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吴国桢（1/1）

叫板蒋二代遭迫害

吴国桢受李宗仁赏识步入政坛，又承宋子文、蒋介石知遇之恩，主政汉口、重庆与上海，小蒋“打虎”与之结怨，主政台湾省得罪了蒋二代，败走美国后发生了“吴国桢事件”，晚年在美国教书为生。

姓名字号：吴国桢 字峙之

籍 贯：湖北建始

生卒年月：1903年10月21日—1984年6月6日 卒年81岁

毕业院校：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最高职务：中国国民党宣传部部长、上海市长、台湾省政府主席

生辰八字：癸卯 壬戌 壬午 乙巳

属 相：兔

命 相：智勇得志意气渐，建立声誉事业兴。

终到富贵福禄奏，为人领导德望高。

中年或遭不幸，谨慎即可躲过。

家世：

祖先——明末为躲避战乱，从江西迁湖广荆州江陵，继迁监利。

始祖——吴大智，迁往四川奉节，转徙恩施。吴大智之次子吴士安经商致富，置田宅于建始县红岩寺之凉水埠，从他开始，世代居此。

父亲——吴经明，早年考中秀才，清末被地方当局选送到武昌经心书院学习，结业后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陆军。之后，被分派在北京陆军部段祺瑞属下任职，从教育科长一直做到军学司司长。夫人朱芷英。

兄弟——兄弟二人，兄吴国柄。

1906年——入私塾读书。

1908年——进府学胡同小学读书。

1913年——入天津南开中学就读。

1917年——考取北京清华学校。

1921年——被官费保送到美国爱荷华的格林奈尔学院留学。

1923年——考取了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

1927年——任中华民国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公署交际科科长。

1928年——任中华民国外交部第一司副司长。

1929年——任汉口市政府土地局局长。

1931年——任湖北省政府财政厅厅长

1932年——任汉口市政府市长。

1939年——任重庆市政府市长、重庆市防空司令部副司令。

1942年——任中华民国外交部政务次长。

1943年——任中华民国外交部（代理）部长。

1945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1946年——任上海特别市政府市长。

1949年——任台湾省政府主席。

1950年——任台湾省保安司令、“行政院政务委员”、台湾省“反共保民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2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美援运用委员会委员、台湾物资委员会委员。

1966年——吴国桢于美国佐治亚州萨凡纳阿姆斯特朗大学任东方历史和哲学教授。

1984年——因心脏病病故于美国佐治亚州萨凡纳寓所，终年81岁。

◇承蒙蒋、宋知遇之恩

吴国桢出生于湖北建始凉水埠，三岁时即入私塾读书，不数月便能流利背诵《三字经》，且能倒背如流，被族人称为“神童”。5岁时与哥哥吴国柄跟随母亲赴北京，来到父亲身边。其父吴经明是清朝秀才，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任北京陆军部军学司司长。兄弟两人到京后进府学胡同小学读书。

几年后吴国柄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放假回家时吴国桢便翻阅哥哥的课本，有些功课与哥哥一起做，时间长了其功课竟与哥哥相差无几，有几门课甚至比哥哥学得还要好些。吴经明便将幼子也送到天津南开中学就读。当时吴国柄15岁，吴国桢刚刚10岁，成为南开中学年龄最小的学生。

南开中学是著名爱国教育家严修、张伯苓于1904年创办的一所著名中学，多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知名人士，周恩来总理、温家宝总理皆毕业于该校。国民党高层数十人曾就读于该校，如吴国桢、张道藩等人。当时由于吴国桢年幼，夜里常把被子踢掉，校长张伯苓晚上巡查学生宿舍时，经常为他盖被子。一些生活上的事，吴国桢也难以自理。其兄吴国柄虽然也在该校，但由于父亲一直夸弟弟聪明，说哥哥笨，吴国柄不服气，对弟弟很少照顾。

当时，15岁的周恩来也在南开中学就读，便常以大哥哥的身份照顾吴国桢，两人常常一起学习，一起外出，天长日久，感情倍增，情同手足，于是结拜为异姓兄弟。1914年周恩来、张蓬仙、常策欧等人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由于该会旨在联络同学感情，增强社会活动能力，并开展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适合青少年的活动，吴国桢入会后进步很大，活动能力提高很快。原来性格内向羞于与人说话的他，后来在演讲比赛中获奖。

毕业前夕，周恩来与吴国桢为了留念，两人合摄照片一帧，周恩来坐在长靠椅上，吴国桢站在椅子后面，两人手携手，面带微笑。以后尽管两人站在不同的政治阵营里，但是私交一直很好。

1917年中学毕业后，吴国桢考取了北京清华学校，当时的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结业后相当于一般大学的一二年级。吴国桢1921年结业后被官费保送到美国爱荷华的格林奈尔学院留学，两年后获得经济学士学位，随后考取了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此间，一个意外的插曲差一点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1925年春，北洋军阀政府的临时执政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以中国政府专使的身份，率领代表团到欧、美、日本等十几个国家进行考察。在从欧洲动身到美国之前，徐树铮给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发了一份电报，他出了一道题：“美国哪种政治（体制）合宜中国？哪种政治（体制）不合宜中国？”要公使馆通知学政治、经济、法律的留学生，就此题目写成文章，供他研究。

吴国桢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的就是政治，很快就写了一篇论文投寄到公使馆。在十几名应征的留学生中，吴国桢的文章写得最好，能联系中国的情况，坦陈利弊得失，徐树铮看了连连称赞，觉得吴国桢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吴国桢的父亲吴经明是徐树铮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也是徐树铮的部下，此前徐树铮一行在英国参观工厂时，急需一名懂工程技术的翻译，吴国桢的兄长吴国柄便担当了翻译工作。因此，徐树铮当即让吴国柄给其父发电报，说他决定把女儿许配给吴国桢，待吴国桢学成归国即完婚。

岂料徐树铮回到北京没几天，在廊坊被人枪杀。吴国桢与其女儿的婚事就此罢休。倘若徐树铮不死，以其在段祺瑞政府中炙手可热的权势，又是吴国桢父亲的顶头上司，吴国桢有可能成为徐树铮的“乘龙快婿”。如此一来，吴国桢的一生或许将会是另一种境况。

1926年，23岁的吴国桢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到上海国立政治大学任教，后毛遂自荐，上书给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整理财务税收方案》万言书，对武汉的财政窘迫状况提出若干改进意见，深受李宗仁赏识。李宗仁特设汉口烟酒事务局，任吴国桢为局长。

当时外商大量进口洋烟洋酒，由外国俱乐部和洋行直接销售，从不纳税。吴国桢到任后，立即制定烟酒纳税条例，令行法随，上任9个月便创下烟酒税收90万元的佳绩，给当时的湖北军政首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为他日后屡次升迁奠定了基础。

此后，吴国桢又担任过汉口土地局长与财政局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和财政厅长等职务。

1931年夏天，湖北发生水灾，汉口被淹三个月之久，数十万灾民断炊，饿殍遍野。过去湖北省的财税收入近40%出自汉口，如今不但不能上缴财税，而且急需救济。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派吴国桢前往南京，找财政部长宋子文拨款湖北赈灾。

吴国桢与宋子文素无来往，又无熟人联络，到达南京后，上海、南京追了一个来回，总也见不到宋子文的踪影。后来他用20块银元买通宋子文在南京官邸的门房人员，等宋回到南京，果然在财政部见到了宋子文。

一见面，宋子文用英语说：“国桢，我只能给你5分钟的机会。”结果，吴国桢用了3分钟时间，便把湖北水灾灾情的严重性讲得一清二楚。宋子文听了很受感动，立即拍板同意：中央每月贴补湖北50万元，帮助湖北渡过困难。但宋子文有一个条件，那便是：只有吴国桢在湖北财政厅长任上，宋才会拨款，换了其他人做财政厅长，宋即终止此项财政补贴。可见宋子文对吴国桢才干与为人的欣赏。

1932年蒋介石坐镇汉口，自任“剿匪总部”总司令兼豫、鄂、皖三省总司令，急需一名熟悉当地情况，精通英语的年轻秘书。经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推荐，吴国桢被调到蒋介石侍从室任秘书。此间，吴除了陪蒋会见中外宾客外，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有：整理和搜集若干有关资料，供蒋介石参考；为蒋介石起草文件或记录、整理蒋的口述讲话；将每天报纸上的重要消息勾出，供蒋翻译并英文报刊的重要消息；出席各种会议，为蒋充当耳目，反映情况；代蒋回复来自国内外的信件。

这些工作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达到蒋介石满意，蒋介石从1928年重新上台到1975年去世，47年中用过的秘书不下25人，真正令蒋介石满意能够得到器重和知遇的极少，吴国桢便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

吴国桢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了仅仅几个月，但这几个月为他今后的飞黄腾达铺平了道路。同年秋，宋子文点名要吴国桢去江西榷运局帮他整顿盐税。吴国桢征求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说：“子文的事就是我的事。”便同意了这项调动。

吴国桢到江西榷运局工作了三个月，将机构重复、架床叠屋的盐务税收机构榷运局撤销，由省盐务稽查处统一税收，使原来因双重税收而远离江西的外省盐商纷纷而至。同时亲自拟定有关规章制度，堵塞原先偷税漏洞。

三个月后，盐务整顿基本完成，税收明显增加。在吴国桢离开南昌回汉口就职时，许多盐商在榷运局衙门前燃放鞭炮，为他送行。

1932年11月，蒋介石任命吴国桢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汉口市市长，从此吴国桢步步升高，成为蒋介石的重要政治助手。

◇主政汉口重庆得与失

吴国桢上任汉口市长后，先从改变市容市貌做起，他拓宽市区马路，扩建中山公园，修建沿江沿河的防水大堤，在沿江大道一带修建地下公厕，使原来又脏又臭的沿江一带，变成了宽敞清洁的林荫大道。不过，他的主要政绩还在于防洪抢险。

1935年汛期，长江、汉水洪水暴涨，洪水直逼武汉，姑嫂树一带大堤忽然崩塌数段，险象环生。该堤一破，整个汉口瞬间便会成为一片汪洋，80万人口的生命财产将毁于一旦。吴国桢亲自带领市府公务人员和士兵上堤抢险，并把抢险指挥所设在大堤上，与十万军民一起昼夜奋战在大堤上，在险情解除之前十几天未曾回家。

在抢险队伍中，有汉口市警备部队数千名士兵，警备司令叶篷也几次上堤视察。但由于各报记者纷纷报道吴市长领导军民奋战在抢险第一线的事迹，而未表彰叶篷。叶篷一怒之下，命令该部官兵全部撤离。吴国桢见状，百般解释，请求叶留下部队官兵抢险，但无济于事。最后吴国桢竟跪在叶的面前，请求说：“我代表80多万市民向您求情，请您留下士兵抗洪抢险。”叶篷断然拒绝，命令士兵撤下大堤。

吴国桢只好向军事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张学良求援，张学良亲自驾机到姑嫂树上空视察，一看情况危急，立刻下令派兵火速赶赴汉口大堤抢险，终使汉口幸免于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的党政军机构纷纷搬到武汉，到1938年秋，武汉成为了战时的军政中心。吴国桢作为汉口市长，肩负着后勤保障、战时动员等重任。在战火逼近的情况下沉着应对，法治严明。

到1938年春节前夕，武汉城内已人心惶惶。吴国桢在汉口市政府任职的堂弟吴国干，向吴国桢请假送家眷去宜昌，吴国桢不予准假，并说：“你不能在民众没走前先走！我的家眷也都没走。”吴国干见吴国桢不准假，竟然不打招呼就悄悄带着家眷走了。吴国桢闻讯后毫不姑息，为了严明纪律，杀一儆百，吴国桢以“擅离职守”之咎将吴国干除名。

6月，日军兵分五路攻打武汉，吴国桢让夫人带着四个孩子随岳父母去昆明，免去了家庭拖累，一人留在汉口，全力以赴投入到组织指挥支援前线和民众撤退之中。

吴国桢不愧市政管理长才，组织撤退工作安排指挥得有条不紊。将武汉除老、弱、病、残及在武汉沦陷后有条件留下来的人外，其余的青壮年、妇女儿童、学校师生、机关工作人员，全部统一分配车辆和船只，从9月上旬开始，每天安排2万人有组织有计划地撤退。

但工厂辎重的搬迁困难较大，特别是安排组织交通工具，有时安排好的车船会被中央某些部门强行占有，尤其一些有枪杆子的单位，根本不把市长放在眼里，以致强行上船上车者时有发生，坠江追车死于途中的不知凡几。但总的说来，汉口撤退的民众数量之大，死亡人数的减少，都远远胜于南京。特别是吴国桢抢救出来的中小民营企业，如裕华纱厂、洪发利营造厂、顺昌铁工厂、恒顺机器厂、福新面粉厂、江南肥皂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近百家之多，占各地迁渝工厂的一半以上。这批工厂恢复生产后，对抗战军需、民生用品的供应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吴国桢一直坚持到10月24日蒋介石下达总撤退令时，才随机关最后一批人员撤离汉口。次日汉口陷落。

1939年，吴国桢被任命为重庆市市长。当时重庆成为战时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中心，因此成为了日寇轰炸的主要目标。从1939年5月起，日寇连续不断地对重庆进行轰炸，每次派飞机百余架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大批建筑被毁，人民死伤不可数计。

吴国桢就任市长后，一方面着手重庆市的重建工作，即“疏建并重”，一方面恢复生产，并提倡开展保险业务，使遭受轰炸的厂店及早恢复生产和营业。但要以很大精力用于管理民防，修建防空洞、地下室，并以市长的身份兼任重庆防空副司令。

1941年6月5日，日机分批对重庆进行连续轰炸，由于持续时间较长，较场口大隧道中洞口堵塞，而洞内没有通风设备，聚集到洞内的人群拥挤，密不透风，近千名群众窒息而死，一时舆论大哗，各界人士纷纷指责防空部门玩忽职守。蒋介石一怒之下，将防空司令刘峙、专职副司令胡伯翰撤职，给予吴国桢“革职留任”的处分。

此间，吴国桢以戴罪之身，忍辱负重，严于自责，他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一事不周，全功尽弃。一人疏忽，全体蒙垢。”在宪兵司令贺国光兼任防空司令后，吴国桢仍兼防空副司令，并自兼“防护团团长”，特地聘请其在英国学过工程的哥哥吴国柄出任防空洞工程处处长，兢兢业业地改善大隧道的设备和管理，以后敌机轰炸时，伤亡大为减少。

1943年，吴国桢重新被起用，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此时外交部长宋子文常驻美国，他不想让其他政治势力插手外交事务，而吴国桢既是留美博士能力极强，又是蒋、宋都信任且可以委以重任的人，于是，蒋、宋一拍即合，吴国桢走马上任。

当时英美等国家已经对日宣战，外交部一些机密如有关盟邦的事，一般必须立即答复，宋子文不在国内，就由吴国桢直接向蒋请示。为了联络方便，蒋介石安排吴国桢住在他的隔壁。这样，吴国桢有事时可以一天数次与蒋介石通电话，或者面见蒋介石。无须通报预约便可面见蒋介石，不须征询蒋的同意便可直接与之通电话的，在蒋介石的幕僚中，只有孔祥熙与宋子文有此殊荣，吴国桢系绝无仅有。

同年11月，吴国桢作为蒋介石的外交顾问，随同蒋介石参加了著名的开罗会议，和罗斯福、丘吉尔讨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和对日作战问题。抗战胜利前，吴国桢出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1946年5月出任上海市市长，直至1948年秋后卸任。

◇与小蒋“打虎”结怨

吴国桢任上海市长期间，正面临着来自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危机的冲击，面对着民怨沸腾、百业凋敝、学潮与工潮相激荡的复杂局面。他冲破重重困难，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实事，如兴办市政建设，铺路、修桥，尤其在建造住房方面，先后建造了大木桥、小木桥、徐镇路、日晖港等多处市民新村，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一些破烂棚户的居住条件。

但由于国民党挑起内战，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吴国桢不可能做出什么大的事情来。而蒋介石为了缓解巨大的财政赤字的压力，实行币制改革，以致闹出“金圆券风波”，为他赴台后与蒋氏父子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1948年8月国民党当局宣布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而此前，蒋介石找吴国桢等地方实权人物征询意见时，吴国桢认为，币制改革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准备很难成功，用高压的政治手段无法解决经济问题，而且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他再三进谏蒋介石：“法币改金圆券，如国库无若干之准备金，则此事非常危险”，若必要改革，上海市政府不愿过问，可由中央直接派员管理。

于是，蒋介石直接派蒋经国前往上海“督导”经济管制政策的实施。蒋经国一到上海便以铁腕贯彻“币改”，由一万多人组成声势浩大的“打虎大队”，他们身佩美式手枪，刀光剑影、杀气腾腾，任意闯进工厂、商店、仓库、民宅，掘地毁墙，翻箱倒柜，搜寻金银，没收货物，强迫市民将自己的金银外汇兑换成金圆券。

蒋经国为了立威，以囤积罪把上海警备司令部的科长张亚尼、稽查大队长戚再玉处死，又把与孙科有些关系的林王贸易公司经理王春哲以扰乱金融罪枪决。接着，将申新纺织总公司总经理荣鸿元、杜月笙的第三子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杜维屏、上海纸业公会理事长詹沛霖、煤业公会理事长潘以山等60多名巨商富贾关进监狱，再传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一个个亲自召见，施以种种威胁，意思最明白不过：“你们究竟是要命，还是要钱？”

如此一来，老板们趁机关门，工厂、商店纷纷停业，物价从暗涨到明涨，以致有市无货，市民买米没米，买菜没菜，怨声载道，骂声不绝。吴国桢几次向蒋经国提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城市，现在搞得连吃饭也成问题，影响极坏。而蒋经国则认为：这是政治问题，并非经济问题，“治乱世，用重典”，一定要严办。吴国桢一怒之下到南京辞职。

吴国桢明白，蒋介石父子如今已骑虎难下。蒋经国把“一路哭不如一家哭”、“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等口号叫得震天响，但却不敢触动豪门（孔、宋家族）的囤积居奇，终究色厉内荏，心里不踏实。

历来对蒋介石忠心耿耿的吴国桢愿与蒋氏父子分忧，因此策略地提出：撤掉他的上海市长职务以平民愤，使经济管制就此鸣锣收兵，一则借以维护中央的威信，再则又可避免蒋经国在上海难以完成管制的使命。但蒋介石并不买账，他此时关心的是究竟能从上海老百姓身上搜刮出多少黄金和外币，因此对吴国桢的意见根本未予考虑。

到10月上旬，扬子公司案发。在“打虎”队员们高叫“要打老虎，不拍苍蝇”的时候，信以为真的两位监察委员搜集了扬子公司囤积货物的大量事实，对该公司总经理孔令侃进行了纠举。加上当时杜月笙等人不服气，曾当着蒋经国的面讲：“我的儿子触犯了法律，罪有应得（指其第三子杜维屏被关押），但据我所知，扬子公司所囤积的货物，远远超过其他各家，若不信，请经国兄亲自前往查看，万勿使其逍遥法外。”

蒋经国不得已率领“打虎队”直扑扬子公司。而扬子公司正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所办，由此孔、蒋两大公子开始了明争暗斗。此间，正在北平坐镇指挥东北败局的蒋介石打电报给吴国桢，要他接管此事，吴国桢尽管对蒋介石忠心，事到如今也无法接这个烫手的热山芋了。

由于宋美龄、孔祥熙的出面干涉、蒋介石对孔、宋家族的保护，蒋经国的经济管制不了了之，“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变成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在10月底抢购之风席卷黄浦江畔物价像离弦之箭的时候，蒋经国灰溜溜地离开了上海。但他非但没有吸取上海失败的教训，反而将这笔账记到了吴国桢头上，认为是吴国桢不予合作、扯后腿造成的，从此吴国桢与蒋经国结下了“梁子”，种下了不和的根子。

作为上海市长，吴国桢对“币改”结果早有准备，事先向香港借了一万吨大米，并储备了一定量的燃料煤炭，尽管物价飞涨，上海尚有较好的经济秩序，当后来物价冲破堤防，南京发生抢米风潮时，上海平稳如常。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受权公布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43名首要战争罪犯，吴国桢名列第24位，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因此，趁前往南京参加行政院政务会议之机，吴国桢到蒋介石官邸请辞上海市长的职务，建议蒋介石委以武人主政。

蒋介石此时正为军事上的失败焦头烂额，但表面尽量做出“处变不惊”的样子，仍按照以往接待吴国桢的习惯，留吴共进午餐。但对吴国桢的请辞未予批准。这是吴国桢在上海市长位子上的第八次请辞。

随着辽沈与淮海两大战役的结束，国民党主力损失殆尽，解放军百万雄师兵临长江，国民党政权大崩溃迫在眉睫。1949年3月，吴国桢恶性疟疾复发，加上妻子又患病半年有余，借此第九次向蒋介石提出辞职。蒋介石拖延不复，直到3月22日，才派汤恩伯和谷正纲到吴国桢家中，以探病为名，以觇吴国桢生病的虚实。两人见吴国桢果然患了疟疾，卧病在床发冷发热，即电告已经下野、但仍在奉化幕后操纵政局的蒋介石，蒋介石终于批准了吴国桢的辞职。

吴国桢辞职后，举家迁往台湾。上海市政府秘书长陈良接任上海市长，但陈良在市长的位子上仅仅坐了一个月，解放军便逼近上海市区，陈良即逃往台湾。最后工务局长赵祖康代理了四天市长，上海这座当时远东最大的城市，便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台湾省主席反独裁

赴台之初，蒋介石任命吴国桢为总裁办公室“设计委员”，实际只是一个虚衔。吴国桢无官一身轻，就此安心养病。

不久后，为了得到美国人的好感，获取美援，蒋介石决定重用一批美国朝野所赏识的人物主政，吴国桢是典型的亲美派，一向推崇资产阶级法制，素有“民主先生”之称。尤其是美国舆论界称他为“国民党里最好的一个官吏”，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一张争取美援的最好王牌。加上吴国桢主持上海工作三年，颇有魄力与政绩，而蒋介石长期以来对吴国桢宠信有加，于是决定对吴国桢委以重任。

1949年8月，吴国桢被任命为总裁办公室外交组副组长，负责对美活动。12月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从陈诚手中接过省主席一职，并兼任台湾保安司令部保安司令。

台湾省主席是仅次于国民党总裁、“总统”、“行政院长”的职位，吴国桢深知这一职位的重要性，尤其国民党败逃台湾之初，政局不稳，经济混乱。吴国桢上任伊始，就提出了“努力向民主途径迈进”、“实行地方自治，发扬法治精神”的施政纲要。他大力起用台湾地方人士，着手地方自治和农业改革，力图将台湾建成“反攻大陆”的基地。

此时，蒋介石借追究大陆失败责任、进行国民党改造之名，把大陆时期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大都赶下台，给一个名誉虚职令其靠边站，军政大权落入蒋经国、陈诚等人的手中，为蒋经国接班做准备。

吴国桢一心治理台湾省，对台湾“大局”似乎有些不识“时务”，尤其他受西方思想影响，对于东方式的传子接班这一套很是反感，加上在上海市长任上时与蒋经国的矛盾，使他不屑与蒋经国为伍。不仅如此，吴国桢依仗自己的美国背景，过分高估了自己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因此恃宠而骄，不把蒋经国放在眼里，不仅不听蒋经国调遣，更不予配合，甚至多次主动出击，与蒋经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冲突。

蒋经国到台湾之后，便奉蒋介石之命，独揽了台湾岛的安全、情报与特务系统大权，他这时的职务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兼“总统府”资料室主任，尽管职务不高，但能量非同小可。由于吴国桢受英美“民主思想”影响较深，对蒋经国操纵特务系统，在岛内滥杀无辜、随意捕人极为不满。

1950年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被捕案发生后，吴国桢即开始调查案情真相。原来，设在上海的台湾火柴总公司原董事长吴性栽，曾摄制《民国四十年》影片，该片对国民党、蒋介石多有“失敬”之处，而吴性栽在上海解放时并未赴台，蒋经国迁怒于留台的火柴公司，令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逮捕王哲甫。

当时吴国侦兼任保安司令，查清此案后要求彭孟缉立刻放人，彭孟缉自然不会遵从。当彭孟缉将此事报告蒋经国后，蒋经国只好请出蒋介石来抵制吴国桢。蒋介石派其贴身秘书周宏涛前往吴国桢官邸，说抓王哲甫是蒋介石的意思。但吴国桢仍坚持己见，逼得蒋介石不得不将王哲甫的死刑改判到7年徒刑。

吴国桢与蒋经国的另一较大冲突是关于经费的冲突。蒋经国入主“情报系统”后，很快组织起“反共救国团”。尽管该团规模不是很大，但能量不小，蒋经国本人也因此势力大增。但“救国团”只是一个“民间”社团，“政府”没有预算，蒋经国又特别喜好“发动民众”，“救国团”所组织的政治活动一个接一个，这些活动都需相当大的开支，“救国团”本身需要经费，活动更需要经费，没有经费怎么办？蒋经国只好到国民党“政府”管辖的唯一一个完整省——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处报销。

当时台湾财政拮据，国民党退居台湾后，“中央”及地方的一切开支均由省府支付，而省府的经济来源，无非靠征收“田赋”，以致入不敷出。吴国桢以“中华民国”的党团活动经费不应由国库来解决予以拒绝。但吴国桢不给蒋经国发经费，却有人极力迎合，“财政厅长”任显群利用身兼台湾银行董事长的“特权”，对蒋经国出手大方，有求必应，到头来还是掏了吴国桢这位省主席的腰包。而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向来彼此不分，党国一家，在蒋介石的专制统治下，蒋二代的活动经费岂能无处报销？在吴国桢那里碰了钉子之后，蒋经国走曲线报销之路，每次经费经“总统府”“行政院”照准后，最终还是到省政府领取。

吴国桢对此非常不满，不仅对蒋经国在经济上设“卡”，在政治上也开始与蒋经国作对。蒋经国主持台湾特务情报系统，继续沿用在苏俄留学时学到的克格勃及中统、军统、保密局那一套，对付异己和政敌。吴国桢在上海时并没有反对过保密局特务的恐怖活动，但现在以“民主、人权”指责蒋经国的特务活动。

为了吴国桢与蒋经国的矛盾，蒋介石请派黄伯度传话，希望吴国桢能与蒋经国合作。不久蒋介石又亲自召见吴国桢，再次希望他与蒋经国合作。吴国桢对蒋介石说：“经国兄当然我是帮忙的，‘总统’叫他管特务，事情做得再好，天下人都是怨恨的。如果不做特务，做点社会福利方面的工作，我决心尽力协助。”蒋介石听了自然心中不悦，但当时并没有表现出来，只是说：“我今天头疼，改日再谈。”

如果吴国桢能顺应形势，对蒋介石的谈话做出明确服从的表示，将对蒋介石的忠诚扩大到蒋二代身上，对蒋经国采取合作态度，他与蒋经国便可暂时“和睦相处”，相安无事，这对他在台湾的政治生命是大有裨益的。但吴国桢的态度让蒋介石感到失望，为了蒋二代能顺利接班，蒋介石将那么多大陆时期权贵清理掉，为蒋经国接班扫除障碍，岂能容许吴国桢与蒋经国作对？

吴国桢任“省主席”后，与另一实力派重要人物陈诚也有颇多龃龉。1950年3月陈诚出任“行政院长”，吴国桢感到“省、院”之间难以相处，认为陈诚对于当初将“省主席”一职交给他耿耿于怀，就想急流勇退，便上书蒋介石请辞“省主席”，后经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从中说合才同意留任。

陈诚主政中枢，但“中央政府”下辖的三个省中，浙江只有舟山、大陈，福建只有金门等岛，只有台湾省是一个完整的省份，如此一来，省主席与行政院长管辖的地盘便相差无几，“省院”之争便在所难免。凡敏感问题如金融、物价、人事等，双方常常意见相对，或相互推诿责任，或相互攻讦。

对于吴国桢和陈诚之间的矛盾，蒋介石曾表示支持吴国桢，并对吴国桢说：“辞修（陈诚）和你斗，你就和他斗，我支持你。”事实却并非如此，陈诚是实力派的核心人物，是为蒋经国顺利接班保驾护航的人物，蒋介石怎么会允许吴国桢破坏陈诚完成保驾护航的使命？

在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大有转变，重新确定扶蒋方针后，经过三年的美元输入，台湾的财政状况已开始好转；美国又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无视国际法准则，公然派第七舰队长驻台湾海峡。此时，蒋介石在台湾“偏安”一隅的条件已经具备，吴国桢也失去了往日的价值。

吴国桢已经意识到蒋介石对他态度的转变，认识到蒋介石“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于是，再次向蒋介石提交了辞呈。蒋介石予以退还，吴国桢接着再次提交，蒋介石于是批给他一个月的病假，让他休息休息。吴国桢回信告诉蒋介石，称“自己将去日月潭养病，除非自己的辞呈获批，否则不会回来”。

吴国桢提交辞呈后，宋美龄从美国赶回台湾，将吴国桢从日月潭召回，对吴做了几天工作无果，吴国桢决定重返日月潭。

那是1952年的复活节，吴国桢夫妇起床后，到了开车时间，他的专职司机简火万忽然不见了，遍寻无着，不知去向。吴国桢只好临时改请“省府”汽车队的包姓司机开车，并随带一名汽车修理工上路。

原来，简火万与“总统”官邸的特务们平时混得很熟，有个与简火万关系特别要好的特务私下告诉他，官邸要派人在途中“收拾”吴国桢，要简火万在途中留点神。而简火万既不忍亲眼见主人遭难，也不敢将此事泄露给吴国桢，又怕在途中发生意外时自己受连累，不得已只好借故避开，也希望以此引起主人的警惕和戒备。

本来路上准备了三明治，中途是不停车的，偏巧那天途中吴夫人因胃痛，三明治难以下咽，只好停车到路旁吃午饭。

吃完饭回到车旁，吴国桢看见司机与人交头接耳，神色有异，随即上前询问。包司机说，他在开车时感觉到转向有点困难，停车后立即检查，这才发现车子两只前轮的插销和螺丝帽都被人松动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走直路尚能勉强，若是走山路爬坡就危险了。如若不是吴夫人要停车，汽车开到前面的丘陵地带，稍一拐弯，轮胎必飞离车身，吴氏夫妇必将粉身碎骨了。

“幸而吃这顿饭，否则送命了！”吴夫人后怕地说。而吴国桢猜到这是蒋经国所控制的特务们干的，但他不露声色，还关照包司机和修理工别声张此事。

在日月潭住了一段时间，经过冷静思考，吴国桢感到有必要把这一蹊跷之事向蒋介石反映，请蒋介石彻查。无论如何他对蒋介石还是相信的，在大陆时期，没有人比蒋介石对他更信任了，20年的知遇之恩，没齿不忘。于是，他给蒋介石写信，但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又请求见蒋介石，也得不到答复。他甚至发觉，自己打电话也有人窃听。

直到这时，吴国桢才彻底警醒了，他日后在美国回忆这一时期的处境时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从此下定决心，请辞台湾省主席，并且计划远走高飞。蒋先生公开宣布，准我病假，其实，我哪来的病呢？”

在吴国桢的坚持下，1953年4月，吴国桢的辞职报告经“行政院”第286次会议获得批准。接着，蒋介石任命俞鸿钧台湾省主席之职。4月16日，吴国桢参加了新旧主席的交接仪式。

◇发生了“吴国桢事件”

吴国桢办完移交后，搬出省主席官邸，回到新生南路私寓，便开始活动去美国。但过了一个多月护照仍未到手。就在这个时候，美联社驻台北记者阿瑟·戈尔打算返美，特地前来向吴国桢辞行。

见到阿瑟·戈尔，吴国桢非常高兴。在这个时候能遇到这位美国朋友，吴国桢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表情严肃地对阿瑟·戈尔说：“阿瑟，请把手放在圣经上，我要委托你办一件事，你必须发誓，帮我保密！”然后，吴国桢将被谋害经过告诉了阿瑟·戈尔，并将几封信交给他，请他带回去交给霍华德报系的罗伊·霍华德、魏德迈将军、《芝加哥论坛报》的罗伯特·麦考密克等人，并约定，一旦吴国桢不幸突然去世，请他们将全文公布。如果没事，就请代为长期保存。

吴国桢和阿瑟见面的事，当局完全清楚。当阿瑟·戈尔离台返美前，宋美龄出面宴请阿瑟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愿出年薪一万美元，聘请阿瑟担任宋美龄的秘书。被阿瑟婉言拒绝。

在当时，一万美元可是一个十分诱人的数字，阿瑟事后曾说：“我考虑了一个晚上，虽然条件很好，但我不能为了钱，出卖一位在困难中的朋友。”

吴国桢暗中活动了美国的两个学术团体邀他去美国讲学，但上报蒋介石后被拒绝。吴国桢在万分无奈的情况下，连夜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将自己出走的原因告诉了蒋夫人，希望这位一直以来都非常赏识自己的蒋夫人能帮到自己。

宋美龄看过吴国桢的信后，十分生气，说：“简直是法西斯专制！”她连夜找到蒋介石，把信摔到蒋介石面前：“瞧，这是你们办的好事！”蒋介石吓得脑门上汗水涔涔，最后只得同意吴国桢夫妇出国，但吴国桢年过八旬的老父和13岁的儿子却不准同行。

1953年5月24日，吴国桢夫妇带着陈诚批准结汇的5000美元，动身前往美国，名义上是自费去接受母校格林奈尔大学赠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实际上是做长期逗留美国的打算。临行前，“行政院长”陈诚与蒋经国等500余人赶到机场送行。

吴国桢夫妇到达美国后，暂居于美国北部伊利诺州的伊斯顿城。这是一座大学城，吴国桢想在这里谋一份教职。在这段日子里，因顾及留在台湾的老父、幼子的安全，吴国桢谨言慎行，虽多次被邀请演讲时事，却从未发表过半句不利于蒋氏父子的言论。

不料，半年后，台湾发生了“王世杰事件”——“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混淆舞弊，不尽职守”案，王世杰被撤职，有贪污之说，并由此牵连到吴国桢，引发了“吴国桢事件”。

王世杰是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曾经出任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参与制定了许多法律法规，还出任过教育部长、宣传部长、外交部长等职。王世杰和吴国桢同被美国人认为是“最具西方精神”的国民党政要。同为学人从政，经历相似的王世杰和吴国桢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吴国桢离台时，王世杰就曾经在蒋介石面前替他说过话。

1953年11月，蒋介石突然下令将“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撤职，台湾政界、新闻界都流传说王世杰是因包庇吴国桢而被免职，还谣传王世杰批给吴国桢50万美元，通过外交邮袋转递到美国。为此，蒋介石才下了一道命令，说王世杰“蒙混舞弊，不尽职守，著即免职”。

王世杰被免职后，不仅台湾的一些报刊捕风捉影，撰文指责吴国桢贪污巨款后逍遥法外。就是在街头巷尾，一时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助谈的话题。

1954年1月，台湾传出“吴国桢携资外逃”的风声，甚至还说吴国桢在美国享用豪奢，住纽约华都饭店每天要198美元。吴国桢在台北建国中学念书的幼子吴修潢，因无法忍受同学的白眼和嘲笑，避学在家。吴国桢的母亲朱芷英，平日最喜欢邀邻居来家里打牌，此时街坊邻居一见到她就对她投去鄙夷的眼光，使她再也不敢与街坊四邻来往了。吴国桢的父亲吴经明，素以名节为重，见儿子不明不白地遭人非议，非常愤懑，就把台湾攻讦吴国桢的这些情况，写信告诉了吴国桢。

吴国桢见信后，很快写了一篇“辟谣启事”，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寄给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其昀，请求将这封“启事”转呈给蒋介石，恳求政府对这些谣传彻底查明，公布事实真相，并将他的“辟谣启事”登报。但台湾当局对此置之不理。

这时，由国民党资助在美国创办的一些报刊如《华美日报》，也推波助澜，不断发表文章攻击吴国桢，《民气日报》还发表了长篇社论，题为《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把吴国桢狠狠谩骂挖苦了一通。

吴国桢看了这些含沙射影攻击他的言论，立刻投函到《民气日报》，为自己洗刷罪名：“桢之爱国，不敢后人。奸匪未除，大陆未复，桢又何敢从个人一人或一家着想？然而古语有云：‘事有可行，有不可行’，又云：‘合则留，不合则去’。又云：‘忠臣去国，不洁其名’，想恳请贵报勿逼桢太甚，使桢不得不言所不愿言之言也。”

吴国桢还在信里就有关传闻做出说明：来美时，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5000美元，经“行政院长”陈诚批准，与王氏“从未谈过去美费用问题”。来美后，住伊利诺伊州伊斯顿城公寓，房屋两间另一小厨房，内子执炊，桢自洗碗，来美已邀演讲20余次，每次酬金450美元，借以维持生活。“桢为国服务二十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如桢个人有任何劣迹，警请国人检举，政府查办”。

吴国桢要求将这篇“辟谣声明”公开发表，但遭到台湾当局的拒绝。吴国桢只好在纽约的华文报纸上，以读者投书的形式进行辟谣。当这个消息传到台湾，台湾当局慌了手脚，请示蒋介石后，才被迫于1954年2月7日刊登该“辟谣声明”。

然而，也就是在2月7日这天，芝加哥W.N.G电视台因原定节目的来客爽约，节目主持人灵机一动，邀请被台湾当局诬为“贪污巨款”的主角吴国桢来电视台映播，以挽回收视率。而吴国桢要求台湾当局辟谣一直未得到答案，正好借此机会一泄多年积郁在心的郁结，于是很干脆地答应了。

回答记者提问时，吴国桢谈到他之所以出走台湾，是与台湾当局“政见”相左，为此发表对台三点政见，大意为：一、台湾如不实行民主政治，将无法争取美国与侨胞的支持；二、目前的台湾政府过于专权，国民党的经费，非来自党员，而靠国库支出，目的在永葆一党统治；三、“国防部”的政治部（主任为蒋经国）完全拷贝苏联，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取共产主义的方法，这种想法欠妥。这是吴国桢第一次系统地评论国民党政权。

而上述的三条虽没有指名道姓，但分明是指蒋氏父子，对此，美国舆论界大哗，各报争相报道。在台湾，“立法院院长”张道藩亲自上阵，于2月26日隔海指责吴国桢“反动”、“狂妄”、“包庇贪污”、“阴谋组织第四势力”等，“罪状”达13条之多。3月9日，台湾当局控制的报刊发表社论，攻击吴国桢搞“阴谋诡计”，“危害国家”。

在一片谩骂声中，吴国桢在美国报刊中发表了《上总统书》一文，说“太子”是台湾政治进步的一大障碍，主张送蒋经国入美国大学或研究生院读书；批评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吴国桢一纸上书，戳到蒋氏父子的痛处，使之大为震怒。

3月17日，蒋介石亲自出马，斥责吴国桢“与共党分子毫无互异之处”。“国民大会”当天通过临时决议，撤销吴国桢“政务委员”职务，勒令其回台听候查办。并于4月1日在国民党《中央》半月刊上，登出中央委员会党纪处分代电，开除吴国桢党籍。

对此，吴国桢不予理睬。他发信给国民党中央社纽约分社，信中以该社在台湾及海外各处散播台湾方面有组织的对吴国桢的恶意宣传，要求赔偿名誉损失费200万元，并限时答复，否则将付诸法律。

此后，蒋氏父子一直不肯放过吴国桢，企图将他“引渡”回台。吴国桢被逼无奈，只好拿出杀手锏：你们再逼我，我将举出实证来了。于是，他公布了一点国民党中央要他作恶的手迹与密件。这一下台湾方面才知道娄子捅大了，原来吴国桢手里藏有秘密武器。再吵下去会令吴国桢越说越多，只会对蒋氏父子不利。

蒋氏父子的所作所为也引起美国一些当权人士的不满。当吴国桢被免去“政务委员”职务后，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向吴国桢保证：在任何情形下，吴国桢都可在美国居住。对于蒋氏父子发起的“声讨”吴国桢运动，美国通过其驻台“大使”劝告蒋介石，不要对吴再施以攻击，否则对台湾当局不利。

此时台湾当局正企图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美国驻台湾“大使”的话蒋介石不敢不听，于是顺阶而下，下令停止继续刊登攻击吴国桢的文字。宋美龄也秘密赶赴美国面见吴国桢，费尽口舌，才摆平了吴国桢事件。一夜间，台湾报刊停止了对吴国桢的攻击，台湾当局甚至还送还吴国桢被扣为人质的儿子，而吴国桢也遵守“停战协定”，没有再给蒋氏父子带来新的难堪，更没有利用自己熟知的蒋家内幕去赚取稿费。

◇颠沛美国讲学为生

吴国桢虽然仕途不顺，但他的婚姻生活却幸福美满，他和妻子黄卓群的相识充满了传奇色彩。1929年吴国桢担任汉口市财政局长时，虽然仪表堂堂，但年过弱冠尚无妻室，因而一直在留意寻觅一位如意娇娘。有天路过一家照相馆，忽然被陈列在照相馆橱窗里的一张少女照片所吸引，很想知道这是谁家的小姐。他见这张照片和当时名声不大好的电影明星杨耐梅的照片放在一起，立刻想出一个办法。

吴国桢装作生气的样子走进照相馆，责问照相馆的老板：“你们怎么可以把人家千金小姐的相片，和电影明星的相片放在一起招揽顾客呢？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位小姐是一位有声望人家的女公子？”

照相馆老板见吴国桢西装革履，胸前还挂着市政府的圆形徽章，知道他是当官的，赶紧回答：“知道，知道！她是汉阳铁厂黄厂长家的大小姐。”

这位黄厂长名黄金涛，早年也曾在美国留学。吴国桢在其哥哥的安排下很快托人上门，黄金涛一听吴国桢的情况非常满意，很快安排吴国桢和黄卓群见面。当时黄卓群正在上海中西女校读书，被誉为该校的校花。两人一见钟情，于1930年在汉口租界的一所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在美国定居时，吴氏夫妇的邻居曾这样评价黄卓群：“吴夫人美丽贤惠，且能写能画，多才多艺。平日除料理家务外，尚能发豆芽，做豆腐，蒸馒头。最令人佩服的是，她自己还能缝制西服，手艺精巧，式样大方，不逊于职业裁缝。”黄卓群与宋美龄一直过从甚密，早前吴国桢遇到“麻烦”，少不得由黄卓群出面通过宋美龄疏通。

“吴国桢事件”过后，吴国桢的政治生命也就此结束了。吴国桢以演讲和笔耕为生，经常为《芝加哥论坛报》等报刊撰写评论，间或到美国南部各州去巡回讲演。

吴国桢的家庭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都坚持做健身运动，清晨盥洗完毕，即外出散步。邻居们经常看见他拿着手杖（防狗用），在家附近疾走，遇有认识的人，就举杖为礼。由于吴国桢夫妇以礼待人，吴夫人又持家有方，在萨凡纳住了近20年，吴氏夫妇与邻里的关系极为和睦。每当有来访者，吴氏夫妇往往留对方在家吃便饭，吴夫人总是愉快地下厨执炊，使客人满意而去。

1961年，黄卓群因患胃溃疡，在医院动了大手术，那时她已年逾半百，加上体质素来虚弱，手术后久久不能康复。几个月后，吴夫人又患耳疾，经常感到头晕耳疼。吴国桢陪着夫人到处求诊，但屡次医治都没有治愈，后来有一位医生说艾凡斯敦气候寒冷对吴夫人健康不宜。可吴氏夫妇异国他乡，人地两疏，加上还牵扯到吴国桢的职业，所以谋划很久后，吴氏夫妇仍未能实现迁往南方的计划。

1963年，吴国桢应邀到美国佐治亚州的海滨城市萨凡纳，为阿姆斯特朗学院做特邀讲演，吴国桢的人品、学识、伦理观、道德标准，给该校校长亨利·阿西摩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阿姆斯特朗由三年制学院改为四年制大学，大学的校长亨利·阿西摩得知了吴夫人身体的情况，加上他十分欣赏吴国桢的才智和人品，邀请吴国桢到气候温暖的南方任教，对此，吴国桢求之不得。1965年，吴国桢应阿姆斯特朗大学的邀请，担任东方历史和哲学教授，并举家迁到佐治亚州的滨海小城萨凡纳定居。

其实，以吴国桢的学历、经历和才干，尚不至于到这所名不见经传的佐治亚州立大学来任教，许多著名的高等学府都该争相聘请。无奈美国人奉行的是“有礼无让”的信条，你一个华裔学者，远渡重洋，来抢他们的饭碗，自然会被拒之于名牌大学之外。当初，吴国桢之所以选择伊利诺州的伊斯顿作为定居之所，一方面是与《芝加哥论坛报》签订了三年的合约；另一方面也想在拥有数十所大学的芝加哥地区谋一教职，有时托人相求，有时毛遂自荐，但始终未能如愿。

当时的美国学者大都歧视华人，又有门户之见，一些名牌大学都有几位自封的“中国通”，他们把持讲坛，操纵刊物，对中国问题指手画脚，发表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既垄断学术观点，又影响政府政策，这些现象让吴国桢很是气恼。他在《中国帝制时代的地方政府》论文的“引言”中不客气地指出：“目前很多的所谓中国通的学者，事实上一窍不通，却不自承错误。”因这篇文章，吴国桢与《亚洲研究》打了长达两年的笔墨官司。

教书之余，吴国桢还著书立说，先后著有《中国古代政治理论》、《夜来临——对中共斗争策略的个人研究》、英文政治《永定巷》、中国通史著作《中国的传统》等等。

晚年的吴国桢身在美国，心系大陆，一直关注着祖国的建设情况，由衷佩服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两国交流日见增加，民间往来也逐渐频繁起来。吴国桢的南开中学同学杜建时（曾任国民党政府天津市长，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常委）得知了吴的地址，写信与吴国桢联系，可吴的回信只有寥寥数语，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这以后，祖国更加开放，日新月异的成就传到海外，吴国桢深受触动。1982年，他的女婿俞益元博士回国观光，回美后把祖国的新景象和政府的款待告诉给吴国桢，并带回亲朋盼他归国一游的嘱托。尤为重要的，他带回了一张当年吴国桢和周恩来总理的合影。看到照片，吴国桢感慨万千，他在1984年把这张照片寄给杜建时，流露出浓浓思乡之情。

杜建时看到吴国桢的信和照片，向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拯民汇报，邓颖超听到这个消息，决定让廖承志出面邀请吴国桢夫妇回国观光。吴国桢得到这一消息后连忙给杜建时写了回信，想先让他的儿子吴修广夫妇回国讲学，为他归国观光做准备。吴国桢的建议被采纳，杜建时在回信时附上了《邓小平文选》第一册。吴国桢后，致信杜建时说：“小平先生想做之事，乃旋转乾坤之事。”“绝望之后忽现曙光……若能照此方针按步推进……不出二代，中华神州当可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上最富强康乐一国。”

吴国桢夫妇育有二子二女，长子吴修广是经济学博士，任阿拉巴马州州立大学教授，其妻是耶鲁大学哲学博士。次子吴修潢亦获得博士学位，任教于马凯大学。长女吴修蓉，婚配俞益元博士；次女吴修蕙，婚配厉鼎毅博士，他们均在美国完成了高等教育。长子吴修广夫妇由北京大学邀请，于1983年12月16日到达北京。在京讲学后还去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参观寻访当年父亲的旧踪。在上海，他们看到当年安福路的寓所保存完好，甚为感动。

吴修广夫妇回到美国后，把所见所闻详述给吴国桢，这更加坚定了吴国桢回国的决心，于是定于1984年9月回国参加国庆35周年观礼。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届时动身。岂料，1984年6月6日，吴国桢突患心脏病，在萨凡纳去世，终年81岁。

吴国桢逝世后，带着未了的归国之梦，被葬在晚年生活的乔治亚州的这座滨海小城。

吴国桢的死讯传到台湾，尽管官方反应冷淡，但仍在民间引起极大的震动。《千秋评论》、《80年代》、《雷声》、《夏潮》等刊物对此大做文章。吴国桢1954年的“六上总统书”被全文刊出，这些文件台湾读者还是初见，一时洛阳纸贵。打吴国桢牌，翻出旧账，使得国民党颇为难堪，但同时报刊的发行量大增。而吴国桢的终生遗憾，便是没有在有生之年完成揭露蒋介石父子统治内幕的著作，使台湾读者失去了一个了解真相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