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威尔逊的失败（1/1）

历史瞬间

1919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未能实现一战后和平计划

威尔逊是美国第28任总统，是一对以虔敬知名的牧师夫妇的儿子，他的一举一动最终都由他的基督教信仰所决定。同时，生长在南方的他经历了内战和萧条的战后时期，曾经亲眼看到了战争带来的恐惧和困苦。并且他也是唯一一位拥有哲学博士头衔的美国总统。这一切都决定了他一直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他的基本政治理念就是：人性可以改造，战争可以避免，利益可以调和，建立国际组织并保卫世界和平。

从1914年到1917年初，威尔逊一直致力于避免美国卷入战争。他提议充当交战双方的调停者，但协约国和同盟国都不曾严肃考虑过他的建议。虽然后来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威尔逊的理念一直没有变过。他极力主张国家之间应该通过交流和对话，和平解决争端。

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发表演说，阐述了之后被称作“十四点和平原则”(the Fourteen Points)的关于国际和平的一揽子建议。“十四点原则”高度诠释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把他关于民主、自决、公开协议和自由贸易的国内政策投射到了国际领域，并且首次论述了关于成立国际联盟的想法。这个联盟的目标是保证各大小国家的领土完整以及它们的政治独立。

威尔逊打算凭“十四点原则”结束这场战争和实现一个所有国家共享的、公正的和平。但是最终，虽然他本人获得了191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但他的理想主义却败给了现实政治。他的诸多主张在国内与国际上都遭到了强烈的质疑或反对。他既没有成功地让美国加入国际联盟，也没有阻止战胜国瓜分与限制德国的企图。在茨威格看来，这一失败是灾难性的，因为随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中的种种苛刻条款招致了德国民众对条约的极大怨恨，最终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1918年12月13日，巨大的“乔治·华盛顿号”军舰正驶向欧洲海岸，船上载着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来没有哪艘船，也从来没有哪个人，被数百万人怀着如此多的希望和信任期待着。欧洲各国已经怒气冲冲地打了四年仗，它们用机枪和大炮，用喷火器和毒气，屠杀了自己国家数以万计的最优秀、最朝气蓬勃的青年。四年时间里，它们对其他国家用语言和文字表达的，只有仇恨和诽谤。但是，所有这些鼓动起来的激昂情绪，却并不能使人们内心神秘的声音沉默不言：这些国家的所说所做是荒谬的，玷污了我们这个世纪。这数百万名民众，无论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都怀有这种隐秘的情感：人类已经退回到未开化和认为早已消失的野蛮世纪中了。

就在这时，从世界的另一端，从美国，传来了一个声音，越过硝烟弥漫的战场，这个声音要求道：“永远不要再有战争”，永远不要再有分裂，永远不要再有旧的、罪恶的秘密外交——在民众毫不知情、毫不自愿的情况下，将其驱赶至战场遭屠宰，而要建立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秩序——“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建立的受到人类有组织的舆论支持的法制。”不可思议的是：各个国家讲各种语言的人们马上听明白了这个声音。这场战争——昨日还是一场关于领土、国境线、原材料、矿产和油田的混战，突然具有了一种更加崇高、近乎宗教般的意义：这场战争结束后将是永恒的和平，世界将成为公正和人道的救世主之国。这样一来，千百万人的鲜血似乎没有白流；这一代人如此受苦受难，似乎就是为了这样的痛苦不再降临人间。亿万名民众怀着无限欣喜和信任，热烈地响应着威尔逊的呼声；他，威尔逊，将要在战胜者和战败者之间缔结和平，一种公正的和平；他，威尔逊，将像另一个摩西一样，将迷惘的民众带到新的同盟谈判桌旁。几周之后，伍德罗·威尔逊这个名字就将具有一种宗教似的、救世主般的力量。人们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建筑、孩子。每一个处于困境或感觉受到歧视的民族，都委派代表去见他；从世界五大洲寄来的写有建议、诉求、恳请的信件、电报堆积如山，整箱整箱地运往这艘驶向欧洲的船上。整个欧洲、整个世界都一致将这个人视为他们最后一场争战的调停人，以实现他们最终梦寐以求的和解。

威尔逊无法拒绝这样的呼声。他在美国的朋友劝阻他，不要亲自参加巴黎和平会议。因为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他有义务不离开自己的国家，而可以远程领导此次谈判。但伍德罗·威尔逊却没有被说服，他认为，即使有着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这样一个国家最高职位，比起这个需要他到场的谈判使命，也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他要效劳的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大洲，而是整个人类；他不想只顾眼前，而要放眼更好的未来。他并不想野心勃勃地只代表美国的利益——因为“利益不会让人们团结，而只会挑拨人们”，而是要代表所有人的利益。他觉得，自己必须小心地守望着，避免那些军事家和外交官再次掀起狂热的民族情绪——因为人类的和解意味着为他们险恶的职业敲响了丧钟。他必须亲自保证，“是人民的意志而不是他们的领袖”迫使与会代表说什么样的话，在人类这最后一次和平会议上，每一句话都必须在全世界面前开诚布公地谈论。

抱有这种想法，威尔逊站在甲板上，望着在雾霭中渐渐显现的欧洲海岸——它模模糊糊、游移不定，就像他自己关于人类未来和平友爱的梦想一样。他就那样笔直地站着，这个身材魁梧的人，面容严肃，眼睛在眼镜后面放射出敏锐而清晰的目光，美国人的、显得精力充沛的下巴向前伸着，但丰满的双唇却紧闭着。作为基督教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和孙子，他有着和自己先辈一样的严肃和狭隘：对于长老会牧师而言，世界上只存在一种真理，而且他们十分确信，自己知道这种真理。他的血液中既有自己虔诚的苏格兰和爱尔兰祖先的炽热情怀，也有加尔文式信仰的奋发精神——正是这种信仰赋予了威尔逊这位领袖和导师这一使命：拯救罪恶的人类。基督教异教徒和殉教者的固执一直对他产生影响：宁愿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被焚烧，也丝毫不愿离开《圣经》。而且对他这样一个民主主义者和博学的人来讲，“人性”“人类”“自由”“和平”“人权”这些概念并不是冰冷的概念。对他的父辈来讲，这些概念是《福音》书中的训诫，对他来讲，它们并不是含糊的思想概念，而是宗教信条——他决心要像自己的祖先一样，逐一去捍卫这些信条。他已经做过许多斗争，但这一次，他感觉到，就像他在遥望欧洲大陆时，远处的景象越来越清晰明亮一样，这一次的斗争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想到这些，他身上的肌肉不自觉地绷紧：“如果我们的想法能够和睦一致，就要为建立世界新秩序而奋斗；如果我们不得不互相争执，也要为建立世界新秩序而奋斗。”

但是，没过多久，这种严肃神情就从他那眺望远方的眼神中消失了。在布雷斯特港口，那些礼炮和旗帜正在迎接他，但这不过是按照外交礼仪向这位盟国的总统致敬而已；但是，按照内心的想法，他从岸上所期待的，不是安排好的、有组织的欢迎，也不是预先设计好的欢呼，而是所有民众内心燃烧的激情。威尔逊所乘的火车经过之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村落、每一幢房子，都有旗帜飘扬着向他招手——这旗帜正是希望的火焰啊!民众们向他伸出了双手，欢呼声包围了他，当他乘坐的车经过香榭丽舍大街驶进巴黎时，夹道欢迎他的人群更是涌动如潮。巴黎民众、法国民众，作为其他身处远方的欧洲民众的代表，向他呼喊，向他欢呼，以将自己的期待传达给他。他的神色越来越放松，一抹坦诚的、幸福的甚而沉醉的笑意从他的嘴角流露。他向道路两旁的人群挥动着帽子，似乎想向所有人、向世界问候。是的，他亲自前来的决定是对的——只有鲜活的意志才能战胜刻板的法律。人们难道不能，难道不应该为了所有人永远创造一座这样幸福的城市、这样满怀希望的人类世界吗？再休息一个晚上，然后立即开始新的一天：带给世界和平——这世界已梦想了千年的和平，从而完成了这一最伟大的事业——这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参与完成的事业。

在法国政府为威尔逊安排下榻的宫殿前，在法国外交部的走廊里，在美国代表团的总部——克里荣大饭店前，挤满了焦急等待的新闻记者，单单这些人就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仅仅从北美就来了150名记者，其他每个国家、每座城市也都派了自己的记者过来，所有记者都要求拿到参加所有会议的入场许可证——参加所有会议!因为这次和会早已向全世界承诺要“完全公开”，这也就意味着，此次不应有任何秘密会议或秘密协定。“十四点原则”的第一点就已逐字逐句清楚地说明：“公开的和平条约，必须公开缔结，缔结后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秘密的国际协定。”因为，秘密协定这一瘟疫比真的瘟疫还要严重，它让更多的人失去生命，这种瘟疫必须通过威尔逊的“公开外交”这一免疫血清最终清除。

但是，让人失望的是，这些怀着满腔热情的记者遇到的只有尴尬的搪塞。他们被告知：所有记者肯定都会被允许参加所有大的会议，并将这些公开会议的记录——实际上已经将所有紧张交锋处理掉的会议记录，内容完整地向全世界报道。但是，目前还无法向外界告知任何信息，只有先等谈判程序确定下来。失望的记者们不由得感觉到，一定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取得完全一致。其实，发布消息的人并没有完全说假话。关于谈判程序，威尔逊在“四巨头”的第一次会谈中就已经感觉到了协约国的抵制：他们不愿意把一切谈判都公开，并且有一个好的理由。在所有参战国的公文包和文件柜里都放有秘密协定，这些协定保证了每个国家都能得到自己那部分的利益和战利品；还有那些肮脏的私下交易，他们当然不愿意轻易公开。为了不让巴黎和会从一开始就出尽洋相，有些事情就因此不得不先闭门协商和解决。但是，不仅仅是在谈判程序的制定上存在矛盾，在更深层次的层面还存在着分歧。根本上来讲，两方阵营形势十分清楚，以美国为代表的一方持左派立场，以欧洲为代表的一方持右派立场。在此次和会上，要缔结的不是一种和平，而是两种和平——两种完全不同的和平条约。其中一种和平是一时的、当下所需要的和平，那就是应该结束与已经放下武器的战败国——德国的战争；同时，还有另一种和平——未来的和平，应该避免未来一切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一方面是根据旧的、强硬的方式建立和平，另一方面是根据新的、威尔逊倡导的通过建立国际联盟达成的和平。这两种和平，究竟应该首先谈判哪一种呢？

就在这一点上，两种看法激烈对决。威尔逊对一时的和平完全没有兴趣：根据他的看法，确定边境、支付战争赔款，应在“十四点原则”中确定的准则基础上，由专家和专家委员会决定。这只是一项小的工作、次要的工作、应该由专家们完成的工作。而与此相反，所有国家领导人的任务应该是，也可能是：创造新的、未来的事物，也就是实现国家的联合，实现永久的和平。可是，每一方都认为自己的意见应该首先被讨论。欧洲协约国理直气壮地指责道，在经过四年战争后，人们不应该让这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世界去等待和平长达数月之久，否则欧洲将一片混乱。只有首先解决那些实际问题：将边境和赔款事宜做好安排；把那些一直持有武器的男人送回到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身边；稳定货币，让贸易和交通重新恢复秩序；然后才能让海市蜃楼般的威尔逊计划在一个业已巩固的大地上散发光辉。然而，就像威尔逊内心对当下的和平不感兴趣一样，克里孟梭、劳合·乔治、索尼诺这些狡猾的策略家和实践家内心对威尔逊的要求也相当不以为然。出于对政治利益的考虑，也有部分出自对威尔逊真诚的好感，他们对威尔逊的人道要求给予了赞赏，因为他们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感觉到，对自己的民众来讲，一项无私的原则会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因此，他们愿意通过附加条款的限制和删减某些内容的方式来商讨威尔逊的计划——《国际联盟盟约》。但前提是要首先缔结与德国的和约，以宣告战争结束，然后再讨论盟约。

但作为一个同样有经验的实战家，威尔逊清楚地知道，对方会怎样通过拖延时间的方式来让一个性命攸关的计划渐渐疲软，最后流产。他也知道，自己应该如何排除种种拖延时间的烦琐诘难：因为仅仅凭借理想主义，是无法成为美国总统的。因此，他毫不让步地、执着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必须首先讨论《国际联盟盟约》，他甚至还要求，要将盟约逐字逐句地写进与德国签订的和约之中。围绕他的这一要求，又产生了第二次冲突。因为对于协约国来说，将盟约的各项原则写进对德和约之中，这无疑是将未来的人道主义原则作为不应得的报答预先加给了德国。德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元凶，入侵比利时，粗暴践踏国际法，而霍夫曼将军在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用拳头捶打桌子的行为，正是肆无忌惮的暴力独裁最糟糕的范例。他们要求，先用旧的硬通货解决战争赔款问题，然后再讨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他们说，现在田野还是一片荒芜之地，城市也都被战争摧毁；为了让威尔逊印象更深刻，他们还一再劝请威尔逊亲自去田野和城市里看一看。但是，威尔逊，这个不切实际的人，却有意识地不去正视这些废墟，而只看向未来，他不去看那些被毁坏的建筑物，而只关注和平的永久建立。他的使命只有一个，那就是废除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尽管威尔逊自己的顾问兰辛和豪斯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还是毫不退缩地、执着地坚持他的要求：先讨论制定《国际联盟盟约》，先解决这件涉及全人类利益的事，然后才关注各个国家自己的利益。

斗争非常激烈，而且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浪费了许多时间。遗憾的是，伍德罗·威尔逊疏忽了，他事先并没有为自己的梦想制定轮廓清晰的架构。所以，他提出的这项盟约计划，也并没有最终的完整表述，而只是一个初稿，必须在无数会议上讨论、修改、完善、增删。此外，按照外交礼仪，在此期间，除了巴黎，威尔逊还必须前往其他结盟国家的首都进行访问。威尔逊去了伦敦，在曼彻斯特发表了演讲，再前往罗马。由于他不在场，其他的国家首脑也就并没有真正的兴趣和热爱想继续推进他的计划。就这样，在举办巴黎和会全体会议之前，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已经过去了，而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匈牙利，在罗马尼亚，在波兰，在巴尔干半岛，在达尔马提亚的边境上，都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占领地盘的斗争，其中既有正规军，也有志愿军；在维也纳，饥荒日渐严重；在俄国，形势也越来越严峻，令人忧心忡忡。

1919年1月18日，在举行的巴黎和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虽然已经确定《国际联盟盟约》是总的和平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却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盟约文件一直没有最终确定下来，一直处于无尽的讨论中，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一次审阅过后还有另一次审阅。又有一个月时间过去了，对欧洲而言，这是动荡不安的一个月：欧洲越来越急切地想得到和平，真实的、实际上的和平；直到1919年2月14日，在停战三个月后，威尔逊才交出了盟约的最后版本，这也是大会一致通过的版本。

世界再次欢呼起来。威尔逊的计划成功了：将来，和平不再是通过武器暴力和恐怖统治，而是通过和解以及对更高层次的公正的信仰来得到保障。当威尔逊离开下榻的宫殿时，他得到了如潮般的掌声和喝彩。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威尔逊带着一种自豪的、感激的幸福微笑望了一眼围在他周围的人群。他感受到，在这个国家的民众背后是其他国家的民众，在这代饱受苦难的人之后是未来世世代代的人，因为和平得到了最终保障，他们也就不会再体会到战争的苦难、强权和专制统治的屈辱。这是他最伟大的一天，同时也是他最后幸福的一天，因为在第二天，也就是2月15日，他就启程返回美国了，以便他在重返巴黎签署最后一份和平条约之前，先在美国向自己的选民和同胞说明这份永久和平的“大宪章”。但正是因为威尔逊过早地以胜利的姿态离开了战场，才最终断送了自己的胜利。

当“乔治·华盛顿号”军舰驶离布雷斯特港口时，礼炮再次轰鸣，但是，送别的人群稀疏了很多，而且他们的神情也显得更加无所谓。当威尔逊离开欧洲时，民众们怀有的巨大热情和救世主般的希望渐渐平息。在纽约，等待威尔逊的也不过是冷冷清清的迎接。没有飞机在这艘回归祖国的军舰上方盘绕飞行，没有喧闹如潮的欢呼。而在威尔逊自己的办公室里，在参议院，在国会，在自己党派之中，在自己祖国的民众之中，他所得到的也只是一种深怀疑虑的问询。欧洲并不满意，因为威尔逊走得不够远；美国也不满意，因为威尔逊走得太远了。欧洲认为，威尔逊似乎还远远没有将相互抵抗的利益结合成更伟大、更普遍的人类共同利益；在美国，新一届总统大选在即，他的政治对手进行宣传鼓动，说威尔逊毫无道理地在政治上将美国这个新大陆同反复无常、动荡不安的欧洲大陆太过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因而，这就违背了美国国家政策的基本准则——门罗主义。人们十分迫切地警告伍德罗·威尔逊，他不应该想着成为一个未来的梦想王国的建立者，也不应该为其他不相干的国家考虑，而应该首先考虑美国民众的利益，因为是他们，将威尔逊选为总统，选为他们自己意志的代言人。就这样，被欧洲谈判折磨得筋疲力尽的威尔逊，不得不开始和自己的党团以及自己的政治对手进行新的谈判。他本以为自己已经无懈可击地建成了《国际联盟盟约》这幢坚不可摧的大厦，而现在，他却不得不在这幢他引以为豪的大厦后门补砌一道墙——这是一道危险的门，因为美国随时都可能通过这道门退出盟约大厦，因此，“要防止美国从联盟中退出”。而美国一旦退出，就意味着，威尔逊计划的永久大厦——国际联盟的第一块基石就会被挖走，大厦墙基的第一个裂缝就会被打开，而这也将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导致盟约大厦最终的坍塌。

但是，即使有种种限制和修改，威尔逊还是像在欧洲一样，在美国实现了自己的新的“人类大宪章”计划，但这仅仅胜利了一半。现在，威尔逊已不再像最初离开美国时那般自由和自信，他踏上了重返欧洲的旅途，以便完成自己的后续使命。军舰再次驶向布雷斯特港；但现在，望向海岸，他的眼中再也没有当初那种愉快而满怀希望的目光。由于更加失望，他变得更老了，也更疲惫了，就在这几周的时间里，他的神情变得更加严肃，五官紧绷在一起，嘴边呈现出一种更加冷峻坚韧的神态，左侧脸颊不时抽搐一下——这正是在他的身体里酝酿着的疾病的警告信号。他的陪同医生不敢耽误一点时间，警告他要保重身体。然而现在，他面临着一个新的、可能更加严峻的斗争。他知道，实施原则比表述原则要难得多。但是，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不会放弃自己计划中的任何一个部分。要么全部实现，要么空手而归。要么实现永久和平，要么一无所有。

当他再次登陆的时候，不再有任何欢呼声，在巴黎的街道上，也不再有任何欢呼声，报社冷漠地等着新消息，民众们小心翼翼、满怀疑虑。歌德的话再次应验：“热情不是人们可以掩藏多年的东西。”威尔逊没有利用对他有利的时刻，也没有按照自己的意志趁热打铁，而是让自己的关于战后欧洲秩序的理想方案僵在那里。他不在欧洲的这一个月，一切都改变了。那段时间，劳合·乔治也向大会告了假，克里孟梭由于被行刺者用手枪射伤，两个星期无法工作。而那些只在乎私人利益的代表集团则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不受监管的时机，纷纷挤进巴黎和会委员会会议大厅。这些高级军官曾以最充沛的精力做过最危险的工作；所有这些元帅和将军，在四年时间里，站在利益的光芒下，竭力为个人谋利，他们的话、他们的决定、他们的专横，曾让万千人百依百顺，现在，他们绝不愿意谦虚退场。而威尔逊提出的盟约，却意在夺走他们的统治工具——军队。威尔逊在盟约中要求：“废除强制征兵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普遍强制征兵。”而这点要求，正威胁了他们的生存。永久和平将使他们的职业失去意义，因此，他们一定要消除和扼杀这关于永久和平的废话——《国际联盟盟约》。他们威胁着要求增加军备，而不是威尔逊提出的裁减军备；他们要求制定新的边界和得到国家保证，而不是威尔逊提出的以集体安全为基础的解决办法；他们坚持，这“十四点原则”的空想并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富强，而只能通过武装自己国家的军队和削减对手的军备来实现国家昌盛。在这些黩武主义者背后拥挤着那些想保留自己战时产业的工业代表团，还有那些想拿得战争赔款的中间商，外交官们越来越摇摆不定，受背后的反对党胁迫，全都想为自己的国家多增加一大片土地。他们巧妙地利用公众舆论做了一些试探，所有欧洲报纸连同美国报纸，都在用各种不同的语言重复着同样的话题：威尔逊荒唐的妄想拖延了和平的实现。威尔逊那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的乌托邦幻想本身虽然值得称赞，但却阻碍了欧洲秩序的整顿。现在没有时间可以再浪费在那些道德顾虑和超道德思考上了!如果不立即缔结和约，欧洲将大乱。

遗憾的是，这些诽谤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威尔逊是用不同于欧洲民众的尺度衡量时间的，他的计划关于未来的千秋万代。对于威尔逊来说，要完成这个使命——实现那做了千年的古老的梦，四个月、五个月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但是，就在此时，由各种不知名力量组成的自由军团却在欧洲东部到处征战，他们占据领土，整片整片的狭长领土还不知道属于谁，或应该属于谁。德国和奥匈帝国代表团在停战四个月之后还未被接待；而那些还未被划定的边界后面，民众们则变得十分不安，政治形势骤变的迹象清楚预示着：出于绝望，匈牙利会在明天、德国会在后天将自己交付于布尔什维克。于是，外交官们迫切要求迅速有个结果，签订和约，不管是公正还是不公正，都必须首先清除和约签订道路上的一切障碍：首先就是清除那份只会带来不幸的《国际联盟盟约》。

在巴黎仅仅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足以向威尔逊证明，在他离开的这一个月里，他奋斗了三个月才达成的一切成果都已经被破坏了，并且临近崩溃。福煦元帅几乎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想法：将《国际联盟盟约》从和平条约中剔除。前三个月的努力似乎都白费了。但正是在这一决定性的时刻，威尔逊下定了决心，决不退让一步。第二天，也就是3月15日，他通过媒体公开宣布，1月25日达成的决议继续有效——“《国际联盟盟约》将是和平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声明是对不良企图的第一次反击——企图在协约国之间以缔结古老的秘密协约的方式，而不是在新的《国际联盟盟约》的基础上同德国签订和约。现在，威尔逊总统清楚地明白了，那些曾经严肃地发誓要尊重民众自决权的大国，现在蓄谋着想要得到的是什么：法国要求得到德国的莱茵地区和萨尔地区；意大利要求得到阜姆港和达尔马提亚地区；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想得到自己的那份战利品。如果威尔逊不反抗，那么，和平将以他曾严厉谴责过的方式缔结，即像拿破仑、塔列朗、梅特涅一样，通过签订掠夺性条约缔结，而不是按照他提出并被巴黎和会郑重通过的原则缔结。

就在激烈的斗争中，14天过去了。威尔逊本人并不同意将萨尔地区划分给法国，因为他认为，这对自决权的第一次突破将会对其他所有条款的制定产生消极的示范作用。实际上，意大利将自己所有的要求都与这次突破联系在了一起，已经做出威胁，准备离开大会。法国媒体助长了这一气焰，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已经从匈牙利开始蔓延，而协约国则还争辩，不久之后，布尔什维克主义将侵占全世界。即使是在威尔逊自己最亲近的顾问——豪斯上校和罗伯特·兰辛那里，他也能感受到他们渐渐增加的反抗情绪。甚至以前的朋友都来劝他，现在世界局势如此混乱，必须赶紧缔结和约，即使要牺牲一些理想主义的要求。威尔逊面临着一条异口同声的阵线，而从美国传来的由他的政敌和竞争对手煽动的公众舆论也越来越猛烈地敲击着他的后背；在某些时候，威尔逊感觉自己的力量已经用尽了。他向一位朋友承认道，单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抵抗一切反对的声音，他坚持不了多久了，他还下定决心，如果不能实现自己的意志，他会离开巴黎和会。

而就在这场抵抗所有反对声音的激烈斗争中，一个最后的敌人也加入了进来，而且是来自他的身体。4月3日，正当这场残酷现实和未成形的理想之间的交锋到了决定性的时刻时，威尔逊再也无法站直身体了；一次严重的流感向他袭来，使这位六十三岁的老人不得不躺倒在床上。然而，比起他滚烫的血液，时间紧张得更加让人感到迫在眉睫，让这位病人无法休息；灾难性的消息像一道道闪电从阴暗的天空打下来；4月5日，共产主义在巴伐利亚取得了政权，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在慕尼黑宣布成立，处于半饥饿状态、被夹在布尔什维克的巴伐利亚和布尔什维克的匈牙利之间的奥地利，随时可能同苏维埃共和国结盟：随着反抗的声音越来越大，独自一人要为一切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重。人们把这个精疲力竭的人一直纠缠和催逼到了床边。在隔壁房间里，克里孟梭、劳合·乔治、豪斯上校正在进行商谈，所有人都下定了决心，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巴黎和会有个结果。而这一代价则应由威尔逊用自己的要求、自己的理想偿还；现在所有人一致要求，必须搁置威尔逊的“永久和平”计划，因为这一计划阻碍了现实的和平、军事上的和平，以及能获得物质利益的和平。

威尔逊早已精疲力竭，虽然他被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已，被媒体攻击为阻碍和平的罪人；虽然他对被自己的顾问离弃感到十分恼怒；虽然其他国家的政府代表们对他纠缠不休，但是，他却一直没有屈服。他觉得，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话语，只有当他将自己所期待的和平同非军事的、长久的、未来的和平联系在一起，只有他为唯一能够拯救欧洲的“国际联盟”竭尽全力，他才是真的在为和平而战。于是，当他刚刚能从床上起来时，他就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举动。4月7日，他向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海军部发送了一封电报：“‘乔治·华盛顿号’最早能在哪天启航驶向法国的布雷斯特港？军舰最早可能在哪天到达布雷斯特港？总统先生希望这艘军舰能尽快启航。”就在同一天，全世界得知：威尔逊总统已经命令他的军舰启航驶向欧洲。

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迅速传播开来。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了：威尔逊总统反对一切哪怕是损害《国际联盟盟约》中的任意一条原则的和平，他已经做出决定，宁可最后离开巴黎和会，也不愿屈服。就这样，历史性的一刻到了——这一刻将决定欧洲乃至世界未来几十年、几百年的命运。如果威尔逊此刻从会议谈判桌旁站起来离去，那么，原有的世界旧秩序就会崩溃，混乱局势就会开始出现，但是，在这片混乱中也有可能会有一颗新星升起。欧洲焦急地颤抖着：其他与会国会不会承担这种责任呢？威尔逊本人会承担这种责任吗？——这是决定性的时刻。

这是决定性的时刻。在这关键时刻，伍德罗·威尔逊仍然抱着坚定的决心：决不妥协，决不屈服，不要“压迫性的”和平，而是要“公正的”和平。不让法国人兼并萨尔地区，不让意大利兼并阜姆港，不让肢解土耳其，不拿民众利益做交换。公正应该战胜强权，理想应该战胜现实，未来应该战胜现在!公正必须勇往直前，即使世界因此而毁灭。这一短暂时间将成为威尔逊伟大的、最伟大的时刻，他最具人性的时刻，他最英勇的时刻：如果他有力量经受住这一时刻的考验的话，他的名字将会永远刻在那一小群真正的人类之友的名单上，他也就完成了独一无二的壮举。但是，紧跟着这一关键时刻的一周时间内，他却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攻击；法国、英国、意大利媒体对他提出了控诉，指责这个创造和平的人正是由于他在理论和神学上的顽固思想摧毁了和平；为了自己私人的乌托邦幻想而牺牲了真实的世界。甚至曾经希望从威尔逊那里得到一切的德国，现在也转而开始攻击他——德国由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巴伐利亚的爆发而陷入一片惊慌。而他的同胞——豪斯上校和兰辛也深切恳求他，放弃他的决定；就在几天前国务秘书图马尔蒂还从华盛顿发来鼓舞人心的电报：“只有总统先生采取勇敢的举动，欧洲才能得救，世界才有可能得救。”而现在，当威尔逊已经采取了这一“勇敢的举动”后，他却惊慌地从同一座城市发来海底电报：“退出巴黎和会是非常不明智的举动，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充满了各种危险的可能性……总统先生应该……让那些应该担责的人去承担终止巴黎和会的责任……在这种时刻退出巴黎和会可能是一种叛逃。”

威尔逊环顾四周，惊慌失措，迷惘绝望，一齐涌来的反对的声音让他的自信受挫。没有一个人同他站在一边，在会议大厅里，所有人都反对他，他参谋部的每个人也都反对他，而远处那些看不见的、恳请他坚持到底、保持忠诚的数百万个声音，他却无法听到。威尔逊不知道，如果他真将自己的威胁话语付诸行动，从会议桌旁站起来，他的名字是否将永垂不朽呢？威尔逊不知道，如果他能保持忠诚，坚持到底，是否就能毫无瑕疵地将自己对未来的理念作为一种一再被更新的基本理念留给后世呢？威尔逊不知道，从他对那些贪婪无尽、满怀恩怨仇恨和毫无理智的大国所说的“不”字中，究竟会产生哪些创造性的新力量呢？他只感受到，他一个人在战斗，而他却太虚弱，无力承担巴黎和会失败的最后责任。于是，极具灾难性的是，威尔逊开始渐渐妥协。他的立场开始渐渐松懈；豪斯上校搭建了沟通的桥梁；双方都做出了让步，关于边界的协商前后进行了八天。最终，历史上黑暗的一天到来了，4月15日，怀着沉重的心情，威尔逊勉强同意了克里孟梭提出的已经显然压低了的具有军事意义的要求：德国萨尔地区交付给法国，但并非永远，时限为15年。这个迄今不愿妥协的人做出了第一次妥协，就好像用魔棒轻轻一点，第二天早上，巴黎的报纸就改变了口径。而那些昨天还指责他为和平破坏者和世界摧毁者的报纸，现在却称赞他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政治家。但是，在他的灵魂深处，这种赞美却是一种责备，使他的良心备受折磨。威尔逊知道，事实上，他也许拯救了和平，当下的和平，但唯一能够拯救世界的和平——以和解精神缔结的永久的和平，却被错过了。荒谬战胜了理智，热情战胜了理性。世界退回到了反对不以时间为转移的理想的浪潮中，而威尔逊，身为领袖和旗手，却在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中失败了——同自己进行的战役。

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威尔逊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对还是错呢？谁又能对此进行评判呢？无论如何：就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不可逆转的一天，一个重要决定诞生了，这个决定的影响延伸至未来数十年、数百年，而我们将再次用我们的鲜血、我们的绝望、我们无能为力的迷惘来为这一决定付出代价。从这一天开始，威尔逊的影响力渐渐消失——这一力量曾是他所处时代里独一无二的道德力量，接着，他的威望、他的力量也逐渐减弱。一个人，一旦做出一次妥协，他就不会再停止了。妥协必会导致新的妥协。

欺骗创造欺骗，暴力制造暴力。在凡尔赛达成的和平——曾被威尔逊梦想为完整的、永久的和平，实际上却是不完整的和平，是一种不完全的产物，因为这种和平并未包含未来的意义，也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以及纯粹出于对物质的理性考虑而缔结的：唯一的一次机会，可能是历史上最性命攸关的一次机会，就这么悲哀地错过了；沮丧的世界，不再有救世主的世界，重又感到郁闷和迷惘。威尔逊，这个曾经被当作救世主而受到欢迎的人，如今回国了，却没有人再把他当作救世主，他只是一个疲惫的、拖着病躯的、行将死亡的人。再也没有欢呼声追随他了，再也没有旗帜挥舞着朝他致意了。当军舰驶离欧洲海岸时，这个失败者转过了身，他不愿意再去回望我们那命运不济的欧洲大陆，这片千百年来渴望着和平和统一，却从未实现过的大陆。一个人性化的世界所做的永恒的梦境再次在远方的雾霭中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