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汤恩伯（1/1）

“中原王”的黑白人生

汤恩伯虽不是黄埔出身，但苦心钻营有术，深得蒋介石宠信，成为继陈诚、胡宗南之后蒋介石的第三张红牌。曾屡建奇功，也曾败迹连连。因丢了上海遭蒋介石遗弃，也因出卖恩师遭朋友唾弃，又因手术台上遭医疗意外，最终使生命提前定格。

姓名字号：汤恩伯 字恩伯 名克勤

籍 贯：浙江武义

生卒年月：1899年9月19日—1954年6月29日 卒年55岁

毕业院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军 衔：陆军上将

最高军职：陆军副总司令

生辰八字：己亥 癸酉 己丑 己巳

属 相：猪

命 相：一时虽可得成功，但外见安稳而内实不然。

很可能与人结怨仇而发生祸端，恐难长寿。

个人爱好：书法。

1916年——升入省立金华中学。

1922年——考入东京明治大学法科主修政治经济学。

1926年——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任陈仪部第一师少校参谋。

1927年——任南京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中校副团长，后任总司令部参谋处中校参谋。

1928年——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后升任该校第七期第一总队教育处少将教育长。

1929年——任军校军官教育连连长、军官教育团步兵营营长。

1930年——任中央军校教导第二师第一旅少将旅长，部队改编后任陆军第四师副师长兼第十旅旅长。

1931年——任第二师中将师长。

1932年——任陆军第八十九师师长，后兼第四师师长。

1934年——任赣粤闽鄂“剿共”军第十纵队总指挥兼第四师师长。

1935年——任陆军第十三军军长兼第四师师长，晋升为陆军中将军衔。

1936年——兼任陕北“剿共”善后办事处主任。

1937年——任第七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同年，任第二十军团军团长兼第十三军军长。

1938年——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后兼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

1940年——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

1941年——兼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军政分会主任。

1942年——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1945年——任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后任第一绥靖区司令官。

1946年——获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1947年——任第一兵团司令，后任首都卫戍总司令。同年，任陆军副总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后代理陆军总司令。

1948年——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

1949年——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后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厦门警备司令。

1950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1954年——于日本逝世，享年55岁。去世后，追赠为“陆军上将”。

◇素昧平生遇恩师

汤恩伯原名汤克勤，27岁那年，为纪念素昧平生的陈仪慷慨资助他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改名汤恩伯。可见汤恩伯早年命运坎坷且充满传奇。

汤恩伯出生于浙江省武义县汤村一个普通农家，幼年性情放荡，好打架斗殴，滋事生非，不爱学习，于武义县立小学肄业。1916年升入省立金华中学，中途又随几个同乡好友转到杭州私立体育专科学校学习体育。1920年毕业后回家途中，得知一个朋友的父亲与当地一个恶棍引起诉讼，便留下观看法院审理此案。眼看朋友的父亲被诬陷将判入狱，他一时激愤，当堂用一块大石头击中法官。虽然当场逃脱，但由于被通缉，只好远走他乡，到福建加入援闽浙军，当了一名少尉排长。

不久，汤恩伯所在部队被敌军击溃，汤恩伯只好辗转颠沛，流浪街头，不知所从。正在他无处安身之际，听说同乡武义县富商童维梓准备东渡日本留学，因胆小怕事，急需一名保镖随同护送，汤恩伯便毛遂自荐，与童一起来到日本。

1922年，汤恩伯考入东京明治大学法科主修政治经济学。但他对法科不感兴趣，他志在从军，想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但当时中国人要入学，必须有军阀或官僚的保送，又需大量经费，汤恩伯无此奥援，只好作罢。1925年他抛弃学业回国，奔走于杭州、上海等地，为了取得学习军事的机会，他曾经先后拜在浙江省长夏超、军阀孙传芳和前浙江督军吕公望的门下，请求推荐，均被拒绝。

后来，留日同学徐逸樵建议他去谒见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说陈仪本人便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且有仁慈之心，乐于助人。尽管汤恩伯经多次碰壁已不抱什么希望，但还是决定再试试。经过一番周折，汤恩伯终于见到了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汤恩伯说明来意后，陈仪被他的求学精神所感动，竟然一口答应。

陈仪以师长及陆军士官学校校友身份，向日方保荐汤恩伯，并为汤提供留学期间所需全部经费。汤恩伯对陈仪的鼎力相助感激涕零，当即奉陈仪为恩师，跪拜于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陈老也，学生愿拜您为恩师，生死与共。”为纪念这一知遇之恩，他从此改名为“恩伯”。24年以后，陈仪将军奉劝汤恩伯弃暗投明，汤竟向蒋介石出卖恩师，卖师求荣，以致陈仪被蒋介石处死。

当年5月，汤恩伯兴高采烈地东渡日本，进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步科学习。在汤恩伯一生中，这是他“登龙大道”的起点。在日本学习期间，与陈仪的外甥女黄竟文相识。当时黄竟文在日本学习桑蚕，汤恩伯觉得有“恩师”陈仪这层关系，便与黄竟文频频往来，以致两人很快坠入情网。其实汤恩伯在老家早已由父母做主，与一村姑结婚并生有一子，但见黄竟文容貌出众，受过良好的教育，又有好的家庭背景，便决定“辞旧迎新”。1927年夏，汤恩伯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偕黄竟文回国完婚。

当时，北伐军的战火已燃至长江流域，陈仪投靠蒋介石。经陈仪推荐，汤恩伯当上了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中校参谋。但汤恩伯对这个职位并不满意，上任不久即常叹息：“要斩将挚旗，立功沙场，安能局蹙辕下，仰人鼻息。”

1928年奉军张学良“改旗易帜”，蒋介石的“北伐大业”完成，遂把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迁往南京，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原黄埔本校改为预料。汤恩伯随即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第六期学生总队大队长。

◇升官秘诀手抄本

到任之后，汤恩伯工作勤奋，在各大队队长之中，汤恩伯以其独特的工作作风引起了军校教育长张治中的重视，从而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一是汤恩伯经常将有关军事、政治、教育、经济等方面的建议写成小册子，呈交蒋介石，其中有些被采纳。二是每天早晨跑步时，其他大队都是在校园里跑，汤恩伯却把他的步兵一大队带到校外跑，给张治中以及蒋介石等人留下了“汤恩伯是一个肯苦干的人”的印象。三是操课之余，以自己的心得撰写了《步兵连队教练之研究》一书，因其内容很有价值，颇受张治中的赏识，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后来蒋介石由三元巷迁往军校内一所新建的两层小楼中居住，对汤恩伯的“突出表现”更能日日目睹。

1930年初蒋介石成立教导师，从军校中选拔干部，教育长张治中兼任第二师师长，即提名汤恩伯为该师第一团团长。同时提名三人，汤为第一名，蒋介石却选定了第三名，第一名汤恩伯落选。三个月后，一旅旅长出缺，张治中又保荐汤恩伯继任。蒋介石令汤恩伯进见，汤恩伯深知这事关系到自己的仕途命运，因此非常紧张。按当时的陆军礼节，见长官告退时，必须后退六步再鞠躬敬礼，然后才可以向后转出门。汤恩伯由于诚惶诚恐，高度紧张，后退时在打蜡的地板上滑倒，竟然手脚朝天，加上更加惊慌失措，半天爬不起来。蒋介石却没有生气，而是笑容可掬地看着他，让他慢慢起来。汤恩伯爬起来后，红着脸行一鞠躬礼退出。

汤恩伯原以为摔跤失礼，升任旅长没希望了。何况团长都未批准，旅长本来就更为渺茫。不料，任命很快批复，连张治中都颇有些意外。一般人推测，这是蒋介石欲提升汤恩伯借以观察的手段，汤恩伯对落选团长没有丝毫怨言，遂予以越级提拔，以利于笼络。而汤恩伯那一跤，也摔出了十足的奴才相，蒋介石用人条件之一，便是取其奴性。汤恩伯顺利入选也就不足为奇了。

教导团第二师装备极为精良，并完全采用德国军队的方法进行训练，与教导第一师同为蒋介石当时最精锐的嫡系部队。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汤恩伯的第一旅率部奉命固守中原重镇归德。归德是中央军空军和陆军的重要据点，蒋介石指挥部所在地，距阎锡山、冯玉祥军占据的亳县、鹿邑、柘城不过百里，经常遭到冯、阎骑兵的袭扰。汤恩伯率部死命防守，不敢有丝毫怠慢。战后，汤恩伯以靖卫领袖有功，调升第四师副师长兼第十旅旅长，第二年又升任陆军第二师中将师长。

汤恩伯在追随蒋介石短短三四年时间里，几乎没费什么力气便完成了跨越式的三级跳，一下跳到了恩师陈仪当年资助他时的师长职位上。正当他春风得意之时，不料栽了个不大不小的跟头。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与各派新军阀取得了暂时妥协，又乘势平息了两广事件。于是，开始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1931年11月，汤恩伯率部在豫南潢川附近与红军第四方面军作战，被徐向前将军一战击溃，令汤恩伯目瞪口呆。蒋介石一怒之下给予汤恩伯撤职处分。

好在时隔不到一年，蒋介石又重新起用汤恩伯，准其戴罪立功，任命为第八十九师师长，调往内战前线，“围剿”鄂豫皖苏区红军。汤恩伯对蒋介石的不弃之恩感激涕零，因而这次特别卖力，对苏区共产党和民众大开杀戒，有一次抓捕苏区群众和共产党员两三千人，全部集中起来一起杀掉，可谓残忍至极。

1933年冬，福建十九路军起义反蒋，南京政府分五路向十九路军大举进攻。张治中被任命为讨逆军第四路军总指挥，汤恩伯任副总指挥兼纵队指挥，率第八十九师攻入福建。第十九路军被镇压后，汤恩伯转任赣粤闽湘鄂“剿共”军第十纵队总指挥兼陆军第八师师长，下辖第四、十、八十八、八十九师，重兵在握，杀向苏区。

从此汤恩伯一帆风顺，扶摇直上，从1934年起短短几年时间，先后任十三军军长、第二十军团军团长、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成为一个拥兵数十万的实力派人物，在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中，是继陈诚、胡宗南之后的又一张红牌。

蒋介石统治时期素有“蒋家天下陈家党，孔宋财团浙江军”之说，所谓浙江军，就是指蒋介石最宠信的浙江籍的三将领，即所谓“军中三杰”：浙江青田县的陈诚，浙江镇海县的胡宗南与浙江武义县的汤恩伯。

汤恩伯的发迹，自然和陈仪的慷慨相助、保荐以及张治中的提携分不开，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自己的努力，他有着一套与众不同的升官秘诀，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以各种方式表达对蒋介石的忠心。有一次在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宴会上，忽然有人提起蒋介石的继承人问题，大家借着酒劲，争相表达自己的看法，有人猜是陈诚，有人说是何应钦。汤恩伯一言不发，有人问他是什么看法，他出乎意料地说：“委员长政躬康泰，这问题无讨论之必要，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事。”众人一听，都惊得醉意全无。

向蒋介石提供手本，献计献策，是他最擅长的邀功取宠的办法。从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开始，他就经常不断地向蒋介石递交小册子，以期引起蒋介石的注意和重视。中原大战期间，他更是不间断地向蒋介石递交手本，一开始以军事战争为主要内容，接连几次被蒋介石采纳之后，他的兴趣大大提高，其内容也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党务，无所不包。每逢他睡不着觉的时候，便十有八九要写点什么。蒋介石对汤恩伯的手本十分重视，常转给陈布雷，要他据此拟出具体解决办法。如果隔段时间不见汤恩伯有手本呈上，蒋介石就会觉得少了点什么，便会为此查问。可见汤恩伯受蒋介石的青睐重用，与手本不无关系。戴笠曾经嫉妒而又称赞地说：“汤恩伯的手本，在委座面前最吃香，他钢笔草书一挥而就，写了就交。我写则非墨笔工楷不可。”

汤恩伯的另一个升官秘诀是发展黄埔势力。在他复任八十九师师长时，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师旅团长，几乎已经是清一色的黄埔学生，保定士官生及行伍出身的老军官都逐渐被换掉。他深知黄埔军是蒋家嫡系，所以从一开始掌握兵权，就以黄埔系统奠定自己的人事基础。八十九师师长离职，他立刻安排黄埔学生王仲廉接替；第四师师长让位，安排继任的是黄埔学生王万龄。汤恩伯与中央军校第六期、第七期学生有师生关系，便对这批人大力安插，多方培植亲信势力。这样，汤部中一切重要官职逐步便一步步地落到黄埔学生手中。和胡宗南一样，汤部也成为了纯粹的黄埔集团。但为了笼络人心，对于其他军事派系，如保定士官及云南、贵州各讲武堂毕业的学生，他也打着“人事公开”的幌子，兼容并收，但原则上只给官不授权，多安排以幕僚和副职。

汤恩伯不仅设法取宠于蒋介石，还对于己有用之人极力拉拢收买，首先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侍卫之臣，如俞济时、陈布雷、钱大钧等，他都极力结为好友，逢年过节或婚丧寿诞，均备有厚礼赠送。对俞飞鹏更是敬若恩师前辈，除送礼外，还利用各种机会吹捧拍马。对戴笠的拉拢既为沟通也是为了堵塞蒋介石的耳目。而与何应钦的关系，则因两人在国民党中均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而何又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长期位于一人之下，自然成为汤恩伯倾力结交的重点人物，平时汤恩伯嘴里称呼得最响的除了“委座”之外，便是“何敬公”（何应钦字敬之）了。汤恩伯与各方权贵极力修好，但他在当上“中原王”之后引起陈诚侧目，实属无可奈何。好在有蒋介石居间调处，仍可保持表面上的相安无事。对胡宗南则是尽力敷衍逢迎，以期联合对付陈诚。如此一来，汤恩伯上有老蒋的赏识，下有张治中、陈仪、何应钦、俞飞鹏、钱大钧、戴笠等一帮嫡系将领从中说项，其宦途自然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了。

◇抗战中的骁将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汤恩伯参加的第一个战役便是血战南口。南口为西北关钥，1926年刘汝明与奉军血战之处，在战略地位上非常重要。蒋介石亲自召见汤恩伯，要求汤率第十三军于8月初开赴南口阻击日军，必须坚守至少8天，再由卫立煌部增援。

汤恩伯即奉命率部开赴南口布防。他自任前敌总指挥，驻在怀来县城指挥作战。8月4日上午，南口战役打响，日军步骑联合部队在空军掩护下向南口进犯。汤部官兵同仇敌忾，坚守阵地，以血肉之躯阻挡日军机械化部队，与日军展开血战，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敌我双方都付出巨大伤亡。

双方激战到第八日，前沿阵地罗芳珪团仅剩官兵400余人，日军山下旅团因兵力损失过半，改由铃木旅团接替，继续向汤部阵地进攻。汤部阵地上许多山头，经常在白天被敌军攻陷，晚间又被夺回。战斗打得异常残酷，敌军不得不承认在南口遭到了顽强的抵抗。

日军见南口久攻不下，于是改变战术，从正面进攻改为两翼进攻。汤恩伯见正面战事突然缓和，而两翼发现了大批日军，但援军却迟迟不到，形势万分危急。16日深夜，汤恩伯下令全军退守居庸关。22日夜，日军骑兵采取大迂回战术，自镇边城进入长城，向汤部防线发动全面进攻。汤恩伯下令死守待援，但死守数日，各路援军均未到达。

25日张家口沦陷，南口失去后方，即使有兵驰援，也已无济于事。28日，汤恩伯率部撤出怀来，向桑乾河一带撤退。中国北方军事要地，十三军忠勇将士血染的关山沦入日军之手。

南口战役失败了，但汤恩伯率十三军共计1万兵力，血战南口20天，将日军先后五个师团合计兵力7万挡在南口，给日军以重创，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蒋介石要他守8天，他死守20天，直到南口防守失去战略意义才不得不率部突围。而且，刘汝明先失张家口，使南口的侧翼受到威胁，失败的原因应记到刘汝明的账上。南口血战在抗战史上威名显赫，汤军亦一战成名。

南口战役不久，十三军扩编为第二十军团，汤恩伯任军团长。1938年2月台儿庄战役拉开序幕之后，汤恩伯奉命率二十军团所辖十三军、五十二军、八十五军、七十五军参战。3月23日，台儿庄大战打响。汤恩伯先令所部五十二军布防鲁南韩庄一带，痛击沿韩庄南下日军，随后以二十军团主力沿运河迂回至枣庄峄县，猛攻枣峄之敌，随后转至抱犊崮山区，准备伏敌侧背。然而，当汤恩伯以军团主力南下台儿庄时，却发现进攻临沂的日军板垣师团突然绕过临沂到达向城一带，对二十军团侧背形成威胁。

原来，进攻临沂的日军并非板垣师团主力，而是其采用调虎离山计，以少量部队进攻临沂城诱惑临沂中国军队向东布防，结果中国军队把临沂的西岸让了出来。临沂守军被蒙蔽，以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做出错误判定。

此时二十军团处境危急，用不了４个小时就会陷入日军合围。汤恩伯对其部下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说：“如果我们握有强大的空军或者炮兵和机动兵团，我们也可以在敌人没合围之前集中优势兵力将腹背之敌各个击破。可眼下本军团兵力薄弱，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部队由内线转至外线，放板垣师团进台儿庄。我们在外线瞅准时机，争取主动，对台儿庄以毁灭性的打击，这才是以弱胜强的唯一法宝。”

3月31日晚，汤部于兰陵地区迅速从内线转至外线，将板垣师团反卷进二十军团的包围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反手拍”，然后将日军赶进村子，一面放火烧村子，一面将机关枪堵住村口。汤称此法为堵洞灭鼠。板垣师团力战两天，4月3日败走底阁、杨楼地区与矶谷师团会合。汤恩伯随即命令外线一路冲杀，于底阁、杨楼地区重创日军，随后抵达台儿庄外围，把外线日军赶进了台儿庄。与此同时，台儿庄内中国守军开始全面反击，第二集团军则在台儿庄正面坚拒，使日军在两面夹攻前大溃。台儿庄大捷，汤恩伯出奇制胜，功不可没。

台儿庄战役之后，汤恩伯改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驻防河南南阳一带，武汉会战时，汤部参加了外围作战，造成日军很大伤亡，日军对其恨之入骨。1941年，汤恩伯改任豫鲁苏皖四省边区总司令兼边区军政分会主任委员、第一战区副总司令，统辖五个集团军，数十个挺进纵队，拥兵40万，成为第一战区的实权人物。他效仿胡宗南自封“西北王”而自封“中原王”，踌躇满志，耀武扬威。

当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因中条山战败被撤职，由蒋鼎文继任该职。作为汤恩伯的上司，蒋鼎文上任伊始便倚老资格对汤恩伯发号施令。蒋鼎文虽然也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将领，但他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基本部队，是个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汤恩伯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以致阳奉阴违，让蒋鼎文屡屡碰钉子。两人一个注重洛阳，一个注重叶县，公开唱起了对台戏。

蒋鼎文与其智囊密商，决定勾结地方军阀政客，成立党政训练团，以此孤立汤恩伯。岂料，汤恩伯闻讯在叶县大办招待所，以厚赠礼物“招贤纳士”。由于汤恩伯在河南实力雄厚，一些官僚政客、军阀纷纷投其门下，蒋鼎文的阵营被彻底瓦解。

1942年到1943年间，河南连续遭受水灾、旱灾、蝗灾，粮食连年颗粒无收，汤恩伯作为河南实际上的最高军政长官，置百姓生死于不顾，以“军事第一”为借口大兴土木，横征暴敛，同时大力扩军，以致拥兵50万，全部军粮出自地方，经常派人四处搜刮钱粮，搅得百姓鸡犬不宁，大灾之年，黄泛区以东的青壮妇小几乎全部外出逃荒，凡是未能出逃的老弱病残留下的一点维持生命的粮食，都被汤部士兵抢走，以致饿殍遍野，无人收殓。老百姓视其为水旱蝗灾之后的又一大灾害，称之为“水、旱、蝗、汤”。

汤恩伯生性嗜杀，平日用人对残暴者甚为重视，认为心慈者不能带兵，只适合做幕僚。他认为自古掌握大权的英雄豪杰，必以残杀立威。每与人谈起他在“剿共”中以机枪杀害革命青年和群众两三千人一事，常常津津乐道，眉飞色舞。在他自封为“中原王”之后，更是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一次路过临汝，该县县长将居民阎老五一案报请批示，他不假思索地批上了“就地枪决”四个字。如此草率处置，令同行的李宗仁、于学忠等都异常震惊。他嗜杀成性，连自己的亲信部属也不放过。他曾怀疑部下一个副军长对自己不忠，于是派人将其击毙，事后诬蔑是共产党所为。属下与官兵明里“恩公”、“汤公”地称呼他，暗地里却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汤屠夫”。

1944年4月，日寇为打通华北到广州、南宁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以进攻洛阳、郑州为目标的中原战役。汤恩伯将重兵布置在以叶县为中心的新月形防线上，对洛阳正面阵地不管不顾，使蒋鼎文大为光火，两人矛盾再度激化。正当两人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日寇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茨指挥五个师团、两个步兵旅和部分特种兵部队约16万兵力进攻郑州、洛阳。汤恩伯率50万大军仓皇上阵，由于事先未做战斗准备，前线一片混乱，以致不战而逃，一溃千里，郑州、洛阳、叶县相继失守，汤恩伯率残部逃入嵩山。在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

第一战区的惨败，令蒋介石大为恼火，立将蒋鼎文撤职，将汤恩伯调离，由陈诚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前来收拾残局。陈诚在中原战役检讨会上，对汤恩伯大加指责，认为失败原因为“四不和”，即将帅不和，军民不和，军政不和，官兵不和。陈诚还指使河南党政要员写请愿控诉书，在会上列举汤恩伯“十大罪状”加以控诉，令汤恩伯哑口无言，陈诚乘机肢解并吞并了汤恩伯的部队。

汤恩伯毕竟也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在蒋介石的心腹近臣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其部被陈诚“肢解”不久，汤恩伯便很快重新拥有了军事实力。原来，当了14年军政部长的何应钦也在同年被解职，其军政部长一职同样被蒋介石给了已经成为一号重臣的陈诚。但蒋介石于同年末又任命何应钦为陆军总司令，并于12月25日在昆明成立陆军总司令部。本来私交不错又同与陈诚相对立的何、汤二人便有了同病相怜之感。何应钦任命汤恩伯为陆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所部接受美援，换装美械，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所辖14个美式装备的步兵师和若干特种部队。

1945年5月到8月，汤恩伯部和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合作进入广西，在桂平、柳州、桂林一带与日寇再次交战。

抗战胜利后，汤恩伯受命解除沪宁地区日军武装，主持该地区日军的投降仪式。并率第三方面军到上海、南京等地接收。9月8日抵达上海后，汤恩伯乘坐敞篷汽车以抗战名将的姿态做凯旋式巡行，并一连数日大宴宾客，招待酒席上千桌，并到处演说，出尽风头。

在上海接收期间，汤恩伯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对日本侵略者媚气十足，丑态百出。他在上海华懋公寓接见日本登陆部队司令官松井中将时，一见面便恭恭敬敬地说：“对不起，今天要您到这里来谈……”坐在旁边的美国顾问立刻警告他说：“将军，你要顾及你的地位，你是胜利者，对于投降的人没有什么对不起，你应该说我命令你。”无奈之下，他只好重新用命令的口吻发言。但事后再次与松井见面时他还是做了道歉。

对于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茨，汤恩伯更是严加保护。冈衬宁茨是汤恩伯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时的老师，汤曾得到过冈村的关照，汤恩伯不忘旧情，在冈村被押期间对他关怀备至，屡次向他透露：蒋主席内定伺机将冈村与中国有关战犯全部释放回国。在1949年1月冈村即将开庭受审时，蒋介石辞职下野，为确保冈村被判无罪，汤恩伯在1月26日审判前后，积极活动，大做文章，在汤本人的日记里留下了这样的记录：“民国37年度冈村宁茨大将进行审判时……我从反共的目的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

然而，上海军事法庭宣判冈村宁茨无罪后不久，代总统李宗仁为争取和谈，下令重新逮捕冈村，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汤恩伯将命令扣押不发，将冈村秘密遣送回国，使这个对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战争贩子逃过了中国人民的惩罚。

当时上海是遣返日本士兵和侨民的口岸，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4月，共有85万日本人通过此处回国。遣送中，汤恩伯对日本侵略者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安抚，他在向日军第十三军的20名高级军官所作的告别演说中说：“中日两国隔海相处，相互支持，两国人民同种同文，合则共存，分则共亡。八年血战，两国同受重创，回忆过往，我们兄弟抱头同声痛哭。今天你们放下武器，又将各位遣送回家，他日我们将手持玉帛欢迎你们重来。”此一番演说，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

◇内战中的逃兵

1946年4月，遣送日俘日侨工作告一段落后，汤恩伯奉命出任京沪卫戍总司令兼第一绥靖区司令长官，自上海移驻无锡，负责长江南北及京畿地区治安。7月，擢升陆军副总司令兼南京警备区司令，帮助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

1947年3月，国民党在屡遭败绩的情况下，被迫由“全面进攻”，转入“重点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向陕甘宁和山东两个解放区重点进攻。汤恩伯调任第一兵团司令，与其他两个兵团为主力，向山东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企图一举消灭沂蒙山区的人民解放军。

在汤恩伯被任命第一兵团司令的同时，他在上海的家中收到一封中共方面署名的信，劝汤恩伯不要就任向山东解放区进攻的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为此考虑了两天，终于被人民解放军的日益强大所震慑，决定不去上任，因此，在上海拖延几日之后才回到南京。但是他回到南京不久，突然又变卦了。

5月，华东野战军为了诱敌深入，决定放弃临沂，将主力撤至莱芜、新泰、蒙阴地区。国民党当局因此做出错误判断，以为人民解放军是向东北方向“溃退”，急令汤恩伯率部会攻，企图将华东野战军消灭在沂蒙山区。汤恩伯也认为华东野战军不堪一击，于是由南京飞到临沂，准备大举进攻。

第一兵团中的整编第七十四师依仗其先进的美械装备，一马当先，争抢头功。行至蒙阴东南孟良崮时，七十四师突然发现被包围。汤恩伯自侍该师战斗力强，又占据居高临下有利地势，致电师长张灵甫：“匪来犯我，实难得歼匪之良机……贵师为全局之枢纽，务希激励全体将士坚强沉毅，固守孟良崮，协同友军予匪痛击，以收预期之伟大功绩。”同时急调10个整编师前往增援，但均被解放军顽强阻击无法与七十四师会合，致使七十四师孤军被困孟良崮。

不久解放军发起总攻，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被击毙。此战的失败与张灵甫的骄傲轻敌和援军行动迟缓有关，汤恩伯对解放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又没有及时阻止张灵甫在孟良崮上山，也负有重大的责任。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当面大骂汤恩伯“无能”。汤恩伯受到撤职处分。

当年7月，汤恩伯被重新起用，受命代理陆军总司令，编组第二线兵团，以补充第一线战场上日益增加的损耗。1948年8月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躲到江南，解放军发起的三大战役再也没有碰到他。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已消灭殆尽。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临行前，老蒋再次打出汤恩伯这张“王牌”，任命他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命其凭借长江天险，固守京沪杭地区。为此，蒋介石特地于1月25日在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和汤恩伯，秘密策划长江布防，决定将长江防线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白崇禧指挥，配置兵力约25万人；湖口以东归汤恩伯指挥，兵力约45万人。京沪杭战区的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准备持久防御，进行长期困守，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是时，国民党已失去半壁河山，军心动摇，倒戈反正者日众。共产党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最大限度减少战争给人民大众造成的损失，曾通过多种渠道争取汤恩伯起义。汤恩伯观望过，犹豫过，但最终被愚忠思想所征服，以致失去良机。其间，第一个策反汤恩伯起义的，是汤恩伯的恩师陈仪。陈仪无子嗣，多年来视汤恩伯如己出，两人情同父子。后来汤恩伯受到蒋介石赏识迅速发迹，地位高出陈仪，但两人关系未变。陈仪在受身边工作的共产党人影响，便想为人民做点好事，此时陈仪在浙江省主席位上，就动员汤恩伯共同起义。

1949年1月30日，陈仪派他的外甥地下革命者丁某带着他的亲笔信到上海，汤恩伯看信后没有表示拒绝，只是说他的左右蒋介石耳目甚多，时机尚未成熟。其实汤恩伯有自己的担忧，当年在河南他留给国人的名声太臭了，河南省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上就曾提议枪毙汤恩伯，而共产党的各解放区上演的话剧《血泪仇》，就是揭发汤恩伯的。因此他想来想去还是把这封信的事告诉了上海警察局局长、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

蒋介石通过毛人凤了解了这封信的全过程，接着打电话向汤恩伯询问，汤恩伯吓得心胆俱裂，赶紧结结巴巴地表示拥蒋到底，绝无异志；至于陈仪，一来是他的大恩人，二来陈仪没有兵，兵在他汤恩伯手中，三来这封信所述及的内容，远非蒋介石想象的那么严重。他接到这封信后并无异动，足以说明他对蒋介石的效忠。

蒋介石听完解释，只说了一句话：“好，那陈公洽（陈仪字公洽）一到上海，你就把他扣下来罢！”说完就挂了电话。这句话让汤恩伯魂飞魄散，背叛恩师，他知道要承担什么样的舆论压力和良心谴责，但蒋介石的命令他没有胆量不服从，一想到蒋介石心狠手黑的手腕他就浑身发毛。此时陈仪已被免去浙江省省长一职，因此前陈仪曾亲自赴溪口劝解蒋介石，使蒋介石动怒。陈仪被解职后于2月21日来到上海，汤恩伯命令部署将其逮捕后押至衙县监狱看管。杭州解放后，陈仪被转移到台湾高雄陆军监狱，后被杀害。

陈仪失去自由后，中共通过另一渠道争取汤恩伯起义，承担这项危险任务的是个身份极其特殊的人物——蒋介石的女婿陆久之。蒋介石的第三个妻子陈洁如膝下无子嗣，收养女儿陈瑶光，因此陈瑶光之夫陆久之被视为蒋介石的驸马。陆久之早在20年代就从事地下活动，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非凡才干，与汤恩伯结为至交好友。陆久之接受这一任务后，想尽一切办法规劝汤恩伯选择光明之路。

此时国共谈判破裂，人民解放军已强渡长江，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面崩溃，南京、杭州相继解放。汤恩伯自知国民党在大陆的末日已经来临，正在犹豫之时，4月26日，蒋介石忽乘太康号兵舰抵达吴淞口，召顾祝同、汤恩伯开会，亲自部署上海作战。汤恩伯大为震惊，赶紧找借口拒绝陆久之再来私宅走动，策反终归失败，也使汤恩伯失去弃暗投明的最后机会。

5月12日，上海外围战打响了。上海防线，是汤恩伯在蒋介石的亲自部署下精心构筑的，第一道防线即上海外围一线阵地，分浦西与浦东两条。二线阵地在浦西，三线核心阵地在市区内的四行仓库、国际饭店、中央银行、警察局等处，由国民党军队十几个军数万兵力分别把守，整个上海周围，战壕密布，明碉暗堡交错，被汤恩伯称之为“东方的马其诺”。

除此之外，上海的巨大财富，方便的海上通道，有力的海空军支援，再加上参谋总长顾祝同、陆军总司令关麟征、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联勤总司令郭仟、装甲兵总司令徐庭瑶与蒋纬国等赫赫战将坐镇沪上。汤恩伯扬言，共军想攻下上海比登天还难。

但汤恩伯精心布置的碉堡群、地雷阵，组织的密集火力网，却挡不住解放军的强大攻势，第一轮炮火刚过，解放军就以团为单位，突破第一、二道防线，两天之内便完成了对上海的三面包围。

到23日，解放军已把汤恩伯的外围部队全部压迫到市区，动弹不得。汤恩伯吹嘘的固若金汤的上海防线在解放军面前不堪一击。在此严峻形势下，汤恩伯只好布置撤退，开始准备逃走。他将指挥部搬到吴淞口外的一艘兵舰上，命令非嫡系部队在第一线抵抗，将嫡系部队从前线撤下悄悄上船。此前，汤恩伯已奉命与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蒋经国秘密取出中央银行金库的全部黄金银元，装上登陆艇押至基隆，交台湾银行接收。据最保守统计，该次运走的中央银行的黄金高达395万多两，白银1136万两，银元398万块。

同日，汤恩伯下达杀害政治犯的命令，各监狱开始杀害政治犯。也就在这一天，三野司令员陈毅下达了总攻的命令。仅一天时间，解放军就攻入了上海市区。在军舰上指挥作战的汤恩伯见势不妙，丢下仍在市区负隅顽抗的部队，带着自己的嫡系人马，乘船逃往舟山、嵊泗列岛。

作为败军之将，汤恩伯仍然受到蒋介石的重用，8月6日到厦门取代朱绍良为福建省主席，受命在厦门地区再次与人民解放军决一死战。但福州迅即被解放军拿下。就在解放军挥师南下，在厦门外围与汤部交火的时候，厦门城未破，汤恩伯便率先逃往金门，蒋介石闻讯后大为恼火，急令汤恩伯：“金门不能再失，必须就地督战，责必尽职，不能请辞。”

10月24日，解放军进攻金门，汤部受重创，但此时汤恩伯只能顽强死守。蒋介石企图把金门作为他的前哨基地，派十八军增援。后由于解放军指挥失误，后继部队跟不上，致使战斗失利，使汤恩伯在蒋介石那里多少增加了一点邀功请赏的资本。10月29日，汤恩伯被调回台湾。

◇出卖恩师遭谴责

汤恩伯逃到台湾后，被任命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为陈诚的副手。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汤恩伯本应继续受到蒋介石的恩宠，尽管屡有败绩，但在解放战争中蒋介石的将领哪一个又不是如此呢，何况汤恩伯出卖恩师有功。然而，一个人的出现，给汤恩伯带来了厄运。

上海解放后不多天，汤恩伯遗弃在上海的第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搭乘一艘外国轮船前往香港并转赴台湾。原来，上海准备撤退时，三十七军接到汤恩伯的命令，命该部在江湾待命，准备撤离。可是等了很久也没有汤恩伯的消息，军长罗泽闿派人四处联络，终于打听到汤恩伯等人早已乘军舰逃离上海。抛弃在江湾的上万人马，上天无路，下海无船，只有成为解放军的俘虏。罗泽闿乘乱换上便衣，躲到一个朋友家。等到市区平静后托朋友买到一张到香港的船票，才设法逃了出来。

罗泽闿死里逃生来到台湾后，第一件事便是对汤恩伯发起猛烈进攻，抨击其只顾自己逃跑，不管部下死活。汤恩伯的亲信则反唇相讥，双方越闹越大，官司终于打到蒋介石那里。虽然上海失守汤恩伯有一定的责任，但连蒋介石都无法扭转国民党在大陆的命运，何况一个汤恩伯。而且汤恩伯也完成了蒋介石布置的抢运计划，最后的撤退命令也是蒋介石下达的。但撤退秩序混乱，以致将已经集结待命准备撤离的一个军的人马遗弃，汤恩伯难辞其咎。蒋介石闻之也对此耿耿于怀，下令召开会议，对上海之战进行检讨。

1949年7月2日，检讨会在台北一所宾馆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军政大员以及参加过上海防卫战的师级以上军官，会议由陈诚主持。汤恩伯被邀与会作情况报告。罗泽闿指责汤恩伯身为战场最高指挥官，却率先逃跑，弃部队于不顾，此种行为，何以对党国，应自杀以谢天下。几句话骂得汤恩伯暴怒起来，指责罗泽闿作战不力，失去阵地，也应自杀。两人激烈对骂，以致别人无法插嘴。

经过一番对骂，汤恩伯仍余怒未消，回到家大发牢骚说：“国民党在大陆打了那么多败仗，死伤的人比上海防卫战要多得多，为什么一次检讨会也没有开，而独开上海防卫战的检讨会？”汤恩伯心里已经很清楚，他以后在台湾的处境肯定不会很好。

后来，罗泽闿见一直未处分汤恩伯，就到军事法庭告状。蒋介石觉得不妥，指示陈诚劝罗泽闿撤回状纸，并私下告诉罗泽闿，开检讨会其实就是批判汤恩伯，没必要再纠缠。在这种情况下，罗泽闿只好就此罢休，这桩官司就这样不了了之。

罗泽闿的攻击事件刚刚结束，一桩令汤恩伯更为难堪的事件接踵而来。当初蒋介石下令逮捕陈仪时，汤恩伯曾向蒋介石要求保陈仪一条性命，据说蒋介石曾表示同意。国民党败逃台湾前，陈仪由毛人凤被押解到台湾，囚禁在吉隆的要塞司令部。汤恩伯到台湾后曾派亲信带着日用品去看望他，而汤恩伯本人自知没有脸面再见恩师。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夕，台海形势危急，蒋介石担心解放军攻打台湾，却下令组织军事法庭，对陈仪进行审判。得到这个消息，汤恩伯目瞪口呆。当初汤恩伯出卖恩师，以为蒋介石会顾念他的一片忠心，对陈仪最多也就是撤销职务。毛人凤押解陈仪来台时也曾告诉汤恩伯：“总裁的意见，送陈先生到台湾更安全，不会对他怎么样。”如今要交军事法庭审判，则陈仪必死无疑。

汤恩伯立刻去面见蒋介石，但蒋介石已经去了台南，汤恩伯立刻赶到台南求见。可是一连等了三天，蒋介石避而不见。第四天，蒋介石的随从告诉他：“总裁已去台中，临走时留下话，等陈仪的问题解决了，再见你。”

“解决了”再见还有什么意义呢？汤恩伯急忙赶回台北，四处找人营救陈仪。他找到了曾在上海共患难的谷正纲、雷震、方治，还拜托原上海市长陈良，希望他们能在蒋介石面前帮忙求情，可是这些人都表示无能为力，都认为陈仪必死无疑，已无回旋余地。

汤恩伯只好再次找到毛人凤，当初也是因为毛人凤向蒋介石告密，才导致汤恩伯出卖恩师的。毛人凤倒是愿意帮忙，没几天就带来了找蒋介石求情的结果：“我找到总裁，当面求情，总裁将我臭骂一顿。天威难测，我再无办法。”此间，汤恩伯还几次找到“政学系”首领张群，请求面见蒋介石。蒋介石闻知大怒：“陈仪犯那么大的罪，他汤恩伯心里不清楚吗？这事任何人求情都不行！汤恩伯活堕落了，他要为陈仪说话，我不见他！”

蒋介石不但不见汤恩伯，还要他亲自处决陈仪，以此来检验他是否忠诚于蒋介石。显然汤恩伯的答复令蒋介石十分不满，蒋介石又下令由陈仪的妹夫、“国防部”政务次长袁守谦等人执行陈仪的死刑。

1950年6月18日凌晨，陈仪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陈仪在大步走向刑场的时候，嘴里一直在说：“人死，精神不死！”

陈仪死后，汤恩伯在大哭一场之后，在家中设了灵堂，晨昏祭奠，以求心灵安慰。不料，第三天，蒋介石召见汤恩伯，一见面便说：“陈仪已发处置，死有余辜，你还哭什么！听说你为陈设了灵堂，回去以后赶快撤掉。”汤恩伯回家后只好撤掉陈仪的灵牌。

陈仪之死使汤恩伯良心备受谴责，加上他在台湾军政界背上了“卖师求荣”的恶名，从此长期处于外界压力和内心矛盾之中。他隐居在台北乡间寓所中，足不出户，据说常精神恍惚，绕室彷徨，不知所以。妻子王竟文整日不离左右，精心照顾饮食，并尽力劝说开导。儿女也都懂事孝顺，长女汤丽娜，在南京时由宋美龄做媒，与山东东平人赵永昌结婚。二人育有一子。但国民党败走台湾时，耽搁在宁波的赵永昌未能及时逃走，一个人留在了大陆，从此夫妻父子分别。尽管儿孙承欢膝前，却不能使汤恩伯心情好转。

◇日本求医遭意外

由于长期情绪低落，心情压抑，导致汤恩伯身体日渐消瘦。医生说他肝脏有问题，于是汤恩伯趁机申请去日本治病，蒋介石说：“有大过的人，还要到日本去治病！”随后，在汤恩伯的申请报告上签了“就地医治”四个字。

而蒋介石之所以不同意汤恩伯去日本，也是有原因的。

早在上海防卫战时，汤恩伯就在做逃往日本的准备。据谷正纲等人透露，那时，汤恩伯知道守不住上海，便将其亲信王文成、龙佐良偷偷派往日本，为其寻找避难所。并令亲信从上海将50万美元军费秘密汇到美国一个朋友的账户上，再由这位朋友转汇给日本的王文成、龙佐良。王文成初到日本时，未与蒋介石集团的驻日机构取得联系。后来，汤恩伯考虑到王文成、龙佐良无处领薪，便建议将两人吸收到驻日军事代表团工作，担任编外顾问。之后，王文成、龙佐良一门心思为汤恩伯寻找退路，这两人花了3万美元在日本东京近郊给汤恩伯买了一栋有22间房间的豪宅。可此事不慎走漏风声，1950年2月2日，路透社从东京发出一条新闻：《蒋介石透过一个中国高层官员在日本东京近郊购豪宅》。蒋介石得知后大骂道：“混账！怪不得上海和东南沿海败得那么快，原来他（汤恩伯）早做了逃往日本的准备！”

1950年3月，汤恩伯以召募日籍志愿军反攻大陆为由，准备去日本。汤恩伯上飞机后，机上验票人员要他出示赴日证件。汤恩伯声称是受“政府”委派到日本执行特殊任务，未办签证。机上工作人员要他下飞机，他坚决不下，并与工作人员发生激烈争吵。

蒋介石得知后，判断汤恩伯是想逃往日本，立刻下令阻止。几名军警接到命令后，强行将汤恩伯拉下了飞机。因此，蒋介石不会轻易放走汤恩伯。

逃日梦想破碎，汤恩伯的情绪更加糟糕。汤恩伯本就患有十二指肠溃疡，医生叮嘱他，要放松心情才能避免病情恶化。可是来台后，麻烦事一桩接一桩，且权柄尽失，落差太大，他的心情如何放松得起来，特别是陈仪之死对他造成的心理压力，使他整天沦陷于这种精神重负之中，使他的病情逐渐加重。

1953年10月，雷震动员汤恩伯住院。汤恩伯愤愤地说：“我的病在台湾治不好，住院也无益。要治病，只有到国外。我申请到日本治病，总裁又不同意，没有办法，只有等着死！”

到1954年4月，汤恩伯突感腹部疼痛，医生发现他的十二指肠部有一个肿瘤，判断汤恩伯的十二指肠溃疡已演变成癌症，建议他到国外做手术。汤恩伯的家人立即给“总统府”打报告。这一次蒋介石总算是同意了，派汤恩伯去日本担任驻日本军事代表，以便在那里医治。

在日本住院期间，汤恩伯手头已没什么钱，只好写信向陈诚告贷。汤恩伯在日本做了三次手术，1954年5月于日本东京的庆应大学进行第三次手术时，因医疗事故死在了手术台上。

关于他的死，有人说他是被日本医生谋杀的。汤恩伯是“抗日名将”，杀过无数日本人，医生中有战死日军的亲属，该人迁怒于汤恩伯，趁机下手进行报复。

也有人说汤恩伯自感愧对恩师陈仪，此时突然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手术完毕后，他突然用手撕开腹部的刀口，自杀身亡。

据目击者称，汤恩伯在手术时，虽然上了麻药，但仍旧十分痛苦，他在手术台上不停地挣扎、哀嚎，几个日本医生、护士用力将他按住，他仍然挣扎、哀号不止，最终力竭而亡。

1954年6月29日，汤恩伯病逝于日本东京，终年55岁。

汤恩伯去世后，台湾当局追赠他为“陆军上将”，蒋介石参加了在台北极乐殡仪馆举行的公祭，显得极为悲痛。

可是一个月后，蒋介石在一次国民党高级干部培训班上讲话说：“这几日来，由于汤恩伯同志病逝日本，使我更加感觉革命哲学的重要。本来汤恩伯在我们同志中，是一位极忠诚、极勇敢的同志，今日我对他只有想念、感慨，而无追论置评的意思。我之所以要对大家说我的感想，亦只是要提醒大家，对生死成败这一关，总要看得透，也要看得破才行。汤同志之死距离他指挥上海保卫战的时候，只有五年光景。这五年时间，还不到2000天，照我个人看法，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地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地光耀！我想他弥留的时候，回忆前尘，内心之感慨、懊悔和抱恨终天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难过，所以是值得我们检讨痛惜和警惕的。”

透过这番话，可以看到蒋介石对汤恩伯当年丢失上海一直耿耿于怀。

汤恩伯的老朋友黄杰在挽诗中写道：“最怜墓草青还在，风雨年年怆客魂”，恰似对汤恩伯末路凄清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