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帝制已消成历史（辛亥革命——护国运动）（1/1）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八国联军侵华结束之后，帝国主义打开中国国门，划分势力范围的目的已经达到。中国虽然不是被某一国独占，但是更惨，基本上被列强瓜分殆尽，成为多国联合殖民地。在国内，推翻清朝统治的呼声空前高涨，真是猛一回头烽火起。

著名的民主革命家陈天华，写了两本小册子《猛回头》、《警世钟》，号召人民参加革命。他用极其通俗易懂、浅白的语言告诉大家，中国已经成为列强的联合殖民地。

19岁的重庆青年邹容写出了《革命军》，国学大师章炳麟为书作序。这一老一少的奇怪组合，确实在人们的意料之外，这是革命运动在人民之中发生着不可思议的化学反应的体现。

《革命军》的内容包括了对清朝统治广泛的指控，用最富煽动性的语言号召民众进行革命，邹容的小册子倾注了对国内现状的不满，充满了对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以及对华盛顿和马志尼等领袖人物及卢梭等思想家的钦敬。这个青年给中国的未来开了一张处方：模拟美国，革命独立。

邹容激烈的言辞和章炳麟的序，触怒了清朝当局。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努力，清廷好不容易找到二人活动的地方。当巡捕在某地正欲逮捕他们之时，章炳麟挺身而出：“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邹容趁乱从后门逃走。章炳麟一生坎坷，是坚定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的豪杰。章炳麟被判了三年监禁，邹容后来自请入狱，被判两年，牺牲在狱中。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仍然坚持君主立宪的改良道路，章炳麟针锋相对，驳斥康有为的论调。他指出，革命是除旧布新的良药，实现民主共和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辛亥革命爆发的根源还是中国的民族危机，特别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了俄国，侵略势力扩张到了我国东北，这是日、俄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可战场却在中国。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感情已经无法承受这样的情形，对于清廷的不满已经如箭在弦。

戊戌变法时，很多人对朝廷还抱有希望，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对弱小，对皇帝有所依赖。清朝政府采用一些小修小补的办法，将国内的不满引向帝国主义，并在形式上通过一些内政改革，缓解矛盾。在列强对华投资的刺激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发展。列强侵略中国的程度加深，必然会造成中国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中国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扩大。

然而，发展会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限制和阻碍。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开辟民族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道路，提出了推翻清政府的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首先要拯救千疮百孔的中国。革命派深感朝廷的无力，中国大地处处水深火热，需要一次摧枯拉朽式的推倒重建。

一直以来，屈辱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灵魂深处，对于保持“中学”和传统文化的步调是一致的，顶多在学习西方什么问题上产生分歧。没有多少人产生推翻清政府的想法。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中国文化，这种观念纯朴且根深蒂固，所有的分歧都可以在这里得到统一，这是中国士大夫们的终极追求。

奇书《革命军》

19世纪晚期，中国留学生人数增多，足以引起政府的注意，足以在一切中国革命者中间构成人数最多、呼声最高和行动最活跃的一支力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行者，发出了革命的呼喊。孙中山建立起一个组织，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为己任。这在腐朽的中国打开了一个缺口。

1905年，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成员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中国人在甲午战争之后，对日本不是恨而是敬佩，尤其是当时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同盟会就成立在日本东京。孙中山很早就羡慕西方和日本，羡慕它们政府的力量和效率、它们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以及洋溢在它们社会之中的干劲和活动意识。20世纪初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有8000多人，三分之二在日本，一来是道近，生活费比较便宜，生活习惯相似；二来，认识到学欧美不如学日本直截了当，我们跟欧美国情不同，但与日本国情相似，遭遇处境也差不多，日本一下子就能成功，所以咱学它。

当时，国内有相当数量的有志青年去日本探索救国之道。中日两国完全撕破脸皮，血海深仇的局面是从“二十一条”日本要灭亡中国开始。中国一看，同种同文的日本人比大鼻子蓝眼睛还要狠，这才跟它正式闹掰。日本欲置中国于死地的种种做法是其政治家的短视。

在日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也就是今天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的直系祖先。同盟会成立后，推举孙中山为总理，总理不是政府的职务，而是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最高领袖改称总裁，等蒋介石去世后，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最高领袖改称主席。所以国民党一说先总理肯定就是孙中山，先总裁肯定就是蒋介石。主席就多了，从蒋经国到李登辉、连战、吴伯雄、马英九。

同盟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纲领。《民报》为机关刊物。这标志着中国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孙中山把同盟会的政治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的国歌头几句就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民族主义。鞑虏指的是清朝，就是要推翻清朝统治，虽然没有明确反帝，但推翻清朝的统治，自然也就打击了帝国主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最早是朱元璋提出来的，朱元璋在北伐的布告里说：“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也是16个字。孙中山把前八个字基本照搬，后两句给改了，水平就高了。

“创立民国”，即民权主义。就是要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推翻了清朝之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共和国！绝不能让帝制在中国大地上再次出现，这个共和国叫“中华民国”。

“平均地权”是民生主义。中国最多的老百姓是农民，民生问题首先就要解决农民生计问题，让他们有土地可种。所以三民主义主张核定地价，涨价归公。给地主的土地定价，比如1亩地10块大洋，100亩地就是1000块大洋。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房地产增值，土地值钱了，1亩地涨到了100块大洋，你卖100亩地应该是10000块大洋，但是自己只能得1000块，9000块归国家。国家拿了钱买地，然后分给农民。孙中山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国家不用花钱，地主能够保本，农民能够分到土地，是三全其美的事。

可地价是市场说了算，凭什么1亩地能卖100块我落10块？这个地我可以不卖，或者是我可以通过各种手段给你搅黄了。比如我想卖房，我的房是单位的房改房，当初花了2万块钱买的，70平方米，现在是1平方米1万，我应该卖70万，但是单位说了，我有优先权，我给你50万，你不能卖给别人。那我出租，一个月2000块，多租几年不就回来了？只要以私有的形式存在，农民的土地问题就解决不了。

孙中山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他接受了科学的训练，以欧美学说来充实自己的理论，使它系统化、具体化。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中说明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分为军政、训政、宪政（军法、约法、宪法）三个时期。军政是破坏时期，注重民族革命；训政是过渡时期，建设自治，促进民权，注重政治革命；宪政建设之首在民生，注重社会革命，三种革命代替欧美社会演进的三种过程。

跟资产阶级改良派一个劲给皇帝上书，要求变法不同，革命党人直接武装反抗。康有为说的那些东西在今天一看似乎都很有道理，当时的中国为什么不能搞民主？康有为认为当时中国人文化程度低，如果照搬西方民主那一套就打起来了。可印度文盲比中国多多了，从1947年独立到现在12次全国大选，没有一次乱套。民主与文化程度的关系并非如康有为说的那般简单对应。革命的理念已经在很多人心里生根，特别是在留学生中。各地大小起事不断。

建立同盟会

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革命家吴禄贞，回国后在湖北的新军中服役。利用职务之便，他在陆军中安插了几位同志，在士兵中搞宣传鼓动工作。他和几位向往革命的朋友在湖北省各地方的学校里举行集会，宣传革命，并散发激进的刊物和传单。他们组建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组织，取名为科学补习所，冒充学术团体。他们收到消息，黄兴计划在1904年秋发动起义，于是他们就在湖北作了安排以配合黄兴在湖南的行动。这是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同时在湖南的六个城市起事，还希望能在湖北、四川、江西、南京和上海得到响应。起义的时间定在慈禧太后的70岁生日，即1904年11月16日。但清廷的耳目侦破了这一密谋，迅即予以扑灭。

1906年12月，同盟会会员刘道一发动了萍浏醴起义。刘道一，字炳生，号锄非。湖南衡山人，1884年出生，早年曾就读于湘潭美国教会学校，通晓英语，后随兄刘揆一参加革命。1904年加入华兴会，联络会党，准备起事。起事失败，流亡日本，与秋瑾等在东京组织十人团。次年加入同盟会，任书记、干事。1906年，刘道一领导发动萍浏醴起义，义军的主要活动范围在江西省的萍乡、湖南省的浏阳、醴陵等地区。此次起义一度达到上万人的规模，但还是被清军镇压了下去。1906年12月，起义失败，刘道一在长沙被捕。审讯的时候，刘怒斥说：“士可杀而不可辱，死则死尔。”12月31日，被清政府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年仅22岁。刘道一所领导的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起义。它的影响力虽然不能与武昌起义相比，但是，正是十数次反清起义的星星之火，形成了后来的燎原全国之势！当时的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和黄兴都很重视这次起义，对刘道一的英勇就义，感到惋惜和悲痛！纷纷写挽诗悼念刘道一。孙中山写的七律云：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

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

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看来，革命领袖孙中山除了极具政治韬略外，文采也是极佳的。这首诗算得上是孙中山诗作之中的上品，可惜流传不广，也许因为这只是一首挽诗的缘故。诗的一开头就气势不凡：“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有一种气吞山河之势，英雄壮志未酬之憾。紧接着的两句：“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对于革命事业的坚定，对于顿失战友的惋惜之情，跃然纸上。最为点睛的是五六句：“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把挽诗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对仗之工整，寓意之深远，堪称挽诗中的绝句！最后两句更是写得异军突起，壮志凌云：“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以岳武穆的豪情自勉，“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耳”。孙中山誓要推翻腐朽的清朝，实现烈士的遗愿！

刘道一之后，各地起义风起云涌，如秋瑾、徐锡麟领导的浙皖起义，孙中山、黄兴的镇南关起义和广州黄花岗起义。秋瑾乃一代巾帼，30多岁东渡日本留学，参加革命。她手里随时拿着把肋差，就是日本武士剖腹用的短刀，时时提醒自己以死明志。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让清政府惊恐不安。清政府请求日本政府，限制爱国学生的活动。秋瑾带领留日学生罢课，并组织敢死队去公使馆交涉。秋瑾回国前发表演说，有人散布妥协论调时，秋瑾就从靴筒里拔出短刀，插在台上，以手指刀：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清廷，吃我一刀。

秋瑾的诗满是大丈夫之气：“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秋瑾其人也是充满豪情，起义失败后，秋瑾明知自己要被捕，仍然拒绝离开绍兴，遣散众人留守学堂，后被清军包围。被捕后，坚贞不屈，临行之前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慷慨殉节。1912年12月9日，孙中山致祭秋瑾墓，撰挽联：“江户矢丹忱，重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

秋瑾自称“鉴湖女侠”，人说虎父无犬子，秋瑾的闺女跟她妈一样牛，牛到什么程度呢？秋瑾的闺女长大之后就找杀她妈的凶手，要把那人给干掉。那个人是浙江绍兴知府贵福，满人。秋瑾的女儿在民国建立后，一直找贵福算账。贵福隐姓埋名，躲了20多年，最后到了东北，东北当时已经是伪满洲国了，但秋瑾的闺女还是到东北手刃仇人，给母亲报了仇。

一介书生徐锡麟，开枪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如此举动让清朝官员十分费解，巡抚与他私交不错，待他很好。徐锡麟说他跟我好是私谊，我报的是国仇，最后徐锡麟被剖腹挖心而死。

在革命敢死队零星尝试和幸免一死后，革命领袖四散逃命。这时，黄兴等人考虑另图良策来实现中国革命。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前十次都失败了。他们属于典型的精英革命，流的是精英的血，起义参加者太少，多数是留学生、华侨和会党。华侨捐钱，提供财力支持。会党就是黑社会，港台黑社会历史悠久，多是天地会的分支。孙中山认为毕竟这帮人标榜反清复明，而且跟朝廷不和，讲义气，所以孙中山重用会党。他本人都加入过红帮，蒋介石加入过青帮。这些起义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斩首战”。直接进攻对方的军政首脑机关，干掉对方的军政首脑，是很时髦的战法。问题是今天的“斩首战”，或者用导弹，或者派特种兵。而孙中山手下这帮人既没有导弹，也不是特种兵。他们凭借的是一腔气血，满腔热情，但缺乏缜密的筹划和必要的军事训练，这就注定了起义的失败。革命并非取几颗首级就能成功。

奇女子秋瑾

革命党人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影响深远，震动全国。黄兴将军在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流亡香港，异常悲愤，给七十二烈士题写挽联：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黄花岗起义，七十二健儿唤醒四百兆国子。孙中山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半年后，武昌起义成功。

由于清王朝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几乎垮台，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仓皇逃离北京。清廷的腐朽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逃出京城的慈禧一行，睡土炕，吃粗粮。有时候一日三餐都无法保证，要向老百姓乞求玉米充饥，咀嚼秸秆解渴。这群人一旦逃离出去，到了太原，就忘记伤痛，享用祖宗当年的行宫，令各省解送钱粮供其挥霍。到西安之后，更加铺张。第二年返回北京，大修道路、宫殿、驿站，搜刮私财，各省孝敬慈禧的奇珍异宝数不胜数。

为了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慈禧太后在逃亡西安期间，不得不做些反省的样子，光绪发布“罪己诏”和改革谕旨，要求官员们就改革之事限期奏报。对于清政府的若干新政措施，没人抱有希望。1901年4月，清政府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规划新政的机构，逐步推出各项新政。内容涵盖政治、军事、文教、经济和社会等几个领域。

在政治上，清政府撤销总理衙门，改设外务部，位列六部之首。新设商部（后与工部合并，改为农工商部）、练兵处（后与兵部合并，改为陆军部），1905年增设巡警部（后改为民政部）、学部。裁撤冗衙，裁汰胥吏差役。

1895年中国的战败，使清朝清醒地认识到非常需要训练有素和具有西方装备的军队。继李鸿章之后统率北洋军队的袁世凯在华北着手组织一支“新建陆军”，张之洞也在长江地区组织了他的“自强军”。两支军队都是西洋式的。清政府在军事上的改革是停止武举，命各省筹建武备学堂，其毕业生可任命为新军军官。裁汰绿营，编练新军。

学制上的改革，即停止科举。清政府下令从1906年起停止一切科举考试，并在当年12月设立学部，设学堂。早在1902年，清政府将各省、府、州、县的书院改设为大、中、小学堂，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重订学堂章程，以日本教育为模式，奖励游学。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毕业后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出身，自费留学生也一样。科举这一持续了约有1300年之久的制度完全被废除，确实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此后，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在政府中占有重要的职位，代替了传统的有功名的人，而且在国外高等学校水平以上学校毕业的学生也有资格取得进士或举人的功名。清政府颁布了第一个系统完备并付诸实施的法定学制，教育从横向分，包括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从纵向看，把整个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阶段。西学课程有文学、算术、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图画、体操、外语、法制，中学有《四书》、《五经》，学制改革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清政府鼓励工商业发展，制定和完善经济方面的法律。商部成立后，陆续公布了《商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矿物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法律法规，奖励实业。

新政还包括废陋习，禁缠足、禁鸦片、废酷刑、允许满汉通婚。

新政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力量进一步壮大。西方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近代化教育得到很大发展，是一场缺乏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和积极参加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但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中国劳苦大众生活更加贫困，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不得不向下摊派，这是清末新政经费的最主要来源。

为了应付国内严重的危机，清政府决定立宪。当时世界大国里实行专制的只有中国和俄国。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大败俄国，给清朝统治集团中一些当权者打了一针强心剂。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上书朝廷，立宪国一定能战胜专制国，所以必须立宪。朝廷就派五位大臣去欧美、日本考察，考察期长达一年，细致深入，连动物园都考察了。北京动物园明显是西洋式的建筑，就是当年考察后的产物。

那会儿真的是实打实的考察，五大臣回来以后跟朝廷说了搞立宪的三大好处：“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但是镇国公载泽很清楚慈禧太后的心思，他会挠太后痒痒肉。太后最看重的就是手里的权力，如果君主立宪以后太后没权了怎么办？

所以载泽说中国人傻，搞立宪不能马上搞，需要时间训练他们，多少年呢？20年，预备立宪20年，老太后一琢磨我今年70岁了，再活20年的可能性不大，乾隆爷也没有活过90岁，所以老太后欣然允诺可以搞立宪，但需要20年预备期。后来减到了15年，12年，9年，实际上这时候孙中山都起义了，你马上立宪来不来得及还两说呢，你还敢来一个预备立宪，还得过这么多年才能立宪，缓不济急了。

1908年，清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宪法一共23条，头14条是君上大权，后9条是臣民的义务。大纲由宪政编查馆参照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制定，删去了日本宪法中限制君权的有关条款，充分体现了“大权统于朝廷”的立法旨意。皇帝有权颁布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会，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编订军制，统帅陆海军，宣战媾和及订立条约，宣告戒严，爵赏恩赦，总揽司法权及在紧急情况下发布代法律之诏令。并且“用人之权”、“国交之事”、“一切军事”，不付议院议决，皇帝皆可独专。另外，又以附则形式规定，臣民有纳税、当兵、遵守法律的义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享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担任公职等权利和自由。《钦定宪法大纲》确认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方向，但由于君权强大，议院立法权和监督权非常有限，臣民的自由权利微不足道并缺乏有效保障。宪法第一条就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条是“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将君权神授的东西写入宪法，连推翻都不能。立宪派一直盼着朝廷立宪，结果还是君权至上，因此他们对朝廷特别失望。

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归天，现在最新研究结论是被砒霜给毒死的，光绪之死曾是清宫四大疑案之一。这个问题拿脚指头都能想明白，皇上归天的时候38岁，太后73岁，哪那么巧啊，两人的死差了不到24小时。据说光绪自知不免，临终前他就见了慈禧一面，说我死了以后再立皇帝的话一定要立长君，挑近支王公里面岁数大的即位。结果他一死，太后下旨让两岁半的溥仪继承大统，由光绪的皇后垂帘听政。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一个30多岁的妇道人家抱着一个两岁半的幼童治理堂堂4.5亿人口的浩大神州，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光绪帝的皇后成为继慈禧之后的又一位皇太后，按照慈禧遗命，监国摄政王必须在太后面前称臣，遇到大事必须向她请示。但隆裕太后并不满意，同摄政王之间矛盾重重。

1911年，朝廷裁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同年5月8日，清政府在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下，颁布《新订内阁官制》，实行责任内阁制，成立由13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以庆亲王奕劻（宗室）为总理大臣，那桐（满）、徐世昌（汉）为协理大臣，下设外务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十部，以梁敦彦（汉）、善耆（宗室）、载泽（宗室）、唐景崇（汉）、荫昌（满）、载洵（宗室）、绍昌（宗室）、溥伦（宗室）、盛宣怀（汉）、寿耆（宗室）分任各部大臣。13人中，满洲贵族9人，汉族官僚仅4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7人。这是一个以皇族为中心组成的内阁，人们称之为皇族内阁。清政府根本无意实行君主立宪，只是借立宪之名集权皇族，抵制革命。

出任海军大臣的载洵是皇上的亲叔叔，当时只有25岁，清末内阁领导干部真是年轻化。这么一来，汉官离心，大清王朝可谓大势已去，就如同一间摇摇晃晃的破屋子，只要人在门框上踹一脚就塌了。其时，摄政王早已精疲力竭，多次向隆裕太后请辞，不再干预政事。这时候清王朝其实谁都得罪不起，却把能得罪的全得罪了。你搞新政人民不干了，你搞预备立宪，立宪派不干，你来皇族内阁，汉族官僚离心了，也不跟你玩儿了。剩下的那些满蒙贵族，整天提笼架鸟、票戏捧角，别的什么也干不了。所以武昌革命爆发，一不小心就成功了，随后迅速席卷全国。

武汉三镇是武昌、汉口、汉阳。起义为什么能在这里爆发？首先，武汉三镇很早沦为通商口岸，资本主义经济发达，资产阶级力量强大。其次，武汉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而且有文学社、共进会这两个革命团体，深入湖北新军，宣传组织。新军完全按照西式的训练方法进行训练，教科书都是外文直接翻译过来的，所以新军招兵的时候不要文盲，没文化不行，得具备初小以上文化水平。军官大部分都是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回来的，年纪轻轻二十五六岁就能当上旅长。

日本是同盟会的大本营，这帮人一到了日本，除了满蒙贵族以外，汉人一去，基本上都给同化了，他们回来出任新军的各级官员。朝廷练了这么一支军队，是要给自己保驾护航，没想到却给自己挖坟刨坑了。特别是湖北的新军第八镇，镇就是师，一镇就1万多人，三分之一是革命党。打响起义第一枪的新军第八镇的工程营400多人，300多号革命党，起义前的工程营基本上已经被革命党控制，前10次起义都不成功，参加者是人数不多的留学生、华侨、会党。这一次起义是谁干的啊？军队干的，在清廷军队内部，如此一来，等于清军哗变。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竟然在无人领导的状态下自行起义。按原定计划，革命党人打算13日给清廷致命一击，结果开完会回去做炸弹，做着做着炸药爆炸，惊动了当局。革命党人四散奔逃，但把名单留在了爆炸现场，所有革命党人都榜上有名，清廷照着名单逮人，没有逮到的都跑了。起义时间被泄露，起义眼看着即将流产。

于是新军自行起义，领导人是熊秉坤和金兆龙。熊秉坤是正目，相当于今天军队里的班长。新军的编制是镇、协、标、营、队、排、棚，镇就是师，协就是旅，标就是团，营就是营，队是连，排是排，棚就是班，一个棚正目1人，副目1人，正兵4人，副兵6人，一共12个。熊秉坤是一个班长，金兆龙是一个正兵，一个班长和一个一等兵就领着起义了，一不留神就成功了。而且起义的这帮领导人里面最大的是一个队官，就是连长了。所以成功之后他们傻了，这事怎么整的呢，还没有想到。

起义成功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任都督，国号“中华民国”。黎元洪是新军第21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混成协就是微型师，他的部队不够编成一个师，就编成一个混成协，步兵、炮兵、骑兵全都有了。

黎元洪本来不赞成革命，不赞成你也得赞成！因为我们这帮人最大的是连长，我们贴布告没人认得。黎元洪是湖北人，大家都认得，连黎协统都参加革命，证明这个革命有号召力。革命党人非常不自信，把血拼来的权力让给了黎元洪。

临时决定的武昌起义，极具戏剧性，革命军占领楚望台后，势如破竹，很快就拿下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没想到起义成功了。更没有想到的是影响还这么大，武昌起义后各省响应，清朝统治土崩瓦解，怎么这么快朝廷就完蛋了呢？因为各省立宪派和旧官僚投机革命，控制了大部分地方政权。看着好像是15个省独立，好多都是立宪派和旧官僚投机革命，汉族官僚已经对朝廷彻底失望，我折腾半天最后你们还是想满蒙贵族集权，我汉族凭什么跟你玩儿啊，再说你已经玩儿不下去了。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所以这帮人摇身一变由巡抚改都督，就变成了民国的官，在大清当官，在民国还当官。十几个省都摆脱清朝统治宣布独立，“中华民国”的建立，提上了议事日程。

武昌起义爆发后，帝国主义国家准备武装干涉，走狗死了主人也会伤心，帝国主义本打算阻止革命继续蔓延。但革命力量迅猛发展，使帝国主义看到，公开武装干涉难以达到目的，在严守中立的伪装下，他们决定扶植新的代理人——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

武昌城首义

狡猾的帝国主义看到清王朝大势已去，暗自打起算盘，瞅好了琢磨着别站错队，别跟这条船一块儿下沉。不过，这时候帝国主义即便想武装干涉，再组织八国联军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此时已经是1911年，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同盟国、协约国剑拔弩张，擦出一点火星两大集团就能干起来。不像八国联军那会儿，协约国还没有呢，只有同盟国。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不可能携起手来镇压中国革命，所以就只能再找一个代理人，既然清朝不好使就找袁世凯，为什么找袁世凯呢？

袁世凯有兵，他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所以他的部队被称为北洋军。清朝灭亡前夕，全国编练新军，14个镇20万人，最精锐的就是袁世凯的北洋六镇8万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袁世凯在清朝有太子太保的加衔，尊称袁宫保。每天早上北洋军出操，队官都站在前面，问全连官兵我们穿谁的衣服，谁给我们饭吃，扛谁的枪，给谁卖命，北洋官兵们齐声回答：“袁宫保。”

有人跟老太后打小报告，北洋兵只知道有军令，不知道有圣旨；只知道有袁宫保，不知道有大清国，北洋军都成了袁世凯的私人武装，朝廷花钱，都是给袁世凯添置装备。于是袁世凯被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明升暗降，其实是让袁世凯卸任了直隶总督，不再掌握军队。但是北洋六镇的军队全都是袁世凯一手训练提拔的，各级文官武将都是他的亲信部属。据说光绪皇帝曾留有遗诏，要杀掉袁世凯，载沣要给他哥报仇，也想除掉袁世凯。张之洞赶紧拦着，袁世凯一杀，北洋军该反了，朝廷只得恨恨作罢。不过你袁世凯不是小时候崴过一回脚吗？还没有好吧？回家养病吧，什么时候好了你再来。

就这样，袁世凯在家待了三年，朝廷的一举一动都难逃他的法眼。他们家设电报房，那可能是中国最忙的电报房。北洋六镇的长官全都是他的人，你换都没有办法换，你说你把师长换了，旅长是他的人，旅长换了，团长是他的人，你不能连班长都给他换了吧？除非这六镇解散重新招兵。武昌起义爆发，朝廷赶紧调北洋六镇南下镇压。六镇拒绝听命，闹饷，把军饷发了才开拔。太后把金盘子、金碗、金筷子、金尿盆化了八万两金子，给了北洋六镇。该开拔了吧？六镇磨磨蹭蹭，走两步退一步，下雨不走，刮风不走，太阳晒不走。指挥北洋六镇的大臣不干了，六镇只听袁世凯的。于是朝廷的圣旨到了袁世凯的老家，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节制六镇。袁世凯说我崴过脚还没有好呢，于是朝廷解散了皇族内阁，委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就这样，袁世凯掌握了清朝大权。

北洋军果然不是吃素的，很快攻下汉口、汉阳，武昌也在咫尺之间。这时候袁世凯刹车喊停，他一面跟革命党炫耀武力，叫嚣武昌是我囊中之物，一面跟朝廷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伤亡惨重，没钱。太后发行爱国公债，从王爷贵族手里又募来600万两白银。跟大炮、毛瑟枪较量过的革命党同袁世凯商议，如果能使清帝退位，则推举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公为中国之拿破仑、华盛顿”。如此一来，双方停战谈判。

1911年，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各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总统誓词中说：“倾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这是真正的革命家，革命不是为了我自己。所以在人类的近代历史上，古代专制时代就不用说了，民主时代诞生以来，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屈指可数，少之又少。美国华盛顿将军、中国孙中山先生、法国戴高乐将军，功成不居。孙中山为人民服务到国家建立之后，就功成身退，这绝不是软弱妥协。

民国定五色旗为国旗，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定都南京，以“中华民国”纪元。

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是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府，为了争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南京临时政府承认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为什么庚子赔款一直赔到1936年？因为民国政府承认这些条约。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跟列强谈判改订新约，但是没有成功。这个条约不平等，不合理，可它合法，可以通过谈判来协商解决。你国力强大了，你跟它谈，包括中英问题，都是谈回来的。澳门、香港谈回来的，战很容易，但这是和平年代，不要动武，要和平。清政府当时是代表中国跟洋人签约，当今中国完全可以不承认那时候的不平等条约。

孙中山颁布了由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规定主权在民，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责任内阁制。国民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结社、宗教信仰等自由。确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三权之间监督、制衡。权力是要带来腐败的，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带来的是绝对的腐败，所以三权分立这种政治体制在当时是最好的。

中国人爱打架，窝里斗，搞责任内阁制之后的结果就是立法权和行政权分开。议会里占多数的政党领袖出任政府的总理。所以责任内阁制的国家一般相对比较稳定，你看英国的首相一干就是十几年，相对来讲比较稳定。当然日本是一个例外，首相来回地换，但是人家也没有乱，基本上都是自民党控制国会，只是自民党内不同的派系斗争。当然革命党这么做更主要是想限制袁世凯，你不是想当大总统吗？让你当，可你不掌握实权，实权在总理手里。革命派企图用《临时约法》限制袁世凯独裁，维护共和制度。这个想法太天真，袁世凯老奸巨猾，一纸约法对他无可奈何。本想当“华盛顿”的袁世凯，看着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北洋军立刻给临时政府颜色看，让手下人在各地挑点战事。孙中山到前线视察官兵，革命军士兵衣衫褴褛，赤足草鞋，大冬天，南方的冬天阴雨绵绵，赤足草鞋，士兵们的脚肿得跟馒头似的，仗没法打。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帝国主义对它进行军事威胁，外交孤立，经济封锁，以此帮助袁世凯。革命政权中的一些立宪派、旧官僚也进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中山被迫妥协。孙中山跟袁世凯表示：“如清室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立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如果清帝退位的话，就把总统的位置让给你。孙中山为了防止袁世凯专权独裁，在辞职咨文中提出了三个条件——定都南京，袁世凯到南京任职，遵守《临时约法》和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一切法令。对此，袁世凯都表示答应。

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袁世凯施加压力，北洋40多名将领上书朝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大局不可收拾。然后袁世凯说民国政府优待清帝，皇帝仍能住在紫禁城内，保护私有财产，每年给400万两银子生活费，王府的东西全都保护，大清国的皇帝，照样可以选秀女、选太监。民国二年（1913年）隆裕太后驾崩，全国国丧，天安门用大白布蒙着，民国的各级文武官员都要去给太后守丧，一如清朝的时候。这优待条件哪儿找去，你还不退位，皇上那时候才6岁，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溥仪回忆，记得有个大胖子曾经跑到宫里见了太后，太后哭得眼睛红鼻子肿，大胖子也跪在那儿哭，没过多久，太后就下旨退位。

看退位的诏书，皇上说他为什么要退位？“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退位是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所以我下遂人心，上承天命，不是我清朝怎么了，是天命已尽，所以我不干了。皇上多以大局为重啊，不能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我为什么要退位？我天下为公，其实是革命党把他给推翻了，腐朽统治灭亡了。他不这么说，他要说天下为公。

后面那句话就更搞笑了：“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皇上的退位诏书里说，我不干了，共和国建立了，共和国的领导人我指定袁世凯。退位诏书里说了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是袁世凯把这句话给加上的，皇上当然不敢不同意，签字就完了。这个变成了什么意思啊？我这个大总统是谁让我干的？皇上，朝廷的恩典，所以我担任大总统，跟你孙中山没有关系，你别跟我来这套，我的法统来自于清帝禅让。要不然怎么说袁世凯是活曹操呢，虽然没有当皇上，皇上下旨我不干了，就跟汉献帝让给曹丕的感觉似的。

根据孙中山退位前提出的三个条件，南京政府派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袁世凯表面上盛情欢迎专使，暗中却指使其亲信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兵变。兵变第二天，唐绍仪去访问袁世凯，正好碰上曹锟一身戎装，破门而入。曹锟向总统请安后，大剌剌地报告：“昨晚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经办妥矣。”袁世凯看曹锟已经说漏了嘴，恼羞成怒，骂道：“胡说，滚出去！”孙中山玩不过老奸巨猾的袁世凯，被迫再次退让，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意义在于：

首先，推翻清王朝，给君主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结束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自由权利，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其次，推翻了洋人的朝廷，打击了帝国主义。

再者，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最后，对亚洲各国民主解放运动产生了影响。

担任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控制内阁。随后加强北洋军，解散革命军。1912年，为了限制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希望通过国会选举重组内阁，不久，国会选举，国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占了392席。另一重要集团是统一党，其支配人物是学者章炳麟。此外，还有人建立了一个听从梁启超领导的党——进步党。国会中这几个党派企图平衡同袁世凯的关系。

国民党为国会第一大党，就应该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而这个内阁总理袁世凯是控制不了的，只对国会负责。袁世凯先去收买宋教仁，给了50万现大洋，折人民币得一个亿。给这么多钱，老宋你拿着花去，宋教仁不为所动。为了阻止国民党组阁，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与此同时，袁世凯准备用武力消灭南方的国民党，他以中国的盐税、关税作抵押，同英法德日俄五国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

准内阁总理居然被暗杀，全国舆论哗然，警察是干什么吃的？袁世凯也装模作样，下令严查。警察不知道原因就调查，大总统让严办就严办吧，一严办很快就把凶手给抓住了。你想流氓有替上级扛事的吗？我们说真流氓假仗义，没有听说混黑社会的有情有义，哪有这人呀，有奶就是娘，有钱就是爹，都这么一帮人！凶手马上就说不是我干的，青帮头子指使我。警察就把青帮头子抓住了，又一个“仗义”的，这个人也说不是我干的。结果查到了国务总理赵秉钧头上，赵秉钧透露，有高层授意，那能是谁？大家心知肚明。当时，老百姓门口贴对联，上联是“袁世凯千古”，下联是“中华民国万岁”，对联你得对齐了，这明显是说袁世凯对不齐（起）“中华民国”嘛。孙中山、黄兴悲愤异常，掀起二次革命。

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誓师讨袁，但国民党力量涣散，很快革命被镇压，二次革命昙花一现，孙中山、黄兴被迫流亡日本。刚回国没有两年的孙中山，又开始流亡生涯。孙中山一辈子在国外待的时间跟在国内至少一半对一半，而且这次孙中山伤心到极点了，他遭到了亲手缔造的“中华民国”的通缉。

袁世凯得意洋洋，在他眼中，孙、黄除捣乱外再无别的本事，嘴皮子有什么用呀，我麾下十多万北洋军一动手你就得给我滚蛋，所以袁世凯准备大玩一把，称帝。袁世凯先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这种事太多了，屡见不鲜了，强奸民意。国会能选他吗？袁世凯心知肚明。国民党是国会第一大党，你把人家领袖赶到日本，全国通缉，人家能选你吗？怎么办？袁世凯在北京找了5000多个地痞流氓，以每天1块大洋的代价，组织公民请愿团，手拿西瓜刀、自行车链条、铁锹、墩布把，脑袋上绑个白布条，包围了国会。逼着国会议员选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

民国的国会就在今天北京长椿街新华社院里面，议员们早上起来进去投票，到中午第一轮投票结束，一唱票袁世凯得票率没过半数，没有选上，国会就散会了。这时候公民请愿团拦住了议员，没选出大总统来吧，给我回去再选。“非将公民所属望的总统于今日选出，不许选举人出会场一步。”议员们没辙了，骂着娘回来再选，到晚上，袁世凯的得票率还是不够，有的议员都饿昏了，厕所都不让上。议员们要下班，请愿团冲进国会会场，殴打国会议员，警察在边上看着也不管，一个议员边上站着几个请愿团的人，我看你写谁。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高价收买100余名议员组成的御用公民党更是积极拉票、活动。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议员们忍饥挨饿，连续投票3次，最终703票中有507票赞成，选出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在闹剧中登场。

袁世凯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了就任仪式。从选这个地儿就知道，这哥们儿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总统誓词短短十几个字：“余誓以至诚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就这十几个字袁世凯换了四种调来读。先高声读“余”，然后小声读“誓已至诚”，再洪亮地喊出“执行大总统之职务”，最后读“谨誓”的时候，声音又小得听不见了。凡是对他不利的词，他都小声读。举头三尺有神灵，我发这个毒誓的话，万一过往神仙找我怎么办？

袁世凯做皇帝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为了解决军费和提高个人政治地位，民国三年（1914年）开始铸造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任职后，袁世凯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实际上就是“袁氏约法”。袁世凯规定“中华民国”总统一任10年，连选连任，美国总统一任是4年，不得超过两任，咱一任顶人家两任。后来袁世凯一琢磨10年组织一请愿团也够费钱的，我干脆来个终身大总统，我不死我就是总统，关于继任总统的人选，规定由现任总统提名3人，写于嘉禾金简，藏于金匮石屋，待总统死后取出，从中选定一人为总统。袁世凯死后，大家打开金匮石屋，见嘉禾金简上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三人的名字。据后人透露，袁世凯是在几天前将自己的儿子袁克定的名字换成段祺瑞，因为他意识到不会有人推举和辅佐自己的儿子当总统，害得袁克定白做了一场黄粱美梦。

到这一步，袁世凯实际上跟皇帝一样，就此打住吧。没准儿打着民国的牌子还好点，他就是想不开。1915年日本人利用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身为国家最高主政者的袁世凯，既不能接受，又不敢贸然拒绝，最终还是签订了“二十一条”。中国太大了，随时都是列强眼中的一道大餐，刀叉备好，上来就吃。有人把袁世凯登基和日本扶植联系起来。其实袁世凯是典型的亲英美派，汪精卫那是极个别的，没有人愿意做日本的走狗。因为美国跟日本谁腿粗这是拿脚指头都能想明白的，你干吗不抱粗腿抱细腿？再说美国在中国除了八国联军侵华跟着起哄一把，没有在中国开过一枪一炮，没有割占我土地，没有杀害我人民，在中国通商，给我们投资建厂，所以中国人对美国是非常友好的。近代一直到现在都有这么一个特殊现象，就是中国留学生留美亲美，留日仇日，去美国的回来都说美国好，去日本的回来都骂日本。美国少有民族、种族歧视，机会均等，所以袁世凯不会亲日，日本也不会真心支持袁世凯称帝。

民国初年，国内有一份销量很大的报纸叫《顺天时报》，袁世凯平时只看此报，这是袁世凯掌握舆情的一大途径。

1915年，袁世凯感到自己登基称帝的时机已经到来，因为最近的《顺天时报》篇篇都是劝袁尽早举行仪式，择吉日举行登基大典的文章。算命先生给袁世凯批过八字，同报纸上的声音不谋而合。无巧不成书，袁氏家族的守坟人来京，更是让袁世凯相信自己称帝的时候到了。不久前，袁家守坟人匆匆忙忙赶来京城，诚惶诚恐地向袁世凯报告：袁世凯的曾祖父坟侧，夜间不时有红光出现，形同火炬，照耀方圆里许；祖坟旁边生出一株紫藤树，形状像盘龙，长逾丈许。守坟人描述得有模有样，还将一块泥土斑驳的石块送上，石块上刻着“天命攸归”四个大字，说是最近在袁氏祖茔中发现的。

袁世凯最相信《顺天时报》上的言论，再加上各种神神叨叨的暗示，更坚定了他要做皇帝的决心，于是袁世凯日夜忙碌着准备称帝。他首先向亲信透露：如果天下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袁世凯此言一出，那些随从们心领神会，立即组织“筹安会”，宣扬君主立宪，策动请愿闹剧。于是乎，全国各地五花八门的请愿团纷纷出笼，上自王公遗老、政府官僚、各省将军、巡抚使，下至车夫游民，无所不包，样样俱全。北京的乞丐和八大胡同里的妓女，也被分别组织起来，成立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手持各色旗帜，大呼小叫着奔向街头，齐集新华门外，跪呈劝进表，请求袁世凯俯顺民意，尽快登基。你说你这皇帝是乞丐请愿当上的，那你岂不成丐帮帮主了？

称帝之前，袁世凯宣布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召开代表大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国体。为了保险，袁世凯让各省的代表从布满武装士兵的将军署大门走到投票厅，先听将军、巡按使的代表痛诋共和、称颂君宪的演说，在杀气腾腾的监视人员监视下投票。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1993张，没有1票反对，也没有1张废票。各省的推戴书上一致写着：“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参政院秘书长拿出准备好的推戴书当众朗读，要求袁世凯“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六合”。参政全体起立，一致通过。

当天中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一看，全票通过？立即发回，要求再选一次。大家一看，皇上装孙子呢，再来一遍吧！下午5点，参政院再次开会，袁世凯的亲信提议说，既然全国上下一心，希望总统能够君临天下，众望所归，总统不愿意让民众失望，所以以总代表名义呈递第二次推戴书。秘书厅仅用15分钟就拟成2600多字的长文，参政院继续开会，大家对推戴书均无异议，于当晚就呈递给袁世凯。在这个推戴书里，称颂袁世凯有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六大“功烈”，请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似乎推辞不得，也发表了一番高论，大意是自己为了“救国救民”，只好当皇帝了。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配合！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中南海怀仁堂登基。他身着戎装，光着头顶，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实现了他的梦想。

袁世凯复辟

袁世凯倒行逆施，举国一片倒袁之声。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怒斥袁世凯。梁启超也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反对袁世凯称帝。梁启超是一贯鼓吹君主立宪的，撰文反对袁世凯称帝，可见梁启超也看出来袁世凯当皇帝立宪不了。

即便是袁世凯的长期追随者，也有人从故意拖延到公开反对。冯国璋、段祺瑞都是如此。段祺瑞是袁世凯北洋军中的元老，民国之后任陆军总长，但因与袁世凯政见不合，隐退还家。直到袁世凯不再坚持帝制，段祺瑞才肯出山。

云南是北洋军未驻防的省份。1915年，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组织护国军，通电讨袁。北洋军节节败退，一万多护国军兵分三路北伐，十多万北洋军观战。袁世凯手下的北洋三杰王士珍隐居，冯国璋南京待着，段祺瑞西山念佛，谁都不出来领兵。

袁世凯过着自己的皇帝日子，有一天，袁世凯的女儿让丫头给她买点五香酥蚕豆来吃，无意中发现包蚕豆的《顺天时报》与家里袁世凯每天必阅的《顺天时报》论调大为不同，就急忙找来同日的《顺天时报》查对，结果发现内容根本不一样。于是她拿那份真的《顺天时报》去给袁世凯看。袁世凯大吃一惊，然后找来大儿子袁克定，一问才知道，这些都是想当皇太子的袁克定搞的，他每天看的报纸是袁克定专为他一个人印的。袁世凯气愤至极，用皮鞭子把袁克定打了一顿，骂他欺父误国。其实，在袁世凯称帝前夕，看坟人来报“祖坟夜有红光、生盘龙紫藤树”的消息，也是急于当太子的袁克定一手导演的。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下，气恼成疾，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一共当了83天皇帝，帝制就取消了。但他还想赖在总统的位置上。

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指出“乃袁氏推翻民国，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此所以认为公敌，义不反顾。今是非已大白于天下之人心，自宜猛厉进行，无遗一日纵敌之患，国贼既去，民国始可图安……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因尿毒症引起肾衰竭而亡。护国运动在形式上取得了成功，民国的国号保住了，但此后各路军阀混战，中国俨然回到了五代十国时期。

据相关资料显示：“在1903年至1918年期间，主要的长江轮船航线由四个航运公司大致均分：它们是太古轮船公司、怡和洋行的怡和轮船公司、日清汽船会社和中国官办的招商局。新英格兰的船长和苏格兰的轮机长，在英国和中国的船队中占统治地位。为了避免价格战争，这些大轮船公司常常在内部商谈航运的价格。总的来说，英国和日本的航运业控制着海外和港口间的贸易，日本人在逐渐接近他们的对手（1910年海关记账和清算的总吨数中英国人占38%，日本人占21%，而1919年二者则分别占38%和29%）。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控制了中国主要的对外贸易。

“在汉口，英、法、俄、德、日几国租界沿长江延伸了几英里，这些微型的欧洲城市被沿江大道连在一起，在道路和人行道之间有优美的林荫大道。每个下午，外国的社交界聚集在赛马俱乐部喝茶，然后是打网球或高尔夫球。汉口有18孔的高尔夫球场，是亚洲最好的一个，有阳台的俱乐部房，内设游泳池、游戏室、衣帽存放柜和一间大茶室。还有一个著名的长酒吧间，在长江巡逻的外国炮舰的军官们常常光临此地。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特权。”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政权的强压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很是艰辛。现代采煤工业和将近一半的棉纺织工业操在外国人手中。然而，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障碍。一战中的欧洲国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1915年因反对“二十一条”而掀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抵制运动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提供了市场。那会儿这么干是爱国，现在则是祸国殃民。抵制麦当劳，下岗的大妈大嫂、打工的贫困大学生，人家跟你拼了，那是给中国创造就业机会。实业救国和民主共和是当时的两大思潮，爱国心的驱使和利润的刺激使民族资产阶级投资新式工业。当时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家爱国，也能挣钱。电视剧《大染坊》里的主人公，开办染织厂，主要跟小日本竞争。他开染厂能挣钱，比土里刨食来钱快，既抵制了小日本经济侵略又能挣钱，这事何乐而不为？所以爱国心与经济利益的驱使，大大加快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从1912年到1919年，发展最快的是纺织业、面粉业等轻工业，始终就只有轻工业发展最快。张謇成为民族工商业的楷模。著名的实业家还有周学熙和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张謇甲午科状元，授官翰林院编修，一进翰林院就等于这一辈子吃香的喝辣的了，翰林院为国家储才之地，像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都是从翰林院出来的，进了翰林院几年就能升到个三四品，然后一二品就上去了。结果张謇干了100多天，回家做买卖去了。这是晚清最著名的状元实业家，中了状元不当官，自己做买卖，实业救国，而且他是晚清立宪派的首领。

这个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只是处于“短暂的春天”，有很大的局限性，表现在它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当然，民族企业中，重工业基础薄弱，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相比，力量十分薄弱。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期间，资产阶级虽然不是革命的直接参与者，却是革命的支持者，上海的商人就跟同盟会领袖建立了联系。在不同的城市，资产阶级的态度也有不同，有些地方，资产阶级比较活跃，有些地方，资产阶级则采取观望态度。

袁世凯同孙中山的冲突爆发后，资产阶级需要考量自身利益。他们必须小心翼翼，不敢公开表示亲近或敌视谁。动荡的局面让资产阶级变得短视。中国资产阶级从产生起，其革命性与妥协性总是相伴相生。

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绝对优势，一些资本家和地主在向近代工业投资的同时，不放弃土地或其他封建剥削。电视剧《橘子红了》里的老爷在城里面有买卖，乡下还有橘园一大片，如果卖了橘园，把钱投资在工业上不是更好吗？但他认为土地最保险，最起码，地价肯定是不断地涨，不可能有跌的时候。万一工厂经营不下去了，我就把工厂给卖了，绝对不会把地卖了。他就没想过战争一旦爆发了，土地没法背着跑，工厂的机械设备装船运走，到了大后方租几间房又能干起来。小日本一来，这地就全都没了，所以中国人的土地情结很要命。你看比尔·盖茨再有钱，不会说拿着去搞房地产。中国的民族资本发展不起来，“以末置财，以本守之”，造成了在发展中缺乏资金。

帝国主义列强是不支持袁世凯称帝的，袁世凯印了日历送给各国使馆，日历上写的是中华帝国洪宪元年，人家都不要，人家就要民国五年的日历。尤其是日本最反对袁世凯称帝，因为日本认为袁世凯一称帝中国就统一了，中国统一对于日本是不利的，它希望中国闹哄哄的才好。中国政治上的混乱局面，迫使先进知识分子加快脚步寻找新的出路。资本主义经济短暂的发展，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为了抵制和对抗民主共和的理念，袁世凯掀起尊孔复古运动。

1913年后，袁世凯接连发布《尊孔令》、《祭孔令》，并组织了“中华民国”首次官祭孔子的活动。袁世凯并非粗人一个，他知道要把经过革命震动的旧秩序重新稳定下来，巩固独裁统治，单靠恐怖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尽力使人们不再相信革命。他要与民主主义学说对抗，赶走这洪水猛兽，剔除社会动荡不安的思想根源。袁世凯处心积虑地要抑制时代潮流，他所使用的武器，便是经过他改良的孔孟之道。

袁世凯认为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的特性，为立国的精神，他还亲自跑到孔庙拜祭。据当时的记者报道，完全是旧时代帝王尊孔祭天的翻版。袁世凯从始至终，三跪九叩不敢有任何懈怠。借此机会，不少遗老遗少替袁世凯复辟帝制唱赞歌。袁世凯自己也就理直气壮地“顺天”而为。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出任大总统，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黎叔是湖北人，参与了北洋水师对日的作战，曾多次去日本考察，后随张之洞回湖北，参与训练新军。当年黎元洪对革命万般仇恨，不断企图肃清附近的革命活动，杀害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后，革命形势陡转直下，黎元洪躲了起来，最后还是被革命党人找到。革命党人正在物色一个蜚声中外的领袖人物做统领，黎元洪刚好就是他们要找的人选。

出于对革命成果的震惊和不合作就会被处决的胁迫，黎元洪担任了湖北都督，后来在南京政府中任职。黎元洪出任总统时，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要求中国参战。日、美两国都希望能够操纵中国参战而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日本极力拉拢段祺瑞，美国支持黎元洪，国务院同总统府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府院之争。段祺瑞甚至通过张勋复辟帝制，以求达到自己掌权的目的。但是复古不过是一股逆流，挡不住革新的呼声，张勋复辟很快夭折。孙中山把国会和约法看作共和国的真谛，举起了护法运动的大旗。

中国自被西方列强打开大门后，就被动地经历着撞击带来的剧痛。海防时期，魏源开其端绪，徐继畲接受新知识之滥觞，提倡研究地理之学。洋务时期，学习西方的技术练兵为先，后期洋务论转而成为时务论。维新时期，革新从朝廷转向民间普遍宣传，人人都感觉有改革之必要。但治其标不治其本。三民主义，集中国文化和世界思潮之大成，对科学主义迎头赶上，对民族主张心理建设。新文化运动主张全盘西化，介绍西方文艺、哲学、经济，了解西方文化，却对中国社会认识不清。

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工业化更进一步，先学人家的什么？技术！结果甲午一战证明光学技术不好使，同样的洋枪快炮，同样的铁甲战船就是干不过小日本，于是开始学制度。学制度又有问题了，君主立宪也好，民主共和也好，这么好的制度怎么一拿到中国来就变样？君主立宪各国都搞，到中国弄出个预备立宪皇族内阁，搞共和。大总统来一个下一任总统由我指定。先进的中国人就开始琢磨，最该彻底改变的是中国人的思想。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袁世凯的复古思想相对立，西方民主、科学思想是新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蔡元培先生任校长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活动基地。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维新变法后，慈禧太后没把它废除。1912年民国建立后，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老师都是前清的举人、进士或翰林，上课主要教“学而优则仕”，学生读书的目的是将来出来做官。那时候的北京大学跟衙门差不多。北大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教授，精通九国语言的辜鸿铭先生，他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辜先生是出生在南洋的华侨，在西洋上学，太太是日本人，多年担任张之洞的幕僚，毕生效忠清廷，一直到民国都没剪过辫子。他自己讲：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辜先生认为纳妾、缠足，都是中国的国粹。他见到英国人就拿英语骂，见到法国人拿法语骂，见到德国人就拿德语骂，北大一帮洋教授都被他骂得服服帖帖，成为北大一景。

后来蔡元培先生来到北大任校长，蔡元培先生前清中过进士，进过翰林院，也是最早加入同盟会的会员，可谓学贯中西。论旧学进翰林院四书五经倒背如流，论新学也不逊于人，更兼推翻清廷的革命元老。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蔡先生就是教育总长，“德智体美劳”就是他提出来的。蔡先生到了北大担任校长，要改造北大，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你讲什么都行，只要有人听，你就有课堂。青年学生是爱听尊孔尊皇呢，还是民主科学呢？显然是民主科学。这样一来北大就变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基地。

北大在蔡元培任校长前，开校务会多半讲英语，预科教务会更是全部讲英语，不懂英语的中国教授像聋子一样坐在角落，痛苦万分。蔡元培先生到北大后，教务会发言一律改为国语。外国教授反对，蔡元培针锋相对地回答：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就讲中文？从此，大会发言，一律说国语。蔡元培任校长期间的北京大学，可谓“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新文化运动反对愚昧，愚昧是产生专制的唯一土壤，秦始皇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愚民政策，因为秦始皇懂得知识越多越反动。新文化运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旧道德是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道德，孔子真可怜，一会儿被人捧起来称为“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一会儿被扔到地下，踏上一万脚，永世不得翻身。

“在中国思想史上，1898年和1919年通常被认为是与儒家文化价值观决裂的两个分水岭。1898年的改良运动，是一部分接近皇帝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制度变革上的一次尝试。而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志的彻底的‘新文化’思想运动，也被看成是对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的一种攻击。后一运动的领导来自中国新近现代化的大学和中学。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之外，它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清除了过去中国封建遗留物的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已明显地从对传统价值核心的怀疑，转向对它的彻底否定。”

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胡适提倡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中国古代，文盲比较多，庶民好多读不了书，就是因为言文不一致，文化被少数人垄断。其实咱们老祖宗是非常聪明的，如果用白话文写东西，口语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后人可能就看不懂前人写的东西，文化的传承就断了。电视剧《最后的王爷》里说的很多都是老北京的土话，有些东西就听不懂了。所以老祖宗发明用文言文写文章，用白话作为日常交流用语，这样让文章千载流传下来，历朝历代都能看得明白。

朱元璋的圣旨就用大白话，充满当时的俚语俗言，而且非常口语化，读来饶有趣味。因为他没文化，或者他成心给老百姓写白话。下面这则圣旨，是朱元璋给户部下发的清查登记户口的指示：“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作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们）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作军。钦此。”这道有趣的圣旨，看来是朱元璋亲自写的。如果让身边的官员代拟，肯定是文绉绉的，不会如此直白。

这圣旨一念，老百姓都高兴了，这皇上跟我们说的话一样。古人写的那些笔记，也多是白话，道光召见大臣，正事说完了，跟皇帝聊天，聊了天后，把皇帝说的话给记下来：卿几刻进宫？家有几子？当未当差？就是咱们现在讲的上没上班。所以古人的言文不一致。

胡适先生认为言文应该一致，胡先生牛到什么程度？他本人是哲学博士，另外，一生获有35个荣誉博士学位。时间跨度从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至1959年。按学科分：法学24个，文学9个，人文学1个，不明学科1个；按国家和地区分：美国31个，加拿大2个，英国1个，香港1个。胡先生的博士学位有很多是名誉授予的，可是你要明白名誉博士要比你实际读下来的高，你都没有在我这儿念，我就给你一个博士，那就证明我认为你够格。剑桥大学授予金庸先生名誉博士，然后金庸还在那儿读博士，有人挺奇怪：你都是剑桥的名誉博士了，你还读什么？胡先生这么牛的一个人，他到北大去告诉大学生，我们要写白话文章，大学生们很反感。

倡导白话文

民国时候的大学生相当厉害。那时候初中毕业就算知识分子了，小学毕业，在街上写书信测字，你就能养活自己。胡先生去大学讲写白话文，底下学生举手，这个白话文啰唆，拍电报费钱。电报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一个字一两银子，那会儿当然不至于那么贵，但肯定也不便宜，电报按字数收费。比如说胡先生你妈死了，用文言文拍四个字：“母丧速归。”白话文多啰唆：“胡先生你母亲不幸去世，赶紧赶回来吧。”胡适一听这个也不生气，微微一笑，说现在就这样，有人请你们出山去做官，而你不愿意去，你们用文言，我用白话，咱看谁短。这一帮学生开始用文言文起草，最长一个孩子写了40多个字，最短的孩子是8个字：“才疏学浅，难堪大任。”胡先生的白话文只有5个字：我不干，谢谢。要是不讲礼貌的话，2个字就完了：不干。或者1个字：不！

人性本是复杂的，据说溥仪1921年在深宫安装第一部电话后，曾经给胡适打过一个电话，请胡适来宫里走走。胡适没过几天就去宫廷与溥仪会晤。胡适的这次出行，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因此指责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不应该去见废掉了的末代皇帝。而胡适则认为，他并不是见一位前朝皇帝，而只是见一个可怜的少年。事实上，胡适也免不了激动不已。在胡适见完溥仪的当晚，给溥仪的英文老师写过一封信：“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竟能在末代皇帝，历代伟大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面前，占有一席之地。”很难想象胡适先生与兼具末代皇帝、可怜小青年双重身份的溥仪之间，会有怎样一番对白。

到1922年，北洋政府下令中小学教科书开始采用白话文，这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我们今天古籍非常困难。新文化运动后期，布尔什维克主义胜利，李大钊同志第一次举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旧民主主义革命史就此结束，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