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王云五（1/1）

出版大亨的宦海生涯

王云五学徒出身，却荣登出版业巨子宝座，商务印书馆成为其一生事业的起点。而商务印书馆能有今日的地位，王氏功厥至伟。步入宦途是他人生的悲剧之源，当经济部长时搞出“金圆券”事件备受指责。赴台后仍被重用，从事文化事业业绩不凡，有“博士之父”之誉。

姓名字号：王云五 名鸿桢 字日祥 号岫庐 笔名出岫、之瑞、龙倦飞、龙一江等

籍 贯：广东香山（今中山）

生卒年月：1888年7月9日—1979年8月14日 卒年91岁

学 历：自学成才

最高职务：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

生辰八字：戊子 己未 庚辰 乙酉

属 相：鼠

命 相：智略超群博学多，善处事务亦忍和。

功业成就得富贵，艺才相身乐千钟。

天赋吉运，能得人望。

善用指挥，必获成功。

个人爱好：写作。

1906年——陆续在上海同文馆、益智书室、中国新公学、中国公学等地教授英文。同年，任振群学社社长。

1909年——任闸北留美预备学堂教务长。

1911年——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府秘书。

1912年——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并加入国民党。

1913年——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主任秘书、教育部专门教育司科长。

1916年——任北洋政府苏粤赣三省禁烟特派员。

1921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

1924年——任东方图书馆馆长。

1929年——任中华图书协会执行委员、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法制组主任。

1930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1932年——任国民政府国难会议会员。

1933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行政效率委员会委员。

1936年——任温溪造纸公司董事长。

1938年——任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3年——任中华发明协会理事长。

1946年——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

1947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

1948年——任行政院顾问。同年，任财政部部长。

1949年——任华国出版社社长。

1951年——任“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

1952年——任“中央故宫博物院”共同理事会理事长。

1954年——任“考试院”副院长。

1958年——任“行政院”副院长。同年，任“经济动员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0年——任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董事长。同年，任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

1963年——任“行政院”代院长、“总统府”资政。

1964年——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

1965年——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6年——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

1972年——任云五图书馆基金会董事长。

1979年——病逝于台北市，享年91岁。

◇学徒、学者、出版大亨

王云五生在上海租界，长在广东香山，与国父孙中山是同乡。王家世代务农，父亲王光斌弃农经商，到上海开设一爿小店。王云五童年时代在家乡度过。年长他9岁的大哥中过秀才，成了他最好的老师。后来大哥生病，英年早逝，父亲再也不敢让他走读书应试这条路了。14岁的时候便把他送到一家五金店当学徒。

但王云五自幼聪颖好学，当时上海学英文之风正盛，他便白天学徒，晚上到夜校补习英文。后来他离开五金店，入美国教会主办的守真书馆学习英语。16岁时进入一家同文馆修业，次年春又兼任该馆的教生（助教）。17岁时，王云五以按揭的方式买了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三年后付清书款时，他已经把大百科全书通读了一遍。

从1906年起，王云五陆续在上海同文馆、益智书室、中国新公学、中国公学等地教授英文，兼授数学、史地课，开始步入教育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先生从欧洲回到上海，12月29日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离开上海到南京就职时，香山县的旅沪同乡会设宴欢送孙中山。由于旅沪香山同乡多为商人，作为教员的王云五被推举为宴会主持人，他所致的欢迎词和对中华民国建国意见的陈说，得到孙中山的赏识。为此孙中山特约王云五到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任秘书工作，后又接受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兼任教育部专门司第一科科长。于是，王云五上午在总统府办公，下午到教育部做事。

1912年3月南北议和后，王云五随政府北迁，继续在教育部门供职。此间公务之余，王云五开始为《民权报》撰稿，同时兼任国民大学法科英文教授。1913年，25岁的王云五被任命为教育部主任秘书兼专门司司长。不久，教育总长陈振先辞职，王云五随之请辞，专门任中国公学大学部教授，1914年3月又担任筹办煤油矿事宜处编译股主任。此间，王云五始终勤学不辍，报读了美国“万国函授学校”土木工程全科，同时选读法律专业的“喇沙尔函授学校”。

1916年7月，王云五出任苏皖赣三省禁烟特派员，任职数月收取贿赂数额不菲，他用此款在上海虹口买了一幢洋房。其间，由于性格耿介认真，难免惹上麻烦，于是决定离开行政，以较多时间充实自己。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后许多国际问题、国际法，都待研究。他把兴趣转向政治与经济、时事方面的研究，同时研读中国史书，西文化学与医学，并开始学习德语和法语。王云五学习和工作的能力、效率均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晚年他在回忆当时翻译一篇中美合约的情况时写道：“我立即开始工作，从当日下午5时起，夜间仅睡2小时，迄次日午后3时，计实际工作22小时，而成稿26000字……”

此时，国内新文化运动兴起，翻译著作大受欢迎。1920年，王云五的学生原中国公学学生赵汉卿和朋友在上海合办出版社，请他编辑一套《公民丛书》。他将丛书分为国际、社会、政治、哲学、科学、经济、教育七类，第一年由群益书社出版了12种，第二年改为上海公民书局，出到20多种。

这些书里有四种署名为王云五译。有人说王云五那时开“翻译作坊”，“他给每人二三十元工资，帮他翻译，译出来的东西就成王云五的书了”。这是王云五接触出版事业的开始。

当时社会对西方新思潮的渴求了解，推动了整个出版事业的更新与发展。出版界的龙头老大商务印书馆面对滚滚而来的新思潮，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商务印书馆创建于1897年，仅是一个小印刷所，由于出版进步潮流的书得到大的发展。其编译所一向由老翰林张菊生主持，1918年后由高梦旦主持，但高只懂日语，不懂西文，为了跟上急剧变化的大时代，他们想引入新血液，高梦旦决心让贤，经与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商量，决定聘请在“五四”博得大名的胡适出任编译所所长。

胡适当时在北京教书，他应约赴上海在商务印书馆考察一个月，认为“编译所确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育机关”，但又觉得“不该放弃自己的事”，尤其是编译所所长薪水还不如教授丰厚，于是谢绝邀请，力荐当年有过师生之谊的王云五代替自己。

王云五虽未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也未迈出过国门，但他确实自学成才，在多个学科与领域多有建树，而且是胡适、杨杏佛、朱经农的老师、商务股东宋耀如中国公学的同事、孙大总统的秘书，所以商务印书馆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1921年9月16日，王云五迈进了商务印书馆的大门，熟悉一段情况之后，1922年，35岁的王云五正式担任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成为他手下的出版部长。上任伊始，王云五便显示出不凡的魄力和判断力。他大刀阔斧，调整和扩大了编译所机构，按照新科学的学科门类分设各部，设9个编辑部和9个编辑委员会，《东方杂志》、《月报》、《妇女杂志》等8个杂志社，另有一个函授学社和几个事务部门。并延聘专家分别主持各业务部门，其所引进的人才大多是新近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如留美归来的任鸿隽为理化部长、竺可桢为史地部长、周鲠生为法制经济部部长、陶孟和为总编辑部编译、朱经农为哲学教育部部长。从1922年至1924年，编译所人数达266人，创建所以来最高纪录。又聘请了胡适、陶希圣、胡刚复、秉志、杨杏佛等人为馆外特约编辑，使商务馆名声大震，首开全国新风。

在扩大编译所机构的同时，王云五开始创编各科丛书，首先出版了百科小丛书，其后又出版了国学、师范、自然科学、医学、体育、农学、商学、史地等小丛书，为他日编印《万有文库》做准备。同时，新学制小学教科书也在王云五与朱经农的主持下完成，通行全国。

经过一年的整顿，到1923年出版的图书，由1922年的289种，增到667种，为历年之冠。内容涵盖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文学、艺术、史地等。

1925年，王云五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彻底解决了汉字检索中的一大难题，为汉字检索做出了巨大贡献。1926年3月，王云五征得董事会同意，将涵芳楼正式以“东方图书馆”的名称对外开放，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也为中国私立图书馆公开于众树立了榜样。1928年，王云五还运用杜威的十进分类法，撰写并出版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很快推行全国各地，为中国现代目录学的分类奠定了基础。

当时，有人曾称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事业是“四百万事业”。“四”为“四角号码检字法”，而“百”和“万”则是他主持运作的《百科全书》和《万有文库》的编撰。

当时我国学术界和出版界一直希望有自己的百科全书，王云五为迎合此愿望，决定在三五年内出版一部能为国增光的《百科全书》。但由于急于求成，编译仓促，以致文稿质量低劣，适逢一·二八抗战爆发，便将几十万银元投资的译稿运入租界仓库，最后不了了之。

《万有文库》于1929年陆续出版，是一套由多种丛书组成的综合性大丛书，第一集1010种共2000册，第二集700种共2000册。开始由于销售不理想，积压了大量图书，后来活动到教育部，通令全国大中学校和图书馆一律订购，从此扭转局面，许多内地城市和学校，都以《万有文库》第一集成立了小型图书馆。该丛书开创了我国图书出版业平民化的新纪元，也创造了百年商务的第二轮辉煌。

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经历了有史以来的浩劫。日本突袭上海闸北，印刷厂总厂、货栈、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库存图书和纸张，整个商务印书馆的基业，几乎都在日本侵略者的炸弹下化为灰烬。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是蓄意炸毁这家有一定规模且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企业。

经此浩劫，王云五如同伍子胥过韶关，一夜而成“白头翁”。为了挽救濒临破产的商务，在经过董事会同意后，王云五宣布总馆三所三处一律停业，解雇职工达3700多人。他认为不如此，庞大的财务负担足以把商务压垮，更谈不上复兴。随后，商务印书馆成立总管理处，王云五仍被聘为总经理兼生产部部长及编审委主任委员。8月1日，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上海发行所与租界新设工厂同时复业，此后业务蒸蒸日上，三四年后出书量大大超过以前，最高达到年出图书2000多种。

王云五在经营商务印书馆取得的佳绩，使他在全国出版界成为“执牛耳”的领军人物，在知识界、工商界声名鹊起，成为名噪一时的“社会贤达”，当选为上海图书馆协会主席、书业同业工会主席、温溪造纸公司董事长和全国教委委员，并兼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效率委委员、工商部工商法规委委员和国难会议会员。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商务转而以香港分厂为生产中心，仍坚持以出版业务为主的方针，王云五亲自驻港督导运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商务又改在重庆设总管理处统辖后方各分厂，以出版一般用书为主，同时以丛书方式出版各种抗战读物。

王云五从1921年进商务，到1946年辞职从政，在商务工作了25年。期间除1929年9月至次年1月一度离开外，他一直在商务担任要职，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部长、院长、政界要人

1937年7月，国民党在庐山召开社会名流谈话会，王云五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极力表示对蒋介石的信任，他说：“国民今日多数心理，信任政府救亡已有准备，但我们国民如何尽量贡献其力量与后方，尤望指示。”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商务各地分馆的财产和房子多为日军所占有。王云五见商务印书馆业务日薄西山，开始在政坛上活跃起来。1938年4月，国民参政会开始组织时，王云五与生活书店的邹韬奋、中华书局的陆费逵、商务馆的李圣五—起，作为出版界代表被选为参政员，这是他正式步入政界的开始。他作为出版界代表出任参议员，到1946年6月连任四届。

王云五被蒋介石重视是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连续发起反共高潮，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民主政权，国民参政会内部斗争日趋激烈。

1941年，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国民参议会第二届一次大会上，中共参政员为皖南事变提出抗议，不答应其条件拒绝参加会议，使国民党及蒋介石十分难堪。王云五在此时动议一项谴责案，说：“中共参议员的主张不仅无法解决，而且以解决条件做出席与否的理由，实在参政会中开一先例。”提出处理此问题的五项办法，经大会通过。

这是王云五力图以维护国民党的政治主张来解决中共的正当要求，因而得到蒋介石的重视与器重。其后蒋介石曾派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以及陈布雷向王云五表示慰问，王云五受宠若惊，感恩戴德。为了笼络王云五，蒋介石又通过陈布雷与王世杰，为王云五的商务印书馆大开绿灯，对商务营业可以给予巨款资助。当商务印书馆向四联总处借款300万元需有人担保时，蒋介石特地准许王云五以个人资格替商务印书馆担保。

1942年10月，王云五被选为参政会驻会委员，同时被蒋介石指定为三青团设立委员会委员，并为中训团党政班讲师，为培养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军队摇旗呐喊。1943年1月，王云五又兼任参政会经济策进会滇黔办事处主任，11月又任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宪政实施协进会常务委员。

1943年11月，国民参政会和立法院组团赴英国访问，王云五作为团员在觐见了英王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王后，拜访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外相艾登和上、下两院，会见了拉斯基、威尔斯、赫胥黎、张学楼等名流学者。利用此机会，他研究了1938—1943年英国书刊分类统计，了解英战时出版政策与实况， 并买了许多新书包括关于中国方面的图书，可谓满载而归。次年又随团赴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印度做游历访问，回国后撰写了《战时英国》和《访英日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王云五是被国民党、共产党、中国青年党、民主政团同盟四方推举的九位“社会贤达”代表之一，而且是五人小组成员。蒋介石之所以选中王云五，即因其处处唯蒋之命是从，处处维护国民党蒋介石的利益，而蒋介石所要的是一个没有共产党、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参加而由他说了算的“联合政府”。

王云五说：蒋介石和陈布雷“希望我担任实际的政务。在政协会闭幕不久，蒋先生曾对我透露，在联合政府成立时，拟以我为国府委员，并兼任一个部会的长官”。4月，王云五辞掉商务印书馆职务，5月，被蒋介石任命为经济部长，一下子成了令人瞩目的国民党政府大员。

在蒋介石的提拔下，1947年4月，王云五被提拔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同时兼任经济预算委委员、赔偿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于同年7月参加国民政府“国务会议”，极力赞成所谓“厉行全国总动员戡乱方案”，积极坚持反共内战。1948年5月31日，又被任命为“宪法”实行后的第一届行政院财政部长。

王云五可谓受命于危难之中。当时蒋介石打内战开支庞大，国民政府入不敷出，巨额财政赤字已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全国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经济日益恶化行将崩溃。国民党还想“以经济改革”的手段扭转局面，指令财政部以稳定金融财政为头等任务。王云五上任后，即着手这项关系到国民党政权存亡的大事。

经过一系列的紧张准备后，国民党政府先是宣布准许银元流通，然后又下令禁止银元买卖，不久又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金圆券币制，限令收兑民间所有黄金、白银和外币，以蛮横无理的行政命令掠夺人民群众手中的财富。蒋介石采取了王云五的币制改革方案，使王云五心花怒放，以为此方案必将限制比野马还快的通货膨胀，即将大功告成可以领功受赏了。

1948年9月，王云五赴美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及世界银行第三届联合会，在会上对他制定的币制改革方案大肆吹嘘，企图讨好美国获取贷款。但是，王云五的币制改革缺乏现金银做准备金，违反货币学基本原理，潜伏着更大的危机。金圆券的发行，无非是在浩大军费开支与日俱增、收入无法增加的情况下，没有金、银、美钞为保证，只是进一步将民众手中的可怜无几的金、银、美钞储备掠走，以填政府欲壑，却不能增加任何实物，最终只能是饮鸩止渴。如蒋介石最信任的银行家张公权指出：物价管制与金圆券限额乃币制改革成败的两大关键，恐不出三四个月金圆券发行将冲破预定的20亿。人们对法币已用惯，若对新币不信任，势必弃纸币而藏货物，引起物价狂涨。

事实正是如此，仅仅40天，经济本身的规律就冲破“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抢购风潮出现，洋货杂品、米面食品，只要手上有钱，无所不抢，无数官僚、奸商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使物价飞涨，南京米价涨到450元一担，上海则超过1000元，总统府卫兵一月薪水不够买一双草鞋。金圆券完全失去了作用，不仅没有挽救国民党行将崩溃的经济，反而加速了国统区经济的破产。

王云五虽非最高决策者，但金圆券导致的恶果必会由他承担责任。11月20日，王云五和行政院长翁文灏引咎辞职，由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徐堪出任财政部长，但金圆券导致的经济危机越演越烈，金圆券几成废纸。国民政府逃到广州以后又发行了银元券，以5亿金圆券折合一元银元券，成为货币史上的笑话。

王云五辞职后，在国民党统治大陆行将崩溃前夕，于1949年元月举家迁往香港，此间，伦敦大学西门教授和剑桥大学夏伦教授先后邀请他赴英讲学，并转来剑桥副校长签发的聘函，聘他为汉学特别讲座，暂定一个学期。2月上旬，“参政会”副秘书长自台湾发函，力邀王云五赴台。王云五考虑到自己没有正规学历，在英、美等国作讲座尚可应付，正式任教怕是难以持久。所以只有港、台两地可以选择了。

为稳妥起见，王云五于4月以探望大儿子学理为名飞往台湾，想悄悄考察一下是否可以定居台湾。到台湾第三天，便由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长王世杰联系，在阳明山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希望王云五迁居台湾，并表示可以资助其创办出版社。

王云五返回香港后，便开始在港、台两地筹办华国出版社，先后投入新台币20万元，其中他和亲友出资5万元，蒋介石拨款15万元。该出版社在台北登记，在香港印刷，港台两地同时发行。

12月25日，华国出版社在港、台两地同时开业，王云五任社长。由于其中有蒋介石拨款，因此，该社在出书方针上坚持反动立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此期间，王云五主要居住香港。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恢复“总统”职务后，台湾当局屡屡催促王云五赴台，准备重新起用这位“社会贤达”，使之继续扮演政治花瓶的角色，并想利用他的影响力间接控制从大陆到台湾去的文化人。

1951年1月3日，王云五正式飞往台北定居。

◇75岁高龄挂冠而去

王云五到台湾定居后，即被聘为“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当年5月又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月薪1000元新台币，相当于一个“特任官”的经济待遇。12月被聘为“行政院设计委员会政制小组”第一小组召集人，另三个小组召集人分别为张群、邱毅吾、张厉生。

其间，王云五的女儿于4月在美国住院动手术，王云五向台湾当局函告经济困难，“行政院”院长陈诚特批1000美元予以资助。由此可见，国民党当局对王云五的格外照顾，对他发挥政治影响寄予厚望。但王云五虽同时有多个名誉职务，毕竟没有担任实职，不免怅然若失。

由于没有实际性职务，王云五在赴台后的最初几年中，主要以写作、演讲等为主，参政议政为辅。由于在大陆时期政绩不佳，尤其在财政部长任上主持币制改革的失败，使他本人以及台湾当局对他的参政任职都有所顾忌。这一段时期他的写作基本上以撰写文章为主，内容涉及政治、管理、教育、为人等各个方面，分别发表于台、港杂志；还编写了《中国史地词典》、《英文成语新词典》；还有大量译著作品，其中《美国全史》是一部长达130余万字的巨著，王云五历时三年才翻译完毕，以龙倦飞为笔名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1954年2月，王云五出任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在3月举行的“总统”竞选中，王云五也被题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王云五自然有自知之明，也知道“副总统”早有内定，他的被提名不过是为陈诚做陪衬，粉饰民主而已。当然，能被提名本身也是对其身份地位的一种肯定，尽管他无意竞选，仍对蒋介石的“照顾”身怀感激。

1954年8月，王云五出任“考试院”副院长，协助“院长”莫德惠工作。10月，王云五被聘为“革命实践研究委员会科学管理专题研究委员”。王云五很重视这项工作，积极组织该组座谈会，先后与各行政机关长官幕僚、公营和私营企业负责人商讨有关问题，听取多方意见，为政府各部门提高行政效率积极提出可供采行的改革方案。

翌年7月，王云五以“科学管理专题研究组”召集人的名义，向蒋介石提出改进行政效率研究报告，详细汇报调研过程、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建议参考美国胡佛研究委员会的经验，实施行政改革。王云五的调研结果和建议，引起蒋介石的重视。1957年1月，在蒋介石的指示下，“行政院及所属机关组织研讨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的职责就是，对王云五的报告及调查材料进行更深的研究并提出有效的改革建议。半年后，蒋介石再次把行政改革调研事宜交给王云五负责。

同年9月，王云五任“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十二届主任委员”（叶公超为首席全权代表），前往美国出席了联合国大会第十二届常会，此行也兼做台湾行政改革的参考。1958年1月王云五返回台湾，次年3月6日，“总统府临时行政改革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的任务就是着手设计改革方案，王云五任“主任委员”兼“行政院副院长”，协助“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进行行政改革。

为了改变大陆时期留给人们的政坛形象，王云五兢兢业业，全力主持行政改革方案，以期在官场有所作为，因此主持“临改会”半年内，便提出88项提案，每一提案都附有较为具体的建议措施，议案涉及官场腐败、军费浩繁、金融混乱、人权受压等敏感问题，当时这些改革建议不允许见报，实际上改革阻力重重。而王云五并不知道，蒋介石表面上对他主持的各个提案屡屡给予肯定和嘉勉，但实际蒋介石已打消了全面改革的初旨。

直到三年后，“行政院”才设置了“行政改革建议案检讨小组”，1962年11月恢复改革工作。“检讨小组”工作了将近一年，在所有议案中，全部实施者仅有15案，实施大部分改革建议者31案，实施半数内容者8案，少部分实施者12案，“实施有期”者9案，未实施者13案，前后历时9年的所谓行政改革至此无疾而终。

在此情况下，王云五壮志难酬，心中早已萌生退意，曾前后几次申请辞职均未获批准。1963年6月26日，“行政院长”陈诚向蒋介石正式提出辞职。而此时，王云五的辞职书已递交三天。陈诚为了自己能顺利辞职，将王云五的辞职书扣下。而蒋介石为了挽留陈诚，只给陈诚一个月假期以调养身体，命王云五“代理院长”职务。

10月23日，王云五又拟就第二份辞职书上呈，仍未获批准。一个月后陈诚坚辞“院长”，王云五的辞职有了转机。蒋介石在批准陈诚辞职的情况下，同意王云五辞去“副院长”一职。因为王云五不是国民党员，不便任“行政院长”出面组阁，而任何他人“组阁”，在资望均不便使王云五屈为副职，只能允其辞职。

王云五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之后，改任“行政院资政”，但他常借故不参加有关“咨询”会议。1972年5月6日，他致函张群，以“久病未愈”为借口请辞“总统府外交综合组”副召集人的虚职。对于一届“国大”第五、第六次会议，他也虚与委蛇，不参加一般性讨论会议。仅在关键时刻受当局力邀方出面主持会议。1972年3月21日第五次“国大”举行“总统”选举会议，85岁高龄的王云五出任大会“主席”，蒋介石以全票当选“第五届总统”；1978年3月21日，91岁高龄的王云五应邀主持第六次“国大”的“总统”选举，蒋经国当选“第六届总统”。对于“国民大会”追述的文章，他只写到1966年第四届会议，对此后两届会议极少提及，由于年事已高等原因，他对政治的热情已完全消失。

“良朋满座终须散，笙歌永昼夜难连。此时挂冠恰到好，再留不值半文钱。”这是王云五在辞职前写的一首诗，流露出其对人生的感叹和做官的决窍。

◇“博士之父”终圆博士梦

王云五在晚年厌倦政治生涯，原因甚为复杂，其中因“自由人”和雷震案的牵连，使他对身在官场只能委曲求全感触颇深，其间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王云五在20世纪50年代参政的同时，其社会活动除了政治性的，也有纯文化学术性质的。他参与时间最长、占用社会活动时间最多是“自由人”的活动。早在1948年迁居香港之时，王云五便在那里倡议发刊《自有人》三月刊，并任自由人社董事长。1952年3月15日主持了“自由人”在台湾举行的全体会议，会议决定了《自由人》刊物的立论态度：“除积极地主张民主自由，消极地反共抗俄外，并须维护现行宪法倡导议会政治”，“凡外界对台湾有恶意攻击影响国本时，应予驳斥”，并增加刊物的新闻性和趣味性，以扩大销路。

1955年3月，《自由人》中刊出了论及扬子公司在上海时期的贪污案，并批评了孔祥熙。国民党当局为此大为光火，直接威逼《自由人》停刊。王云五写信给《自由人》刊物在港负责人左舜生，通知停刊决定。不料左舜生等人对国民党的专制行为颇为反感，自香港致函王云五，明确表示反对停刊。从此，香港“自由人”自行其事，不再受王云五等人的约束。《自由人》刊物坚持到1959年9月13日才宣布停刊。

与此同时，在台湾“自由人”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亲台湾当局者保持相互间的联系，而雷震等人抨击台湾的专制统治，与台湾当局关系骤然紧张。雷震是《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该刊创办于1949年11月，从50年代初起，“自由人”雷震任该刊发行人。《自由中国》时常对台湾政坛黑幕及腐败现象予以揭露和批评，引起台湾当局的仇视。

1959年春，台湾当局便有意处置雷震和《自由中国》，直到1960年4月，以涉嫌“叛乱”为名，“警备司令部”将雷震、傅正、马之骕、刘子英等人逮捕。王云五将此案研究数日，认为军事机关无权审判雷震等人，应将此案移交“普通法院”审判，于是致函“行政院”院长陈诚和“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大量引述法律条文，力主将雷震案移归“普通法院”审理。

事实上，“普通法庭”审判过程无法保密，判决结果不易控制，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陈诚对王云五信函不表态，张群则表示“原则甚赞成，尚有某一问题待解决”，其实并不支持王云五。

10月8日，雷震案经“军事法庭审判”，以不告发“匪谍”、作“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等莫须有罪名，判处雷震10年徒刑，同案人刘子英被判刑12年，马之骕被判刑5年。消息传出，海内外舆论哗然，台湾当局的独裁行径受到强烈批评。

在台湾，王云五还享有“博士之父”的称号。台湾设置博士学位之议，即是由他率先提出的。他也是台湾最早的博士生导师之一，是同时期指导的博士生最多的博导。

早在1955年3月，王云五便应政治大学之聘，任该校政治研究所兼职教授。在他辞去“行政院长”一职之后，被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聘任为专任教授，开始在教学上投入更多精力。直到1969年6月请辞，他在政大任专、兼职教授长达14年之久，培养了众多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王云五在政治大学专任教授期间，曾在硕士班开设了两门课：现代公务管理和现代行政问题研究；在博士班开设了一门课：中国历代政治典籍研究。由于他对政治学和行政学有独到的研究，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上起硕士班的两门课来，内容十分充实而且生动。为此，王云五颇为自豪，在一次宴会上，他借着几分醉意说：“人家说我没上过学堂，没读过书，没有学问。”然后摸摸肚子，接着说：“其实我的肚子里至少装了几十个洋博士和土博士。”

其实，旁人提及王云五没上过正规学堂，并没有丝毫贬低之意，而是作为他自学成才和学识渊博的反衬。尽管王云五清楚别人对他的褒奖，但没有学历和文凭，是他深感一生的遗憾。令王云五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学位问题于1969年得到了来自韩国建国大学的补偿。

1969年9月，韩国建国大学决定授予王云五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王云五接到通知信函后，于10月15日抵达韩国，16日接受建国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10月17日，他又荣获庆熙大学颁赠的大学章，成为第一位获韩国大学颁赠大学章的华人。

返回台湾后，王云五激动得将记者和朋友请到家中，当众穿上博士服，他兴奋地对大家说：“这袭博士服价值100美金，本来是要我出钱做的，但是建大很客气，一定要定制服给我。他们来信要尺寸，我很惭愧地告诉他们，身高只有150公分。袍子很合身，不是吗？但是帽子太小，他们没有想到这么矮个子的人，有这么大的头。”说罢哈哈大笑，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泪花。

◇主持“商务”再创佳绩

很多人说王云五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但他却一度选择了从政。在政坛上，他的抱负始终难以得到施展，只有回到文化产业上，他才又如鱼得水。

告别政坛后，1964年7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力邀王云五出任董事长之职。王云五自1921年进入商务印书馆，期间离开18年，如今重回商务，不胜感慨。

台湾商务印书馆原系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分馆，于1948年1月5日正式成立。在商务印书馆海内外30余家分馆中，台湾分馆资历最浅，规模最小，全馆同人寥寥十余名。自1950年11月1日由商务印书馆台湾分馆改为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后，从此开始独立经营。从经销总馆图书的分馆变身为出版机构，台湾商务一面开始出版新书，一面重版总馆出版的书刊。但由于书种难求、市场有限等诸多原因，从1950年到196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每年出版的新书与重版书不过数十种，营业所得不够维持日常开支。到1964年7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已陷入经济困境，由于经营不甚得法，造成严重亏损。

王云五不愧是出版界高手，到台湾商务印书馆不过五年，即使台湾商务扭亏为盈。他主要采取了两种手段，一是登报警告他人不得随意侵犯著作权和版权，为此还与人打了几场官司，都以王云五胜诉告终；二是大量翻印以前商务出版的书籍。因为在当时的台湾，有质量的出版物少之甚少，读书人又特别相信商务的书，所以王云五制定的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方针为：最初两年尽量整理重印大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用图书，自第三年起，开始印行新著译的图书。

在争取到主动翻印商务印书馆本版书的地位后，王云五一面零星选择重印，以增进营业，一面对过去曾经畅销一时而今仍属有用的大部头丛书着手研究。王云五看到，他过去主编的《万有文库》在台湾奇缺，于是从一、二两集4000册图书中，删除内容陈旧或不合时宜者，精选其中1200册，编为《万有文库荟要》出版。该书包含各种门类，宛似一小图书馆，推出之后，受到台湾各界欢迎。继《万有文库荟要》之后，王云五又重印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丛书集成简编》、《汉译世界名著甲编》、《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书。台湾在光复之前内地图书流传不多，这些图书适时补充了文化资源的需求，因而大都很畅销。

王云五一直主张：出版家能够推进与否，必须视其有无创造性的出版物。因此，重印旧版书一年多后，王云五决定提前筹划新出版物。除《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等工具书外，王云五策划的新书以丛书为最多，著名的丛书有《人人文库》、《各科研究小丛书》、《古籍今注今译》、《新科学文库》等。

《人人文库》从1966年7月迄1990年6月止，共出版24年，出书逾2000种，多达2440余册，读者颇得实惠，因此风行一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文库对促进学术、普及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国学整理方面，王云五早年在大陆商务印书馆时期就创编了《学生国学丛书》，该丛书把我国的古籍，每本选其精要，详加阐释，此种整理方式虽有助于学生快速增加课外，但没有对整本书做出分析。为弥补《学生国学丛书》的遗憾，王云五主持出版了对全书都加以整理的《资治通鉴今注》。该书成功出版发行后，王云五几经考虑，于1967年秋决定编纂《古籍今注今译》。这一丛书极大地方便了读者对于国学的与研究。

王云五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近16年，这是他一生出版事业中另一个辉煌时期，也是他个人论著的高峰期。这一时期他出版个人著作20余种，发表文章近百篇，其中百万字以上的巨著有5部。其中比较重要的专著有：《岫庐八十自述》（1967年）、《岫庐最后十年自述》（1977年），这两部属于自撰传记，涉及学术、文化、教育、出版以及社会政治等多个领域，从侧面反映了近现代中国历史演变的各个层次。《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1973年），是一部较为完整的馆史资料，对于后人研究近现代中国出版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另外《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教育思想史》两部学术巨著，每本都有200余万字。

同样作为大出版家，王云五与张元济不同。张元济是个纯粹的夫子，搞出版只关注一个“学”字；王云五则着眼于一个“商”字，所以人们都说他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

有人说，出版家要了解市场的需要。王云五认为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头等出版家，是创造市场；次等出版家才迎合市场”，对此，王云五非常自负，他对于出版家有一番与众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出版事业犹如开饭馆，要饭馆出名，必须要有名厨，厨子比老板还重要。他要拥有支配全饭馆饮食的全权，才能端出来精彩的菜肴，以飨食客。出版家最好是读书人，书读得博不一定要专，这样才能推出各类可读的书。”这是王云五出版事业的经验之谈。

◇幸福晚年意外离世

王云五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家庭，其不同之处不仅在于他有两位妻子，更由于他的两位妻子是同胞姐妹，即徐净圃和徐馥圃。长期以来两姐妹和睦相处，所生七子二女九个儿女双方都能视如己出。子女九人中除一女早逝外，其余均学有所成，为国际闻名的学者、专家。

长子王学理为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博士；次子王学武为工程学博士；三子王学政，在美从商；四子王学农为牙医博士，后定居香港；五子王学哲为法理学博士；六子王学艺为神经外科博士；七子王学善为医学博士。大女儿学文早逝；二女儿学医为医学博士。

七子王学善是美国杜克大学一位精神科教授，自1958年便是杜克医院精神科总医师。五子王学哲先后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和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后赴美国任中国驻美使馆商务参事，1950年获得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理学博士。后来王云五去世后，王学哲子承父业，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同时兼任台北市“云五图书馆基金会”董事长、美国“王云五基金会”董事长、台湾“王云五基金会”董事长。王学哲在学术界也很有成就，编译有《现代汉英词典》、《英国人的生活与思想》等。王学哲通晓经营管理，他继承先父遗志，是为祖国文化公益事业奉献较大的一位商界学者。

王云五有40多位孙子和外孙，他的子孙多旅居国外。

王云五一生俭朴，自1950年赴台湾后，一直住在一幢木造平房里。日常饮食只吃粗茶淡饭，从不铺张奢侈。衣着以棉布为主，一件长袍，一双布鞋，成为了他的服装标记。

王云五年过九旬后，身体健康如常，并且牙齿好，消化力强。精神有如20年前，且头脑清醒，分析能力更胜以往。谈起王云五的养生经，大致只有两点：

一是“勤用脑多走路”。勤于思考是王云五多年来的习惯，这个习惯使他的思想充满创造力。王云五的起居习惯是早睡早起，每天凌晨3点起床写作。每写作50分钟，就要绕着书房走10分钟，自认不出门走10里，走出了健康与智慧。

二是接近大自然，多吸收自然界三宝：阳光、空气、水，以增进身体的能量与健康。他的“饮光”锻炼术一直以来都在一些国民党元老之间流行。有趣的是，已故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生前曾接受了一位来自“东方国家”的保健师的劝告，在克里米亚疗养地试王云五的“饮光”锻炼术。勃列日涅夫的秘书回忆道：“增加了这个神秘的内容后，我们惊异地发现他（勃列日涅夫）变得步履轻快，因吸烟而困扰着他的肺气肿也消失了。可惜他不是个善于持之以恒的人……”假如他坚持下去，苏联的历史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1974年王云五87岁的时候开始考虑身后事，准备寻一块风水宝地作为他去世后永久安居之处。这年的9月24日，王云五由阮毅成、孙亚夫陪同，来到台北县树林镇附近的净律寺，主持新建大雄宝殿破土典礼，并施金2万元，又于该寺书房内当众题赠“闳扬佛典”匾额。

第二天，净律寺广元法师前往王云五寓所拜谢，王云五对他说：“我很喜欢你山寺风水的清秀，不知你公墓内尚有多余的地没有？我想留块地，听说阳明山公墓都葬满了。”

广元法师当即答应为他物色一块风水宝地。返回寺院后，广元法师“邀请了一位地理名师杨炳辉将军，慎重地选定了山头（青龙回头饮水势），写好奉献书，一同送去，并由杨将军当面报告山形地势”。

选好墓地后，王云五了却了一桩心事。1979午7月6日，王云五患感冒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当时仅有轻微咳嗽，住院后却开始发烧，但服药后即见好转。由于王云五一向身体无恙，并没怎么在意，几天后便出院了。

8月初，王云五还在奋力执笔为“商务”的老前辈张元济的《涉园序跋集录》写跋文，4日又患肺炎，只得再次入院。入院前他对朋友说：“约需住院一星期。”

岂料，王云五住院后，于8月14日溘然病逝，终年91岁。

王云五曾言：“人生如斯，好像一次壮游。”他91年的壮游，在历史上留下了无数的足印。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