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台谏弹劾风暴（1/1）

自古以来的改革者都少不了跌宕起伏的命运，甚至有人说改革难于革命，革命无非是认准一个共同敌人，自下而上地推翻旧政权；而改革却是自上而下地把权力资源重新分配，并让每个人安于其位。帕累托最优状态只能是遥不可及的美好愿望，历史上不少所谓的“改革”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失败之举。

成功的改革者们，除了勇于创新，最为关键的便是依靠坚实的靠山。商鞅变法的成功，少不了秦孝公这一后盾支持；而秦孝公一死，商鞅即被车裂，人亡政不息，商鞅个人的不幸换来了秦国的大兴。

当靠山消失，即便改革再成功，也难免有牺牲。张居正面对的局面更为险恶，且不说强大的保守势力异常顽固，习惯于祖宗成法，抵牾张居正种种革故鼎新的措施。单名分上就存在莫大问题，明代内阁首辅在法理上不过是皇帝秘书，根本没有裁断政务的权力，他只不过是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宰相”。在这种氛围中推行新政，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进行改革，不仅要有理论说服统治者，更要有实力说服天下人。

当初王安石变法，政策过激而超越民众实际承受能力，一个“保甲法”弄得民不聊生，凡有男丁者莫不整日忧心；那个“方田均税法”又触动地主私利，得罪了政敌。反对派司马光执政后也进行一系列改革，因方法得当反而有所进展。

张居正对此有独到的认识体会，他在《资治通鉴直解》中说：“大抵天下之事，久则不能无弊，固宜通变，然须合乎人情。宜于土俗，从容改图，而后天下蒙其福。宋至神宗，国势颇不振矣，安石所谓变风俗、立法度，未为不是，但其不达事理，不识时宜，直任己见而专务更张，逐使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而君子为之一空。有才而无识，可胜惜哉！”

张居正以一个大政治家的亲身经历，比较公允地评论另一位政治家，既非司马光辈的顽固，又不若后世同情者百般为其辩护。他以史为鉴，先吏治再经济，层层推进，稳健开展。

因此，张居正的反对者们没有司马光那样理直气壮，况且张相新政切中时弊，成效卓著，反对者只好首先从攻击张居正个人操守着手。

孔老夫子有句至理名言：“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上位者即使有周公那样出众的才能，如果骄傲自大而又贪鄙小气，那其他方面也就不值一看。毕竟，在那个道德至上的年头，士大夫对道德的要求远远高过才能。

大明王朝文官集团中以气节自负的“清流”，仿佛就是为了挑毛病才降临人世，他们常与当道者对抗，以表明自身的清正与圣教的纯正。他们为了反抗强权、博得名誉，可以牺牲一切，甚至不惜赌上大明王朝的命运。

树大招风，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张居正一举一动无不被人广为关注。张居正再神通广大，也无非是个吃五谷杂粮的凡夫俗子，想要找其把柄，并没太大难度。

两宫皇太后、皇帝高度信任并依赖张先生，把朝廷大权全都委托给他，张居正也成为有明一代最有权势的臣子。可权重遭忌，自古君主最忌讳的莫不过是大臣太贵，况且明代法理上已无真宰相，大学士的合法权力远低于前朝宰辅，所以自打张居正秉政以来，很多人都非议他窃夺人主威福以自用。

崇祯年间，张居正著名的曾孙张同敞就百思不得其解地询问朋友：“我曾祖的功业如今尚可见，为什么史家多批评之词？”

朋友答曰：“权与奸的差别不过毫发之间，你曾祖是一位权相，权势过重，因此怨恨他的人诋毁他，称其为奸相。”

张同敞无奈地默认此说，后人尚且如此，遑论外人横议？张居正不管这些，他清楚自己的能量，时常告诫下属：“吾非相，乃摄也！”（我不是宰相，只是代行国政。）

自古文臣死谏，尤其那些握有“尚方宝剑”的御史、给事中们“唯恐天下不乱”。言官官阶不大，但人微言重，上至皇帝、阁臣、尚书，下至知府、知县，都受他们的监督，就连朝廷高官也让他们三分，生怕被言官抓着把柄。

御史在外不可一世，凌驾于其他官员之上，常常因在一件鸡毛蒜皮的琐事上小有不合，就漫加诘责任事大臣。他们语不惊人死不休，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所论是否属实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言者无罪，他们不用对自己的言论承担任何责任，倒是可以借此哗众取宠，一举成名。很多正直大臣因流言蜚语而辞官回家，不能为国效力。

张居正对此甚为不满，他平生最痛恨的就是那些无事生非之徒。

一日，雷电交加，狂风大作，倾盆大雨伴随着大风倾泻而下，雷电、雨水毁坏了多座建筑。台谏见状，欲上公疏议论时政，张相爷急忙前去制止：“何必这么紧张，既然是雷电，怎么可能不击中物体？”

既然首辅这样发话，言官也只能作罢，不再没完没了地拿天象说事。

今天看来，张居正那句话颇具“唯物主义”风采，有效减少了没必要的议论纷争。当时的士大夫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天雷奉天吻，正是国家有错，老天爷才生气惩罚，以让我们悔过自省，却被相公阻拦，张居正实乃心术不端。

雷电风雨停止了，首都大门的木头又着起火来。言官们大显身手的时候来了，他们本要上报皇帝：天下不安宁啦，好端端的木头都骤然起大火。

张阁老看了尚未上呈的奏本，冷冷一句：“朽木能生火。”

言官哑口无言，一场毫无意义的事端终被平息。

有鉴于此，张相爷当政以后，无论是从制度还是权术上，都没少花工夫牵制言官。他敕令其长官严加考察，御史、给事中表面唯唯诺诺，私下却怨声载道，痛恨张居正凭炙手可热的权势钳制人口。

不平则鸣，更何况这些“善鸣”的文臣，怨气积攒多了，又掺和着文人的酸腐气，几经发酵出来的戾气自然也不少，把对新政的不满与对张居正本人的非议，纠缠在一起。

历史上评价一名官员，向来是注重“两袖清风”，也许衣着朴素、粗茶淡饭会显得高风亮节，但张居正绝不是对功名富贵毫无追求的伯夷、叔齐，他从不压抑自己对合理物质享受的公开追求。他身怀报国之志，同时也十分注重个人的生活品质。

张居正眉目轩朗，长须至腹，是当时出名的美男子。

相传他每天上班之前都要涂脂抹粉，所到之处飘散着一股淡淡的清香。他每天都换一套衣服，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加之他的衣服讲究质地与颜色，既光鲜悦目，又符合首席大学士身份，精致高雅。

张居正素爱整洁，家居及办公之处条贯井然，清洁光亮。他嗜好收藏古玩，当时古玩界赝品很多，却没人敢欺骗他，所收藏多为精品。

衣食住行不分家，功成名就的张居正既然对生活要求如此精致，绝对不会仅仅满足于华服美食，自然也有资本大兴土木。

就在张居正荣登首辅那一年，循着官场风气，在江陵城东建造相国府第，万历小皇帝为表明对元辅师相的无上依赖，御赐宅院中的楼为：纯忠楼、捧日楼。挥笔写下气吞山河的对联：

上联：社稷之臣，股肱之佐；

下联：正气万世，休光百年！

至高无上的天子都如此表态，上行下效，全楚官员自然纷纷出资赞助。这座豪华的府第，历时三年建成，耗资达二十万两银，而张居正自己拿出来的钱，还不到十分之一。

这到底是人情世故，还是巧立名目行受贿之实？岁月荏苒，已无法考证，但宏伟的张府就这么悄悄地屹立于江陵城中了，木石无言，任流言浮掠。

不仅如此，张阁老还在京师建造了一座同样豪华的官邸，见过的人很是羡慕“张府壮丽不减王公”。

某日张居正夜晚梦到一块“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大匾，自谓相业之隆，千古无两，足当此二语，白天醒来就心高气傲地在刚建好的张府立匾自炫。

凡此种种，很容易引起旁人非议责难。

平心而论，这些事情在当时上层官僚中并非罕见，远的不说，就对比张居正前后首辅徐阶、张四维、申时行、王锡爵等人，更是家财百万，甚至拥有很多座豪华别墅和别致的江南园林。哪位相公过的不是“白玉为堂金作马”的生活呢？

如果张居正是一个平庸之辈，人们也许置若罔闻。然而，张阁老偏偏是一个大破常格之人，正在推行的新政遭到一些人的不满，人们由此入手，掀开了反对新政的序幕。

多事的言官们自然不甘寂寞，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首先发难。

余懋学，江西婺源人，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进士，刚踏入仕途五年有余，就被超格拔擢为南京户科给事中，他感激浩荡皇恩，“忠于职守”，“慷慨言事”，先是攻击张居正重用的应天巡抚宋仪望，进而直接批评首辅本人。

他新官上任的这年春天，翰林院中飞来了白燕，栽种在内阁的碧莲花亦在初夏的阳光中恬静地打开了花苞，实为罕见之至。在古人脑海里，这一切都昭示着吉祥如意，张居正便把它们当作祥瑞之物呈献给皇上。

不料此事遭到冯保的当面批评：“主上冲年，不可以异物启玩好。”

意思是，皇上还幼小，不可以拿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让他玩物丧志。冯保这话说得合情合理，况且冯保身份特殊，张居正见此只好作罢。

这只是皇家生活的一个小小插曲，不料余懋学却抓住此事大做文章：此时天下大旱，皇帝忧心旱情，甚至下了罪己诏，与百官一道祈祷求雨，而张居正却在这时候献祥瑞，这不是一个负责的大臣该有的行为。

司礼监掌印太监也就算了，小小的给事中也敢借此对元辅说三道四，张居正心中虽有些郁闷，但并没有处罚余懋学。

但余懋学依然呶呶不休，再次上疏谈论五事：崇惇大、亲謇愕、慎名器、戒纷更、防谀佞，希望皇上“本之和平，依于忠厚”，不要总下严旨批评臣僚，推崇综核名实，而应“宽严相济，政是以和”。

这时，余懋学的打击目标终于浮出水面，其实不是首辅本人，而是新出台的考成法，而且余懋学并非孤身奋战，考成法的严格，让那些原本扯皮推诿、拖沓成风的官员一直难以接受，反对观点在当时官员中颇有市场。

考成法原本仰赖内阁控制六科，六科控制六部，张居正岂能容忍六科官员站出来反对考成法！更过分的是，余懋学在“防谀佞”中暗指张居正为谀佞之臣：“至涿州桥工告完，天下明知为圣母济人利物之仁，而该部议功，乃至夸述阁臣、司礼之绩，例虽沿旧，词涉献谀。”

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一向是言官们常用的笔法，张居正岂有不知，纵是一向老成持重的张首辅，一时间也气得两眼冒火。

小万历也极为不满余懋学搅乱新政，以最快速度做出处理：“余懋学职居言责，不思体朝廷励精图治之意，乃假借惇大之说邀买人心……姑从宽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余懋学的上疏揭开了台谏攻击张居正的序幕，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的江西老乡——傅应祯与刘台的“劾张事件”陆续隆重登场。

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的严冬，河南道御史傅应祯疏文的措词也和当时的天气一样冷峻：“微臣恳请陛下存敬畏以纯君德、蠲租税以纾民困、叙言官以疏忠谠。”

傅应祯，江西安福人，说起来也算是张首辅的门生。傅应祯县令起家，曾厚礼馈赠座主（即主考官），可惜被张居正严词拒绝：“当初惜别，曾以‘守己爱民’四字相勉，屡次赠礼也都不敢收受，怕有违当初相约之言。不料礼是越送越厚，你以为我是嫌少吗？你赠送的玉带太贵重了，不是一个小小县令所能持有，所以还给你，并希望你能有所反省。”

送礼不成，反被训斥，小傅怀恨在心，才有了这封奏疏。奏疏名为言三事，实为弹劾张居正误国误民、讽谏万历失德，文章引经据典，各种有理无理的事例全拿来暗讽新政，毫无顾忌。

傅应祯疏中第一事要皇上常存敬畏以纯君德，今年京师等地多次地震，尽管和大小臣工失职有关，却未见陛下自我反省：“臣闻今岁雷震端门兽吻，地震于京师直省，不下数次……虽由大小臣工失职，曾未见陛下修省一语，以回天意，晏然而遽无事。岂真以天变不足畏乎！”

其二是骂张居正误国误民：“臣又近闻户科给事中朱东光陈言保治，不过一二语直切时事……几于触犯雷霆，奏本留中。岂真以人言不足恤乎！此‘三不足’之说，王安石所以误神宗，陛下肯自误耶？”

骂了张居正和万历皇帝也就罢了，已经离世五百年的王安石也莫名其妙被痛骂一顿，不知王荆公泉下有知会作何感想。

不得不说这篇文章写得文采飞扬，但思想之迂腐也令人不敢恭维。

所谓“三不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王安石变法的精神支柱，也是他变法的坚定决心之体现。任何改革者如果没有这样坚定的信念，绝无可能在铺满荆棘的荒原上走出一条平坦宽敞的阳光大道。

傅应祯却以此指责小万历“自误”，实际是在攻击张居正以“三不足”误导皇上，也是对新政变革祖宗成法有所不满。而且，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讲，考成法绝不是言官们所喜闻乐见的。

第三事“叙言官以疏忠谠”，是为老乡余懋学翻案。他认为余懋学是敢于直谏的忠臣，希望皇上将余懋学重新起用。

如果只是说张居正以“三不足”误国也就算了，尤其使皇帝不能容忍的是，小傅居然想为钦定的铁案翻案，这无异于让天子失信于天下百官。

万历愤愤然写了一道圣旨：“朕以冲昧为君，朝夕兢兢……傅应祯无端以‘三不足’诬朕，又自甘欲与余懋学同罪。这厮每必然阴构党与，欲以威胁朝廷，摇乱国是。著令锦衣卫拏送镇抚司好生打着问了来说！”

傅应祯的下场比余懋学惨得多，在镇抚司诏狱中，他受到严刑拷打。狱卒一边毒打，一边追究“阴构党与”之人，傅应祯咬紧牙关，一点也不招认。

傅应祯被打成重伤，引来同事们的怜悯。傅应祯的同乡、江西贵溪籍的给事中徐贞明赤脚潜入狱中，为他送药粥疗伤；御史李祯与同官乔岩等人也相继偷偷溜进监狱抚慰战友。

张居正得知此情后，没等更多的言官们成群结队地到监狱探视，他就雷厉风行地把傅应祯发配到浙江定海充军。

定海虽说是海防前沿，但明朝时期江浙一带渐渐成为粮食主产区，经济也日益发达，发配到那里，比起发配到广西、海南等环境恶劣、瘟疫丛生的极边而言，无疑是从轻处罚，可见张居正念及师生情面，并没有把人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念头。

在浙江戍边的傅应祯并不安生，他与自己同榜的状元张元忭来往密切。张元忭出生在绍兴一个书香门第，是明末大名鼎鼎的散文家张岱的曾祖。张状元崇尚忠义，佩服傅同学慷慨言事的忠忱与不畏权贵的勇敢；对老师张居正，也是不卑不亢，庄重自强。

张元忭一方面理解傅应祯为国建言的苦心，一方面也写信劝慰他不要过于激进，换位思考，体谅张首辅的苦衷：“老师自主持国事以来，敏断沉稳，任劳任怨，这些都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如果能虚心宏量，那么从古至今的贤相们都比不上他。如今圣上年幼，人心浮动，皇上所能信赖的大臣不过一两个，如果权力不在内阁，必定会被后宫或宦官们窃取，倘若因此酿成灾难，我辈恐怕难辞其咎啊！”

张元忭对老师可谓是知之甚深，不同于腐儒看到阁臣权大势大就骂他窃人主威福，他深刻理解主少国疑之际权力的最佳分配，其见识果然高出同辈。

远在京师紫禁城的万历仍心存余恨，文华殿讲读完毕，又和他敬爱的张老师谈起傅应祯。

万历说：“昨天傅应祯以‘三不足’之说讽刺朕，朕想廷杖惩罚他，先生不许，这是为什么？”

张居正缕一缕胡须，答道：“这种无知小人，假如真要论罪，是死有余辜。不过皇上登基以来，一向圣德宽厚，海内共仰，不应与这种人一般见识。而且昨天圣旨一出，人们心生敬畏，应该没有人敢再妄言。国家政事或宽或严，行仁行义，都是圣意。”

万历说：“之前有救傅应祯的人说他母亲年迈，朕查了傅的家世，才知道傅应祯母亲已经死了，只有父亲还健在，如此欺君罔上，该当何罪？”

张居正说：“这样说可能是因为没有时间阅查核对，不应当深究！”

万历转身又对在旁的阁臣吕调阳、张四维问道：“昨天文书房拿傅应祯的奏疏到内阁，二位先生为什么不说话？要同心报国啊！”

吕调阳和张四维赶忙表态：“臣等不敢不同心！”

万历对傅应祯的痛恨程度高于张居正，按小皇帝的打算，傅应祯免不了廷杖伺候，若不是张居正出面劝阻，傅应祯此番即使侥幸没有死于杖下，也要重伤残废了。

张居正以为自己宽宏大量的做法，应该不会再有人站出来大放厥词。其实不然，反对派言官远不会因此“儆惧”。傅应祯的同乡、御史刘台又挺身而出，写了长达五千字的奏疏，弹劾张居正，把江陵秉国后第一股反张浪潮推到顶点。

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正月，北国的天空飘着朵朵雪花，北京城里除了应有的新年气氛外，没有铺张的游宴、灯戏，这是张居正最后一次在正月施行灯火管制。

当老百姓正在喜气洋洋闹春过大年时，紫禁城内却掀起了不小的风波，御史刘台的弹劾奏疏送到北京，矛头直指当朝首辅张居正。

刘台，江西安福人，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进士，那时的主考官恰恰是他所弹劾的张居正。后来刘台任职刑部主事，在万历初年经过张老师的提拔，才当上御史，巡按辽东。

辽东乃东北军事重镇，刘台上任伊始，戚继光与李成梁两军紧密配合，大败董狐狸（朵颜部酋长）部。

按照正常程序，辽东巡抚张学颜应该在第一时间把胜利的喜讯上奏朝廷，结果没等张学颜动笔，刘台捷足先登，抢先把捷报送入京师。

张居正看到这封捷报不但没有高兴，反倒勃然大怒。他军户出身，对兵务了如指掌，一支军队要有战斗力，最要紧的莫过于令行禁止，各司其职，本朝自正统年间就曾明文规定，巡按御史不得过问地方军事。

刘台既没有参与军务，更没指挥作战，哪里轮得上他来奏报军况？如果不严加禁止，以后巡按御史都如此越权奏报，巡抚岂不就能推卸责任？长此以往，封疆大事必生新弊。

张居正和内阁同僚商量决定，降旨申斥刘台，下不为例。接着他以强硬的姿态重申：巡按之职乃振举纲维，揭露奸弊，巡抚则应措处钱粮，整饬武备，安抚军民。两者万不可混淆。

抚按官员认真研究中央政府传达的最新精神，唯独刘台郁郁不乐，不过是一时激动把胜利的喜讯及时告诉大家，却受到这样严厉的处分，他心生忌恨，于是先发制人，冥思苦想写出一份劾奏张居正的檄文。

加班加点写好了告状信，投递奏疏时，辽东巡抚张学颜隐约中只看到题目中有个“张”字，还以为刘台要弹劾自己，非常惊愕，上前好言相劝。

刘台丝毫不买账，放出狠话：“你不过是为虎作伥的一只狐狸，不足为患；我要弹劾的，则是为非作歹的元凶——大学士张居正！”

张学颜得知不是弹劾自己，方才松了口气，但刘台辱骂他是狐狸令他耿耿于怀。

在刘台眼里，两位社稷重臣不是豺狼就是狐狸，作威作福，危害大明江山。

刘台首先向天下人宣称：我虽然是张居正所选拔的士人，但不愿因此而三缄其口，忠臣不私，私臣不忠，终不可以荐举之私恩忘君父之大义：

臣闻进言者皆望陛下以尧、舜，而不闻责辅臣以皋、夔。何者？陛下有纳谏之明，而辅臣无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易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萌。二百年来，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谏官因事论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请即以祖宗法正之。

刘台不仅痛斥张居正本人，紧接着，又骂了张居正任用的张四维、张翰等庸劣官员：张四维早在翰林院任职时就因人品恶劣，屡遭弹劾；张翰当年巡抚陕西，毫无政绩可言，如今主持吏部，凡事听从张居正。总之张居正任人唯亲，从不为国家考虑……

接着列举张居正种种蔑视祖宗之法的罪状，玩起君臣离心计这一毒招，说臣工畏惧张居正甚于畏惧皇上，感念居正也甚于感念皇上；居正威福自用，目无朝廷；他满口祖宗成宪，所行之事全部违反祖宗成法：

祖宗朝，诏令不便，部臣犹訾阁拟之不审。今得一严旨，居正辄曰“我力调剂故止是”；得一温旨，居正又曰“我力请而后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于畏陛下，感居正者甚于感陛下。威福自己，目无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一切政事，台省奏陈，部院题覆，抚按奉行，未闻阁臣有举劾也。居正定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阁臣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

往年赵参鲁以谏迁，犹曰外任也；余懋学以谏罢，犹曰禁锢也；今傅应祯则谪戍矣，又以应祯故，而及徐贞明、乔岩、李祯矣。摧折言官，仇视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

至若为固宠计，则献白莲白燕，致诏旨责让，传笑四方矣……起大第于江陵，费至十万，制拟宫禁，遣锦衣官校监治，乡郡之脂膏尽矣。盖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不然，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又何由致之？

在朝臣工，莫不愤叹，而无敢为陛下明言者，积威之劫也。臣举进士，居正为总裁。臣任部曹，居正荐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也。愿陛下察臣愚悃，抑损相权，毋俾偾事误国，臣死且不朽。

刘台文笔颇佳，整片奏疏读来气势恢弘，对老师的批评也是头头是道，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张居正蔑视祖宗成法，欺世盗名，名义上说要遵守祖宗法度，可他自创考成法，让六部向六科负责，六科又向内阁负责，挟制科臣，监察系统变成内阁下属，严重违背祖制。

第二，张居正结党营私，滥给职位，不以大公而以个人好恶任用官员，摧折言官，仇视异己。

第三，张居正擅权自用，他主持内阁，控制了行政与监察两大系统，自己还以宰相自居，大小臣工害怕畏惧他远远超出害怕皇帝。

第四，他巴结两宫太后和大太监冯保，进献《白燕诗》，为天下士人耻笑；还把另一顾命大臣高拱驱逐赶走；挟私怨打击辽王朱宪，堂堂亲王他都任意报复，更不要说有多少被他陷害的正直官员了。

第五，苛政猛于虎。张居正为了催交往年所欠赋税，往往脱离实际而给官员下死命令，不仅官员人人自危，贫苦百姓为此背井离乡……

第六，张居正贪污腐败，家人仗势侵占他人土地，鱼肉百姓。

明朝开国二百多年来，从来没有门生弹劾座主的。张居正的同乡长辈，湖广籍正德首辅李东阳当年因为和大太监刘瑾关系暧昧，其门生愤然与之绝交，使李东阳颜面扫地。如今湖广的另一位首辅屡遭学生弹劾，境遇就惨得多了。

前一个门生傅应祯才攻击过他，现在刘台又暗放冷箭，这真是莫大的刺激，若说就事论事也罢，刘台却是有意扭曲他的用心，强造罪状，明明是寻常政治斗争，刘台偏偏说成罪大恶极，史无前例。

明朝政治有条不成文的规则就是大臣遭到议论攻击，应立即自动请求辞职，以示不模棱两可、贪恋权位的态度，更遑论被自己的门生非议。

面对刘台如此系统的攻击，无论真伪，张居正怒不可遏又尴尬无比，个性刚毅的张居正立即向小皇帝请求辞职，刘台的“檄文”里视为张居正提拔的私人——阁臣张四维、吏部尚书张瀚，也依例上疏求去。

张居正慷慨激昂地对小万历说：“按律巡按御史不得上报军功，去年辽东大捷，刘台违例上奏军功，依法应受到贬降，当时臣仅请皇上下旨申诉了他。刘台愤恨难消，后来御史傅应祯下狱，臣请陛下追究同党，刘台与傅应祯是同乡，惊疑不定，竟不顾师生情面，上疏弹劾臣。二百年未有门生弹劾座主之事，如今臣只有辞职谢罪。”

说着说着，他激动得不禁伏地不起，眼泪簌簌落下，哀叹自被弹劾以来，门可罗雀，谁都不敢登门见他。

十四岁的小万历看到敬爱的张老师受到如此委屈，急忙走下御座，把他搀扶起来，安慰劝留道：“刘台这厮，陷害忠良，朕要关他一辈子，替先生出气！”

张居正勉强答应，但事后没有到办公室值班，这的确是他有生以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打击，年过半百的他对此事极为痛心。他领教了反对势力的强大，一度想全身而退。接着，他连上三道奏疏请求退休。

万历看过了辞呈，当然不会同意，当即下旨慰留：“卿赤忠为国，不单深刻朕心，实天地祖宗所共鉴。邪恶小人，已有旨重处。卿应以朕为念，速出辅理，不必介意浮言。”

吏部侍郎何维柏见势，联合九卿一起上奏疏请皇帝挽留元辅。在众卿支持下，君臣又经过几次书面往来，万历更是坚定了慰留首辅的决心，派太监孙隆手捧天子手谕前往张府，孙隆高声宣旨：“先帝以朕幼小，托付先生辅佐，先生不辞劳苦，畜类丧心病狂，胡言乱语，自有祖宗法度惩治。先生须以社稷为重，请速回朝办事，特赐长春酒十瓶，以示关怀。先生不许再辞！”

小万历对张居正当政以来的辛劳称许有加，并表示要严厉制裁刘台。张居正顾在师生情面上，恳请免去刘台一百大棒的体罚，酌情减为革职为民，刘台的风波这才得以暂时平息。但刘台弹劾张居正一事影响深远，不仅为张相公身后之祸埋下伏笔，也开学生骂老师之先风。

日后不少言官敬佩刘御史“敢于直言”的勇气，纷纷效仿他弹章奏劾各自座主。首当其冲的便是申时行、王锡爵二相，尤以王锡爵为显，此老被晚辈铺天盖地的诽谤整得无颜在朝做官，只能告老还乡。

沈德符如是总结参劾者动机：“参劾会试大座师者屡见，则大座师已登揆席，次亦要地，可借以博直声，而参荐主者无一人焉。”

平心而论，在那个宗法社会，学生敢于挑战老师权威，指出其过错难能可贵；遗憾的是，这种批评最终走样，成为纯粹的口水仗，为博名而揭人短，为反对而反对，师道不存，更恶化了此后党争的风气，间接导致了明朝的覆亡。

最令张居正忐忑不安的是，刘台弹劾自己的具体条款，虽多夸张，妙在所言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致不少江陵门人同情刘台同学。

政治终归是政治，它的复杂性决定了绝不能仅凭简单事实妄下定论。

刘台弹劾张居正是权臣，其实明朝自从大学士执掌机要后，内阁有宰相之权而无宰相之名，个个首辅迹似权臣。只要皇帝一句话，你就要卷铺盖回家，君不见当年高拱倒台之际，头一天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统率百官，第二天只能轻车简从，匆匆赶回河南，连驿站都不能再用。这是体制硬伤，无从打破，张居正也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任用私人如张瀚、张四维这类事也非张居正首倡，几乎所有坐上首辅大位的人都在不遗余力营造自己的势力网，张四维本是高拱得意门生，一直为高拱被逐归乡一事愤愤不平，张居正或许是为了笼络高党人心才把他引入内阁。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张四维唆使言官弹劾前任首辅，对张居正蓄意打击报复。

说到箝制言官，张居正确实有之，当时士林流传不少讽刺他的雅谑，但在张相爷看来，要让改革顺利进行，必须“谋之于众，而断之于独”，独断专行充其量不过是改革良药给改革大局造成的一点副作用而已。

改革触及政坛痼疾，没有相当的力度委实难以奏效。无论是使“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的考成法，还是后来“理逋负以足国”的清丈田粮，以及把在江南行之有效的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无不阻力重重，反对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加之晚明言官自身素质良莠不齐，多数为不学无术夸夸其谈之辈，没有一点雷厉风行的霸气与通达时变的才识，恐怕会一事无成。

朝会上，凤阳中都留守千里迢迢来到京城，向皇帝上奏军区要事。一般而言，外官朝觐天子，应该先由通政使司官员引领，出班跪拜，然后上奏公事。而这群留守司官员不等引奏直接觐见天子，御史们就要纠察他们违反祖制。

张居正急忙阻止，郑重告诉他们：“留守这样的外官，是不需引奏的。”

御史们不以为然，满心希望拿出法律条文驳倒张首辅。可当他们翻阅朝仪规定后傻眼了，果如首辅所言：留守不引奏。

张相公博闻强记，熟记《大明会典》，甚至能将这部煌煌巨著倒背如流，是帝国最优秀的典故专家。

每每退朝，他传唤六科给事中，询问他们这事《大明会典》中是如何规定的、那事依国朝法制又该如何处理。

言官们顿时被问得一头雾水，他们左右相顾，不能发一语作答。

张相公果断把不称职的言官外放出京，其余言官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自此埋头故纸堆，认真研读本朝典章制度，已备首辅不时诘问。

时人丁元荐在《西山日记》中感叹：“一时台省受其钳束若门隶，则其才胜也。”既然言官才学不够，那就只能俯首贴耳听从高人指挥，这是体制缺陷，也是张居正的无奈。

迫于国家经济窘迫，他追缴欠税，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常年垄断、隐瞒土地的大地主，刘台竟夸张到民不聊生。

其实，张居正并不以聚敛民财为好，他首先力求中央财政稳当，等到国库稍微充裕之后，就立即规劝皇帝免征一些贫困地区赋税，给老百姓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对灾民也常常伸出援助之手，自他主政以来，曾先后赈灾十六次，行减租税十次。

在刘台罗列这些条目中，除了以考成法约束科臣是真的违反祖制外，其他皆为政坛常事，不足为怪。

刘台还说张居正江陵老家富甲全楚，固然夸张，但这招用得相当精巧。经济问题历来最为百姓所关心，从此处大做文章，完全可以毁了张居正生前身后几百年的名誉。

其实，明朝政治到了中后期以后，贿赂、贪污已是司空见惯，在严嵩当政期间更是达到高峰，遗风所及，隆庆、万历初年的政治圈内，几乎无人可免。

众所周知，明代官员的俸禄委实不高，可其他合法拥有的特权相当可观。官员们除了俸禄外，配有宅隶、马夫等勤杂人员，朝廷支付这些人员的住房、衣食、出行、笔墨等一切花费。新上任的官员搬家还有装修费等。高级官员经常有来自朝廷的赏赐，包括大量的土地、奴仆和布帛银两等。作为一国宰相，有丰厚的家底，并不奇怪。

张居正贵为国朝第一元辅，生活奢华，面对滚滚而来的贿赂却保持着难得的从容与淡定。万历初年之所以得以修明法治、清肃吏治，张居正过人的才能和毅力固然重要，他的洁身自好也促成他的成功。他很少接受下属馈赠，除非少数莫逆之交，会酌情收取少量礼品作为人情。

八年后，万历皇帝在仇家的唆使下抄没了张居正家产，发现他的财产只有十万白银，远不及冯保，只相当于嘉靖首辅严嵩的二十分之一。其中又多为其父其弟所敛。原本想在抄家中大发横财的皇帝，看到这十万两银子也未免大失所望，这似乎已能说明张居正为官尚有操守。

事过近三百八十年，后人掀开张居正的棺木，也意外地发现，这位权倾一时的宰相，墓室内除保存完好的一副尸骨外，只有一条玉带和一方砚台。

在厚葬盛行的风气中，权倾朝野的大宰相仅此两件陪葬品，似乎有些寒酸，这固然与张居正的薄葬观念有关，也是对财富有所检点的表现。

尽管张居正在操守上还算清介，与外吏也往来不多，以避嫌疑，但他仍无法阻挡贿赂者的攻势。

有意贿赂的人总会投机钻营，不贿赂本人而转向他的僚属、家人甚至奴仆，并用各种名目使当政者难以招架。督抚、巡按御史及地方的府县太爷，利用其父母寿辰等各种机会，向当朝元辅的父母献上礼金、宝物，乃至为首辅立坊、建亭、造假山花园来歌功颂德。

在“子为父隐”的儒家社会，张居正只得“严家范、禁请托”，严禁族人做出违法乱纪、祸害乡里之事。在他极力坚持下，很多劳民伤财的工程被停止，减轻了家乡人民的负担。

尽管张居正严于家门之防，但他毕竟位极人臣，巴结讨好他的人自然不在少数。荆州江滨的沙滩出水，淤出一片肥沃的田地，荆州知府就亲自上门去到张家，撺掇张家出来报领无主良田。张居正几次给督抚难堪，但此类事件仍在不断发生。

在张居正当国的十年里，始终有人向他的家人馈赠，使他蒙受不少无可奈何的指摘，这是时代的风气，张居正无法脱离这种困扰。

经过这次打击，张居正仍然得到李太后和小皇帝的充分信任，他紧握政权，个人自信心也随之膨胀。他给老师徐阶写信说：“颛蒙之见，果于自信，但知竭忠捐躯，可以报国，更不思身。”

他认定唯有自己，才能担当起国家大任；攻击自己，便是攻击国家；摧毁自己，便是摧毁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