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严峻的新挑战（1/1）

乾隆的前半生，基本上是进取和向上的，因此成功是他前半生的主色调。然而中国有句古话，月盈则亏，盛极必衰。出现全盛之势后，大清王朝也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挑战。

那么，大清王朝出现哪些新问题呢？让我们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中的一件事讲起。

我们说，乾隆即位之初，励精图治，聚精会神处理国务，没有功夫游山玩水。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天下基本大治，乾隆才开始效仿他的祖父康熙，进行了第一次南巡，六年之后，他又进行了第二次南巡。

乾隆南巡，离开北京，走到了山东。有一个退休官员，叫彭家屏，从河南老家跑到山东来迎驾。皇帝巡视的路上，各地官员要积极迎驾，到路上去迎接皇上，表示自己对皇上有“犬马依恋之忱”，就是对皇帝很有感情。这个彭家屏，就是河南夏邑人，康熙六十年（1721年）的进士，后来在官场上一直做到江苏布政使，因为皇帝不喜欢他，前两年告老还乡了。这一次听说皇帝南巡，他特意从河南风尘仆仆赶到山东。那时候从河南到山东，可不是坐两三个小时动车的事，要在路上走好几天。

为了见皇帝一面，在路上奔波了好几天，乾隆很感动，说明人家对我这个皇帝，有感情，所以还是接见了他。一见面，乾隆就问，你们河南，庄稼长得好不好啊？老百姓生活得怎么样啊？乾隆见了每个地方官，都习惯这样问问当地的情况。

彭家屏一听，赶紧往前跪爬半步，说皇上啊，您可问着了，我这次正想跟您汇报这个事呢。我老家夏邑，去年受了灾了，发了大水，庄稼都淹了，一点收成没有。老百姓吃不上饭啊，流离失所，到处要饭。可是，河南巡抚图勒炳阿成天向皇帝报喜不报忧，不向皇帝报告灾情，也不积极救灾。彭家屏说，皇上，图勒炳阿这个人，当巡抚不合格，您哪应该罢他的官！

听了彭家屏的话，乾隆一愣，我们在前面说过，乾隆即位后，一直很重视百姓的疾苦，特别重视救灾这件事。乾隆最痛恨的就是敢于向他隐瞒灾情的官员。所以听说有人向他隐瞒了河南的灾情，他很重视。

但是乾隆对彭家屏的话，也是将信将疑，为什么呢？第一，图勒炳阿是旗人，因为精明强干，会办事，所以乾隆提拔他做了河南巡抚，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省长，乾隆是特別赏识图勒炳阿这个人的。他认为图勒炳阿不至于这么明目张胆地欺骗自己。第二，乾隆是一个非常强调纲纪，也就是纪律的人。那么按照朝廷的纲纪，返乡的官员，应该安分守己，不能干预地方公事。那么彭家屏以一个退休官员的身份，告自己老家的现任巡抚，让乾隆替换巡抚，是违反纲纪的。第三，我们刚说过，乾隆不喜欢彭家屏。为什么不喜欢呢？我们说过，乾隆最痛恨的是大臣们搞朋党，而彭家屏当官的时候呢，就有很深的朋党习气。早在雍正年间，他就积极投靠雍正的宠臣李卫，我们看过《雍正王朝》这部电视剧的朋友，都会知道李卫这个人，攻击李卫的对头鄂尔泰，所以乾隆对他的印象很不好。正是因为乾隆讨厌他这一点，所以前两年，还没到年龄，就让他提前退休了。

因此听到彭家屏状告图勒炳阿，乾隆的第一反应是怀疑彭家屏和图勒炳阿这两个人有个人恩怨，所以彭家屏想找机会搞掉自己的敌人。所以乾隆当时做了一个决定，先查明真相再说。乾隆命令彭家屏回到河南，会同图勒炳阿一起，到河南西部去实地查勘灾情，共同向他汇报。

那么，有人可能问，你让图勒炳阿自己去查勘河南的灾情，能得到真实的情况吗？别急，这只是明的一手，与此同时，还有暗的一手。乾隆采取了一个极为秘密的措施。他把自己身边的一个非常信得过的人，叫观音保，叫了过来。这个人的官职是步军统领衙门的员外郎，相当于今天北京卫戍区高级军事参谋。乾隆对他说，我交给你一个秘密任务，你啊，回去赶紧化一下装，化成什么呢？戴上瓜皮小帽，装成一个商人，你到河南夏邑去一趟，看看那到底灾情如何。

这个措施，典型地反映了乾隆的行政风格。乾隆这个人，太精明，心眼太多了。他虽然很欣赏图勒炳阿，但是也不是百分之百地信任。所以才采取了暗访这种方式。

安排完了，乾隆继续上路南巡。这第二次南巡，乾隆到了苏州、杭州和南京，玩得非常尽兴。这次南巡，乾隆发现，江苏浙江这些地方，比六年前第一次南巡，经济更加发达，百姓生活更富庶，天下已经呈现极盛之势，所以乾隆皇帝心情非常好。在回程的路上，四月初七日，乾隆走到了江苏与山东交界，一个叫涧头集的地方。乾隆望着大轿外边烂漫的春色，诗兴大发，打算做上一首诗。我们知道，乾隆是中国历史上产量最高的诗人，一有时间就想做首诗。

就在这个时候，噶噔，大轿一下子撂地下了。乾隆伸出头一看，前面护兵似乎和什么人在那争执起来了。

原来御路上，跪着两个破衣烂衫、瘦得皮包骨的老头儿。

传统时代，皇帝出行，是有着极为森严的规矩和排场的。一般情况下，皇帝想从哪走，提前一年就会修出一条御路，这条御路，要垫着新鲜的黄土，用碾子压得如同打谷场一样光滑。这条路呢只能踏上皇帝一个人的足迹，连给他抬轿的轿夫，都只能走在两侧的辅路上。谁要是不小心踏上御路，那就是犯了大不敬之罪。所以以前没出现过普通老百姓突然闯到御路上来的情况。因此乾隆非常惊讶，赶紧让侍卫把这两人带到轿前。

两老头哆哆嗦嗦跪在乾隆面前，乾隆问，你们，怎么回事？两老头说，我们啊，是河南夏邑，就是河南西部的一个县的人，我们来找您，是因为我们那地儿遭了水灾了，灾荒非常厉害，老百姓吃不上饭，实在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们才来找您反映情况，请您救救我们啊。

乾隆一听，眉头紧锁，这才又想起彭家屏向他反映的事。因为在南方一路玩得很高兴，乾隆已经把派人查访这个事就放到脑后了。听这两个老头这样一说，乾隆才想起来，哦，对，这个事还没处理呢。我们前面不是说，乾隆派人去暗访了吗？虽然观音保暗访还没回来，但是一看这两个灾民这个皮包骨头的样子，可见灾情不轻。看来，彭家屏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这个图勒炳阿确实是个报喜不报忧的官，得好好处理一下。

不过乾隆没有马上下旨意，因为既然已经派人暗访了，那么还是先等等，等观音保回来，再决定如何处理，不在这一两天。乾隆命人把两个老头当成证人带着一起北上。不料两天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意外事件。四月九日，乾隆一行走到山东邹县的时候，突然路边又冒出一个人，来拦御轿。乾隆一看，这个人，同样是衣衫褴褛，同样是一口河南口音。一问，又是河南夏邑人，叫刘元德，也是来反映灾情的。

乾隆这下子，停到这，不往前走了。

为什么不走了呢，是不是决心在这把这件事处理掉呢？不是。乾隆想到了另外一层的事。

乾隆这个人，我们说过，心思非常细，也非常多疑。他想，彭家屏刚刚返回夏邑去调查灾情不久，就出现了连续两起河南夏邑人来拦御轿。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当时从河南西部，跑到山东，好几百公里，起码要走上十天半个月，一路上吃喝住宿，得相当一笔路费。一个灾民，手里哪来的钱？背后，说不定有人支持和策划。乾隆从二十五岁登基，历经了种种复杂的政治事件，所以他思维方式，越来越习惯于把任何事都看成阴谋，所以乾隆怀疑，这很有可能不是一起普通的老百姓自发反映情况的事，而是由返乡大臣彭家屏在背后策划，让这些普通百姓不断出面，试图扳倒河南巡抚图勒炳阿的一起政治阴谋。

要真是这样，那可是大清政治中一个非常危险的苗头。为什么？这是以下犯上，严重破坏纲纪的行为，如果开了这样一个头，别的省也效法这种方式来驱赶地方官，地方上还能有宁日吗？

所以乾隆下令，立刻审问这三个灾民，查查背后有没有主使的人，主使的人是不是彭家屏。

在严刑拷打之下，审讯有了结果。头两个来反映情况灾民，没收到什么资助，也与彭家屏没有任何关系，是自己一路要饭走到山东的。而第二起拦轿的灾民刘元德则交代，他来山东，确实有人给拿了路费。不过给钱的不是彭家屏，而是夏邑县的一个秀才段昌绪和一位武生刘东震，这两个人共同资助的。这两个人鼓励他去找皇帝反映情况，他们想扳倒的倒不是巡抚图勒炳阿，图勒炳阿离他们太远，他们要告的是当地县太爷，县邑知县孙默，这个人不好好救灾，全县人都很痛恨他。段昌绪和刘东震对刘元德说，咱们把这样的坏官赶走，是造福全县的大好事。

审问结果报上来，乾隆一看，果然部分被他猜对了，确实是有人在背后组织这个事。乾隆判断，夏邑可能确实有点灾情，因为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自古以来本来就多灾多难。不过这次水灾应该不会太严重，所以图勒炳阿才没有向自己汇报。但是有些不安分的人却借着这点灾情，试图扳倒朝廷命官，这还了得？所以乾隆决心好好处理一下这件事，对这些老百姓来一个杀一儆百。

就在这个时候，到河南暗访的那个官员观音保，回来了。

观音保这个人是乾隆最信任的亲信之一。他对乾隆特别忠诚，办事特别周密。所以听到他回来，乾隆赶紧让他进屋。

几十天不见，观音保的模样乾隆简直都认不出来了，瘦了一大圈，浑身上下都是尘土。

观音保抢步上前，给乾隆请了个安，说：“皇上，夏邑之灾，并非寻常水灾，而是百年不遇的大灾！”

观音保汇报说，夏邑遭灾已经连续两年了，由于多年重灾，县城里遍地都是乞丐，城门外到处都是尸体。全县物价奇高，只有人价极低，满大街都是卖儿卖女的。为了证明自己的调查结果，观音保还特意在灾区买了两个孩子。

“哦？还买了两个孩子？花了多少钱？”乾隆问。

“四百八十文。”

那时的四百八十文约合现在多少钱呢？九十六元人民币，就是说一个孩子四十八块钱，这个钱，今天也就买两个猪蹄。乾隆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四百八十文？两个孩子加在一起吗？”

观音保说，“对啊”，说着，从身上掏出一张纸，呈给乾隆，乾隆接过来一看，是一张卖身契，价钱写得清清楚楚。

乾隆看完了，脸色沉了下来，半天没有言语。看来，彭家屏和三个老百姓反映的情况是千真万确，夏邑县的县令孙默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确实胆大妄为，欺君罔上。水灾重到如此程度，图勒炳阿居然对他一字未提，漠视民命，罪不可绾（wǎn）。

那么在正常情况下，乾隆会马上降旨，把孙默和图勒炳阿夺官罢职，投入监狱。但是乾隆暂时并没有这样做。乾隆坐在那沉吟良久，半天说不出话。这是为什么呢？

单纯从这个案子来说，处理起来很简单。但是乾隆是一个政治家，是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他处理每一个问题，都要从全国大局这个角度来考虑。把孙默和图勒炳阿罢官很容易，但是乾隆担心，这样的话，会形成一个不好的示范效应。什么示范效应呢？就是几个普通老百姓，一找皇帝反映情况，就把堂堂的一省巡抚给扳倒了。这个事如果传开，各地都来效法，怎么办？此时虽当盛世极峰，但是乾隆心里清楚，国家发展中已经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特别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后，大清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动荡，以下犯上的事层出不穷，所以他必须谨慎地处理这件事，避免为动荡局势火上浇油。

那么，为什么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后，大清社会出现了动荡呢？

我们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左右，大清登上了盛世极峰。然而，事情总是有正反两面，极盛中，酝酿着衰落的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人口压力。人口迅速增长，是清朝盛世的最主要表现，但也是后来衰落的最直接的原因。人口的增长是几何式的，乾隆朝人口，后期比初期翻了一倍，达到将近三个亿，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从来没出现过的。但是，粮食产量的增长却是有极限的，在传统农业生产条件下，粮食增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我们在前面讲过一个数据，乾隆朝的粮食总产量，创了历史之最，达到二千多亿斤，这个数字是汉朝的五倍，唐朝的三倍，非常厉害。但是与此同时，清代的人均粮食产量，却滑到了历史最低值。历代人均粮食产量是多少呢，秦汉是985斤，隋唐是988斤，宋代是1457斤，明代是1192斤，而乾隆年间是多少呢，780斤。（吴宾《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口太多了，再高的总产量一平均就没了。

所以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后，大清王朝出现的主要矛盾，就是人多地少，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因为人多地少，地主就不断提高地租。乾隆初年，四川泸州的一块耕地，每年向地主交租是多少呢？八石五斗。仅仅过了四年，地主就把地租提高到了二十四石，四年翻了将近三倍。湖北黄冈的一块耕地，原本收租三石，两年后，租价就上升到了六石，两年翻了两倍。（郭成康《乾隆皇帝全传》）

这样，就出现很多问题，比如地租太高，佃户交不起，怎么办？就拒绝交租。那地主也不干啊，于是就不可避免出现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是非常普遍的，所以民间就出现了什么铁尺会、乌龙会等等会，佃户们加入这些会，联合起来跟地主斗争。比如乾隆十八年（1753年），福建邵武的佃农杜正祈等人“结无赖子数十人，屡与田主构难。人给一铁尺，号铁尺会”（《清高宗实录》）。就是说，他们几十个人，组成了一个铁尺会，入会的人，每人发一把铁尺，表示一起行动，不交地租。各地这些会，越来越多。

事情还不止于此。因为底层农民越来越穷，所以虽然乾隆经常减免租税，普免钱粮，我们说乾隆一朝一共五次普免全国钱粮，但事实上，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交不起国家的赋税。乾隆十二年（1747年），河南罗山县的农民，因为交不起赋税，“刁徒七八百人挟有草束，前来公行叫喊，奉旨不完钱粮，不许差役催追旧欠”（郭成康《乾隆皇帝全传》）。就是说，这个县里七八百个穷人一起，一人手拿一束干草，跑到县衙里，把草扔在地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你们收皇粮收得太多，我们交不上，我们不种地了，让地里长草吧！这种事，很多省都出现过。

这些现象，在乾隆中期是越来越多。应该说，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因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冲突日益增多，这一方面当然是坏事，从另一方面看，却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难得的契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方很多国家的近代化，就是在人口压力和社会冲突中这样发展起来的。比如1381年，英国历史上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当时英国也是因为人多地少，大量的农民离开家乡外出打工。但是雇主拼命压低工资，打工农民的收入多年不能增长，就起来闹事，英国国会就颁布了一个《劳工立法》，禁止劳动者通过闹事的方式涨工资。这下农民不干了，所以1381年，农民在泥瓦匠瓦特·泰勒的带领下开始起义，他们拿着砍刀、木棍，到处袭击庄园和官邸。虽然起义最后被镇压，但是这次起义却基本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国王理查二世向农民们低头，取消了《劳工立法》，打工农民的工资水平大幅增长。这就推动了更多农民离开土地，从而推动了英国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所以事实上，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导致的社会冲突，正是推动欧洲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主要动力。

因此，人多地少，对乾隆来说，既是问题，也是机会。他正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第一，从经济上，开放采矿业、工商业、外贸业、发展服务业，吸纳大量劳动力，促进经济升级换代。第二，在社会上，允许农民通过一定方式组织起来，与地主协商租价，让地主不能过度剥削，这样，既促进了社会自治的发展，又可以限制贫富分化，稳定清朝的统治。

但是，乾隆皇帝却完全没有这样的思维。

我们说过，乾隆这个人，特别聪明，在中国皇帝里算得上特别雄才大略。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他虽然身处中国从古代向近代的转折期，但是他的思维方式完全是传统的，受的教育完全是传统的。我们说过，乾隆的政治经验和智慧，完全来自传统史书。他采取的所有治理手段，都是古已有之。就是说，他的思维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所以面对社会动荡的苗头，乾隆采取了两手措施。第一手，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乾隆想尽了一切办法，减免税赋、推广良种，大量兴修水利，鼓励农民开荒。把传统农业的生产潜力挖掘到最大。第二手，传统型政治思维，决定了乾隆对民间社会的动荡，只能采取一种方式，那就是强力压制的方式，从严控制。我们说乾隆爱民，爱的是“良民”，对于那些所谓不守本分敢于闹事的“刁民”，乾隆是视如仇敌的。面对各地风起云涌的动荡事件，乾隆的态度就是一个，坚决压制。乾隆规定，严禁民间聚众闹事，如果闹事的人多至四十人以上，那么“不分首从，即行正法”，所有的人，一律处死。为什么呢？这是为了防微杜渐，防止事情变得更不可收拾，变成对王朝的严重威胁。所以他一再告诫地方官员，必须在“群情汹涌之初”，“擒首恶以儆余凶”。（《清高宗实录》）就是在事情一露头的时候，就狠狠打击，绝不能手软。这是乾隆的一贯思维。

比如乾隆六年（1741年），户部宝泉局——宝泉就是铜钱，宝泉局也就相当于今天国家印钞厂——出了一件事。当时厂内两千多名工人，因反对工头剋扣他们工资，一起停炉罢工，不再铸钱了。乾隆一听，马上要求大臣们严厉镇压。他怕大臣们不敢动手，下旨说：“此等刁民，即枪伤一二何妨。”（《清高宗实录》）就是说，对这样的刁民，可以打死一两个，没有什么大的妨碍。

乾隆十三年（1748年），苏州发生了一次灾荒，米商们把大米囤起来卖高价，粮价大涨，老百姓买不起。于是，有一个叫顾尧年的读书人，就率领着很多老百姓，来到官府请愿，请求地方官采取措施来控制粮价。为了表示自己对朝廷的恭顺，顾尧年还特意“自缚双臂”，让人用绳子把自己的双臂捆起来，跪到大堂上为百姓请愿，说明自己完全是朝廷的顺民，没有他意。乾隆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因为参与这件事的老百姓很多，乾隆非常害怕。他说：“因近日聚众之案甚多，特命刑部定议，立即正法。”（《清高宗实录》）也就是说，最近，聚众之案很多，这个苗头不好，一定要严厉镇压。因此他命令苏州的地方官，把顾尧年等几个为首的人，杖毙于大堂之上，就是在公堂之上活活打死。乾隆处理这类事情的一贯方针，就是枪打出头鸟，带头闹事的人，不管有理没理，一定要从严处理。

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二次南巡路上有人指使灾民拦御轿这件事，在乾隆眼中，就成了对大清统治的严重威胁。有组织地试图扳倒朝廷命官，这样的事绝不能鼓励。但是河南夏邑确实有大灾，地方官确实隐瞒灾情，救灾不力，必须得到应有的处理。怎么把握这个度呢？乾隆为了难了。

经过左思右想，乾隆最后做出了这样一个决断：

第一，严肃处理地方官。图勒炳阿和知县孙默都革职，等待进一步审讯处理，以儆戒其他敢于隐瞒灾情的官员。

第二，反映情况的人也得到处分。彭家屏被立刻勒令回家，以后不得干预公务。拦御轿的刘元德以及背后资助他的段昌绪、刘东震三人，交给山东巡抚从严审办，继续审查背后有没有其他主使，对他们要严肃处理。

乾隆这么做，是对两边各打五十大板，谁都不放过。完事，乾隆还下了一道意味深长的谕旨给河南老百姓：

传谕各百姓等，巡抚、知县之罢斥，乃朕遣人密加访察，自为整饬官方起见，初不因彭家屏之奏，亦不因一二刁民之遮道呈诉也。若因此遂致增长刁风，挟制官长，则是自干罪戾，不能承受国家惠养之恩矣。（《清高宗实录》）

意思是说，要告诉天下老百姓，这起案子的处理，是因为我洞察一切，为了整顿官纪主动派人暗访发现的，并不是因为彭家屏的奏报，也不是因为“一二刁民”来拦轿反映情况。如果以后谁效仿这几个“刁民”，以下犯上，随便告官，那么必然要受到朝廷的严惩。

这道谕旨再次反映了乾隆一生坚持的政治原则，是权操于上，不可下移。绝对不能以下犯上。所以乾隆在谕旨中接下来又如此告诫百姓：

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讦（jié）其父母，朕岂肯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辟如祖父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清高宗实录》）

就是说，州县官员是民之父母，过去都说父母官嘛，那么这样一比，皇帝自然是老百姓的祖父了。祖父当然是疼爱孙子的，但是也不能溺爱，要讲究方式方法。如果遇到孙子和自己的父母做对，明智的祖父会怎么做呢？显然，他绝对不会助长培养孙子以下犯上的恶习。所以，孙子跑到祖父面前来告发自己的父母，即使有理，祖父也不能明确表态支持。

因此，普通老百姓作为孙子辈，即使受了父母的委屈，也只能含冤忍受，相信英明的祖父有一天发现父母的错误加以惩治。而不应该主动跑到祖父面前，来说父母的不是。

所以，乾隆决定要把“孙子”就是这几个老百姓，交给自己的“儿子”处理。因此他才把跑到山东拦轿的刘元德以及背后主使的段昌绪、刘东震交给地方官审办。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十分明白怎么处理这几个“孙子”，才能使他们记住下次不要再以下犯上。

果然不出乾隆所料，他的“儿子”赈灾不行，但是处理“孙子”造反，却十分能干。刘元德被乾隆交给山东巡抚之后，山东巡抚当即发文给夏邑，命夏邑县立刻把出钱资助刘元德的秀才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抓起来，递解到山东。

这个时候，革职的命令还没有从省里传下来，孙默还是夏邑县令，但是他已经知道自己的乌纱马上就要掉了，因此他非常清楚如何办理这个案子，才能挽回自己的命运。山东巡抚命他抓人，但是他不光是抓了人，还亲自带领人马，前往秀才段昌绪家，对段家来了一次彻底的大抄家。他命令属下把段家所有带字的东西，所有书籍和文章，片纸不留，一律带回来让他细细检查。

为什么抓了人还要抄家呢？因为孙默非常清楚，乾隆皇帝对于批评朝廷的言论非常重视。这些秀才们爱舞文弄墨，平时一定会写些日记文章之类，而这些文章之内保不齐会有一两句对朝廷的牢骚怨望之语。如果找到一两句他们咒骂朝廷的证据，那么这个案子的性质就变了，皇帝的注意力也会被转移，自己很可能就会脱身。

果不其然，衙役们在段昌绪的卧室之中搜出了几页很不寻常的文书，什么文书呢？吴三桂起兵反清时的檄文抄本。我们知道，吴三桂是清初的三藩之一，在八十年前的康熙年间，起兵造反，发布了反清的檄文，这篇檄文内容当然是痛骂清朝的统治，在当时广为流传。那么，这么多年后，你段家仍然保留这样的文章，这不是大逆是什么？

孙默如获至宝，飞马把这一“成果”汇报给图勒炳阿。图勒炳阿一看也大喜过望，又添油加醋了一番，说这事涉嫌谋反，十分严重，然后以八百里加急的文件报给乾隆皇帝。

乾隆对此非常重视。一方面，他对任何政治上的反清苗头都视如大敌；另一方面，在前些天对夏邑事件各打五十大板后，他已经感觉十分不妥。因为各地密报已经传上来，说普通百姓扳倒巡抚这件事像长了翅膀一样，已经传遍了大清各省，成了全国各地街谈巷议的头条新闻，甚至有不少地方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准备要进京告状。

乾隆皇帝于是断然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夏邑县知县孙默以及图勒炳阿能侦破这样的反清大案，“尚属能办事之员”。立了大功，不必革职，仍留原任。

第二，命图勒炳阿彻查这个大案，特别是要查清这个檄文到底从哪里抄来，背后有没有其他情由。乾隆在上谕中还莫名其妙说了这么一句：“命图勒炳阿前往彭家屏家查抄，以查彭家是否亦藏此道伪檄。”显然，乾隆皇帝仍然怀疑彭家屏与此案有关，即使无关，他也一定要将他特别讨厌的那个已经还乡又干预公事的二品大员彭家屏牵连进这个案子中，狠狠处理一下，才算罢休。果然，审查结果证明，彭家屏虽然没有吴三桂伪檄，但是却存着几本明末野史，比如《潞河纪闻》《日本乞师记》《豫变纪略》等等。这些野史都是什么内容呢？记载的都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各地反清斗争的情况。在乾隆看来，这些内容对清朝统治都是非常有害的。

乾隆对这个结果基本满意，他认为证据已经够了，可以定案了，于是决定，把私藏吴三桂反清檄文的段昌绪“从宽”斩立决。对于彭家屏，乾隆以其私藏逆书之罪，“从宽赐令自尽”，让他自杀了。

不光让彭家屏自尽了，对于彭家屏的财产，乾隆也不放过。彭家屏家里有几千亩土地，对这些土地，乾隆皇帝的处理手法十分出奇，他命令地方官，把这几千亩土地全部分给夏邑的贫民。乾隆的意思显然是，既然你愿为贫民出头，那么就把你的土地分给他们，了了你的心愿吧！估计这样一处理，以后就再没有人敢向彭家屏学习，随便扰乱社会秩序了。

那么，通过以上处理，乾隆对底层百姓闹事展示了自己强硬的一手。如果仅此一手，我们说，乾隆是一个非常不讲理的皇帝。不过，乾隆毕竟是乾隆，他还有另外一手。不久之后，乾隆又使出了他柔软的一手。他命令，夏邑县历年所欠的农业税一律免除，乾隆还派人深入这个县，调查此地连续多年遭遇水灾，到底是什么原因，准备通过兴修水利的方式加以根治。在整个事情处理完后，他又把图勒炳阿调进北京，体面地解除了他的巡抚之职。夏邑县令孙默最后仍然被革职了，以为其他官员之诫。

这就是乾隆皇帝处理地方矛盾的一贯方式，那就是，既处理带头闹事者，最后又会全力解决百姓实际问题，以防百姓造反。

那么彭家屏的这个案子，在历史上，一般都被归为“文字狱”，称为“彭家屏私藏野史案”。确实，乾隆皇帝处理他以及段昌绪等秀才，表面上的理由，都是他们收藏“反清”文件和书籍。但是实际上，这并不是乾隆制造这起大案的主要动机。乾隆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主要动机，是打击敢于带头闹事的人，对日益动荡的底层社会，不断强化控制。这其实是他的危机意识的一个表现。在乾隆中期，还有很多人像彭家屏那样，受到乾隆相当离奇的处理，由此形成了乾隆中期的许多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