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演讲台上的头颅（1/1）

历史瞬间

公元前43年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未能挽救共和政体

在德语原版的《人类群星闪耀时》里，最初只收录了12个传奇故事。而关于“西塞罗”与“威尔逊”的随笔则首先出现在了1940年的英文版里。这是因为他由于犹太人的身份而被迫于1934年流亡伦敦，而他的书在德国则遭到了毁禁，所以他的书籍无法以他的母语德语出版，而只能先发行英文版。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茨威格面对纳粹的肆虐无比愤恨却又无能为力，而且他被迫远离故土、流亡海外，内心无比悲怆，再加上1940年，时值法西斯势力猖獗，作家目睹他的“精神故乡欧洲”的沉沦而深感绝望。在这种绝望的心境中，他提笔写下了最后两篇历史随笔，这两篇的主题非常相似，都是一位政治家的失败，而且两者其实分别代表了茨威格最为欣赏的两种理念的失败：共和民主制与和平主义。

西塞罗堪称整个西方世界最杰出的人物，他是古代罗马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罗马共和国后期杰出的散文大家。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他是古典共和思想最优秀的代表。他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国家乃是人民的事业，人民不是偶然会集一处的人群，而是为数众多的人们依据公认的法律和共同的利益聚合起来的共同体”。他认为，君主、贵族和民主三种政体都是单一政体，理想的政体应是“混合政体”，即以当时罗马元老院为首的奴隶主贵族共和国。所以他一生为了共和政体殚精竭虑，还曾因挫败了卡提利纳的阴谋而被元老院授予“祖国之父”的称号。同样是为了维护共和政体，他不得不在共和国面临军人独裁专政威胁之时，与各方面虚与委蛇，游移于不同势力之间，看上去虚荣善变，其本质上都是出于对共和国的制度设计，特别是内部的法律和政治运作的忠诚。

这样的一个人，最终却被后三头同盟用剥夺公民权使其不受法律保护的方式杀害，头颅和双手还被割下示众，罗马也最终走向了帝制。茨威格正是通过对西塞罗的描写来表达自己对于欧洲未来的担忧，其中心意令人叹惋。

一个聪明却并不十分勇敢的人，如果遇到比自己更强的人，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回避此人，并不感到羞愧地静候时来运转，直至前方道路再次通畅。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这位古罗马帝国首屈一指的人文主义者、演说大师和法律捍卫者，为了维护遗留下来的法律和维持共和政体，已竭力奋斗了30年；他的演说已载入史册，他的文学著作已经成为拉丁语的基石。他怒斥过卡提利纳的变乱暴动，控诉过维尔列斯的贪污腐败，抵制过获胜将军们的独裁，而他的著作《论共和国》也被他那个时代视为理想国家形式的道德典范。但现在，一个更强大的人出现了——尤利乌斯·恺撒。刚开始，西塞罗曾作为较年长和较有威望的人毫无猜疑地提拔过他，而现在，恺撒凭借自己的高卢军团一夜之间就把自己推上了意大利主人的位置；作为拥有无限军权的统治者，他只须伸出双手，就能得到安东尼在聚集的民众前面奉上的王冠。当恺撒渡过卢比孔河时，同时也就逾越了法律，至此，虽然西塞罗曾与恺撒的独裁统治做斗争，但最终只是徒劳。他也做过尝试，想呼吁最后一批自由捍卫者反对施暴者，但还是落空了。事实证明，军队永远比言语更强大。恺撒，一个充满智慧、行动果断的人，彻底取得了胜利。如果他像大部分独裁者那样复仇心强烈的话，那他现在可能已经在胜利高歌之后，将西塞罗这个固执的法律捍卫者处死，或者至少将他判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然而，获得大胜后，比起任何军事胜利，恺撒更看重自己的宽宏大量。恺撒饶了这个被打败的对手——西塞罗一命，没有带有任何侮辱的意图。他对西塞罗唯一的要求就是：退出政治舞台。现在，这舞台只属于恺撒一个人，其他任何人只能扮演沉默和顺从的角色。

此刻，对于一个充满智慧的人来讲，没有什么能比远离公众、远离政治生活更幸运的事了；这种远离使这位思想家、艺术家离开那只能通过粗暴和狡猾才能掌控的不够体面的世界，重新回到自己不受打扰、无法破坏的内心世界。对这样一个睿智的人来讲，任何一种形式的流放都是促使他回归内心平静状态的推动力。就是在这最美好、最幸运的时刻，西塞罗遇到了这天赐的灾祸。这位伟大的雄辩家正在渐渐接近生命的晚年，他的一生有太多动荡和紧张，以至于留给他做出创造性总结的时间太少。在他所处时代的狭小范围内，这位年近六十岁的老人究竟经历了多少矛盾的人和事啊!凭借顽强、机智和智慧上的优势，这位步步高升的发迹者，逐级获得了所有官职和荣誉，这一切通常是与来自小地方的人绝缘的，而是令人羡慕地保留给那些世袭的贵族宗派。他赢得了公众最高层和最底层的厚爱。自从打败卡提利纳之后，他在元老院中的职位得到提升，民众为其戴上花冠，被元老院尊予“国父”的荣誉称号。而另一方面，他却不得不在一夜之间逃亡流放地，遭到同样的元老院的判处，遭到同样的民众的背弃。他失去了自己曾履职的官位，失去了自己曾凭借孜孜不倦的努力所获得的荣誉。他曾在元老院议事厅的讲坛上提出过控诉，曾作为军人在战场上指挥过罗马军团，曾作为共和国最高执政长官管理过政务，曾作为卸任的执政官管理过行省，数百万的赛斯特斯曾经由他手转而作为债务发放出去。他曾拥有帕拉丁山上最漂亮的房子，也亲眼见到这座房子被自己的敌人烧成废墟。他曾写作过重要的论说，发表过经典的演讲。他曾有过自己的孩子，也曾失去自己的孩子。他曾勇敢，也曾软弱，曾固执己见，也曾善于奉承；他曾被许多人赞美，也曾被许多人憎恨；他是一个性情反复无常的人，时而黯淡无光，时而光芒四射；总的来讲，他是那个时代最具魅力，同时也最令人恼怒的人，因为自马略至恺撒这风云变幻的四十年间，他与发生的一切都有着不可分的关系。没有谁像西塞罗那样经历并体会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同时也是世界史的一部分；只是唯独一件事，这个时代没有给他留下时间去做——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回顾自己的一生。这位不知疲倦地满足自己野心的人从来没有时间，安静地、好好地自我思索，对自己的所知所想做总结。

现在，恺撒发动了政变，他也因此被排除在“国家事务”之外，他终于有机会富有成效地处理自己的“私人事务”——这也是世界上最最重要的事；他无可奈何地将演说论坛、元老院和国家最高权力让给了恺撒的独裁统治。对任何公共事务都感觉索然无味的情绪开始占据这位受排挤者的心。他屈服了：但愿会有他人去捍卫民众的权利，对民众来说，古罗马斗士的比武和竞技游戏比他们的自由还重要。现在，于他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找寻自己内心的自由，去发现，去实现。就这样，在年近六十岁的时候，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第一次平静地审视自己的内心，以向世界证明，他曾经如何活着，如何发挥过自己的作用。

作为天生的艺术家，西塞罗只是无意间很偶然地从书籍的世界跌入了陈腐的政治世界中。现在，他要按照自己的年龄、自己内心最深处的诉求，尝试着明智地构建自己接下来的生活。他离开了罗马这个喧闹的大都市，退隐到了图斯库卢姆，也就是今天的弗拉斯卡蒂，他的房子坐落在意大利最美丽的风景区之一。郁郁葱葱的丘陵像绿色的波浪一样，缓缓漫向坎帕尼亚平原，泉水流动，发出银铃般悦耳的声音，衬托得山野更为幽静。这么多年来，他的生活都是在古罗马的广场上、在演说论坛上、在战地帐篷中、在行军车上度过，此刻，在这里，这位具有创造性的反思者的灵魂终于放松了下来。那座充满诱惑力却令人倍感疲惫的城市离他好远，就像天边的一缕灰烟，但却又离他那么近，因为经常会有朋友来拜访他，和他进行启迪思想的谈话，比如亲密的知己阿提库斯、年轻的布鲁图斯、年轻的卡西乌斯，甚至还有一位危险的客人来访过——就是那个独裁者恺撒。尽管那些罗马的朋友不在身边，却有另外一些从不令人失望的美妙同伴作陪——书籍。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既可以保持沉默，也可以进行谈话。西塞罗在自己的房子里建了一间藏书室，如果说智慧是蜂蜜，那这间藏书室就是蜂房，有着取之不尽的甜蜜。这里排列的既有古希腊智者的著作，也有罗马编年史，还有各种法律纲要；同这些来自不同时代、用不同语言写就的书籍朋友在一起，就不会再有哪个夜晚必须在寂寞中度过了。早上是工作的时间，那位学识丰富的奴隶总是恭敬地等待着为他记录下口述的内容；心爱的女儿图利娅总是会缩短他的用餐时间，而每日对儿子的教育则会时不时带来些许刺激，为他的生活提供一些消遣。而且，他还做了一件最聪明的事：这位六十岁的老人做了他这个年龄最甜蜜的傻事，那就是娶了一位比自己的女儿还年轻的妻子，以便作为生活的艺术家，要以最性感、最迷人的方式享受美，而不是在大理石雕像和诗句中享受美。

就这样，在西塞罗六十年的生命中，他终于回归了自己的内心，他现在只不过是一名哲学家，而不是煽动者；是作家，而不是雄辩家；是自己意志的主人，而不是为民众争取利益的忙忙碌碌的公仆。他不再在罗马的广场上面对可以被收买的法官慷慨陈词，而是更愿意将自己的演讲智慧融入自己的著作《演说家》里，以为后世所有的模仿者树立榜样，同时在他的著作《论老年》中自我劝导：一个真正的智者应该学会老年人的真正尊严——老年生活的戒欲断念。他最美丽、最和谐的书信也都出自他内心十分平静的那段时间，即使他心爱的女儿图利娅的去世成了他最悲伤的不幸，他的艺术还是帮助他获得了心灵上的慰藉：他写就了那本《论安慰》，这本书至今还为千千万万经历了同样命运的人带来安慰。而这位从前忙忙碌碌的演说家如今成了一位伟大的作家，后世之人将这种转变归功于他那远离家乡的流放。他在这平静的三年时间内所创作的著作和死后所得之名比他之前浪费在国家事务中的三十年时间还要多。

他的生活似乎已经成了一名哲学家的生活。他几乎从不注意每天从罗马发来的消息和书信，他已经是一名永恒的精神共和国的公民，而不是被恺撒的独裁统治篡权的罗马共和国的公民。这位世间法律的导师终于明白了每个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的人最终必定体会到的一个辛酸秘密：一个人永远无法长期捍卫民众的自由，而总是只能捍卫自己内心的自由。

就这样，西塞罗，这位世界公民，人文主义者和哲学家，在远离——如他自己所说——在永远远离尘世和政治的喧嚣时——平静地度过了一个幸福的夏天、一个创作丰硕的秋天、一个意大利的美丽冬天。他几乎从不重视每天从罗马发来的消息和信件，对于那个不再需要他参与的游戏，他已经变得无所谓了。他似乎已经完全沉浸在一个文学家爱慕虚荣的欲望中了，他现在只是那看不见的精神共和国的公民，而不是那个屈从于暴政的、堕落而专制的共和国的公民。就在3月的一个中午，一名风尘仆仆的送信人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房子里，他呼吸急促地报告了这个消息：独裁者恺撒在罗马元老院的会堂上被杀害了。接着，送信人就屈膝倒在了地上。

西塞罗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就在几周前，他还和这位宽宏大量的获胜者坐在同一张餐桌旁，虽然西塞罗曾十分憎恨地反对过这位危险的占有优势者，也曾怀疑过他所取得的军事胜利，但他却总是在内心不得不默默敬佩这位有着独立智慧头脑、具有组织能力的天才，这个在他的敌人中唯一值得尊敬的怀有人性的人。但是，虽然恺撒十分憎恨那些谋杀者卑鄙的论调，他不是也因为自己的优越权力和丰功伟绩而遭受了这最该受诅咒的谋杀——对国家之子的谋杀吗？他的天赋难道不正是给罗马自由带来最大危险的存在吗？虽然从人道上来讲，他对此人之死感到十分悲痛，但这一恶行却恰恰推动了最神圣的事业的胜利。因为，既然现在恺撒已经死了，共和国就能够再度重建：他的死亡成就了最最崇高的理念的胜利——自由理念的胜利。

就这样，西塞罗克服了自己最初的震惊。他从未想过采取这样一项阴险的行动，可能也从未敢在自己的内心最深处的梦里希望这样的事发生。尽管当布鲁图斯将鲜血淋淋的匕首从恺撒的胸膛抽出来时呼喊了西塞罗的名字，以便让西塞罗这位共和政体的思想导师成为自己行动的见证者，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却并没有将西塞罗牵扯到这次谋反行动中来。但是，刺杀行动还是不可挽回地发生了，而且必须将对此次行动的评价粉饰为有利于共和政体。西塞罗明白了：通往古老的罗马人的自由之路上，必须跨过这具暴君的尸体。而向其他人指明这条路，则是他的责任。只此一次的机会绝不能浪费。就在同一天，西塞罗放下他的书、他的著作和被艺术家视为最神圣之物的宁静，急急忙忙赶回罗马，要从那些谋杀者和复仇者手中拯救恺撒留下的真正遗产——共和国。

当西塞罗踏上罗马的土地时，他看到了一座迷惘惊慌而不知所措的城市。在谋杀恺撒行动发生的那一刻，这一行动就证明了自己比那些实施行动的人更加伟大。这个聚在一起的叛变小团体只知道要谋杀，要铲除这个比他们所有人都具优势的人，而现在，到了要充分利用这一谋杀行动的时刻，他们却束手无策，不知道要从哪一步开始。元老院的元老们也在犹豫着，是要赞同这次谋杀，还是要对其审判；早已习惯被粗暴之手束缚的民众也不敢发表任何意见。安东尼和恺撒的其他朋友也对这些密谋者有所忌惮，怕失去自己的性命而战栗发抖。而那些密谋者却反过来害怕恺撒的朋友们和他们的复仇。

在这样一片惊慌失措中，西塞罗被证明是唯一一个果敢的人。智慧而镇定的西塞罗，虽然平时谨小慎微，此刻却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支持此次自己并未参与的行动。他身杆笔直地走上元老院会堂，地面上还有被谋杀者未干的血迹，在集聚的元老院元老们面前称赞此次谋杀独裁者的行动为共和理念的一次胜利。“哦，我的民众们，你们再次回归了自由!”他大声宣告，“你们，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你们完成了不仅仅是罗马的伟大行动，而且是世界的伟大行动。”但同时他也要求道，现在要赋予此次谋杀行动比其本身更崇高的意义。密谋者们应该不遗余力地夺取恺撒死后遗留下来的政权，并利用这一权力，尽可能快地拯救共和政体，重建古老的罗马宪法。安东尼应当卸任执政官的职务，行政权应被移交给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为了迫使专制统治永远让位于自由，这位法律的捍卫者第一次在这一短暂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打破了法律的陈规。

但正是此刻，密谋者的弱点也暴露出来了。他们只能策划一次密谋，只能完成一次谋杀行动。他们只有力量将匕首插进一个毫无防备能力的人的尸体内五寸深；然后他们的果敢就用尽了。他们不想夺取政权并加以利用，以重建共和政体，而是费心地想去争取廉价的赦免，并同安东尼谈判；他们给了恺撒的同伙们重新联合的时间，因而也就错过了最佳时机。西塞罗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危险。他意识到，安东尼在策划反击，目的不仅仅是杀死这些密谋者，而且也要摧毁共和思想。为了迫使那些密谋者，迫使民众采取果敢的行动，他不断提出警告，不断抨击，不断宣传鼓动，不断演讲。元老院已经准备支持他，民众们等待的也只是一个果断而勇敢地拉起恺撒强大双手丢下的缰绳的人。如果西塞罗现在夺取政权，在混乱中重建国家秩序，是没有人会反对的，所有人只会松一口气。

西塞罗自发表卡提利纳演说以来就一直热切期盼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在3月15日到来了。如果当时他就知道利用这一时刻，我们在学校学的历史可能就是另一个版本了；西塞罗这个名字，也就不仅仅是作为著名的作家，而且是作为共和政体的拯救者，作为实现罗马自由的真正天才，在李维和普卢塔克的编年史中流传至今。其永垂不朽的盛名是：从独裁者手中夺取了政权，并将其自愿归还给了民众。

但在历史上，悲剧总是不间断地上演，一个足智多谋的人，由于内心倍感责任重大，往往很难在决定性的时刻成为一个行动果敢的人。在那些充满智慧和创造力的人身上，这种矛盾总是重复出现：因为他能更好地看见这个时代的愚蠢，这也就促使他参与其中，在满怀热情的短暂时间内，充满激情地投入到政治斗争中去。但同时，他却也在犹豫着要不要以暴制暴。他内心的责任使他退缩了，不敢实施暴力，浇注鲜血。而在这千载难逢的时刻，正是这种容忍甚至助长轻率的犹豫不决和顾虑重重，使他丧失了行动能力。在最初的一阵激情消失后，西塞罗以危险的洞察力回顾了形势。他回顾那些密谋者，昨天他们还被尊为英雄，现在来看，他们不过是软弱无能的人，只会从自己所实施行动的阴影下逃离。他回顾了那些民众并且看到，他们已经不再是古老的罗马民族的民众了，那个他所梦想的英雄民族，而是只想着吃喝玩乐、只关心利益和玩乐消遣的芸芸众生，今天向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这些谋杀者欢呼；第二天向对其复仇的安东尼欢呼；第三天，又向着那个打倒恺撒雕像的多拉贝拉欢呼。他意识到，在这座退化堕落的城市中，没有一个人愿意诚实地为自由理念服务。所有人都想得到权力或者自身的安逸享受：恺撒已经死了，但无济于事，因为所有人追求的只是他的遗产、他的钱财、他的军团、他的权力，他们为此讨价还价，为此争执不休；他们只想为自己，而不是为这唯一神圣的罗马的事业——自由谋利。

在这一时的兴奋过后的两周时间内，西塞罗越来越疲惫，越来越怀疑。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人关心共和政体的重建，国家情感已然消失，自由的意义也完全被遗忘。最后，这场混沌的暴乱让他感到厌恶。他不能再有幻觉，以为自己的话会起多大作用，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他作为调解者的角色已经扮演结束了。不管是自己软弱还是没有勇气也好，他都不能将自己的国家从一触即发的内战中拯救出来；他只能让国家听天由命。4月初，他离开了罗马——再一次失望而失败地——回归了自己的书籍，回到他那座位于那不勒斯海湾附近的普托里的孤零零的房子。

西塞罗第二次从喧嚣的世界逃离到自己的隐居生活中。现在他终于意识到，作为学者、人文主义者、法律的捍卫者，涉足那个权力即法律、比起才智和温和需要更多肆意妄为的领域，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他不得不十分感慨地承认，他为自己的国家所梦想的那个理想的共和政体，和重建古老的罗马道德，在这样一个放纵的时代是不再有可能实现的。然而，既然他自己不能完成拯救现实的物质世界的行动，至少要为更有智慧的后世之人拯救自己的梦想；一个年近花甲之人一生中所付出的努力和知识，是不会完全无意义地消失的。就这样，这位受辱之人开始思考自己原本的力量，在这隐居的日子里，他为后世留下了宝贵遗产，写下了自己最后一部也是最伟大的一部著作——《论义务》，讲述了一个独立而具有道德的人应该对自己、对国家完成的义务的学说。这部著作是他的政治和伦理学遗著，记载了公元前44年秋天，同时也是在普托里度过生命之秋的西塞罗。

书中的语言已经证明，这本关于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论著，是一个早已隐退、对公共事务失去一切激情的人所留下的遗作。《论义务》是写给他的儿子的；西塞罗对自己的孩子坦率地承认，他并不是轻率随便地就从公众生活中隐退，而是因为，作为一个自由的灵魂，作为一名罗马共和派成员，为专制政权服务有损自己的尊严和名誉。“当国家还需要由那些它自己选择的人管理的时候，我就已经将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贡献给了国家。但是，当一切沦为由个人独裁统治的时候，公共服务或者权威也早已没有用武之地了。”自元老院被解散和法庭被关闭以来，他又能凭着那仅有的一点自尊在元老院或者在元老院的论坛上谋求些什么呢？到目前为止，公众和政治事务占用了他太多自己的时间。“没有为此位从事写作的人留出闲暇”，他也从来没能以完整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的世界观。然而，既然现在他被迫闲下来，他就想至少好好利用这段时间，正验证了西庇阿的那句精彩的话——这也是他在谈到自己时所说的，他“从来没有比在他无所事事时更忙，也从未比他独自一人时，感觉更不寂寞”。

西塞罗给他的儿子阐述的关于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理念，经常不是新的和原创的，而是将书本上的知识和平时接受的知识结合起来：因为即使是一位雄辩家，在六十岁的时候也不会突然成为一名诗人，正如一名编纂者不会成为一名原创作家一样。但书中随着悲伤和愤怒情绪而转变的语境，赋予了西塞罗的观点一种新的慷慨激昂之感。在血腥的内战中，在古罗马权贵和各派亡命之徒争夺权力之时，一个真正的具有人道精神的智者再次梦想——总是像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的个人会梦想的一样——通过道德认知和妥协实现世界和平这样一个永恒的梦。单单公正和法律这两样东西就应该组成国家的支柱。内心正直的人必须夺取政权，而不是蛊惑人心的煽动者，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公正。没有人应该被允许将自己的个人意志和独裁凌驾于民众之上。拒绝向任何一个从民众手中夺取领导权的野心家屈服，是每个人的责任。作为一个坚强不屈的、有独立思想的人，他愤怒地拒绝与独裁者的一切交往，并拒绝为其服务。

西塞罗论证说，暴力统治侵犯每一种权利。只有当每个人将自己的个人利益放置在国家利益之后，而不是从自己的公职中谋取私利，这样一个国家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只有当国家财富不在奢侈和挥霍中被随意浪费，而是得到妥善管理，并转化为精神艺术文化财富；只有当贵族摒弃自己的高傲自大，民众们不被煽动者收买，不将自己的国家出卖给任何一个党派，要求自己应有的自然权利，国家才能健康发展。就像所有歌颂中立的人文主义者一样，西塞罗要求对立阶层保持力量平衡。罗马不需要苏拉这样的人，不需要恺撒这样的人，也不需要格拉古兄弟这样的人；独裁是危险的，改革亦是如此。

西塞罗所说的很多话，都能在先前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找到，也能在后来的让-雅克·卢梭和所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主义者的著作中读到。但是，西塞罗这一遗作之所以如此令人惊讶地超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因为他在公元前半个世纪就第一次提到了一种新的情感——人道主义的情感。就是在这样一个最残暴的历史时代：仅仅一个恺撒，就在攻占一座城市之后，将两千名战俘的双手砍去；刑讯逼供，角斗，钉在十字架上的死刑，屠杀成了每日司空见惯的事情。在这样一个时代，西塞罗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人，向滥用暴力提出了抗议。西塞罗谴责战争是一种兽行，谴责自己的民族穷兵黩武和疯狂扩张，谴责行省的残酷剥削。他要求道，只应该通过文化和道德感化，而不是通过刀剑，将其他国家吞并到罗马的版图内。西塞罗强烈反对将城市洗劫一空，还主张——这在当时的罗马绝对是一项荒谬的要求——温和对待那些无权利的人中最没有权利的人，也就是奴隶。西塞罗以预见性的眼光见证了罗马的灭亡，这种灭亡正是由于其取得的胜利太迅速、太不正当而造成的——因为它只通过武力征服世界。自从为了赢得战利品而同苏拉开战以来，罗马国内的正义就已经丢失了。而且，当一个民族总是以暴力夺取其他民族的自由的时候，这个民族也就会在神秘的复仇之中被孤立，从而失去自己最神奇的力量。

正当罗马军团在极具野心的统帅们的率领下，为了成就其短暂的帝国幻想，向帕提亚和波斯，向日耳曼地区和大不列颠岛，向西班牙和马其顿进军时，一个孤独的声音向这一危险的胜利提出了抗议：因为西塞罗已经见识过，更加血腥的内战是怎样像果实一样，从侵略战争这一血腥的种子中成长。这位无权无势的人性守护者竭力教导自己的儿子，要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尊为最崇高和最重要的理想。终于，这个当了太久演说家、辩护师和政治家的人，这个曾经为了金钱和荣誉，以同样出色的能力为任何好的和坏的事进行过辩护的人，这个催逼自己谋取一切职位的人，这个曾经追求过财富、公众的敬仰和民众欢呼的人，在其生命之秋得到了这一清楚的认识。迄今为止只是一名人文主义者的西塞罗，几乎在其生命行将终结的时刻，成了人道主义的第一个捍卫者。

就当西塞罗以这种方式在自己的退隐生活中安静而悠闲地思考着国家的道德规范时，罗马局势逐渐动荡不安。不管是元老院还是民众都一直迟迟未做决定，是应该赞扬这些谋杀恺撒的人，还是应该烧死他们。而安东尼正蓄势准备发动针对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战争时，不出意料地，一个新的政权争夺者出现了——屋大维，他宣称恺撒已钦点自己为他的继承人，而现在，这个所谓的继承人真的决定要登上领导者的位置。他刚到意大利，就给西塞罗写了信，以赢得西塞罗的支持。但与此同时，安东尼也请求西塞罗回到罗马，而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也从自己的战场上召唤西塞罗。所有人都想将这名辩护者拉拢到自己的阵营，以为自己的事业进行辩护；所有人都想争取这个著名的法律导师，将自己的不合法变得合法；像所有想获得权力的政治家一样，只要这些人还没有获得权力，他们便会出于一种真实的本能，努力将这个足智多谋的人(之后却被蔑视地甩在一边的人)变成自己事业的支柱。如果西塞罗还是之前那个自负而野心勃勃的政治家，那么他很可能会被引诱。

但是，西塞罗并未上当，一半是由于厌倦，一半是由于明智，这两种感情常常有着危险的相似性。他知道，现在对他来讲，真正紧急的只有一件事：完成自己的著作，整理自己的生活，整理自己的思想。就像奥德修斯不听海妖的歌声一样，他也关闭了自己内心的耳朵，不去听当权者诱人的呼唤，也不响应安东尼的召唤，不响应屋大维的召唤，不响应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召唤，甚至不响应元老院和自己朋友的召唤，而是继续孜孜不倦地写作自己的书。他觉得，言语上的自己比行动中的自己更强大，独处时的自己比在党派中的自己更聪明，像是有所预感，这将是他留给世界的遗言。

当他完成自己的遗作时，他才抬头环视，看到的却是一派糟糕景象。这个国家，他的家乡，如今正面临着内战的威胁。安东尼已将恺撒的钱库和神庙洗劫一空，用这些偷来的钱招兵买马。但是，有三支全副武装的军队正和安东尼对峙：屋大维的军队、雷必达的军队、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军队。和解和调停都为时已晚：现在是决定性的时刻，罗马究竟是要处于安东尼新的恺撒式的独裁统治下，还是要继续共和政体。每个人都必须在这一刻做出决定。即使是那个最谨小慎微的人，那个总是在寻找平衡，在超越党派或在党派之间犹豫不决、来回摇摆的西塞罗，也不得不做出最终抉择。

而现在，奇怪的事发生了。自从西塞罗将自己的遗著《论义务》传给自己儿子以来，他已不再多么重视自己的生命，仿佛就有了一种新的勇气。他知道，他的政治和文学生涯已经结束。他已经说了那些应该说的话，留待他体验的事物，也没有剩下多少。他已经老了，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著作，在他可怜的余生里，还有什么东西是值得维护的呢？像一只被追赶得精疲力竭的动物一样，当它意识到自己快被狂吠的猎犬赶上时，突然转过身，撞向追赶的猎犬，以快点结束这场生死角逐，西塞罗也怀着一种真实的死亡的勇气，再次投身战斗，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这个在过去的年月里，更多的只是拿着无声的笔写作的人，再次拿起了演说的石箭，向共和国的敌人投去。

令人震撼的场景：12月，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再次站上了罗马元老院的论坛，再次召唤罗马民众奋起，庄严地表示自己对罗马先知的崇敬。他以振聋发聩的十四篇演说“反腓力辞”反对拒不服从元老院和民众的安东尼，他早已意识到了可能发生的危险，也就是：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公开反对这位独裁者，而独裁者那准备好开战和杀戮的军团早已聚集在自己周围。但一个人如果想召唤起别人的勇气，那么他自己就要先作为模范展现这种勇气，这样才有说服力；西塞罗知道，这次他不能再像以前一样站在同一个论坛上唇枪舌剑，而是必须为了自己的信念，拿生命冒险。他在演讲台上如此坚决地陈述道：“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努力维护共和政体。而现在，虽然我老了，但我绝不会抛弃共和政体。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只有我的死亡才能换来这座城市自由的重建，我甘愿献出我的生命。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当我死去的时候，但愿罗马人民能享有自由，这是永生的诸神所能给予我的最大恩赐。”他断然要求道，“现在不再是和安东尼谈判的时候了，人们必须支持屋大维，他代表共和国的事业，虽然他是和恺撒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和继承人。现在无关个人，而事关一项事业，一项最神圣的事业——自由，而这一事业最后的、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但是，自由这笔最珍贵的财产现在却正受到威胁，任何犹豫都是毁灭性的。因此，身为和平主义者的西塞罗这次要求共和国的军队去反对独裁者的军队，而他，正如他后来的学生伊拉斯谟一样，憎恨内战，超过一切。他提议，宣布国家进入特殊紧急状态，并宣布篡权者安东尼不再受法律保护。

自从西塞罗不再为充满疑点的诉讼官司辩护，而是成了一项崇高事业的捍卫者，他便在这十四篇演说中真正找到了伟大而鼓舞人心的言辞。“如果别的民族愿意活在奴役中，”他向自己的同胞呼吁道，“我们罗马人却不愿意。如果我们不能赢得自由，那就让我们死去。”如果这个国家真的到了最后毁灭的关头，那么这个国家的民众就应该像已成为奴隶的角斗士在竞技场上表现的那样，采取这样的行动：“宁愿因反对敌人而带着光荣死去，而不甘愿任人宰杀。”宁愿在尊严中死去，也不能在耻辱中苟且。

元老院的议员们和聚集的民众们吃惊地倾听着西塞罗的演说。有的人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能在广场上发表这些言辞，可能是几个世纪时间里的最后一次了。之后不久，人们就不得不在那里如奴隶般朝着罗马皇帝们的大理石雕像鞠躬。在恺撒们的国度里，只有阿谀奉承者和告密者才被允许秘密耳语，而从前那自由的讲说却被禁止。听众们惊诧不已：一方面是出于恐惧，另一方面是出于对这个年老之人的敬仰。这个怀着“暴徒式”不顾一切的勇气、内心已然绝望的人，孤独地捍卫着人们的精神独立和共和国的法律。他们虽然赞同了他的提议，但却还是犹犹豫豫。这言辞的熊熊烈火已经不能点燃这根早已腐朽的枝干了——罗马人的自豪。而就当这个孤独的理性主义者在论坛上劝告大家要为国家奉献的时候，在他的背后，军团肆无忌惮的当权者已经缔结了罗马历史上最可耻的协定。

就是同一个屋大维——西塞罗曾赞其为罗马共和政体的守护者，就是同一个雷必达——因其对罗马民众的奉献，西塞罗曾要求为他铸造一尊大理石雕像。为了消灭安东尼这个篡权者，这两个人曾长年征战在外，而现在，他们却更愿意做一笔私人交易。这三个人，不管是屋大维，还是安东尼，抑或是雷必达，没有一个人足够强大，能单凭自己的力量侵占罗马，将其搜罗为自己的战利品。于是，这三个死敌达成了一致意见，私下瓜分恺撒的遗产；就这样，罗马在一夜之间，原本一个恺撒的位置上出现了三个小恺撒。

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因为这三个将领拒绝听从元老院的意见，完全不顾罗马民众的法律，擅自联合，组建起三巨头政治联盟，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幅员辽阔的罗马国家作为廉价战利品进行瓜分。在雷诺河和拉维诺河交汇的博洛尼亚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建起了一座营帐，三巨头将在这里会晤。这三个伟大的战争英雄中的任何一位当然都不会完全信任对方。在他们各自的公告中，都曾很多次将对方描述为说谎者、流氓无赖、篡权者、国家公敌、强盗、偷窃者等，以相互揭露各自厚颜无耻的嘴脸。但对那些权力欲极强的人来讲，重要的只有权力，而非思想；重要的只有战利品，而非尊严。做好严密的预防措施，这三巨头一个接一个，慢慢移向约定好的位置；当这三个未来的世界统治者确信，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携带武器，蓄意谋杀自己新的同盟者时，他们才友好地朝各自笑了笑，一起走进了营帐，在这里，未来的三巨头政治同盟即将建立。

在没有任何人在场的情况下，安东尼、屋大维和雷必达在营帐里一起待了三天。他们有三件事要做。关于第一点——应如何瓜分世界——他们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屋大维得到了阿非利加和努米底亚，安东尼得到了高卢，雷必达得到了西班牙。而第二个问题也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大困扰：怎样才能筹措到钱，将欠了军团和党徒几个月的军饷发下去。按照之前常常效仿的方式，这个问题也快速得到了解决。他们只需要将国内最富有人的财产抢过来，为了让他们没办法大声吵闹投诉，同时把这些富人干掉就行了。于是，这三个人就坐在他们的桌边，悠闲地列了个黑名单(写有违法者名单的公开告示)，上面有意大利最富有的两千个人的名字，其中有一百名元老院元老。每个人都把自己认识的人，还有跟自己有私人恩怨的敌人和对手列入了这个名单。在解决领土问题后，这三巨头又用匆匆几笔完全解决了经济问题。

现在，还剩第三点有待确定。为了维护统治的稳定，三个人中，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想建立独裁统治，都必须首先让专制统治永久的敌人——独立的人闭嘴，即那些根深蒂固的乌托邦空想的捍卫者：这种空想也就是精神上的自由。安东尼要求将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列为最终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安东尼认识到了西塞罗的本质，并直接说出了他的名字。西塞罗比任何人都危险，因为他具有精神力量和独立意志，必须铲除他。

屋大维感到十分吃惊，并加以拒绝。作为一个年轻人，尚未被阴险的政治所荼毒，尚未变得冷酷无情，他怀有顾忌，不敢以杀死这个意大利最有名的作家而开始自己的统治。西塞罗曾是他最忠诚的辩护人，曾在民众和元老院面前赞誉过他；就在几个月前，屋大维还曾谦虚地向西塞罗寻求过帮助和建议，并将这位老人尊为他“真正的父亲”。屋大维感到十分羞愧，并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出于一种维护自己尊严的真正的本能，他不愿意将这位最尊贵的拉丁语言大师交给那些卑鄙的、被金钱收买的刽子手，死在他们的刀剑之下。但是安东尼也在固执地坚持，他知道，精神和暴力永远不相容，对于专制统治而言，没有谁比这名语言大师更危险。关于西塞罗的争论持续了三天。最终，屋大维屈服了，就这样，西塞罗的名字使得这份文件成了也许是罗马历史上最可耻的文件。有了这份黑名单，共和国的死刑判决才真正开始生效。

当西塞罗得知早先为死敌的三个人竟然结成了同盟，他就已明白，自己已经输了。他清楚地知道，他在那个不顾一切谋取私利的人身上——那个后来却被莎士比亚毫无道理地尊崇为具有高贵精神的人，那个怀有贪婪、虚荣、残暴和毫无廉耻之心的卑鄙本能的人，那个他曾用激烈言辞公开谴责的人——暴君安东尼身上，不可能会得到恺撒那样的宽宏大量的。目前，能够拯救他的唯一合乎逻辑的做法，就是快速逃离。西塞罗必须逃到希腊去，投奔布鲁图斯、卡西乌斯、小加图，逃向追求自由的共和分子最后的大本营；在那里，他至少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躲避已经被派出来行动的刺杀者。实际上，这个被列为非法者的人似乎已经下了两次、三次决心要逃离。他也已经准备好了一切，他通知了自己的朋友，登上了船，动身启程。但是，西塞罗总是在最后一刻中断自己的行程；一个人，一旦体会过流亡的凄凉，即使是在危险之中，也能深切感受到家乡故土的温馨，以及处于永远逃离中的生活的羞耻感。这样一种在理性另一面的神秘意志，或者说是一种对理性的反抗，迫使西塞罗直面他所期待的命运。这个已经十分疲惫的人在其生命行将结束之前，只需要再休息几天，只需要再静静思索一下，再写几封信，再读几本书——然后就让那些注定要来的都来吧。在这最后的几个月里，西塞罗一会儿躲藏在这个庄园，一会儿又躲藏在另一个庄园，一旦危险来临，总是要重新启程，但他却从未完全逃离。就像发烧的病人头枕在枕头上不时变换方向一样，西塞罗也不时改变自己的半藏身处，他既没有完全下定决心，直面自己的命运。也没有完全下定决心，逃避自己的命运，他似乎无意地以这种随时准备死去的状态实现自己的座右铭，也就是他曾在《论老年》中写下的座右铭：一个年老之人，既不应该寻求死亡，也不应该推托死亡；不管死亡什么时候到来，人们都应该顺其自然地迎接它。对于坚忍不拔的人来说，不存在可耻的死亡。

怀着这种想法，已经在前往西西里岛途中的西塞罗突然命令手下的人掉转船头，返回到充满敌对气氛的意大利，他在卡伊埃塔——也就是今天的加埃塔登陆，在这里，他有一套小的庄园。他感到非常疲惫，不仅仅是四肢和神经的疲惫，而且是对生活的疲惫，同时又对结束一切怀有一种神秘的向往和对尘世的不舍。他只想再休息一下，再呼吸一下家乡的甜蜜空气，并做最后的告别，告别这个世界，但是现在，还是平静下来，好好休息，可能只剩一天或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刚一登陆，西塞罗就十分尊敬地向庄园神圣的守护神问候。这个64岁的老人太疲倦了，海上的航行又让他精疲力竭，他走进卧室躺下，闭上了眼睛，在永眠之前享受睡梦的温馨和愉悦。

可当西塞罗刚伸展四肢，就有一个忠实的奴隶急匆匆走了进来并告诉他：房子附近有带着武器的可疑人员；一个受了西塞罗一生恩惠的管家为了得到报酬，将西塞罗的藏身处泄露给了前来行刺的人。西塞罗还可以逃跑，但必须快速逃跑，一顶轿子已经准备好，而庄园里的那些奴隶也愿意拿起武器，在短短的通往小船的路上保护他，到了船上，他就安全了。但是，这位筋疲力尽的老人却拒绝离开。“这又有什么用呢，”他说，“我已经太累了，逃不了，也无法继续生活下去。就让我死在这个我曾拯救过的国家吧。”但是，那名忠诚的老年奴仆最终却说服了他；武装起来的奴隶们抬着轿子，走上弯路，穿过小树林，最后到达前来营救的船旁。

但是西塞罗庄园里的那个告密者不想失去这笔不义之财，于是匆忙召集了一个队长和几个武装人员。他们穿过树林，追赶那些逃跑的人，最后及时找到了自己的战利品。

武装起来的仆人们立刻围在了轿子周围，做好了抵抗的准备。但西塞罗却命令他们撤退。他自己的生命已到尽头，为何还要牺牲那些陌生而年轻的生命呢？这个永远在摇摆、犹豫不定、很少有勇气的人，却在这最后一刻，他所有的恐惧都消失了。他觉得，作为一名罗马人民，只有在最后的考验中——当他凛然地直面死亡时，才能真正证明自己。仆人们遵从了他的命令，退了回去。现在，他手无寸铁，毫不反抗，将自己白发苍苍的人头交给了行刺者，并从容地说：“我从来就知道，我总有一天会死去。”但行刺者们可不想听哲学道理，而只想拿到军饷。他们没有过多犹豫，那个队长用力一砍，就将这个毫无反抗能力的人击倒在地。

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罗马自由的最后一位捍卫者，就这样死了。在生命的最后一个小时内的他，比起以往生命中度过的万千小时，都更英勇、更具男子气概、更果决。

这一悲剧之后，紧接着上演的是那出血腥的丑剧。从安东尼下达这一谋杀命令的紧急性中，这些行刺者推断，这颗人头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价值——他们当然没有预知到它对于世界和后世精神领域的价值——而是推断它对这一血腥行动的始作俑者一定具有重要价值。为了毫无争议地拿到这笔酬金，这群行刺者决定，将这颗人头作为圆满完成任务的有力证明，送交安东尼本人。于是，这群强盗的首领将尸体的头和双手砍了下来，塞到一个袋子里，匆忙将这个还滴有被杀者鲜血的袋子背在背上，以最快的速度向罗马赶去，他们要用这消息取悦那个独裁者——这位罗马共和政体最出色的守卫者已经以最普通的方式被解决了。

这个小小的强盗，也就是这个强盗首领，估计的是对的。而这个大的强盗，也就是命令实施此次谋杀行动的人，对这已成功实施的罪行感到非常高兴，并将这种愉悦心情转换成了丰厚的报酬。现在，由于安东尼已将意大利最富有的人抢劫一空并杀死，他也就终于变得慷慨大方了。就为了那个装着西塞罗被砍下的双手和被毁容的人头的鲜血淋漓的袋子，他付给了那个队长一百万亮闪闪的赛斯特斯。但是，他的复仇欲火却并未熄灭，于是，这个嗜血之人出于愚蠢的恨意，想出了一个侮辱这名已死之人的方法，却没有想到，正是这个行为使自己遗臭万年。安东尼命令，将西塞罗的头和双手钉在罗马广场的演讲台上，正是在这个演讲台上，西塞罗曾呼吁民众反对安东尼，以捍卫罗马的自由。

第二天，罗马的民众看到了这幕可耻的场景。就在西塞罗曾发表他那不朽演说的讲台上，悬挂着最后一位自由捍卫者被砍下来的头颅。一根粗大的生锈的铁钉穿过了他的额头——这额头曾思考过万千思想；苍白的双唇僵硬地紧闭着——从这双唇中讲出的铿锵有力的拉丁语比其他任何一种语言都优美；发青的眼睑紧闭着，盖住了眼睛——这双眼曾守望了共和国六十年；无力的双手伸开着——这双手曾书写了这个时代最华丽的书信。

这位伟大的演说家曾在演讲台上反对暴力、反对强权、反对无视法律，但当时他所做的任何一项控诉，都没有如今这默默无声、被残杀的头颅更深刻地揭露——暴力永远无理。民众们胆怯地挤在这受辱的讲坛周围，心情悲伤沮丧，却又十分羞愧地退到了一旁。没有人敢发表反对意见——这就是独裁统治啊!但是，他们的内心却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在共和国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悲伤象征面前，他们震惊地垂下了眼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