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仁君祸心（1/1）
赏罚不公
臣子们一再劝进、刘恒反复辞让的表演，总算在双方的密切配合下告一段落，刘恒成为大汉帝国有史以来的第五位天子(当然，从官方角度说应该是第三位，因为前后二少帝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但对刘恒来说，并不意味着就此万事大吉，可以心安理得地做皇帝了。
实际上，他的谦让，固然有政治表演成分，但同时也是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
落魄皇子一夜之间成了大汉天子，对许多皇室贵胄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但是刘恒却一直开心不起来。
他自南下赴京，进入长安后，处处小心，步步谨慎。只身从代国边陲到帝国心脏，是祸是福，现在谁也说不准。
在京城，刘恒没有任何根基，不要以为将天子印玺和符节拿到手，就等于掌握了帝国最高权力。假如没有一帮属于自己的嫡系人马为自己抬轿子、吹喇叭，掌握各个要害部门，即使拥有了帝王的头衔，也仅仅是获得了一个名分罢了，没有人真拿自己当回事。
京城的开国功臣、地方上的各位诸侯，没有一个是善茬儿，想要他们心悦诚服、俯首称臣谈何容易？想要驾驭这些人，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逼他们表忠心，如此等于君臣间签署了一份不可道破的权力契约，借机树立权威，让这些人以后再无法质疑自己权力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由外藩入中央继承大统，在历史上不乏其例，但这种帝位继承方式，往往会产生一项不可调和的矛盾——如何处理原来的掌权者与新君自己班底人马之间的关系？说得更透一点，就是新形势下，权力和利益如何分配？
一旦处理不好，就会激化为派系斗争，甚至演变为政变，这样的事，远的不说，在汉朝历史上就曾发生过。刘恒去世百年后，他的子孙中就有一位从外藩入主中央的王子，就因为没有处理好这层关系，在皇位上待了没几天，就被打包送了回去。
幸运的是，刘恒开了个好头，最终坐稳了江山。他的秘诀就是，想要爬上权力巅峰，就必须先放低姿态。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
柔者为刚，弱者称王。
刘恒的低调和示弱，也是陈平和周勃最乐见的。
多年来，陈平和周勃过得并不如意，他们辅助高祖打天下，可谓劳苦功高。但高祖在世时，他们基本处于权力核心的边缘地带，地位都比较尴尬。
高祖去世，吕后专权以来，他们二人顺应时势，选择了主动迎合吕后，保住了权势和荣华富贵，但也因此背上了背弃高祖遗嘱的罪名，受到刘氏宗室的排斥。
不过，为了保住大汉社稷，他们唯有委曲求全，至于蒙受误解，遭人唾弃，都算不了什么。他们坚信吕氏专权只是暂时的，天下终究还是刘氏之天下。
经历这么多以后，他们不想再侍奉一位强势皇帝，他们希望新君垂拱而治就好。只要大汉法统重新回归刘氏，剩下的事交给群臣即可。
群臣之所以反对吕氏，拥戴刘氏，不正是为了重新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势和利益吗？
迎接代王刘恒，无疑是最佳选择。陈平和周勃洗刷了以前背负的罪名，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相信今夜过后，所有关于他们的非议都将戛然而止。
在权力斗争中，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站队正确，赢得了最终胜利，一切解释权和话语权就在你手中。
与陈平、周勃的老辣相比，刘章、刘兴居弟兄俩显得徒有血气之勇，他们此前一直积极为自家大哥奔走，希望由齐王刘襄继承帝位。本以为是十拿九稳之事，不料最后群臣却选择迎立代王，这样一来，两人的处境就显得有点尴尬了。
刘章好歹在扳倒吕氏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刘兴居却什么都没干。一旦代王继位，恐怕难逃秋后算账。
事不宜迟，必须抢先一步，在新君面前争一份功劳，往后才能说得过去。只是，刘恒已经进入长安，能干的事已经不多了，必须干一件脏活累活才行。
拥戴刘恒为新天子的事是敲定了，但未央宫还住着少帝刘弘，刘恒要搬进去，意味着刘弘就要被撵出来。这毕竟是件不怎么光彩的事。刘兴居当场提出，此事交给他去做。
刘兴居需要个帮手，太仆夏侯婴掌握着皇帝车驾，和他搭伴再合适不过了。时间紧迫，两人决定立即入宫。
少帝尚浑然不知，不晓得外面已经变了天。小孩子哪里懂得成人的世界？他还不大明白，看到刘兴居和夏侯婴大晚上冲进宫来，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刘兴居看着一脸懵懂的少帝说：“足下不是刘氏后代，不应该再坐在皇帝位置上了。”说完，就催促他立刻动身。
由于事出突然，皇帝周围的侍从和卫兵们都没反应过来。刘兴居挥手让他们走开，有些人自动放下武器，但也有几个人愣在那里，一时不知所措，不肯离开。
幸亏宦者令张泽站出来，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大家总算明白了，未央宫将要换新主人，所以他们只好也跟着放下武器，自动散去。
夏侯婴找来车子，扶少帝登车出宫。车子驶出宫时，少帝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问夏侯婴：“你们这是要带我去哪儿？”
夏侯婴回答道：“到外面给你安排个住处。”
离开未央宫后，夏侯婴找了个住处，将少帝安顿下来。
当天晚上，少帝刘弘和梁王刘太、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等几个惠帝的儿子全部被处死。可怜几个小孩子，自始至终，都只不过是权力斗争的工具，最终也难逃成为权力斗争牺牲品的命运。
刘兴居和夏侯婴准备齐全天子仪仗，赶往代王府邸，迎接刘恒入宫。
在众人簇拥下，刘恒进入未央宫，行至端门，有十名谒者持戟把守，他们不知内情，看到有人深夜闯宫，大声喝道：“天子还在，你是什么人，胆敢闯宫？”
刘恒无奈，只好回过头，让周勃出面解释。
周勃走上前，耐心将来龙去脉解释了一遍。谒者们明白大势已去，便放弃抵抗，丢下武器，四下散去。
经过一番波折，刘恒终于进入内廷。
入住未央宫当晚，刘恒迅速颁布了两条紧急人事任命案：命宋昌为卫将军，统领未央、长乐两宫卫队和南北军；命张武为郎中令，负责巡视殿中。
然后，他没有稍做休息，直接到未央宫前殿，正式以皇帝身份临朝，颁布第一道诏书：
制诏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pú)五日。
刘恒出手之快，令人目不暇接。
他知道自己在京城没有根基，必须快速将京城的防卫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同时，由于以前他在天下人心中根本没有存在感，所以借着继位之初，要大力收买人心。
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对朝廷上层的权力更替基本漠不关心，他们更在乎谁给他们带来实惠。赐爵、赏牛、准许聚众喝酒，这些可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单拿大酺这件事来说，汉代社会执行盐酒专卖政策，民间实行严格的禁酒令，根据《汉律》，一旦查实三人以上无故聚众饮酒者，要被处死。
因为酿酒要浪费大量粮食，但在农业产出普遍低下的古代社会，粮食要优先保证食用。况且，饮酒对社会风气也有负面影响。
早在西周初年，周公旦总结商朝灭亡原因时，归纳出主要一条就是商人放纵饮酒。为了使周人免于重蹈覆辙，他颁布了严格的禁酒令，此后无论秦汉，都执行禁酒令。
在秦汉时，民间百姓能喝酒是一件很奢侈的事。不过诏令是下发了，具体到地方上，能否完全执行下去，就不得而知了。
马上又是十月岁首，新的一年开始了。按照惯例，当以新皇帝纪元，刘恒谥号为孝文皇帝，故新的一年当为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
文帝前元元年十月二日，文帝率领群臣在高祖庙中举行隆重肃穆的祭告仪式，正式宣布登基。而后，根据在倒吕政变中的功绩，进行论功行赏，具体如下：
太尉周勃任右丞相，加封食邑一万户，赐予黄金五千斤；
右丞相陈平改为左丞相，加封食邑三千户，赐予黄金两千斤；
大将军灌婴任太尉，加封食邑三千户，赐予黄金两千斤；
朱虚侯刘章、襄平侯纪通、东牟侯刘兴居每人食邑二千户，赐予黄金一千斤；
封典客刘揭为阳信侯，赐子黄金一千斤；
琅邪王刘泽改封为燕王。
如果细细一琢磨，就会发现这份封赏名单并不公平。在政变中，周勃和陈平做了一些谋划调度，但发挥关键性作用的还是刘章。
很显然，此次封赏最大的受益者并非刘章，而是周勃和刘泽，跟他们一比，刘章和刘兴居哥儿俩的封赏显得微不足道，属于象征性的。
实际上，在这份封赏名单出炉前，另有一番内幕。
原来就在文帝入主未央宫后，第二日朝会就不见右丞相陈平的身影，一问才知道他染病了。文帝不禁心生疑窦，觉得很蹊跷，早不病晚不病，为何恰恰在这个时候就病了？
文帝不信世上会有如此巧合的事，便前往陈平府中探个究竟。
见皇帝亲自前来探视，陈平只好实话实说：“高祖在位时期，周勃功劳不如我，因此，我位居他之上。而在消灭诸吕的斗争中，我的功劳就比不上他了，所以心甘情愿将右丞相位置让给他。”
人在职场，往上爬靠的是贪婪和野心，但往回退，却需要智慧和勇气。
强者任他强，横者任他横。
眼看着有人起高楼，眼看有人宴宾客，到后来，终难逃，曲终人散楼坍塌。
毫无疑问，陈平是个智者。他知道，多年来，周勃一直对他心怀不忿，嫉妒自己官居于他之上。虽说为了扳倒吕氏，两人握手言和，但一旦没了共同的敌人，暂时按下去的旧日恩怨终究会重浮水面。
那么，让他一下又何妨!
文帝思考再三，最终还是同意了陈平的决定。
封赏令颁布后，有人欢喜，有人恼火。
周勃终于得偿所愿，坐上了右丞相的位子，成为首席功臣，一时间风光无限。多年来，他心头憋着一口气，现在终于将陈平踩在脚下了，扬眉吐气了一把。
至于刘泽，本是个投机分子，谈不上对文帝有多少感情。他之所以主动提出迎接文帝，多半还是嫉恨齐王刘襄，不愿意让他美梦成真。
在倒吕行动中，刘泽基本没出多大力，反倒成为第一个受封之人，拥有了燕国这样一个大国。只是，他也没欢喜多久，就国两年后就死了。
对此次封赏极为不满的，自然是刘章、刘兴居兄弟俩。刘章立有大功，却只封食邑二千户，赐金不过千斤，打发了事。
刘章、刘兴居哥儿俩心中自然感到愤愤不平，只不过暂时敢怒不敢言罢了。
如此安排，实为文帝私心作祟。
其中缘由是他后来得知，刘章之所以在诛灭吕氏行动中如此卖力，主要是为了迎接齐王刘襄称帝，心中自然很不痛快。
反观刘泽，虽说没有冲在倒吕政变的第一线，但在大臣们群议纷纷之时，他站出来提出迎立文帝，对于营造舆论风向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封他为燕王，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两年后，文帝一口气册封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为了安抚其他刘氏宗室，封被吕后饿死的赵幽王刘友长子刘遂为赵王、幼子刘辟疆为河间王，顺便捎带封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
看上去，虽说晚了一些，但好歹也算补偿了一下刘章、刘兴居。然而，这并没有打消哥儿俩的不满，且不说封赏有点姗姗来迟，就是城阳国和济北国，也是从原来的齐国划分出来的，刘肥一系的势力并没有丝毫变化，等于玩了一个数字游戏而已。
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四月，在封王一年后，刘章带着愤懑和不甘心去世了。在他死后不到一月，匈奴入侵，匈奴右贤王进入北地郡，渡过黄河，占领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及其以南地区，又称为新秦中)。一时间，大汉北疆形势空前紧张。
吕后执政以来，对匈奴能忍则忍，能让则让，使匈奴变得愈发骄横。估计，他们得知大汉新君初立，代国一时无主，想趁着汉朝北部边境空虚，南下捞一把。
此时，文帝正在巡幸甘泉宫(本为秦林光宫，秦二世时所建，位于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
得知匈奴南侵，文帝觉得以前为了避免战火，保持边境的安宁，不惜给匈奴送去大量女子财帛，却没有换来真正的和平，贪得无厌的匈奴，依旧时常越过边塞，杀害大汉边关官民士卒。有时候甚至深入内地，烧杀劫掠。对于匈奴这种言而无信的野蛮人，一味地忍让，非但不能终止他们的强盗行径，还会进一步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
是可忍，孰不可忍!
文帝在当代王时，见多了匈奴的暴行。如今他是大汉天子，决不能再妥协，遂决定对匈奴发起反击，下令边境一带约八万五千骑兵将士在高奴(今陕西省延安市东北延河北岸)集结，由丞相颖阴侯灌婴统领，迎头痛击敌人，并调遣中尉材官归属于卫将军(名不详)，驻守长安，以防止有人趁着汉匈开战时在后方捣乱。
匈奴右贤王得知汉军大军集结，急忙逃遁而去。灌婴正准备继续追击敌人，却接到皇帝命令，要他放弃追击，立刻掉头南下。
原来，济北王刘兴居就国以后，总觉得文帝封赏不公，心中怏怏不平，恰好听说皇帝不在京城，又逢外敌入侵，以为可趁机作乱，便举兵造反。计划先派兵偷袭荥阳，一旦荥阳到手，就可以趁势攻入关中。
攘外必先安内。得知刘兴居造反，文帝只得下令汉军暂停反击匈奴，全力平乱，命棘蒲侯柴武(有的版本作陈武)为大将军，率领十万大军征讨刘兴居。同时，命祁侯缯贺为将军，驻扎在荥阳，以防止叛军偷袭。
平叛战争在短短三个月后就结束了，刘兴居被俘后自杀，济北国改为郡县，由中央直接管辖。
刘兴居昙花一现的叛乱，使得那些还持观望态度的诸侯彻底死了心，再也不敢痴心妄想。
刚即位，就遇到内忧外患，文帝没有丝毫的慌乱，反而表现出了从容不迫的帝王气度。原来的行程安排，并没有因发生意外而改变，依旧从甘泉宫北上高奴，顺路到太原，接见代国群臣。虽说离开代国也不过数月，但身份变化后故地重游，回到昔日封国，文帝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当年，文帝刚来代国时，还是一个八岁孩童，离开时，已是二十三岁的青年。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代国的一草一木，他都记在心头。如今以大汉天子的身份，重回代国，他岂能不感慨万千？
代国虽说苦寒贫瘠，但在吕后疯狂报复打压刘氏宗室之时，却成了文帝和薄太后母子二人的庇护所。幸赖代国臣子们齐心协力，从中周旋，才使他们侥幸逃过了吕后的魔爪。
文帝心想：现在朕回来了，是时候回报一下了。
多年的苦日子，使得文帝养成了勤俭过日子的良好习惯，不过这一刻，他没有丝毫的吝啬，对代国的群臣进行大肆封赏，感谢他们陪自己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
文帝是个重感情的人，在赏赐官员们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给代国的普通百姓赏赐牛和酒，免除晋阳、中都民众三年的徭役和赋税。
即位以来，无论对臣下还是百姓，文帝都广施恩义。但如果有人就此以为他是好好先生，是一个没有原则的和事佬，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他知道自己根基薄弱，要拓展权力基础，唯有尽其所能，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
作为帝王，最大的忌讳就是让臣下看到弱点，让臣下抓到把柄。继位之初，文帝对朝中大事知之甚少，为避免在臣下面前露破绽，他尽量在具体事务上不表态，不乱干预臣下工作。
但令文帝没想到的是，他谦逊的态度却助长了一些人的傲慢，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右丞相周勃。
周勃罢相
早年的艰难岁月，给文帝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所以，他即位之初就下定决心做一名好皇帝。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文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仁义之君，成了后世历代君王效法学习的榜样。
文帝的身上体现了儒家提倡的一切美德，概括起来，就是“仁孝”二字。
一个人的性格形成，很大程度上来自家庭教育。父母的言谈举止，对孩子的人格成型具有决定性意义。文帝的童年是不幸的，他缺少父爱，但他同时又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位谦和宽容的母亲。
薄太后生性恬静淡泊，为人内敛不争，她的言传身教对文帝的成长产生了很大作用。在她的呵护和陪伴下，儿子并没有由于缺少父爱而出现人格的缺陷，反而成长为一个品德优秀的好少年。
虽说自古帝王之家缺少家庭亲情，但文帝与薄太后母子二人感情非常好。文帝对母亲，是非常感激的，是那种纯天然、出乎天性的孝顺。他刚一即位，就赶紧派舅舅薄昭赶赴代国，迎接母亲到长安。
终其一生，文帝对母亲的孝顺不减丝毫。薄太后身体一直不大好，文帝总是设法精心照顾她。
或许与北方地理气候条件差有关，在代国期间，薄太后经常生病，有一次，一病不起，卧床长达三年之久。文帝不放心下人，就亲自在太后榻前伺候，每次服药，总要亲自尝药试温，然后再喂给母亲。由于照料得当，薄太后身体逐渐康健，直到文帝驾崩后两年，才安然去世。
文帝的孝行感动了很多人，后世将他列入二十四孝，成为孝道教育的榜样。文帝对母亲恭顺，对臣下则多宽容。大臣们偶尔犯点小错误，他也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忍过于苛责。
然而，有些人，将皇帝的宽容误认为是懦弱，将皇帝的仁慈，视为理所当然。比如周勃，就做得实在太过分。
他自认为是拥立文帝的首席功臣，走起路来鼻孔朝天，全然不把旁人放在眼里。就是在朝堂上，也常举止失仪，退朝的时候不行趋礼，径自大踏步离去，全然不顾礼仪。念及他的功劳，文帝心中虽然不快，但依然目送着他离去。
朝中大臣们对周勃的骄横做派多有不满，但惧于他的权势，不敢站出来反对。但日子一久，终于还是有人忍不住站出来，向皇帝检举周勃。
令人吃惊的是，敢于拔虎须之人，竟然是与周勃关系挺不错的袁盎。
袁盎，字丝，楚人。其父早年曾落草为寇，总觉得不能一辈子过这种刀口舔血的日子，便洗手不干，举家迁至安陵(惠帝陵寝，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袁父共有俩儿子，老大为袁哙，老二为袁盎。
占山为王、拦路打劫的营生没了，但饭还是要吃。袁盎一度到吕禄府上做家臣，这段时间到底过得如何，不得而知，估计混得也很一般。
后来，吕氏倒台，吕禄被灭族，好在袁盎没受到牵连。究其原因，一来他在吕禄手下就是个不起眼儿的小角色，根本没参与什么大事，没有不良记录；二来周勃与他的哥哥袁哙交情不错，估计有意放了他一马。
文帝即位后，在袁哙举荐下，袁盎做了一名郎中(皇帝的随从)。
袁盎为人正直，最看重儒家君臣伦理，觉得臣子无论有多大功劳，都必须恪守为人臣的本分。在君臣大义面前，个人情谊根本不值得一提，看着周勃昂首离去的背影，正在文帝身边当值陪侍的袁盎，不动声色地向皇帝问了一个问题：“陛下认为丞相绛侯(绛侯是周勃的封号)是什么样的人？”
“是国之重臣啊!”文帝不晓得袁盎为何突然有这么一问，便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不见得，绛侯是功臣，但并非重臣。”袁盎答道。
“功臣和重臣有区别吗？”文帝觉得好奇。
“有!”袁盎斩钉截铁地答道，“吕后称制，诸吕专权之时，刘氏的天下犹如命系一线，周勃身居太尉高职，却没有站出来匡扶正义，直等到吕后去世，群臣出来反对吕氏时，周勃察觉到风向有变，顺势抓住机会，参与了倒吕行动。因此，说他是功臣不假，但谈不上国家重臣。能够在国家危难之际站出来力挽狂澜，与皇帝患难与共，不计较个人得失之人，方可以称之为重臣，显然，周勃不是!如今，周勃对陛下面露傲色，陛下却依然对他谦让、礼遇有加，我觉得你们君臣二人做法都有失礼节，陛下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态度!”
文帝听完后，默然不语，并没有表态，但此后对周勃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弯，收起以往谦逊和蔼的态度，一脸严肃，不苟言笑。周勃看见皇帝没有好脸色，心里发怵，开始有所收敛，态度也变得恭敬了许多。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周勃很快就得知，皇帝态度转变，是袁盎在背后使坏，不由得气愤难平，当着袁盎的面骂他：“好歹我和你兄长袁哙交情不浅，你小子却在朝堂上诽谤我!”
袁盎认为自己是出于公心，做事无愧于心，因此也懒得理他。
周勃本以为文帝是受了袁盎蛊惑，最多就是不给自己好脸色，只要时间一长，一切就会好起来，毕竟自己对皇帝有过大功。
然而，时间很快证明，周勃想得太天真了。没有一个皇帝甘愿看臣下的脸色做事，文帝也不会例外。他之所以前段时间能够容忍周勃，主要是因为初来乍到，对朝政大事尚不清楚。
皇帝没有见习期，在坐上皇位之前，谁都没有经验。不懂没关系，可以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文帝对朝廷大事，心中基本有了初步掌握。此时，他对周勃的忍耐也已到了极限。
终于有一天，在朝会上，文帝发难了。
“敢问丞相，全国一年中判决的案件有多少？”
态度很和蔼，语气很亲切，犹如正常工作询问，一切看起来再正常不过了。
周勃本是武将出身，没有多少行政经验，虽说坐上右丞相位子已经有些时日了，但只是忙于享受担任百官之首带来的权力滋味，根本无暇留意政事。见皇帝垂询，又不能撒谎，只好老老实实如实回答：“不知道。”
“那么，全国一年中钱粮的开支收入有多少？”皇帝又问道。
周勃抬头看了看，见皇帝脸上依然一脸真诚，笑意很浓，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嘲讽。
那一刻，周勃感到巨大的压力，犹如一股超强气流，从宝座上向他呼啸而来，逼得他快要窒息了。汗，从鬓角渗出，流了下来，后背不禁已是大汗淋漓，浸透了袍服。他再一次弱弱地回答道：“不知道。”
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周勃感到满朝文武大臣的目光都盯着他，顿时又羞又臊，那一瞬，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
好在皇帝没有继续问他，转过身去问左丞相陈平同样的问题。
陈平很平静地回道：“了解这些事，陛下问相关部门的主管官员就好了。”
文帝进一步问道：“具体主管者是哪些人？”
“陛下要是问刑狱判决，只管问廷尉；若是了解钱粮收支，询问治粟内史便是。”陈平回答很从容。
“既然各方面都有各司其责之人，那么，你又管些什么事呢？”文帝追问道，这话就显得有点尖锐了。
既然方方面面都有主管部门，朕要你这个丞相又有何用？
陈平何等聪明，马上听出了皇帝的弦外之音，立刻端正态度，用略带自责的语气回答说：“陛下不嫌我才智低下，让我勉强出任丞相，臣下实在诚惶诚恐!至于丞相职责，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时；下养育万物，适时生长，对外镇抚四夷和诸侯，对内爱护团结百姓，使公卿大夫各胜其职。”
一句话，丞相就是负责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督促百官做好手中工作。至于具体事务，交给职能部门就好了，没必要事事躬亲。
文帝听后很满意，连声称赞陈平回答得好。
两人一比较，高下立现。朝会结束后，周勃感到很不是滋味，认为陈平有意让他在皇帝和百官面前出丑，憋了一肚子气，气呼呼地抱怨陈平说：“您平常为何不教教我这些话，害得我在陛下面前抬不起头？”
陈平听后，非但没生气，反而笑意盈盈地说：“您现在已是身居相位，怎么还不知道丞相的职责？假若陛下问起长安城中盗贼数目，难道您也要胡乱编个数应对吗？”
直到此时，周勃才明白了，自己自始至终和陈平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但他的认识，也只能停留在体会到自己和陈平存在差距这个水平了。
其实，有些话陈平没有说，是希望他自己去体会品味。
这时，有个无名好心人提醒他：“您大祸临头了，怎么还跟没事人一般啊？”
周勃觉得莫名其妙，忙问：“你说明白一点，到底怎么回事？”
来人见周勃毫无所知，只好把话挑明：“你诛杀诸吕，迎立皇帝，立有大功，但你却没有自知之明，身居高位，居功自傲，不知危险将近，皇帝问您那些话，其本意不在考察你的理政能力，是在暗示您，要懂得有所进退。如果您还不急流勇退，恐怕祸事真的不远了!”
周勃听后大惊失色，出了一身冷汗，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于是不再犹豫，立即给皇帝上书，自称身体状况日渐恶化，实在难以继续扛起丞相重任，愿意辞职还乡。
周勃辞职书呈上去后，心中还保留着一丝幻想，希望文帝挽留一下，至少做个姿态也行，没想到文帝很痛快地批准了。
至此一切明白了，周勃只好收拾一下走人了。
周勃辞职后，文帝不再设左右丞相，丞相职位由陈平一人一肩挑。
不过，陈平在任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十月，陈平刚去世没几天，周勃接到皇帝诏书，让他重新做丞相。周勃喜出望外，看来皇帝究竟还是没忘记他的功劳啊!
然而，事实证明他高兴得有点早了。
周勃回炉重任丞相不久，文帝就颁布了一道诏书。
内容大致是这样：“古时候诸侯林立，各自守着自家封地，按时向天子进贡，百姓们也就近给封主缴纳赋税，上下相安无事，和睦欢喜，这是多好的事啊!只是眼下，列侯们多居住在长安，与自己封地路途遥远，封邑百姓们每年千里迢迢往京城送物资用品，同时，列侯也顾不上打理自己封地事宜。从现在起，列侯都回到自己封地去，在朝廷担任重要职务，实在走不开的，也要派儿子前去封地。”
诏书颁布后，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大多数人都寻找各种理由赖在长安不走。其中缘由很简单，没有人舍得离开繁华的京城，到乡下去过苦日子。
一年时间过去了，列侯中大多数人依然如故，待在长安磨磨蹭蹭，就是不动身。
文帝有些耐不住性子了，既然都不愿动，就别怪我点名动粗了。
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十月三十日，发生了日食。天象有异变，必然是朝堂上出了问题。文帝决定趁这个机会出手，他找来周勃谈话，语气很柔和，但态度很坚决。
“前些日子，朝廷下诏让列侯去封地，但总有些人找托词不走。丞相是我一贯器重的大臣，你看现在你可否做个表率，带个头？”
周勃不知道皇帝为何突然扯到封地上，一脸茫然，他想辩解一番，但嘴张合几次，终究没有说出一个字来。到最后，只得颓然地点头表示同意。
很快，周勃的丞相职务被免去，他心中纵然十二分不愿意，但也只得收拾一番，上路去封地了。
周勃走后，丞相一职由灌婴接任，同时免除灌婴太尉职务。而太尉一职被宣布废除，其职权归入丞相。
栽了跟头，丢了官，但周勃自始至终都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能说他的政治觉悟实在太低，在官场混了大半辈子，对权力法则还是没有透彻的认识。
庙堂高处不胜寒，无论是谁，若是行事不小心，就会被权力野兽吞噬，死无葬身之地。就算是高高在上的天子，也概莫能外。
为了保全自己，保证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皇帝就必须培养自己的亲信人马。一朝天子一朝臣，古今皆然。吕后执政时期，她全力提拔自己娘家子侄，毕竟还是自家人可靠。自那时起，陈平、周勃等功臣就已经靠边站了。
只是后来的倒吕政变，让陈平和周勃的政治生命意外得到了延续。不过政变的结束，意味着他们的历史使命也就结束了。文帝绝对不能容忍在朝堂上还有一群功臣在颐指气使。周勃初次罢相时，皇帝的意图已经很明了，但他却丝毫没有察觉，等重新出山之际，还欣欣然不知所以。实际上，文帝采用的是先扬后抑的策略，欲要取之，必先予之，之所以让周勃再次复任丞相，就是打算将他彻底逐出权力核心，但周勃却浑然不知。
至此，周勃总算领教了什么叫君心深似海，他满怀沮丧和失落，回到封地绛县(今山西省曲沃县西南)。
不到一年多，他先是从云端跌了下来，然后又重新扶摇直上，没想到没多久，再次重重摔落下来。人生的大起大落，让他感到人生无常，变幻莫测。
当年的周勃叱咤风云，何其雄壮？如今却落得终日惶惶然，难有片刻的安宁。虽说现在还是世袭列侯，但他总觉得有一种不祥感，在向他慢慢逼近。
绛县属于河东郡，河东郡守和郡尉等地方官员定期到下辖各县巡视，每当到绛县时，周勃就高度紧张，害怕自己遭暗算。出于职业军人的敏感，每逢地方官来访时，他总是顶盔披甲，全副武装后，才在家人簇拥下出来接见。一来二去，地方官们觉得不对劲，绛侯回到封地安心养老即可，搞这么大阵仗，到底有何企图？不行，这事必须要向朝廷汇报。
周勃回到封地一年后，文帝就接到地方官的揭发信，检举周勃不老实，要图谋造反。
谋反这等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文帝立即下令廷尉彻查。廷尉不敢怠慢，交给长安刑狱部门去办理，周勃随即被逮捕下狱。
面对飞来横祸，周勃百口莫辩，一时不知该如何自证清白。
长安遍地王侯，所以长安监狱的狱吏也是见过大世面的，随便哪天牢房中丢进来个把王侯，他们都不会觉得稀奇，早已司空见惯了。
在阴暗湿冷的牢房中工作久了，狱吏们心肠早已变硬，性子也犹如牢房一般，阴暗狠毒，没有一丝阳光。甭管你以前是王侯还是将相，只要进了牢房，有的是办法对付你。不出三天，定能让你身上的尊贵和骄奢气蜕尽。
周勃是一员久经沙场的猛将，现在虽老，然虎威犹在。可是自打下狱后，每天面对狱吏的百般折辱和刁难，没出几日，他就有点招架不住了，猛虎快变成病猫了。
在监狱里，昔日的官衔和荣耀都暗淡失色，没有任何用处。周勃失落、潦倒，愁绪万千，一时竟不知该怎么办。就在此时，突然，一个念头犹如电光石火一般在他头脑闪过，他想起了一件利器：钱!
虽说人在牢房，但在没定罪之前，周勃家产尚在，不缺钱。现在不是心疼钱的时候，他咬咬牙，给狱吏送了一笔钱，足足有千金之多。如此巨额的钱财，足以诱导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
一介小小狱吏，几辈子都未必能攒足这么多钱。狱吏动摇了，立刻换了一副嘴脸，态度大转变，殷勤了许多。一日，趁着四下无人，狱吏偷偷将一片木简塞到周勃手中。
狱吏走后，周勃摊开手细看，谁料木简上一片空白，不着一字。周勃有点失望，下意识将木简翻过来，才发现背面有字，忙凑近牢房窗户，借着微弱光线，隐隐看见上面写着几个字。
“以公主为证。”
周勃恍然大悟，立刻懂了。下狱后，遭遇突然变故，以至于乱了方寸，竟然忘了一个关键性证人，就是自己的儿媳妇。
文帝即位后，为了笼络周勃，将公主下嫁给周勃长子周胜之，现在只要公主站出来说句话，远胜过自己说百句。皇帝可以不相信我的证词，但自己女儿的话总得信吧？
不过，周勃总觉得单凭公主做证还不保险，最好找个能在皇帝身边说上话的人，出面为自己澄清才行。可自他下狱后，那些昔日与他交好的王公贵戚，唯恐避之不及，谁肯站出来？思来想去，皇帝是个孝子，旁人的话可以不听，但太后的话，必定能听得进去。
于是，周勃将昔日皇帝所有的封赏悉数拿出来，派人送到薄太后弟弟薄昭府上，拜托他在太后面前替自己求情。
薄昭见钱眼开，应允了下来。
此时，周勃涉嫌谋反案的审查工作也不断推进，眼看结案在即，薄昭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便向薄太后替周勃求情。薄太后深以为然，也觉得周勃不大可能谋反。
一日，文帝退朝，赶来向太后请安。
薄太后遂问起周勃的事来，文帝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愿意正面回应。惹得老太后恼火了，顺手抄起身边头巾，向文帝扔了过来，骂道：“你也不想想，绛侯当初掌管着北军，手里握着玉玺，那时候他不谋反，反倒返回小小绛县后谋反，这可能吗？”
文帝当时也刚看过周勃在狱中的供词，基本确信他没有谋反，恰好被母亲一顿训斥，当下下令将周勃释放。
周勃走出牢门时，回头看了看狱吏，但见他早已转变成另外一副模样，满脸笑容，态度毕恭毕敬，仿佛从来没有对周勃凶过，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短暂的牢狱生活，让周勃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
作为一名曾经率领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的老将，他也是踩着尸山血海过来的人，早已看淡了生死。但是没想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狱吏，在这几天，让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感。
两军对垒时，周勃浑身是胆，可没想到，方寸牢狱竟压榨出了他内心的怯懦。阴暗力量实在太可怕了，他不由得长叹了一声：“我也曾是统领百万之师之人，没想到今日，才算见识了狱吏的厉害!”
周勃出狱后，文帝恢复了他的爵位和封地。昔日那些亲友故交，又纷纷找上门来，一切又回到了从前，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但是，周勃对世事的看法已不同往日了。对这些人，他没有热情，没有愤恨，甚至内心没有起一丝涟漪。
趋利避害，人之天性，世态炎凉，本来如此。
只是，让周勃意想不到的是，在他身陷囹圄、同僚亲友袖手旁观之际，只有一个人为他上下奔走。而这个人，在此前，周勃对他一直很鄙夷，此人便是袁盎。
危难之际见真情。周勃落难之际，本该站出来的人，都明智地选择了置身事外，而周勃印象中的卑鄙之徒袁盎，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伸出了宝贵的援手。
再后来，周勃得知，如果没有袁盎上下积极活动，他不可能这么快就被释放出来。
事实证明，袁盎是个公私分明之人，是个堂堂正正之人，他当初检举周勃是出于公义，如今搭救周勃是发自友谊，两者并不矛盾。
平常看清一个人很难，唯有危难之际，方能显现出一个人的品行。
经过此事，周勃对袁盎以前的误解一扫而空。此后，二人成了真诚相待的好友。
不过，这场牢狱之灾对周勃的打击实在太大。出狱回到封地后，他再也不过问世事，直到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孤独去世。
在此以前，灌婴早在文帝前元四年十二月去世。
随着周勃撒手人寰，跟高祖打天下的功臣们基本凋零殆尽。
创业者们的终结，标志着大汉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王子复仇
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倒吕政变的主角们一个个先后出事了，先是文帝逼周勃罢相，紧接着，刘章英年早逝，刘兴居谋反未遂，自杀身亡。
内有藩王谋反，外有匈奴入侵，这一年纷扰不断，就没消停过。就在内忧外患之际，长安城内发生了一桩凶杀大案。长安作为大汉帝都，人口众多，发生个把凶杀案，本不足为奇，只是这桩案子无论是遇害者，还是凶手，都是当朝显赫人物。最奇的是，凶手杀人后，非但没有逃走，反而袒露上身，跪在宫阙前自首。
遇害者是辟阳侯审食其，凶手是淮南王刘长。
自吕后去世，诸吕被诛杀后，作为一名过气人物，审食其一直低调做人，基本上待在府中不出门，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人们几乎快要将他遗忘了。没承想，他却意外惨死在刘长手中。
虽说审食其如今落魄了，但他毕竟也是曾经担任过丞相、太傅等显赫职位之人，并非一般平头小老百姓。突然之间遭人杀害，一时间，这桩大案立刻成为京城上下关注焦点，群议纷纷，就看朝廷如何处置此案。
刘长与审食其有何深仇大恨，竟要下此毒手？一切要从刘长的身世说起。
高帝八年(公元前199年)，高祖追击韩王信，战役结束后，途经赵国，赵王张敖为了讨好皇帝岳父，咬咬牙，将自己的一位美人(妃嫔封号)献给了高祖。
一夜欢愉之后，高祖抛下美人，急急忙忙就走了。不久后，她发现有了身孕。张敖一贯胆小谨慎，得知后，自然不敢再让她住在赵王宫，专门为她修建了一座宫室将她安置下来，只待有机会，将她送到高祖身边。
谁承想，张敖还没来得及汇报，赵国国相贯高谋反事件就东窗事发，赵王及其家眷统统受到牵连，被抓起来关在河内，其中就有那位美人。
谋反是夷三族的大罪，一旦受到牵连，断无活路。可怜的女人整日提心吊胆，个人生死早已不重要，作为母亲，她此刻有个强烈的愿望，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自己的孩子。她央告监管的官吏说：我怀了皇帝的孩子，希望你代我转告一下陛下。
官吏听她说得有板有眼，不由得不信，深感兹事体大，不敢懈怠，立刻向高祖汇报。不巧的是，当时高祖被贯高谋反之事扰得心烦意乱，正在气头上，根本没心思理睬这档子事。
孕育新的生命，等于让女人重新拥有了一次生命，再柔弱的性子，也会变得无比坚韧起来。得到消息后，美人并不死心，就拜托哥哥趟兼通过审食其的关系求见吕后，希望她出面，在高祖面前求情，给她们母子一条生路。
吕后此时正在为戚夫人和刘如意恼火呢，一个后宫敌人已经让她嫉恨不已，岂能再给自己和儿子增添对手，所以她根本没发一言。
将趟兼引见给吕后，审食其已是冒了很大风险，眼瞅着吕后面若冰霜，就算他是吕后身边的红人，也不敢再拂逆她的意思？就很知趣地保持了缄默。毕竟这世间不公平的事太多了，根本管不过来。更何况，一个陌生女子的性命，对审食其来说根本无关紧要，他也没必要觉得亏欠和内疚。
悲剧已经注定，那个可怜的女人在生下孩子后，绝望之下，带着对这个不公人间的愤恨自杀了。
这个一出生就没了娘的孤儿，就是刘长，他是高祖的第七个儿子。
不知是出于慈悲心肠，还是担心事后万一皇帝得知真相追责自己，看护刘长母子的监护官吏决定再冒一把险，带着襁褓中的刘长赶赴长安，求见皇帝。此时，贯高谋反案已尘埃落定，高祖气早就消了。看着初生的刘长，他心中既是怜爱，又是满怀悔意，但人已经死了，悔之晚矣，只好下令将刘长母亲安葬于她的老家真定，至于刘长，交给吕后抚养。
刘长母亲已逝，自然无法与自己争宠，吕后也乐得抚养一个孩子，就这样，刘长在吕后的精心抚育下，一天天长大。自懂事起，惠帝就陪他一起玩耍，刘长与吕后、惠帝的关系很亲近，吕后也拿他当自己的孩子看待。
或许出于愧疚心理，在剪除淮南王英布当年，高祖就将淮南国封给刘长。
吕后专权后，高祖的几个孩子，刘如意、刘友、刘恢、刘建几人都没有逃脱吕后魔爪，唯有刘长安然无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刘长渐渐懂事，母亲的悲惨身世就如一颗巨石压在他心头，亡母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由于心中的怨气无处释放，他的性格已经严重扭曲，变得自大、狂妄、焦躁。
他知道，导致母亲惨死的直接凶手是高祖和吕后，高祖的无情和吕后的冷漠，逼死了可怜的母亲。然而，这两个人，他是万万不敢有怨言的。高祖既是他的亲生父亲，又是大汉天子，他又是吕后一手养育长大的，如果忤逆背叛，他将无立身之地。
故而，所有的恨只能算到审食其头上。刘长心中有一种幻想，想当初，审食其要是站出来说句话，自己母亲或许能够活下来。
但纵有万般仇恨，也只能悄悄藏在心头，因为他知道，只要吕后活着一天，自己就奈何不了审食其。
日子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岁月流逝，刘长心头的仇恨并没淡化，反而愈加刻骨铭心。
这些年，多少个无人的夜晚，刘长跪在母亲的神主牌前默默流泪，心如油煎刀割，痛不欲生。噬心之痛、刻骨之恨，让他觉得，现在活着的最大动力，就是复仇!
好了，现在终于熬到吕后死了。
审食其最大的靠山没了，是时候报仇了。
只是文帝即位以来，审食其闭门谢客，夹着尾巴做人，一时也找不到机会。
文帝为人宽容，加上高祖的八个儿子，如今只剩下他和刘长两人，他倍加珍视手足之情，对刘长偶尔所犯的小错误，也不忍心追究。
但刘长却不知深浅，恃宠而骄，做事愈加狂妄骄横，就算是在朝堂上也不知收敛。出猎时，他与文帝同坐一辆车，说话没大没小，直呼文帝“大哥”，根本不管君臣礼仪。
依照礼制，就算是兄弟，一旦君臣名分已定，就必须恪守人臣本分。刘长的做法，明显已经越界了。文帝虽有些不快，但也隐忍没有发作。
袁盎提醒文帝，再不能让刘长由着性子胡闹，该给他安排几名得力太傅，教导规劝一下才是。不过，文帝似乎没听进去，事后也没啥动作。
文帝的宽容，无意间进一步助长了刘长的嚣张气焰。
他暗中估摸，以文帝的性子，就算自己惹出再大的祸端来，文帝也不会加罪于自己。于是，他决定实施蓄谋多年的复仇计划，向审食其下手。
刘长天生神力，力可扛鼎，他决定用一击而中的方式，结束审食其性命。打定主意后，刘长在袍袖中暗藏了一柄铁锤，寻上门去。
审食其尚不知死神已向他靠拢，听说淮南王刘长前来拜访，虽感到有些意外，但不管怎么说人家也是皇子，只好出门迎接。
步出府门，审食其见刘长器宇轩昂地站在门口，便笑意盈盈地迎了上去。
这一刻已经等了多年了，刘长再也懒得饶舌，趁审食其不注意，从袖子中抽出铁锤，铆足劲抡起来，冲着审食其脑袋就是狠命一击。一切来得太快，毫无防备的审食其还没来得及哼一声，就倒在血泊中。
刘长还不解恨，让随从魏敬上前割下审食其的脑袋。
大仇已报，刘长心中有说不完的畅快，当即骑马一路狂奔，赶往皇宫，脱掉上衣请罪，并向皇帝进行自我辩护，称之所以刺杀审食其，是因为他身负三宗罪：
其一，当年我母亲受赵王张敖谋反案无辜牵连，审食其见死不救；
其二，赵王刘如意母子二人无罪，被吕后害死，审食其袖手旁观；
其三，吕后给诸吕封王，打压刘氏，审食其没有加以阻止。
刘长信誓旦旦地说，杀审食其是为母报仇，同时也是在为天下人除害!如今大仇已报，请陛下治罪!
刘长安在审食其头上的三桩罪名，看似义正词严，实则根本经不起推敲，完全是强词夺理。他所罗列的三项罪，每件事的主谋都是吕后，审食其连共犯都谈不上。
说白了，刘长母亲罹难时，审食其只是选择了明哲保身而已，道德上有瑕疵，但谈不上犯罪，更扯不上谋杀!
至于刘长对审食其的另外两项指控，更是胡乱罗织罪名。吕后杀害三名皇子，分封吕氏，是任何人都阻止不了的。如果说，真要找出个有罪之人，首先是陈平、周勃、灌婴等庙堂上衮衮诸公才是，至于审食其，虽说备受吕后宠幸，但在朝政大事上，根本没有多少决定权。
退而言之，纵然审食其有罪，自有大汉律令制裁，大可向廷尉申诉，岂能擅自动用私刑？如果天下人都像刘长这般，凡事都以自己好恶为行事标准，似江湖游侠般胡乱杀人，那还了得!
文帝即位以来，审食其虽说已失势，但也是堂堂列侯，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横尸自家门口。消息传开，长安舆论哗然，朝野上下都在关注此事，看皇帝如何处理此事。
袁盎知道文帝一向宠着刘长，担心他下不了手，便在一旁提醒说：“对诸侯过于放纵，必然会招来祸患，不妨适当地削减封地，敲打一下。”
然而，文帝依然没有听进去。
案件的处理结果是，刘长毫发无损地被释放了。
皇帝对外宣称，淮南王身世遭遇，实在令人同情，他杀人完全是出自一片孝心，朕实在不忍心治他的罪。
一桩朝野瞩目的凶杀大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有过不罚，就等于在助长犯罪。文帝看似对弟弟手足情深，实则将刘长往不归路上狠狠地推了一把。
此后，刘长愈发无法无天，嚣张跋扈，上至薄太后下至满朝官员，人人看见这个混世魔王都头疼不已，唯恐避之不及。
至于在自家封国内，刘长出行做派就像皇帝一样，全然不将朝廷法令放在眼里，肆意制定律条。就是给皇帝上奏疏，也言辞傲慢，丝毫没有作为臣子的恭敬态度。
于是，文帝也有点受不了了，但他又不想亲自出面责备刘长，怎么办？想来想去，还是让舅舅薄昭出面，以长辈的身份给刘长写封信，规劝他一番，希望他能听得进去。
薄昭奉命给刘长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很长，列举了刘长的过失，和皇帝对他的恩德，告诫他要懂得感恩，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信中，薄昭总结了刘长犯下八项罪，大致内容如下：
其一，擅自杀害辟阳侯审食其；
其二，枉顾朝廷法令，驱逐朝廷任命的淮南国官员，私自在国内安排丞相等高官(按照汉朝法律规定，诸侯国内国相等高级官员的任命权在朝廷，诸侯王无权干预)；
其三，竟然想放弃王位，甘愿做百姓，去真定给母亲守坟(这桩罪名有点勉强)；
其四，高祖打江山不容易，你却自甘堕落，想做个百姓，贪图虚名；
其五，作为子孙，不思进取，不想如何将祖宗江山发扬光大；
其六，就算是守坟，也该去守长陵(高祖陵寝)，不该将母亲摆在父亲前面(这是什么逻辑)；
其七，多次违背皇帝命令；
其八，不肯钻研学习大道，做事全凭感情用事。
这八项罪名，有些确实严重，有些有点勉强、强加于人的感觉。当然，薄昭的目的就是要刘长明白，他在错误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而皇帝对他又是多么宽容仁义。
权谋之道，无非是一软一硬，恩威并施。薄昭说完文帝的恩德后，语锋一转，就进行威吓了。
先讲了一番周公诛杀管蔡、齐桓公杀兄弟公子纠、秦始皇杀死两个弟弟等前朝往事，以及本朝刘仲被高祖剥夺王位、济北王刘兴居叛乱被杀的例子，好让刘长明白，皇帝弟弟的身份绝不是违法乱纪的挡箭牌，皇帝完全可以将他绳之以法。
在谆谆教诲完后，薄昭在书信结尾处，对刘长提出殷切希望，希望他主动向皇帝承认错误，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然而，薄昭这封苦口婆心的感化信，对刘长根本没起什么作用，他看完信后，丢到一旁，依然如故，该干吗还干吗。
开章是一名前政府官员，不知犯了什么罪，被朝廷撤职拿办。他提前得知消息，跑到淮南国谋出路。
刘长对开章委以高官，赏赐深宅大院，将他豢养起来。窝藏朝廷罪犯，可是重罪，开章藏身淮南的消息传开后，长安尉奇(主管司法的官员，名叫奇)前往淮南国逮人。刘长矢口否认有这回事，私下派人将开章处死，备好棺材、衣服，偷偷埋藏在肥陵(今安徽省寿县东南)，坟头竖一石柱，上书“开章死，葬此下”，将查案人员糊弄了过去。
如此种种，草菅人命之事数不胜数。
刘长胆子越来越大，野心渐长，已不满足于做一方诸侯，暗中招募窝藏罪犯，并私下与棘蒲侯柴武的世子柴奇密谋勾结，相约一起起事。同时，偷偷派七十名亡命之徒驾驶四十辆辇车藏匿于谷口县(今陕西省礼泉县东北)，伺机而动。然后，又派人去闽越、匈奴，企图内外勾连，图谋不轨。
只是刘长空有野心和狂妄，还没来得及造反，就阴谋败露被朝廷察觉。文帝下诏将他带到长安。
诸侯王谋反，非同小可，文帝命丞相张苍、典客冯敬与宗正(管理宗室事务的官员)、廷尉等人一起会审。
经过密集审讯，刘长许多不法事迹都被查了出来。经核实，刘长犯下的主要罪状有：
一、僭越礼制，起居出行规格和皇帝一样；
二、不遵守大汉律法，擅自制定法律；
三、随意任命官员，窝藏资助逃犯；
四、勾结棘蒲侯世子柴奇，共谋反叛，危及社稷；
五、勾结闽越、匈奴，企图里应外合；
六、藏匿犯法官员开章，事发后杀人灭口；
七、随意诱捕无辜者处死顶罪，真正违法者却逍遥法外；
八、胡乱判刑，滥杀无辜；
……
根据刘长的种种罪行，会审官员们一致要求将刘长弃市(在街头砍头)。
按照汉朝法律，犯人杀头必须由皇帝签署，皇帝有驳回判决结果、要求重议的权力。文帝看到判决书后，下诏给会审官员，称实在不忍心治刘长的罪，请大家再重新合议。
于是，包括诸侯及二千石官以上官员共四十三人，组成庞大的合议庭，经过重审后，众人一致决定，按照法律，维持原判。
重审结果再次上呈给文帝，总不能再次驳回，于是，他决定行使一项皇帝的特殊权力——特赦。下诏给有关部门，免去刘长死罪，废除王位。
皇帝下诏了，审判官员们自然不能再坚持了，便退而求其次，要求改判刘长流放蜀郡严道县邛地，刘长妻儿必须同行。至于食宿，可责成严道县令提供。
判决书递上去后，文帝仍然不放心，特意在判决书后加了一条，给刘长食物供给必须到位，每天伙食标准要求有五斤肉、二斗酒，他的十名姬妾和他共同起居。
文帝实在用心良苦，纵然刘长罪恶累累，屡教不改，但文帝仍然没放弃挽救他。
刘长被押解上路了。
然而，出发后没多久，文帝就接到消息，刘长因绝食死在半路上了。
杀人无形
纵观刘长谋反案，给人的印象是，刘长就是一个屡教不改、顽冥不灵的浑小子，一路走来，就是在自我作死的道路上狂奔，最终滑向万丈深渊。
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兄长，文帝对他疼爱有加，一直不忍心责罚，即便是杀了辟阳侯审食其这样的高官，文帝也宽宥了他。刘长在淮南国境内无法无天，文帝依然不肯放弃他，让薄昭写信苦口婆心挽救他，从来没有不教而诛。
直到最后，刘长谋反案东窗事发，群臣口径一致，皆曰可杀之时，文帝依然顶住压力，放他一条生路，可谓仁至义尽。
当刘长身亡的消息传来，众人都觉得刘长自作孽不可活，罪有应得。唯有文帝水米不进，痛哭流涕，一副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样子。
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数百年前，也曾发生过同样一幕。
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春秋时代的历史大幕刚刚拉开，在郑国就上演了一幕为争权夺利而手足相残的人伦悲剧，一下子撕掉了西周以来维持了数个世纪的宗法制的亲情面纱，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暴露在世人面前。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郑武公与王后武姜共育有两子，即寤生和叔段(一说名为段)，寤生出生时逆生，孩子胎位出了问题，造成难产，差点让武姜丧命，武姜因此视寤生为自己命中克星，一直不大喜欢他，倒是对叔段疼爱有加。
依照礼制，寤生作为嫡长子，理所当然地被立为世子。武姜多次企图说服武公废长立幼，改立叔段为世子，好在武公意志坚决，不为所动，寤生才保住了世子的位子。
武公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周幽王因宠爱褒姒，废长立幼，废黜太子姬宜臼，改立褒姒所生幼子伯服，结果引发太子姬宜臼母族申国联合犬戎入侵镐京(今陕西省西安一带)。最终，幽王和伯服被杀于骊山，镐京化为丘墟，周室被迫东迁，周朝自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武公的父亲桓公就死于这次动乱之中。
殷鉴不远，武公是个聪明人，不会这么快就忘记血的教训。
武公死后，寤生即位，是为郑庄公。
武姜虽没有得逞，但废长立幼的心思依旧没变。
庄公继位之初，武姜就立刻提出，将制邑(今河南省荥阳县西北)封给叔段。制邑本属于东虢，是郑武公灭了东虢后，并入郑国。制邑地势险要，属于军事要地，武姜的用心一目了然，就是壮大叔段的势力，以便抗衡庄公。
庄公一眼就看穿了偏心母亲的心思，以制邑为不祥之地为由，委婉拒绝了她的要求。于是，武姜又提出将京邑(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南)封给叔段，这一次，庄公没有拒绝，答应了下来。
大夫祭仲站出来反对说，以京邑的城防规模，分封给叔段，有违礼制和法度，切不可行。庄公无奈地表示，这是母亲武姜的意思，他也没法拒绝。
祭仲说：人的贪欲永远无法满足，为了国家的安宁，此风万不可长，决不能任其蔓延。况且是事关您的弟弟，还是早做打算为好。
庄公冷冷说了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你等着瞧好吧。
叔段到了京邑后，立刻加筑城墙，笼络百姓，整修盔甲、战车等武器装备，还策反周边许多城邑，归附于己。一时间，郑国境内俨然两君并立，人心浮动，不知如何是好。
公子吕看在眼里，非常焦急，如果再按照目前形势发展下去，郑国迟早会陷入内战，遂劝庄公早点动手，免得受制于人。但庄公不为所动，称叔段纵然扩张土地，壮大实力，但如若对君王不义，对兄长不亲，必然得不到道义的支持，最终还是会失败。
叔段在不断膨胀的野心促使下，决定对庄公发动偷袭，武姜也悄悄做好了为叔段开门接应的准备。
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在庄公的掌握之中。庄公闻讯后，果断出击，命子封率领战车二百乘讨伐京邑。叛乱很快被平息，走投无路的叔段只好出走共国，最后身死异国他乡。
对于此事，《春秋》称“郑伯克段”。
《春秋》有一套特定的语言记述方式，字里行间暗藏褒贬，称为春秋笔法。每个字都是经过反复斟酌，表达著者对史实的评价。
“克”字，本意是两国之间，一国击败另一国。《春秋》称庄公与叔段兄弟权力之争为“克”，实则暗讽，叔段为弟怀揣阴谋，犯上作乱，而庄公名义上宽容，实际上是利用母亲的偏心和叔段的野心，给弟弟设下陷阱，让他步步落入自己的圈套，一举铲除。
正所谓君不君，臣不臣，兄非兄，弟非弟。
叔段叛乱结束后，庄公与母亲武姜在隧道相见，通过一出母子二人不计前嫌、和睦如初的亲情戏，将自己包装成孝子明君的形象。然而，还是没逃过史官的眼睛，史官如实记录下了母子二人的丑恶嘴脸。
如果一对比，就不难发现刘长的人生轨迹与叔段极其相似，文帝和郑庄公的手段也是如出一辙。
表面上看，文帝对刘长疼爱有加，即便是刘长当街杀人，也被无罪释放。过度的溺爱，就是纵容犯罪。可以说，正是文帝一步步将刘长推向了不归路。
那么，文帝为何这么做？
从文帝继位之初的一段告白，就不难看出些端倪来。
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正月，文帝刚即位三个月后，朝堂上就有官员提出册立太子。
至于这是文帝暗中授意，还是有人为了讨好皇帝的奉迎拍马之举，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此举迎合了文帝的真实想法。
关于君位传承，每个时代都有不同侧重，比如殷商多兄终弟及，周朝重父子相传。但自周公构建宗法制以来，主要还是以子承父业为主，像文帝这样兄终弟及的继位方式，实属特殊情况。
但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别人也可以效法？
文帝继位时，高帝的儿子，除了文帝，还有一人，正是淮南王刘长!
无论从法律角度，还是按照礼制，刘长与文帝同样具有继承权，只是按照顺序，文帝靠前而已。对此，无论文帝，还是群臣，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他至少要做个姿态，试探一下大家的态度。
“我德行一般，能力有限，还没来得及做任何让天下人满意的事就着急立太子，实在不妥，我看此事先缓一缓再说。”
皇帝态度暧昧，不是很坚决，官员们觉得有戏，本来嘛，谁不想将皇位传给自己子孙？在官场混久了，谁都知道，有些话万万不能当真，皇帝越是谦虚，下属们态度越要坚定。
于是，官员们用庄重的语气说：“及早立太子，就是表示陛下以江山社稷为重，以天下人为念，此事实在不能再耽搁了。”
“宗族诸侯和功臣中，有道德有能力的人，大有人在。像我的叔父楚王(刘交)、兄长吴王(刘濞)、弟弟淮南王(刘长)，如果我执意选自己儿子做继承人，那么，天下人会怎么看？是不是会觉得我心怀私念，不为天下着想？因此，我是不会同意你们的提议的。”
请看看文帝列出的这份具备继承人资格的名单，楚王刘交、吴王刘濞、淮南王刘长(其他人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其中刘交此时已年迈体弱(刘交在文帝前元元年三月就去世了)，刘濞是刘仲之子，不是出自高祖一脉，且高祖生前就看出此人野心勃勃，连封他做王都有点后悔，只是诏令已颁发，无法收回，不得已让他去就国，临走前还警告他说：“天下同姓皆为一家，希望谨慎做事，不要造反!”刘濞做继承人，已无可能。那么，能对文帝构成实际威胁的只有一人，就是刘长!
准确地说，刘长对文帝帝位的合法性，基本已经无力发起挑战，但他对文帝子孙具有很大潜在威胁。高度决定思维方式，任何人一旦站在了权力巅峰，就会想，不仅要将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还要必须传到自己子孙手中。
权力会噬人，也会反噬掌权者。
一个人一旦攀上权力之巅，倘若主动放弃权力，就意味着身后有可能被清算，子孙将无遗类。文帝亲眼见证了吕后死后，吕氏全族遭灭族屠杀，惠帝的诸子无一人存活的惨剧。这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权力杀戮，给文帝留下深刻的教训，长安上空的血腥气尚未完全散尽，绝不能让它在自己死后重演!
至于文帝对群臣宣称，身后继承人可以从其他宗室中选出，显然是言不由衷，是不得已之下的违心话，是以退为进的斗争艺术。其目的就是趁着自己继位之初，君臣之间尚在合作蜜月期，快刀斩乱麻，抓紧时间，快速将自己儿子扶上太子之位，好断了旁人的觊觎妄念。
文帝没有别的选择。他以外藩诸侯身份入主大统，面对外有宗室诸侯、内有功臣的局面，能做的就是牢牢占据道德制高点，谦让、宽容、仁义，将自己树立成为大汉一代仁君，让权力对手们无话可说。
道德力量是柔弱的，是无形的，是内敛的，但道德同时也是至刚的、无坚不摧的。文帝用自身道德光环，给群臣编织了一张无形之网，看似孱弱无力，却令他们无力反驳。
朝堂上大臣们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一点就透，马上明白了皇帝的用意，立刻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从殷周前朝说起，直到当下，摆史实、列例子，无非是表明，天下唯有父子相传才是绝对真理，是关乎王朝千秋基业的基石，是绝对不能动摇的。高祖的事业，必须在他直系子孙中代代相传下去，想在诸侯和宗室中选择继承人，绝对有违高祖的本心。
文帝很满意，表示既然大家都这样想，我只好顺从民意，勉为其难，立自己儿子为太子。
在为代王时，文帝与前王后共育有四个儿子，只是王后早故，四个孩子也先后夭折。文帝后来娶窦姬，他们一起生育了两子一女，长子刘启、次女刘嫖、幼子刘武。
按年岁次序，刘启作为长子，被立为太子。同年三月，窦姬因母以子贵，被册封为皇后，刘嫖被封为馆陶长公主。第二年，封刘武为代王，后改为梁王。
立太子，解决了后顾之忧；册封皇后，稳定了后宫。
在朝堂上，文帝培养嫡系人马的步伐，也从没停止，他封舅舅薄昭为轵侯、宋昌为壮武侯，扈从他从代国同行而来的六人，都官居九卿。
在以后的数年间，功臣或死(如陈平)，或被踢出朝堂(如周勃)，对宗室诸侯或安抚(如文帝前元四年四月，一口气将齐悼惠王七个儿子封为列侯)，或武力镇压(如刘兴居造反，文帝宁肯暂时放弃反击匈奴，也要坚决征讨)，文帝的权力也逐渐稳固下来。
至于对刘长，文帝自始至终，都是一味地放纵，就像当年郑庄公对叔段一样，直到将他送上不归路。
可惜狂悖的刘长自始至终都不知道，有一把无形的刀与他如影相随。
刘长本来还有一丝生机，可惜被文帝果断掐断了。
当他被押送上路时，袁盎在一旁提醒文帝：“陛下一直宽纵淮南王，不给他设严厉的国相和太傅，由于缺乏管束和教导，以至于出现目前局面。他的性子烈，突然遭到如此打击，我怕他扛不住，万一在路上出现意外，丢了性命，恐怕陛下难免背上杀死自己兄弟的恶名，还望三思啊!”
袁盎胆子大，性子直，一下子就把文帝的心思抖了出来。
文帝有点尴尬，讪讪地说：“说得是呀，朕也为此而苦恼呢，我这样做，也不过是让他自我反省一下罢了(早干吗去了)。行行行，这就派人去召他回来。”
但是，迟迟没有行动。
后来发生的事，不幸让袁盎说中了。
刘长是被关在一辆辎车(一种有帷盖的大车)中，押送上路的，沿途地方官虽接到朝廷旨意，要求给刘长提供饮食供应，但谁都不愿招惹这个混世魔王，递饭时也不敢将他放出车外。一路走来，刘长都是待在狭窄的车厢内。
长期以来，刘长放纵自在惯了，哪里受得了这个？没出几天，就非常郁闷，对伺候他的侍者发牢骚说：“他们不敢放我下车，估计以为我是个勇猛之人，怕放我出去出乱子，其实你老子我只是个被娇惯放纵，却无人约束之人，以至于落到今天这般田地。人一辈子活着，干吗要遭这种罪!”
此后，他便开始绝食。周围的人都以为刘长不过是闹情绪，过几天就好了，故也没太在意他的话。等到了雍县(今陕西省凤翔县西南七里南古城)，县令下令打开车门，才发现刘长早已死去。
刘长的死讯传到长安后，袁盎猛地觉得不对劲，有点后悔自己不该乌鸦嘴，一不小心，道破了皇帝的内心算计。如今，朝野间对皇帝不满的人，肯定会拿刘长之死做文章。文帝又是个特别在乎自己政治形象的人，他是断不能背上害死弟弟的恶名，绝对会找个替死鬼背锅。
袁盎越想越后怕，事到如今，唯有抢先一步，赶在皇帝下诏前主动跑去请罪，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事不宜迟，袁盎抓紧时间，跑到宫里请罪。
袁盎进宫时，正赶上文帝在哀号，他连忙跪下叩头请罪。
文帝看到袁盎，便哭诉说：“都怪朕没听你的话，结果害死了淮南王!”
听出来了，皇帝并没有让自己背锅的意思，袁盎长嘘了一口气，暂时放下心来，便开导文帝：“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已无法挽回，陛下也不能过于自责，要放宽心，多加保重身体才是。”
文帝不说话，还在那里哽咽不止。
袁盎知道，文帝此刻心痛的不是刘长的死，而是害怕影响到自己的光辉形象，于是劝道：“淮南王之死，不足以败坏陛下的名声。因为，陛下曾做过三件超乎常人之事，早已在朝野间传播开来。”
文帝忙问：“是哪三件？”
袁盎便列举了文帝三件往事：一是在太后重病期间，文帝三年衣不解带，药必亲尝的逸事，这是至孝；二是吕氏专权败亡之际，文帝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毫不畏惧地奔赴长安，这份勇气，就是孟贲、夏育等勇士也不及，此乃勇于担当；三是在即位前，文帝三番五次地谦让天子之位，此等胸襟就是古代名士许由亦没法比。
袁盎进一步指出，有此三事，陛下的光辉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天下人断不会非议陛下不能容淮南王。况且，陛下贬谪淮南王，只不过是想磨砺一下他的心志，好让他迷途知返。至于他的死，完全是由于沿途官员照顾不周而出现的意外罢了!
文帝听完，才放下心来，停止哭泣，下令将刘长以列侯的规格就地安葬于雍县，安排三十户农户专门守坟。
只是那些沿途官员成了倒霉蛋，文帝将罪责全都推到他们身上。对外宣称，正是这些人，不给刘长打开车门，导致刘长绝食身亡，他们是害死刘长的罪魁祸首。
可怜这些人，被稀里糊涂地斩杀于街市。
不过，这些枉死鬼们的血，并没有洗刷掉文帝害死刘长的嫌疑。数年后，一首童谣在民间不胫而走，很快传播开来：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童谣很快传到文帝耳中，令他颇为尴尬，毫无疑问，这对他的明君形象很不利。这样下去可不行，必须引导舆论，文帝辩解说：“过去尧、舜放逐亲生骨肉，周公杀死管叔、蔡叔，但天下人都称他们为圣人，是因为他们没有徇情枉法。世人怎会误以为我是为了贪图淮南王的土地呢？”
为了表明自己大公无私，无意将淮南国兼并为朝廷所有，文帝将城阳王刘喜(刘章之子)迁为淮南王。
刘长死的时候，几个儿子皆年幼，都不过七八岁模样，文帝封刘安为阜陵侯、刘勃为安阳侯、刘赐为阳周侯、刘良为束城侯。
文帝又以诸侯的规格，扩建刘长墓园，追谧刘长为淮南厉王。
到了文帝前元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文帝又将刘喜迁回城阳国，把淮南国一分为三，封给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封阜陵侯刘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刘勃为衡山王、阳周侯刘赐为庐江王。此时，束城侯刘良已死，故没有册封。
刘长的短暂人生，以悲剧始，以悲剧终。惜乎生于帝王家，表面上他桀骜不驯，实际上，他只是个心灵受到创伤的悲惨之人。终其一生，都无法走出幼年丧母的悲情。
文帝试图用各种手段淡化他与刘长权力斗争的痕迹，给后世留下一个凶顽弟弟和慈爱哥哥的故事。然而，他没有料到的是，父辈的悲情会在下一代人身上继续延续下去。
刘长与文帝的恩怨，在不远的将来，会在他们子孙身上重演。当然，所有这些，文帝是看不到了，他现在全部心思都花在巩固权力上，他立志要做一个好皇帝，带领大汉走出纷争，走向太平，以仁君的英名，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