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胡宗南（1/1）

“西北王”败退台湾谁之过

作为蒋公门生，胡宗南第一个当师长，第一个当军长，第一个当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并身为复兴社领导骨干，“十三太保”之一。在反共中发迹，却屡屡成为共军手下败将，号称“西北王”，却丢了西北丢西南。败退台湾后遭弹劾，抑郁而终。

姓名字号：胡宗南 字寿山 原名胡琴斋 化名秦东昌

籍 贯：浙江镇海（今宁波市镇海区）

生卒年月：1896年5月16日—1962年2月14日 卒年66岁

毕业院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军 衔：陆军二级上将

最高军职：战区司令长官、“剿总”司令

生辰八字：丙申 癸巳 戊辰 丁酉

属 相：猴

命 相：基础安定，成功运佳。

财利名誉俱得并大发展之势，

然中途顿挫，晚年呈颓败之势。

个人爱好：书法。

家世：

父亲——胡敷政，字际清，是国学生，妻子王氏是镇海县小巷人，胡宗南是他们唯一一个孩子。后王氏病逝，续娶吴氏。后吴氏去世，再娶章氏。

兄弟姐妹——二弟胡仲（吴氏所生），三弟胡琴宾（章氏所生）。

1904年——入私塾读书。

1909年——考入县立高等小学。

1912年——入湖州公立吴兴中学。

1924年——考入广东黄埔军校。同年，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教导第一团第三营第八连任少尉见习官。

1925年——任机枪连连长、第一师第一团第二营营长。

1926年——任第一军教导师第二团第二营营长、第二团团长。

1927年——任第一军第一师少将副师长兼第二团团长。同年，任第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

1928年——任陆军第一师第二旅少将旅长。

1929年——任陆军第一师第一旅少将旅长。

1930年——任陆军第一师代理师长。

1931年——任陆军第一师中将师长。

1935年——任“剿匪”第三路第二纵队司令官、陆军中将、“西北剿匪”第一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同年，任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督察委员。

1936年——任陆军第一军军长。

1937年——任陆军第十七军团军团长。

1938年——兼任陆军第二十七军军长。

1939年——任陆军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1942年——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1944年——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1945年——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同年，任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陆军上将。

1946年——任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

1947年——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1949年——兼任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

1951年——任“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

1952年——任国民党第七届中央评议委员。

1953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上将顾问。

1955年——任澎湖防守司令部司令官。同年，任“陆军二级上将”。

1957年——任国民党第八届中央评议委员。

1959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1960年——任“国防研究院院务委员”。

1962年——逝世，卒年66岁，追晋为陆军一级上将。

◇蒋公门生第一师起家

胡宗南作为“天子门生”、蒋介石的小老乡，在黄埔生中创造了多个第一。但是他的从军与投笔从戎却有着双重的偶然。

胡宗南祖籍浙江省镇海县，7岁时随父亲迁居于浙江省孝丰县。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胡宗南自幼勤勉好学，8岁读私塾，熟习“四书”、“五经”，13岁时考入县立高等小学，16岁升入湖州公立吴兴中学，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吴兴中学毕业。毕业后回到县立高小教书。从教4年后，在竞选校长中因是过江人（即钱塘江以东的客籍人）而败于祖籍孝丰的竞争对手，加上对父亲包办婚姻不满，负气出走上海，在一个同学家里寄人篱下。时值广东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无所事事的胡宗南看到招生消息，萌生了投笔从戎的念头。

1924年2月，胡宗南南下广州应考黄埔军校，却在体检中被淘汰。胡宗南身高不足一米六，检查官认为他缺乏做一名革命军人的体魄。被拒之黄埔门外后，胡宗南暗自伤心，一个人在校门口徘徊良久，正巧被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进门时发现。问明情况后，廖见他投军心切，便亲笔写了一张便条交给他，便条上写着：国民革命，急需大批人才。只要成绩好，身体健康，个子矮一点是不应该不录取的。在廖仲恺的帮助下，胡宗南顺利参加了考试并被破格录取，编入军校第二大队四分队。

1925年春，胡宗南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被分派到教导一团三营八连任见习少尉，旋即随黄埔学生军参加第一次东征。其间的棉湖战役，是胡宗南参加的第一次大规模战斗。在此次战斗中，他指挥两挺机关枪掩护学生军作战，表现英勇机智，以军功晋升上尉连长，不久晋升第一师第二团第二营副营长。

10月，在第二次东征的河婆战役中，胡宗南亲自率领第六连李铁军部夺取制高点，粉碎敌人围歼国民党东征军的阴谋。两仗一打，胡宗南名声大振，当时的第一师师长何应钦升任他为第一团第二营营长，校长蒋介石也开始了对这个矮个子军人的注意。

第二次东征结束后，胡宗南营驻扎汕头，军务之余，他在所部带头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该学会是受戴季陶主义影响，在蒋介石的暗中支持下组建的。实际是借孙中山之名，行反对国共合作之实，其主要活动便是反对黄埔军里以共产党和共青团为主体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胡宗南热衷在所部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表明了他的反共立场和决心，极大地讨好了蒋介石。蒋介石发现这个门生效忠自己，善解“朕”意，铁心反共，对他倍加重用。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胡宗南所在部队集结株洲，担任中路军总预备队。此时，胡宗南已是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上校团长，先后率部参加了武昌、南昌等战役，又东出浙江，攻占杭州，进驻上海。

其间，南昌城郊牛行车站一仗打得尤为漂亮。1926年10月，北伐军第二次进攻南昌，胡宗南奉命率部攻打南昌城郊牛行车站。孙传芳派军长李彦春率2万人死守，胡宗南久攻不下，后来设计火攻，在牛行车站周围堆上大量柴草，洒上汽油与辣椒。柴草被点燃后，带着辣味的浓烟笼罩了整个牛行车站，守军跳出工事乱窜，胡宗南立刻指挥机枪扫射，以一个团的兵力打败孙传芳的一个精锐师，俘虏军长李彦春及手下官兵8000多人，迫使南昌守军开门投降。之后，胡宗南又作为先锋，率部追击残敌，俘虏敌人近2万。

1927年5月，胡宗南升任第一师少将副师长兼第二团团长，成为黄埔学生中跨入少将军衔第一人。胡宗南从军三年，便成为当时国民党军中为数不多的高级将领之一。在此后的二次北伐中，胡宗南又率部打过不少硬仗。在8月的龙潭战役中，胡宗南率第一师从杭州赶来参战，于31日攻占了孙传芳的司令部所在地。

11月，刘峙的第一师攻打津浦线的蚌埠时，北洋军采用铁甲车掩护作战，使第一师伤亡惨重。胡宗南率第二团在炮火掩护下，用铁锹、镐头刨去铁轨，导致敌军铁甲车瘫痪，随即击毁直鲁联军白俄雇佣兵的装甲车队，保证了刘峙的第一师顺利占领军事要地蚌埠。此战后，刘峙升为第一军军长，胡宗南升任第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至此，胡宗南成为黄埔系中第二个师长，另一人是后来担任过他的副手的范汉杰。但在中央军嫡系中，胡宗南为第一人。

1928年8月，蒋介石为夺取中央领导权，提出“统一军政”、“编遣裁兵”的主张，企图削弱各地方势力，培植以黄埔系为核心的“天子禁卫军”。蒋介石装模作样的带头裁军，胡宗南的二十二师名义上被取消，实际上改为了第一师第二旅，胡宗南改任第二旅少将旅长，移驻徐州北部整训。同时，胡宗南也成为了蒋介石着重培养的干将。

11月，蒋介石亲莅徐州第一师校阅，胡宗南的第二旅被誉为“模范旅”，其所属第三团受阅成绩名列全国第一。为了嘉奖勉励胡宗南，蒋介石特令第二旅团长以上军官赴南京其官邸，亲自接见训话，予以勉励。宋美龄也出来与众军官一一握手，以示礼贤下士，令所有军官受宠若惊。此种荣誉在国民党军界仅此一例，可谓空前绝后。

在1929年3月蒋桂战争中，胡宗南率第二旅作为先头部队，由徐州直抵黄陂。由于桂系驻武汉的李明瑞师倒戈，李宗仁于仓皇之中率部西撤，桂军以失败而告终。蒋介石闻讯乘舰直赴武汉，胡宗南随即率第二旅进驻汉口，保卫蒋介石。不久第一师扩编，胡宗南的第二旅改为第一旅。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之前，第一师由武汉调防徐州，胡宗南所部兵过浦口时，全旅连级以上官佐奉命在孙中山陵园集合，蒋介石亲自召见训话，奖勉备至。5月中原大战爆发后，第一师师长刘峙调升第一路总指挥，副师长徐庭瑶代理师长。不料在陇海路的野鸡岗战斗中，徐庭瑶右臂负伤，胡宗南暂代师长。胡宗南率领第一师在菜油坊等战役中表现出色，蒋介石随即决定将第一师正式交给胡宗南。胡宗南不负蒋介石厚望，沿陇海线迎击冯玉祥的主力部队，打出了第一师的威风，使得彪悍善战的冯玉祥的干将孙良诚不敢与之正面接触。

11月中原大战结束，胡宗南晋升第一师中将师长。胡宗南深刻领会蒋介石蓄意培植黄埔系少壮派的意图，从此大肆扩充亲蒋势力。他首先对第一师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第一师本是刘峙的发迹之地，有不少军官是保定军校毕业生，与刘峙关系密切。胡宗南毫不客气地大加清洗。经过多次整顿调整，第一师团以上的军官很快成为清一色的黄埔出身，保定军校出身的军官被清洗一空。而中、下级军官，由于连年混战伤亡极大，随时补充的也多为后期的黄埔学生。这样，胡宗南以第一师为基础，逐步形成黄埔系中的“少壮派集团”。

◇抗日战场上调转枪口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胡宗南忠实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对日本侵略者拒不抵抗，而是调转枪口，对红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1932年5月，蒋介石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胡宗南的第一师被编为右路军第三纵队，参加“围剿”大别山的红四方面军，经桐城、舒城，攻克六安、霍山两县。胡宗南乘红军兵力分散之机，将红军第十师和第十二师拦截包围在河口镇以东地区，使红军伤亡很大。河口镇一战，令蒋介石十分满意，称赞第一师“能攻会战”。

当红四方面军于6月向西北突围时，胡宗南与肖之楚、黄杰等率几十万大军尾追、拦截、围歼，与杨虎城部将红军压缩在漫川关。胡宗南扬言：“漫川关，就是红四方面军的坟墓。”不料，徐向前、许世友等几经拼杀，竟突破防线，冲出重围，然后翻山越岭，经汉中盆地进入四川的大巴山地区。胡宗南率部穷追不舍，一直追了三千里，到了川陕鄂边界。

正当胡宗南准备穿越大巴山入川“剿共”的时候，四川的大小军阀做出来强烈反应。四川历来军阀林立，各自为政，岂容中央染指，因此拒绝中央军入川，夸口红军问题由他们来解决。而事实上，连国民党精锐部队都消灭不了的红军，川军又奈何的了。红四方面军乘机又在川西北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胡宗南进退两难，只好将部队移驻陕西汉中一带。

此后，胡宗南“围剿”红军屡屡受挫。当红一方面军长征到川北，胡宗南匆匆赶到松潘地区阻击，摆出一副合击的架势。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指挥下，略施小计，便把胡宗南搞得晕头转向，处处挨打，不仅部队伤亡过半，甚至连胡宗南本人差点被活捉。其间驻扎甘谷时，胡宗南与参谋长于达住在一座北向阴晦的小庙中，冬天寒风凛冽，胡宗南因此患上腹痛病，蒋介石得知后，特派其黄埔一期同学冷欣偕医生飞往陕西，并特批胡宗南一个月病假，回南京治疗。

尽管胡宗南“围剿”红军战果寥寥，但他如此卖命，深得蒋介石宠信。1935年11月，胡宗南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督察委员，标志着黄埔系势力开始进入中央决策机构。次年4月，胡宗南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中央督察委员兼中将军长，对其他黄埔学生来说，尚是几年以后的事。

升任军长后的胡宗南踌躇满志，野心勃勃，自以为能在其“清剿”的陕甘宁边区置红军于死地，到南京领取反共头功。但与胜利会师后的工农红军交锋数次，均损兵折将。其所部1936年11月20日侵占山城堡，不料钻进了红军的伏击圈。21日，红一师、红二师、红四师发起猛烈反击。经过一昼夜激战，胡宗南的两个团被全部歼灭。

山城堡一役，是胡宗南自“剿共”以来第一次遭受如此惨败，对其打击沉重。正当他再次准备向陕甘宁边区发起进攻的时候，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胡宗南联合一些黄埔系大将，发出通电，要求张、杨立即释放蒋介石，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胡宗南还积极推动戴笠赴西安勤王救驾。西安事变解决后，胡、戴二人俨然以功臣自居，蒋介石对他们更是大加褒扬。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蒋介石调集精锐部队，云集淞沪抵抗。胡宗南部奉命增援上海，先后在宝山、杨行、刘行等地抗击日寇。其间，胡宗南部扩充为十七军团，胡宗南升任第十七军团军团长，又创黄埔学生升官之纪录。

12月，第十七军团撤回关中，蛰伏在黄土高原上，招兵买马，扩充军队。名为扼守黄河河防，阻止河东、山西日寇，保卫大后方，实际上则是屯兵西北，执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封锁。当时重庆国民党政府通晓内幕的人都说：“胡宗南的军队是准备于抗战以后的，所以决不用于作战，俾能全力训练新军。”当然，抗战期间，胡宗南的部队也曾参加过几次战役，如1938年5月保卫开封之战，9月下旬支援信阳之战，1944年9月空运增援桂林、重庆，1945年4月豫西西峡口之战等。但在上述战役中，胡宗南都不是作为主力出战的。

尽管胡宗南打鬼子不多，但由于肩负特殊使命，所以倍受蒋介石青睐，平步青云，官运亨通，1942年，胡宗南又被提升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司令部设于兰州，司令长官朱绍良长驻兰州，实际徒有虚名，并不掌握实权。而两个副司令长官的司令部，一个设于绥远，为傅作义的副长官部；一个设于西安，为胡宗南的副长官部。

胡宗南的部队分布于陕西、甘肃两省，其势力向西远远渗入新疆、宁夏、青海。“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等部队虽不隶属于胡宗南，但也受其挟制。李延年的三十四集团军，陶峙岳的三十七集团军，范汉杰的三十八集团军，李铁军的二十九集团军，统归胡宗南指挥。当时胡宗南指挥的正规部队约40个师，连直属部队计45万人左右，且不包括警察、宪兵、地方团队和配属他指挥的空军部队。此外，归其领导的多所军事学校和训练班，人员也在5万左右。作为第八战区的副司令长，胡宗南的实权已大大越过一般司令长官之上，成为西北地区国民党最高统治者，赫赫有名的“西北王”。

胡宗南势力的发展壮大，与蒋介石在各方面的大力扶持是分不开的。首先在用人方面，蒋介石给予胡宗南最大限度的“人事权”。所属各集团军总司令的去留，大多由胡宗南做出决定，蒋介石对他的意见无不言听计从。所有军长、师长也是由胡宗南报请任命，有时甚至可以先由胡宗南发表任命，在报请加委。不隶属胡宗南的军师长调动，只要有胡宗南来电，蒋介石必定会批准。团长一级更是全由他直接任免。胡宗南要求调用的人，蒋介石有求必应。

为了造就一支“忠实于蒋，听命于己”的军队，胡宗南采取的干部政策是“黄、浙、陆、一”四个字。即：黄埔军校或陆军大学毕业、浙江人、第一师的老干部。保定、云南系的军官统统不要。在这个用人标准下，胡部的连排长大部分是第七分校的毕业生，营团长大多为中央军校毕业生，军师长则全部为“黄埔出身”，集团军司令更全部是黄埔一期生。在各级司令部的幕僚中，胡宗南安排了不少浙江老乡，在他的副长官部中，很多处长、科长都是浙江人。为使胡部有充足的军官来源，蒋介石还批准他在西北设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以及名目繁多的训练班，培养的学生多分配在胡宗南自己的军队中充任干部。国民党中央主办的军事学校毕业生，分配给胡宗南的人数总比分配给其他战区的多。

对于胡军的补给，也远远在其他国民党军队之上。武器弹药等各种军事器材，均要优先供应胡军，使胡军装备远远优于国民党一般军队。而胡宗南领取的经费更是数额庞大，要占全国军事支出的1/4。关中盛产小麦、棉花，胡军粮草、军服等补给也相当充裕。

在整个抗战过程中，胡宗南在关中“金屋藏娇”，养精蓄锐。但1944年蒋介石重新划分战区，任命陈诚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改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此项任命令胡宗南十分不快，原以为可以晋升司令长官，没想到反而成了陈诚的副手。

陈诚和朱绍良不同，朱绍良可以挂名司令长官，而陈诚则是蒋介石的大红人，来了就要掌实权。胡宗南一向只听命于蒋介石一人，对别人概不买账。于是，他秘密召开军师长会议，交代陈诚的一切命令、电令和调动令等，必须经胡宗南本人同意才能执行。安排好一切，不等陈诚到西安上任，胡宗南便以身体不好为借口，给蒋介石拍了个电报，称上华山养病去了。

陈诚与胡宗南都是蒋介石的心腹干将，他们各成一系，为在蒋介石面前争宠，相互攻讦，尤其陈诚与宋美龄的干女儿谭祥结婚后，更受蒋介石的宠信。陈诚为准黄埔系，其手握重权，深为黄埔系军政人员所不满。胡宗南与戴笠关系密切，两人对陈诚都有意见，就联合贺衷寒、邓文仪等黄埔系人员，内外夹击，竭力动摇陈诚的地位。

蒋介石为了平息黄埔系的愤怒，把陈诚的政治部部长和三青团中央书记长两个全国性的要职拿掉，使陈诚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受到一次不小的打击，陈诚气得胃病发作，对胡宗南等黄袍（黄埔）加身的人极为恼火。

当蒋介石在重庆划分战区时，陈诚请求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并点名让胡宗南当其助手，其本意便是要趁机压一压黄埔系将领的气焰。不料胡宗南的部队根本指挥不动，特别是胡宗南亲任过司令的三十四集团军，更是针插不入，水泼不进。气得陈诚到蒋介百面前告状。

1944年5月，日寇土肥原部集中了五六个主力师团12万人，向中原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原守军蒋鼎文、汤恩伯部队一触即溃，郑州、偃师、洛阳、渑池相继失陷，潼关告急，西安震动。胡宗南怕自己的老巢被端掉，慌忙下山，赶赴华阴指挥。他调集精锐部队三十四集团军和第一军，在陕州虢镇和豫西等地阻击日军。日军因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而主动溃退。对此，胡宗南大肆宣扬，吹嘘自己的部队，挽救了豫西和中原危局，并大张声势地为参战营以上指挥官记功晋级，传令嘉奖。胡宗南也因此更受蒋介石宠信。这一役，胡宗南出兵不多，损失不大，因时机凑巧，占了个大便宜，蒋介石因此改派陈诚为军政部长，胡宗南晋升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内战战场上一触即溃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胡宗南亲自到郑州接受无条件投降。由于胡宗南在抗战期间积极反共，“功勋”显著，10月3日被晋升上将军衔，10日被授予胜利勋章。使他成为黄埔学生中最早也是唯一一位在去台湾前就获得上将军衔的将领。

蒋介石在调兵遣将，做好全面内战准备之后，于1946年6月下旬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全面内战。胡宗南受命抽调主力部队，以“高度机动，急速围歼”的策略，企图一举消灭人民武装。面对强敌，中原人民解放军采取“立即突围，愈快愈好”的策略，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胡宗南在日记中哀叹：“此次剿匪计划完全失败。”

但骄横一世的胡宗南，不甘心失败，自以为他的第一师，全套美式装备，“天字第一号”的王牌军，所向无敌。9月初，蒋介石命令胡宗南进兵晋东南，与山西阎锡山部队配合“肃清”解放军太岳兵团。此次是胡宗南亲自出陕第一仗，其对手太岳兵团司令员是他黄埔第一期同窗陈赓。11日，胡宗南的“天下第一师”进占临汾，被陈赓、谢富治大军包围。晚7时，第一师正待宿营，突然枪声四起，未过12点，战斗已结束，这支“王牌劲旅”被全歼，师长黄正诚被俘。第一师的被歼，对胡宗南不啻当头一棒，它敲响了胡宗南军事集团走向灭亡的丧钟。

1947年2月，蒋介石因“全面进攻”屡遭失败，便集中兵力，改为重点进攻陕甘宁和山东两大解放区。严令胡宗南夺取延安。3月14日，胡宗南率部兵分两路，大举进犯解放区，并向蒋介石保证：“三日内拿下延安。”

胡宗南为保全面子，将被全歼的第一师又重新组建起来，并让他的第一师第一旅首先于19日进入延安城。但此时，中共中央出于战略考虑，已主动撤出延安。进入延安空城后，胡宗南组织作战参谋捏造战绩，上报国防部，电报云：“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敌五万余人，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蒋介石收到“捷报”后，由于求胜心切，将错就错，派出一帮御用记者，前往参观报道，杜撰不存在的事实，吹嘘所谓胜利。为此，蒋介石回电祝贺，并授予胡宗南二等大绶云麾勋章一枚。

胡宗南侵占延安空城后，始终侦查不出西北解放军主力的动向，而自己10余万军队的粮食弹药补给却大成问题。由于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和打击中共首领机关心切，胡宗南盲目派出两个兵团向延安东北方向和西北方向大扫荡，结果不仅无功而返，而且致使第三十一旅于3月25日在青化砭被西北野战军全歼，旅长李纪云被俘。

胡宗南认定解放军主力在延安东北方向，吸取青化砭失败的教训，采取国防部制定的“方形战术”，即将所用两个兵团排成数十里宽的方阵，行则同行，宿则同宿，向延川、清涧扫荡。面对强敌，西北野战军以少量兵力牵住敌人的鼻子走来走去，主力部队却潜伏在相反的方向待机。胡军的“方阵”爬山梁，睡草地，啃干粮，被拖得筋疲力尽。结果于4月16日在羊马河又遭西北野战军袭击，致使一三五旅被全歼，代理旅长麦宗禹被俘。

首败青化砭，再败羊马河，不仅使胡宗南两月内完成陕北“剿共”任务的计划破产，而且颓势一发而不可收。5月7日第一六七旅在蟠龙被全歼，旅长李昆岗被活捉，蟠龙基地的1000多匹骡马、4万多套军服、1.2万余袋面粉、无以数计的枪支弹药统统成为了解放军的战利品。8月22日，胡宗南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在沙家店全军覆没，师长钟松化装逃脱。10月4日至10日，守备清涧的整编第七十六师被全歼，师长廖昂被俘。至12月，陕甘宁边区大部分被解放军收复。

1948年2月下旬，解放军重兵包围关中的咽喉要地宜川，胡宗南急令刘戡率二十九军支援，行至瓦子街时，便遭伏击，两天激战，整编第二十九军被全歼，中将军长刘戡见战无援兵，退无后路，逃无出路，老本拼光，回去也不光彩，于绝望之中“自杀成仁”了。此战失败，对胡宗南心理平衡影响极大，实力远在一般国民党军队整编二十九师被解放军消灭的事实，使胡宗南再也不敢和解放军对阵，在以后近两年间，他碰到解放军便躲来闪去，摆出打的架势，却乘机一走了之。4月21日，胡宗南率部撤出延安，延安解放。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攻占太原，胡宗南慑于解放军的强大攻势，担心华北解放军渡过黄河，与西北野战军会师，将他消灭，开始做着逃跑的打算。5月16日，第一野战军一、二兵团直逼咸阳，第十八、十九两个兵团从潼关、韩城处渡过黄河，向西安靠拢，胡宗南完全乱了方寸，不顾蒋介石“死中求生”的谆谆教诲，未经代总统李宗仁同意，便于5月18日仓皇撤出盘踞10多年的老巢——西安，躲进秦岭，准备将第一军、第三十八军等主力编为十八兵团，集结川北，以掩护国际补给线为由，开进云南，其他正规部队暂时留驻四川，一旦形势紧张，便在十八兵团的掩护和接应下，撤退云南，在滇缅边境建立反共基地，等待国际局势变化，以图东山再起。

1949年夏秋之际，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南部诸省，开始向西南进军。蒋介石亲赴重庆指挥，企图固守四川，做最后挣扎。蒋介石没有料到人民解放军进军如此神速，在解放贵阳后，即西出泸州、毕节，切断了成都国民党军窜往西康、滇西的逃路。同时又在川东击溃宋希濂、罗广文部，直逼重庆。坐镇重庆的蒋介石吓得仓皇逃往白市驿机场，并电令胡宗南派第一军前来保驾。胡宗南正准备将第一军偷运滇西，打通滇缅路，逃脱被解放军歼灭成都平原的命运。蒋介石要调第一军去重庆护驾，心里很不愿意，但又不敢抗旨不遵，只好命令第一军星夜驰援。

11月28日，胡宗南由汉中撤往成都。翌日，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一些成员从重庆逃往成都。随着四川将领刘文辉、邓锡侯联名通电起义，蒋介石于12月10日逃往台湾。胡宗南多次电呈成都突围计划，蒋介石都不予批淮，胡宗南无计可施，只好坐以待毙。12月18日，解放军已兵临城下，蒋介石才勉强批准了胡宗南的组成两大兵团、“东打西进”的突围计划，但要求胡宗南亲自指挥突围。而此时已情况危急，胡宗南为保全性命，已无暇顾及蒋介石的旨意，于23日丢下部队，私自乘飞机逃离成都，留在四川的胡部三个兵团全部战场起义。

胡宗南弃师潜逃，原本打算直飞西昌的，无奈天气不好，只好转飞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机场。蒋介石对胡宗南历来偏袒，这次听到胡宗南独自逃命，真是动了火气，要将其查办。好在顾祝同从中斡旋，蒋介石才同意胡宗南再回西昌，保证坚守三个月，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戴罪立功，否则休想去台湾。

为笼络胡宗南，使之为蒋家王朝守住大陆上最后一个据点——西昌，12月28日，蒋介石又致函加以抚慰，称：“此时大陆局势系于西昌一点，而此仅存之点，其得失安危，全在吾弟一人之身，能否不顾一切，单刀前往，坐镇其间，挽回颓势，速行必成，徘徊则革命为之绝望矣。务望发扬革命精神，完成最大任务，不愧为吾党之信徒，是所切盼！”

此时胡宗南手下将领已非降即逃，余下的残部也是人心惶惶，兵无斗志，将无信心。解放军一旦挥师西进，休说三个月，即使三天亦难以坚持，怕是不等兵临城下便望风而逃了。胡宗南明知事不可违，但蒋介石的命令怎敢不从，只要硬着头皮，于12月30日飞赴西昌。西昌是西康省东南数十公里的一个小盆地，四周多深山高谷，为彝族聚居区。胡宗南飞抵西昌机场时，迎接他的只有其嫡系第一师团长朱光祖部的零落队伍。

也许是天不灭胡，胡宗南竟然坚守到了1950年1月底，3个月的期限已满，国际形势并未发生什么明显变化。但西昌是蒋介石统治大陆的最后一点象征，蒋介石岂肯轻易放弃。为了给胡宗南打气，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和蒋经国秘密飞往西昌，以手函指示胡宗南：“云南情况变化之后，西昌当更艰难，最近如将台北军火配运西昌为可能之事，如匪攻台湾，余必与台湾共存亡，而决不出国。”胡宗南在回函中表示：“此间情势至为艰危，但如能在2月15日以前空运1个师之武装、弹药到西昌，则大陆据点，西昌局势仍在可为。”但蒋介石已无力提供1个师的兵力了。

3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兵分两路，渡过金沙江，向西昌挺进，胡宗南自知力不能敌，开始准备秘密逃跑。3月26日，解放军兵临城下，将西昌团团包围。胡宗南将剩余6万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参谋长罗列，自己偕心腹十余人，偷偷乘飞机经过海口转逃台湾，所留残兵败将很快被解放军消灭，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被彻底消灭。

◇逃台后成了众矢之的

在3月27日，胡宗南从西昌逃到海口的当天，台北政府即明令裁撤“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调任胡宗南为“总统府战略顾问”。至此，胡宗南已经一无所有，没有兵马，没有地盘，只剩下这么一个有名无实的虚衔。胡宗南心灰意冷、精疲力尽。他在台北办完公事后，就到台湾东部的花莲海滨休养。这里背山靠海，环境清幽，实在是修养身心的圣地。

但是，安静的日子没过多久，一项对他的弹劾文章见诸台湾与香港的各大报端，一时间舆论大哗，谴责声铺天盖地，一种压人的气势向胡宗南袭来。原来，台湾政府当局中的许多人不肯放过胡宗南，认为是胡宗南丢失了西北、又丢失了西南，要求追究胡宗南的责任，惩办丢失西北、西南的罪魁祸首。紧接着，1950年5月上旬，台北政府“监察院”中72岁的陕西籍委员李梦彪领衔，联合了46名“监察委员”，联名向“监察院”提出对胡宗南的弹劾。港台各报刊出的对胡宗南的弹劾文章，便是李梦彪等人将弹劾文分别投发的。

与此同时，台湾国民党政府正在开展一场“整肃失职军政官员”的运动。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在胡部任过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的李延年，在任福州绥署副主任时因失守平潭岛，与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一道，被蒋介石以“擅自撤退，有亏职守”下令扣押，交付“军事法庭”审判。一时间，台湾岛上杀气腾腾，风声鹤唳。在这种情况下，胡宗南读到李梦彪的弹劾文后，吓得大汗淋漓，立刻从花莲休养地赶回台北，借住在锦州街汤恩伯的家中。

此时，胡宗南的一些亲友故旧、幕僚下属也都在四处活动，托人找关系为胡宗南消灾解难。有人找到李梦彪等提案人，请求为其撤销原案。但李梦彪不但不买账，而且因上门求情者众多，不胜其烦，干脆写了一张纸条贴在其住室的门墙上，曰：“贵客光临，如有为胡宗南作说客者，请缄尊口，以免鄙人开罪”。

此路不通，只好另辟他径。他们想到以民意代表对民意代表，并说动一些“立法委员”，由颇有声誉且是律师出身的江一平领衔，声称有张鸿烈、刘暨、许绍棣等108人署名，联合上书蒋介石与陈诚，为胡宗南“辩诬”，列数了胡宗南种种艰难和业绩，把胡宗南这个丧师失地的败军之将美化成一员忠勇奋发、功勋卓越的有功之臣，要求“行政院”爱惜人才，免其议处。陈诚在大陆时期虽与胡宗南争宠夺势，嫌隙甚深，但此时对胡宗南并未落井下石，而是与蒋介石商量后，将弹劾案交“国防部”处理。“国防部”则采取“拖”的策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得出四个字结论：应免议处。

至此，胡宗南总算躲过一难，悬挂已久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而决定胡宗南命运的自然是蒋介石，作为“天子”门生加浙江籍老乡，蒋介石念胡宗南大陆时期的颇多战功及对蒋介石的一贯忠诚，终于放胡宗南过了这一难关，但以往对胡宗南的恩宠已成为历史。

之后，胡宗南开始了赋闲在家无所事事的生活。第二年，1951年3月17日，胡宗南突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他去浙江省东南海中的大陈岛地区，整理指挥沿海游击部队，组建“江浙反共救国军”，并任命他为“救国军”总指挥。

原来，自1949年国民党军相继从苏南与浙江、福建等地败逃后，有为数不少的残兵败将与地方军队逃到了东南沿海的各岛屿上，开始时台湾当局对这些残兵败将没有重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情报机关得知国民党政府在中国东南沿海岛屿上尚留有一些游击部队，认为可以利用这些人来牵制中共力量，遂与台湾政府商定，由美台双方共同整理东南沿海游击部队。蒋介石之所以选中胡宗南去大陈地区整理指挥那些散兵游勇，主要原因有三：一为胡宗南作为军事将领，有整军经武的经验；二为胡宗南是浙江人，熟悉东南沿海的风土人情；三为胡宗南自赴台后，受挫折，遭弹劾，屡遭打击，如今赋闲一年，安排一个实际职务对其也是一种安慰。

于是，胡宗南化名秦东昌，前往大陈岛就任。胡宗南到达大陈岛后，住进盘踞该岛的三十六纵队司令王相义家中，其他随行人员住在财神庙，其中两间厢房草草布置了一下，就成了胡宗南的“总指挥部”。胡宗南首先对驻守各岛的游击部队进行调查整顿，传见各游击司令，又乘舰到各岛巡视部队，申明纪律。接着，他一方面向各部队供应从台湾运来的粮食、武器、装备，一方面派遣人员到各游击部队中“担任教官，协助训练，兼负思想考核之责，授以副署命令之权”，逐步控制了各部队的指挥权。

整编完部队，胡宗南便指挥部队在祖国大陆沿海地区发动攻击，袭占了南、北麂，并在突袭平阳县之金镇卫与福建沙埕港中得手。1952年10月，胡宗南又令冯龙为前线指挥官，率部对披山岛之南的寨头、鸡冠山、羊屿等岛发动攻击。冯龙指挥所部在各岛登陆后，与守岛解放军作战一日夜才退去。

战后，胡宗南向台湾当局报告此战获得大捷，并送了些缴获的解放军枪炮到台北，由“国防部”陈列在台北新公园博物馆，作为“第三届国军克难成果”展出。此次战役的前线指挥官冯龙被授予“五等宝鼎奖章”，还有45个官兵获选台湾本年度“战斗英雄”，胡宗南于1952年底被蒋介石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1953年1月，又被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任命浙江省党务特派员。

然而，胡宗南没能得意多久，随着朝鲜战争的逐步沉寂，中共加强了东南沿海的军事力量，1953年初，解放军发兵夺回鸡冠山，并在大小麂山设置炮兵阵地，每日轰击胡部控制的披山岛。胡宗南不甘心失败，亲自上阵，率部对大小麂山及其北面的羊屿岛解放军发动攻击，但最终以失败告终。1953年6月24日，解放军又占领了积谷山岛，积谷山岛距离大陈很近，对大陈的防守有重要的作用。积谷山失守后，蒋介石及台湾当局紧张起来，台湾岛上也议论纷纷，传言大陈也即将“陷共”。

7月初，台湾“国防部”正式撤销“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改设“大陈防卫司令部”，以刚从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学成归台的少壮派刘廉一中将出任大陈防卫司令，率正规军四十六师进驻大陈地区各岛。

胡宗南的“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被自动免职，他本人也结束了在大陈岛将近两年的军事活动，以失败而告终，调回台湾。胡宗南离开大陈后，国民党军队在大陈遭遇了更大的失败。

回到台北后，胡宗南仍任“总统府”战略顾问，不久奉命进入“国防大学”进修。尽管驰骋沙场大半生，忽然坐下来学习很不适应，但胡宗南仍然听从安排，认真读起书，于1954年2月以优异的成绩从“国防大学”毕业，然后在台北家中研究军政。

1955年8月，蒋介石数次召见胡宗南，胡宗南由于赋闲在家心情郁闷，趁机再三请求“为国效命”，蒋介石便任命他为澎湖防守司令官，驻守澎湖。接到任命后，胡宗南十分高兴，立刻欣然西渡，到澎湖上任去了。

不久，“国防部”新任参谋总长彭孟缉到澎湖巡视，胡宗南作为“防守司令官”亲自前往机场欢迎。虽然彭孟缉对胡宗南十分客气，但曾经不可一世的“西北王”却不得不对这个黄埔第五期的晚生后辈毕恭毕敬。

1959年10月，胡宗南的“澎湖防守司令官”任期届满，奉命调回台北，仍任“总统府”战略顾问，不久又奉命进入“国防研究院”任研究员。此后胡宗南再也没有“为国效命”的机会，每天只是靠看看报纸，写写文章来消磨时光。

◇失意中走完人生路

胡宗南的家庭生活也是一波三折。他先后结过两次婚，早在投笔从戎前，在孝丰小学教书的时候，他就同孝丰县城有名的美人梅秀棠结为夫妻。当时胡宗南是孝丰有名的才子，两人可谓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但胡宗南封建意识浓厚，因梅氏私自出去看戏，便认为其不守妇道，对梅氏渐渐冷落。后来胡宗南投笔从戎，官越做越大，对梅氏也越发看不上眼，以致多年不曾回家，梅氏后来抑郁而死。

梅秀棠去世后，胡宗南很长一段时间孤身一人，国民党要员以及同僚部署都以为他未曾娶妻，纷纷表示关心，并主动为其介绍对象。胡宗南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之后，陈立夫出于政治的考虑，准备把宋美龄的外甥女、孔祥熙的二小姐孔令伟介绍给胡宗南做太太。尽管胡宗南个头不高，但当时战绩赫赫，在蒋介石面前大红大紫，又身居高位，可谓前途无量。

胡宗南知道，娶了孔二小姐，更有了与陈诚抗争的资本，对蒋介石夫妇特别是宋美龄来说，外甥女自然比干女儿要近一层（陈诚娶蒋介石夫妇干女儿谭祥）。但胡宗南还是对孔二小姐做了一番了解。胡宗南与戴笠关系甚好，便将此事告诉了戴笠。戴笠一听，立刻表示坚决反对，说孔二小姐放荡不羁，行为不端。待孔二小姐亲自到西安相亲的时候，胡宗南事先到下榻之处观察，果然见这位二小姐相貌丑陋，举止粗俗。又听属下说这位二小姐常女扮男装，牵着小狗出游，胡宗南更加反感。

为了巧妙拒绝这门亲事，胡宗南按戴笠的计策，先给孔二小姐打电话，约她一起游玩。胡宗南故意把自己打扮得邋里邋遢，孔二小姐见到胡宗南后，感觉跟陈立夫的吹嘘有很大差距，心中已有些不快。等两人到达游玩地后，胡宗南与孔二小姐步行观光，大约走了两小时小路，孔二小姐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脚上都磨出了水泡。胡宗南却佯装不知，依然赞美风景，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的表示。

据说孔二小姐返回上海后，一到家便对胡宗南破口大骂，并发誓说：“就是他胡宗南当了皇帝，我孔某人对他也毫无兴趣。”尽管是孔二小姐“没看中”胡宗南，但陈果夫和孔祥熙似乎都明白内中隐情，因此对胡宗南十分不满。

其实戴笠反对胡宗南和孔二小姐在一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有意撮合胡宗南和他的秘书兼同乡叶丽翟。在孔二小姐之前，戴笠就已经介绍两人认识。叶丽翟比胡宗南小10岁，长得秀丽端庄，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可谓是才貌双全。胡宗南第一次见到她时很是满意，可是由于当时抗战爆发，此事也就拖了下来。而不久后，叶丽翟也赴往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不过这期间两人的联系没有断。就这样断断续续联系了10年，终于在1947年3月，两人结为百年之好。

婚后因战事紧急，胡宗南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时间陪伴娇妻，到台湾后两人也是聚少离多，但叶丽翟对此没有丝毫埋怨，只是默默地在家中操持家务、抚养儿女，闲时便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后来还成了台湾的知名女作家。胡宗南去世后，叶丽翟还写了一本记述她与胡宗南爱情史的专辑著作，称胡宗南是“梦里的王子，风流儒雅的将军”。

胡宗南败逃台湾后，虽然朋友故旧不少，但家庭中却很清冷，除了妻子儿女再无他人，父母兄弟亲戚等无一人去台。胡宗南身居高位多年，不消说关照家人亲戚，他甚至连家人都不肯见。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胡宗南升任第一军军长后不久，军队驻在徐州，他的父亲闻讯后，特地从孝丰老家赶往徐州去看望儿子，在胡宗南的司令部门口被卫兵拦住。他自报家门后，卫兵一听是军长的父亲，赶紧进去报告。不料，胡宗南却面不改色地说：“这个人我不认识，叫他回去。”卫兵出来回报其父，其父一听十分诧异，只好强压住火气对卫兵说：“他是我的儿子，我是他的老子，他怎么会不认识我呢？你再去对他讲，叫琴斋自己出来见我。”卫兵不敢怠慢，再次进去报告，这次胡宗南翻脸了，怒斥道：“哪里来的混账老头，这样无赖，把他撵走!”随后，他又悄悄安排一名心腹副官跟踪他的父亲，等副官回来报告他父亲住在哪个旅店后，他才换上便衣去旅店看望父亲。

走进旅馆，见到父亲，胡宗南说：“以后你不要随便到司令部来找我，现在给你300块钱，你快回家去吧！”胡父气得火冒三丈，大骂儿子不孝，一怒之下，钱也没拿，找孝丰老乡借了点盘缠就回了老家。从此，他只当没生这个儿子，一直在孝丰“粮柜”上做小吏，直到得了病不治而亡。

1961年，胡宗南66岁（虚龄），多年的军旅生活使他的身体一向很好，很少生病。然而到了这年7月，他渐渐感到身体不适，经常咳嗽不止，身体也总是疲乏无力。开始他不以为意，像过去一样读书治事。后来病势加重，才请来台湾“陆军总医院”的丁农医生诊治。经过检查，发现胡宗南血脂肪过多，兼有血糖溢量等不正常的情形，这是高血压、糖尿病的症状，医生就让胡宗南注意节食，尤要忌糖、忌肉类。胡宗南在生活上一直有意刻苦自厉，在饮食上更从不讲究，听到医生这样讲，他便从此不沾糖类和肉食，每天仅以蔬菜水果果腹。几个月以后，胡宗南消瘦了不少，但精神仍健。

直到1961年11月的一天，胡宗南前往参加在台北介寿馆四楼举行的“战略顾问委员会”会议，刚上到二楼，顿感体疲力乏，再也上不去了，就托人请假而归。胡宗南性格素来好强，到家中也不提起此事，所以家中无人知晓。

1962年2月7日，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三，胡宗南却住进了台北石牌“荣民总医院”，之前丁农医师刚到寓所为其诊治，检查到其心脏略微有些不正常。

胡宗南病重住院的消息立即惊动了台北党政要人与其亲朋好友及旧日的部属，来医院看望胡宗南的人络绎不绝。胡宗南住院的第二天，蒋经国便前往看望，接着蒋介石也来了。胡宗南看到蒋介石后挣扎着要起身，蒋介石连忙示意要他躺下，并且快步走到床前，握了握胡宗南的手，还亲切地试了下胡宗南的额头，看看有没有发热，这让胡宗南十分感动，当场老泪纵横，哽咽地说道：“总统，您看我来了……”

蒋介石离开病房后，就到另一间屋子里召集主治医生询问详细病情，并吩咐医生用心医治，之后便匆匆离去。蒋介石走后，叶丽翟回到胡宗南床前，胡宗南赶紧询问蒋介石在医院的情形，叶丽翟一一告诉他，胡宗南听后，苍白的脸上竟然泛起红润的光泽，可见他对蒋介石是多么地死心塌地。蒋介石的看望使他在之后的几日里心情愉悦，病情也大为好转。

13日晚，胡宗南很早就入睡了，这天叶丽翟因大儿子胡为真生病发烧，回家照应，由胡宗南过去的部属袁学善留在病房中看护。14日凌晨3时许，睡梦中的胡宗南突然发出一声惊叫，一双手高高举起。袁学善呼之不应，按其高高举起的手臂时，已经硬硬的不能弯曲，他赶忙按铃召医生来，医生立即为胡宗南注强心针并用氧气罩，叶丽翟闻讯后急忙率子女从家中赶来医院，可此时胡宗南已进入弥留状态，终无一言。3时50分，胡宗南死于心脏病，享年66岁。

2月16日，台湾当局组成了“胡宗南治丧委员会”，以国民党的两位军事元老、“战略顾问委员会”正、副主任何应钦、顾祝同担任治丧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台湾当局军政大员，以胡宗南的好友、同学、部属共40余人为治丧委员会委员。第二天，胡宗南的悼念会在台北市极乐殡仪馆举行，前来吊唁的有台北各界人士3000多人。

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与“国民政府总统”的身份，为胡宗南颁赐了“功著旗常”的挽额，又与“行政院长”陈诚一道颁发了第1458号旌忠状以“永垂式范”，并追赠胡宗南为“一级上将”。

同年6月9日，胡宗南遗体葬于阳明山上的纱帽山麓，依其生前所愿，墓庐依山面海而筑，以便他的灵魂能够望见遥远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