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朱家骅（1/1）

学界泰斗的凄凉晚境

作为教育界、学术界泰斗、外交界耆宿，朱家骅以学者身份从政，由省政到党务到部院历任要职，其组成的“新CC系”可与陈氏“CC系”互为抗衡。迁台后呕心沥血，重振“中央研究院”，却因失宠不得不默然退位。

姓名字号：朱家骅 字骝先

籍 贯：浙江吴兴（今湖州）

生卒年月：1893年5月30日—1963年1月3日 卒年70岁

毕业院校：德国柏林大学

最高职务：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交通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组织部部长

生辰八字：癸巳 丁巳 丙寅 戊子

属 相：蛇

命 相：欣庆果能成功顺调，容易发展达到目的。

易成贵、难成富，幼少年期及晚年之境遇不稳安而较多变化。

1899年——入私塾学习。

1905年——进入南浔正蒙学堂读书。

1908年——转入南浔公学。同年，考入上海同济德文医学堂（同济大学前身）。

1912年——加入国民党。

1914年——进入德国柏林矿科大学学习。

1917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

1922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

1924年——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

1926年——任国民政府广东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国民政府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

1927年——任国民政府国立中山大学副校长。

1928年——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

1929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委员。

1931年——任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董事长。同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

1932年——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

1934年——任国民政府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

1935年——国民政府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员。

1936年——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同年，任国民政府浙江省政府主席。

1938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

1939年——任中国国民党组织部部长。

1940年——任国民政府国立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

1941年——任国民政府考试院副院长。

1943年——任国民政府委员。

1946年——任国民政府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

1947年——任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

1948年——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行政院政务委员。

1949年——任“行政院副院长”、“总统府资政”。

1963年——逝世，享年70岁。

◇依戴投蒋，以学者从政

浙江省吴兴县地处太湖流域，经济富庶，人才辈出，近代名人便有蔡元培、陈其美、张静江、陈果夫、陈立夫等。朱家骅这个民国史上颇为重要的人物，便出生在吴兴县小港里鹤和镇的一个商人兼地主家庭。

朱家骅11岁丧父，12岁丧母，由长兄朱祥生抚养长大。朱祥生先是经营丝业，后又在张静江的两浙盐务公司当账房。朱家骅6岁入私塾，正由于兄长与张静江的关系，得以12岁进入张静江的兄长创办的新式学校南浔正蒙学堂读书。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年长自己十几岁的张静江。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张静江给予他极大的影响和帮助。

当时清朝腐败，外侮频仍，革命思潮弥漫全国。朱家骅受革命思潮影响，从小关心国事，14岁时便私自剪去辫子，被视为小革命党。15岁时转入南浔公学，1908年秋考入上海同济德文医学堂（同济大学前身）。适逢张静江正在上海，两个人经常往来，张静江对他这个小同乡给予了多方面的照顾。

1911年春天，朱家骅听了同盟会领袖宋教仁、于右任等人的讲演，深受鼓舞，和同学发起组织了“中国敢死团”，并在《民主报》刊登启示，应征者达千人。最后入团者500多人，有学生、军警和官员，推举18岁的朱家骅为敢死团团长。该团公开宗旨是：“联络敢死同志为国家后盾，战事起后，立即召集训练行军法则，备赴战地。”实则为抵御外侮、共抗强权，是反清革命组织。

武昌起义爆发后，“中国敢死团”决定在上海举行起义，推举朱家骅为敢死团驻武汉代表，并派20人与他同赴武汉。朱家骅将长兄祥生交托他收取的交通银行股息及红利360多两白银作为诸人旅费，与20人一起在虹口秘密登船，抵达汉口。朱家骅与周宗琦等4名学子在武昌都督府见到居正、吴兆麟，要求参加革命军，但未能如愿。于是在汉口战地及伤兵医院服务了三个月。

留在上海的敢死团成员，在陈英士率领的上海起义中，与上海商团、义军一起攻打制造局，前赴后继，英勇杀敌，对上海光复做出来贡献。

当时，张静江、戴季陶、陈其美等人均在上海奔走革命，朱家骅因此得到诸人的赏识，戴季陶称其“素有大志，少年可为”。

1912年朱家骅加入了国民党。在同济毕业后，1914年初，在张静江的推荐与资助下，朱家骅自费留学德国，研究地质。适逢张静江赴法国游历，两人结伴西行。到达柏林后，朱家骅去学校报到，张静江则西去巴黎，经营张家在巴黎的商业事务。

朱家骅先到鲁尔矿区实习半年，于10月进入柏林矿科大学学习。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学生多已从军，全班只剩下三个学生，已无法继续求学。1916年12月15日，朱家骅离开柏林，取道丹麦、瑞典、芬兰、俄国，回到上海。

回国后，朱家骅在蔡元培初任校长的北京大学任教，是北大最早的第二外语德语教授，也是中国第一代德语教授。当时北大总共有28位教授，朱家骅年仅24岁，被称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

1918年，朱家骅在蔡元培的帮助下考取教育部公费留学生，先赴瑞士，先后就读于伯尔尼大学和苏黎世大学。后转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地质学，于1922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留德国进行研究工作。此间，朱家骅结识了一批旅欧华人，如顾维钧、徐志摩、梁启超、张君劢、徐悲鸿、李四光等，对朱家骅以后的政治生涯颇有影响。

1924年，朱家骅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任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北大执教期间，朱家骅因愤恨外侮侵凌，军阀祸国，在教学之余，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学生运动。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朱家骅指挥北京学生全体罢课，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学生的爱国运动。

10月26日，朱家骅领导北京学生数千人在天安门举行关税自主大会，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11月28日，朱家骅和顾孟余等指挥工人、学生举行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国民革命大示威运动，即著名的“首都革命”。

上海《民国日报》以《北京之国民大会》为题，详细报道了这次示威的情况：“其主要领导人是北京大学教授朱家骅。参加者除了学生之外，还有‘工人车夫苦力’等。下午1时北京学生、工人、市民约5万人在神武门举行国民大会，大会主席朱家骅报告大会宗旨‘在推翻军阀卵翼下之卖国政府’。会后群众即整队出发赴执政府，迫段祺瑞下野……”

随后，朱家骅又参与组织和指挥了1926年1月和3月的天安门国民大会，为此得罪北洋政府，遭到通缉，不得不潜出北京，回到浙江原籍躲避风头。

此时张静江、戴季陶均在广东参与北伐工作，而戴季陶因身体虚弱，正好回吴兴休养。朱、戴原本是同乡，通过张静江的关系，两人熟识起来而且接触很多。戴季陶认为朱家骅年轻有为，有胆有识，遂锐意栽培，便介绍朱家骅南下广东，先在石井兵工厂当秘书，又助钮永建、叶楚伧创办孙中山提出设立的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学术院”（中研院前身）。此间，朱家骅由于性格耿直，且自恃才高，不意冲撞了蒋介石，一度被蒋介石撤职扣押。后经戴季陶和周柏年说情才得以获释。随后，朱家骅转到国立广东大学任矿物地质学教授兼系主任。

1926年10月，广东国民政府为纪念孙中山，将广东大学改组为中山大学，该校原由省立高等师范等几个专科以上学校拼凑而成，其中还包括私立医学校。这些学校分散在全省各地，各自为政，犹如一盘散沙。戴季陶曾说：“中山大学法科不守法，医科不学医。”广东国民政府任命戴季陶为中山大学校长和委员长，顾孟余为副委员长，徐谦、丁惟汾、朱家骅为委员，开始整顿工作。时值北伐正在进行，徐谦、丁惟汾、顾孟余随军北上，不久戴季陶也离开先去庐山后去日本，整顿工作全部落到朱家骅身上。

朱家骅接此重任，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顿校务。他将全体学生重新考试分级，淘汰了200多人，将教职员400余人全体解聘，重聘70多人，其余聘请名教授，其中包括鲁迅、傅斯年、何思源、顾颉刚、杨振声、许德珩等人。经过四个半月的整顿，中山大学面貌焕然一新，秩序井然，于1927年3月1日正式上课。

朱家骅牛刀小试，便表现出不凡的魄力与才华，令戴季陶十分高兴。戴季陶曾公开说：“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才。”半个指的是易培基，一个便是朱家骅。这为朱家骅日后跻身政坛，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戴季陶为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得到戴季陶的赏识，便等于拿到了仕途通达的通行证。时值大革命运动迅猛发展，但国共合作已现裂痕，思想斗争、政治分歧日趋激烈。而张静江、戴季陶都与蒋介石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朱家骅由于接近戴季陶与张静江，受其影响，思想开始急剧右转。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李济深、钱大钧、朱家骅等人遥相呼应，在广东也组织“清党”，制造了广东地区四一五反革命事件，捣毁关闭工会、学校等机关200多个，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2000余人。

“清党”后，广东省政府改组，在戴季陶的举荐下，朱家骅升任省党部常务主席、省府委员、广东政治分会委员、民政厅长、教育厅长兼中山大学副校长。由此，朱家骅以学者身份登上了政治舞台。

◇背弃师友，败离大本营

执掌广东民政后，朱家骅始觉不像整顿一个中山大学那么简单。广东政情十分复杂，政治措施掣肘颇多，而朱家骅作为一介书生，在广东政界亦无根基，因此深感势单力薄。后将此情况说与张静江后，经张静江相助，于1927年11月调浙江省任民政厅长。但广东各职仍兼任长达三年之久。

11月22日，朱家骅在上海晋谒了蒋介石，蒋介石关心家乡的建设，也劝他“到浙江接事”。从此，朱家骅开始了与蒋介石的直接往来。

朱家骅接任浙江省民政厅长时，何应钦正在浙江省主席的位子上，但何应钦远在南京忙于军务，由军事厅厅长蒋伯诚代行主席职务，这为朱家骅提供了很多方便，民政大权由其全盘掌控。加上张静江一开始就表示了从中央方面给予权力支持，并授意朱家骅在政治上大刀阔斧，将从民初至军阀混争时期留下的政治人物全部清除，自县长以迄县政干部尤其是作为政治工具的警察官员，全部起用新人，以便全盘掌控。张静江对浙江地盘十分重视，1928年底又亲任浙江省主席，为朱家骅的工作带来诸多便利。

朱家骅是受过系统教育的洋博士，平时待人接物态度谦和恭敬，特别是对于有声望的社会名流，更是虚怀相处，在当时很受欢迎，使他的“推行新政”整顿吏治得以顺利进行。他一方面在朋友和同学中物色政治助手，因人授事，量才适用，为此特地组织“北大同学会”，以联络北大校友，扩充实力。另一方面推举省里有社会影响的头面人物，或有学术地位的权威人士充任民政厅高级名誉顾问，以树立自己尊贤敬老的形象。

将旧官场上官员全部从民政厅撤换之后，朱家骅开始了第二步的行动：进行县长考试。他在1928年至1930年的任期内，先后三次举办县长考试，选拔人才。考试标准相当苛刻，除“才学”外，还重视“仪表”和“辩鉴”。“仪表”和“辩鉴”只有通过面试和口试才能考核，而最后录取与否，起决定作用的也在于面试与口试。考生笔试及格后参加面试和口试，面试和口试同时进行，朱家骅亲自把关，以考察对方“容貌”和“口才”。

尽管考试标准苛刻，但报考者条件相当宽泛，只要有一定的学历和行政经验，老中青皆可报考。每届投考者千余人，录取者不过二三十人，其中30岁左右者居多。三次县长考试，共录取60余名。朱家骅的用意在于多中取才，沙里淘金。到朱家骅离任，浙江70余县大多换上了这批“新人”，县政权力全部集中于民政厅了。

同时，朱家骅任内还办了两所学校：浙江省地方自治专修学校和浙江省警官学校，朱本人兼任两校校长。两校均办了三期，自治学校培养毕业生五六百人，均充任区长或自治指导员；警官学校为整顿和掌握全省警察实力而设，其毕业生均以县警察局长、分局长和警佐任用。两年后，朱家骅通过这两所学校培植的党羽已经遍布全省。

此外，朱家骅还组织新政考察团去河南、山西考察，回来后仿效山西做法实行“村里制”，并写成《御村制》加以说明。由于浙江地少人多，朱家骅还组织往东北移民。但由于大多数被移民者难以适应东北气候，不久便纷纷逃了回来，移民之事最后不了了之。同时通令各县积谷备荒，兴办团练、普及卫生、禁止溺婴、整饬吏治等所谓“新政”，但由于积弊难除，且实施浮躁，短期内难见明显效果。

1929年3月，朱家骅出席了国民党“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一跃而成为国民党中央大员，从此开始参与国民党统治的中枢活动。然而，就在朱家骅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时候，不意中遭致重创。

1930年浙江省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时，朱家骅操纵亲信，使其亲信占据候选人名额2/3，引起CC的强烈不满，在权力争斗中被CC打败。对朱家骅来说，更为失败的是与他的老靠山张静江发生了冲突。当他在浙江各地遍布党羽，声名日盛的时候，对张静江来说已经产生了“功高震主”之嫌。在此次选举浙江省党部委员时，朱家骅又拒绝接受张交代的部分候选人，令张大发雷霆，指责朱家骅“得意忘形”、“忘恩负义”。两人分别向戴季陶诉苦，戴季陶和居正从中调解，无奈冲突已经形成，两人关系终至破裂。如此一来，朱家骅在浙江已无法立足，只好忍痛离开苦心经营数年的浙江，于1930年9月辞去在浙江的全部职务，前往广东接任戴季陶转让给他的中山大学校长一职。

朱家骅遭此顿挫，好不沮丧，在中山大学任职不久，1930年11月，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去职，在戴季陶的协调运作下，朱家骅调任中央大学校长。来到南京，朱家骅重振精神，决心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主持校政后，他首先提出在学校进行政治训练的方案，提议实施军训，设训育员以限制和监视进步师生的言行。此举经第一团传到蒋介石那里，蒋对此十分满意。

朱家骅又在题为“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及应行注意各点”的报告中，指责现行大学之缺点，阐明了对大学教育改革的观点，颇得各方赞誉。同时利用留学德、奥、瑞三国同学会的组织，拉拢各界学者名流为自己捧场，并在南京《新中华日报》上制造舆论，树立声望。

朱家骅调任中央大学校长后，和戴季陶的关系更加密切，戴是蒋介石的政治灵魂，经常不离蒋左右，为其出谋划策。经戴季陶在蒋介石面前多次介绍，蒋介石对朱家骅越来越重视，朱的政治地位也日益提高，此后一直被委以重任，戴、朱一派势力，曾一度与CC系并驾齐驱，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

蒋介石为了军事需要，长期从国外聘请军事顾问。朱家骅通过他在德国的关系，为蒋介石聘请了多位德国军事顾问。早在1927年张静江拟请德国专家设计一个大兵工厂，朱家骅便从德国请来鲍桦尔上校。鲍桦尔带着《中国陆军计划书》来到上海，由朱家骅陪同去见蒋介石，并任翻译。蒋介石聘鲍桦尔为军事顾问。1929年鲍桦尔逝世后，朱家骅又从德国请来西战场作战局长佛采尔将军，并陪他达到江西内战前线见蒋介石，随即被蒋介石聘为军事顾问，协助“剿共”。后来德国前国防部长塞克特将军退休，朱家骅奉蒋介石之命，终于聘请塞克特来中国担任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长达10年之久，对蒋介石的“军事建设”起到重要作用，朱家骅在其中参与谋划，进一步赢得蒋介石的信任。

◇主持党务，与CC斗法

1936年冬，朱家骅被调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浙江乃蒋介石的老家，蒋介石一向十分重视对这块地盘的建设与经营，能够调任朱家骅主政浙江，足见蒋介石对朱家骅的信任。朱家骅1930年从浙江民政厅长的位子上出走广东，正在踌躇满志之时，心中自是耿耿于怀。如今“卷土重来”，却是一跃而为省政府主席，但此时浙江现状却不容乐观，不仅财政困难，而且债台高筑。在此情况下，朱家骅没有立即召回当年原班人马充实实力，而是事必躬亲，竭力整顿，终使财政状况好转。

然而，就在朱家骅召回从前在浙江的老班底，将衙门架子搭好，正想大有作为的时候，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震动了全国，在举国上下一致要求抗日的呼声下，蒋介石不得不做军事上的部署，朱家骅也只好采取应变措施。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朱家骅经济上支援上海抗日前线，拨款成立了24个伤兵医院。但战火很快烧到浙江，而杭州既是战略据点，又是上海后方的军政和民间交通通道。为了以江水拦截日军，杭州守军奉命掘毁钱塘江堤。决堤之后，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江苏的苏州、常州、镇江、松江、太仓一带，都将立刻被江水淹没。朱家骅闻讯万分惊异，立刻下令停止决堤，同时致电蒋介石，恳请严令制止决堤。蒋介石经过一番权衡之后，批准了朱家骅的请求。朱家骅此举保住了两省八县市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1月14日，国民党军队撤出了嘉兴，杭州一片混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职员扔下三四百万银元无人照管，全部逃命而去。朱家骅闻讯大怒，严令四银行人员返回杭州料理撤退，随即为四银行撤退准备了交通工具，并派警察护送，使四银行储备完整无缺地撤出杭州。

11月20日，军政部派员运来两吨炸药，命令炸毁钱塘江大桥。钱塘江大桥是疏散物资与人员的主要通道，一旦炸毁，尚未撤出的物姿和人民生命财产将遭受严重损失，朱家骅对来人说：“这座桥在建造的时候，早已准备了安装炸药的地方，随时可以炸毁。现在这是疏散物资与人员的主要通道，无论如何不能马上破坏，一切责任由我主席担当。”他同时电告上级部门，要求延缓炸桥。结果，在11月23日军民撤退完毕才炸桥，几天时间多运出许多物资和民众、伤兵。

令朱家骅更难以抵制的是，国民党实行的“焦土抗战”政策。在日军占领杭州前夕，国民党准备焚毁杭州。为此，朱家骅强烈反对和抗争，他认为：“一个地方不得已失守了，这个地方上的人民财产还是我们中国的。我们总有回来的一天，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城市付之一炬，受损失的还是自己的人民。”他不止一次地对部下说：“外面焦土抗战的风气很盛，一旦杭州撤退时，你们一定要防止。”

11月下旬，杭州绅士金润泉等人向朱家骅报告，说已有人在杭州街上划下区域记号，贴上标签，准备了火油木材等纵火材料，准备火烧杭州。朱家骅立刻布置人手到市区查明，在别动队划定的区域，把准备好的煤油木材等纵火材料贴上标签，严密严控。一旦别动队准备动手，便立刻以省主席和保安司令的身份严加制止。在朱家骅的强烈反对和抗议下，别动队最终没有动手放火，杭州城最终得以完整保留下来。

然而，朱家骅作为文人主政，在战乱之际确实显得守土无方，束手无策。日军尚未攻占杭州，省市所属各机关要员便纷纷放弃职守，以保全身家为计，省会警察局长甚至主张全市所有机关撤岗。有人为保全身家甚至与上海汉奸联络，进行投敌活动，浙江政局一片混乱。蒋介石认为此时应该起用军人主政，于是改组了浙江省政府，派黄绍竑前往浙江接替朱家骅的省主席职务。

卸任前，浙江省府各委员、厅长做出决议：送朱家骅5万元政费。说是历届主席离任都是如此，被朱家骅拒绝。作为文人高官，朱家骅对战乱无能为力，但对保全自己名声却是尤为重视，值此国难当头，公开收取5万元“卸任费”，岂不贻笑天下。

朱家骅卸任浙江省主席后，先去武汉，后去重庆，在戴季陶的帮助下，很快重新得到蒋介石的重用。从1937年到1944年，他在国民党中的影响和地位稳步攀升，并很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打开局面。1938年8月，朱家骅先是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4月改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兼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并按中常委决定，兼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7月成立三青团，被任命为干事会常务干事，不久兼代中央团部书记长并主持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三期。

1939年12月，朱家骅转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主管国民党党务。

组织部是国民党的要害部门之一，国民党各省市党部负责人都是由中央组织部提名，经蒋介石批准，再由中央常委会通过后任命的。本来党务工作一直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把持，二陈利用CC系势力，协助蒋介石指挥党务、特务系统，控制宣传、文教、经济等部门，深得蒋介石信任。但戴季陶、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对二陈长期把持中组部早有不满，朱家骅就任中央秘书长、中统局长、中央组织部长后，得到戴、于大力支持，上任伊始，便抓紧机会，培植个人势力，建立自己的独立体系，并排挤打击CC系，企图取而代之。

为了扩充实力，朱家骅认为国民党在知识分子方面基础不够雄厚，决心把党务打进学校等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于是在普通党务处成立了党务科，在各大学设立国民党党部，先后发展了一批大学教授和学术界人士入党。蔡元培逝世后，朱家骅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把整个北大系势力全部包揽过来，所以国民党认为，朱家骅任组织部长时期是“学人报国的最盛时代”。

另一方面，朱家骅用举办训练班的办法，搜罗人才，培植亲信，仅1942年朱家骅就举办了三期党务讲习班，八期战地党务干部训练班，还选调各大学高年级女生举办“女子夏令讲习所”，从中发现人才，培养骨干。通过这些活动，大大扩展了朱家骅的个人势力。同时，朱家骅大力争取国民党内各派系力量，把丁惟汾的人，改组派的人都拉拢到自己一边，甚至不得志的CC老将吴开先也进了朱家骅的圈子，使二陈一生心血所经营的CC系，受到朱家骅的严重威胁。

到1944年，以朱家骅、戴季陶为首的派系力量，已足以与二陈的CC系相抗衡，因而被称作“新CC系”，深得蒋介石器重。同时也引起二陈妒意与不满，两派之间钩心斗角，矛盾日益加深。陈果夫曾满腹牢骚地说：“朱骝先太不像话，怎么单对我们的人开刀。而我们的人中也有些失节之徒跑到朱家，真是人心大变。”

1944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而此前几个月，朱家骅要把下级党部的选举制度恢复起来，引起党内部分人士不满。老CC系趁机挑拨是非，排挤朱家骅。在此次会议上，朱家骅把组织部长一职还给陈立夫，陈立夫则把教育部长一职让给朱家骅。11月，朱家骅再任行政院教育部长。

◇经营文教，颇有建树

作为一个拥有博士头衔的政治风云人物，在朱家骅的政治生涯中，从事文教活动最多，时间也最久。朱家骅有一个信条，就是：“我们教书的今天参加中枢政治，至少要为文教方面做点事。”

1931年12月底，朱家骅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第二年他便创办了国立编译馆，组织人才翻译外国名著，以使国人了解西方文化。并于1933年1月底，在行政院会议上提议设立国立中央图书馆，决定首先选印《四库全书》中的无刊本等部分，交商务印书馆办理。2月又提议设立国立中央博物院。

对于教育制度的改革，朱家骅认为，高等教育“应求充实，勿事铺张，必须提高研究学术之程度，并注意于实用人才之培养”。中等教育“应切合社会需要，救济国民生计”。同时，“对于成年文盲之允斥，须力谋扫除”。他提倡学术自由，提携年轻后进。为促进中国教育制度的现代化，朱家骅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和章程。制订了《中学法》、《小学法》和职业教育、师范教育法规，制定了中小学课程标准。为扫除文盲，除推行四年制义务教育外，还发起识字运动，即义务教育的“短期小学”，主要对象为10岁到16岁的失学儿童，每天上课两小时，限定认识1500字，一年毕业。同时积极主张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从1933年夏天开始，每年举办一届留英学生考试，连续举办九届，选拔培养了不少人才。

抗战爆发后，北方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有的停办、有的紧缩，南下的专家学者生活发生困难。为了保护国家人才，朱家骅立刻安排人在云南大学、重庆大学、广西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大学等处分设讲座，为教授们安排教席。同时另设科学研究补助金，使青年科研人员能够继续从事研究工作。

战乱中，朱家骅不仅对学术研究人员加强保护，对国家文物同样珍爱有加。1937年11月在浙江省主席任上，正值杭州混乱，守土无计，局势危急之时，朱家骅得知存放在南京朝天宫的1万多箱故宫文物因经费不足而无法迁移，他立刻电呈蒋介石，请求蒋介石责成相关人员火速抢运西撤，无论如何要保住这批国宝珍品，运费可由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紧急垫付。

蒋介石接电后，即令侍从室调集卡车帮助搬运，同时令交通部次长于飞鹏准备轮船，发动文教人员，将1万多箱文物抢运到后方，寄存在贵州安顺、四川乐山及峨眉三处，使一大批珍贵文物免于落入敌手，为国家保存了一批稀世珍宝。后国民党溃败逃往台湾，在朱家骅的指挥下，这批文物运往台湾，现珍存于台湾雾峰。

1943年2月，一位画家在敦煌千佛洞临摹壁画。这些壁画是一层一层画上去的，而这位画家则画一层后剥去一层，任其如此临摹下去，千佛洞里的北魏、唐、宋、元、明、清历代壁画将全部毁于一旦。有人将此事报告给朱家骅，朱家骅立刻写信给当地专员公署，请其立刻加以制止，使国家重宝得以保全。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朱家骅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主持召开“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根据朱家骅的意见，国民政府对教育颁布了一些宣言和法令。但由于蒋介石热衷于内战，教育经费奇缺，致使教育事业支离破碎。全国各地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兴起后，朱家骅于南京、北平、天津、东北等地间忙于奔波压制，但终无济于事。

1948年冬，平津解放在即，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统治已呈崩溃之势。朱家骅经请示蒋介石后，组织指挥把故宫、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北京图书馆的文物、书籍运往台湾，计有文物4000余箱，中央图书馆的重要善本书籍600多箱，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书籍400余箱，运往台北。同时他与傅斯年接洽，请傅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为中央研究院迁台做准备，同时收容国内各地的重要教授迁往台湾。

朱家骅与中央研究院，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与历史渊源。早在1928年，他便协同蔡元培参与筹备创办中央研究院，并受蔡元培委托，于当年4月协助傅斯年在中山大学内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文研究所。该院在南京成立后，朱家骅拨过一些庚子赔款予以资助。

1936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请朱家骅兼任总干事，实际上负起领导责任。1940年蔡元培病逝后，朱家骅接任院长，自此长达18年之久。任内，他组织了中央研究院的数次迁移，从抗战爆发迁到后方，到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上海、北平，颇费周折。但由于组织有序，指挥得力，所用人员尽职尽责，各所的仪器、图表、设备、资料等均没受多大损失，也使得科学家在艰苦环境中仍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中央研究院是全国最高科研机构，在朱家骅的悉心保护和操持下，该院到1948年即拥有了14个研究所，尤其是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原子能研究。朱家骅于1948年3月主持了院士选举，共推选数理、生物和人文三组院士81人，再由院士推选院士评议员32人，报请蒋介石批准聘任。这批院士集华罗庚、李四光、竺可桢、茅以升、郭沫若、吴大猷等全国第一流学者。至此中央研究院功能齐备，机构健全，不能不说是科学界一大幸事。

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虽经朱家骅奔走，但研究院未能悉数迁台，朱家骅赴台后即全力重建研究院，此乃后话。朱家骅身后留下的值得称道的地方也与此有关，可谓他一生的闪光点。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国民政府迁往广州，朱家骅在广州当上了阎锡山内阁的行政院副院长。4月25日，朱家骅夫妇与居正夫妇及其家人，同坐建国号飞机逃往台北。

◇触蒋大忌，赴台后遭冷落

1950年3月6日，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通过阎“内阁”总体辞职，3月15日，随着阎锡山在一片非议中卸任，朱家骅也结束了为期9个月“行政院副院长”一职。随后，朱家骅被聘为“总统府资政”。以后长期担任这一荣誉虚职。国民党改造运动结束后，朱家骅与大多数靠边站的大陆时期国民党高官一样，也被被蒋介石任命名为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远离了国民党权力中心，朱家骅还担任着其他一些社会职务：“中央银行董事”、“中德文化协会会长”、“留德奥瑞同学会会长”、“中韩文化协会理事”、“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朱家骅已经失宠于蒋介石，但他仍旧倾尽全力去恢复“中央研究院”。在国民党撤离大陆前，朱家骅就曾计划将“中央研究院”全部迁往台湾，他奔走游说，历尽辛苦，但终因时局动荡，人心浮动，交通困难，经费太差而末得如意，大多数研究院院士因国民党的腐败而选择留在大陆，所以最终迁台的“中央研究院”人员稀少，只有历史语言和数学所两所，这让朱家骅大为失望，且一筹莫展。

迁台之初，台湾政局混乱，国民党政权不稳，军民100多万亟待安置，而当时台湾的经济处于战后待兴之际，“政府”财政状况之恶劣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朱家骅想要争取经费重建“中央研究院”这样一个学术机构，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为此得罪前后两任“行政院长”后，“中央研究院”不得不裁员，最后名额只有58人，每月经费2.8万元，折合美金不过2000元。院中除历史语言所、数学所少数高级研究员因在台大教书可以住进较大的宿舍外，其他的大部分人员住在杨梅火车站的民宅，生活十分艰苦。

1953年，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逐渐稳固，台湾经济也逐步复苏，各项改革新政开始着手进行。朱家骅看准时机，四处奔波，担负起筹措经费、找寻院址、购地建屋、规划学科、创办刊物等使“中研院”起死回生的重任。

在朱家骅的努力下，1954年，“中研院”在台北南港重建成功，“中研院”总算有了新的根据地，住在杨梅火车站附近的“中研院”人员也得以正式迁入南港的新宿舍。不仅陆续重建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三研究所，并于1955年2月增设近代史、民族学两研究所。之后，研究院的工作逐步走入正轨。

建设“中研院”根据地所用的经费大部分是由朱家骅从“政府”争取到的拨款，还有胡适在美国申请的中华教育基金5000美元，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1万美元。但恢复各个研究所仅靠这些钱是不够的，于是朱家骅想到了中英庚款。中英庚款基金董事会曾购买美国救国公债20万美元，由董事会委托华美协进社代存，预备用来做留英公费生转学美国的费用，有些机构团体想变更这笔款项的用途，从这笔款项里得到补助，都被朱家骅拒绝了。在“中研院”请款困难，几个计划的经费无处落实的情况下，朱家骅便想到用中英庚款的最后尾数来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

1957年4月2日，朱家骅召集并主持了中断多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和院士评议员会议。但在时隔不久的8月20日，一向健康无恙的朱家骅却因“病”递交辞呈，10月辞去了“中研院长”。对于朱家骅的辞职，台北官方也对此发布消息称：“朱家骅因近来体弱多病，向‘总统’恳辞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而蒋介石“慰留不得”，只好“准予辞职”。为了“体念”他这18年来的“工作成绩”，特地给予朱家骅“明令褒奖”。

11月，“中央研究院”第三届评议会第二次会议投票推举胡适等人为“院长”候选人，后经“总统府”批准，胡适出任“中研院”院长。

而对于朱家骅的因“病”辞职，人们疑窦重重，朱家骅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之奋斗多年的“中央研究院”刚刚恢复，他本人便因病辞职，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个说法。

然而事实上，朱家骅丢官的确另有原因。早在8月初的一天，蒋介石夫妇闲暇之余到郊外散心，经过南港“中央研究院”时，便想进去巡视一下。当蒋介石看到从南港到研究院的柏油马路尚未铺好时，就已面露愠色，因为此事是他指示要省政府办的，却拖延至今未办。当蒋介石走进“中研院”里一看，立刻暴跳如雷，“中研院”里非但没有半个人影，而且屋里摆设凌乱不堪。蒋介石立刻责问“中央研究院”的看管人员，得知朱家骅经常几天不露一次面后，蒋介石一气之下拂袖离去。

回到“总统府”，蒋介石立刻找来朱家骅来训斥一番，恰巧有关机关来报告“中英庚款教育基金会擅自挪用美金20万元一案”，而该基金会的负责人正是朱家骅，如此两案并发，朱家骅也只好以“体弱多病”为由请辞。

1962年胡适去世后，“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就一直悬缺。后来“中央研究院”评议员票选吴大猷、王世杰、朱家骅三人为院长候选人，承报蒋介石请其裁定。而三人中，朱家骅的票数最多，而吴大猷无意返台，但蒋介石却圈定了票数最少的王世杰。

有人说这是因为朱家骅的靠山戴季陶已死，而王世杰却有陈诚的支持，朱家骅自然争不过王世杰。

对此，李宗仁说：“朱家骅在当时党人中算是比较识大体的一位……为着维持‘银元券’，他曾两度飞台，向蒋请示，拟运一批银元来穗。此举可说纯为大局着想，远非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所能及。然朱家骅可能因此而触蒋氏之忌，嗣后在台几度遭蒋的为难。”李宗仁的话不无道理，蒋介石在大陆败亡前夕退隐后，对代总统李宗仁大拆其台，对给予李宗仁支持的官员怀恨在心，当初吴铁城就因帮李宗仁奔走引起蒋介石强烈不满，后吴铁城劝蒋介石出国，以为李宗仁代总统争取美援，被蒋介石大骂“忘恩负义”，吴铁城最终因蒋介石的怒骂并被赶出“总统府”，不堪忍其辱而羞愤身亡。

1962年2月24日下午，朱家骅最后一次参加“中研院”院士会议，选举新院士。是年70寿辰设立了“朱家骅先生奖学金”，然后凄凉告退，从此不再过问政事，赋闲在家，颐养天年。

此外，朱家骅还有一个重要民间团体的职务——“联合国同志会中华民国总会”会长，该组织的前身是国际联盟同志会中国总会。朱家骅于1936年被选为会长，“二战”后，国际联盟解散，联合国成立，原有的国联中国总会改为联合国中国同志会，朱家骅仍被选作会长，同时当选联合国同志会世界协会名誉会长。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该会在朱家骅的主持下出版了多种刊物。其中大陆杂志社是朱家骅创办、主持于1950年7月15日，直到朱家骅去世的十几年中，该杂志是中国出版的学术水准较高的刊物，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另外，该会每月都会举行两次学术研究座谈会和国际政治时事座谈会，会上都会聘请中外著名学者、政治家做演讲。从1950年到1962年12年间此类座谈会共举行了383次，其精彩内容都刊登在《大陆杂志》上。

◇一生清廉，晚年生活贫困

朱家骅的家庭并不美满，自幼便父母早逝，由兄嫂抚养长大，兄弟姊妹八人中，也只有四人活了下来。但其嫂嫂陈氏1928年去世，一年后其兄朱祥生相继去世。之后，朱家骅肩负起抚养和教育侄儿侄女的责任，并于1948年4月15日，选在自己生日这天，为侄儿朱国勋和钟萃兰主持了婚事。

朱家骅先后两次结婚，元配夫人程亦容系吴兴人，小朱家骅6岁，是朱家骅大哥同事周党的外甥女。由周党牵线，两人于1913年相识，次年1月即订婚，两个月后朱家骅赴欧洲留学，直到1917年初才回国，当年8月与程亦容在北京结婚。婚后第二年朱家骅再度出国留学，与程亦容一同前往欧洲。

在此期间，程亦容因子宫外孕开刀，失去生育能力。程亦容精通法语，擅长钢琴，性格活跃，耐不住寂寞，与朱家骅性格颇多不合。从欧洲回国后，两人间渐生龃龉，以致屡有摩擦。抗战期间，程氏拒绝跟随朱家骅赴汉口、重庆，而是独自一人避居香港。其间朱家骅多次赴港接程氏去重庆，都被程氏拒绝，以致在香港闹得满城风雨。在这种情况下，两人以离婚告终。

到台湾后，朱家骅在台北与王文渊女士结婚，王氏未曾生育，以致朱家骅一生膝下无子。朱家骅去世时，王氏按照朱家骅的遗命宣布以侄儿朱国勋为继嗣。

朱家骅为官清廉，一生无积蓄，赴台后生活非常窘迫，甚至无钱治病。1953年朱家骅染病住院，须开刀手术，因付不出医疗费，不得不请求亲友帮助，最后多半医疗费由友好旧属捐献。1958年朱家骅再次吐血病倒时，也是得到旧属好友的捐助才得以渡过难关。

有个旧属送给朱家骅一辆旧车，朱家骅也十分感动，对旁人说：“老了，废了，无力买车，只好坐朋友赠车，而这位朋友过去从来没有直接接受过我的好处，现在还以车相赠，真令人感念。”

朱家骅的体质其实一直不错，但是因为工作太忙，应酬多，生活无规律，导致后来健康出现问题。朱家骅的秘书高廷樟说：“朱先生任交通部长同时也兼任教育部长半年之久，才由王雪艇部长继任。交通部单位很多，事情很繁，朱先生每天早上到党部或行政院参加会议，开完了会，到部里头处理公事，时间总不够。部属中午下班休息了，他还是不能离开而仍要在部里办公，下午也往往有些会议需要参加。回到部里的时候，总是在4点钟以后。”朱家骅本人也说过：“我从政以来，以公务羁身，责任心重，疏忽了家庭温暖，只怪自己。”

朱家骅酒量很大，据他自己说，年轻时一餐一瓶白兰地不成问题。这导致了1937朱家骅任浙江省主席时的胃溃疡和胃出血。1953年2月，朱家骅又患十二指肠出血。1955年朱家骅应邀赴韩国访问，回程经过日本，在东京时忽感嘴巴不灵活，说话不利索，诊断结果为轻微脑出血。自此以后，朱家骅成了医院的常客，经常在台中谷关一带休养。

朱家骅对秘书说：“不意我的体力一衰至此，要想恢复健康，恐怕很难了。但愿再有十年，一能亲见反攻复国，二能看见人类登上月球，三能看见教育学术界有更大的成就，我就满意了。”

1962年，朱家骅又出现心脏扩大和血管硬化等症状，行动变得迟缓起来。1963年元旦上午，朱家骅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总统府”两次新年团拜，下午及1月2日出门拜会好友，3日上午到“联合国同志会”办公，总干事方志懋见他气色不好，曾劝他回家休息。

下午，朱家骅做例行按摩，按摩半小时后感觉身体有些不适，便停止按摩上床休息。一小时后感到胸闷气短，下床走了一小段路就喘息不止，家人忙扶他坐下，并端来一杯水。朱家骅刚喝下水就觉喉部堵塞说不出话了，接着头部垂下失去知觉。

1月3日下午4时50分，朱家骅溘然离世，终年70岁。朱家骅去世后，蒋介石亲临吊唁，特赠“怆怀勋硕”挽额。5月15日，朱家骅遗体安葬于阳明山公墓。

朱家骅身后将个人档案捐献“中央研究院”成立的《朱家骅先生档案》，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为纪念朱家骅，台湾当局专门出版了《朱家骅先生逝世纪念册》，设立朱家骅先生寿辰奖学金。“中研院”自1972年起每年于朱家骅诞辰前以其名举办“朱家骅院长讲座”，以纪念朱家骅对“中研院”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