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尘埃落定受审判（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1/1）

战争中没有什么好东西，除了它的结束。

——题记

随着日本的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尽了。

这场史无前例的宏大战争与以往不同，它不是恃强凌弱、以暴制暴那么简单，这场战争具有崇高的正义性。同时，战败的德、意、日也不是单纯使用暴力，而是有着丰富的理论做基础：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首创法西斯主义，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者都使之丰富并各自加以发展，深入国民内心。这三个国家的人民或是深信自己高人一等，或是相信自己能代表国家征服世界，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所以，这场战争结束时，该用什么方式对待那些挑起战争的罪犯，是对人类集体智慧的考验。

欧战结束时，关于如何处理罪孽深重的纳粹分子，在同盟国内部曾引起激烈争论。苏联人认为，所有穿过纳粹制服的德国人都应该枪毙，至少应该让他们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至于党卫军，活埋也许是个好办法。甚至连法治传统悠久的英国，也建议把纳粹德国的主要战犯不经审判就处死。英国政府认为，这些人在策划发动二战时，就给自己签发了有罪判决书并送达了死刑执行令。

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坚持必须举行一次公开、公平、公正的审判。他指出：“如果你们认为战胜者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可以任意处死一个人的话，那么，法庭和审判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人们将对法律丧失信仰和尊重，因为法庭建立的目的原本就是要让人服罪。”争论到最后，这位雄辩的法官胜利了，主张进行公开、公平、公正审判的人赢得了胜利。人们相信，以暴制暴是没有尽头的，用法律让罪人服罪，培育公平正义，以理性巩固和平，或许更为有效。

根据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讨论通过的《关于希特勒分子对其所犯罪行责任问题的宣言》，战犯“将被解回犯罪地点，由他们所曾迫害的人民予以审判”。

1945年2月，德意志帝国即将崩溃，雅尔塔会议公报中重申要公正而迅速地惩办一切战争罪犯的宗旨。

1945年7月至8月，欧战结束后，苏、美、英三国签署的《波茨坦会议议定书》中包括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的条款，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法庭随之诞生。

审判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的时间，距离二战结束只有短短的六个月。当时的德国，纳粹虽已战败，但民众尚未从十几年的精神管制和理论荼毒中清醒过来。许多纳粹党死硬分子隐藏在人海中，仍蠢蠢欲动，企图东山再起。纳粹的精神遗毒仍闪烁在德国儿童不服输的眼神中，隐藏在一些德国民众的思想意识中，或者披上了民族主义的外衣。普通的德国士兵认为，自己虽然参与了战争，但只是作为一名德国公民履行自己保卫祖国的义务而已，不是犯罪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在法庭展示犯罪证据，辩论是非问题，进行公正判决，更能澄清事实，辨明罪恶。

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时，三组辩护律师相继走出电梯，鱼贯进入精心准备的国际法庭——纽伦堡600号大厅。这里曾是纳粹党召开党代表大会的地方，把它作为审判现场大有深意。

纽伦堡是中世纪多位德意志皇帝诞生和居住的城市，有着浓厚的历史气息，同时也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直辖的中心城市之一。正因如此，纳粹党企图借助纽伦堡的历史传统，为自己抹上一层虚伪的金色。1933年，希特勒把纽伦堡定为“纳粹党代会会址”，每年都有50万纳粹党员从德国各地来到纽伦堡，可谓风光无限。臭名昭著的反犹太纽伦堡法案就是在此出炉的，掀起了种族清洗的腥风血雨。

曾有个笑话，一个孩子介绍自己的家庭：“我爸爸是冲锋队员，我大哥是党卫军，我二哥加入了希特勒少年团，我妈妈是国社党妇女联合会成员，而我加入了德国少女同盟。”旁人问：“是这样呀，那么你们在这么多的工作中还能见面吗？”孩子回答说：“噢，当然啦，我们每年都能在纽伦堡党代会上碰头。”

现在，那些经常参加党代会的人果然又在纽伦堡碰头了。不过，他们是作为战犯，出现在被告席上。在审判席上，四位来自不同战胜国的法官端坐在那里。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法官都身穿黑色长袍，而苏联的法官身穿褐色军装。法庭内，厚重的灰色丝绒窗帘垂下来，遮住了纽伦堡深秋的天际，一排排木头长凳被漆成深木色。法庭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的气氛，正如杰克逊法官所描述的——忧郁的庄严。

21名纳粹德国被告坐在被告席上。旁听席上挤满了人，250名记者在现场飞快地记着笔记，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这场审判。

纽伦堡审判开始之前，希特勒和另外几名纳粹高级头目自杀的自杀、失踪的失踪，到了开庭的时间，被同盟国认定的23名战犯中，剩下21人接受审判。其中有1人患重病，不能到庭，最后有20人坐上了被告席。

开庭后，由首席检察官、美国大法官杰克逊首先宣读总起诉书。

杰克逊大法官的法庭陈词堪称历史上最重要的陈词之一。第二天早上，他的陈词就出现在全世界各地的报纸上。他说：“我们力图审判的这些罪恶，曾是被精心策划的，是极端恶毒的，是充满破坏性的，人类文明无法容忍它们被忽视而不接受审判，更无法容忍他们卷土重来。”

杰克逊宣读的起诉书中证据确凿，因为被怀疑携带“布尔什维克传单”，3000名犹太人被集体杀害；他还引用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报道，盖世太保血洗华沙的一个犹太区时，把数不清的犹太人赶到简陋的小屋子里和下水道里，然后实施爆炸。

紧接着，英、法、苏等国起诉代表陆续发言，起诉书中所罗列的事实，是坐在旁听席上的人们闻所未闻的，令人不寒而栗。

法庭在审判期间还听取了幸存者的证词，放映了记录集中营惨状的纪录片。纳粹有组织的、残忍的杀戮令人震惊，法庭中有的人开始落泪了。

杰克逊法官的声音响彻法庭，起诉书列举的事实令听者震惊，法庭展示的证据让观者落泪，纳粹二号人物戈林的辩解显得无比苍白。被同盟国认定的21名战犯中，这位纳粹帝国元帅被认为是罪孽最深重的，他是臭名昭著的纳粹秘密警察机构——“盖世太保”的缔造者。

“你犯有侵略罪。”杰克逊大法官洪亮的声音响彻法庭。

“我没有罪。”纳粹二号人物戈林叫嚷着。戈林否认对他的一切指控，他说自己对于纳粹所做的一切无法控制，尤其否认自己是个反犹太主义者，更否认自己参与了这些暴行。

然而，在审判期间，负责与战犯沟通的艾尔伯特·斯皮尔报告说，在匈牙利犹太人幸存者做完证言之后，他听见戈林随口说道：“天哪，怎么还会剩下犹太人？我以为我们已经清除掉他们了，看来有些人又溜走了。”

展示证据的时候，有一次，苏联工作人员把幻灯片放倒了，坦克履带朝上，炮筒朝下。戈林哈哈大笑，不放过任何一个嘲笑苏联人的机会。

戈林这么做虽然太小儿科，但苏联人就没有该被嘲笑的地方吗？当然有！纽伦堡审判中，苏联人试图把“卡廷惨案”的责任推在纳粹德国头上，一了百了。这事说来就话长了。

1943年3月14日，纳粹德国通过柏林电台播发了一条石破天惊的消息，犹如一颗炸雷，震惊了全世界。德军在苏联的斯摩棱斯克地区的卡廷森林发现八个巨大的墓坑，里面掩埋着数千具身着波兰军官制服、佩戴肩章和奖章的波兰军官尸体。死者都是被手枪子弹从脑后打进，从前额穿出而死。从尸体的情况和他们衣兜里的报纸日期分析，可以断定这批波兰军官是在1940年的春天被苏联人有计划地集体杀害的。

1943年4月14日，应德国当局邀请，波兰红十字会派出一个五人小组，到卡廷森林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并写出《波兰红十字会秘密报告》。该报告的调查结论竟和纳粹德国的结论完全一致。

然而，1943年4月15日，苏联政府通过莫斯科电台发表声明，指责德国是“肮脏的臆想，无耻的捏造。卡廷森林大屠杀这一暴行是纳粹德国在1941年夏季干的，德国企图嫁祸于苏联”。

这一桩公案，在纽伦堡又被翻了出来。纽伦堡法庭上争辩最激烈的是：究竟是苏联人还是纳粹德国在卡廷屠杀了约2.2万名波兰军官及各界精英。当时，斯大林指示苏联将军罗曼·鲁丹科向法庭提出诉讼：“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屠杀波兰战俘，这是一项需要为之负主要责任的重大战争罪行之一。”当时，作为战败国的德国百口莫辩，几乎成了替罪羊。这项指控终因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被美国和英国审判员驳回。纳粹头目戈林和里宾特洛甫一口咬定是苏联人在卡廷屠杀了波兰战俘，但也未被法庭认定。纽伦堡法庭终于未就谁制造了“卡廷惨案”做出结论，使这一国际悬案更为怪异诡秘。如此残暴血腥之事，就是魔鬼干了也肯定不会承认啊！

然而，人们没有忘记对这件惨案的追踪和感怀。华沙公墓里专设了“卡廷公墓”。世界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卡廷惨案纪念碑”，以表达对波兰人的同情和对“卡廷惨案”的纪念。波兰人一直努力坚持调查、探求“卡廷惨案”的真相。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苏联和波兰组成了由自由历史学家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卡廷惨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才慢慢揭开“卡廷惨案”发生的经过。

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按照苏德密约入侵波兰东部。9月18日，波军总司令雷兹·西米格威元帅与苏军经过10多个小时的谈判，达成协议后向波军发布命令：苏联不是交战国，不要抵抗。波军绝大多数人执行了这一命令，随后约有25万波兰军官和各界精英流亡到苏联。这批人一到苏联立刻成为战俘，失去了苏波协议规定的人身自由，被交给由贝利亚领导的内务部战俘营。下一步，苏联方面决心消灭这批战俘中反对苏德瓜分波兰的“骨干”力量。到1939年12月，经苏联内务部战俘局逐个甄别后，大约2.2万波兰军官和教授、律师、医生、公务员等各界精英被筛选出来。

1940年3月5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长）贝利亚向斯大林和中央上交了一份计划，将这2.2万波兰人全部枪决。斯大林和其他4位中央领导立即亲笔签字，批准了这项秘密屠杀计划。于是，“卡廷惨案”发生了。

从1940年4月4日起，波兰战俘营内，每天都有人被带上汽车，秘密押往行刑地斯摩棱斯克以西19公里的卡廷森林、加里宁和查格罗夫。枪杀处决从夜晚开始，直到次日凌晨。行刑时，用一台鼓风机发出巨大的响声以掩盖枪声。处决使用的是特地从莫斯科运来的德国造7.65毫米手枪或左轮手枪，这是“盖世太保”专用的手枪。受刑人被取下手表、戒指后铐住双手，带进一个用毛毡封闭的小房间，随即被从后脑枪杀。尸体随即从对门搬出，然后下一个受刑人被带入。被害人的尸体被分别掩埋在卡廷森林、加里宁和查格罗夫三个地方，每个墓坑都掩埋着重叠达12层的尸体。

直到1991年12月23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向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移交权力时，一起打开了一份印有“永不开启”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特级绝密档案。开启封印看到文件后，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头发都竖起来了”，“我们无权向波兰人民隐瞒事实真相，我们当即认为不论后果如何都应该向波兰方面通报”。

1992年10月4日，叶利钦派特使到波兰，将这卷苏共中央政治局特级绝密档案的副本交给波兰。波兰总统瓦文萨接过密档，声音嘶哑地说：“我感到全身颤抖。”密档中正是那份斯大林等人亲笔签署的“1940年3月5日苏共（布）中央的决定”。

该谁的罪谁认，你如果不想认，历史也会帮你认。正义有时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纽伦堡审判历时218天，经过216次开庭，于1946年10月1日闭庭。法庭对纳粹德国24名被告中的22人作了宣判：

判处绞刑的有12人：纳粹二号人物戈林，外长里宾特洛甫，陆军元帅凯特尔，中央安全局局长卡尔藤布鲁纳，纳粹党思想领袖、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罗森堡，纳粹党司法领袖、波兰占领区总督弗朗克，纳粹党立法领袖、内政部长弗利克，反犹刊物《前锋报》主编施特莱歇尔，陆军总参谋长、陆军大将约德尔，冲锋队和党卫军将军绍克尔，奥地利总督英夸特。

其中，唯一缺席被判绞刑的是马丁·鲍曼，他在希特勒死后任纳粹党党务书记。鲍曼作为纳粹党秘书长、希特勒私人秘书，掌握着纳粹党的钱袋，人称“元首的影子”。在希特勒政权后期，权势日隆。鲍曼一直以诡计多端著称，善于内斗，陷害过很多人，与戈林关系不睦。据说，隆美尔元帅被卷入刺杀希特勒案件，也与他有关。关于鲍曼的死因，有一种说法是，鲍曼在希特勒自杀后离开总理府，遇到苏军炮火阻隔，绝望中与希特勒的私人医生施图姆芬格一起服毒自杀。1972年，他们的遗体在西柏林中央车站铺设地下管线时被发现。

除了判处绞刑的战犯以外，希特勒第二继承人赫斯等三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两人20年有期徒刑，一人15年徒刑，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海军元帅邓尼茨被判处10年徒刑。

另外，纳粹德国第一任内阁副总理巴本，国家银行总裁、战争经济全权委员会成员沙赫特，宣传部国内新闻司司长弗里切，这三人被宣判无罪，予以释放。

纽伦堡法庭闭庭后，被告里宾特洛甫、弗朗克、英夸特、邓尼茨等六人先后上诉，要求减刑。戈林也上诉，要求改绞刑为枪决。所有上诉均被驳回，一律维持原判。值得一提的是被告雷德尔上诉，要求改无期徒刑为枪决，也被驳回。

1946年10月16日凌晨，在纽伦堡监狱，开始对被判处绞刑的纳粹战犯执行处决。

此时，戈林又玩花样。他在行刑前两小时瞒过看守，吞服氰化钾自杀身亡。戈林是从哪儿获得的这种致命毒药，至今仍无法查明。不管怎么说，戈林总算不得善终。

最终，有10名纳粹甲级战犯上了绞刑架。这些战犯上绞刑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喊希特勒万岁，就算最狂热的纳粹战犯也顶多说句：我不该死，我不认罪。

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给大屠杀纪念碑下跪

纳粹战犯弗朗克在上绞刑架的时候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

对德国来说，纽伦堡审判是黑暗历史的结束，也是同纳粹的过去划清界限的开始。德意志民族从此开始了对历史的反思。

纳粹党、党卫军、“盖世太保”都被宣布为犯罪组织。如果你加入过纳粹党党卫军，你就属于犯罪组织成员，即使你现在退出了，曾经也是犯罪组织成员。纳粹战犯大多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而日本战犯上绞刑架的时候，喊“大日本帝国万岁”“天皇陛下万岁”，而且是一个人领头，大家齐声三呼万岁，然后上绞刑架。这就是说，连德国纳粹战犯，临终的时候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做了忏悔，而日本战犯就是不认罪。

战后，美、苏、英、法四国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苏联占领区就是后来的民主德国，英、法、美的占领区就是后来的联邦德国。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理阿登纳先生是盟军从集中营里放出来的。老爷子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魏玛共和国时期就是德国的政治家，反对纳粹。纳粹党一上台，他就进了集中营。这老爷子也真能活，那么多年居然没被折磨死。等他被放出来之后，他比苏联人都恨纳粹。

德国的非纳粹化到什么程度呢？在德国，买卖第三帝国时代的纪念品是违法行为。你从德国老兵手里买了一枚德国的铁十字勋章，你不是崇拜纳粹，就是觉得这勋章特好看。你带出海关了，算你小子走运，要被人查出来了，你弄不好会被判刑的。国家公职人员如果散布跟纳粹有关的言论、在大庭广众之下行纳粹举手礼，都要判刑。

可见德国人的悔改意识非常明显，所以勃兰特才会给大屠杀纪念碑下跪。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给大屠杀纪念碑下跪。蒙蒙细雨之中，也没人给他打伞，就直接跪在那儿了。碑上的遇难者不是勃兰特杀的，他是一个坚定的反纳粹战士。但是，他说，我为德国民族犯下的罪行感到忏悔，这些人虽不是我杀的，但是被我的同胞们杀害的，所以我要忏悔。当时世界报刊评论说，勃兰特跪下去，德国人就站了起来。

所以说，德国的反思非常彻底，很了不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号称“武运长久”的大日本帝国终于像案板上的肉一样，动弹不得了。日本人欣赏鲤鱼的不畏刀俎，他们真的是那样吗？

很快，1945年9月10日，第一批38名战犯名单确定，里面全都是日本昔日的“帝国精英”，前首相东条英机名列榜首。9月12日下午，美军到东条家准备抓他的时候，东条照着胸脯上画好圆圈的位置开了一枪，可是没打中（心脏畸形呈长条状）。美军听到枪响，冲进屋内，看见他正躺倒在椅子上，像“猪坚强”一样要水喝，喝完还要，痛苦的脸扭曲着，仍在开口：“这么长时间才死，我真遗憾。大东亚战争是正当的、正义的。我对不起我国和大东亚各国所有民族。我不愿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审。我等待着历史的公正裁决。”东条说这些没用，他还能说话就很招人烦！想弄死自己有那么难吗？学学阿南惟几切腹不就行了。真是“不争气”的家伙！画好圈瞄准，都打偏了！这足以说明恶魔和普通人一样也怕死。东条被及时送到医院救活过来。

自杀时不让你死，根据你的罪行进行审判，让你听到判决才处理你。美国人给日本人上了一堂生动的司法正义课。

1946年1月19日，经盟国授权，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了《特别通告》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在东京正式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准备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一天后，起诉书被送到全体被告手中。5月3日，法庭召开第一次公开会议，开始审理东条英机等战犯的罪行。3日至4日，首席检察官季南宣读42页的起诉书，历数了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被告所犯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定大法官的时候，原本只有9个国家有资格派出法官。其中只有一个真正的亚洲国家，那就是中国。为了彰显这是属于亚洲人的审判，才又增加了菲律宾和印度的法官，这样就有11国派出法官。中国派出的大法官是留学美国的法学家梅汝璈先生。

“东京审判”旷日持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1月19日成立，整整审理了近三年，到1948年11月12日，完成宣判。回顾往昔，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深深地改变过中国的历史。我们遍体鳞伤地坐到了审判席上，但审判对我们来说并不习惯。

因此，中国对“东京审判”的初期准备并不细致。以至于原29军副军长秦德纯在证人席上无词以对，当法官让他举证日军暴行时，他说：“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法官让他谈具体点儿，他却又重复一遍：“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法官气得差点儿把他轰下去。相比普通人，“皇帝”溥仪倒是表现不错，他连续八天出庭举证，将满洲的“帝王生涯”描绘得有声有色，淡定的发挥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皇帝”毕竟没有白当！

审判进行到后期，围绕对战犯的量刑问题，法官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远东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中，不少人所在的国家在二次大战中没有过多遭受日军的侵略践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缺乏切肤之痛，他们因此主张对战犯从宽处理，有的法官则由于国内刑法废除了死刑，而不赞同对战犯处以死刑，还有的则以人道主义为由，反对处死罪大恶极的战犯。

梅汝璈用充分的证据证实了日军的暴行，例如，光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就使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四肢、割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杀人的办法残酷百倍。

鉴于此，梅汝璈主张对日军首恶必须处以死刑。在梅汝璈的慷慨陈词和据理力争下，11名法官就死刑问题进行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土肥原贤二等7名主要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梅汝璈的一段话，或许能让人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战争和历史：“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东京审判的被告，最初是28人，但日本前外交大臣松冈洋右和前海军大将永野修身病死，大川周明装疯，所以最后接受判决的共25人。

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战犯共有7名：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

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被绞死在东京巢鸭监狱的死刑架上。临刑前，他们都大声高呼：“天皇万岁！”这样的结局，对他们7个来说，就像《无间道》演到最后的那句台词：你挑的！

除了被判绞刑的7人之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16人处以无期徒刑：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星野直树、贺屋兴宣、木户幸一、小矶国昭、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岛田繁太郎、白鸟敏夫、梅津美治郎、铃木贞一；对两人处以有期徒刑：东乡茂德20年，重光葵7年。

从1945年12月中旬起，中国也在国内设立了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截至1947年底，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已判决的318件，不起诉的661件，经国防部核定判处死刑的110件。其中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被判处死刑，绑赴南京中华门外执行枪决。

后来，由于美国的对外政策转向，美国对日本战犯采取了宽大政策。到1958年4月7日，所有未服满刑期的战犯都得到了赦免。

之后，一些战犯和曾经被清洗的人再次担任了公职。人称“昭和之妖”的甲级战犯岸信介还担任了首相，他的内阁成员“由大臣到长官，曾经被清洗的人数达到了一半左右”。在回忆录中，岸信介得意地说：“自民党是我搞起来的，日本的命运只能由自民党来掌握。”这是对正义的嘲讽。由此也可以看出，右翼势力在日本仍然猖狂。

为什么日本的反法西斯措施就很不到位呢？最大的原因就是保留了天皇。

二战后，美国的驻日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五星上将成了日本的“太上皇”，他按照自己的意图改造日本。

1945年9月底，有人预约求见麦克阿瑟。来人正是裕仁天皇。27日上午，他从皇宫出来，身着燕尾服、条纹裤，戴着礼帽，前往麦克阿瑟官邸。天皇亲自出来见人是罕见的，也不能说没有先例。当年溥仪做“满洲国皇帝”的时候访问日本，天皇也去车站迎接过。但这次的心态完全不同，上次是迎接傀儡，这次是看看自己还能不能当傀儡。

裕仁天皇在参谋人员的指引下来到麦克阿瑟的客厅，两个不熟识的男人碰面了。麦克阿瑟拿出一支美国香烟递过去，天皇赶紧双手接受这份馈赠，麦克阿瑟又上前亲自为他点燃。那一刻，他惊奇地看到日本最高统治者的手在颤抖！这位天皇可能畏惧自己将受到的惩罚。

其实，麦克阿瑟早就打算“挟天皇以令日本”，不惩罚天皇，而是借助天皇在日本人心中的威望，来实现美国的利益最大化。他看到天皇的威力大大的，一声令下，300多万日本兵全放下武器乖乖投降，所以千万不能处理天皇。

过了一会儿，天皇开口了：“麦克阿瑟将军，我到您这儿来，是为了接受您所代表的各国的裁决。我对我国在这次战争中所做的一切政治、军事决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动，负全部责任。”这一发言令人震惊。天皇还是有勇气的，至少他表现出了勇气，或许他是想探一探麦克阿瑟的底牌。

麦克阿瑟显然被天皇的“真诚”打动，应该救赎有勇气的人，他在第一时间就确认这个日本人能合作，而且可以共担改造日本的艰巨使命。于是，天皇被放过了，他没有罪。

问题就出来了，日本军人认为，我是为了天皇打仗，他都没罪，我们更没罪，我们不反思。

于是，很多日本战犯就获得了赦免。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吉田茂，1928年是驻奉天总领事，参与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很多侵华阴谋都有他的份儿。在东条英机内阁时，他是工商大臣和殖民大臣，因为反对跟英、美开战而辞职。按说这个人对中国是罪恶滔天，但因为他反对和英、美开战，所以也什么事儿没有，居然还长期担任首相。

这多没天理啊！德国是反纳粹的斗士当总理，日本是战争罪犯当首相。所以，日本军国主义的余毒就没被肃清。

有些人总担心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有些人巴不得天下都以正义和公理论曲直。但是，有些地方的人就没那性情，人家不好这个，你说该怎么办？还是老祖宗那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