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大学食堂台阶上的骨灰盒（1/1）

知青大回城的那年秋学期，刘胜龙回到瓢城师范专科学校，碰上的一件事让他心惊肉跳了许多日子。

事情大概持续了十多天。

这十多天，每日三餐，瓢城师范专科学校大饭堂大门前台阶最高处的右侧，都会准时出现一个深蓝色的长方体骨灰盒，骨灰盒上四周围着黑纱，骨灰盒正面的黑纱上缀着一个惨白的纸花，对着通往大饭堂的水泥大道，而这水泥大道的另一头，则是瓢城师范专科学校的正大门。

瓢城师范专科学校的正大门外边，只有一片三米左右宽的水泥场地，场地之上，就是南北走向的204国道。

在瓢城师范专科学校这条东西向的中心大道的两旁，由外往里，分布着教学楼区和宿舍楼区，学校的办公楼区和运动场区，则在大饭堂南侧还要拐过几幢女生宿舍楼的大东南。

那个时候的师范院校，学生的伙食都是国家整包的，学生吃饭不要钱之外，还按月发放一点零花钱，供理发、洗澡等之用，家庭困难的学生，经过集体评定，每学期另有困难补助费可拿。

那个时候，农村学生进了大学门，就已经是标准的城里人，户口迁入大学的集体户口簿，享受城市居民的全部供给，毕业之后工作由国家统一分配，真正成了国家的人。

瓢城师范专科学校大饭堂对学生按时定人定桌供应一日三餐，八人固定一桌，菜、咸甚至连汤都已经装好放在了餐桌上，学生只要带上入学之初学校发给自己的搪瓷钵子装饭或者盛粥，拿上自己的汤匙就可以吃饭了。

每次吃饭，尽管有两千多人，但瓢城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同时涌进大饭堂，也差不多能几乎同时吃好离开大饭堂。

那十多天，瓢城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进出大饭堂，都少不了要在那个台阶最高处的骨灰盒附近停下匆匆的脚步，听几句一个坐在骨灰盒旁边的中年农村妇女的哀哀诉说，看几眼那个中年妇女怀里抱着的玻璃镜框装着的她女儿的遗照。

最初的几天，那个中年农村妇女在瓢城师范专科学校学生一日三餐的时段里，都是从“苦命的女儿啊，他们又都过来吃饭了，你也来吸几口热气吧”的三声令人肝肠寸断的喊叫后开始她的嚎哭的。

这个时候，总是许多女生最先围了上去，听那中年农村妇女断断续续的哭诉，给她擦眼泪，拉她起身，劝她不要哭坏了身体，实在劝不了了，就留下一碗饭或者几个馒头，红着眼睛，怏怏地散开，各自回宿舍楼去。

学校里也几次三番地派人到这台阶上做那中年农村妇女的思想工作，让她尽早回家去。

学校附近的公-安-部-门似乎也来过几批人，但了解了情况后，每次都是既没有带走那中年农村妇女和台阶上的骨灰盒，也没有从学校里带出去任何一个学生。

那个中年农村妇女每次都是等学校大饭堂里学生全部走尽，才会捧起骨灰盒，一路踩着水泥大道上的簌簌落叶，龋龋独行，走向瓢城师范专科学校大门之外去。

看来她是在瓢城的什么地方住了下来，下决心到瓢城师范专科学校来打持久战的。

刘胜龙这样的从农村里考上大学的男生，是不用像女生那样围上去问长问短的，他们心里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关心是谁碰上了这么倒霉的事情。

他们即使还没有和他们本乡本土的农村姑娘结婚，起码也差不多都有一个本乡本土的农村姑娘对象了。

自从考上了大学，他们都多多少少地盘算过要做当代陈世美的心思。

自己拿到了国家户口，如果还再拖着一个农村户口的老婆，那就等于自己的大学是白考了。

他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似乎还都理直气壮：

“建国初期，那些进城不久的干部们忙着换老婆，不是也说不蹬了自家的糟糠之妻的乡下老婆，就是白干革命了的吗！”

他们最终差不多都会做当代陈世美的，他们只是在等待能够把他们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的最佳时机。

在全校女生一致声讨当代陈世美的声浪之中，刘胜龙这样的从农村里考上大学的男生弄清楚了学校大饭堂台阶上那个骨灰盒的来龙去脉。

那是七八届大专数学六班的一名男生，才读大学一年，就在暑假里找人去同大队的农村对象家退了亲，只是赔偿了人家当初订婚花费的酒水钱，至于流行的青春损失费什么的，则一分也没有给。

那个农村对象还是这个男生的高中同班同学，他们还是高中毕业前自己好上的。

那个农村姑娘受不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又气又羞，又恨又怨，一万个想不开，就在为生产队棉花大田喷药水的时候，偷偷喝了公家一斤装的满瓶敌敌畏农药，躺在棉花行子里，口吐白沫中死去了。

大家都知道她是因为被大学生退婚而自杀的，而不是做工之中中毒身亡，生产队没有任何责任，不作任何赔偿。

那农村女孩的家人抬着女孩的尸体要到大学生家里去闹事，被当地派出所一顿教育：婚姻自由，结婚了也可以离婚，何况他们还只是处对象？既然是自杀，就与那大学生家没有关系了，要是上人家门上闹事，就是犯法，犯法了，就会依法办事！

那农村女孩的家人只能等学校里开了学，带上女孩的骨灰盒到大学里来讨说法了。

当然有许多人认为那农村女孩为这当代陈世美轻身不值得，为她白白搭上了一条如花似玉的性命惋惜。

但刘胜龙们想到的却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大专数学六班的那名男生操之过急了，而且退婚的处理方法也过于生硬不人道，免不了要遭受社会一致的道德谴责，这极坏的社会影响弄不好还会惹火烧身。

刘胜龙们想得是对的，瓢城师范专科学校最终以“道德败坏，影响恶劣”开除了大专数学六班的那名男生的学籍。

瓢城师范专科学校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就商请那个中年农村妇女老家的当地派出所，让他们来人把中年农村妇女和她女儿的骨灰盒带了回去。

韦仁富读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给刘巧英来过一封信，信上除了简单的叙旧问好之外，主要是了解吴甜甜回城后的近况，顺便问刘巧英能不能帮他找到吴甜甜在苏州的新地址。

从韦仁富的来信看，吴甜甜在淮南纱厂做挡纱工的时候，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书信往来，只是到吴甜甜随同她的家人回到苏州后，他们之间才失去了联系。

韦仁富知道，吴甜甜与刘巧英在读高中的时候是最要好的同学，高中毕业之后，她们一直保持联系，要想打听吴甜甜的事，非刘巧英莫属。

刘巧英理解，考上大学的韦仁富自以为跳龙门拿到了国家户口，就可以与城里人吴甜甜名正言顺地交往了，但回城后的吴甜甜正好要忙着去圆她少女时代的梦想，未必会把韦仁富这个农村大学生同学当回事儿，否则也不至于在书信往来之中，吴甜甜竟然没有一个字对刘巧英提起过韦仁富了。

韦仁富来信的根本目的是要刘巧英提供吴甜甜在苏州的新地址，吴甜甜也没有要求过刘巧英为她的苏州新地址对谁保密。

刘巧英看不到他们之间有什么发展前景，但总不好由她来浇灭韦仁富最新燃起的熊熊烈火。

刘巧英给韦仁富回了信。

在给韦仁富提供吴甜甜到苏州的新地址的时候，刘巧英对韦仁富转述了她哥哥刘胜龙大学大饭堂台阶上骨灰盒的故事，提醒老同学小心处理好自家“童养媳”的事，毕竟农村人考上大学脱胎换骨不是轻而易举的。

当然刘巧英也叙说了自己两次高考的事，叙说了她家的变故和她的近况，甚至还叙说到了他哥哥刘胜龙的种种纠结。

大学里大饭堂台阶上骨灰盒的事让刘胜龙心惊肉跳了好长一段时间。

刘胜龙与金银秀的婚姻，虽然说谁也不能保证他们能一直维持下去，但如果没有刘胜龙1977年恢复高考就考上了大学，其危机起码不会来得这么快。

当然，刘胜龙与金银秀这样的农村婚姻，只要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起了坏心，瓦解就是迟早的事了。

即使刘胜龙没有考上大学，已经民办教师的他也总有一天会转为公办教师，户口自然也转成国家户口，金银秀的赤脚医生后来也有机会考成正式医生，去乡镇甚至县城医院上班。

就是他们以后都辞职打工或者搞私企，也有可能因一方发达了而分道扬镳。

尽管他们婚姻的起点也一样是温馨甚至是浪漫的，但似乎他们的婚姻与知青半家户的婚姻命运相同，生来就是为着牺牲的。

刘胜龙与金银秀的结婚蜜月曾经在保卫大队乃至三角圩各大队被传笑谈。

结婚三日，刘胜龙与金银秀到岳父大队革委会主任金一品家回门，林桂芬把女儿金银秀拉进房间询问刘胜龙对她怎么样，金银秀告诉母亲一切都好，就是几个晚上了，他们还是都分睡一张大床的两头。林桂芬忍不住就找来刘胜龙问道：“你们都不睡一头，怎么做夫妻啊？”

刘胜龙红着脸争辩说：“急什么嘛，日子长着呢。”

婚后一个月了，大队妇女主任带他们去公社卫生院检查，落实计划生育措施，准备为金银秀装环，未曾想到的是，金银秀的妇科检查的结论是她仍然为原始包装，不能放环。

大队妇女主任和公社卫生院的护士医生们都笑问刘胜龙这一个月到底忙什么了，刘胜龙只是尴尬地笑着，直到被逼急了，才冒了一句话：“她反正是我的人了，你们管得着吗！”

赤脚医生的金银秀当然什么都懂，但她那个时候并不急于要孩子，她还想自由自在地过几年没有拖累的日子，所以从来都没有指导过刘胜龙，更没有主动亲近过刘胜龙。

等到金银秀想怀孕的时候，就已经晚了。

考上了大学之后，轮到刘胜龙不想要孩子了。

刘胜龙明确告诉金银秀：他有一个农村老婆已经够了，再也不能加上一个农村儿子或者农村女儿。

所以，刘胜龙与金银秀结婚都五六年了，竟然还没有生出一个法定的独生子或者独生女来。

刘巧英给韦仁富回信没有过多久，保卫大队的农科队解散了，因为要搞分田到户大包干。

刘巧英回到生产队参加了分田活动，帮助会计登记整理相关资料。

“不换思想就换人”，是那个时候最有力量的口号。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是那个时候最有号召力的顺口溜。

但普通社员并不害怕被“换人”，反正是农村户口，面朝黄土背朝天，换成城市户口求之不得，总没有谁能够把他们换到月亮上去。

所以，在保卫大队党支部作出要各个生产队分田到户大包干的决定公布之初，社员们竟然消极应对甚至闹起了情绪。毕竟多少年来，一直深入贯彻以集体利益为重的观念，社员们习惯了集体大生产，甚至大队里各个生产队里也有干部不理解，好不容易把地从地主手里夺过来，种得合了片，集体大生产多少有了些起色，又要退回去单干，这不是搞倒退吗？他们害怕“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五三年”。

毕竟，保卫大队所在的三角圩地处里下河地区，是旱涝保收的平原水乡，不是穷山恶水，自从走上集体化道路，即使三年灾害那样的困难时期，也没有让一个家庭、一个人真正断炊过，他们这里的集体资产已经是相当可观了。

单是保卫三队，当时就有一个电灌站，三台打水机船，三台手扶拖拉机，一台东方红大拖拉机，一个机米磨面的机电站，一家豆腐房，一个养了上白头猪的养猪场，十多条耕牛，更有成片的桑田、梨园、桃园、瓜果蔬菜园和草鱼塘，收割用的机械配套齐全，牛舍、猪舍、仓库、会议室、办公用房，房屋也有百十间，集体责任制搞的有模有样，大型财产，小型物资，社员们都当宝贝一样守护着。

但大队要求限时完成搞分田到户大包干的任务。全大队统一采取包干到户的形式：各承包户向国家交纳农业税，交售合同定购产品以及向集体上交公积金、公益金等公共提留。其余产品全部归社员自己所有。

干部会、队委会、社员代表会、全体社员会……保卫三队那段时间没少开会。开会就是传达上级分地精神、宣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群众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大会小会至少开了二十来多次。

社员们都被拖疲惫了，精神也被拖得麻木了：分就分吧，反正人家能过我也能过。

田地的好坏，距离各家各户的远近，公共资产的处置，又都成了问题。

总算决定了以抓阄的方式来进行分地，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接下来就是核实人口，对所有耕地核实地亩，按照往年耕地的收成将地分成好中差三个等级，按照好地1亩折1亩，中等地1.1亩折1亩，差地1.2亩折1亩，将全部耕地分田到户，本着“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人口分口粮田，劳力再分责任田。

桑树、梨树、桃树都连根刨除，瓜果蔬菜也起藤让地，鱼塘放水取鱼分鱼，猪场杀几头肥猪分肉，其余的卖了分现金。

到正式丈量土地分田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跟着竹竿走，轮到哪家就忙着插桩标地界，真正热闹非凡。

其实，保卫三队这一次并没有分得彻底，大中型农机就没有分成，还由生产队统一管理，为承包户提供服务。电灌站、机电站也只是规范了承包制，仍然为集体所有，那些几乎腾空了的百余间集体用房也还挂在集体的账上。就连生产队队部的几十亩大场也只是让靠近的人家先当菜地用着。

要把这些都彻底化公为私，还得假以时日，而至于它们将来如何被哪些人如何占有了去的，则就不是刘巧英还能说得清楚的了，因为这些剩余集体财产的最终处置，再也没有公开进行过。

刘巧英家这一次在自家原有的自留地基础之上，又分得了六亩田地，因为好中差搭配，六田地又被分在三个不同的大框里。

除了这六田地，刘巧英家还分到了一把大扫帚，一个大巴斗，一架喷雾式药水机，一根大竹杠，外加五分之一头牛。

这么一点地绝对不能让一家四口过上好日子。

刘巧英决定也去社办工厂找工做，上班之余帮母亲陆萍芝打理自家的责任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