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知识分子（1/1）

公元167年，宦官曹节授意上报，将“钩党者”一百余名高中级官员逮捕法办。14岁的汉灵帝不懂“钩党”是什么东西，曹节解释说：“‘钩党’就是党人。”灵帝问：“党人干了什么坏事，非杀他们不可？”回答是：“他们结成一伙，企图干不轨的事。”小皇帝还是弄不明白：“‘不轨’又怎么样？”曹节说：“那就是要推翻你，自己做皇帝呀。”灵帝这才准奏，结果被捕的党人全部非刑处死，家属流放边疆。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对知识分子集团的第一次政治迫害——党锢案的结果。

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5年），河内郡（治所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人张成的弟子牢惰向皇帝上书，控告司隶校尉（首都特区长官）李膺等人资助太学（国家最高学府）中的学生和访问学者，结交各地士人，相互串连，结成“部党”，诽谤朝廷，破坏社会风尚。桓帝震怒，下令各地逮捕这批“党人”，并且将他们的罪行布告天下，全民共讨之。案子送到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审理时，太尉陈蕃拒绝署名受理，还上书极力为他们申辩。桓帝更加生气，就将李膺、范滂等人关押到由宦官主管的黄门北寺狱刑讯逼供：又以推荐任用人员不当为由免了陈蕃的职。党人的供词牵连到陈寔等二百余人，也一律逮捕。其中有的人已经逃亡，都悬赏捉拿，全国通缉，朝廷派往各地办案的官员络绎不绝。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知识分子集团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就这样开始了。

此事的起因与汉桓帝不无关系。原来桓帝当蠡吾侯（封邑在今河北博野县西南）时，当过甘陵国（国都在今山东临清市东北，辖今山东、河北交界处数县）人周福（字仲进）的学生，等到即位后就提拔他当了尚书（内阁常务官员）。而同郡人房植（字伯武）担任河南尹（首都所在郡的长官），在朝廷颇有声望。于是本地人编了两句民谣：“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房伯武不愧是天下的榜样，周仲进当官不过是沾了当老师的光。）房、周二人的幕僚、门客、学生相互讥讽，制造舆论，又各自拉帮结派，逐渐势不两立，形成甘陵南部和北部，开始被称为“党人”。以后汝南郡（治所在今河南平舆县北）太守宗资信用功曹（秘书长）范滂（字孟博），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市宛城区）太守成瑨也委任功曹岑晊（字公孝），这两郡中也流传出这样的民谣：“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真正的汝南太守是范孟博，南阳人宗资只管签字划圈。南阳太守也是岑公孝，弘农人成瑨只要坐着嚷嚷。）当时太学有学生和访问学者三万余人，郭太（字林宗）和贾彪（字伟节）名声最大，他们与李膺（字元礼）、陈蕃（字仲举）、王畅（字叔茂）等人互相赞誉提携，太学中又传出了几句话：“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此外还有渤海（治所在今山东南皮县东北）人公族（姓）进阶、扶风（治所在今陕西兴平县西南）人魏齐卿，都爱发表直率的意见和深刻的议论，揭露豪强时不留情面。连朝廷的高官也怕他们的批评，吓得到他们家去时连车也不敢坐。

事件的导火线是几年前李膺杀了张成的儿子。张成有打卦算命的本领，平时以此广交宦官，连桓帝都信他几分。据说张成推算出皇帝将要大赦，就让他儿子杀人。当时李膺正任河南尹，将他儿子收捕。不久果然颁布了赦令，张成的儿子在释放的范围，李膺更加气忿，竟将他定罪杀了，所以张成的弟子就作了诬告。

由于连太尉陈蕃都碰了钉子，朝廷百官没有人再敢为党人说话。新息县（今河南新息县西南）长贾彪到洛阳活动，说服了尚书霍谓、城门校尉（首都卫戍司令）窦武于次年六月上书为党人鸣冤。窦武以皇帝丈人的身份指责“陛下所行，不合天意”，并同时称病辞职。当时，连年水旱灾害严重，中原地区百姓饿死的近一半，绝户的也不少，南匈奴、鲜卑、乌桓及“盗贼”蜂起；36岁的桓帝虽然在上一年立窦武之女为他的第三位皇后，却一直没有儿子，因而对“天意”不能不有所顾忌。加上李膺等的供词中也涉及不少宦官子弟，宦官怕受到牵连，劝桓帝顺从“天意”加以赦免。于是桓帝大赦天下，将党人们释放回乡，终身管制，他们的名字都由朝廷记录在案。

但党人们从此声名大噪，范滂等人获释后刚离开洛阳，汝南、南阳二郡的士大夫迎接他们的车已有数千辆。此后各地的士人更是推波助澜，互相标榜，把天下名士都收罗起来，定出各种称号：最高的是窦武、刘淑（宗室，任侍中，相当皇帝顾问）、陈蕃三人，称为“三君”，即当代领袖；李膺等八人称为“八俊”，即士人中的精英；郭太等八人称为“八顾”，即能以自己的德行引导别人；张俭等八人称为“八及”，即能够指导别人向领袖们学习；度尚等八人称为“八厨”，意思是能以钱财救济他人。

当年冬桓帝死后，因无子，窦武主持迎立解渎亭侯刘宏（灵帝）即位，被封为大将军，总揽朝政；陈蕃出任太傅、录尚书事（首相）。窦武与陈蕃策划清除曹节、王甫等长期弄权、祸国殃民的宦官，任“八顾”之一的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禁卫军司令），又下令征召被禁锢的李膺等党人进京，并请“八俊”之一的荀翌、陈寔担任幕僚，共同商定计划。天下士人都知道了他们的意图，纷纷准备效力。第二年（建宁元年，公元168年），陈蕃敦促窦武采取行动，但窦武一味依靠其女窦太后，而太后在曹节、王甫等宦官的包围之中，不愿下手。直到八月，窦武才从其党羽开刀，准备收捕曹节等人，但计划泄漏，曹节、王甫等抢先行动，占据皇宫，劫持了13岁的灵帝和窦太后，以他们的名义下诏逮捕窦武。窦武召集军队对抗，失败后自杀，陈蕃、刘瑜、冯述等均被杀，刘淑、尹勋等在狱中自杀，他们没有被杀的家属都发配到日南郡（今越南中部）或其他边疆。这是对党人的沉重打击，不仅“三君”身亡，政治势力被扫荡殆尽，而且招来了宦官们的疯狂报复。

建宁二年（169年），在中常侍（皇帝身边的机要官员，多由宦官担任）侯览的指使下，山阳郡（治所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北）人朱并首先发难，上书控告张俭与同乡24人结成死党，“图危社稷”（阴谋颠覆国家），灵帝立即下令缉拿归案。大长秋（皇后宫内的主管官员，多由宦官担任）曹节也授意有关部门上报，将“钩党者”虞放、杜密、李膺、朱寓、巴肃、荀翌、魏朗、翟超、刘儒、范滂等百余名高中级官员逮捕法办。14岁的灵帝不懂“钩党”是什么东西。曹节解释说：“‘钩党’就是党人。”灵帝问：“党人干了什么坏事，非杀他们不可？”回答是：“他们结成一伙，企图干不轨的事。”小皇帝还是弄不明白：“‘不轨’又怎么样？”曹节说：“那就是要推翻你，自己做皇帝呀。”灵帝这才准奏，结果被捕的党人全部非刑处死，家属流放边疆。其余的党人有的已在此前死亡，有的闻风逃亡。一些人趁机泄私愤，将仇家列为党人。地方官迎合朝廷的意图搞扩大化，以至根本与党人无关的人也遭祸害。因此而被杀、被关、被逼逃亡的有六七百人，受到牵连的更不计其数。

熹平五年（176年），永昌郡（治所在今云南保山市东北）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言词相当激烈。灵帝大怒，立即命令将曹鸾用囚车押解进京，送监狱活活打死。又下令各地清查党人的学生、下属和父子兄弟。凡是当官的一律免职管制，处罚范围扩大到他们的五服之内。光和二年（179年），上禄县（今甘肃西和县东南）长和海提出：按照礼法，同一曾祖父的堂兄弟如果已经分居，就属于疏族，党人株连五服以内不妥当。灵帝才将追究范围限于三代之内。

青山秀水

中平元年（184年），张角为首的黄巾起义爆发。中常侍吕强向灵帝进言：“党锢时间长了，人们的怨气很大。如果一直不予宽大赦免，这些人与张角合谋，叛乱会越闹越大，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灵帝才感到害怕，就对党人实行大赦，将被流放的家属放回故乡。历时二十多年的政治迫害运动至此结束，但东汉王朝的最终崩溃也为时不远了。

这场党锢案当然完全是冤假错案。实际上党人们根本没有结成什么党，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甚至并没有结成什么团体，最多只是一群意气相投的士人组成的非常松散的同盟。正因为如此，他们既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也没有周密的行动计划，面对政治迫害所采取的态度也是因人而异的。说他们要“图危社稷”更是冤哉枉也，且不说他们都巴不得为皇帝效劳尽忠，窦武、陈蕃和党人们要杀的只是一批宦官，就是对出自皇帝的迫害也无不逆来顺受，至多只是逃避，却从来没有任何反抗。

不过，平心而论，党人们并不是没有责任，要是他们的态度不是那么偏激，行为不是那么极端，策略不是那么幼稚的话，损失绝不会如此惨重，结果可能更接近他们的目标。

党人们的确都是学者士人，用今天的话来说，都是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的主要事业是读经游学，设帐授徒。党人们的集体活动也只是互相标榜，评品人物，发表一些“危言深论”。但他们既不是闭门读书、埋头著述的纯粹学人，也不是优游林下、清心寡欲的出世高士；其中大多数是在任或离任的官员——从最高一级的文武官员大将军、太尉、太傅，中央各部门和一级政区的行政长官，到幕僚和县长；其余的也都是“家世衣冠”的乡绅和待价而沽的士人。党祸的起因表面上是宦官对反对他们的士人的报复，实际还是东汉权力斗争的一部分。党人们的领袖之一窦武，就是一度权倾朝野、掌握拥立新君大权的外戚，而窦武与宦官较量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就是这批党人。

东汉从和帝开始几乎都是幼主即位，母后临朝，外戚当权：和帝10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其兄窦宪执政。元兴元年（105年），27岁的和帝死，其子刘隆（殇帝）还不满1岁，即位后由邓太后临朝，其兄邓骘执政。次年八月殇帝死，邓太后与邓骘立和帝之侄、13岁的刘祐为帝（安帝），继续由邓太后临朝。延光四年（125年），32岁的安帝死，废太子刘保已11岁，但系宫人所生，没有即位的资格；而皇后阎氏为了能长期掌权，贪立幼主，与其兄阎显等迎立章帝之孙北乡侯刘懿（少帝）。刘懿即位时年不详，但肯定是幼儿，阎后当仁不让，以太后身份临朝，阎显执政。数月后少帝死，宦官孙程等18人密谋，拥立废太子刘保（顺帝），阎显被杀，阎太后被幽禁。建康元年（144年）顺帝死，两岁的太子刘炳（冲帝）即位，梁太后临朝，其兄梁冀任大将军。第二年正月冲帝死，梁冀不顾大臣立长君的建议，立8岁的刘缵（质帝）为帝，梁太后继续临朝，梁冀执政。一年多后，质帝中毒死。梁冀立15岁的刘志（桓帝）为帝，梁太后仍临朝，梁冀也继续执政。灵帝12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其父窦武执政。唯一的例外是，顺帝虽也是1l岁即位，却是由宦官拥立，阎太后失势，阎显被杀，顺帝母亲已死，因而没有太后临朝。但7年后立梁皇后，外戚梁氏的势力迅速膨胀。顺帝死后，梁太后临朝3帝、19年。

东汉时之所以会接连出现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是由于皇帝死时还没有儿子或儿子太小，另一方面是因为太后和外戚都想继续掌权，故意选幼主即位。等皇帝长大后，不愿当傀儡，就要设法摆脱太后或外戚的控制。但由于外戚大权在握，皇帝只能依靠身边的宦官发动宫廷政变。如和帝14岁时与宦官策划，清除外戚窦氏。安帝28岁时邓太后死，方能亲政，同年即利用宦官废外戚邓氏。桓帝亲政后，梁冀继续独揽大权，桓帝与宦官合谋灭梁氏。宦官为了达到控制皇帝、巩固权力的目的，也主动掌握时机打击外戚，拥立顺帝，杀阎显就是一例。

在权力斗争的恶性循环中，士人们往往站在外戚一边。这固然是由于士人们不屑与宦官为伍，更主要是因为士人们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干一番事业，就得做官，而外戚掌握朝政，正是士人们投靠的对象。相反，宦官的正式职务大多属于内廷，按正常途径与士人们不应发生直接联系。加上外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一般都竭力拉拢士人，所以除了梁冀过于飞扬跋扈，诛杀李固、杜乔等大臣和士人外，其余的外戚与士人的关系远比宦官与士人的关系密切。

但问题是，外戚与宦官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宦官未必人人都坏，外戚也不见得个个比宦官强。像和帝时主谋杀窦宪的郑众，发明造纸术的蔡伦，参与灭邓氏的19名宦官中的良贺，灵帝时的吕强和丁肃等5人，都有值得称道的事迹，不愧为宦官中的佼佼者。特别是吕强，还直接推动了党锢案的解除。而外戚中尽管也不乏正人君子，或者颇有文治武功，但大多过不了迷恋权势和以权谋私这两关。就拿党人们推为领袖的窦武来说，实际执政仅9个月，史料中似乎没有留下什么劣迹，但仔细分析就未必如此。桓帝死后，选择新君的决定权就操在他手中。《后汉书·窦武传》说他只是召见河间国（国都在今河北献县东南）的刘儵，询问该国的王子侯中有谁贤能，仅根据刘儵称道刘宏就决定立他为帝（灵帝）。以后的事实证明，灵帝根本无贤可言，而且他母亲与他的爱钱贪财，在帝后中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河间王一支中缺乏贤能，也不至于到了以灵帝为最佳的程度，窦武轻率地选择灵帝，看来还是想找一个便于控制的12岁孩子。凭着这“定策”的功劳，窦武心安理得地增加封邑，子侄升官封侯，此后王甫在反驳陈蕃称赞窦武“忠以卫国”时指责“窦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门三侯？又多取掖庭宫人，作乐饮宴，旬月之间，赀财亿计”，看来不是无中生有。要是窦武执政的时间不是9个月而是9年，结果又会如何呢？这样的人做党人的领袖，领导党人与宦官斗，即使获胜，恐怕也不会有多少好作用。

在与宦官的较量中，窦武与党人们占有压倒性优势：党人居朝廷的文武要职，控制着首都地区的军队和禁卫军；宦官弄权多年，作恶多端，积怨甚深，而党人们得到舆论的支持；皇帝为窦氏所立，对窦武有好感，又来自外藩，与宦官没有联系。但结果却是党人们的惨败，这只能证明他们的无能。

从当年年初，窦武与陈蕃就开始做人事部署，要诛杀曹节、王甫等宦官的舆论已经造得“天下雄俊”都知道了，可是直到五月才找了两名中常侍开刀，又拖到八月才准备逮捕曹节、王甫。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即使不出现窦章奏章泄漏的偶然事件，宦官们也会有充分的对抗时机，无怪乎能在一夜之间反败为胜。窦武迟迟不动手的主要原因是他过于重视女儿窦太后的作用，必定要等待太后的同意，偏偏这位女主在曹节、王甫的奉承下，对他们十分信任，一直不批准将他们法办。可以想象，即使窦武的奏章送到了太后手中，她也未必会立即采取行动。窦武既没有将太后与宦官隔离，也没有对太后与小皇帝实行保护，结果让宦官轻易地劫持，成了他们假传圣旨的工具。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上了逮捕曹节等的奏章后，窦武安心地回家休假了，而由党人指挥的禁卫军事先居然毫无准备，临时召集的数千军人不堪一击。

这一系列错误的步骤当然不是窦武一个人的责任，但恰恰暴露了党人们的致命弱点：志大才疏，言行脱节。他们是言论的巨人，却是行动的矮子；他们追求的与其说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还不如说是个人价值的体现。就拿党人的另一位领袖、这次行动的具体策划者陈蕃来说。他的嫉恶如仇、直言极谏、临危不惧、不计私利（如多次冒死营救受迫害者，拒不接受封邑）不愧是道德的典范，而政治技巧和斗争策略却乏善可陈。陈蕃少年时的一件事曾传为佳话，正好说明了他从小就存在的片面性。他15岁时独居一室，父亲的朋友来看他时，见屋子里又脏又乱，就问：“客人来了，小朋友为什么不打扫一下？”他回答：“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其实，扫除天下与打扫屋子是并行不悖的，能打扫屋子的人未必就不能扫除天下。相反，连屋子都不愿扫或扫不干净的人，又怎能扫除天下？不幸的是，陈蕃这样的人在党人中并非少数。

党人们的嫉恶如仇，如果只是见于言论，即使过分一些也不至于有严重后果，但不少人是实权在握的官员，当然要付诸行动。而这些措施往往失去理智，以毒攻毒，或者违反了当时的法律，不仅无谓地激化了矛盾，而且授人以柄。像李膺不顾赦令已经颁布，杀了张成之子；岑晊为了让太守成瑨立威，拿不法富商张汛开刀。在赦令下达后不仅仍然杀了张汛，还杀了他的“宗族宾客”二百余人；贾彪当县长时，为了制止穷人杀婴，规定对杀婴者与杀人犯一样定罪；窦武的奏章中不仅建议杀曹节、王甫，还计划将其他宦官一网打尽；如此之类，都已超过了理性的限度，将中间势力推向敌方，当然会把自己置于绝境。联系到一些党人的矫揉造作，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些极端做法有哗众取宠的动机。

党人们的名士架子在相互标榜中越摆越大，并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公然用之于官场政坛。范滂出任陈蕃的下属，按照公务礼节晋见，陈蕃没有加以制止，范滂竟表示愤慨，马上扔掉官笏辞职。陈蕃向他道歉，也没有使他回心转意。范滂连与陈蕃都无法共事，并且只是为了毫无道理又微不足道的原因，又怎么能实现自己的“澄清天下之志”呢？其他党人也往往在官方征召时多次推辞，摆足架子（最后大多还是当了官），或者当了官后动不动就挂冠而去。显然他们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声望，而不是社会的需要和其他人的利益。正因为如此，张俭依靠自己的“名行”，在逃亡中“望门投止”，让素不相识的人为他提供救援，却不顾许多人因他而被杀，“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的严重后果，心安理得地在塞外避过风险，晚年还“不得已”接受曹操的征召，以84岁高龄寿终正寝。

君主出游

在这场政治迫害中，党人的另一位领袖、与李膺齐名并备受赞誉的郭太（林宗）却能安然无恙，继续闭门教授上千弟子，看来似乎是奇迹，其实倒很说明问题。郭太虽然“名震京师”，但他认为汉朝已到了“天之所废，不可支也”的程度，拒绝出仕。他有自己的见解，但不发表“危言核论”，不对宦官作无谓的刺激。窦武等被杀后，他“哭于野，恸”，表达了自己极度的悲哀，却没有与朝廷作公开的对抗。《后汉书》列传中还记录了不少生动的事例，突出地说明了他待人接物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在奖掖引导士人时，也不排斥有缺点错误的人。可见，清浊善恶并不像多数党人说的那样绝对，对宦官和邪恶势力也不必事事对着干，更没有必要作无谓的挑战。李膺等的供词曾牵涉到不少宦官子弟，并引起宦官的恐慌，说明宦官们也不是不想巴结党人。如果像郭太一样处理得当，至少可以起到分化作用。可惜的是，像郭太这样的人在党人中实在太少了。

党锢案前后的事实，说明早在1800年前就存在着权力与舆论、政治与道德的对立和分离。郭太这样的一介布衣，回乡时到黄河边送行的士大夫有车数千辆，而只有李膺有资格与他坐同一条渡船，其他人只能像对神仙一样仰望。被朝廷罢官、逮捕或杀害的官员和士人会赢得舆论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受迫害越重声望越高。被释放的党人尽管尚在管制之中，还是受到家乡士大夫数千辆车的欢迎。对被朝廷通缉的党人，不惜弃官，不顾被满门抄斩并株连宗族而加以保护的也大有人在。这就是说，政治权力可以剥夺士人的官职、财产、自由以至生命，可以对他们肆意侮辱或施加刑罚，但却无法左右舆论，更不能改变士人们的信仰。士人乃至社会对是非好恶的评判，已经不是简单地屈从于政治权力，而是根据自己或本阶层独立的标准。这显示了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尊严、道德的感召力和对自身价值的追求，与那种政治权力完全控制舆论，政治标准就等于道德评判的社会相比，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因为在封建专制体制之下，知识分子永远无法解决两个矛盾：保持独立人格与服从皇权，实现自身价值与参与政治。

自从秦始皇建立君主集权的专制体制，并为汉朝所进一步巩固，又有了董仲舒等人的“天人合一”理论，皇帝和皇权已成为天意的体现，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诽谤皇帝就等于谋反大逆，是够得上杀头、腰斩、族诛的罪行。汉武帝时还增加了一条“腹诽”（在心里说坏话）罪，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了。因为再能言善辩的知识分子，大概也无法证明自己心里没有说过皇帝的坏话。批评皇帝的唯一根据是“天意”，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判断皇帝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天意，往往在于皇帝是否愿意接受批评。所以党人们也罢，其他士人也罢，无论他们有多高的声望、多广的影响、多大的胆量，批评或评价的对象是不能包括皇帝在内的。所以，对善恶是非、合法非法、忠奸贤愚的评判，一旦由皇帝表态，知识分子就不能也不敢再有议论了，因为不仅法律不允许，就是连发展了的儒家理论中也找不到这样做的根据。面对邪恶势力的各种倒行逆施，正直的士人会义无反顾地斗争，甚至可以将荣辱生死置之度外，因为他们相信这是奸臣所为，皇帝最多是受了蒙骗。但一旦证明这真是皇帝的旨意，或者皇帝亲自做了裁决，即便这是皇帝被欺骗或被劫持下作出的决定，士人们就失去了一切抵抗的余地。或许有人依然保持了自己的思想，但不可能再有言论或行动，还有什么独立人格可言？

在党人中，范滂的死是最光明磊落的。在第一次被捕时，他与同案被押在黄门北寺狱，狱吏让犯人祭皋陶。范滂带头拒绝：“皋陶是贤人，也是古代的直臣。他要是知道我无罪，必定会代我向天申诉。如果我真的有罪，祭他又有何益？”狱吏要进行拷打，他见同案大多体弱有病，就要求从他开始，与同郡袁忠争着挨打。第二次逮捕党人的诏书下达时，督邮吴导来到县里，抱着诏书，在宾馆闭门痛哭。范滂闻讯后，知道一定是为了他，就主动到县监狱投案。县令郭揖大惊，他立即扔下印绶，准备与范滂一起逃跑，说：“天下如此大，先生为什么要到这里来？”范滂说：“我死了祸害才能停止，怎么敢以我的罪连累您，又让老母流离失所呢？”他既没有像张俭那样不顾别人的死活，千方百计地逃亡；也不像有些人那样自杀；而是从容诀别亲人，拒绝别人的营救，主动投案，接受一切刑罚。表面看来，在独立人格与皇权发生冲突时，范滂已经无条件地服从了皇权，心平如镜，视死如归。但他给儿子的遗言，却透露了内心激烈的冲突和深切的悲哀：“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坏事干不得，好事又不能做；自己做了还可以心安理得，总不能让儿子也这样做，这岂止是范滂个人的悲剧？古往今来，又有多少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这样永远无法两全的痛苦抉择！

知识分子多少有点知识，这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的不幸。有了知识，就想有运用的机会，就不会满足于有饭吃，有衣穿，有妻室儿女，这就是所谓实现自身价值。但汉代的知识分子能学的、能干的事实在少得可怜。除了天文、历法以外，其他的科学技术几乎都是“医卜星相”、“百工”的贱业，法律、经济和管理也大多是吏胥的专利，琴棋书画之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业余爱好，知识分子能做的只有读书和做官。在皇权垄断一切的社会，要实现自身的价值，除了做官就别无他途。可是做了官就只能服从法律和上司，就绝对避不开现实政治。嫉恶如仇会有党人那样的下场；洁身自好或许能做到，却会因此而一事无成；同流合污又有违初衷，而且不齿于士林；急流勇退倒也干脆，但原来的理想也随之成为泡影。

不过，对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更大的不幸是他们连做这两种选择的机会都没有。东汉后期在全国五六千万人口中，县以上官员和贵族的定额是10万。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世袭或变相世袭的，留给士人竞争的职位更少。而光太学生就有3万，全国的知识分子估计有数十万。隋唐以后，读书人还能应科举考试，多少有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东汉时实行的却是荐举制，士人得由地方官逐级推荐，或由官员聘任，或由朝廷征召，都得在学问和品行上有知名度。对大多数出身平民、家境贫寒的士人来说，要靠学问出众而成名难乎其难，品行上达到“孝廉”或名士的水平倒相对容易一些，而投靠名士，推波助澜，扬清激恶，党同伐异，臧否人物，更不失为一条捷径。如会稽阳羡（今江苏宜兴市）人许武已经被举为孝廉，因为两个弟弟许晏、许普没有什么特长，想让他们成名。于是向他们提出三兄弟分家。将家产分为三份后，许武自己取了最肥的田、最大的住宅、最得力的奴婢，而两个弟弟分到的都比他差得多。于是舆论哗然，一致称赞弟弟克己谦让，批评许武贪婪，许晏、许普因此都获得地方上的举荐，成为孝廉。这时，许武将宗族亲戚请来，哭着告诉大家：“我当哥哥的不成器，先窃据了声誉和地位。两位弟弟年长了，却还轮不到荣华富贵，所以我提出分家，自己揽一个恶名。现在我替他们管理的财产已经增值三倍，全部分给弟弟，我一点也不留。”他因此受到全郡的一致赞扬，名声大振，以后官至长乐少府。这样的曲线求名，似乎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但按照正常的途径，这两位弟弟大概绝对不可能当上孝廉，而那些世家大族的子弟，再卑鄙无耻、愚昧无知，也照样能得到举荐，甚至位至公卿，那最应该受到指责的就不是许武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似鸡。”这类名实之间完全矛盾的现象发生在东汉末年，和党人们风流显赫于一时一样，都不是偶然的。

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有更多建功立业的机会，多少有选择主子的自由，成功了就是王侯将相，失败了也咎由自取，至少过了一下实现自身价值的瘾。秦汉之际的郦食其，虽然最后被扔进了油锅，但他毕竟为汉朝的建立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事迹，因此至死不悔。生在治世的知识分子可以安享圣君贤臣的恩泽，循着科举的阶梯往上爬，碰到“稽古右文”的皇帝，还有机会参加国家大型文化项目，不但无衣食之忧，还能捞个一官半职。可惜中国历史上大多是不治不乱之世，就像党人们所处的时代那样，知识分子就只能挤在成名和做官的独木桥上了。从这一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司马迁会忍受腐刑的奇耻大辱，而不是一死了之，要不他怎能写成《史记》？东汉末年的蔡邕是在董卓威逼下才出仕的，但在董卓被杀后居然会表现出对他的同情，原因就在于董卓对他的尊重和为他编撰汉史提供了条件。所以他临死还要哀求王允，愿意接受黥面（在面上刺字）、刖足（砍去脚）的刑罚，留他一命，以便编完汉史。另一方面，一些人不惜以生命（甚至全家和亲友们的生命）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代价。党锢案中不乏自投罗网的人，还有的人根本没有列入党人名单，竟主动要求补入。他们当然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但在精神上却找到了满意的归宿。明朝皇帝以廷杖对付敢提意见的官员，常常有人被当场打死，被视为对士大夫莫大的侮辱。对这样的待遇，天下士人竟会“羡之若登仙”，甚至会有人主动争取。

今天的知识分子或许无法理解，但这是千百年来的事实。而《后汉书·党锢列传》就是其中的第一篇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