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9章 青苗法的理念和弊端（1/1）

在解释青苗法之前，首先需要引入一个古早的经济措施：平籴。

这是战国初年，李悝在魏国实行变法时提出的概念。

从字面就可以看出，籴为买粮，粜为卖粮，这项政策就是在丰年，由官府适当提高粮价收购百姓手中的余粮，以免谷贱伤农，在灾年，官府则降低粮价出售存在官仓里的粮食，以免谷贵伤民。

这里的价格高低，都是相对于市面上的粮价而言，所以简单来说，这其实是一项由政府来控制粮价的措施，算是国家的宏观调控行为。

操作得好，朝廷甚至还可以从中赚一点差价。

所以这项政策一直被沿用下来，并不断细化，但问题却越来越多。

战国时的魏国才多大国土面积，不管是各地的丰灾情况，还是粮食价格，都很快能传到中央，得到快速响应，所以效果极好，魏文侯得李悝和吴起等人相助，带领魏国成为战国初年最强大的存在。

到了汉朝，广阔的疆域使得中央平籴政策变得不可行，于是政府在地方设立粮仓，由朝廷拨款，地方政府进行籴和粜的操作，这就是常平仓制度。

权力下放地方之后，经手的人就多了，再好的制度也经不起人性的考验，慢慢就出现了官商勾结、与民争利等许多问题。

到了隋唐，为了解决常平仓的问题，又出现了义仓制度，在秋收后各地按贫富收取粮食储存起来，灾年时赈济百姓或者贷给百姓，下次秋收后偿还，合称常平义仓。

大宋立国，也是常平和义仓结合，仁宗时又增加了广惠仓，将部分上缴的粮食存放起来，专门用于老幼贫疾之人的救济，但又出现的了新的问题，因为冗兵的存在，大量的常平钱谷被挪作军资。

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又称常平新法，以这个发展脉络来看，属于义仓借贷功能的延伸。

青苗法将各路的常平、广惠二仓所存的钱谷折现，借贷给所需民户，有富余的也可以贷给城市居民，利息两分。

每年放款两次，正月可贷夏料，五月偿还，五月可贷秋料，十月偿还，如果参考后世的标准，月息都在四分往上了，妥妥的高利贷。

但即便这样，也比民间的贷款利息低得多。

这项制度严格来说，属于国家贷款，是一项独立的经济政策，只是因为放贷的本金来自常平仓和广惠仓，又是优先贷给没钱耕种的农户，所以才被称为青苗法。

王安石在明州鄞县为官时，便实行了这项政策，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既避免了民户被高利贷盘剥，又增加了政府收入。

青苗法与常平仓也不冲突，并不会影响到平籴和平粜。

综上所述，这绝对是一项伟大的尝试。

但在王安石的新法条例中，青苗法是被反对派抨击得最厉害的条例之一，各地的执行情况也是最混乱的。

下面就说说它不那么合理的地方。

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个穷苦农民，你想借钱买种子，但因为你穷，被划到末等，便只能借到一贯钱，而一等户可以借到十五贯；

这个主要是考虑偿还能力的问题，倒也还可以理解，但地方衙门还会要求贫富搭配，十户为一组，相互作保，这样才能拿到贷款；

然后是老问题，朝廷说的是利息两分，到了地方可能就是三、四分了，你需要比新法条例规定的多还一倍；

你领到贷款，种了地之后，也不一定就遇上大丰收，所以到了收获的季节，你可能根本还不起钱；

你无力偿还，但官府也不会亏，前面不是贫富搭配分组作保了嘛，就由富户来填你的窟窿；

然后你还是没钱买种子种下一季的粮食，官府也不喜欢你这种人了，干脆就只把钱借给富户，可富户根本不需要贷款，便出现了强行被官府塞钱索要利息的情况。

以上种种，还是建立在你是一个老实本分农户的前提上。

假如你是个意志不坚定的汉子，刚刚拿到贷款出门，便有商人开始套路你了，临街的酒肆有歌姬临街作乐，诱惑你过去消费。

所以很可能你刚刚领到的钱，还没进家门就已经没了。

关于这个现象，无处不在的苏轼有诗为证：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前两句指责官府不干人事，一边放贷一边刺激消费；后两句则是讽刺办理贷款手续麻烦，一年有一半的时间待在城里，耽误农事，唯一的好处是让孩子学会了城里的口音。

要说损，在大宋真没人能超过苏轼的，在乌台诗案中，他自己也承认了这首诗就是在讽刺朝廷的青苗法。

农户之外，再换个例子，假如你是个小商人，做点小生意，需要借点钱周转，但青苗法借贷的金额和借还款时间都是有规定的，利息也是固定的；

你需要在固定的时间点去借钱，也只能在固定的时间点去还钱；

你说你周转一个月就够了，想提前还款，那不行，必须等到还款时间，就得还两分的息；

你说你要借一年，那也不行，到了规定时间必须还；

所以权衡之下，你宁愿选择民间的高利贷，那个贷款的金额和时间都比较灵活，还可以多宽限些日子，利息算下来也不会比官府的多很多。

你是个富人的例子就不举了，前面已经说过了，富户要给穷户担保，还会被摊派，所以就算不被拖成穷户，也是官府薅羊毛的对象。

综上这些，再来看王安石的青苗法，优劣就很清晰了。

最大的优点自然是理念超前，妥妥的国家银行放贷业务，稳赚不赔，这也是最能体现王安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一想法的条例。

最大的劣势则是条例没有考虑人心，太过于理想主义了。

地方政府的各种奇葩操作，朝廷也不管，任由那帮人要么为了政绩，要么为了私利，肆意妄为，由百姓买单。

最后的结果是朝廷确实变得有钱了，熙宁、元丰年间每年靠青苗法可以为朝廷增加三百万贯左右的收入，但这些钱实质上是靠加大剥削带来的，与王安石最初的设想相距甚远。

现在摆在苏过面前的，就是这样的一道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