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的故事（1/1）

原金宝屯胜利农场天津知青 郑桂香

每当坐在电脑前双手点击着键盘，就会想起我在金宝屯胜利农场场部机关办公室工作的四年多经历，当时我在场部做机要工作兼打字员。我非常喜欢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当完成一份文件的打印我都会如释重负，享受一点小小的成就感。我熟悉场部很多领导和工作人员的笔迹，无论写得清楚还是圈改潦草，无论是政治工作还是生产计划，我都能顺理成章仔细认真地完成任务，因此受到大家的认可和表扬。有时候工作不太忙，我喜欢亲自去送文件，夹着文件夹快步走在办公室及熟悉的各个直属单位的小路上，呼吸着新鲜空气很惬意，偶尔还会沿着一条窄长的小路把文件发到老邱的气象站。

每当我亲手拆开盖有保密或绝密红章的信件时，我都感到组织上对自己的信任，是保密工作神圣的职责让我养成了守口如瓶、认真仔细的工作作风；职业道德让我抑制了许多次的怦然心动，平静地对待即将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会在第一时间慎重地把信件分发到文件指定的部门，把首长的文件及时上传，每一位领导的签字都是在我的“监督”下完成。当时支左部队的师三号首长几次来农场视察，都会轻轻敲门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打出的文件和收发工作提出建议，给我表扬和鼓励。

我的办公室比较大，有一面墙的文档保险柜，几十把铜制的保险柜钥匙锁在我的抽屉里。我用最短的时间熟悉了这些档案，它们是农场建场以来农林牧副渔各业的文件资料，非常珍贵。记得来这里查阅资料最多的是生产处的白玉来处长、林淑华大姐，还有啓葆罡、宋多本、冯宝印等干部。不知现在这些资料是否还在？

我的办公室是场部订阅各种报纸和刊物最全的地方。每个月我都会把各种报纸从报刊架上卸下来用一个大铁钉扎上眼，再用绳子穿上系好，整齐地放在政治处尽头的一间仓库里。如果需要查阅资料，我会很快拿出来找到，这就是我在办公室的全部工作。这些工作做好了，机关的上传下达和日常工作就会顺利地进行，真是太重要了。

我的宿舍就在我办公室旁边，在生产处工作的天津知青殷红大姐和我同住一屋，守着自己的办公室住心里非常踏实。

回忆那段场部机关的工作，有许多经历非常难忘。首先是学会打字，一只手移动装有2700多铅字的键盘，另一只手拉动铅杆对准需要的字，叼起来用力打在蜡纸上。打字的速度完全看你熟悉键盘的能力，和现在的办公电脑设备相比，真的是天壤之别，那时的机械式打字机太落后了！打出来的文件还要放到油印机上，根据需要的份数油印出来再装订，可以称得上是不轻的体力劳动了。

为了尽快掌握打字技术，我刻苦学习努力钻研，以惊人的毅力和超常的记忆力很快就能够独当一面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各种各样的代表大会、誓师大会接二连三召开，我经常被没完没了堆积如山的材料包围着，头上两个二百瓦的灯泡拉近了与我的距离，办公室经常彻夜通明，我把各种先进人物的典型材料当做自己学习的榜样和工作的动力。正是这段超负荷的工作经历，加上铅中毒和不正确的采光让我的眼睛落下了经常疼痛的毛病。每次回忆起这段经历，我都会情不自禁想起我敬爱的师傅、场部办公室干部杨凤珍大姐，是她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慈母般的呵护。在纪念知青下乡四十周年出版的《胜利情怀》一书中我专门写了一篇《我心中的杨姐》回忆这段工作经历，并以此纪念和追思已逝的恩师杨姐。

今天我在本文要讲的是发生在办公室里鲜为人知、至今回忆起来仍让我激动不已的故事。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亲眼目睹了农场经历了几次大的体制改革，从农场的“文革”体制变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从军管会变为农场革命委员会；从内蒙古哲里木盟变为吉林省哲里木盟。每次体制改革后场部都要重新刻制公章，其中有一次送刻公章的任务是我一个人去通辽完成的。

那是1970年我刚调到场部不久，有一天军管会政治处孙德璞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小郑，交给你一个任务，明天你去通辽按新的体制给各办公室刻公章吧。”“我自己去？”我问道。“对，你自己去。遇事要多动脑筋，去开个介绍信吧……”我心里非常害怕，我没有一个人出过门，何况还要坐火车去哲里木盟公署所在地通辽市，我觉得这个任务太艰巨了！顿时脑子嗡嗡直响，孙主任后面说的话都没有听见。只见经常和孙主任在一起的场部干部吕长贵摆着手大声对我说：“小郑你没问题，去吧！”办公室干部商铭德告诉我一个通辽市刻公章的地方，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开了介绍信第二天就去通辽。

虽然来自大城市，但我很少独自出门。到了通辽觉得是那么陌生，经过不停地打听我终于找到了刻公章的地方，心里突突直跳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害怕。我递上介绍信，只听到师傅说“拿公章样子来吧！”“什么？”我懵了，是彻底懵了。太荒唐了，我光害怕独自来通辽，竟然没有画公章的图样。幸亏我记住一些公章的样子，介绍信上也有办公室的公章，我就照着公章的格式把新体制下的公章样子画好交给刻章师傅，他非常认可，说公章基本上就是这样。当天公章刻不完，我也没敢住下，更没有心思逛街，立即赶回农场。我向孙主任汇报并画出了样子，孙主任兴致勃勃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只见他紧锁眉头指着公章上的字说这个地方不妥，不应该这样。“坏了，怎么办？已经刻了啊！”我着急地说。孙主任没有批评，只是亲切地看着我，很平静地说：“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不能有半点马虎，明天再去改过来吧。”我们又认真地对各种公章进行了最后确认。

回到办公室我非常内疚，多么重要的工作呀！为什么我这么不认真呢？辜负了组织上的信任，止不住眼泪流了下来。杨姐知道后安慰我说别难过，经验是慢慢积累的，下次注意就是了。这时我已完全忘了害怕，只是希望快点到通辽去改正。当我再次来到刻公章的地方，那位师傅已经刻出了几枚，经过协商他答应根据新的图纸样子重新刻制。走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为了安全起见那几枚刻好的公章不能放在那里，于是马上返回去从师傅手中要了过来，心想千万不能再大意了。孙主任知道了这件事表扬了我，说我不愧为保密员，警惕性就是高。不知道那几枚作废的公章是否还在？那不同的公章代表着各个不同时代的历史阶段，是“历史文物”，真应该好好保存。

三次去通辽才完成任务，平时身体比较瘦弱的我有些疲劳。我反思自己今后遇事一定要冷静，不明白的事情要虚心请教，要提高独立完成工作的能力。四十多年过去了，虽然记不清是哪次改制了，但是这件事情始终作为教训埋在我的心底，让我从中得到了教育并渐渐长大成熟起来。

记得再次去通辽出差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已经是快到年底了，领导派我去参加哲里木盟盟委召开的保密工作会议，我独自一人来到盟委，同来自全盟各地的机要员一起开了三天的会。这时的我已成熟了许多，虽然平时爱笑，但只要是工作上的事情，我会非常严谨，滴水不漏。农建师的机要员戚亚范比我稍大几岁，是一名军人，开会期间我们始终吃住在一起。通辽的天气很冷，经过“文革”，盟委机关的很多设施都坏了，没有热水洗漱，亚范姐特意给我带来一只暖水袋，晚上倒上开水暖被，第二天用暖水袋里的温水洗漱，想得非常周到。

1970年10月，郑桂香在场部机关办公室打字。

会议的紧张空气让每个参加会的人都很严肃，没有人说笑，大家看我小，都叫我小保密员，关心地问我是从哪里来的知青，什么时候入的党，我说：“我是天津知青，还不是党员。”“啊，不是党员怎么能参加这么重要的机要会议？”一个上了点岁数的女干部突然提出疑问，大家的目光刷的一下都投向了我。我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对呀，坐在这里的都是党员，只有我不是，怎么办呢？这时只见亚范姐站起来高声说：“她是胜利农场准备发展入党的积极分子，欢迎！”一阵掌声打破了尴尬的局面，我的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工作，出色地完成任务，不辜负党和组织的信任和期望。

郑桂香与她的“师傅”杨凤珍大姐。

会议结束了，我要带着十几份机密文件回农场。很多人都关心地说我一个人带着文件坐火车回去不安全，我说没关系，我会保护好文件绝不丢失。我很激动，因为我深深地知道自己在执行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性。亚范姐亲自把我送到火车站，火车快开了，她拍拍我的书包小声说：“注意安全。”还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照片送给我说：“小郑，留作纪念吧！”那是一张她着军装站在农建师院子里手扶着自行车的非常漂亮的照片，至今我还珍藏着。我胜利地完成任务回到办公室，立即把文件登记好交给了领导并汇报了会议精神。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知青时代的往事永远挥之不去，记忆犹新。这些经历已经成了我多年工作的动力，也成了退休后的精神食粮。我要把它写出来讲出来，和我的知青战友们分享。

1976年我从天津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254医院工作。1979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来我为之而努力奋斗的目标。

最近我读了许多知青战友的文章，感到很激动也很受教育。让我们在步入晚年的夕阳路上互相鼓励、互相搀扶、互相安慰，共享曾经拥有的经历和退休后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所有的知青战友青春永驻！

2013年8月，写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