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1/1）
为什么是刘慈欣：
孤独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
刘慈欣的N张面孔
把时间拨回2006年。
整个秋天，我都在华北水利水电学院（2013 年已更名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旁听一些课程。“华北水院”是坐落在郑州市北环路边的一所典型的理工科院校，没有山水相映，没有曲径通幽，只有一些直挺挺的白杨和直愣愣的建筑，但在此间认识的一些老师和学生却让我至今难忘。他们踏实，勤奋，大多数时间里低调，谦和，寡言，但一旦聊到他们在意的话题，就会口若悬河、雄辩滔滔，言语间颇有几分自得。那种自得并不会显得盛气凌人，反倒有几分可爱。
那时的我，还无法把这段经历跟多年后读到的一部联系起来。要说也是机缘凑巧。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在《三体Ⅲ》的序言中动情地说道：“多年以后，我还会记得看完《三体》的那个秋夜……”这话，我颇有共鸣。我清晰地记得遭遇《三体》的那晚，心甘情愿地跟着刘慈欣的笔触上天入地、推求计算，时而仰望星空，时而低头沉思，从剧情中抽身时才惊觉东方大白。
觉得蛋好吃，自然就想看看生蛋的鸡。
这才发现，原来刘慈欣不仅祖籍河南，还是从“华北水院”毕业的。虽然刘慈欣在读时期的“华北水院”尚未从邯郸迁至郑州，但一脉相承的气质依然让人备感熟悉。
《科幻世界》副主编姚海军印象中的刘慈欣跟笔者的感知相一致，他认为“大刘”是那种典型的北方人的性格，豪爽，但话不多。
对熟悉的人聊起熟悉的话题时，他又能滔滔不绝，讲很长时间。
刘慈欣有一个跟身体不太相称的大脑袋，这也许是智慧的象征，但使他略显瘦弱。他虽然人到中年，但并没有发福，看上去很年轻，加上很萌很土的衣着，十足一个在校的理工科男生形象。所以，科幻圈的人叫他“大刘”，三体迷叫他“刘电工”。
在一些访谈节目中，刘慈欣很少露出有明显的情感倾向的表情。
他很少笑，因而很少露出牙齿。但他的舌头会时不时快速地伸出来，舔一下干裂的下唇，这时，你能隐约看到他因为常年抽烟而微微泛黄的牙齿。
刘慈欣的眼神中有一种隔阂，也有一种童真。他在谈话时不习惯跟人对视，也不会太观照听众。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语言逻辑中，偶尔会增加一些手势来辅助表达。
在《鲁豫有约》的现场，鲁豫问道：“你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对吧？”刘慈欣说：“我想来到这个地方，谁都会害羞的，不光是我。”鲁豫说：“没有，因为咱俩讲话半天，你还没有看着我的眼睛讲话。”
无论是在《小崔说事》中，还是在《面对面》中，刘慈欣的表现也是如此。
窦文涛也曾在节目中说刘慈欣显得比较木讷，说起话来不太会眉飞色舞，但他脑袋里的金点子实在不少。
不过，你千万不要因此就觉得他不谙世事。
同为科幻作家的陈楸帆曾在谈及刘慈欣的时候说：“他的脑子里似乎装着无数宏大神奇的创意，但同时，他又极其矛盾保守精明。这从他接受的一些采访中可以看出来，他不太愿意改变现有的生活状态，哪怕再多的人用金钱诱惑他（唯一可能性是为了给他女儿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他早年曾有过‘科幻怎么可能是文学’的论调，但同时又会一再强调科幻需要走向市场，获得更多的商业价值。”
《人物》杂志的报道中提到：“刘慈欣承认自己有着在一家大型国企长年工作的惯性思维——在这里，偶尔出错是可以被容忍的，不能容忍的是一个人的狂妄、幼稚、不成熟。”
这段话让我想起我的一位朋友。第一次见他是在小区里，他拖鞋在脚，书本在手，边走边看。我凑近一看，书名是《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毕业之后，我早疲于调停俗务与修行的龃龉，汲汲营营，近乎反智。重新见到这本高冷到要结冰的著作，我竟然心潮澎湃。和他攀谈才得知，他从事的是数据分析和网络安全领域的工作，读哲学纯属业余爱好。从文学到哲学，从艺术到时事，因为聊得很投契，我们遂成忘年之交。我武断地认为，这类人跟世俗的世界总会有些格格不入。有一次我问他：“你会跟爱人聊起这些话题吗？”答曰：“不会！”这就是了，醉心于的人注定孤独，连床头人都不能引为知己。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猜测和想象实在太狭隘！他不仅家庭和美，而且交游广阔。就像刘慈欣，在娘子关发电厂，他是单位里人所共知的技术能手，是乐于助人、随叫随到的“刘工”，但在不为妻儿和同事熟悉的科幻世界里，他却是万人敬仰的大神。
他们保留着一个纯粹而童真的世界，但同样熟谙现实规则，有着世俗的精明和妥协精神。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这个社会开始敬仰以激进的、壮烈的对抗姿态处世的英雄，似乎天才都应该像凡·高那样桀骜不驯。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不见容于世实在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若是能找到奉行中道的人，谁愿意跟狂者和狷者做朋友呢？
刘慈欣在体制内有稳定的工作，他不愿意被塑造成殉道者和苦行僧的形象。严锋曾写道：“他是偏远内陆小镇上一家发电厂的电脑工程师，本职工作繁重。在这过程中他是怎么身处僻壤，一本本写出放眼宇宙的大作，这本身是一件颇有科幻色彩的事。谢天谢地，他终于坚持了下来。”
刘慈欣宁愿把这段话当成抒情而不是事实。他在接受《城市画报》的采访时说道：“特别喜欢海因莱因的一句话，‘我写科幻就为了换俩小钱喝点啤酒’。事实上，我连这点小钱也不缺。我在当地肯定算是过得不错的，说个笑话给你听，我们不敢穿工作服上街，怕招贼。很多媒体记者总是喜欢假想——刘慈欣在一个简陋的小房子里，阴暗的灯光，没日没夜地写着科幻——事实上不是那样，我在城里有两套房，都是大面积的，怎么会简陋呢？”
就是这么酷：英雄则可，悲情就算了。
事实上，刘慈欣确实不会为了追求完美而把自己或别人逼上绝路，他一贯把标准和姿态放得极低。
他坦诚为了赶进度，《三体Ⅲ》的收尾有些仓促。
他认为科幻文学必须照顾商业性，故事一定要好看才行。
他不停地为别人的新书作序，为各种活动站台，简直是来者不拒。《人物》杂志提到一件事，在一次签售会上，一位老者指责刘慈欣没礼貌，理由是刘慈欣忙于埋头签字，没有站起来跟自己握手。
刘慈欣很快站起来，毫不犹豫地补了一次握手。“他的配合度之高有时候到了神奇的程度”。
科幻迷都担心电影版《三体》拍不好，而刘慈欣很看得开：凡事总要有开始，试着去做总比搁置要好。对于电影的改编力度，刘慈欣也很宽容：文字跟影像总归是不同的，电影有其特有的创作规律和表现形式，“改得只剩下名字也无所谓”。
为了更高远的目标，愿意做出一些无关痛痒的妥协，我赞赏这种态度。
或许，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桀骜：既然懒得应付世俗世界，那么干脆把标准和姿态放到最低点。
刘慈欣的妻子和女儿都不怎么看科幻，在他最得意的领域，他最亲近的人却都不屑一顾，真的难以想象这个家庭的日常。
书中罗辑和庄颜、云天明和程心的爱情故事赚了多少人的眼泪，他却说他不在意人物的塑造，换了性别，故事照样成立。他坦言自己不懂得儿女情长，但其实他浪漫刻骨。
他曾给两百多年之后（他认为在不远的将来，人类将征服死亡）的女儿写过一封信，信的结尾这样写道：“亲爱的女儿，现在夜已经深了，你在自己的房间里熟睡，这年你十三岁。听着窗外初夏的雨声，我又想起了你出生的那一刻，你一生出来就睁开了眼睛，那双清澈的小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让我的心都融化了，那是二十一世纪第一年的五月三十一日，儿童节的前夜。现在，爸爸在时间之河的另一端，在二百多年前的这个雨夜，祝你像孩子一样永远快乐！”
你能相信，这是在没有任何感情波澜时写下的文字吗？
鲁豫当面读起这封信时，刘慈欣红了眼眶。
他把唯一的一篇童话，送给了他唯一的一位科幻迷朋友小姬。
小姬写道：“他送给我一篇童话《烧火工》，那是我人生中收到过的最最高级的礼物，没有之一。他在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零点发给我，带着新鲜的错别字和使用错误的标点符号。真是美好到牙齿都要流泪。我以最快的速度看完，然后整个人就崩溃了：失重、脚底悬空、漂浮起来。”
一个“磁铁”说：“未来的世界是用童话做货币的，小姬变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比起云天明送给程心一颗恒星和一个世界的宇宙级的浪漫，刘慈欣不遑多让。
不过，刘慈欣口头上还是一酷到底：“至于为什么送童话而不送科幻，因为实在送不起，那时我已经有一年的时间没能写出一个字的科幻了，心里很焦虑，如果当时能写出来，我肯定会拿去发表而不是送人。”
小姬这样评价刘慈欣：“这个人身上充满了矛盾，以至于我希望姚海军帮助我描述他的性格的时候，这位常常一针见血的夫子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千头万绪，太复杂。’夫子说。”
是的，性格太单调的人，谁会有兴趣。
刘慈欣还编写过一个名为“电子诗人”的小软件，至今仍在网上流传。你只要输入一些参数，软件就能自动生成诗歌。笔者随机制作了一首诗，你可以体会一下。虽然这些句子没有什么确切含义，但从中可以看出刘慈欣的审美趣味和语言风格。
我要沉默，我要思索，我要死亡，我要繁殖，我还要腐烂呢！
从百合花到引力波，从微积分到原子时代，从心脏到潜流，从原野到反叛者……
在那电子表旁，我叫着……
锥形牵牛花在跳霹雳舞，
地球被握得像刺刀，
啊，幸福的、白色的、粗放的、诱人的、喜欢光的台风！
伤感被踢开了！
哦，一切都在自我毁灭着……
我要哭，我要醒来，我要沉积，我要默默无语，我还要起皱呢！
从太空罐到宙斯，从酒吧间到外层空间，从鹰到羽毛，从外层空间到国王……
在那礼物旁，我弹着琴……
火炉深不可测的交谈，
催泪弹发着烧，像土星光环。
哎呀！运动着的、迷路的、纯净的、惊恐的北冰洋！
高压云带被追逐了！
嘘，一切都在被磁化着……
我要陷落，我要怀念，我要疼痛，我要高兴，我还要破裂呢！
从皇帝到无底洞，从婴儿到新娘，从凡·高到小行星，从绞索到楼……
在那礼物旁，我以光速飞行着……《田园》交响曲的音符互相残杀，感冒长叹着，像一场感情。
啊呀，踉跄的、爱跳的、爱哭的、双曲线形的酒鬼！
画廊被挽着了！
哦，一切都在皱起着……
我要拥抱，我要摆动，我要被淹没，我要陷落，我还要欢跳呢！
从水牛到土星光环，从微机到洲际导弹，从猎人到小木屋，从黑眼睛到数字……
在那汗毛孔旁，我战斗着……
战船明快，像跳舞的鲸，
英雄被幻想得像白昼。
哦，有规律的、等离子态的、凉快的、阴暗的美味食品！
橄榄被回忆了！
哈，一切都在失明着……
总要有人预想末日
河南信阳，山西阳泉，北京，这是刘慈欣的人生坐标。
他1963 年出生于北京，3 岁时即随因政治原因被下放的父亲来到了山西阳泉的一家煤矿。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还一度被送回河南农村老家。童年记忆里，除了一些危险的自制玩具，“打铁砂的火枪”“石灰炸弹”以及第一次读科幻怕挨骂的忐忑，还有银河、星空、饥饿、混乱等这些相距甚远的东西奇妙地交织在一起的整体感知，剩下的实在乏善可陈。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河南农村抬头仰望“东方红一号”的某个春夜。
多年后，他在《三体》英文版的后记中写道：“童年的一个夜晚在我的记忆中深刻而清晰。我站在一个池塘边，那池塘位于河南省罗山县的一个村庄前，那是我祖辈生活的村庄。旁边还站着许多人，有大人也有小孩，我和他们一起仰望着晴朗的夜空，漆黑的天幕上有一个小星星缓缓飞过。那是中国刚刚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那是1970年4月25日，那年我7岁。”
除了这件事，我们很难从他的记忆中挖掘出使他日后成为科幻作家的“关键时刻”。
他也总是强调自己只是个普通人：“我的政治观点温和，我既不主张革命也不特别保守，我既不左也不右，我遵守所有的游戏规则，我和我的行为准则与其他人没有两样。”
读小学，读中学，上大学，然后到一个电站当工程师，恋爱，结婚，生子，工作稳定，生活顺利，确实很平常，没有大家想要看的精彩故事。看来，只能把他的成功归因于天分了。他也确实比一般人更敏感：“我发现自己拥有一种特殊的能力：那些远超出人类感官范围的极大和极小的尺度和存在，在别人看来就是大数字而已，而在我的大脑中却是形象化的，我能够触摸和感受到它们，就像触摸树木和岩石一样。直到今天，当150 亿光年的宇宙半径和比夸克都小许多数量级的弦已经使人们麻木时，1 光年和1 纳米的概念仍能在我的心中产生栩栩如生的宏大图像，激起一种难以言表的宗教般的震撼和敬畏。”
奇怪的是，这种细腻和敏感与多愁善感、儿女情长无关。
刘慈欣似乎只关心天上的事。他一提笔，动辄是百亿光年的尺度，随时能说出“让宇宙为之闪烁”的话来。小小的星球在他的笔下，可以瞬间被毁灭好几次。据说在一个饭局上，大家聊到如何毁灭城市的话题，刘慈欣喝了一口酒，放下杯，然后说道：“先把杭州降到二维，变成一副水墨山水画，再降到一维，变成一根细细的丝绸。”大家惊愕，欢呼，鼓掌。难怪在《三体》中，他把遭到降维打击的太阳系比作凡·高的《星空》。科学与诗意、冷酷与绚烂、至宏大与极细微就这么奇妙地被他杂糅在一起。
他在《明道》演讲中抱怨目前的太空旅行价格太高：仅仅距离地球100 千米的高度，短短5 分钟时间不到，就要花费20 万美元。
他呼吁航天领域应该向民间力量开放，这样一来，太空旅行的费用能迅速降下来。随着费用的降低，人类可以把工厂、企业甚至城市建在近地轨道上，这就是《三体》中太空城和“掩体计划”的设想。
他现在每天坚持跑步，为的是保持健康，一直等到太空旅行费用降低到他能承受的那天。
有家机构愿意为他提供一次太空旅行的机会，被他拒绝了，因为费用太高、时间太短，他看不够。
鲁豫问他：“如果有一个机会，你可以去太空空间站，你会想做什么？”
他说：“我只想在空间站上，长时间地漂浮在那里，看着地球，这就是我最想做的。”
大神的心思，我们理解不了。
人类的技术进步并不能满足刘慈欣向茫茫太空打量的急切，他似乎一刻都不想待在地球上。如果不是为了看看更大的世界，那么“走了三十亿年，我们干吗来了”？他通过计算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相比于浩瀚的宇宙，人类出走地球的意愿，还不如那个选择“放羊——娶媳妇——生娃——放羊”生活模式的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不无揶揄地说：“他那让现代人轻视和怜悯的低矮卑微的理想，其实比全人类的理想宏伟了100倍！”
他建议人类建立一个更远大的共同理想：走出地球，走向更广阔的空间。不过，他似乎对此不抱太大希望：“这类大而空的慷慨激昂不会打动这个叫‘人类’的人，已成为地球宅男的他，更在乎的是如何过得更富足更舒适，至于如何在宇宙中更有出息，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人类一贯不善于预想未来的灾难。曾有人讨论过地球不可避免的死亡问题：10 亿年之后，变成红巨星的太阳将把地球气化，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我们无法想象10 亿年是个什么概念，我们也无法承受10 亿年的焦虑不安。如果你觉得10 亿年太久，那还有更迫在眉睫的，著名物理学家霍金一再告诫人类：地球将在200 年内毁灭，人类必须逃出地球。
未来的灾难，除了地球生存环境的不稳定，还有地外智慧生命可能存在的恶意。
在一次科幻迷的见面活动中，一位人大代表询问刘慈欣可有什么有价值的提案，刘慈欣就给他提了一个方向：预防外星人入侵地球。
两个人都很严肃，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就提案细节进行了深入探讨。
所有人都觉得很可笑，认为两个人入戏太深。笔者第一次听说时，甚至以为这是一个段子。而刘慈欣多次证实：我是认真的。
不过仔细想想，该被嘲笑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在没有证实或证伪之前，“外星人入侵地球”的可能性至少是有的，而且危机一旦发生，连个缓冲期都没有。
刘慈欣把宇宙设想成一个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像一个带枪的猎人，它们之间充满了猜忌和不信任，唯一的策略就是：藏好自己，做好清理。一旦发现对方，必须立即消灭之，否则自己就会成为枪下鬼。
在“他人即地狱”的冷酷宇宙中，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保持最低程度的善意。
这样的设想太暗黑，但也不失为“费米悖论”的一种解答：正是因为各个文明都不愿意暴露自己，所以我们至今没有发现外星人存在的证据。
有些事想想就让人脊背发凉：人类为了接触可能存在的地外文明，不停地向外太空发送信号，却从来没有考虑过潜在的风险。可悲的是，我们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同类，却毫无理由地对未知生命体报以最大的善意。就像黑暗森林里的一个傻孩子，没有看到那影影绰绰的枪口都在试图对准自己，还生了一堆火，大声高喊着：“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信与不信，都是一种可能。
刘慈欣说：“对于太阳系之外的星空，要永远睁大警惕的眼睛，也不惜以最大的恶意来猜测太空中可能存在的‘他者’，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在宇宙中弱不禁风的文明，这无疑是最负责任的做法。”
古时候有一个杞国人，总是担心天地崩坠，身无所寄，以至于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哲学家泰利斯走路时总是抬头望天，有一次居然不小心掉进了水坑里。
在很多人看来，陷入狂想的刘慈欣是属于这个序列的，他那无端的担忧简直荒谬至极。
刘慈欣对这样的误解似乎早有心理准备。
他笔下的罗辑、维德等都是忍辱负重的英雄。罗辑为了隐藏自己的威慑计划，甘愿被冷落、被嘲讽，甚至被驱逐；在面壁54 年以维持人类和平之后，他却被移交法庭进行审判。维德为了争取“执剑人”资格，不惜以身犯险，刺杀程心，最终身陷囹圄；他为了研制光速飞船，不惜与联邦政府对峙，最后被判死刑。
把目光放得无限长远的人，早就做好了被误解的准备，维德和罗辑如是，刘慈欣亦如是。
星球崩坏，文明毁灭，很少有人愿意承担这么沉重的思考。如果一定要有人预想末日的话，就让刘慈欣们来吧，前提是，我们不要把他们的提醒当成笑话来听。
朝闻道，夕可死
严锋说“我毫不怀疑，刘慈欣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水平。”
这话不算夸张。优秀的科幻作家在欧美国家灿若群星，而在我们这样拥有十数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拿得出手的却寥若晨星。
当叶永烈1978 年出版《小灵通漫游未来》系列的时候，一百多年前的凡尔纳已经描画出了几可乱真的科幻场景，而威尔斯也开创了“时间旅行”“异度空间”“外星人”“隐身人”等科幻题材，半个多世纪前的奥威尔和赫胥黎已经开始深思人类的另类未来，同时代的阿西莫夫也早已为人工智能设定了道德规范。
相比西方科幻文学宗师那奇妙的幻想和逼真的描写，《小灵通漫游未来》也只是入门级的科普类科幻。在我们整个年轻一代读者的印象中，所谓科幻，就是郑渊洁那种，一半童话，一半科普。
难怪刘慈欣还拿过儿童文学奖。
而《三体》确实是一部能让国人扬眉吐气的作品。李淼说，放眼全球，《三体》绝对是一百部最优秀科幻之一。此言当为不刊之论。
在国内，刘慈欣也为科幻文学的推广做出了重大贡献。“《三体》热”使科幻走出了狭小的科幻圈，刷新了普罗大众对科幻文学的定义。
很长一段时间内，总有人向笔者提及这部，笔者最喜欢的心理咨询师曾奇峰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推荐。最卖力气的义务宣传员要数互联网界。2011 年，雷军在公司战略会议上推荐大家《三体》，并进行读书分享。之后，李彦宏、马化腾都在不同场合表示过对《三体》的喜爱，而据说周鸿祎还在《三体》电影中客串了一个军方专家的角色。“黑暗森林”“降维攻击”等概念似乎确实能解释互联网技术对经济形态和商业模式的颠覆性重塑，雷军说《三体》不仅仅是科幻，本质上是本哲学书。
刘慈欣还被拉去参加过几次关于互联网经济的讨论会，不过，鉴于自己并不了解人家讨论的诸如“互联网生态”之类的名词，后来他干脆拒绝此类邀请。
想象一下这种奇怪的场景：互联网大佬们以崇拜的眼神看着刘慈欣，说这些思想都是从《三体》中看来的，而刘慈欣却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这些无心之柳并没有让刘慈欣感到高兴，相反，他兜头给IT 技术泼了一盆冷水：“目前我们很可能处在一种技术进步的假象中，IT 技术的飞速发展掩盖了其他领域技术进步的缓慢。”能点燃他兴奋点的是具有未来色彩的技术，是人类应该有的共同理想：对宇宙、太空抱有探索的欲望，不断向外开拓新的生存空间。
相比于互联网技术的虚火，他更关切基础理论的进展。《三体》中智子就是通过锁死人类的基础理论研究，从而锁死了人类的科技进步。他也借丁仪之口表达出对物理基础理论没有开创性进展的失望。
在另一篇《朝闻道》中，刘慈欣把丁仪（与《三体》人物同名）塑造成了一个愿意为终极真理殉道的科学家。某种程度上，这才是刘慈欣的精神内核：朝闻道，夕死可矣。
中，一心想获得宇宙终极真理、建立宇宙大统一模型的丁仪对妻女说道：“我心中的位置大部分都被物理学占据了，只是努力挤出了一个小角落给你们，对此我心里很痛苦，但也实在是没办法。”他妻子却说：“这话你对我说过两百遍了，只要它的性别不是女就行。”
丁仪所造的粒子加速器即将成功之际，“排险者”突然出现，他把这个加速器销毁了，原因是它能够产生创世级能量，可能会给宇宙带来灾难。
原来“排险者”所在的世界是唯一通过安全方式获得宇宙大统一模型的文明，为安全起见，他们必须及时销毁宇宙中所有能接近终极真理的科研设备，且必须遵守“知识密封准则”（高级文明不能向低级文明传递知识）。
为了了解终极真理而不破坏知识密封准则，丁仪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你把宇宙的终极奥秘告诉我，然后毁灭我。”
于是，“排险者”建造了一个真理祭坛，科学家们鱼贯而入，提出终极一问并得到回复后，随即被毁灭。
祭坛下的围观者表示不理解，认为他们的生命什么都换不到，因为他们获得那些知识后，只有十分钟的存活时间，对人类毫无用处，“他们对终极真理的欲望已成为一种地地道道的变态”。
“排险者”说：“当宇宙的和谐之美一览无遗地展现在你面前时，生命只是一个很小的代价。就是没有这十分钟，仅仅经历看到那终极之美的过程，也是值得的。”
在庞大的终极真理面前，生命渺小如尘埃，上下求索，死不足惜。这种极端的理想主义有没有让你不寒而栗？
刘慈欣讨厌人类“躺在技术的安乐窝里不思进取，不打算向外太空移民，就打算在地球上过下去的想法”，他借“排险者”之口说道：“当生存问题完全解决，当爱情因个体的异化和融和而消失，当艺术因过分的精致和晦涩而最终死亡，对宇宙终极美的追求便成为文明存在的唯一寄托。”
不过，这跟他本人的说法大相径庭。他说自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内心冲动，也不会为了形上追求而搭进去身家性命。
他说：“我特别不‘文如其人’。”看他的日常生活，好像他确实更关心现实利益。
有人问他有没有想过去大城市，他说当然想过，只是老婆的工作不好调动，老人和孩子都要照顾。有人问他有没有想过去北京，他说当然想过，但北京的房子买不起。
而提到走上科幻创作之路的“那个时刻”，他回忆说，一次打麻将时输掉了800 块钱（当时是他一个月的工资），所以决定搞点创作，一则填满空闲时间，一则赚点小钱。
不过，这话不能当真的。要知道，他从中学时期就开始投稿，刚开始的时候，百分之百会被退稿，但他依然乐此不疲。直到1999年，才在《科幻世界》发表了《鲸歌》和《微观尽头》。在单位里，他的科幻创作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直到他名扬天下之后，才有同事跟他说“有个写科幻的跟你同名”。
有人问他，写了20 多年科幻，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他说，写科幻不需要坚持，不写才需要坚持。
你很难想象，这种执着仅仅是为了赚点小钱。填补输钱的亏空只是一个很表面的动因，科幻的种子在他少年时代第一次凡尔纳的《地心游记》时就已埋下，并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蠢蠢欲动，最终长成了参天大树。
就像他日后说起的，他不缺换啤酒的小钱。不过，他不在乎以此赚钱，并不代表他不在乎自己的作品和读者的反应。他说，科幻作家眼里要有“铜钱”，“铜钱”不是指创作要以商业性为导向，而是指外圆内方。对外，讲的故事要让读者喜欢；对内，要坚持自己的核心创作理念。
他经常说所展现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只是为故事本身服务的，并不代表作者本人的想法，而他本人的价值观，他也尽量让它“飘忽不定”。但作者本人怎么可能完全超脱于作品之外呢？比如黑暗森林理论，他虽然强调只是为了故事好看，但还是在多个场合提及预防超级灾难的必要性；比如“朝闻道”的精神，他虽然强调自己没有此类冲动，但还是不停鼓吹人类应该有不断开拓地外世界的进取精神。凡是能拿来打动别人的东西，一定曾经打动过自己。
他因为没有去到雨果奖颁奖现场而后悔不已，因为那是由美国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通过视频连线宣布的。
他说他会因为没有灵感而焦虑得睡不着觉，也会因为某个创意被别人先写了出来而痛心疾首，他说他下一部写了两三年，但因为觉得不够新鲜而全部作废了。唯愿自己的创意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作家的激情所在，反之，就是作家的噩梦：午夜梦回时，突然发现自己的故事完全没有吸引力。
这显然不是挣个酒钱那么简单，也不是打麻将输钱的“那个时刻”所能解释的。
其实，这并不矛盾。我们往往是因为太爱一个东西而生怕损害它的品质，所以千方百计不想让它跟金钱挂钩，而且离得越远越好。
《三体》中，前去购买星星的云天明跟接待他的天文学博士之间有这样一番对话：
“你很幸运，和你赠予星星的那个女孩一样幸运。”
“我不幸运，我快死了。”
“真那样的话，你仍然很幸运，大多数人，到死都没向尘世之外瞥一眼。”
为了吸引大家向尘世之外瞥一眼，刘慈欣坚持着自己的科幻梦，因为“好的科幻，能让人在下夜班的路上突然停下几秒钟，做一件以前很少做的事：仰望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