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乾隆朝的离奇案件（1/1）

乾故隆中期，产生了许多离奇的、我们今人的思维很难理解的案子，这些案子都是冤案，而且都是乾隆皇帝一手制造的冤案。我们前面说过，乾隆性格中有很善良的一面，但是这些冤案，反映的却是乾隆性格的另一面。

我们先来讲第一个案子。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月的一个早晨，广西布政使，也就是主管一省财政的副省级官员朱椿，他前两天连着好几天，忙着全省的财务核算，累坏了。今天正好忙完了，给自己放一天假，想到桂林城外，去转一下，散散心。他坐着轿子，刚刚出了胡同，突然路边抢出来一个老者，六十多岁，身穿长衫，须发花白，看上去像是个读书人，颤巍巍地跪在路边，手中高举一册文书。朱椿一看，看来这是又遇到一位告状的。哎呀，真是扫兴，想给自己放个假都不行！

有告状的就得审理啊，于是他命令随从把老头手里的那册文书拿过来，坐在轿子里一看，哦，原来不是告状的。文书封面上，写着两个字，“策书”，什么意思，是一份政策建言书。建了什么言呢？朱椿打开一看，只见里面，端楷正书，字写得很漂亮。有四条建议，哪四条呢？一、请朝廷进一步减免钱粮，减轻底层人民负担；二、建议各地添设义仓，就是慈善机构，来救济贫民；三、禁止种烟，以多打粮食；四、裁减寺僧，就是控制和尚数量，来减轻社会负担。

朱椿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发现这篇文章，层次清楚，逻辑严密，是一份十分认真的政策建议书。而且和一般老百姓上的建言书不同，这份报告里面还有许多定量分析。比如建议禁止种烟，建言书中详细分析了种烟的成本，说：“今种烟之家，十居其半。大家种烟一二万株，小家亦不减三千。每万株费人工十或七八，灰粪二三百担……”就是说，如今广西，有一半农民家里种烟。多的种一万多株，少的也有三千。那么每一万株烟，就需要十个人工，需要肥料二三百担，数字非常详细。可见他写这篇建言书，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一个老人关心家国的拳拳之情，跃然纸上。

那么，看到这份建言书，布政使朱椿是什么反应呢？是不是非常感动，把这个老人叫进府中，和他把酒畅谈呢？不是。

看完了这份建言书，只见朱椿脸红头涨，神色大变，命令身边的几个随从：“立刻把老头拿住捆上，绝对不许逃脱！”

朱椿顾不上再旅什么游，立刻转轿回府，升了大堂，把老头带过来细细审问。老头一看布政使大人不但没有把他待为上宾，热情款待，反而疾言厉色，如临大敌，老头一时搞不懂什么状况，跪在地上，原原本本从头道来。原来这老头名叫吴英，是广西平南县人，读了一辈子书，只考上了一个秀才。如今六十多岁了，身体多病，眼看着来日无多，不甘心一肚子才华，就这样埋没了，便想着把自己对朝廷和皇帝的忠爱之情，化为这一纸策书，献给官府，这样能对社会有所贡献，也算不负到人世来了一趟吧。这就是他写这个东西的动机。

朱椿把这个事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就命人把老头关进大牢，然后连夜给广西巡抚写了一个汇报。朱椿说，这是一起重大案件。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是一个普通秀才居然胆敢批评朝廷现行的政策，这是不允许的。第二，老头行文中犯了圣讳。原来，这篇策书中有一段话，“圣上遵太后之遗命，命免各省税粮，其德非不弘也，……圣上有万斛之弘恩，贫民不能尽沾其升斗”（《清高宗实录》）。这一段，两次用了皇帝御名“弘历”中的弘字，没有避讳。所以这是一个大案，得从严査处。

那么第二天，这桩案子就转到了广西巡抚姚成烈的衙门了。巡抚会怎么处理这个案子呢？是不是会怪这个布政使小题大做呢？不是。姚成烈一看见这个案子，马上放下手中所有事情，全力处理此案。他派人赶赴吴英老家平南县，抄家捕人，把老吴家搜了个底朝天，把吴英所有直系亲属二十多人都捆到省城，连夜进行审讯，对所有人都动了大刑，当场打残废了两个人。审讯的重点是这份策书后面还有没有其他同谋。

审了好几天，所有人都交代，这份策书确实是吴英“实思献策，冀得功名”，是自己一个人闭门所写，与其他任何人没有关系。

审问清楚了，姚成烈立刻写了一份奏折，向乾隆皇帝汇报了此案。

我们说，广西的这些地方官，把一个给官府写建议书的老人关进大狱，真是非常离奇。那么，案子汇报到北京后，乾隆会如何处理呢？是不是会批评这些地方官员乱抓人呢？

不是。

乾隆皇帝接到奏折后，十分重视，和大学士九卿等人，反复多次认真研究了这桩案件。这一年九月，他做出了如下终审判决：

第一，“秀才吴英生逢圣世，……不知安分，妄递策书……冒犯圣讳”，并且有批评指责朝政之处，因此“殊属丧心病狂，案情重大，未便稍宽”，不能轻判。所以以“大逆”之罪，把他凌迟处死。

第二，吴英的两个儿子吴简才、吴经才，斩立决，立刻砍头。吴英的弟弟吴超，还有侄子吴逢才、吴栋才，斩监候，等到秋后再处决。

第三，吴英的妻子全氏，妾蒙氏，儿媳妇彭氏、马氏，以及他的九个孙子，都发配给功臣之家为奴，世世代代永远做奴隶。（以上均见《清代文字狱档》）

那么大家会不会觉得乾隆的处理太残酷了？太离谱了？在中国古代，布衣上书言事乃是常事。你比如汉代的东方朔曾经上书汉武帝，写了三千根竹简的一篇长文，结果汉武帝很欣赏他，封他当了郎官。唐代的李白，给唐玄宗写了几首诗，成了翰林。另一个唐代大诗人杜甫也曾经向朝廷献过《三大礼赋》，歌功颂德，也想换个官当，不过他没成功。所以在传统社会，一般读书人上书，每个朝代都有。其目的无非两种：一种是出于社会责任心，揭露疾苦，为民请命。另一种是卖弄文笔，逞露才华，希图获得些奖赏。应该说，吴英献策，主要是前一种目的，想让这个王朝发展得更好，没想到却落了个这样一个惨烈的结果。

那么，乾隆皇帝为什么要这么处理吴英呢？难道他真的看不出吴英对大清是一片关爱之心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再看几起类似的案子。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皇帝大驾出京，去拜谒清西陵。天气晴和，一路风景优美，乾隆心情呢也十分舒畅。不料走着走着，出了点意外，御道边上出现了一个长得很瘦削的年轻人，鬼头鬼脑，远远地向着皇帝的大轿方向不停张望。负责巡查的护卫赶紧拿住此人，进行审问。

一审，这个人姓冯名起炎，是山西临汾人，今年三十一岁，也是个秀才。他跑到御道边上，原来是想面见皇帝，献给皇帝一本自己所写的书。书的内容是什么呢？以《易》解《诗》，就是用《易经》的原理来解释《诗经》，一本学术著作，不过乾隆简单翻了一下，发现这本书写得牵强附会，水平很一般。然而这个冯起炎把这本书献给皇帝的动机却很特别，为什么呢？为了爱情。

原来这个冯起炎，家境比较贫寒，所以三十多了，还没娶上老婆，这在古代呢，可是超级大龄青年了。不过呢，他有两个暗恋的对象，哪两个呢？他交代说“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名曰小女，……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名曰小凤，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原来他相中了自己三姨家和五姨家的两位表妹。这两表妹长得都挺漂亮，他都相中了，日思夜想，想把她们俩都娶回家。不过自己一没房子二没地，显然两个姨家不能同意啊？怎么办呢？此人平日酷爱才子佳人之书，乃是一名文学青年，头脑中充满了罗曼蒂克的幻想。他脑筋一个急转拐，想出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呢？给皇帝献书。因为他觉得自己特别有才，说不定皇帝一看到他这本书，就会特别欣赏他，就会召见他，然后他趁机把心中夙愿向皇帝倾诉，皇帝一高兴，就会赐他银冠玉带，命他回家奉旨成婚，那么自己岂不是既完成了爱情梦想，同时又功成名就了吗？

所以在挨了许多板子，要被送进大牢之前，冯起炎还期待着皇帝会可怜他的一片痴情，尝了他的夙愿，所以苦苦哀求审案的官员转告给皇帝一句话。什么话呢？“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就是说，皇帝您派一名干员，骑一匹快马，跑到我老家去，去给我说媒，您一说，那么这个事肯定能成，这事成了，我一辈子心愿也就了了。

想必乾隆皇帝登基四十一年来，还没有遇到这么好玩的事。他看着案卷，止不住地哈哈大笑，笑完了，还让太监把这个案卷在后宫中让妃子们传阅，让大伙一起欢乐一下。笑过之后，乾隆表现出了他在统治中期难得的仁慈。怎么个仁慈法呢？真的派人去给冯秀才说媒吗？当然不是，我们说乾隆仁慈，是他这次开恩，没有按以前的案例，取了冯起炎的脑袋。文学青年冯起炎很幸运地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乾隆决定，以“痴心迷妄”“欲渎圣聪”之罪，“刺字发遣”，把他发配到黑龙江的冰天雪地里，“给披甲人为奴”，给士兵做奴隶，在北大荒里，让他终老了此身。

这是另一个案子，秀才上书，没被砍头，但是被发遣到黑龙江了。如果说冯起炎这个案子，还有点喜剧的成分的话，那么，另一个案子，可就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了。

乾隆十八年（1753年），一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来到山东孔府，怀里揣着一本书，叩开孔府的大门。看门的问，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是浙江人，叫丁文彬，从浙江千里迢迢跑到孔府来认亲。看门的问，认什么亲？这个丁文彬说，前些天上帝临凡，给他托梦，梦里对他说，已经把孔府衍圣公的两个女儿都许配给了他，所以他今天跑来做上门女婿。他说他学富五车，写了许多文章，“皆天命之文，性命之学”，要请衍圣公过目。

孔府家人一看，来人神志恍惚、胡言乱语，显然不是个正常人，就把他送到官府里。山东官员升堂一审，原来这个丁文彬，从小父母双亡，靠哥哥带着长大，家里特别穷，所以已经三十多了，还没能娶上老婆，贫困潦倒，生计无着，因此精神就越来越不正常。他说他经常能听到一个小人，自称是上天神灵，在他耳边说话，说已经命他当了天子，管理天下之人。丁文彬于是就开始琢磨着，怎么开创新朝，怎么当皇帝。他给自己起了几个年号，叫什么“天元”，什么“昭武”，又为自己的新朝设计过一个制钱的图式，叫“太公九府钱”。又写了些什么星象、天命之类的文章，把这些，都收进一本书里，把这本书给官员看，说这就是我写的，你们看我是不是挺有才？我这个制钱的图样，画得是不是挺好看？

山东巡抚杨应琚一看，好嘛，有年号，有钱币图案，要建新朝，这是逆案啊，大案。不过，谁都能看得出这个丁文彬明显是个疯子，这怎么处理呢？所以杨应琚写了封奏折，向皇帝汇报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对丁文彬的精神状态进行了一番合情合理的分析：“臣考察其情形，丁文彬乃是一至贫极贱之人，一旦识得几字，自认身怀奇才异能，无出其右。因而妄想富贵美色，结为幻影，牢不可破。”（《清高宗实录》）就是说，丁文彬因为太穷了，生活太灰暗，太看不到希望了，就逃避到白日梦中去寻找心理满足，就得了妄想症。杨应琚的分析应该说很有道理，很符合现代心理学的补偿原理。杨应琚说，“听其所言，不论何人俱知其妄”。这个人的表情、状态，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他是疯子，不是正常人。而且这个人身体很差，老在监狱里关着也不行，请皇帝指示怎么办。

这个案子汇报到乾隆那，乾隆皇帝一看，也认为此人是个疯子。那么，对这个疯子怎么处理呢？是放了，还是交由家属关起来呢？都不是。乾隆先没说怎么处理，而是先关心起丁文彬的身体状况，他特意发了一道谕旨，问山东巡抚杨应琚，说你说过这个丁文彬身体很差，那么现在怎么样，差到什么程度？还能活多长时间？

杨应琚回复说，丁文彬本来就病病歪歪，被抓起来后，又多次经过严刑拷打，现在已经奄奄一息，可能活不了多久了。

乾隆为什么要关心丁文彬的身体情况呢？是不是大发慈悲，要给他治病呢，或者至少让他提前出狱呢？不是。乾隆发了一道上谕，说我掐指一算，这个案子按正常程序，经三法司会审，再行判决，再传达到山东，先后要一两个月时间。很可能案子还没审完，丁文彬就死在牢里了。要是那样，可绝对不行，那不就便宜了这个逆案的主犯了吗？所以他命令杨应琚，不用审了，立刻将丁文彬当众凌迟处死。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当众凌迟处死，才能发挥丁文彬这个反面典型的作用，让老百姓都认识到想造反的下场。于是乾隆十八年（1753年）六月十四日午时，丁文彬被驾上囚车，押赴法场，在万头攒动中被绑上木桩，接受千刀万剐。在身上的肉一片片被割下来之时，丁文彬口中尚且喃喃有词，希望上天来救他。那么丁文彬被处死，还没完，他的哥哥丁文耀，两个年满十六岁的侄子丁士麟、丁士贤虽然对他想开创新朝这件事完全不知情，也被处以斩监候，秋后处决。另外不满十六岁的两个侄子被发配给功臣家，世代为奴。

应该说，丁文彬这个案子更让我们难以理解。这个案件的档案，让人不禁怀疑疯了的到底是皇帝还是“案犯”。我们说过，乾隆皇帝性格很善良，小时候宫里小猫小狗死了，乾隆都会落泪。当了皇帝之后，有时看到地方上汇报灾情，说老百姓生活多么悲惨，他也会落泪。但是对于统治中期的这些并不严重的案件，他却表现得极其残酷。丁文彬这不是个例。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一朝，类似丁文彬这样的疯子被处死的案件多达二十一起。其中七起案件中，当事者是被凌迟处死的。另外十四起是被从轻处理，不过即使从轻，也基本都是“斩立决”或者“立毙杖下”，就是活活打死。

那么讲了这三个案子，表面上看，让我们都有点糊涂，因为这些案件太超出常情，不合情理，不好理解。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三个案子背后有一些共同的规律。它们有两个共同点。一个当然是都与文字有关，所以被后人列为文字狱；第二个，和以前历代文字狱主角都是上层社会的人不同，这三个案犯，身份都是不得志的民间底层文人，或者说布衣。吴英和冯起炎都是秀才，丁文彬不是秀才，不过也读书识字，还写了很多文章。他们三个，都是奋斗多年，没有在功名路上成功，所以想到了向官府送书献策。所以这三起案子反映出，乾隆通过这些案子，要重点打击的一类人，那就是社会底层失意的文人。

为什么要重点打击这些人呢？这是因为乾隆对历朝历代灭亡的原因，深有研究。我们说乾隆没事就喜欢读历史，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他得出一个结论，社会底层最危险的人物，最容易带领普通老百姓起事的人物，是什么呢？就是“失意文人”。为什么呢？第一，中国传统社会，读书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功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所以这些失意文人欲望特别强烈，一心想要功名富贵。一旦科举不顺，腾达无望，这些已经读了半辈子书的人很难老老实实放下书本去做农民，而一定要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最容易起不轨之心。第二，这些人识文断字，能说会道，很有能力，很容易成为民间起事的带头人。因为你要做成什么大事，一个字不识也困难。所以你看，中国历史上那些大的农民起义，首领大多数是失意的底层文人。比如唐代的黄巢，几次参加科举考试，最后都没考中，愤而起义。后来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也是四次考秀才都没考中，才决定起义的。

那么，乾隆身为大清皇帝要极力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个我们能理解，不过，打击这些普通的文人，关进监狱也就算了，乾隆为什么要采取这样激烈的手段，要杀要剐呢？这是因为，进入乾隆中期之后，虽然经济发展，国力日盛，但是社会矛盾也更加突出，各地出现了好几次造反事件。乾隆十七年（1752年），湖北大别山区就发生了一起聚众谋反事件。有一个叫马朝柱的人，在大别山中以烧炭为名，纠集众人，制造军械，准备起事。这个马朝柱是湖北蕲（qí）春县人，他虽然家境贫穷，但识文断字，自幼胸怀大志，很小时候起，就做着皇帝梦，认为做皇帝，三宫六院，是最爽的事，人活一世，一定要当一回皇帝。怎么当皇帝呢？这个人有点小聪明，他主要就靠装神弄鬼，来骗取大家的信任。他对众人宣称自己十六岁时，曾梦到太白金星降临，指点他到安徽霍山县的护国寺里，去找一个叫杨五和尚的人为师，他千里迢迢找到这个人，和这个绝世高人学得了一身神奇的法术，什么法术呢？可以撒豆成兵，剪纸为马。他成天这么吹，又会变点小魔术什么的，时间长了，还真有一些人崇拜他，拿他当神人。

马朝柱这个人很富于民间智慧，那么为了进一步扩大信众范围呢，马朝柱想出了许多计策。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他偷偷从外地定做了一柄造型很奇特的铜剑，剑身很长，剑上还刻着字，说是天命真人马朝柱，然后悄悄把它藏到一个山洞里，第二天，他召集众人，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神仙赐了自己一把神剑，可以斩妖除魔。这个梦到底灵不灵呢？我们大家找找看！于是他带着众人跑到山里，果然在山洞里找到了这把剑。大家一看，这个人看来是有天命啊，从此更崇拜他了，愿意跟着他做大事。乾隆十五年（1750年），他又对大家宣称，他从上天获得了一把神奇的撑天扇，用这个扇，“能行云雾中，三时可抵西洋。并称西洋不日起事，兴复明朝”（《清高宗实录》）。就是说，他打着这把扇子，三个时辰就能飞到西洋，比今天我们坐波音飞机到欧洲还快，他要联合西洋人，一起复兴明朝。这些装神弄鬼的把戏十分成功，众人纷纷交给他银钱，记名入伙，说将来成事了，大家都有官当。

当然，因为这些骗术太随意太简单，所以戏法也有玩露了的时候。为了奖励一些手下，马朝柱曾派人到外地制作了许多“蟒袍”和“冠带”，分赐自己手下的“官员”，说是西洋之主从空中降下来的。这些“官员”兴冲冲领了“蟒袍”回去仔细一看，这哪是什么上天降下来的，分明是戏班里唱戏用的行头，有的上面还夹着小布条，写着裁缝和戏班的名字。这一失误让马朝柱多年的努力几乎破产。为了挽回影响，马朝柱又宣称西洋之主从云雾中传来诏书，下降到武汉黄鹤楼，给大家都封了官。他派人去武汉，果然从黄鹤楼里取出了百余道诏书，大讲起事后的光辉前景，而且还给每个人都封了具体的官位，这才稳住了人心。

听到这些情节，可能有的人会怀疑，你说的这些可信吗？乾隆时代的老百姓那么好骗吗？我们要说，这些事千真万确。一般来说，我们今天的大部分人当然不会相信这些说法，但是在当时，可不一样。我们历史读多些，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社会底层一些百姓的知识素养和分辨能力，不能估计过高。学者程歗（xiào）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古代“农民属于低度文化、浅层思维的社会群体”（《晚清乡土意识》）。他们比较缺乏理性精神和分析能力，可以轻易相信他们的领袖具有神通，“刀枪不入”“撒豆成兵”，也很容易被一些所谓“心怀不轨”的人所利用，充当炮灰，成为起事的主力。

总之，经过这样长时间的准备，马朝柱已经在全国各地发展了大量信徒，并且已经约同湖北、安徽、河南、四川等地的信徒，设立了四将军、八太宰之类的职位，准备共同起事。不巧消息泄露，地方官率兵人山搜捕，査抄出军械三百余件，制造火药的原料硝磺好几百斤，捕获起义骨干共二百余人。乾隆一看这个汇报，如果不是地方官侥幸事先破获此案，很可能一场规模巨大席卷数省的反清起义一两年后就要掀起。因此不禁出了一身冷汗。那么这还不是孤案，就在马朝柱案侦破后不久，乾隆十八年（1753年），福建又破获一起谋反案，福建漳州的秀才蔡荣祖与道士冯珩（héng）一起，也做皇帝梦，共谋起兵，要建立“大宁国”，同样是因为事机不密而被提前破获。

那么为什么进入乾隆中期，出现了这么多的谋反案呢？这些案件的发生，说明乾隆中期开始，在人口的压力下，社会越来越动荡。

因此，到了乾隆中期以后，如何防止社会动荡，成了乾隆政治思维的新重心。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我们称之为乾隆统治的中期。在这个时期，乾隆的政治思路，就是从各个方面，加强控制，把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更加严厉地看管起来。我们讲他打击朋党，这是从严控制官僚体系。与此同时，制造这些针对底层文人的大案，其实是他加强对底层社会控制的一个表现。

那么有人要问了，乾隆杀一些底层文人，警告其他读书人要安分守己，这多少还能看出一点逻辑关系。但是，他为什么要连疯子都杀呢？一个疯子，对他能有什么真正的威胁呢？

我们应该看到，乾隆这样做，固然是表现出了一个统治者的过度防御，但背后仍然可以看出乾隆的策略考虑。对乾隆来说，杀掉这个疯子，是一种低成本的、省事而高效的处理方法，第一，这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个别心怀不轨者装疯卖傻，逃过法网。第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制造恐怖，恫吓“愚民”，“务必重处，以儆其余”，使那些正常人越发不敢犯法。因此他才会下令将丁文彬当众凌迟。底层民众的几条性命，在他的“政治大局”中是不值什么钱的。

因为以上我们讲的这些案子都与文字有关。所以一般历史学家也把这些案子，统统都称为文字狱。但是显而易见，乾隆朝的文字狱与以前朝代有很大不同。

中国古代以前的文字狱，受处理的主要是士大夫阶层。据郭成康、林铁钧之《清代文字狱》一书统计，康熙、雍正两朝文字之狱大约三十起，其中涉及官绅、名士，也就是上层社会人物的至少二十起，占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而乾隆年间触犯文网者，则多数是下层文人以及普通百姓。在大约一百三十起文字之狱中，下层文人，也就是童生、秀才这些低级功名的获得者，占近四十起，平民百姓占五十多起，二者合计，占乾隆朝文字之狱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这些底层的职业五花八门，其中有什么裱糊店老板、酒店老板、有教书先生、算命先生、江湖郎中，有菜农、裁缝、轿夫，有无业游民、和尚、疯子，等等等等。这个现象，是乾隆以前，任何一个朝代的文字之狱所从未发生过的。这些离奇的案件，反映出乾隆中期之后，他把防范和打击的重心从官僚体系内转向了社会底层。

因此乾隆朝这些离奇案件，在血淋淋的案情背后，反映出的是乾隆皇帝对社会大动荡的恐惧心理。面对人口压力导致的诸种社会问题，他偏执地选择了高压控制这一条对策。他认为，只要把这些犯上作乱的“苗头”一一消灭于萌芽之中，大清王朝就会长治久安，太平万年。而事实证明，乾隆的这一做法治标不治本，不但在他晚年就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而且在乾隆故去五十年后，正是四次科举没能考上秀才的“失意文人”洪秀全，利用“上帝教”起事，沉重打击了大清王朝。

不过身处历史当中的乾隆当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做法其实很荒谬的，他固执地认为，要想长治久安，就只能这么做。我们说乾隆皇帝的性格中并不缺乏善良的一面。雍正帝在遗诏中就特别强调乾隆这个人“秉性仁慈，居心孝友”。雍正甚至一度怀疑乾隆太仁柔，可能缺乏一个传统统治者必需的杀气。但事实证明雍正看错了，乾隆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的本质是一个政治动物。他一生为人行事，一举一动，都是围绕着“建立大清王朝万代永固之基”这个大局出发。为了这个大局，他可以柔如丝，也可以坚如钢，可以最仁慈，也可以最残忍。

那么，采取了这些措施之后，乾隆仍然没有放心。他仍然在日夜提心吊胆寻找自己统治的漏洞。比如，以前提过的彭家屏私藏野史案就反映出，留在民间的那些野史、反清檄文等，还有很多。这些东西，显然不利于大清的统治，那么，怎么办呢？乾隆心中形成了一个可怕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