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下放户闹回城（1/1）

云南知青闹成了知青大返城，江苏这边的下放户也坐不下去了。

吴甜甜的父亲吴得胜从秘密渠道得到通知，他要代表三角圩公社下放户去南京聚集。

江苏的下放有两拨。

第一拨是干部下放，都是有干部编制的，有知识分子，有普通干部，也有高级干部，还有演员，画家。有的是夫妻双双下放，有的只是其中一方。时间大概是从68年底到70年初，分批进行。这批下放干部都是带工资下放，在小地方生活品质没有下降多少，日子过得和周围人比，真是好到天上去了。只是干部全家下放和去干校不一样。江苏省府大院在句容，南大在溧阳，南工、南气在金湖，都有自己的干校农场，大家轮着去，吃住劳动批斗全在一起，一年半载就回来了。下放户到了下乡，除了干部本人，工人、居民和全家的孩子老人的南京户口都被吊销，到生产队和农民一同分粮，和插队知青一样。当年知青下放，后来有政策一家一个。下放户却全家成了插队知青。

吴得胜的下放就属于这第一拨。吴得胜带着全家从苏州下放到祖籍地三角圩公社青春大队之前是苏州的大学教授兼校级干部，是以干部身份带着国家户口与工资下放的，但妻儿老小就都被吊销了苏州城市户口，落户到青春大队，都成了农村户口的人。

第二拨就是全家下放，有工人，也有老师。好像各单位都有。他们就没有工资了，生活非常困苦。

而在这两拨以前，则还有六十年代初的全国性精减下放，更加面广量大。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国家明确规定：这次精减的主要对象，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以来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包括临时工、合同工、学徒和正式工），使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当然，在完成精减计划的前提下，新职工中已经成为企业生产中的骨干和技术能手的，也可以不减。

一九五七年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职工，确是自愿要求回乡的，也可以准许离职回乡。

原先就是城市居民的职工，不论新老，一般的都不精减。但是，某些一九五八年以来参加工作的新职工，如其因为家务需要或者其他原因，确实自愿回家，回家之后生活又有保障的，也可以准许离职回家；某些一九五七年以前参加工作的老职工，如其因为年老体弱，自愿退休或退职的，也可以准许退休或退职。

对于老弱残疾人员，不能采取甩包袱的态度，必须有了妥善的安置办法之后，才可以处理。

（一）这次精减的职工，都按照离职处理，一律不用带工资下放的办法。

（二）一九五八年以来参加工作的新职工被精减时，除了发给他们当月的工资以外（当月工资的发法：工作不满半个月的，发给半个月的工资；工作超过半个月的，发给全月的工资），另按照以下标准发给生产补助费：（1）临时工和合同工：工作在半年以上不满二年的，发给半个月的本人标准工资；工作在二年以上不满三年的，发给一个月的本人标准工资；工作在三年以上的，发给一个半月的本人标准工资。工作不满半年的不享受生产补助费的待遇。

（2）正式职工和学徒：工作不满一年的发给一个月的本人标准工资（学徒为生活补贴）；工作在一年以上不满二年的，发给一个半月的本人标准工资；工作在二年以上不满三年的，发给两个月的本人标准工资；工作在三年以上的，发给两个半月的本人标准工资。

（三）精减一九五七年以前参加工作的职工，按照退休、退职办法处理。

（四）职工本人及其随行的供养亲属回乡所需的车旅费及途中伙食补助费，由原工作单位按照现行规定的标准发给。

（五）上述生产补助费和车旅费、途中伙食补助费，由各单位开支后，列入财务决算报销，国家财政不另拨专款。少数亏损企业没有钱开支这笔费用的，可以暂向银行贷款垫支，然后由财政上照数归还给银行。

（六）职工本人及其随行的供养亲属回乡的时候，原工作单位和当地管理户口的部门、粮食部门，应该帮助他们办好转移户口和粮食关系的证明，并且按照以下标准发给他们回乡后一个月的口粮：原来粮食定量在三十斤以内的，按照原定量发给；原定量超过三十斤的，按照三十斤发给。另外，回乡途中需用的粮票，也根据上述标准按照旅途天数计算加发。对重灾区、缺粮区和回乡职工过多的社、队，各地可酌情多发给一部分口粮，但供应时间，最迟不能超过今年九月底。

对于精减回乡的职工，必须充分做好政治动员，要肯定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讲清目前形势和党的政策，使他们树立回乡生产发展农业光荣的思想。并且要向他们讲明，将-来-经-济-建设事业发展，需要从农村抽调劳动力时，他们可以被优先录用。对于回乡的职工，城乡两方面都必须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认真安排，负责到底。职工一回到家乡，当地党的组织和社、队干部就应该热情地、积极地帮助他们安家生产。回乡后第二个月起的口粮要安排落实，当地安排有困难的时候应该立即报告上级处理。住房有困难的要给解决住房问题。过去没有分给自留地的要立即按照规定分给。同时帮助他们解决在小农具、自留地的种子以至生活用具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各地商业部门对此应有准备，有些小农具可以从城里带回去一点）。总之，应该切实负责安排好他们的生产和生活。

一年后的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国家又以国务院的名义下发了《关于精减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进一步明确：精减下来的职工，主要地应当安置到农村.凡是来自农村、能够回乡的，都应当说服他们回到本乡的生产队中去参加农业生产；如果本乡是灾区或者因为回乡职工过多而无法安置的时候，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专、县三级统筹，将他们安置到非灾区和回乡职工较少的生产队中去.一些原来就生长在城里的职工，凡是愿下乡落户的，可以安置到有亲朋照顾的生产队去，或者有组织地安置一批到条件较好的生产队去，或者由干部带头率领一批到缺乏劳动力的公社（地多人少地区、需要劳动力的市郊蔬菜区等）去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

一般的说，这最大多数的被精简下来的职工一直没有被当成下放户对待，习惯所说的下放户其实包括三种人。其一为下放干部，下去前是国家干部，下去后仍然带薪（拿原来的工资）。虽然是全家下放，但在物质生活上是有保障的，甚至相当富裕。知识青年，高中或初中毕业后就下乡了，本人无工资，但父母在城里，因此经济上有后援有接济。第二类下放户下放前是城市里的工人阶层或无业人员，下去后没了工资，和当地农民一样靠挣工分吃饭。种田并不是他们的所长，又要养活一家（也是全家下去），其状况可想而知。还有一种下放人员为押送回乡的地主富农，政治地位虽低贱，但由于回到本乡本土，乡里乡亲的，日子也还过得去。

知青大回城的同时，江苏南京成千上万的“下放户”也闹着要回城了。这能够闹起来的下放户，自然是下放干部和原本是城市里的工人阶层或无业人员，地主富农与早年的精减职工是没有这个胆量的。他们坐公交车不给钱，售票员问他们为什么不给钱？他们理直气壮的说：“我姓‘下’！”南京街头巷尾都搭的是棚子，里面住着“下放户”。这就是“特殊时期”搞下放留下的后遗症，在“特殊时期”结束后集中爆发了。

糟糕的是“下放户”在火车站堵火车，凡是去北京的火车上，他们都刷上了大标语，他们要把事闹大，要闹到全国去。为此，上边发了[14]号文件，免去了江苏省委排名第三的直接责任人吴大胜的职务，因为他一如当年主抓深挖五一六分子一样走极端，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吴甜甜的父亲吴得胜与这个吴大胜姓名接近，在参与下放户南京聚集期间受到不少误会误解，多少有点“人到坟前亏姓秦”的感觉，加上他看出来这次聚集都是在谈原籍南京的下放户回城问题，与他这个苏州人并无直接关联，而且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谦谦君子，也反感这种过火的运动式的利益诉求，所以就悄悄退出了南京下放户大聚集，回到他自己的下放地三角圩公社青春大队，静待事情的最终结果，因为他又懂得，南京籍下放户回城问题的解决其实就是全省各个大市下放户回城问题的解决，一点突破，必定全盘解决。

后来，江苏省府派出了省委顾问徐一山出面与下放户代表谈判。

南京火车站前的广场坐满了“下放户”。他们中的“核心人物”就坐镇在那里指挥着全市“下放户”们“闹事”。省委顾问徐一山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进去，几个“核心人物”听说徐一山是代表省委来谈判的，气不打一处来，一把抓住徐一山的衣领，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暴打，打得这个矮个子老头鼻子和嘴巴都出了血。这些闹回城的下放户核心人物们以为徐一山被打后应该知难而退，会灰溜溜地逃走，谁知矮个子老头儿站起来，整整被扯皱的衣服，从容地问他们：

“打完了吗？”

几个下放户核心人物阴阳怪气地回答道：

“打完了！”

徐一山坦然地说：

“那好，我们开始谈吧！”

在场所有的“下放户”全愣住了，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矮个子老头儿会是这样坚强的人。跟去的工作人员也都惊呆了，他们也没有想到省委顾问徐一山能如此不计个人恩怨，如此以大局为重，会有如此胸襟与气度。

接下来，徐一山和“下放户”核心代表们的谈判就进行得很顺利了，他圆满完成了省委交给的任务，受到国家最高层的表扬，也得到了江苏省委的重用。后来江苏省委有关“下放户”回城政策的制订工作和回城后的安置工作，都是经由他一手抓的。

江苏省“下放户”回城政策是让1968年开始的两拨下放户全部回城，而对六十年代初的全国性精减下放涉及的1958年以前本来就绝大多数是农村户口的下放人员，就没有再安排回城，只是制定了了生活困难补助办法。这个生活困难补助办法一九八四年还被列入国家《关于印发十三个地区解决六十年代初期精简职工遗留问题的政策规定资料的通知》，向全国推广：“一九八二年二月第三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对带普遍性的遗留问题曾建议各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有计划、有步骤地研究解决，能解决哪些问题就积极主动地解决哪些问题。不少地区根据上述精神（个别地区在会前就有规定）和地方财力的可能，对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期间被精简的一九五七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老职工规定了生活困难补助办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些地区精简职工的生活困难问题。现把十三个地区的有关规定的资料发给你们，仅供研究问题时作内部参考，不要对外宣传。

江苏省的规定：一九五七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目前无正常收入的精简老职工，可以按月发给生活补助费，其标准：农业户口的每人每月补助十二元，城镇居民户口的每人每月补助十五元。

已经在社、镇以上单位从事亦工亦农劳动的精简老职工，一般不要辞退，也不发给生活补助费。对因年老体弱不能劳动确需辞退的，应经主管部门批准，按现行退休、退职规定办理，不另发生活补助费。其中不符合办理退休、退职的精简老职工，辞退以后的生活补助费，可按上述办法发给。

县属集体单位精简的老职工，可以参照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的政策精神，根据本单位的经济情况，量力而行，适当补助。”

保卫大队没有安置过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期间被精简的下放人员，只接纳过一九六八年以后的两拨下放户，如同青春大队下放户吴甜甜一家一样，这两拨下放户都一次性地顺利回城去了。

到这个时候，在保卫大队这片土地上的知青和下放户，也就是原来的外来城里人，全部都拔根回城了。

城市户口是城里人的胎里带，正如农业户口是刘巧英这样的农村女孩的胎里带，朱洪武扫地各归原位，应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只是刘巧英并不知道，江苏还有更多的集镇下放户回城问题解决得很不彻底，后遗症更大，到一九八五年再次形成热点。

“下放户真可怜，没有工作、没有田，每人筹了五块钱，来找省长顾秀莲”。淮安平桥镇回城下放户带了头，全省各地集镇回城下放户跟着上，引起各个方面高度重视，一九八七年最终彻底解决了城镇下放户回城的遗留问题。

根据《平桥史话》记载，事情的全部原委是这样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平桥集镇下放安置户一千多人口落实户粮政策，这是平桥镇历史上发生的大事件。事件前期上访惊动省政府，后期落实深得民心。前前后后充分体现了各级党和政府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思想和理念。

镇党委原秘书喻闻忠回忆：“记得1987年10月24日，淮阴市第一个农村合作基金会在平桥成立。淮阴市深化改革实践小组杨朝荣、胡道军等8人食宿在平桥供销社招待所。当时镇上居民在忙着户口农转非。10月16日，我在他们那里闲谈中得知，去年省里出台户粮政策，给城镇下放户恢复非农业户口，平桥人是有功劳的。1985年秋，平桥以及大丰、沭阳、宿迁等地下放户上访起了推动作用。”

事情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平桥镇上居民基本都是定量户口。在计划经济时代，定量户口是区别居民与农民的身份、生活待遇、乃至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其维持生活的一个主要来源和基本保障。可是，集镇上的居民经过1962年、1969年两次下放，落实下放户回城政策后陆续回到镇上的人家都很穷。

1985年6月15日，淮安县召开了关于粮价调整的会议。这对平桥集镇上的人来说，除定量、定销、统销三种粮价外，又有了一种比例价供应粮，生活更加困难，人们议论纷纷。1984年11月，因交不起“三项提留”款有人到省政府上访，信访局说下放户不该交，回来后乡里减免了每人口72元上交款，说明上面领导不知道平桥人的实际困难。政府落实下放回收政策以后，原来被下放的居民陆续返回集镇，但是由于他们没田没地，没行没业，只吃统销粮，生活难以维持。因此，在那样的情境之下，“群访”事件便相继发生了。他们曾先后多次组织相关人员到平桥镇、淮安县两级政府集体上访。

1985年6月19日，下放安置户人员20多人到县政府上访。25日，70多人再次上访。于是，淮安县委特派副县长戴国祥，成立由民政、公安、信访等相关领导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平桥，坐镇处理下放户上访问题。在此期间，时任平桥镇党委书记，为了调处上访，本是直抒肺腑之言，反而激起上访人员的逆反心理。事态的发展越发严重，又引起淮阴地委的重视。淮阴地委随即又派来3人工作组，以进一步加强调处力量。工作组一方面继续做上访群众的疏导工作，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防范到省城上访。卢兆健当年担任平桥村支部书记，被指令带领村组干部，配合县、镇干部挨门逐户做思想工作。

然而到10月24日，有人给省政府发电报，次日早晨100多人乘坐公共汽车到达省政府。他们诉说“下放户真可怜，没有工作、没有田，每人筹了五块钱，来找省长顾秀莲”。第二天省政府办公厅有人出来接待，并安排登记名单的116人晚上住宿。为解待上访，省信访处长曾多次出面、召集上访人员代表进行调解劝阻。为了控制局势，由省公安厅长亲自出面，在省政府大院内站着，语重心长地与全体上访人员进行面对面地对话和沟通，仍无效果。此时，又有两人趁乱悄悄地脱身，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准备到国家信访局上访，旋即被省政府派人从北京带回。

第三天中午，顾秀莲省长手拿碗筷到省机关食堂排队打饭。她似乎有备而来，当见到我们淮安工作组的同志在饭堂就餐时，便端着打好的饭菜与我们同桌而坐，一边吃饭，一边了解这次群众上访的相关情况。对于淮安工作组的全体同志，为劝阻这次群众集体上访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地工作，她首先加以肯定并表示亲切地慰问。在此基础上，顾省长作出两条指示：一是希望淮安县委进一步继续认真做好这次上访人员的思想说服教育工作，动员其迅速返乡，以免妨碍省政府的正常工作。如果再这样继续闹下去，就难怪省政府采取不礼貌措施了；二是要求恢复定量户口问题，必须有个过程。据统计全省曾经下放过的人数不下百万之众，必须有待统筹考虑，等条件成熟逐步解决。顾顾省长这两条指示，要求明确，措施得体，可谓情真意切，对继续做上访人员的调解劝阻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10月31日，经过说服动员，由县里安排2辆大客车接送上方人员回家，同时免费发给每人1份牛奶、面包。另有2位烈士的遗孀，因年老体弱，省政府特地用轿车将其送至南京长江大桥北桥头，转而上了大客车，最终由我们淮安工作组负责护送，直至安全到达平桥。

接着淮安县委接江苏省委指示，对平桥下放户的实际生活困难情况，做好深入细致做好深入细致地调查摸底工作，排查出生活确有困难，特别是病灾户、特困户的名单，并及时调拨粮钱油煤，以解燃眉之急，并派调查组继续调查。1985年12月9日调查组辞别。后来得知，江苏省、淮阴市政府已就落实下放户的“户粮”政策开始调研。

令人欣慰的是时隔不久，终于为下放户全面恢复了定量户口。平桥全体下放户，无不为之感到欢欣鼓舞，他们眉开眼笑，奔走相告，甚至有人流下激动的泪水。打那时起，平桥居民重操旧业，恢复了商业、饮食业、服装业以及各种手工业等传统老行当。后来，平桥镇党委、政府又为民办实事，通过创建烟草市场和农贸市场，安排了不少定量户口的居民就业还有不少青年人在招工中，被安排进县城工作。至此，时间延续了半年之久的下放户集体上访事件，终于人性化地得以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