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七章 孟珙、余玠（1/1）

讲蒙古帝国比较麻烦，因为这个帝国实在太大了，很多事情都是同时发生的或者交叉进行的，但为了叙述的更完整一些，更有条理一些，我只能先集中说一头，等说完了这头再说另一头。请读者受累，要不断的进行一下时空的切换。

其实就在旭烈兀西征的这十多年间，东方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而且这些事情盘根错节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尽管发生的地方彼此距离万里之外。

下面就请读者把时间切换到1257年，把空间从遥远的西亚切换到东方。

按照两个拳头打人的一惯做法，就在旭烈兀西征的同时，蒙古加强了对南宋的征服活动。

与旭烈兀西征军节节胜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蒙古帝国在东方汉地的战果则相对平平。蒙宋双方在从两淮到川蜀，从中原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你来我往，互有胜负。

而尤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给蒙古人带来如此大的麻烦的竟然是两个已死的人。

这两个人，一个叫孟珙，一个叫余玠。

也许对广大读者来说，这两个人比较陌生，笔者认为，这两个人，无论是指挥具体作战还是宏观的战略，都不亚于著名的岳飞和韩世忠，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个曾经的长江防线的总设计师，很少有人记得，看来我们的书本埋没了太多的人。

当蒙哥汗即位，蒙古人与南宋在中原和长江流域展开激烈争夺的时候，这两个人已经病逝了，可他们生前构筑的防御体系却依然发挥着作用，让蒙古人每前进一步，都要费尽周折。

孟珙这个人以前数次提到过，他出身将门，既抵抗过金国，也和蒙古人打过交道。端平元年（1234年）灭金的时候，他攻入了蔡州，还把金朝的金带玉玺连同金哀宗的尸骨带回了杭州。灭金后他被任命为武功郎、权侍卫马军行司职事、建康府都统制，后兼镇北军都统制。他先是在两淮战区呆了一段时间，与蒙古人进行了几年的拉锯战，此后不久他即被任命为京湖制置使兼岳州知府，即京湖战区（荆襄战区）的司令员兼任岳州市的市长。

京湖战场是南宋三个主力战区之一，对抵抗蒙古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宋理宗让孟珙担任这个战区的司令员，我想对宋理宗说两个字：英明。

尽管宋理宗赵昀有的时候很软弱，有的时候很愚蠢，被公认为南宋历史上比较没出息的一个皇帝，但我认为，至少在启用孟珙这件事情上，是非常英明的。

所以皇帝不需要智商多高，多勤劳，整日起五更睡半夜，宵衣旰食，吃糠咽菜，只要把该用的人用对了，就行了。

孟珙刚接到调令，赶紧马不停蹄到了京湖战场。到了这里发现对手不陌生，两个老熟人：塔察儿和张柔。

如果不是战争，他们本来是可以成为好朋友的，想想几年前蔡州城下的兄弟之情，现在却要刀兵相见，颇有点各为其主的沧桑感。

刚到京湖战场的时候，宋军的处境非常不利：其实从1236年开始，蒙军在窝阔台的儿子阔出的指挥下，连续占领了重镇襄阳和樊城。而且蒙古人在襄阳的北部城镇淅川集中了大量的工匠，聚集了大量木材和绳索、钢材等制造船只的材料，准备建造船只渡江攻略江南地区。此外，汉族万户张柔也从史嵩之那里学到了一套本领，即屯田。他组织蒙汉联军和流民在邓州一带开荒种地，囤积了大量的粮草，以备在大军南下时提供军需，给江南的宋军造成极大地压力。

襄阳和樊城，位于汉江中游两岸，互为犄角之势。这两座城“西通秦蜀，南遮湖广，北达中原，东临吴越”，跨连荆豫，控扼南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蒙古人占领了这里，本来应该用心经营。可是令人遗憾的是：阔出占领了这里没多久就去世了。主帅死了，只好由塔察儿和张柔来主持这里的战事。接下来蒙古帝国由于长子西征，战略重心发生了转移，接下来又内讧不断，先后经历了窝阔台汗病逝、乃马真后监国、贵由汗执政、海迷失监国时期，汗廷高层内部忙于内斗，最高统帅部缺乏长远的战略目标，对外的军事行动比较缓慢，尤其到了孟珙主政京湖战场的时期，在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了南宋处于优势，蒙古反而处于劣势的攻守易型的局面。

在战争中，攻击和防守的角色是经常互换的。

由于缺乏长期的战略目标和轻视对占领区的巩固与经营，蒙宋在整个中原和长江北部乱打一气，一些蒙古人原来占领的地方很快又扔弃了。

被扔弃的城镇，就包括襄阳和樊城。

很快蒙古人就将为自己的失算付出惨重代价，他们没有料到：这一漫不经心的放弃必须得用36年才能重新夺回！

费劲巴拉夺来的东西千万不能轻言放弃。

这对孟珙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

孟珙敏锐地发现襄樊的重要性和这里难得的空虚。接到调令的第二天，他即派遣部将张俊星夜疾进，收复郢州、荆门等地，并成功说服一位留守的当地军阀献出樊城投降。接着几路宋军长驱直入襄阳城下，经过几次小规模的战斗，宋军成功占领了襄阳。

在襄阳，孟珙开始以京湖战区为中心，在长江中游着手建立整体性的防御体系。

经过多年的战火，整个襄阳城已是破败不堪，很多城墙毁损严重，设施有待修缮，流民有待安置。孟珙拿下了该城后，立刻加固城墙，亲手绘制工程图，组织军民在荆州附近以沮、漳、汉三条河流为依托，建起堡垒和隘口。

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荆州，国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当倾国争之。若非增兵八万并力备御，虽韩、白复生，无所展巧。”他指出，长江就犹如一条长蛇，杭州相当于龙头，川蜀相当于龙尾，而荆襄则是龙心，要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只要保住龙心这个关键位置，整条龙就活了。从上游的秭归到中游的鄂州，防线漫长，既有渡口，又有关隘，处处防守的话兵力太过分散，容易被人各个击破，因此必须倾全国之力守住荆襄一带。

接下来他开始安置流民和开垦屯田。

所谓流民，是流氓另外一个暧昧点的称呼，就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去工作的市民，及被打散了的散兵游勇，当然也难免混杂着一些好逸恶劳的流氓无产者。这些人漂泊在社会上终归是不稳定因素。

孟珙看到这一点，他把这些流民集中起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让他们种地修城打铁又挖沟，参与劳动，成为有用的人。屯田我们不陌生，就是当兵的自己养活自己，打仗的时候当兵，闲着的时候种地当农民，种菜种粮挑水，养猪养鸡磨豆腐纺棉花，除了自给自足，剩余的粮草还交给国家或者支援其他战区。

其实从史嵩之开始，宋军就在荆襄一带种地开荒，保障军需，就连在联合蒙古灭金的时候带过去的30万石粮草都是从这里带去的，后来由于战火这些农田荒芜了很多。孟珙上任伊始，即从秭归到汉口的广大区域，大兴屯田，调集流民和农夫、工兵修筑堤坝，开沟挖渠，招募农民免费发给种子，一下子屯田十八万八千顷。屯田使得军队的后勤供应得到了充分保障，后来另外一位制置使余玠到四川上任路过襄阳时候，孟珙还慷慨的给了余玠10万石粮草。

对于蒙古人，孟珙奉行的是积极防御策略。

在战争中，除了进攻和防御外，还有一种中间状态，就是积极防御。

说白了就是你来打我的前胸，我可以迎着你对打，也可以绕到旁边打你的腰部或者后脑勺，甚至揪你的头发，让你也知道疼，这叫攻中有防，防中有攻，攻防兼备，交替运用。既不消极等待着别人来打自己，也不一味只知道往前冲，象鸵鸟似的顾脑袋不顾屁股，掌握战场主动权。

襄阳稳定下来后，孟珙命令随州，信阳，襄阳的宋军分路出发，到邓州一带连续袭扰蒙军。所谓袭扰，就是等对方睡觉的时候敲锣打鼓的一阵折腾，当蒙古军睡意惺忪揉着眼睛过来了，宋军早就跑了。等蒙军回去刚躺下，则又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每天晚上都如此折腾，弄得蒙古人筋疲力尽，无法安心打仗，更无心种田。此外宋军还将敌人储存粮草等物资的仓库烧了个一干二净，让蒙古军陷入经常性的恐慌之中。这招在红军反围剿时总结为：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进我退。

同时孟珙派遣得力部将王坚（这个人不简单）偷袭淅川，将蒙古军刚刚搭建起来的造船厂，连同积聚的造船材料一把火全部烧毁，一下将张柔等人刚刚成形的水军化为乌有，使蒙古人渡江的步伐迟滞了10年以上。

王坚以后还会提到，他以善于攻击敌人的心脏位置和中心人物见长。

蒙古人完全没想到，一向被动挨打的宋军居然能搞起积极防御，主动出击，打到了自己的后方基地，经常性把自己的攻势扼杀于萌芽中，加上当时蒙古汗廷内部政权更替频繁，所以在荆襄地界的某些战斗中，宋军逐渐占据了主动权。

从事后的战果上来看，孟珙的眼光无疑是高瞻远瞩的，在他看来：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非甲兵十万，不足分守。好不容易得来的东西一定要认真加以经营和护理，千万不要做“拥有时不知珍惜，失去了才觉可贵”这样的事。他的以襄樊为重心的战略思想取得了良好的效用，在今后几十年内这里都起着桥头堡的作用。

后来襄樊的失守直接导致南宋灭亡，证明了京湖地区对于南方政权的重要性。

时间过了600多年，又有一位牛人也认识到了长江中上游对下游政权的重要意义，这位牛人就是晚清第一重臣曾国藩。

曾国藩刚刚组建湘军的时候，咸丰帝急不可耐的让他进攻太平军的首都金陵，还让朝廷正规军在南京附近组建了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给洪秀全施加压力。在这位皇帝看来，金陵（南京）是匪巢，只要拿下这里，则大清安矣，这里拿不下，则大清危矣，所以他把注意力全都放在金陵。

而曾国藩则不然，他的三角眼紧盯的是另外一个地方：安庆。他认为：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面对朝廷三番五次的催促，他依然我行我素，指挥湘军全力围剿南京上游的重镇安庆，经过不懈努力，占领了这里。

后来的结果是：咸丰所仰仗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很快灰飞烟灭，而他不怎么待见的曾国藩攻占了安庆，率领湘军顺流而下，最终攻占了南京，剿灭了太平天国。正是安庆的陷落，成为太平军由盛而衰的一个节点。

做事情要抓重点，对湘军来说，安庆就是重点，对宋蒙来说，襄樊就是重点。

在孟珙的认真经营下，以襄樊为中心的京湖战区防线日益坚固，可另外一个战区形势却越来越糟：蒙古人眼看着在荆襄地区赚不到什么便宜，干脆把主力调到了西线，寻找突破口，一下子到了四川境内，结果把四川境内的开州、万州先后攻破。宋军急忙屯兵于长江南岸。不料蒙古军也玩了个声东击西，故意先在万州长江北岸列出大批船只，做出了一副强行渡江的姿态，又在上流设下伏兵。次日，蒙古军开始渡江，宋军出动数百艘战船阻拦，正当双方僵持之时，上游伏兵突然乘小船直接杀出，将宋军的船队冲成两截，顿时将宋军水师杀得大败。蒙古军顺势追击到川东重镇夔州，其余蒙古军则从万州渡过长江，沿南岸急速向夔门挺进，宋朝的整个川蜀战区形势岌岌可危。

没有办法，宋理宗紧急下令把孟珙调往四川。

1240年（南宋理宗嘉熙四年）9月，宋廷授孟珙宁武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兼夔州市长，而且让他还继续兼任京湖制置使，身兼两个战区司令员的孟珙压力可想而知，这等于让他统帅了整个宋朝三大战区中的两个。

要说孟司令真不愧是个人才，面对着四川这个烂摊子，他审时度势，下令没有命令绝对不能出城作战，不轻易打浪战，无把握之战。他非常明白绝对不能轻易分兵把守，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区域重点防守，再寻找机会打击敌人。他耐心的搜集和分析情报，判断蒙古军主力可能取道黔州渡江，于是派得力干刘整（这个也很重要）将率2000人驻屯宜昌，以兵千人屯秭归，另拨部分兵力增援秭归重要的隘口万户谷。派其弟孟瑛以精兵5000驻松滋作为预备队，弟孟璋率精兵2000驻守澧州，形成一条环环相扣，遥相呼应的军事防御体系。

由于孟珙部署得当，准备充分，蒙古人连续攻击了几次都无法突破防线，只好撤走了，四川的形势初步安定了下来。

等局势稳定下来后，孟珙把在襄樊的那套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策略搬到了四川，说白了八个字：掘濠，筑城，练兵，屯田，整个四川都忙活起来了。

针对军风涣散的现状，孟珙还整肃了军纪。在讲到第五十四章端平入

洛的时候曾经说过，由于宋初立下的“不杀大臣”的成例，对臣子过于宽容，即便是不战而逃丢失了城池，也只是免掉官职而已，这为一些怕死鬼开了绿灯。以至于大臣们和将领们逃跑、抗旨的的现象屡有发生，形成了很恶劣的风气。为了整肃风气，孟珙悍然处决了一个擅离职守的将领，以儆效尤。

经过整顿，宋军的战斗力得到提升，四川战局也焕然一新。

战术家和战略家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打短工，只关心这顿饭吃啥，是否有啤酒喝，至于下一顿吃啥，到时候再说。而战略家则像是打长工，不光想着这顿，还想着以后的日子。他们一边打着这场仗还想着几千里外的战场，以及这些战场之间的联系，一边打着今天的仗还想着几年以后甚至十几年以后的仗该怎么打。孟珙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指挥了许多具体的战役，但他并非是一个吃上顿不考虑下顿的人，除了自己主管的两个战区外，他根据南宋的地理特点和国内形势提出了“藩篱三层”理论。

按照他的设想，蒙古人进攻南宋，肯定先图中上游，再沿江而下，直捣杭州，所以要想拱卫南宋的安全，需要设立三层防线，第一层设在川东的涪州、万州，第二层设在湘西北的鼎州、澧州，第三层则设在湘西南及广西的桂州一带。全称“藩篱三层”。

时光过去了70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个德国的将军的作战风格与孟珙非常相似，他充分发挥了机动防御的效力，带领德国军队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这就是德国陆军元帅冯·曼施坦因。根据苏军将领的回忆，曼施坦因在撤退的时候给苏军带来的伤亡比进攻的时候还要多。

他们在收缩防线时候在局部依然能处于进攻状态，掌握住战场主动权，给敌方带来巨大的杀伤，所以后来的军事史学家把孟珙和曼施坦因并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的两大“机动防御大师”。孟珙的军事理论直到现在对我们还有很强的参考意义，但由于各种原因，孟珙的名气并不是特别大，远不如南宋初年的岳飞。但他的军事成就丝毫不亚于岳飞、韩世忠等人，可是说，南宋晚期的半壁江山就是孟珙撑起来的。

1246年9月3日，就在蒙宋双方僵持的时候，一个对南宋不利的事情发生了：长江防线的总设计师孟珙病逝了。

临死前，孟珙最后一次进京述职，宋理宗曾经问他，将军身后，谁可任大事。孟珙苦笑一下，无奈的推荐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没有争议，一个极有争议，那个没有争议的人叫余玠，那个极有争议的人叫贾似道。

说完蹒跚而退。

这两个人，很快就会登台。

据说孟珙病逝的当天，江陵城的上空一个大星陨落，声崩如雷，以至于江陵的百姓开始还以为是地震了。

孟珙的去世让宋理宗心痛不已，他中止了朝会三天，追赠孟珙为太师，谥号忠襄公，立庙享祀。宋理宗派人送来了挽联，纪念这位功臣。当地的老百姓主动上街给孟珙的灵柩送行，在缓缓行进的送灵队伍中，在孟珙的灵柩旁，除了亲属外，还随行着两个守灵的人，一个帅哥，一个相貌丑陋。

相貌英俊的那个帅哥叫刘整，其貌不扬的那个叫王坚。

这两个人对南宋和蒙古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他们俩，一个人的影响是正面的，一个人的影响是反面的。

刘整以前出现过，他就是率军守卫宜昌，并成功击退蒙军的那位得力干将。

王坚以前也出现过，就是曾经偷袭淅川，烧毁蒙古军造船厂的那位得力干将。

这两位为孟珙发丧完毕后，将灵柩给了一个另外一身材高大肥胖的人。这个大高个将灵柩送回了孟珙的故乡江西省兴国县，还为孟珙守丧三年，这个人叫李庭芝。

王坚、刘整和李庭芝都是孟珙的弟子，他们在不远的将来走上不同的道路。

再说一下余玠，这个人的生平则要神秘一些，一是他啥时候出生的是个谜，二是他是怎么死的也是个谜。

据说余玠出生在浙江衢州，长大后聪明异常，有过目不忘之才，但他性格有些偏激，锋芒外露。史传这个人“喜功名，好大言”，即说大话，和同学们在一起读书的时候经常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动不动爱抒发“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之类的豪言壮语，经常自比诸葛亮和郭子仪。有一次上着上着课，余玠突然长叹一声：大丈夫怎么能够循规蹈矩着往上混呢（大丈夫安能碌碌依阶以求进耶？），然后毅然将笔一甩，留下目瞪口呆的同学和老师，飘然而去，颇有些班超投笔从戎的架势。

但他的“好大言”可不是光吹牛，而是真抓实干干出来的：我这个人就是为人高调，我有这个本事，有本事你高调一个给我试试！谦虚，这不是我的性格。

余玠确实是个高调而有能力的人。

辍学后，余玠迷茫了一段，有一次他闲逛到集市上，走到一个茶棚，一边喝茶一边又抒发豪言壮志，结果话不投机，和卖茶翁吵了起来。情急之下，余玠站起来，愤然踢翻了茶桌，冲上前将卖茶翁推倒在地，结果这个卖茶翁不经打，当场摔倒在地，死了！于是余玠一下从一个胸怀大志的“卧龙凤雏”变成了一个过失杀人犯，不得已踏上了逃亡的生涯。

他隐姓埋名，带着行李干粮到了白鹿书院，开始向名师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后来辗转投到了两淮战区的赵葵名下当幕僚，当年赵葵端平入洛，他就紧随左右，并在实战中锻炼了自己的本领。后来在赵葵的举荐下当上了淮东制置副使，非常为赵葵所倚重。

在赵葵的幕下，余玠这块金子很快就尽情的发光了。

两淮战区是蒙宋的主战场之一，在这里，余玠崭露头角。有一次他镇守江苏盱眙，蒙将察罕率领蒙古人攻打淮东的滁州，余玠带领士兵驰援滁州。结果还没有走到，就被已经攻占了滁州的蒙古人给包围在半路上了。

余玠不慌不忙，就地扎营，固守据点，蒙古人打了一圈，居然占不到半点便宜，只好撤围。

一险刚过，一险又来：余玠回盱眙的路上得到消息，大本营盱眙已经被蒙古人包围，而城里的绝大部分兵马被余玠带出救援，只留下一些老弱病残，防御极为薄弱，余玠若率众回援，很可能盱眙城已经丢失，自己的军队再次被包围，造成人城两失的后果。但余玠毅然回援，当他走到盱眙城下，发现留守将士正与蒙古人打得不可开交，于是挥师向前，突破了蒙古人的包围圈，进入城中，与城中军并成一股，合力抗击，居然打退了蒙古人，取得了保卫战的胜利。

从这个案例，我们不难发现余玠一个特点，即善于防御。他的盱眙城只有少数兵士留守，竟然抵挡住了数倍于己的蒙古人，主要得益于余玠主持修筑的坚固城防工事。

他每到一地，必先挖沟筑墙，在外围筑一些木削尖的木栅和缆索，布置岗位，他甚至对壕沟的深度和城墙的高度都有严格规定，到了一个地方，先将自己的营盘打造的固若金汤才能休息。鉴于他的善守，蒙古人一提到他就很犯怵，甚至听说他在某个地方呢，干脆绕着走。

1241年（宋理宗淳佑元年），发生了对余玠比较有利的两件事，第一件，赵葵成为新一任丞相。赵葵是余玠的老上司，对这个老部下自然会倾力提拔。有人或许会问，想为国立功，也需要朝中有人吗？是的，没有人赏识和提拔，你想为国捐躯，都没机会。

第二件事，孟珙调到两淮战区，四川空出来了。十一月，孟珙临走前，宋理宗赵昀问他，谁可以接替他自己，孟珙说余玠可以。宋理宗又问旁边的丞相赵葵，赵葵也说余玠可以。

就这样，宋理宗命余玠为兵部侍郎、四川宣谕史，接着又被任命为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负责四川防务，接替上书退休的孟珙。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兼任四川战区司令员、重庆市市长。

接到委任状，余玠动身沿着长江逆流而上。路过荆州，他专程去拜会了前任孟珙，这两个人有些惺惺相惜之感，余玠向孟珙讨教了防务上的一些事情，我相信他们说了很多话，总结起来就是：深挖沟、高筑墙、广积粮。孟珙说完了还慷慨的送给了余玠10万石粮草。

到了四川，余玠在他的前任孟珙的基础之上再次整修了川蜀防线。

四川，最大的地形特点是多山，看到新闻中说，直到今天这里的一些居民还翻山越岭数十里去赶集，可见那里复杂的地貌。这种地形，在和平时期是制约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但在战争时期，却是抵御入侵的有利条件。

我小时候爱玩一种游戏：从山上往下滚石头。看着锅盖大磨盘大的石头呼啸而下，经常把山坡上的的小树拦腰砸断，把巨石击碎（该游戏极具危险性，切勿模仿），我和小伙伴们在山顶欢呼雀跃。试想一下，从山上往下推下一块石头就如此大威力，何况从山上的堡垒里面往外射箭，扔滚木雷石呢，根据势能和动能相互转化的理论，地势高，这就是优势。余玠就充分利用了这个优势，采取依山制骑、以点控面的方略，将四川建成了一个山城防御体系。

在当时的四川防线，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场景：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工地，一位身着布衣的中年人穿着草鞋，满手泥浆漫步在建设工地，来回的量尺寸，搬石块，锯木头，如果不认识的，还以为是个建筑工人，认识的才知道这就是四川战区的最高领导人余玠。

余玠有个特点，就是亲民，喜欢实地考察，而非躲在大帐里看地图，发号施令。其实领导就应该下来接接地气，也活动活动筋骨，别老坐在办公室里面听汇报，无论是从追求真相的角度还是从个人健康角度都是值得做的，实地看到的和听汇报得来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这一天，余玠和往常一样，转悠到了工地的一个木板搭建的临时性办公室，看到两个人正在屋里玩游戏——注意可不是我们当下流行的帝国CS 魔兽世界，而是沙盘游戏。在一个大桌前，桌上摆着微缩的战场模型，星罗棋布着城堡、山川、河流，交通隘口，二人指挥调度，你攻我守，玩的不亦乐乎。余玠自幼就是军事游戏迷，不觉的看呆了，于是悄然进来也加入了游戏的行列，该二人全神贯注玩游戏，居然没有注意到有人进来。

等游戏结束，二人才抬起头，看到了旁边的余玠，惊问何人。旁边的随从介绍这就是四川的父母官。二人伏地便拜，大喊可算见到余大人了。

余玠将二人扶起来，问他们的名字和刚才玩的游戏，很快交谈起来了。

经过交谈，此二人是兄弟俩，土家族，来自贵州，老大叫冉琎，老二叫冉璞，现在一直在兵营效力。这两人在最近几年间做了一件大事：他们穿着草鞋，爬山越岭，风餐露宿，竟然走遍了四川的山山水水，将整个川蜀的地形特点了然于心，还绘出了一张整个西南形势的地图！

这张地图虽然比不上现在的卫星导航地图那么精细和准确，但在800年前的古代，在没有卫星，没有电子设备，没有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只靠着两条腿的努力，靠自己的目视和尺子竟然鼓捣出了如此一张图纸，真是不简单。

余玠早就听到过冉氏兄弟，这次见面，颇有点一见如故的感觉。没想到玩着游戏也能见到领导，得到赏识。可见无论你干什么事，只要做到精通纯熟的地步，也能混碗饭吃。三个人在工地的临时工棚里，干脆来了个现场办公，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进行了一次重庆市委及川蜀战区防务暨军民建设扩大会议。这次会上，冉氏兄弟向余玠提出一个对后世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一个建议：迁城，移民。

迁哪座城？迁到哪里？

合州，迁到钓鱼山。

原来的合州，行政机构驻地在重庆北边，虽然扼守着重庆的北门，但地形太过平坦，缺乏天然障碍，对抗一般的蟊贼土匪绰绰有余，但对付强大的蒙古帝国，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必须将这座城迁走。而位于重庆东边5公里的钓鱼山，虽然海拔只有300米，占地面积不足3平方公里，但却三面环水，南边是涪江，嘉陵江在北边，渠江在东边，只有西边与陆路连接，削壁悬岩，形势极为险峻，易守难攻，不利于蒙古骑兵作战。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堡垒，非常适合做一个未来州政府的所在地。

这就是有心人与无心人的区别：同样是游山玩水，我们玩的时候，大多是纯玩，瞎玩，胡玩，玩过就忘了个一干二净。但冉氏兄弟在游山玩水的时候都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哪个地方适合固守，哪个地方适合出击，那个地方适合存粮，早已胸有成竹了。他们敏锐的看到了钓鱼山这个地方的特殊位置，只等着有人来发现他们，一声令下，立马挽袖子上。

一个人，哪怕有绝高的天分，也得有伯乐来发现，否则他的才华只是烂在肚子里的无用之物，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李白，比如王勃，一生抑郁不得志。

幸运的是，余玠正是冉氏兄弟的伯乐。

余司令当即决定，“你们哥俩听你好了，从现在起，迁城修筑钓鱼山事宜由你们全权负责，可以便宜行事，不必凡事向我通报”。除了口头勉励，他知道还必须给兄弟俩一个名份。余玠即刻动身进京，利用进京述职的机会向朝廷奏陈，要官！请求任命冉琎为合州知州（市长），冉璞为合州通判（副市长）。

我们现在都把“跑官”、“要官”当成不正之风，加以批判，但在当时，为这两人要这个官，跑这个官，我认为，值！

1243年春，南宋都城杭州。

听到余玠的要官请求，宋廷一片哗然。褒贬之声纷至沓来：什么！冉琎，冉璞，哪里来的乡巴佬？口气不小，动不动想当市长，要知道，知州是地方大吏，权高位重，考上状元的立即担任知州的都屈指可数，何况冉氏兄弟连个进士都不是，这对于一向崇尚文治的宋朝来说，断然不行。理由就不用说了，一大堆，什么提拔领导要慎重啦，什么大宋的官制不能越级啦，一介布衣不能入文官序列啦，总之大部分是反对。而赞成的呢，只有余玠和自己的老上司，现任的右丞相赵葵。

于是双方在朝堂之上舍战起来。

眼看着事情快被搅黄了，余玠急了，本身他就是暴脾气，他跺着脚慷慨大喊“四川战区的防务只能依赖钓鱼城，而钓鱼城的的防御只能依赖冉氏兄弟，这里守住了，天下就守住了。守不住，我一个人承担，与诸位无关”。最终，余玠的唾沫淹没了众人，宋理宗又英明了一次，他答应了余玠的要官请求。

我再次向宋理宗伸一次大拇指，危难时刻，就应该破格提拔人才，管他是布衣白身还是当朝状元，只要有真本事，就大胆启用，千万别再固守着逐级循循往上熬的老例。

回到重庆，余玠将官服金印交给冉琎和冉璞的手里，说了一句：钓鱼城的事情，就靠你们两位了。

望着余司令那消瘦的脸庞和期许的眼神，冉琎和冉璞默默的点了点头。

好了，现在蓝图有了，官位也有了，接下来就看冉氏兄弟的执行力了。

什么叫执行力？按照人力资源学的说法，就是利用有限的资源，保质保量达成目标的能力，说白了就是把想法转化成现实的能力。再美好的计划，再宏伟的蓝图，仅仅躺在图纸上睡大觉是没用的，有的人在演讲的时候慷慨激昂唾沫星子横飞，说的头头是道，可一到实际执行却抓瞎，一件事也做不成。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乏新奇的想法，但能够把这些想法变成现实的却很少，就是因为执行力不足。

要建一座山城，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绕着山围一圈城墙，盖几座房子就行了，这是一个麻烦而系统的工程。先不说抵抗外敌，几十万人住进来，要吃喝拉撒，这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你的解决吧：水源要有吧（马谡就是因为把大军扎在山上被司马懿断了水源失败的），粮食得有吧（一旦被围个一年半载，得有充分的粮草固守，端平入洛就是因为粮草缺乏而功败垂成的先例），大夫和药品得有吧（伤员和病号怎么办），厕所得有吧（粪便和生活垃圾堆积多了会带来传染病，需及时处理，印度贫民窟里老是瘟疫流行就是因为厕所不足人们随地大小便），工匠得有吧（作战中毁损的兵器和防御器械随时准备修缮），还有与外界的信息通道也得有吧（胜利或求援的消息需要送出去），……，此外还有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诸多问题，需要及时解决。在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的前提下，才能进行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否则，还没等敌人来攻打，自己早已被困垮了。

此时，冉氏兄弟再次表现出了他们坚决而高效的执行力。他们接到任命，脱下官服直接回到工地，加班加点，在3个月的时间内，组织军民在钓鱼山挖掘了10个蓄水池，开凿了水井92口，建起了粮仓4座，还盖起了数座简易的下水系统和垃圾处理场。

与此同时，钓鱼山的基本建设启动。冉璞制定了详细的搬迁计划，他命令将合州的署衙分批迁入钓鱼山，人员连同档案卷宗及各种办公用品限期迁入，百姓紧随其后，商人和工匠次之，军队最后搬进来。同时从外面屯田基地日夜不息的往钓鱼山运送粮草，牲畜各种器械等，接下来，其他人员也有条不紊的入驻。这些日子，冉氏兄弟日夜不眠，像个监工一样督促着搬迁进度。过了6个月，钓鱼城的基本框架完成，整个合州城基本搬迁完毕，20万军民搬进了这个面积不到3平方公里的新城中，一个新的钓鱼城巍然耸立在重庆的东部，在以后的日子里，还有大量的粮草和军用物资不断充实进来，使这座城成为一个险峻又能长期坚守的要塞。

什么叫执行力，这就叫执行力！

南宋领导高层，很快就会意识到这座要塞的重要性。

除了钓鱼城，冉琎、冉璞又建议余玠，先后进行了一连串的搬迁工程，建造了青居、大获、云顶（均为城名）等10余城，针对宋军兵力分散的现状，将原来的军力重新进行了部署、整合，将郡治迁到山城，将驻守金州（今陕西安康）戍军集中到大获；将沔州守军迁到青居；将利州守军迁到云顶，将兴元守军并于合州钓鱼城。各个城堡依山为垒，据险设防，屯兵储粮，训练士卒，经数年建设，逐步建成以重庆为中心，以堡寨控扼江河、要隘的纵深梯次防御体系。

这大概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也最成功的一次整体拆迁安置工程，堪比当代的三峡移民，这个工程的总设计师余玠，副总设计师冉琎、冉璞。

搬迁停当，余玠开始甩膀子干了。他和孟珙一样，也奉行积极防御的策略，以后几年内，他以钓鱼城为依托，主动出击，袭扰蒙古军。他甚至搞了几次小规模的北伐，一度打到了四川和甘肃边境，还烧毁了大散关的栈道。而蒙古军方面，由于汗廷内部正值乃马真后监国、贵由汗执政、海迷失监国等权力更替时期，缺乏统一指挥，对四川境内的军事行动要么兵败，要么无功而返，尤其对钓鱼城撞了几次也没有撞开，进展十分缓慢，南宋在四川战区的形势一片大好，垂死的南宋王朝，一时又有振作的气象。

可就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余玠的政治生命也到头了。1251年，发生了两件对余玠不利的事情：一是是蒙古帝国的蒙哥继承汗位。二是余玠的老上司赵葵被勒令退休，新任丞相兼枢密使谢方叔上台。

蒙哥继承汗位的事情就不用说了。关于谢方叔这个人，相关史书对其评价不多，有关资料也很少。通过有限的史料我们发现这个人为人谨慎勤勉，才华也很高，上台后与宦官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应该说起到了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中国的官场，自古流传着一个恶习，就是派系斗争，各种势力盘根错节交织在一起，弄得朝局异常复杂，每个人都不由自主的适应勾心斗角的游戏规则。谢方叔也身不由己的被卷入了这场争斗之中。在斗争中，谢方叔逐渐形成了一个政敌，就是赵葵。而偏巧余玠是赵葵的部下，余玠自然就成了谢方叔的敌对一方。

此外，在对外政策上，谢方叔是典型的主和派，而余玠和老后台赵葵则是主战派的代表人物。（请注意，主战未必都是对的，主和派也未必都是奸臣）。因此政见不同又成了促使他们二人走向对立的第二个原因。

最后，余玠性格偏激，容易授人以柄。当时的利州都统王夔桀骜不驯，不停调遣——在南宋朝，抗旨和违抗军令的事情屡屡发生。而余玠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在未经请旨的情况下，竟然借口检阅军队，当场杀掉了王夔，以图震慑住那些不听调遣的官兵。

很显然，余玠这个举动欠妥，毕竟都统也是朝廷命官，你怎么能在没有请旨的情况下擅杀将领呢？

但王夔已经死了，宋理宗鉴于现在四川暂时无人能够替代余玠，也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但总得有人接替王夔的职务吧。

于是一个叫姚世安的副都统没有经过余玠的点头就接任了利州都统职务，可余玠不同意，而且派了自己一个部将前去利州接管兵权，把已经走马上任的姚世安给挤兑走了。

这让姚世安十分郁闷，他对余玠的飞扬跋扈愤愤不平，于是他决定告后者一状。他找到了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叫谢琛，而谢琛则正是当今丞相谢方叔的侄子，于是姚世安通过谢琛将余玠的行为添油加醋的告诉给了谢方叔。

此外，余玠本身不是科甲出身，长于兵事而疏于文采，据说写给皇帝的奏疏“词气不谨”，经常出现言语不当或者错别字等差错，这让宋理宗心里很不是滋味。

成为丞相后，谢方叔本来就担心余玠长期经营四川拥兵自重，有尾大不掉之嫌，恐难以驾驭，对朝廷构成威胁。现在余玠擅杀高级军官，阻挠姚世安上任的消息传来，他开始对余玠愈加猜忌，更担忧川蜀局势了。于是他几次向宋理宗谏言，要求换防。当时宋理宗考虑到四川的战事，除了余玠，没有合适的人选，所以刚开始并没有听从谢方叔的谏言。结果谢方叔又提出一个馊主意：招余玠入朝！

很显然，如果余玠没有异心，接到旨意自然会前来，以证明其坦荡；如果他有异心，必有顾虑，不敢前来，其心自明。

宋理宗听从了这个谏言。

接到了招自己回朝的诏书，余玠心里压力非常大：回到临安，前途凶吉未卜，替自己说话的赵葵已经倒台。而不回去吧，又有抗旨之嫌。很长时间内，余玠郁郁寡欢，忧愤成疾，1253年7月竟然离奇去世了。

事情发展到这里，又变成了一个一个的谜团，一种说法是余玠担心受到政敌的迫害，愤而自杀了，一种说法是余玠吃了隔夜的江鱼，中毒死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余玠的政敌派刺客乘余玠熟睡的时候杀害了他，并且伪造了余玠自杀的假象。

看到这里，笔者非常惋惜，余玠，这个谜一样的人物，他何时出生是个谜，如何死的我们也不得而知，但他生前构筑的防御系统却发挥着作用，影响到多年以后。

余玠死后，冉琎、冉璞心灰意冷，卸职回到了贵州老家。

临走前，冉琎握着新任合州市长的手说：把钓鱼城守住，天下就守住了。除此以外，恐无御敌之所了。

新任市长默默点了点头，他的名字大家不陌生，他叫王坚。

回到故乡，冉琎没多久也死了，冉璞却坚持活了下来，他怀揣着一个梦想，也可以说是在赌气，要活下去，直到看到自己的构筑的防御成果发挥作用的那一天，幸运的是，他等到了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