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王朝密码（1/1）

学者丞相

刘长之死说明了一个道理，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其实，高祖在世时，就已注意到这一点。

高祖本人不爱读书，怠慢儒生，动辄辱骂读书人，甚至扯下他们的儒巾往里面撒尿，有一次，高祖竟然按倒周昌，骑在他脖子上。宋人徐钧作诗讥讽曰：“溺冠骑项不知儒，马上功成习未除。《新语》见称应有意，当时人未说诗书。”

不过，高祖为人有个优点，就是知人善任，叔孙通、郦食其、陆贾等人，虽然都曾被他戏弄，但认识到错误后，他马上就改正，并委以重任。

高祖晚年已意识到可以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所以对诸位皇子，他都安排了名师教导辅佐。比如让叔孙通为太子傅，教导太子刘盈；周昌为赵国国相，去辅导赵王刘如意；而给淮南王刘长安排的是张苍。相比于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人，张苍是个全能型人才，也是个学者型官员。据说，他师承荀子(刘向《别录》称，荀子受业于赵国赵孝成王国相虞卿，又传授于张苍，张苍又传授于贾谊)，但这种说法历来受到质疑，钱穆先生在他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就断然否定。姑且不论张苍的师承，他的才华在汉初高层官员中，罕有其匹。

张苍，阳武(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南)人，早年就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大凡诗书文学、乐律、历法等，无不涉猎。在秦朝时，张苍就出任柱下史(周、秦时官名，类似于汉朝时的御史)，负责掌管宫廷内府图书文档，这段履历，进一步开阔了他的视野。只是秦法森严，动辄得咎，要想不犯法实在是很困难，不知何故，张苍后来也犯了法，他趁着尚未被发现，一口气跑回了阳武老家，藏了起来。

此时已是秦末，天下大乱，海内反秦浪潮此起彼伏，朝廷忙于对付各路义军，根本无暇顾及他，张苍因此侥幸逃过了一劫。

回到家乡没多久，高祖率领义军路过阳武，张苍算是看出来了，秦朝已是回天乏术，便投奔高祖麾下，一起反秦。

说起来，张苍命数实在差，倒霉透顶，随义军西征至南阳时，又触犯了军法，被处以斩刑。

行刑之时，张苍被扒了衣服，强按倒在行刑墩上。张苍身材修长，皮肤白皙细腻，在阳光照耀下，犹如葫芦子一般洁白。

没想到躲过了秦法制裁，如今却要死于义军刀下，难道宿命就该如此吗？张苍暗自神伤不已。

满腹才华还没来得及施展，就这样死于非命，他实在心有不甘，但又能怎样？待到刽子手手起刀落，尸首分离，一切成空!

正以为生命已走到了终点之时，没料到峰回路转，有人出面为他求情，张苍就这样被无罪释放了。

此人正是王陵。

原来，张苍伏在行刑台上时，王陵刚好路过，眼看一名美男子就要性命陨落，动了恻隐之心。

所谓的悲剧，就是将世间一切最美好的事物，在你面前摧毁。王陵不忍心看眼前这幕即将发生的悲剧，主动站出来，向高祖求情。

当时，王陵刚率众归附高祖，他的母亲为了让儿子坚定意志，不惜自杀。高祖觉得欠王陵一份人情，所以见他出面，自然不会驳他的面子，立刻答应下来。

王陵让张苍活了下来，同时，也给了他一次施展抱负的机会。这份恩情，张苍感恩了一辈子。

当一个人从死亡线上游走了一圈后，他对生命的理解就会大不同，会更加珍惜生命，过好每一天。

张苍迎来重生后，暗自立志，定要把握好机遇，活好当下，必须要让余生活得更加精彩纷呈。

从南阳行刑台上走下来后，他满怀感恩之心，人生观发生了重大改变，此后一生平稳顺畅，仕途基本一帆风顺。那些年，他的人生履历，几乎与大汉帝国崛起同步，随高祖入关，迁往汉中，而后重返三秦，接下来，东出函谷，先后出任常山郡郡守和代国国相。后来，又跟韩信一起，参与了灭赵之战。收复河北地区之后，高祖重新立张耳为赵王，张苍为赵国国相。张耳死后，张苍继续辅佐张耳之子张敖，不过没多久，朝廷一道调令，让张苍回国，重新为代国国相。

等到燕王臧荼谋反，张苍跟随高祖前往平叛，战乱很快平息。张苍因功于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受封北平侯，食邑一千二百户。

大汉初建之时，在朝廷层面人才荟萃，然而，其中大多数人，诸如曹参、周勃、樊哙、郦商等，都是行伍出身，行军打仗在行，对治国理政却缺乏经验，实干型人才奇缺。像张苍这样从前朝过来，具有丰富从政经验又博学多智之人，更是稀有。

很快，张苍从地方调到中央，以列侯身份出任主计(负责全国财政的官员，初名计相，张苍上任一个月后，更名为主计)一职，办公地点就设在相国府。高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让张苍全力协助萧何，摸清大汉的家底。

由于在秦朝时，张苍就曾博览宫廷收藏的天下图书典籍，对典章制度、户籍税收之类非常熟悉，更何况他本人聪慧过人，精通算术、乐律、历法等，因此在新的岗位上游刃有余，埋首于各个郡国汇集上报来的各类账目与会计数据报表间，一干就是四年。

在这四年中，张苍整日与简帛、算筹为伍。大汉的财政家底，在他手中一天天清晰起来，他初步理清了目前国家基本财政状况，统计出了第一手数据。

当张苍在高度繁忙中度过每一天时，长安城外的地方也不太平，高祖为了铲除异姓诸侯王，在关东一带浴血奋战。

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冬十二月，高祖彻底击败淮南王英布，平定海内，然后封刘长为淮南王。

当时刘长不过几岁，需要一名信得过、能力强之人，出任淮南国国相辅佐教导他，毫无疑问，没有人比张苍更适合了。

张苍没有任何推辞，二话不说，护送刘长离开长安，去了遥远的南方。

高祖的晚年是凄凉悲怆的，他知道自己死后，吕后专权已是无人能阻止。那么，他能做的就是趁着还有一口气在，将儿子们一个个打发得远远的，离长安这个是非之地越远越好，希望他们能够逃脱吕后的毒手。

为此，他让刘如意北上赵国，派刘长南下淮南。

同时，让生性耿直的周昌辅佐刘如意，聪慧过人的张苍辅佐刘长。

高祖本以为，以周昌的忠直，定能扛得住吕后的压力，保全刘如意。同样，以张苍的聪慧多识，必然会将刘长教导成为一个知书达理之人。

然而，后来的事实说明高祖错了，他的儿子们都难逃殒命。

高祖识人无数，对身后事的预判，大多一一得到了验证。可惜，却没有保住几个儿子的性命。

吕后自掌权后，就已铁下心来除掉高祖诸子，恐怕没有人能轻易改变她的决心。周昌固然耿直，但也只懂得一味硬抗，不懂得变通，最终被吕后骗离赵国，刘如意被杀。

至于张苍，纵然博学多才，经验丰富，但少了一份周昌一样的执着。在淮南国，他一待就是十六年，但对成长中的刘长，似乎并没产生多大影响，终究没有化解掉这位少年皇子心头的戾气。

历史不容假设，但不妨试想一下，假如当初高祖让周昌和张苍对调一下，会不会出现另外一种局面？刘如意和刘长的命运会不会又是另外一种结局？

我们不知道，也无法回答，或许会吧。

但无论如何，张苍被高祖调出长安，无疑是帮他跳出了火坑。

吕后大权在握的十五年间，京城内吕氏和刘氏两派争得你死我活，不知有多少朝廷大员惨死在她的屠刀之下。而张苍远离长安，在淮南安然无恙，丝毫没有受到波及。

刘长年幼，淮南的大小事务，自然由张苍全权代理。在他的治理下，经过十余年，战争的创伤逐渐平复，封国内部基本保持平稳有序的状态。

吕后去世之后，御史大夫曹窋被免职(按理说，曹窋在倒吕政变中及时传递情报，也是出了力的，不知何故，却被罢了官)。张苍接到调令，赶赴长安，接任御史大夫一职。

张苍上任后，响应周勃、陈平等人的建议，积极拥立文帝，颇为皇帝器重。故而，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灌婴去世后，他被拜为丞相。

张苍的人生轨迹，相当于在大汉帝国辽阔的版图上画了一个大圈。他先是北上代、赵，后又南下淮南，如今，再次重返帝国的中心，荣登丞相之位，位列三公之首，达到了人生巅峰。

不过，多年来，无论身处何处、官居何职，有一个人，张苍从未片刻遗忘，那就是王陵!

南阳刑场的救命之恩，他一直记在心头。

吕后称制后，王陵失势，朝堂上许多人唯恐避之不及，唯有张苍始终不离不弃，视之如父。可惜的是，当重返长安之时，王陵早已黯然离世。

故人凋零，但情义不能忘，哪怕如今官拜丞相，张苍依然初衷不改，不管政务如何繁忙，每逢节假，他都坚持抽出时间，带上美食去王陵府上，拜访王陵夫人，并亲自侍奉她吃完，然后才回家。

为人如此，为官亦如是。

文帝即位时，大汉已经立国二十余载，丞相也换了多位。然而，此前的数任丞相(相国)，萧何、曹参、陈平、周勃、灌婴等，都是跟随高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遍观朝中百官，多是武职出身。

严格来说，张苍也属于功臣集团中的一员，但他又是一个绝对异类，他不像萧何、曹参、周勃、灌婴、樊哙、夏侯婴等，不属于从沛县走出来的嫡系人马。同时，他也不像这些人，只懂得打打杀杀。

他博学多才，与朝堂上那些草莽出身的军人们形成鲜明对比。

那些将军们关心的事，无非是土地爵位、钱财权势。至于深层次的国家意识形态构建等高深的领域，他们理解不了，也没有兴趣去关注。

但张苍不同，他将更多兴趣投射到文化思想方面，爱读书的习惯终生不改，他兴趣广泛，研究领域涉及各个方面，尤其是精通音律和历法。

他觉得，如今大汉国家局面已基本平稳，大战暂时打不起来，和平发展是帝国的方向主轴。那么，是时候制定和修订大汉新的音律与历法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音律绝非单纯属于音乐领域，历法也非简单的计时方法，它们从来不曾远离政治。音律与历法的修订，关乎王朝正朔，关乎王朝法统的正确性，从来都是高度敏感的政治大事。

大汉建立后，百废待兴，想在短期内在制度方面有所创新，几乎不可能。因此，基本上还是继承了秦朝那一套制度框架，只不过在局部地方，做了一些调整而已。

虽说，叔孙通和陆贾等人在倡导儒学、修订礼制方面，做了一些努力，楚元王、申公等人在儒家经典的整理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然而大汉立国二十几年以来，儒家学说依然处于点缀品的尴尬地位。

高祖去世以后，惠帝、吕后时期，在朝廷层面，奉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文帝即位后，依然延续了这种局面。总体来说，汉初的意识形态领域，基本上处于自由发展的状态，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依旧余脉相传。

之所以这样，并非不愿为，实为不能为也。主要是国家初建，国力疲弱，朝廷对民间控制力量有限，更无力在文化思想领域加以管控。

更何况，历来执政者对于各家学说，大多都不会僵硬地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是恰恰相反，采用灵活的实用主义策略。比如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推崇法家思想，但并未因此就将其他百家学说完全扼杀，其他学说依然在秦存在。

比如，墨家思想在秦曾一度非常活跃，至于儒者，就是始皇帝颁布焚书令后，在朝堂上依然有叔孙通这样的儒者博士存在。在意识形态领域，秦人虽推崇法家思想，然实际上，同时吸取其他学派观点作为官方指导思想，两者之间并行不悖，比如阴阳家思想，在大秦帝国就大行其道。

汉承秦制，大汉继承的秦帝国各种文化遗产中，就有阴阳五行学说，它与黄老思想一样，在汉初依然受到推崇。

与儒家只关心政治伦理不同，阴阳五行学说的渗透大到宇宙星象，小至日常生活方方面面。像修订音律和历法这样的大事，理所当然，必须合乎阴阳五行才行。

张苍万万没料到，他无意间开启了一场长达百余年的大争论，争论的核心议题是，大汉王朝的属性究竟是什么？这场争论的结果，直接导致张苍的政治生命终止，使他从帝国权力的巅峰跌落。

那么，一场看似围绕形而上的哲学命题争论，为何掀起这么大的波澜？

想要搞清这个问题，还要追本溯源，搞清楚阴阳五行学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五行学说

在古代世界，由于受到科学技术限制，人们对自然世界的认识有限，在漫长的时光中，总有一些人试图对自然世界给出自己的解释，利用自我认知，去阐释天地与人的关系。

来自西方文明滥觞之地古希腊的贤哲亚里士多德认为，火、空气、土、水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古印度人则认为，地、水、火、风四种元素，组成了物质世界。

在我国，早在先秦时，中国古人们对宇宙及物质世界就有一个朴素的认识，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所组成，称为五行。

关于五行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尚书》。《尚书·洪范》云：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

很显然，五行的最初概念是古人对生产生活，特别是对农耕生活经验的总结。《尚书大传》说得更直白：

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

如此看来，所谓五行，无非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与吃穿住行、耕耘劳作息息相关的五种基本元素罢了。因此，在最初时候，五行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作五材。

只是，它们之间有何内在联系？是否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这个问题困扰着古人们，让他们百思不解。

后来，就有人尝试给出各种解答，认为金、木、水、火、土之间不但有规律，而且冥冥之中左右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我们每个人的命运，甚至王朝的兴衰都与五行相关。

至战国时，百家争鸣，齐人邹衍糅合了《周易》中的阴阳思想和五行学说，开创了一个学派，称作阴阳家。在当时，阴阳家虽不如道、法、儒、墨这些显学般显赫，但秦汉以后，对后世影响越来越大。

史书中关于邹衍生平的记载寥寥。关于他活跃的时间，历来众说纷纭，史学界有种种说法。顾颉刚先生认为大概在公元前300年至前260年，钱穆先生认为在公元前305年至前240年，日本学者井上聪则认为大致在公元前300年至前260年，总之大概生活在齐威王、齐宣王时期稷下学派盛行之时，约在孟子之后。

先秦诸子中，除了墨子外，道、法、名、儒多关注政治、伦理领域，对实践科学，较少涉猎。而邹衍不同，他是个饱学之士，学术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涉及地理、物候、气象等多个方面。

邹衍初学儒，后改攻阴阳五行，他不喜迂阔之术，专治经世致用之学。(见《盐铁论·论邹》)

战国末年，诸侯各国为了强兵兴国，养士之风盛行，大肆招揽人才，尤以齐国为最。齐威王时，在齐国都城临淄稷门外设馆，提供优渥的待遇和宽松的治学环境，招揽各国人才，号称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几乎涵盖道、儒、法、名、兵、农、阴阳等各个学派，会集了孟子、淳于髡、田骈、慎到、申不害、接子、季真、环渊、彭蒙、尹文、田巴、儿说、鲁仲连、驺奭、荀子等大家。

而邹衍，就是置身这些大家之中，也是一等一的大师，名扬天下。后世称邹子，诸侯各国无不对他敬重有加。

燕昭王为了复国，厚礼聘邹衍至燕，当自己的国策顾问。邹衍抵达燕国时，燕昭王亲自拿起扫帚在前面清扫道路(刘向《说苑·君道》)，以免邹衍沾染灰尘。其在诸侯中享有的盛誉，可见一斑。

由于邹衍博学，熟悉气象与物候方面的事，估计在燕国期间，在农业生产方面给予了燕国人一些指导帮助，世人不知，觉得实在神奇，将他看作近似神仙一般的人物。关于他，流传至今的一些简单记载中，不难看出这一点：

燕有寒谷，不生五谷。邹衍吹律，寒谷可种。燕人种黍其中，号曰黍谷。(王充《论衡·寒温篇》)

邹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居之，吹律而温气至，而黍生，今名黍谷。(《艺文类聚·水部》引刘向《别录》)

利用音律改变气候，当然是荒诞不经之事。很有可能是燕国地处严寒，在邹衍帮助下农业生产大为改观，结果被以讹传讹罢了。

只是好景不长，燕昭王死后，燕惠王即位。燕惠王一改昭王时做法，乐毅等前朝老臣要么被迫害致死，要么被迫出走，邹衍也未幸免，遭到诬陷，被打入大狱。

身陷囹圄的邹衍，悲感交集，老泪纵横，不由得仰天长叹，感慨自己蒙受不白之冤，满腹学问眼看就要成为绝学。说来也巧，当时明明是初夏五月，一夜之间，地上竟然结了一层厚厚的霜。

在古人看来，天象异变，必然是世间有人蒙冤。邹衍蒙冤下狱，上天降下异兆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了开来。

民间舆论给燕惠王造成很大压力，不得已之下，他只好下诏释放邹衍。邹衍出狱后，不敢再留在燕国，他动身返回母国——齐国，再后来，他一度作为齐国使者游历赵国。在邯郸期间，他遇到了大名鼎鼎的诡辩术大师——名家(先秦诸子百家的一派，以诡辩和逻辑推理而著称)大师公孙龙。

公孙龙曾提出“白马论”“坚白论”等著名逻辑命题，在逻辑学上影响极大，其人口才非常了得，能将白说成黑，将黑说成白，而且在语言逻辑上严丝合缝，无懈可击，几乎无人可以辩论过他。

然而，在和邹衍的辩论中，公孙龙却显得有点辞巧理拙，招架不住了。当然，两人都是一代宗师级人物，在理论上谁都无法说服谁，最多是语言技巧的较量罢了。

邹衍和公孙龙的此次辩论，可以看作百家争鸣之余晖。此后，邹衍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不知所终。

邹衍的生平近乎于老子，其真实面目早已云山雾罩，看不清楚，而其学说，在后世也不断被改头换面。不过，我们通过梳理，对他的学术成就，依旧可以理出个大致轮廓，其中不乏惊世骇俗之论，比如大九州说。

根据《禹贡》等古籍，古人普遍信奉天圆地方之说，认为天下地域分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合称九州，华夏居中央，四夷处其外。九州之外，分布着四海。

然而，邹衍并不认同，他认为中国(指中原)所处之地，不过是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所谓九州，不过是整个天下的九分之一，称作赤县神州。海外像九州这样的陆地，尚有八个，其周围也被大海环绕。其他八大州上的人物风情、物产禽兽，与神州亦不相同。

邹衍大九州说，当然是一种充满想象的空想假说，但其大胆推论求证的精神，无疑拓宽了人们对地理认知的眼界，以至于此后神州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其精神，就是今天看来，依然弥足珍贵。

不过，邹衍学说中，对后世产生最大影响的是他的五德终始说。

邹衍将五行中的金(金属)、木(植物)、水(液体)、火(热能)、土(大地)赋予品质属性，称木有生长发育之性，火有炎热、向上之性，土有和平、存实之性，金有肃杀、收敛之性，水有寒凉、滋润之性。

而五行之间，又是相生相克。五行相生顺序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相克顺序为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

由此衍生，将宇宙万物都归类到五行之内，在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中找到与之匹配的属性，比如：

天有五星：太白星(金星)、岁星(木星)、辰星(水星)、荧惑星(火星)、镇星(土星)；

地有五方：东、南、西、北、中；

动物有五虫：蠃(人类等裸体动物)、鳞(鱼类等水生动物)、毛(走兽)、羽(禽类)、昆(昆虫)；

数有五位：一、十、百、千、万；

音阶有五声：角、徵、宫、商、羽；

药有五味：酸、甘(甜)、苦、辛(辣)、咸；

物有五色：青、黄、赤、白、黑；

粮有五谷：稻、黍、稷、麦、菽；

体有五脏：心、肝、脾、肺、肾；

……

可以说，五行学说几乎涵盖当时的天文、地理、术数、音乐、农学、医学等一切认知范围。有些领域，比如传统医学，至今仍以五行学说作为指导思想。

至于阴阳说，最早起于《周易》，用“阴”“阳”表示一切事物的对立面，比如动与静、上与下、冷与热、男与女、内与外、尊与卑等。阴阳是一体两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阴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可以互换的，比如日为阳、月为阴，白天为阳、黑夜为阴，日升月落、昼夜交替，永不停息，寒来暑往，周而复始。

邹衍将阴阳学和五行说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

阴阳五行学说，同样也引申到政治领域，给金、木、水、火、土赋予相应的政治属性，称为五德，用五行来解释王朝兴替。试图说明王朝世代更迭并非偶然，而是有内在的规律，每个王朝的兴起与败亡都与五行相生相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邹衍一生著作颇丰，可惜后世遗失殆尽，只能从其他相关古籍中得窥一鳞半爪。战国后期杂家学说代表作《吕氏春秋》，几乎汇集了先秦诸子百家各派的学术主张，其中不乏阴阳家学术观点。关于五德终始说，在《吕氏春秋》中有一段比较系统的阐述：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吕氏春秋·应同》)

从中不难看出，阴阳家将从黄帝到周朝的各代王朝属性列出来了，黄帝时为土德，夏朝时为木德，商朝为金德，周朝为火德。

因此，依照五德终始理论，就不难看出其中规律。夏朝取代黄帝王朝，是木胜土；商朝取代夏朝，是金胜木；周朝取代商朝，是火胜金。

按照阴阳五行学说，一个王朝必须按照自己的属性来执政、用什么历法、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祭拜哪个方位的神、用什么音律等，丝毫马虎不得。一旦对自己的王朝属性产生误判，轻则产生灾变，重则王朝颠覆，为他人所取代。

邹衍是个伟大的思想家，其阴阳五行学说包含一定的朴素辩证理论，但是在他身后，阴阳五行学说很快沦为燕、齐一带的方士骗人的把戏。到了后世，在庙堂之上，阴阳五行学说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至于民间，则变质为江湖术士算命骗财的唬人伎俩(就是在现代社会，还有不少人在给孩子取名字时，讲究所谓五行缺一不可，比如某个孩子，被认为五行缺水，在名字中必须要有一个带水字旁的字，实在可笑之至)。

既然周朝是火德，取代周朝的新兴王朝的属性必然是水德。始皇帝讨厌儒家那一套繁缛礼节，但统一天下后，却很快采纳了燕、齐方士们的建议，认为大秦的属性是水德。

那么，问题来了，王朝的属性是如何判断的？

据说，天帝默默注视着人间发生的一切，时不时降下一些征兆，比如奇特自然现象、珍稀动物之类的。如上文《吕氏春秋》这段记载中，夏禹王时秋冬季节天气反暖，出现草木不枯萎，商汤王时水中浮现金刃，周文王时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这些所谓祥瑞，成为判断王朝属性的通关密码。

按照方士们的说法，他们之所以判断秦朝为水德，是因为在秦文公时，文公外出打猎，曾捕获过一条黑龙。

秦文公至始皇帝时已有五百年，早已死无对证，谁也无法考证是否真有过这么回事，估计十有八九是方士们编造出来的鬼话。

不过，始皇帝非常虔诚地接受了方士们的建议。按照阴阳五行说，水德尚黑，主北方，节气为冬季(春属木、夏属火、秋属金、冬属水)为首。始皇帝下令，更名大河(即黄河)为德水，旗帜服色皆为黑色。

在宫廷礼仪中，皆尚数六，一切以六为最高标准。譬如符节、法冠(即貔貅冠，御史所戴的冠式)俱为六寸，舆车宽度为六尺，一步(长度单位)为六尺，天子车驾用六匹马。这是因为数字六吻合水德。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天五生土。(《尚书大传·五行传》)

在历法上，采用“颛顼历”，以冬十月(冬属水，十月为冬季之始)为一年岁首。

总之，五行学说在秦朝时已经渗透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

大汉取代了大秦，既然秦为水德，按照五行学说，土胜水，那么，汉的德性应当是土德才对。

然而，高祖建立大汉后，面对千疮百孔的帝国，根本无暇留意五德终始说。况且，以高祖和他的功臣集团的文化水平，根本无法理解阴阳家的这套庞大学术体系。

所以，汉初的一切，无论政治制度、官职架构，除了做个别删减外，基本都是将秦朝制度原封照搬。

高祖入关之初，为了庆贺胜利，想要感谢神明庇佑，但却不知祭祀何方神圣，便问询身边人，咱们该祭谁？

秦朝时，秦人因起于西陲，故而历代国君起先多祭祀白帝(按照五行学说，西方属金，尚白，白帝为少昊)，后来又祭祀青帝太昊(东方属木，尚青)、赤(炎)帝神农(南方属火，尚红)、黄帝轩辕(中央属土，尚黄)，合祭四帝。

大家遂如实回答道，我们应该祭祀白、青、黄、赤四帝之祠庙。

谁料高祖一听，却说，我听说天有五帝，为何现在祭祀的只有四帝？

祭祀四帝传统由来已久，谁也没想到高祖会有如此一问，一时间都愣在那里，不知该如何作答。

高祖见状，想了想说：“我明白了，这是在等我才凑齐啊!”当即下令修建黑帝祠堂，自此开始了对五帝祭祀的传统。

黑帝颛顼，主北方，属水德。高祖认为自己接过了大秦的家业，大汉的王朝属性，当然也属于水德。

以张苍的博学，对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自然非常了解，但他也认为大汉属于水德。他的理由是，当年高祖率领义军入关，抵达霸上时，正好在冬十月，冬十月属水，况且高祖首倡祭祀黑帝，不正是暗合大汉兴于水德吗？

张苍依照这个思路，坚持认为大汉应该还是使用《颛顼历》，一年以十月为首，服色还是和秦朝一样尚黑，在这个基础上，对历法和音律做一些修正即可(根据《汉书·律历志》记载，《颛顼历》与实际情况常有出入，对朔月、弦月的推测时有错误)。在为相十几年间，他先后解决了历法和音律中存在的问题。

张苍本人是个音乐达人，善于吹奏律管(竹制乐器)，调试了各种乐器，使它们符合五声(宫、商、角、徵、羽五个音节)和八音标准。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所谓的八音，八音非指八个音调，而是古代八类乐器，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分别为：

金，钟、镈这类金属打击乐器；

石，磬这类石制打击乐器；

土，埙、瓯这样的陶制乐器；

革，鼓这样的皮革制作的乐器；

丝，琴、瑟类弦乐乐器；

木，指木制的乐器，如柷、敔等；

匏，笙、簧一类乐器；

竹，箫、笛、竽等竹制管乐乐器。

这就是说，张苍几乎给所有乐器都制定了音色标准。这还不算，他又为各类其他器物制定度量标准。张苍以一己之力，为大汉制定了一套国标体系，其工作之繁杂、工程之浩大，令人叹为观止。往后，凡大汉帝国境内百工，只管照张苍制定的标准去做事就好了。

毫不夸张地说，张苍完成的工作，是继始皇帝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之后，又一项前无古人的壮举，对新兴的大汉帝国产生的影响，无论给予怎样的赞誉都不为过。

张苍一生酷爱读书，无论是哪方面的书，都会激发他浓厚的兴趣，让他孜孜不倦地钻研学习。他就是一座移动的图书馆，一部会说话的大百科全书。

这样一位神一样的帝国宰相，他所做出的决定，他所说的话，简直就是神谕，谁敢质疑？

所以张苍提出大汉属性为水德的主张后，朝堂上基本无人敢反对。然而，这世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不迷信权威，敢于提出反对意见。

谁也没料到，敢于向张丞相发起挑战的，竟然是一介无名之辈。

德性之争

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给皇帝上书，谈了他对汉朝属性的看法，此人名叫公孙臣。

公孙臣是谁，没有人知道，只知道他是鲁国人。

公孙臣的生平如何并不重要，关键是他给皇帝上书的内容不简单，他直接对当前官方认定的王朝属性提出了质疑：“秦为水德，大汉取代秦朝，按照五德始终推演，应该是土德，土德的祥瑞是黄龙出世，朝廷应该改正朔，以正月为岁首，尚黄才对。”

此时，张苍担任丞相已有十几年，声势如日中天，公孙臣的质疑被张苍轻而易举地否决了，犹如在平静的水塘中，扔进一粒石子，根本没激起多大水花，就很快沉入水底，了无痕迹。

一开始，大家都没将此事当回事，本以为这事就这样无声无息消失，被人们遗忘。但没想到，公孙臣投入的这粒石子，将会掀起惊天海浪来。

就在第二年，事情发生反转，在成纪(今甘肃静宁县西南，属天水郡)一带出现了黄龙。黄龙是何物，我们不得而知，或许是一种已经灭绝了的大型爬行动物。据说，它出现后，既没有伤害人畜，又没有破坏庄稼，只是大摇大摆溜达了一圈，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看来，这条黄龙简直是百无一害的吉祥物，它到人间走一遭的目的就是代表天帝，向人间传达一个信号，解决大汉的德性争论难题。

黄龙，代表土德嘛!

公孙臣的预言应验了，本来被朝廷不闻不理、弃如敝履的他，忽然成了香饽饽，受到皇帝重视，文帝亲自召见公孙臣，拜为博士。黄龙出世，如此重大之事，朝廷必须有所回应才对，文帝下诏，责成负责礼仪的官员们讨论祭祀问题，拿出一个详细的方案来。

官员们经过一番考证商讨，认为皇帝应该遵循古礼进行郊祀。

秦朝故都雍城(今陕西省凤翔县南)郊外五畤原，有秦人历代国君祭祀天帝的祠庙。文帝特意赶去五畤原，举行祭礼，以表达对上天眷顾的感激之情。

事后，文帝又让公孙臣着手依照土德编制历法。

毫无疑问，这等于公开否定了张苍多年的心血。

张苍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的好日子到头了，便知趣地半隐退了。常常称病在家，虽然他还保留着丞相的头衔，但基本上已不再过问政事。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张苍就可以这样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直到消失在世人视野中。

然而，在权力博弈中，很少有人能够全身而退，张苍也没能例外。

能够做到丞相高位，自然免不了提拔、推荐一些自己人到关键岗位上，张苍也未能免俗，他曾经保举某人为中侯。中侯是将作少府的属官，负责宫殿营建工程等。这类职位，虽说官职不算高，但油水非常丰厚。

凡是涉及工程项目，历来都是腐败的高发区，此人上任后，就开始大肆受贿敛财。张苍以前大权在握，自然没人敢出头检举，如今他被边缘化了，此君的不法行为很快就传到皇帝耳中。

文帝得知后非常愤怒，腐败就意味着会出现垃圾工程，这还了得!既然是张苍荐举的，那就逃不了用人不察的责任。于是文帝当下召见张苍，劈头盖脸好一顿训斥。

一大把年纪的张苍，被皇帝训斥得灰头土脸，惶恐不已。此事之后，他再无意恋栈，索性以多病为由，向皇帝辞职。

文帝没有挽留，很痛快地批准了。

张苍担任丞相一职超过十五年，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任萧何、曹参、陈平、王陵、周勃、灌婴等人的任期。虽说受了批评，但也算平安落地，已实属幸运，该没有任何遗憾了。

从帝国宰相的位子上退下来后，张苍在家安度晚年，又一口气活了十三年，以一百零五岁高龄(具体数字有待商榷)平静去世。此时，文帝在五年前已去世，而同他一起打天下的高祖已经弃世近五十年，冢中朽骨早化为土泥矣。

张苍的高龄，在那个时代，简直是个神话。

与他相比，一生苦苦寻求长生的始皇帝，也不过活了区区五十岁而已，而张苍的一生横跨了始皇帝与高祖祖孙三代。

一个人的高寿，有多方面因素，基因遗传是个关键因素，但据史书记载，张苍父亲身高不足五尺，容貌龌龊，根本看不出他有任何良好的家族基因遗传。

在张苍身后，到他的孙子辈，似乎又一下子出现了基因返祖，他们一个个都身高不足六尺，相貌才学皆平平，与庸人无二致。

张苍身高八尺，仪表堂堂，才华超群，又寿过百岁，看上去完全是个基因突变的天纵奇才。

张苍的高寿，既然与家族遗传无关，只有从其他方面寻找答案。性格与生活习惯，是除了基因外，对寿命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两大因素。

先从职场生活来看，与前任们相比，张苍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一位比较宽容的皇帝，文帝由于以外藩诸侯身份入主大统，是个比较弱势的君王，对臣下一般不太苛刻。

张苍的那些前任们，日子过得远比他艰难得多。

萧何、曹参面对的是高祖、吕后这样的强势之君，整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为大汉立下不世之功的开国宰相萧何，一言不合，就被高祖打入大牢，性命几乎不保。

至于陈平为相时，上有吕后临朝，作风狠辣多疑，下有吕氏把持朝政，处处掣肘。他犹如在鸡蛋上舞蹈，一不小心，就会有灭顶之灾。

与他们相比，张苍执政环境宽松得多，在他为相的十五年间，君臣之间基本相安无事，而朝堂上也没有与他抗衡的势力。因此，他执政基本还算顺利，没有出什么大事。

另外，与争权夺利、苦心钻营的周勃相比，张苍的权力欲望似乎没有那样炙烈，无论是在地方诸侯国担任国相，还是在朝中做计相、御史大夫，乃至坐到丞相高位，一路走来，他奉行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的原则。无论坐在什么位子上，他都是埋首苦干，踏踏实实做事。

与那些一心爬高位、争权夺利的政客们形成鲜明对比，张苍是一位肯干实事的学者型官员，在世俗政务之外，他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

这样的处世性格，使他内心少了几丝浮躁，多了一份从容和平静。

很多人一旦在权力场中浸润久了，犹如吸食了毒品，对权力上了瘾，就很难戒掉。君不见古往今来，多少身居高位之人，在权力舞台上挥斥方遒、意气风发，可一朝离开权力的滋润，很快就会垮掉。

所以官场之人，无不设法将自己的权力生命延续得更久一些，甚至到了临死之时，仍不愿意放弃手中权力。因为大家都明白，作为一名政客，一旦没了权力，活着跟死了已无差别。

很多人，只因手中没了权力，受不了巨大落差一命呜呼。

张苍罢相时，至少已是年逾八旬，在世人看来，他肯定难以迈过这个坎儿，估计私下里，已有不少人开始为他着手后事。

然而，张苍将一切看得风轻云淡。

想当年，在秦朝时，差点被处死，他侥幸逃脱了。再后来，在南阳，他再次被送上断头台，再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人生在世，除了生死无大事，对于一个曾经死过两次的人来说，又有什么事看不开呢？

他已位极人臣，寿过八旬，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现在他每多活一日，便是赚了。此刻的张苍，除了对上苍深怀感恩，对生命充满敬意外，内心平静如水。

人的生命，就算如彭祖，年过八百，那又如何，还不是难逃一死!

唯有功业不朽。相信他为大汉制定的律令和标准体系，在他死后还会被人长期记住，如此足矣。

在以后的每一天，张苍闲看春花开、秋风起，年复一年，日子过得平淡而又从容。

由于年寿日高，张苍牙齿脱落殆尽，早已无法咀嚼任何食物，唯有靠吸食哺乳期妇女的乳汁来补充营养。

直到十余年后某一天，他平静祥和地离开了人间。

他来到尘世时，天下纷扰，战乱不休，他目睹了大秦从一统到分崩离析；而后他追随高祖，亲手终结了乱世，并为新兴大汉王朝建立起基本制度框架；等他离开时，重归一统的神州大地，战争创伤已经疗愈，一片欣欣向荣。

张苍可以安心离开了。

张苍走了，但朝堂上的纷争并没有停止，关于大汉属性的争论，才刚刚拉开序幕。

公孙臣因政治投机受到重用，这让一些野心家们看到了希望。

上有所好，下必效焉。

原来单靠编造几个故事，就可以取得荣华富贵，有如此捷径，自然就会招来一些设法迎合帝王的喜好的投机客。

公孙臣之后，有个叫新垣平的赵国方士，很快找上门来。

方士就是一群靠鬼把戏骗人混饭吃的家伙，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大行其道，是因为人们的贪欲。

即使是九五之尊的皇帝，权势和财富已是达到巅峰，无以复加，但仍然不知足，还想要永久拥有它，想要长生不老。

纵然是始皇帝这样的帝王，也曾被一帮方士骗得团团转，尽管他后来识破了方士们骗人的伎俩，但依然不死心，至死也没有放弃长生的幻想。

方士骗人的把戏很多，主要根据帝王们的需求而定。

如果你渴望长生不老，他们就称可以炼丹，可以海外求药，帮你白日飞升，实现长生不老。如果你贪财，他们就称可以点石为金，化腐朽为神奇。如果你渴求王朝的长治久安，他们就称可以预测未来，帮你化解危局。各种款式花样众多，总有一款适合你。

其实，想要识破这些江湖骗子们的鬼把戏并不难，因为骗子的伎俩虽说层出不穷，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升官发财。

可惜贪欲往往会降低一个人的智商水平，丧失对事物的正常判断力。

古今多少帝王，哪怕多么英明伟大，都很难经得住方士们精心编织的美丽谎言的诱惑，他们往往依靠几个低级花招，就很快解除了那些至高无上的人主们的思想武装。

新垣平见到皇帝后，自称善于望气，他曾亲眼看到，在长安东北天空中升起一股神秘气团，它冉冉升到半空后，化为五彩祥云，形状犹如帝王冠冕一样。

新垣平向皇帝解释说，五彩祥云的出现意味着长安东北方向可能有神明的居所，至于西部雍城，不过是五帝的冢墓所在地，现在上天已降下祥瑞，陛下就该建庙祭祀。

文帝素来迷信鬼神，听新垣平这么一说，不敢大意，立刻在霸水、渭水汇合之地建立渭阳五帝庙(据《括地志》记载，渭阳五帝庙在雍州咸阳县东三十里)。庙内设五座殿宇，分别供奉五帝，大殿严格按照五行学说的方位建造，大殿内的陈设和供奉都是按照五帝所主颜色布置，庙的每一面有五个门，也是按照五色建造。

渭阳五帝庙建成后，庙内祭祀礼制跟雍城郊祭规格完全一致。

文帝前元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夏四月，文帝亲自赴渭阳五帝庙祭祀五帝。五帝庙南临渭水，通过开凿人工渠沟，将渭水引到庙北方的蒲池(据《括地志》记载，蒲池即是当年始皇帝夜行遇刺的兰池)。

夜幕降临，祭祀仪式正式开始，举着火烛的队伍绵延不绝，火烛倒映在河水中，火光在水面上摇曳，远远望去，犹如直通天际，为祭祀现场营造出一幅如梦如幻、天人相同的意境。

通过如此盛大的祭祀，文帝觉得自己的虔诚之心应该已经上达天上，定会为神明所体察。

事后，文帝重赏新垣平，擢升其为上大夫，前后赏赐达千金之多。经过此次祭祀典礼之后，文帝开始陶醉于新垣平为他营造的幻境之中不可自拔，竟然想举行封禅大典。

说干就干，文帝命儒生们根据“六经”内容，制定巡狩四方行程仪式，及封禅大典的流程事宜。

就在这期间，文帝有一次外出，路过长门(亭名，在长安城东南)，估计当时光线不好，朦胧间，依稀看到有五个人立于道路旁，再仔细看时，他们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文帝当下起了疑心，仔细回忆了一下，那五个人的身影，并不像凡人，莫非是五帝显灵了？

想到这里，文帝不敢有丝毫懈怠，立刻命人在原地设立五帝的祭坛，用五套太牢礼(祭祀的最高礼节，献牛羊猪三牲)祭祀五帝。

在那些日子里，文帝整日都疑神疑鬼，将祭祀鬼神列为日常生活的头等大事。

皇帝成天忙着祭祀鬼神，大臣中间不少人不以为然，但也不好站出来公然反驳。

在这段时间里，新垣平没闲着，他想利用皇帝好祥瑞的心理，决定投其所好，再玩一把大的。

一年后，某一日，他再次出现在皇帝面前，故作神秘地说：“陛下，我有一种预感，有一股宝气正在向宫阙逼近。”

果然，没过几天，皇宫门口出现了一个神秘人物，向文帝献上一个玉杯，杯身上刻着“人主延寿”四个字。

做皇帝的没有一个人不希望福寿绵延，最好是长生不老。新垣平对文帝的心思实在是太了解了。

果不其然，文帝接到玉杯后，欢喜得不得了，本想和新垣平分享一下喜悦的心情，没想到他却一脸肃穆地站在庭院中央，用饱含虔诚的目光仰望着苍穹，仿佛在等待一件即将发生的大事。

文帝感到好奇，看了看天空，晴空朗朗，与往日没有任何不同，便问他，你这是在看什么？

新垣平若无其事地回答说：“臣在等待太阳再次恢复到天空中央。”

从未听说太阳会逆行，此时，明明日已偏西，怎么可能重回正午时分？这些日子以来，虽然文帝见识了新垣平的预测能力，对他钦佩不已，但要说出现太阳逆行复位的景象，他是绝对不相信的。

然而，就在此时，奇迹发生了，刚才明明早已偏西的太阳竟然奇迹般地恢复到了天空正中央，宛如中午时分，文帝惊讶得半天回不过神来。神，实在太神了!

自那一刻起，新垣平在文帝心中，就犹如神仙一般，他说的每句话文帝都无不笃信不疑。

文帝为了纪念当天的神奇天象，令天下大酺，决定从前元十七年(公元前163年)开始，重新纪元。

自先秦起，一般都是以君王在位纪年，以即位那一年为元年，直到去世，又以新君纪年，很少有君王在位期间重新改元之事发生。

当然，也有一些个例，比如秦惠文王和魏惠王，由于在位时，从诸侯国君称王，虽然只是改变了一下称谓，但在分封制下，意味着实现了重大飞跃，所以他们都相继改元。

但像文帝这样因天象祥瑞为由改元，却是历史上第一次。

关于新垣平预测太阳逆行这件事，在史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却复中。(《史记·封禅书》)

这一看似完全不可能出现的天文现象，却被白纸黑字，庄重记录在史书中，有可能是骗子的幻术把戏，但更有可能这条史料本身就有问题，有可能是史官为了粉饰皇帝，违心作伪记录的(笔者特意就此请教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他即持此观点)。

话题重回新垣平身上。骗子一旦得手，就很难自动收手。然而，再高明的骗局，哪怕你的骗术花样不断翻新，也终会露馅。

一个人演戏久了，难免会入戏太深，假戏当真；一个人行骗次数多了，难免自我陶醉，总是抱着侥幸心理，低估世人的智力，直到骗局被揭穿的那一天。

在一年后，新垣平的鬼把戏败露了。

背后奥秘

文帝改元后不久，新垣平向皇帝预测了一条更加令人激动的消息，九鼎就要重新问世了。他自称通过宝鼎散发出来的瑞气，感知到九鼎的具体位置，就在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县荣河镇西南庙前村北古城)一带的黄河水底下。

文帝听后，欣喜若狂，激动不已。

说起这九鼎，可是大有来头，称得上是上古三代以来的第一大神器。据说，当年夏禹平息水患后，将天下划为九州。九州州牧(类似诸侯)上贡铜料(在当时属于硬通货)，大禹命人铸成九座大鼎，鼎身饰有各州名山大川、地域物产、珍禽异兽等等，然后安放于夏朝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市东南告城镇)，作为君临天下的象征。

商汤灭夏后，将九鼎搬到商朝都城。

及周武王灭商，九鼎又迁到洛邑，这一放就是八百年。

随着夏商周三代更替，九鼎也是三易其主，已成为至高无上君权的象征。东周时期王权旁落，诸侯纷争不休，不少野心勃勃的诸侯，开始觊觎九鼎，企图将其据为己有。

春秋时，楚庄王曾饮马黄河，陈师洛邑，问鼎周室，亏得王孙满聪慧，尽力周旋。楚王的阴谋没有得逞，只好悻悻南归。

危机虽然暂时解除，但由于周室疲弱，根本无力遏制诸侯们的狼子野心。至战国时，秦国骤然崛起于西部，兵锋所指，直逼洛邑。

周赧王八年(公元前307年)，秦武王率兵亲临洛邑，周天子君臣惶惶不知所措，眼看九鼎就要丧于秦人之手。不料就在此时，发生了意外，秦武王为了夸耀自己神力，竟然当众举鼎，结果不慎被砸断了胫骨，终不治身亡。秦人问鼎，最终草草了之，仓皇撤退。

经过此事，周室上下无不担心留着宝鼎还会招来祸端(据《战国策》记载，齐国人也曾打过九鼎的主意)，便命人将九鼎投入泗水。

至此，九鼎从人间消失。

数十年后，秦灭周，兼并六国，一统天下，但美中不足的是，秦没有得到作为九州象征的宝鼎，始皇帝曾派人至泗水打捞，但最终一无所获，遗憾终生。

没有实现移鼎，让大秦帝国总觉得在法理和道统上有些不足。在世人眼中，秦人只不过靠暴力取得了天下，并不是天命所归。

如今，宝鼎出现，不就意味着大汉是得到上天眷顾，成为继夏商周三代以来的正朔所在吗？

只是，按照古老的传说，九鼎不是被周人投入泗水了吗，怎么会出现在汾阴一带的黄河里呢？

还有一个疑问，当年周室极弱，投鼎入水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避免它被诸侯夺走，那么，为何不就近投入洛水或者洢水？为何不远千里，劳师动众跑去泗水投鼎？如此多此一举，就不怕沿途被人惦记上？

要知道，泗水可是楚国地盘，一旦出了周王畿，体形庞大的九鼎就很难隐藏得住(《战国策》中称数千人力，都未必能搬动九鼎，虽然属于纵横家夸张之语，但参考后世出土的后母戊鼎，像九鼎这样的国之重器，其个头定然很大)，岂不是羊入虎口？周人怎么可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将九鼎安然投入泗水？

后一个问题，姑且按下不说，先回到前一个疑问。按照新垣平的解释，黄河和泗水本来是两条完全没有交集的水系，只是秦末汉初之时，黄河泛滥，导致河流改道，并流入泗水。因此，原本在泗水的九鼎顺着水流，逆流而上，到了汾阴一带。

可以说，这种想法，实在有点脑洞大开，匪夷所思。但是见识了太阳逆行复位奇迹之后，文帝已对新垣平佩服得五体投地，说宝鼎在水中逆行，也觉得合情合理。

于是，文帝立刻派人到汾阴，在濒临黄河的空旷之地建立祠庙，面向黄河祭祀祷告，乞求九鼎从滚滚波涛中浮出水面来。

按照以往来看，假以时日，新垣平一定会让九鼎重现人间。

可惜新垣平的表演到此为止了，朝廷接到检举，有人揭发新垣平造假。经过有关部门调查，很快真相大白，所谓“人主延寿”玉杯，不过是个拙劣的低级仿品罢了，新垣平的骗子面目大白于天下。

文帝觉得受到愚弄，恼怒不已，下令将新垣平夷三族。

堂堂大汉天子，被一介江湖术士玩弄于股掌之上，成为天下人的笑料。庄严肃穆的帝国殿堂被闹得乌烟瘴气，可谓滑天下之大稽。

文帝为此郁闷了很久，对所谓五行正朔、祭祀鬼神之事，也渐渐淡了，以前修建的那些渭阳五帝庙、长门五帝祭坛等，也就冷落了。有关祭祀只交给相关部门去打理，他自己再也没去过一趟。

至此，闹得沸沸扬扬、困扰数载的汉朝德性争论，被暂时搁置了起来。不过，搁置并不是彻底终止，只是因为太过于棘手，加上出了新垣平作假这样天大的丑闻，只好现阶段冷处理罢了。

如果将汉初的王朝属性之争，简单看作阴阳学说盛行之下的迷信活动，那仅仅是停留在表象，根本没有触及核心问题。

实际上，阴阳五行学说在秦汉时期大行其道，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它为政权更迭提供了一套缜密的理论工具，并为新兴王朝解决了存在的法理问题和正统困扰。

邹衍创立阴阳五行学说之时，正值战国后期，适逢天下大争，霸道、诡道、诈术这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大行其道，正直、良善、仁义被践踏在地，数百年来，是非颠倒、黑白混淆，贤良君子虽贤若颜回也难逃困顿落魄的命运，反倒是苏秦、张仪等鲜廉寡耻之辈沐猴而冠，身居高位，纵横天下，这些如何解释得通？

儒家学说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是自春秋以来五百年，弑君篡位者不下数十，贤臣良将被无故诛杀者不计其数，伦理纲常早就一文不值!

在儒家经典中，无论是上古行禅让之礼的尧、舜、禹，还是后来吊民伐罪、行“汤武革命”的商汤王、周文王和周武王，都是仁义圣君，但现实是，取代周室的却是根本不行仁义之道的秦人!

天下谁人不知，秦自穆公以来二十余君，大多是刻薄寡恩的虎狼之辈？秦人替代礼乐文明的周室，如果说是天命所归，怎么解释得通？

就在始皇帝一统天下时，阴阳五行学说恰好应运而生，为秦代周，提供了一套说得过去的理论支撑。

相较于秦，大汉建立以来面临的法统困境更加严峻，高祖以一介布衣，骤然崛起，不出四年，兼并四海，这是三代以来，从没有过的事。

夏、商、周、秦在成为天下共主之前，其祖先已经经历数百年乃至长达千年的沉淀积累，可以说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然而，高祖起事之前，不过是区区一名泗水亭长而已，至于他的祖辈，更是芸芸众生中一粒沙尘，大风过后，根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那么，他刘季一个市井无赖凭什么能够成为一个王朝的开创者，而我们却不能？在他发家之前，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之处。

大汉初立之际，虽然编织了一些神话来神化高祖，但实在太低级，而且自相矛盾、漏洞百出，跟市井巫婆的鬼话差不了多少。

大汉的开创者们，大多文化水平太低，制度多沿袭秦朝。如何解释秦汉之间的关系，一直困扰着他们。两者之间是继承关系，抑或对立关系？

从表面看，汉脱胎于楚，与秦势不两立，用武力推翻了暴秦，这也是汉家君臣不断宣扬的说辞。可事实上，汉初的现实是除了在文化上保留了一些楚的残余外，在政治制度上处处都是秦的影子。

所有这一切困惑，直到文帝时，依然没有摆脱。

于是，出现了两派思潮，一派是认为汉的法统继承于秦，秦汉一脉，虽江山易姓，但大汉与大秦同样属于水德。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丞相张苍，他认为东郡一带大河金堤泛滥入泗水，代表了大汉水德正盛。

但对张苍论点不以为然的也大有人在。既然是大汉推翻了大秦，按照五行学说，两者之间应是相克关系，土胜水，大汉自然属于土德，而不是水德。

公孙臣之所以敢于提出大汉属于土德的主张，当然有为谋求个人富贵的投机心态，但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主张。

从表面上看，张苍和公孙臣的争执是在抢夺汉朝属性的解释权，实际上，是新旧力量的较量。

文帝之所以支持公孙臣，乃至后来被新垣平愚弄，除了他本人迷信鬼神、喜好祥瑞之外，他想迫切解决大汉王朝以及本人的法统问题，也是一大原因。故而，才让新垣平这样的江湖术士有了可乘之机。

新垣平这样的江湖骗子，大多是心理学大师，他们善于揣测帝王心理，投其所好。新垣平先后使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四招。

第一招，用望气说，很贴心地迎合了文帝喜好鬼神的需求，帮助解决了皇帝的信仰需求。

第二招，献上“人主延寿”玉杯，迎合了文帝喜好祥瑞的心理，满足了皇帝图虚名的虚荣心。

第三招，预测太阳重返正中天象，彻底解除了皇帝的心理武装，让他对自己心悦诚服。

以上三招，可谓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做到了天衣无缝，然而以上三招，其实都是为第四招做铺陈。

第四招，预言九鼎出世。

如果这一招得逞，新垣平帮皇帝成功解决了困扰已久的正统问题，自此文帝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宣称，大汉上承夏商周三代，是名副其实的天命所归。

自然，此后新垣平就是大汉头号功臣，荣华富贵自不必言。

到了这里，就不难理解传说中九鼎最后消逝之地为何是泗水了——因为，高祖曾是泗水亭长。原来冥冥之中，九鼎注定要落入汉家之手。

据此可以判断出，所谓周人投鼎入泗水之事，很有可能就是汉初之人编造出来的。

至于新垣平诈称九鼎在汾阴一带黄河水下，自然是暗合文帝来自北方代国，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方便做手脚，毕竟他是赵人，在自家地盘，伪造几口大鼎，推入水中，相对比较好操作一些。

可怜文帝在一年内被新垣平哄得团团转，到头来才发现一切只不过是一场精心编织的骗局罢了。

不过，这种低级的骗局并没有就此结束，在以后的帝国历史上还将不断上演。帝王的虚荣心和永不满足的欲望只要存在一天，就会有形形色色的术士骗子跑出来，源源不断地涌向京城。

尽管欺骗皇帝风险极高，一旦败露，就会身死族灭，但与谎言得逞后所换来的荣华富贵相比，再大的风险也值得一博。

新垣平的死，并没有阻止住方士们铤而走险，他们依旧像飞蛾扑火般，前赴后继地来到长安，当然他们的最终下场也是一个比一个惨。

新垣平事件搞得文帝灰头土脸，脸面尽失。就在他大搞祥瑞、四处祭祀鬼神之时，天下正当多事之秋，可谓天灾频仍，水患肆虐，疾病到处横行，全国出现了大面积粮食歉收，不少地方老百姓挣扎在生死线上。

文帝感到很惭愧，知道再不能耽搁下去了，便用饱含愧意的笔触，下了一道诏书，向臣民们做自我反思，认为即位多年来，国家出现这种局面，是自己做得不够好，要求以丞相为首的百官们充分发表意见，集思广益，拿出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来。

只不过此时，张苍已被罢相，相位出现空缺。拜相事宜刻不容缓。

关于丞相一职，文帝倒是有个属意人选，但能否得到百官同意，他却有点拿不准。

怎么办？只能先放水试温，看看百官究竟是何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