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下乡之路（1/1）

原金宝屯胜利农场浙江知青 周可淼

周可淼 男，1950年3月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市。1969年6月支边到内蒙古金宝屯胜利农场，先后在三营、一营工作。1979年3月病退回慈溪原籍，同年底到中国农业银行慈溪支行工作，2010年3月退休。

为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需要，1969年7月中央决定将内蒙古自治区的东三盟分别划归东北三省，其中哲里木盟划给了吉林省。那时我们支边到金宝屯胜利农场还没多久，就随着哲里木盟归到了吉林省。

金宝屯胜利农场原来是劳改就业农场，1969年改制为国营农场，接收了大批知识青年。1974年初，吉林省有关部门决定将胜利农场重新恢复为劳改农场。当年3月，近千名来自浙江、天津、通辽以及科左后旗的知识青年，从已经生活了四年多的胜利农场撤离调往其他农牧场。

我们七百多名浙江、天津知青被分到了地理位置更加往北，位于白城地区的吉林省洮儿河五七青年战校，“文革”中这里是吉林省文艺系统的干校。那里流传着这样的一个顺口溜：来到洮南府，一天二两土，走的海绵路，坐的驴“吉普”。可见当地气候条件和生存环境恶劣，那里1964年才建场，机械化程度低，劳动强度大，落户的大部分是长春市知青。实行的是准军事化管理，纪律严明，而且很教条。

我们被分散到各个连队，开始了和胜利农场不同的劳动和生活方式。每天早晨六点钟，操场上就会吹起起床号，然后列队、点名、出操。白天劳动辛苦一天，晚上要开会和学习。在生活上，比胜利农场艰苦多了：吃的以玉米碴子和高粱米为主，不但细粮少，副食也很差，荤菜少得可怜。饮用的井水碱性特别大，烧开后一壶清水就成了混浊的黄汤。那里的土质碱性大，地上结着一层白花花的盐碱。没几天，我们的双手就开裂了。

在胜利农场，我得到了领导的信任，已经混得有一点起色了。到了这个新地方，一切又要从头开始。我感到很不称心，出现了消极情绪。可能是领导觉得我这个人“顽闹”，不好管理，就把我“整”到了饲养班。

饲养班养着五头奶牛、五十多匹马和两大一小三头驴。三个长春知青在那里工作，两个女知青负责挤牛奶和马厩的卫生，一个男知青负责放马。我去了以后，先跟女知青一道起马粪，用铁锹把马粪铲到独轮车上，然后推出去沤肥。独轮车不好使唤，我刚去不会使用，于是我负责装车，由两个女知青推车。

不久，我被分去放马，我挺乐意干这个活。我骑的马是一匹白马，很高大，额头微隆，双眼微突，虽说不上是千里马，但也确实不赖。当我抱着马鞍刚一走近，它就往后退了两步，两只前蹄在地上刨了几下，“噗，噗”打了两个响鼻，敢情它还不认识我呢。我用手捋捋它的鬃毛，马的脑袋上下晃动，再挠挠它的脖子，马的肌肉不停地抖动，似乎很惬意。它就是不让我往它的背上安放马鞍，看来是欺生。最后，还是那个长春知青帮我拾掇好了，套好嚼口，勒紧了肚带。可当我接过缰绳，一只脚刚伸进马蹬，那马就猛地往后“梢”了一下，我乘势一跃而上。马“咴咴……”的嘶鸣了一声，往门外窜了出去，两个女知青见状惊叫起来：“快！快拦住它！”那还拦得住啊！马一拐出马号的木栅门，沿着马车道就狂奔起来。我倒没怎么着慌，因为我在胜利农场早已学会骑马，还骑着马看过几年青呢！我坐稳了身子，紧握缰绳，由它去吧！跑了一阵，白马开始放慢脚步，也许它已知道今天遇到的我是个骑马高手，既然奈何不了，就老老实实地服从我吧。

白马踏着碎步返回马号时，长春知青们迎了出来，他们伸出大拇指夸我：“真有你的，厉害！”我笑着回答：“哈哈，小意思。”

我们把马厩里的马和毛驴赶了出来，由我赶着它们去草地放牧。

那里是大沁塔拉草原，草地辽阔，一眼望不到边。草原的景色实在太美丽了！蓝天上镶嵌着片片白云，远处苍鹰在空中盘旋；草地是那样的碧绿和安祥，绿草如茵，苍翠欲滴，逶迤连绵，犹如一片起伏的绿色海洋。我骑着马，徜徉在蓝天下，绿色的海洋里，欣赏着骏马驰骋在无边的草原上。此情此景，正是我向往已久的边疆牧马生活。正在心旷神怡、想入非非时，我发觉马群已经离我很远了，我赶紧策马追去。

我把一件羊皮大衣铺在草地上，躺了上去，青草和泥土的香味沁人心脾，使我陶醉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

……

随着马群不断地往草原纵深延伸，我发现当个“牧马人”的生活非常丰富。每天不但能采到黄花菜、蘑菇等好东西，偶尔还能捡到整窝的鸟蛋。草原深处还有很多大小不一的水泡子（水塘），远远看去就像镶嵌在绿色地毯上的一块块镜子，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晶莹剔透。

这样平静的生活过了半个多月。有一天我下班回到宿舍，看到几个浙江知青正在窃窃私语，我凑上去一打听，才得知了一件事关知青切身利益的大事：原来胜利农场变场时，遣散、安置知青的工作没做好，被分到新的农牧场的知青处境都不好，情况很糟糕。1974年4月初，被分到哲南农场的二百多名通辽、后旗知青首先行动起来。他们来到通辽，去哲里木盟政府上访，要求重回胜利农场。哲盟的回答是：变场是吉林省委的决定，哲盟无权变更。既然盟里解决不了，那就只能去找省委领导了，于是他们派出代表前去长春探听情况。

到长春后，他们找了吉林省知青办。知青办接待人员答应会及时向上级反映，叫他们等待消息。知青们没多少钱，省吃俭用，晚上住在廉价的浴池里。即便这样，身上带的钱也很快就花完了。没办法，到了第六天他们就“赖”在省知青办里，人家要下班了也不走。当了解到知青们的困境后，省知青办安排他们住进了省府招待所。

不久，省知青办主任出面接见。他动员知青们立即回去，说省委一定会责成哲盟和哲南农场改善知青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实在不行，会重新安排知青去哲盟条件较好的其他农场，胜利农场已经改为劳改农场，是不能再回去了。主任说：“你们都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现在碰到了困难，我们十分同情。省知青办一定会尽力帮你们解决。”

显然，这一答复是“缓兵之计”，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当晚，经过商议决定发动原胜利农场更多的知青，来参与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活动。

场变后分散在各农牧场的原胜利农场知青很快获悉了这一消息，纷纷行动起来。我们在洮儿河的十四名浙江、天津知青代表冲破层层阻挠也前往长春会合。正在胜利农场待命的两百多名知青也于次日赶往长春。铁路沿线工作人员给予知青许多同情和关照，为知青乘坐火车提供方便。

省会长春已经聚集了数百名原胜利农场的知青。一天，大家排着整齐的队伍，秩序井然地前往省府，不少长春市民纷纷驻足观望，知青们向他们说明事情真相，希望能得到市民的同情和支持。

来到省府门口，队伍被值勤的卫兵拦住了，他们耐心地劝阻知青离开。知青们向卫兵诉说了缘由，在一再解释和请求下，最后他们允许知青有序进入省府大院，在大院里静坐等候。

知青们推选出十几名代表，去见吉林省委一位副书记。副书记认真听取了知青们的合理意见和要求，和蔼地表示省委一定会妥善解决因场变给知青们造成的问题，让知青们耐心等待，并关切地指示省知青办安排好知青们在长春的生活。在省委领导的关怀下，知青们住进了省府招待所，等待上级的答复……

来长春的原胜利农场知青越来越多，已达数百人。长春的大街上，几乎到处都能看到胜利农场知青的身影。

为了加强管理，防止发生事端，知青们成立了领导小组，由各地区知青中较有影响的人物参加，一共由五人组成。他们担负起了征集知青意见，继续与省委、省政府联系的任务。其中我们浙江知青的代表是陈亥亥。

僵持的局面持续了很久，经过多次交涉，反复会谈，吉林省委终于接受了知青上访团的合理要求。1974年5月4日，吉林省委给哲里木盟政府和胜利农场发了电文通知：因胜利农场场变而调到其他农场的知青，可自愿回胜利农场。

知青的上访有了初步结果，大家奔走相告，欢呼雀跃，开始了返回胜利农场的准备工作。

但“五四电文”只是说知青可“自愿回场”，并没有明确撤消胜利农场改制的文件。因此胜利农场的性质仍然是一个劳改农场，进入的劳改人员还没有调出，胜利农场在重新接收、安置知青方面还存在许多困难。

为防止事态恶化，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使广大知青的返场能够顺利进行，知青们决定重返长春，请求省委撤消胜利农场改制的文件，让知青能够名正言顺地重返胜利农场。

当年五月下旬，大批原胜利农场的知青再次来到长春，仍然被安排住在位于红旗街的省府招待所。知青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遵纪守法，据理力争自己的合法权益。

那时，我还在洮儿河放马。一天晚上，我赶着马群返回时，发现少了一头小毛驴。我们骑上马，分头去草场寻找，可是找遍了白天马群经过的所有地方，也没有见到小毛驴的身影。最后发现它陷入水泡子的烂泥里了。只见它耷拉着脑袋，大大的眼睛挂着一行长长的泪水，看来它已经挣扎了好长时间。我赶紧下马去拽它，可是怎么也使不上劲。于是拴好绳子用我骑的马来拉，小毛驴被拖上来了，但已经奄奄一息，我十分伤感。

第二天我只好把这事向连部汇报，此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连部可能要给当事人处分。我心里很别扭，悄悄地与马号的几位知青打了个招呼，去长春加入了上访队伍。

知青的代表们仍在与省委谈判，其他上访知青被安排参加挖防空洞的劳动。大家做好了长期打算，下定决心，不达目的誓不回返。

感谢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对知青的亲切关怀。当年八月中旬，省委主持召开了有哲盟革委会领导、知青代表、省劳改局领导以及胜利农场领导参加的四方会议，就知青返场事宜明确部署：“一、省劳改局负责调出变场后进入胜利农场的劳改就业人员；二、哲盟革委会负责安排知青返回工作；三、胜利农场领导则要负责安排好知青返场后的生活，维持局面的安定。”

不久，吉林省委下发了文件：撤消胜利农场变为劳改农场的决定，恢复原建制。变场后进入胜利农场的劳改就业人员调往其他地方，变场后调出的知青可自愿返回。

至此，这一段曲折的场变之路有了圆满的结局。从1974年8月份开始，被遣散在各地的原胜利农场知青陆续返回了金宝屯。

在那次上访中我们知青发扬了实事求是、遵纪守法、团结奋进的精神，审时度势，把自身利益和当时的局势紧密结合起来，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吉林省委领导认真执行和落实中央的政策，克服重重困难，给知青以极大的关爱和理解，我们非常感激。

1979年7月，中央又把哲里木盟划回到内蒙古自治区。但那时胜利农场的知青们有的升学，有的当兵，有的进工厂，有的返城，剩下的已为数不多。

这真是：

三十八年旧事忆，知青命运生枝节，酸甜苦辣皆有之，几番重回惊梦里。

春城上访风云起，精诚团结共呼吸，含辛茹苦历数月，最终握手遂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