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阳谋：道义和棒子的较量（1/1）

学生告老师事件逐渐远去，可时间不会停歇，挟持着所有人和事，滚滚奔流，迈进新的一年——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

这一年，张居正五十三岁，万历皇帝十五岁。这注定是无法平静的一年，无论是对大明王朝的权力中心，还是首辅张居正个人际遇而言，都注定汹涌激荡，云诡波谲。

这本应是张居正引以为豪的一年，立春以来，风和日丽，莺飞草长，张家二少爷张嗣修也春风得意，高中榜眼，被授翰林院编修，自此平步青云，指日可待。

子承父业，光耀门楣，张居正深切感受到了“吾家有子初长成”的欣慰，这是身为父亲特有的骄傲，是作为政治家的张居正无论个人取得多大成就，都无法比拟的。

福兮祸所伏，就在张氏父子感受成功喜悦之时，一场危机从天而降。

深秋九月，秋风萧瑟，噩耗如黄叶般从天而降：元辅父亲张老太爷病故。

父亲去世，放在寻常百姓人家，只不过家庭私事。然而，对于彼时彼刻的张居正，如何处理亡父丧事，竟掀起一场巨大的官场风暴，元辅家事被涂上浓烈的政治色彩。这令张居正始料未及，然亦在情理之中。

人言可畏，轰动一时的夺情风波，使已经平息的反对逆流重新出现，暴露出掩盖于万历新政升平景象之下的内部危机。五年后张居正人生落幕，身后血雨腥风的清算已在此时埋下伏笔。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字治卿，号观澜，在科举仕途上一直很困顿，连考七次乡试，都名落孙山。好在他处世乐观，况且生得一个天才儿子，看到儿子前途无量，已实现他的人生理想，最终放弃了自己的科举之路。

父以子贵，儿子由翰林院编修做到内阁首辅兼帝师，父亲也就从一个平凡的府学生，摇身一跃成为当朝首辅的父亲。皇恩浩荡之下，张家在江陵的势力一日大于一日，张文明飘飘然了，也开始纵容家奴横行乡里，由此给儿子增添了不少麻烦。张居正在京城虽然也略有耳闻，可那毕竟是老父，子为父隐，只好拿家中奴仆是问。

张居正考虑到家父一辈子都待在荆州，着实太闭塞，也想把父亲接到自己身边住，好让老人见识下京城的花花世界。

而老张头的回答，却出乎张居正的意料：“儿啊，不要老想着爹。你贵为首辅，凡事需以社稷为重，鞠躬尽瘁以报君恩，好实现为父之愿。”

这也难怪，老太爷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走起路来步履蹒跚，已是行将就木之人。传统文人特别看重叶落归根，尤其在自己朝不虑夕的情况下，更不愿轻易远离故土。

张居正本想请假回家看望父亲，恰逢宫中筹备皇上大婚，作为元辅，他怎么也无法脱身，只得定在大婚以后再行返乡。

九月初的一天清晨，七十四岁高龄的张文明冒着霜露登上王粲楼，后患上重感冒，病情来势汹汹，加上旧疾未愈，于九月十三日病逝。十二日后，噩耗传至京师。

这一日，张居正和往常一样，在内阁处理政务，张府仆人神色慌张，送来一封家信。严毅的张相公见此颇为不悦，本要训斥家仆。可他打开信发现这是父亲的噩耗时，心如刀绞，竟当着诸同僚的面失声痛哭，同僚们看着泪流满面的首辅，也不由深感同情。

这时，一个比首辅丧父更为重要的政治难题浮出水面：首辅面临着丁忧还是夺情的艰难选择。

明代的丁忧制度，规定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是为丁忧。守孝期满后，再出来视事，谓之起复。

自古忠孝难两全。丁忧制度的执行适逢国家利益，也有让路的先例。而这种无奈的让路，古代有个专业术语——夺情。

所谓夺情，就是夺取其亲子之情，移为别用的意思。这是古代的权宜办法，一般只能用在将帅出征之时，为免因父母之丧而贻误军机，皇帝往往命令那些人移孝作忠，不必回家守孝，仍在前方戴孝从戎，也就是我们在影视作品中常常听到的“金革之事不避”。文官如阁臣夺情，有明一朝，也并非没有夺情先例：

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正月，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母死丁忧，宣宗下诏夺情起复。

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八月，内阁大学士杨溥以母丧丁忧去，随即夺情起复。

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三月，内阁大学士李贤遭遇父丧，宪宗下诏起复。

万历小皇帝此刻羽翼未丰，身边可以依靠的除了生母李太后，就只有张先生了。他深知，国家不可一日无首辅张先生，虽然自己已经十五岁了，但国家大政和御前教育，仍需首辅襄助，倘若此时首辅回家守制，自己怎能轻易掌握庞大的国家机器？于情于理，小万历都不愿张先生丁忧归里。

其实早在张居正得知父死噩耗的次日，其他两位内阁辅臣吕调阳、张四维就奏明皇上，引用先朝杨溥、金幼孜、李贤夺情起复故事，请求皇上谕留张居正。万历接到吕调阳、张四维的奏疏后，随即下旨：“元辅张先生亲受先帝付托，佐朕冲年，安定社稷，关系至关重要。何况又有往例，卿等亟当为朕劝勉，不可太过悲伤。”

他又入情地写了手札给张居正：“朕今览二辅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弃世十余日，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当不知何如！然天降先生，非寻常者比，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灵，必是欢妥，今宜以朕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

接着，万历皇帝又谕吏部：“朕元辅受皇考付托，辅朕冲幼，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而去？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著，不必具辞。”

第二天，万历又赏赐张居正置办丧事的银两等。

此时此刻，张居正何尝不是百感交陈？他生在那个推崇“忠孝”的时代，自幼饱读儒家经典，当然追求做一个忠臣孝子。父亲驾鹤西去，他号啕大哭。父丧期间，皇帝御赐的任何点心，如先不供给先父灵位，绝不食用。

同是天涯沦落人，恰恰张居正同年进士，前内阁首辅李春芳的父亲也在当年与世长辞，与之同命相连的张相爷很羡慕李大哥能为家父养老送终，痛责自己生不得侍养父亲，死不能守在父亲身边，抱恨终天，死不能赎。

执政兼帝师的双重身份更要求张居正为万民作出表率，尽早辞职守孝。丧父之痛尚未抹平，心中又有难以割舍的改革大业，如今，考成法已顺利执行，人事布局也初见成效，岭南贼、沿海倭亦相继平定，正逢推进改革的攻坚阶段，断无离职二十七个月之理，何况张居正本是不拘常格之人，他骨子里希望夺情。

张居正按惯例上疏乞恩守制，字里行间却暗示皇帝不必拘于常理：“如皇上之于臣，恳切诚笃至极，此所谓非常之恩也。臣于此时，举其草芥贱躯，摩顶放踵，粉为微尘，犹不足报答皇帝厚恩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循匹夫之小节，而拘束于常理之内？”

张居正的“暗示”和皇帝的心愿不谋而合，较之首辅本人，万历皇帝和两宫太后更不愿他离职守制。张居正名为首辅，实为摄政，朝廷岂可一日无他？即使他真心实意要求守制，万历皇帝及两宫太后一时根本找不出更合适的人选来接受重担。所以他们也一定不会答应守制要求。

而明末《定陵注略》等野史笔记记载的就戏剧得多，张居正奴颜媚骨跪在地下，连连磕头哀求大太监冯保帮他夺情。

这样绘声绘色的描写仿佛作者身临其境一样，细细推敲，不仅所列时间有误，而且逻辑混乱，不足为信。

万历初年的政坛铁三角都极力支持首辅夺情，不幸舆论却不站在他们一边。

为了缓解舆论压力，接下来上演的就是冯保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皇帝降旨挽留张首辅，而张居正也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疏求归的暧昧剧情。

当张居正在私寓接到皇上派司礼监太监李佑送来的御札后，立即表示哀痛之情：“本月二十五日，得臣原籍家书，知臣父张文明以九月十五日病故。臣听说讣音，五内崩裂……哀毁昏迷，惟有哭泣而已。”

张居正又对皇上派司礼监随堂太监魏朝将太后与皇上赏赐的香烛布匹等物恭捧到私第，上疏表示感谢：“臣一家父子，殁者衔环结草，存者碎首捐躯，犹不足以仰报圣恩于万一也。臣幸而未死，报国之日长，且国家非有金革之意，而令臣夺情起复，此非盛世所当有。”

张居正委婉道出夺情非盛世所当有，万历则不以为然，始终坚定不移地主张夺情，在张先生《乞恩守制疏》下态度明确、旗帜鲜明地批示：“卿笃孝至情，朕非不感动。但念朕生当十龄，皇考归天，将朕托付给卿。卿尽心辅导，迄今海宇乂安，蛮貊率服。朕冲年垂拱仰成，大小事务须臾不可离卿，岂能待卿三载？且卿身系社稷安危，岂金革之事可比？卿为君父，勉抑哀情，恪遵前旨，以报先帝顾命之重，毋得推辞。”

张居正耐心地再次上疏乞恩守制。万历仍坚持成命地批复：“……连日不得见卿面，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犹以为远，何况三年守制？卿平日所言，朕无一不听从，今日此事，希望卿听从朕之言，不要再做推辞。”

两天后，张居正三疏乞恩守制，文中说：“皇上数年以来，举天下之重，尽属于臣；今天朝中文武将相，谁人又不是臣所举荐？他们有才有识，同心报国，即使臣一时离去，陛下仍有这些贤臣良将辅佐，何必专任臣一人？且臣母年近古稀，体弱多病，陛下以孝养两宫太后，何不推此心及臣母？”

万历仍不同意，他派司礼监太监何进带去亲笔敕谕一道，除了重申恳切挽留之意，还转告张先生，他已经安排好司礼监随堂太监同张居正儿子张嗣修一起赴江陵安排丧事，并迎接张母来京，以解先生后顾之忧。

张居正心知肚明，这种表面工作已可告一段落，再演下去反而显得做作，夺情此时已水到渠成。既然万历皇帝再三慰留，并且连后勤工作都妥善安排好了，他便顺水推舟，向皇上提出“在官守制”的折衷方案：

“臣念皇上大婚之期迫近，便不坚持前请，谨当恪遵前旨，家中服丧七七四十九日，候七七满日，惟入阁视事、随侍讲读，不上朝……随侍讲读与入阁视事之时，陛下容臣青衣角带；出归私第，仍以缞服居丧；凡需具衔之章奏，皆注明‘守制’两字，使执事不废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今卜地营茔，明年三四月间乃可竣工……至期，仰懇圣恩，仍容臣乞假一行。”

万历除了明春允假归葬之事不同意外，其他一概允准。

这就是张居正的在官守制。它不同于以往的夺情起复，需先在府中服丧满四十九日后，才能以守制之身入阁办公。所以张居正在公开场合还要身穿孝服，批阅的章奏上也要注明“守制”二字，他特地辞去首辅的俸禄，以表为国效力的虔诚之心，让天下人知道他绝非贪图区区俸禄。

首辅的门生故吏不乏厚礼相赠以表关切，张居正认为既然已公开辞去官俸，如果私下再接受门客馈赠乃上欺君上，下欺良心。相爷故交送来的除祭品外的礼品无一例外地被拒之门外。日后，他向老友陈道基等人谈起当日心境：“唁贶再临，又辱别谕云云，敢不敬承雅意。但孤暂留在此，实守制以备顾问耳，与夺情起复者不同；故上不食公家之禄，下不通四方交遗，惟赤条条一身，光净净一心，以理国家之务，终顾命之托，而不敢有一毫自利之心；所谓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此孤之微志也。”

这里须说明：今人批评张居正晚年骄盈尊大，自称“孤”为僭越，其实不然，明人父母去世，居忧时都以“孤”自称。方弘静《千一录》载：“自称者，生、仆、走、不肖，其来旧矣，非不雅也；乃有称不榖，居忧称孤者，不知其不可也，盖当时风气如此。”

张先生在父亲去世仍坚守工作岗位，本来就够辛苦他了，现在连基本工资都辞免，小皇帝为此深表愧疚，他连忙向内府及各衙门降旨：“元辅张先生，俸禄都辞了，他平素清廉，恐用度不足，著令光禄寺每日送酒饭一桌，各该衙门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二百斤、茶叶三十斤、盐一百斤、黄白蜡烛一百枝、柴二十扛、炭三十包，直到服满之日为止。”

皇恩浩荡，这下张阁老的所得之数，如果再算上不可胜计的“其余横赐”，远远超过他的正常官俸。

经过半月有余的公文往返，首辅夺情起复的大局已定。张居正以“在官守制”的形式入阁办事，仍大权在握。

《论语》有言：“父死，子三年不改其道，可谓孝也。”那张父的“道”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张居正以社稷为重吗？由是观之，张居正何罪之有？

孔子时代礼崩乐坏，道德全无，他旨在用礼乐形式规范人类丧失的道德，塑造贤明的救世君主。后世为了加强统治，不断扭曲着孔子的思想，习惯于断章取义地撷取“孔孟之道”来约束行为规范。最终，不仅使儒家学说走向死胡同，也使社会越来越禁锢。越是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精英，个人空间反倒受到越大的挤压。

张居正所处的时代，所谓“清流”逐渐在士大夫之中占据话语权。“圣经贤传”中的话语被读书人越来越教条化地理解。无怪乎出现数不胜数的、个个以“死谏”、“直臣”为荣的激进官僚，士大夫也大加褒扬此等“忠臣”，引得气节之士个个乐于站出来做礼教的卫道士，换得“生前身后名”。大明王朝好几次扭转国运的机会，就断送在这群人手中。

张居正在官守制的安排毫无意外地激起三纲五常卫道士们的极大反抗，其气势之咄咄逼人，实为首辅与小皇帝所始料不及，在当时官场掀起了一场疾风暴雨。

姑且不说敌对势力，即便在张居正自己的阵营里，也有人跳出来反对夺情，建议张居正顺应舆论，做个贤臣良相兼道德楷模。

张居正的门客、贡生宋尧愈就是其中一位。宋尧愈是上海名流，张居正任国子监司业时，欣赏其文，提拔他为第一名。听说张老师要在官守制，宋尧愈上疏劝诫敬爱的张老师不要冒此风险：“相公留任乃苍生万民之幸，丁忧乃天下万世之幸。今覆盂安澜之日，正相公行礼知足之时，相公欲名垂青史，决不可图一时之利，守制为上策。”

宋尧愈自以为深明大义，连善后工作也替老师做了安排：“即使去后不测，毁谤大起，相公持先皇之顾命，帝后老臣亦有处置，可保无大患。此即付小代价，而省天下汹汹之议。断不可占据要津，以利器杜民之口。”

小宋洋洋洒洒数千言，一时之间广为流传。

一贯受首辅提拔重用的蓟镇总兵戚继光想得更精细，甚至提议相爷先安心回去，把首辅之位让给徐阶，反正徐老年事已高，不可能久居其位，不愁他不交还相印。

首辅挚友陆光祖再次站出来，规劝张相国回乡丁忧，保全晚节。

他们都是张居正的生死至交，劝他回乡，或因正统观念，或是权衡利弊，并非关键时刻的离心离德。

宋尧愈等人为张居正本人身家考虑得相当周密，但他们忽视了张首辅手握重权，身居高位，几年来得罪缙绅无数，一旦离位，想要避免祸害绝不那么轻松。更为重要的是，张居正首倡的各项改革大计尚处在创制阶段，全国性的荦荦大端仍有待出笼，一旦离去很可能人去政息。

相门第一幕僚朱琏听说首辅迫于压力，态度摇摆不定，连鞋都来不及穿好，就一溜烟跑到相府，试探态度。

张居正看到平素爱重的门生来了，感觉格外亲切，把多日的郁闷一股脑倾吐出来：“我想要回去丁忧，却无法成行，君子不饶我，小人又不谅我，我不如一死了之，以谢天下！”

朱琏何等精明，一眼看出张相铁了心要夺情，他没有上前安慰老师，反倒声嘶力竭大叫着威胁：“老师受国家厚恩，怎么能走呢？倘若一走了之，门生就上本参劾老师，顾不得师生之情！”

得知朱琏演了这么一出，张居正夺情起复的打算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原本骑墙观望的御史曾士楚、给事中陈三谟等人，一边追悔自己没有朱琏的表演天赋，不能在张首辅面前表忠心，一边亡羊补牢，纷纷上疏表态：“元辅您受到皇上与太后的重托，不能只念私情。”

万历皇帝此时正愁留不住张首辅继续改革大业，接到他们的奏疏，连忙命吏部尚书张瀚奉上谕慰留张居正。张瀚颇不以为然，但毕竟是皇帝的命令，他终究是不敢怠慢，于是找来他的下属，吏部左侍郎何维柏商议。

何侍郎正色而曰：“丁忧守制乃天经地义之事，不能迁就。”

何维柏是官场里有名的正派学究，以敢于直谏闻名海内，他早年上疏力数严嵩的罪恶，触怒嘉靖帝而被罢官逮捕，直到隆庆改元才重新起用。他目睹了嘉靖时代国家的破败衰乱，如今的大明江山在救时宰相张居正的励精图治下，一片欣欣向荣之势，但毕竟从小接受儒家正统教育，权衡之下，他还是选择了维护礼教。

一年前，刘台猛烈攻击乃师张居正，何大人深为不满，他联合九卿共同慰留元辅。但这个人从来都是坚持原则，对事不对人，在他眼中，张相爷这次真的该走了。

何少宰声名在外，他的议论有如一针强心剂，壮大了张瀚的胆量。对首辅一向言听计从的张瀚翅膀硬了，不再唯首辅马首是瞻，他祭出“拖”字诀，索性不理张居正。

太宰的态度至关重要，而张瀚却一味敷衍拖延，吏部司官催促张尚书尽快复奏，张瀚继续装糊涂卖傻：“大学士奔丧，应给予特殊恩典，不过这是礼部的事，与吏部有什么关系呢？”

皇帝屡次下诏书恳留张先生，官员们也正纷纷交章请留首辅，唯独这位张首辅当年力排众议一手提拔的张尚书捶胸叹息：“呜呼哀哉，纲常扫地矣！”

小皇帝也被太宰磨得失去耐心，责备张瀚久不奉诏，无人臣礼。张瀚心中的天平早已偏向反夺情一侧，他抢占道德制高点，又有清官典范何维柏做广告，即便不理睬慰留首辅的上谕，皇帝也不至于拿他怎样。

张居正这下好没面子，他私下请自家门客奔走于张瀚府上游说，满心希望这位“迷途”老头子回心转意，继续无条件支持自己。但是张尚书既然已经得罪了张首辅，如果真的转变主意，刚刚赢得的那点虚名也会荡然无存，只好吃了秤砣铁了心，任首辅门客苦口婆心地劝慰，也不为所动。

看见门客们铩羽而归，张居正失望之悲溢于言表。

软的不吃来硬的。

给事中王道成、御史谢思启趁机弹劾张瀚、何维柏，张瀚被勒令回浙江老家养老，何维柏罚俸三个月，而后调往南京任礼部尚书。

张瀚离京前，张居正怀着五味杂陈的心情前去送别。

曾经的亲密无间化作今日的猜疑提防，两人用熟悉而又陌生的眼光彼此相望。张瀚虽然失势，但他目光中，更多的是对官场的厌倦与对张居正的失望，多少还有着某种道德上的骄傲感，与张居正眼神中的惆怅与失落交织在一起，气氛凝重而尴尬。

良久张居正才开口：“你走了，我更痛苦了，形势也变得更加复杂了。”

张瀚却丝毫不领情，仍旧冷酷不语。他事后在自己所作的《松窗夜梦》里痛批昔日的战友是位嗜权恋位的伪君子，父死不奔丧而把多年同事逼走，还假惺惺地故作悲伤。

何维柏的命运似乎相比张瀚要好，毕竟还留任当部长。其实，礼部尚书官位虽大，但到南京担任此职无疑是贬斥，南京的六部尚书比起北京，就是冷衙门，养老院而已。何维柏看破官场斗争，对曾经寄以厚望的首辅不由失望，他心灰意冷，不久也辞职回乡，永远离开官场。

如果说张瀚、何维柏等高层官员还属于无声的抗争，一些年轻气盛的低层官员则想借此机会轰轰烈烈大闹一番，在青史上留下不畏强权、坚守纲常的光辉形象。

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纷纷严词露章弹劾，将首辅夺情事件推向高潮，一场官场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翰林院编修吴中行首先上疏。吴中行是张居正在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担任主考官所招收的学生，因为文采飞扬，机智聪明，很受张老师欣赏。

他小心翼翼地捧着弹劾老师的心血大作《因变陈言明大义以植纲常疏》，只身前往张居正的府邸，鼓起勇气把副本送给张老师过目。

不得不承认，吴中行的疏文颇有文采：“元辅夙夜在公，勤劳最久。父子相别十九年，子由壮至强，由强至艾；父从衰得白，从白得老，音容相睽，彼此未睹。而今长逝于数千里外，遂成永诀。元辅不得一凭棺临穴，实不合情理。”意即首辅大人一心为国，夙夜辛劳，以致父子相别十九年未见，如今张首辅的父亲与世长辞，首辅大人竟无法归乡凭吊，实在不合人伦情理。

例行的吹捧结束后，吴同学笔锋一转，点到了夺情的焦点不在于丁忧本身，而在于政治：“如今皇上一定要留下师相，与元辅勉为其难地留下，只有极为练达圆通者才能理解其中奥妙，那些深处局外远观之人，也许会因元辅的出格行为，给他扣上‘不韪’的帽子，如何彻底消除街头巷尾的非议，而让元辅的良苦用心家喻户晓……”

“夫舆情未惬，革面无庸……”

张居正看到这里，已是怒发冲冠，袍袖一抖，“啪”的一下把折子扔在地上，转身回了灵堂。这轻轻的一纸奏折，在张居正手中却显得无比沉重，它意味着官场新生代对自己的背弃。

吴中行也没有去捡那折子，只苦笑了一下，在背后对着张居正的背影躬身施了个礼，转身也走了。

吴中行上疏之后的第二天，赵用贤上疏。赵用贤与吴中行一样，同为翰林院史官，亦同为张居正学生。

他不同于吴中行，一点师生情面都不留，要求皇上效仿先朝杨溥、李贤，令张居正暂时返乡守制，弥补张氏父子十九年未见之缺憾。赵用贤谴责张居正能多年效忠皇上，却不能为生父养老送终。任由这样发展下去，他积累多年的政治声望恐怕要毁于一旦。况且国家设置御史台就是监察百官，匡正纲纪，如今言宫不顾人伦，创立异说，一面倒地请留居正，岂不违背正论而徇私情？当时又正值天空出现彗星，擅长星相学的赵用贤，从占星术的角度，恶毒宣扬：“首辅夺情，此乃国朝不祥之兆……”

慧星在古代又被称为“扫把星”，一般被视为不祥之兆，一时京城议论纷纷，声讨张居正夺情是大明的不祥之兆，甚至有人满街贴大字报诋毁张首辅。

这还没完，赵用贤上表弹劾后的第二天，亦即吴中行上疏后的第三天，张居正的同乡艾穆、沈思孝联名上疏，对他更是刀剑相逼。

艾穆开篇就危言耸听地拿天象警告皇帝，首辅夺情，居然能干涉天象，影响星球运转，如此说来，张居正真的成了神通广大、呼风唤雨的超人了。

接下来艾穆开始详细阐述“纲常伦理大于江山社稷”的理论，一针见血地直戮张居正痛处：国家有大庆大祭，首辅如果要避开，则不合君父大义；如果要参加，又不合父子之情。不知那时，陛下将如何看待张居正？张居正又如何自处？更激烈的是，他们视改革如寇仇，把历代变法家的缺点统统扣到张居正头上：“居正无商鞅之公与明，而有其惨；无王安石之学与行，而有其执。”指责张居正刚愎自用，误国误民，谄媚太监，欺君罔上。皇帝如今年过十五，完全可以主宰国政，不需手握重权的元辅大臣督导，应让张居正去位守制。

这些人打着堂皇的道德旗号，以伦理纲常立论，其实个个都为名为利，夺情与否这个纯粹的纲常争议始终蒙着浓厚的政治色彩。

“乡谊”、“年谊”向来为古代官场上科甲出身的人所注重，而“反张英雄”前有门生刘台、傅应桢，今有门生吴中行、赵用贤和老乡艾穆，这令孤傲的张首辅情何以堪？

张居正听到消息后拍案而起，悲愤到了极点：“当年严嵩祸国殃民，也没有同乡、门人攻许他，难道我连严嵩都不如？”

年过半百的张居正本已身陷忠孝难两全的困苦中，既贪恋来之不易的鼎臣重权，更挂念惨淡经营的救弊心血，丧亲之痛的萦郁，伦理纲常的压力，夹杂缠绕，士情如此，无疑雪上加霜。这一切彻底激起张首辅的楚人脾性，既受非常之恩，当有非常之报。他在奏疏上表示：

皇上恩宠不可强行推辞，皇上命令不可屡次违抗。既然身负国家社稷的重任，就不应该在私事方面顾虑太多。连日来，他每天反省，感怀忧惧，想再上疏回乡，又怕被皇上怪罪。只能遵照此前的旨意，等七七四十九天满了之后，再赴阁办事。

写完，张居正连连长吁，仿佛要把数年来积累的闷气全都倾吐干净。风度翩翩的他竟扬起拳头狠击桌子，笔架上的毛笔都震落下来，洁白的纸张沾上了滴滴墨迹。

愤怒归愤怒，事到如今，只有迎头处理：一边是偏执君子的口诛笔伐，一边是奸恶小人的阴险排挤，如何处置这些人以稳定政局？

站在历史的紧急关头，张居正认为，若要制止此风蔓延，捍卫改革，切不可行妇人之仁，贻误大局，而要以雷霆手段，杀一儆百。他找来政治盟友冯保商量对策，讨论的结果是——施行廷杖。

何为廷杖？简而言之，就是用棍子打屁股。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奉行“以重典驭臣下”，务使其唯唯诺诺，于是发明廷杖的酷刑来惩罚臣僚。哪个大臣不听话？廷杖伺侯！

他的子孙后代继承了这一衣钵，廷杖之事史不绝书，廷杖的缘由无所不有，惨死在廷杖之下的官员非常之多。

官员无罪被杖，他本人就成为“正直敢言”的代名词，肉体上的伤痛成为永恒的勋章，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没挨过板子的人反而眼馋不已，个个想要借此机会扬名千古。

病态社会所酿成的病态心理，正常社会的人难以理解。

堂堂首辅竟然要以打屁股这种侮辱人格的酷刑打击异己，舆论大哗。吴中行等人在翰林院的数位同僚响应舆论号召，纷纷上疏申救，却没能如愿。

解铃还须系铃人。

德高望重的礼部尚书马自强首先站出来劝解。陕西人马自强人品端正，张首辅秉政之初，因其精明能干受到举荐，马自强受宠若惊，“颇德居正”。

马尚书料知事情不妙，晋谒匍匐在孝帏里的首辅，极力为吴赵等人辩解：“这些官员少年气盛，冒昧无知，不过他们都一心为国，并不是针对相公。现在皇上大怒，只有您上疏营救，才能避免大祸。”

张居正一时语塞，竟把往时矜持的风度置之不顾，口中念道：“老夫现在正在守丧，不管外事，请马尚书多多包涵，请马尚书多多包涵……”

深受张居正器重的福建巡抚庞尚鹏在千里之外的福建惊闻此事，立即写信，快马加鞭送到京师，劝张居正廷杖一事行不得：“国朝立国二百余年，未尝有史官被杖。张相公得君最力，勋劳卓著，得饶人处且饶人，毋以此留骂名！”

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也会集数十名中级官僚到张府拜谒，为上疏诸人求救。张居正出身于翰林院，王锡爵属于他的后辈，而吴中行、赵用贤又是翰林院的史官，出于礼仪，这些人不能不见。

张首辅主意已定，把他们拒之门外。同行几人觉得无趣，告辞离开了，唯独王锡爵执着，他身穿五品官服，趁张府管家不注意，径直闯入灵堂，当面向首辅求解，上演了一出灵堂论辩的大戏。

“张大人，令尊大人仙逝，我等同僚深表悲痛。圣上多次驳回相公丁忧守孝的请求，诸位君子上疏反对，可为什么圣上要动用廷杖？”王锡爵质问道。

一身素服的张居正看到突如其来的王锡爵，面不改色，冷冷说道：“圣怒不可测。”

王锡爵看到首辅如此绝情，愤慨道：“圣怒不可测？皇上盛怒还不是因为老先生，要不是老先生哪来现在的祸患？”

张居正脸色顿时变得铁青，转身从侍卫手中拔出一把短刀，走到王锡爵面前。王锡爵顿时呆若木鸡，所有人面面相觑，灵堂笼罩着紧张气氛。难不成首辅怒了，要动刀杀人？

只见不可一世的张相爷快步走到王锡爵面前，扑通一声低头下跪，握着王锡爵的手，把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眼噙热泪，声嘶力竭地大吼：“皇上、太后留我，你们却强力驱逐我，你们让我怎么办？你们是要杀我吗！”

王锡爵傻眼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无比威风的张相爷会跪在自己脚下求死，王学士深知此事已无可挽回，“哐当”一声把刀扔在地上，掉头就跑。

随他而来的人也“哗啦”一下，做鸟兽散，只剩下张居正长跪在地。身前一把短刀，脸上热泪长流！

张相爷手握帝国大权，下属不服，位高如张瀚、何维柏也不能忤逆，可他的委屈与无奈交织一起，情绪几近崩溃，终于在王锡爵的刺痛中爆发了……

既然直接求救首辅之路走不通，有识之士开始发动张公子，希望公子们出面劝导父亲，稍加宽容异己分子。太史沈懋学写信给他的同年好友、相爷次子张嗣修，请他为之疏通。

沈懋学是当时闻名海内的才子，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的新科状元，张居正爱其才，特意介绍儿子，也是他同年的榜眼张嗣修与他相识。两人一起切磋学问，读书论道，成为要好的朋友。

张嗣修何尝不想父亲远离舆论漩涡，他又深知父亲所做都是为了这个国家，他致书沈懋学，为父亲夺情辩解，寥寥数字，义正词严：父亲为国夺情就是尽忠于孝！

尔后，沈太史不厌其烦地又发一信，他以退为进，继续巧妙地劝说张公子。他以古时豪杰为例，豪杰为了天下安危，会将一己之虚名置之度外，这不能用常规衡量。既然皇上已恳切留下老师，老师亦不忍心一次又一次地辞职，言官请求老师在官丁忧的上疏似乎出于阿谀逢迎！难怪君子们群情激愤，口出狂言。这次廷杖事件，老师竟然不尽力援救，足下也不进一言。如此看来，老师算不得志虑忠纯的大臣，公子也不是诤诤赤子。

书信寄出三封，如石沉大海，无一回音。

沈懋学又写信给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幼滋：“师相之去宜决，台省之留宜止。”

沈太史满腔热血希望首辅姻亲能出来斡旋，没想到李幼滋的回信却满是冷嘲热讽：“足下所言伦理纲常不过宋儒头巾语，迂腐之极，昔宋之衰，无非此等言论误之。眼下百事待举，执宰岂可一走了之？形势变幻莫测，孰来掌控？师相夺情报国，乃圣贤治世王道！”

李幼滋其人以讲学博名，与张居正关系非同一般，他和弟弟都是张居正的亲家。每次到张家会见，常常畅谈数日。无论发生什么，李幼滋都在背后默默支持着张居正，因此他大力支持挚友的夺情起复，但在公开场合又故作伉直姿态，故而沈懋学写信向他求援，遭到训斥与讥讽。

眼看自己有理说不清，还被李幼滋折了面子，沈懋学一气之下，引疾归乡。

张居正不忍昔日爱重的学生、儿子的好学友一走了之，多次请他回朝，沈状元亦表现出感动之情，终究谢病不出，他对乃师饱含着失望与愤慨，从此，他断绝了和张氏家族的一切联系。

看来，无人能使张居正回心转意了，张居正心意已决，君臣共同策划的夺情大戏从幕后终于闹到了台前，那几位敢于直言、反对夺情的官员们命运究竟如何，牵动着大家的心。

这年刚刚入冬，就吹着刺骨的寒风，在这样一种肃杀的气氛之中，皇帝正式降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著令”锦衣卫杖吴中行，赵用贤六十，削职为编氓；杖艾穆、沈思孝八十，发极边充军，遇赦不宥。”

吴中行获悉廷杖的圣旨后，显得意外地镇定。

他先向南遥拜母亲段氏：“儿子不孝，闯下大祸，先于您而去，就让孙儿侍奉娘。”然后再拜夫人毛氏：“我的爱妻一定能侍奉我的老母，抚养我的儿子，中行死而无憾了。”

说毕，准备跃马而出，锦衣卫缇骑已到了家门。吴中行回首对儿子吴亮喊道：“快拿酒来！”一饮而尽，大步随锦衣卫缇骑而去。

吴、赵、艾、沈四人被廷杖的那天，阴云勿结，天鼓大鸣，惨黯者移时，长安街上聚集了数以万计的人群。市井小民多不明就里，数日以来，舆论一边倒地批评张居正，褒扬反夺情者，他们都争相一睹传说中的“直臣”风采。

打人高手羽林军手持戈戟杖木，围成圈环列廷中。司礼监太监十余人捧着驾帖而来，先高喝一声：“带犯人上来！”千百人一起应声大喊，宣读驾帖：先杖吴中行、赵用贤六十棍，后杖艾穆、沈思孝八十棍。

看来，首辅学生可以少挨二十棍。诸人受廷杖后，锦衣卫校尉用布条把他们拽出长安门，用门板抬走。吴中行被抬出都门外，途中气息已绝，多亏他的好友中书舍人秦柱带着医生赶来为他们服药，方才苏醒。

厂卫之命随至，吴中行仓卒裹伤而行，彻夜呻吟不止。大腿及臀部腐肉剜去几十块，深几逾寸。肥头大耳的赵用贤受刑后，肉溃落如掌。

艾穆、沈思孝显然比吴赵倒霉，被带上沉重的手梏，关入诏狱，八十大棒依旧没让他们屈服，一路破口痛骂：奸臣贼子蒙蔽圣上，陷害忠良！奸贼不除，国不安宁！

三天后，他俩因创伤过重不省人事，可也不能总待在诏狱里，锦衣卫用门板把他们抬出都城。

多亏张居正心腹爱将、兵部侍郎曾省吾及时伸出援手，沈思孝被遣戍到风景秀丽的神电卫。曾省吾知道广东神电（今广东电白县电城镇）是个好地方，况且沈思孝在附近的番禹当过县令，有惠政，熟人多，可以相互照顾。

没想到“奸贼”还有这么爱护“忠良”的亲信，沈思孝毕生对曾大人感激不尽；艾穆就没有小沈那么幸运，遣戍到荒凉的凉州卫。

临行前，日讲官许国对被杖诸位所谓的君子倾慕之至，赠送吴中行玉杯一只，上镌诗一首：“斑斑者何？卞生泪。英英者何？兰生气。追之琢之，永成国器。”

他又赠赵用贤犀杯一只，上镌一诗：“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宁辞碎首。黄流在中，为君子寿。”

当时民间也是流言四起。

张居正再疏乞归那天，天上出现彗星，大如灯盏，从西南方直射东北，一道几丈长的白虹，散发着苍白的色彩，从尾星、箕星，越过牵牛，直逼女宿星座。

天赐良机，一时人情汹汹，反对派们趁机在西长安门的大街小巷贴出谤书：权臣张某父死不奔丧，居心叵测，阴谋逆反，篡夺皇位！逆贼不忠不孝！天诛地灭！

万历皇帝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捍卫敬爱的张先生尊严，他果断下达敕谕，告诫群臣：

“群奸小人，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殊为大逆不道，倾危社稷，大伤朕心。兹已薄示处分，再有党奸怀邪，欺君无上，必罪不宥。”

皇帝的金口玉言稍稍平息了各种谤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