军”了。因此，中国对来华助剿的洋兵固有赔偿军费的义务，但是助剿各国却没有对华要求割地的借口。如此“赔款”而不“割地”，大清帝国就可幸免于瓜分了。
李鸿章这套“拳匪叛乱”的逻辑，当时亦竟为入侵列强所默认。其实老李哪儿有这力量来左右帝国主义呢？他搞的只是100%的“狐假虎威”罢了。在鸿章于7月底通过古德纳与华府接触之后，海约翰要求与困守东交民巷的康格用“密码通讯”（cipher telegram），鸿章未加考虑便答应下来了。自此美国驻华使馆与华府国务院之间密电频频，都是由总理衙门和袁世凯以“八百里加急”代转的。其他列强闻讯也纷提同样要求，都为李氏老气横秋的花言巧语所搪塞了。——至于海、李之间在搞些什么样的勾搭呢？那就让善疑者自己去幻想吧！
鸿章抵上海后的第二项腹案，便是想解散各地的义和团，并把困在东交民巷之内的各国公使送往天津，以消除联军进攻北京的借口；然后再恳请美国，根据门户开放的原则出面阻止。此时的麦金莱和海约翰已早有此意。可是，这一点李鸿章却彻底失败了。——是所谓外交受制于内交吧！
那时的北京是主战派的天下。连荣禄也还在假装指挥攻打使馆呢，哪儿有可靠的部队可以护送各国公使及外国传教士（总数约一千人）离开北京呢？外国人走了，剩下了数千名二毛子又如何处理呢？更何况死守在东交民巷之内的洋人，衣丰食足，军火充裕，并未尝感觉有生命危险。日常以枪打义和团为狩猎消遣，他（她）们才不要冒险迁居呢！
[附注]那时有一对叫A.F.Chamot 的夫妇，两人都是打活靶的老手。因此夫妻两人在被围的55天之内，共射杀义和拳民约700人。Chamot先生有一日射杀54人的最高纪录！Chamot太太亦有日杀17人的可惊夸口！见Young著前书，引自《纽约太阳报》（The New York Sun）1901年1月2日“访问录”。那时来复枪的有效射程是2000米。在前后左右4000米的街道上，居民行人都在他们的射程之内。说被射杀的全是拳民，吾不信也。
时不我与，李鸿章与北京办内交，要八天才能通讯一次。他们通讯未及三两次，北京就沦陷了。首都既失，两宫西狩，鸿章在上海也不能再待下去，就于9月10日搭招商轮，摒挡北上了。
鸿章轮于19日抵大沽。他的“老奸巨猾、挑拨离间”的恶名再度引起当地洋官的联合杯葛。德军司令官竟不许他上岸。正是由于挑拨有道吧！其后终由俄军保护登陆，进驻天津。10月11日复由俄兵护送，迁往北京，与奕劻会晤共筹和局。
其实，此次北返的李鸿章，对整个入侵的联军来说，只是中国向八国占领军投降的一位代理人而已，他要一切听命于联军，自己做不得多少主也。虽然俄国要强迫他做占领中国东北的代罪羔羊。但对沦陷区的中国人民，他不失为一个恢复安定的象征。
前篇已言之，组成联军的八国，彼此之间矛盾太多，本不能联合也。它们是愚昧的满族亲贵攻打使馆打出来的。一旦使馆解围，便是它们联合的结束。
大致说来这时入侵的八国盖可分为三大阵营。最穷凶极恶者为沙俄。它志在并吞东北，不达目的不已也。因此，它要尽量示好中国，不特首先自京津撤兵为各国示范，并协助鸿章抗拒列国。然李鸿章亦终为它逼死，留为后话。
另一阵营则为德法日义等瓜分派。他们对领土的野心远大于对商业利益的追求，无奈浑水摸鱼的局势已成过去。如今一致行动，并向英美“门户开放原则”（Open Door Doe）一再表态。因此，各国想再次做零星殖民地之抢夺，心虽不甘，行动上已不可能矣。
再一组便是英美二国了。两国对华的基本原则，前节已不厌其详缕述之矣。因此，庚子之后，英美二国竟成大清帝国的看门犬。其后英国为着联日抗俄，美国为着防日守菲，两国都背弃门户开放之原则，取媚日本，牺牲朝鲜；而中国之免于瓜分，则不能不说是受惠于海约翰之门户开放也。——前节所言，拳乱起于瓜分的威胁，而瓜分的威胁亦以拳乱的结束而告终，此之谓也。国际政治之奥妙，有如此者！
所以，庚子年李鸿章在北京所办结束八国联军的交涉，除后来对付不要脸的沙俄那一段之外，实较戊戌前（1897）恭亲王、翁同龢等应付列强强租殖民地那一阵，反要轻松。且看庚子年冬八国要求、十四国受惠的十二条：（条文从简）
一、向德皇谢罪、为死难公使立碑。
二、惩凶。
[附注]李刘张三督，似乎比洋人更有兴趣。《史事要录》第458页，引英国《蓝皮书》，在洋人要求的死刑名单中把“怡亲王、溥静”误为两人，其实是一人。共11人。三位总督恨不得全部答应呢！
三、为殉难日本书记官做追思。
四、为被毁洋人坟墓立碑。
五、暂禁武器入口。
六、赔款。（包括各国政府和民间及雇佣华民之损失。）
七、各使馆自设卫兵。
八、毁大沽炮台。
九、维持北京大沽之间的交通安全。
十、禁止排外团体。
十一、修正通商航海条约。
十二、改革总理衙门及外交礼节。
【节自美“国务院原档”中之汉文原件。】
在这十二条要求中，比较难解决的只是第六条：赔款。究竟洋人在中国损失有多大，他们就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了。就以教会损失来说吧！当时美公使馆就通知各教堂“自报”。其实他们早已私自解决（如上文所述），捞回已不止十倍八倍了，最后美国各教会还是分到两百多万。这还是美国当局柔克义等有意限制的结果。
柔克义这位门户开放政策的有力推动者，在使馆未解围时，即由海约翰推荐来华为“特使”，曾致力于战争地方化，不让德军把战局扩大；在赔款方面，他的计算也比较温和合理，因与力主强硬报复的康格发生龃龉，终代康氏为驻华公使。俄人为示好中国，英美代表为让中国不致破产，曾主张把赔款问题移交“海牙国际法庭”（The Hague Tribunal）仲裁，按实核算，未果行。最后，各国乃随意定个天文数字四万万五千万两了事。这个数字之决定据说是出于列强公意，认为此次战祸是目无上帝的异端四万万五千万支那蛮共同犯的罪恶，每人应罚银一两（按时价每两值美金0.74元），就这样决定了——这数目大致是在各国实际“损失”的10倍到20倍之间吧！但是只“赔款”而不“割地”，已是不幸之大幸了。
总之，八国联军这场纠纷，我们终能逢凶化吉者，盖有两端：其要者为英美合力的门户开放政策之适时提出，另一点则是我们李刘张三督在分明的国际战争中为中国化除了交战国的身分。既非交战国，则辛丑之会就没什么“和会”“和约”一类的名词出现。所以，我们的《辛丑条约》就不成为一种“和约”（peace treaty），而是对某种国际事件诸国共同商讨的“议定书”（protocol）。因此我们《辛丑条约》在国际法上的正式名字应该叫Austria-Hungary, Belgium, France, Germany, Great Britain, Italy, Japahernd, Russia, Spain, Uates and a-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中国为1900年的动乱事件与十一国最后议定书），原件以法文为准。既然是“议定书”，中国就不是战败国。割地一条也就可名正言顺地省去了。
当奕、李两人把洋人这些要求，于辛丑电奏西安时，慈禧得报实在是凤颜大悦。第一，洋人竟然没有要求她最怕的“归政”。真是大“清”有“水德”，与“洋”人并不相“冲”。第二，她老人家闯下了如此大祸，竟然寸土未失。实在是李鸿章搞“洋务”本事通天。这个“肃毅伯”不待翘辫子，也是功应封侯的。——老太后对儿子也就不再忌嫉而决定胜利“回銮”了。
西太后老人家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李鸿章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俄国现在决定要并吞中国东北，并且要在李鸿章名下并吞之。
前章已言之，拳乱骤起时，俄国要浑水摸鱼，乃于庚子春夏之交急调大兵20余万人，北自海兰泡，南自旅大，分进夹击，侵入满洲（今东三省）。
庚子8月，在“七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俄军故作姿态自北京撤兵（8月28日）。而在东北，两路入侵的俄军却正在加紧进攻，自北南下攻占了黑龙江省城（8月30日），再陷吉林省城（9月21日）；自南北上则攻占了营口（8月5日）、沈阳（10月2日）；南北两路会师（10月6日），就把中国东北全部占领了。俄皇得报乃向俄皇太后上寿，说是“托天之佑”（见上引《李鸿章年（日）谱》转引苏俄“红档”）。
此时中国疆臣黑龙江将军兵败自杀（寿山自己躺入棺材，命令儿子开枪把他打死）。盛京将军增祺则被俄军所迫与占领军司令阿莱克息夫（Vice Admiral Evgeni I.Alekseev）于11月9日签订了一项所谓《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增阿暂章）九条，允许俄人驻军、筑路（哈尔滨至旅顺）、助理军政要务、占领营口，而中方则解散军队，交出军火炮台等，其内容与后来日本人所要求的“二十一条”极为相似。其后俄人即据此要求李鸿章于“辛丑议定书”之外，单独再签此项中俄密约，以为撤兵条件。中方如依议签约，则白山黑水就要全部沦为俄国的“保护地”（protectorate）。如此则所谓“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便全属空话。中国如拒不签约，则俄人便拒不撤兵，把满洲永远占领，中国连宗主权也不能保存。何择何从，遂在奉旨“便宜行事”的李“全权”的一念之间。
这时李鸿章已七十九高龄，尽瘁国事，内外交煎。辛丑年冬季，鸿章生命已至末日，累月发烧吐血，卧床不起。正在此油尽灯枯之际，而俄人连番催逼，从不稍懈，直至鸿章死而后已。
李鸿章死于1901年辛丑，11月7日。死前数小时，俄使仍伫立床前，迫其画押，为鸿章所拒。俄使去后，鸿章遂命儿子经述草遗折劝自强，并命于式枚草遗折荐袁世凯代己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临终切齿痛恨毓贤误国而卒。（见《庚子国变记》）
八国联军和义和团之乱确实始终是“毓贤误国”。迨李鸿章痛恨“毓贤误国”而死，拳乱痛史也就正式结束了。遭殃的是四亿五千万人民，而身为祸首的叶赫那拉老太婆，却因祸得福。——江山无恙，归政免谈。当她乘着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专列火车，自保定直驶京郊马家堡时，袁宰相率文武百官和中国第一支军乐队，排班恭迎。太后下车，乐声大作。可惜当时武卫军的乐队，还不会吹奏后来的《风流寡妇》和《美丽的亚美利加》等名曲，他们乃大吹法国国歌《马赛曲》，恭迎大清太后回銮，乐声亦确实雄壮无比。
两宫所乘的这辆豪华专列，原是新任的北洋大臣，为太后乘火车的处女航而特制的。但有谁知道十年之后，它却变成叛逆乱党孙文的专车？更有谁知道，再过16年，它驶过皇姑屯时，竟被日本军阀炸得稀烂！
车犹如此，人何以堪？读史者能不慨然？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62卷第4期及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