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两个世界的撞击（1/1）

饥饿的盛世

一

大英帝国的崛起，注定了它要与东半球的另一个巨大帝国迎面相撞，那就是大清帝国。

在大英帝国进行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的时候，大清帝国正处于乾隆时代，那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盛世——康乾盛世的顶峰。

今天学术界一提起对明清两代GDP的研究，经常会响起一片质疑甚至嘲笑声，特别是麦迪森所谓1820年也就是道光年间中国GDP占世界32.9%的说法[1]，普遍被认为过于夸张。但是乾隆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当时世界居于第一位，是没有疑问的。当时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是英国的8倍，俄罗斯帝国的6倍，日本的9倍，比刚刚建国的美国更不知要多多少倍。[2]虽然大清王朝不重视对外贸易，但仅凭其庞大的经济总量，它仍然是世界贸易的重要力量。

戴逸先生说：“传统观点认为汉、唐是真正的盛世，无论国力还是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达到极盛，而清朝已经开始衰落，不如汉唐。我则以为，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从物质财富角度看，这确实是不易之论。

就在这一盛世之中，1793年，英国国王派出一支庞大的使臣队伍，前往中国。

二

那么，英国人为什么在1793年决定派使节团访问中国呢？

1733年，也就是乾隆即位前3年，英国人发明了飞梭，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工业革命使英国像吹气球一样迅速强大起来，英国人需要全世界的商品，更需要把自己制造出来的大量产品卖到世界上去。1698~1775年，英国的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长到500%~600%之间。因为国民的普遍富裕，英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大量的中国茶叶。而英国人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于把自己生产的纺织品、钢铁产品及其他工业制成品卖到中国。

可是，他们的商品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广受欢迎，就是打不开中国的大门。

当时中国实行一口通商，只在广州一地进行外贸。广州海关严重腐败，每条船需要交上大量陋规才能进港。更为关键的是中国还不允许自由贸易，外商必须经过一个中国官方指定的机构，叫“十三行”，进行贸易。外国商人到达中国后，所有的货物都只能卖给十三行，不管他们给的价格比别人低多少。采购所有东西，都必须经过他们，不管他们如何提高价格，降低质量。

英国人认为，中国的贸易体制有问题，导致他们与中国的贸易出现巨额的逆差。

此时的英国已经成为海上霸主，早已称雄欧洲，海外殖民地遍及全球。他们称自己为“世上最强大的国家”。虽然一个是小小三岛，另一个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人口不到1000万，另一个人口近3亿。但国势蒸蒸日上的英国人却认为，他们有底气来与东方巨人握握手了。所以他们希望通过谈判，打开中国的大门。

1793年，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通过这件事迎头相撞。我们学历史的时候，课本都是以1840年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我则认为起点应该是这次英国使臣访华。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Ain Peyrefitte）把这个事件形容为“两个世界的撞击”，确实，此事如同火星撞地球，让中国历史从此卷入了全球化进程。

三

在来到中国之前，英国人对中国充满了美好的想象，认为中国是一个强盛大国。然而到了中国之后，正如我们在《没有中世纪，就没有新欧洲》一章中讲过的，他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中国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穷困之中。

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的研究，18世纪，普通英国农户一年的收入是137英镑，除去各种花费，每年能有11英镑的剩余。换成中国的白银，大约40两。而同时期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全年支出平均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十分普遍。

那么，为什么盛世中国是贫困的呢？

本来，乾隆朝全国粮食产量比前代大幅增加。这一方面得益于红薯、玉米带来的“18世纪的食物革命”，另一方面是因为乾隆皇帝提供了长期的政治稳定，因此据吴宾和党晓虹的《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一文，中国历代口粮总量发展呈总的上升趋势。其中秦汉为417.6亿斤，隋唐代为626.4亿斤，宋辽金元代为835.2亿斤，明代为1392亿斤。而到清乾隆晚期，一跃而达2088亿斤。

然而，乾隆朝的又一个纪录是人口发生爆炸。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多数时间在数千万左右，只有少数几个历史时段突破过一亿。然而在乾隆60年的统治生涯中，中国的人口增长非常迅猛，乾隆晚年，中国人口接近3个亿，增长率是108%，比世界水平高出了65个百分点。

因此乾隆盛世也是一个贫困的盛世。乾隆年间的粮食总产量虽然创了历史最高，但人均占有量却处于历史落后水平。同样据《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一文，历代粮食人均占有量，秦汉为985.75斤，隋唐为988.7斤，宋辽金元为1457.87斤，明代为1192.94斤，而乾隆年间，仅为780斤，处于秦始皇以来历代最低水平。

据说文景之治时，中国老百姓也都富裕得十分了得，家家户户都骑马，而且全骑雄马，谁要是骑雌马或者小马都会遭到众人嘲笑，而乾隆盛世中却绝没有类似的记载。洪亮吉说，乾隆晚年和嘉庆年间，农民“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也就是说，虽然一辈子勤勤恳恳，努力奋斗，但是也攒不下钱，遇到一点点天灾，就有饿死之忧。

乾隆盛世的贫困还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更体现在政治上。

到了中国之后，英国人发现，大清王朝虽然不那么富裕，但是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在政治统治上确实是井井有条。“自进入中国境内以来，在这样大的地面上，一切事物这样整齐划一，这在全世界是无与伦比的。”[3]

整个中华帝国的整齐划一令英国人惊叹不已：“这样多的人口，这样广袤的地面上，遵守着一个统一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有共同的语言文字和生活方式，俯首帖耳于君主一人的绝对统治之下。”[4]这与英国完全不同。

英国人认为，中国社会治安的良好和政治效率之高胜于欧洲。“皇权的铁掌威慑着一切不守秩序、破坏法纪的行为，全体使节团成员感到绝对的保障。”权力的威严使北京城内秩序井然。“北京人口虽然这样多，但秩序良好，犯法的事很少。”[5]

中国官府的行政组织能力非常高。英国人到中国来，给乾隆带了好多礼物，打包后一共是600多个包裹，形状大小不一，从船上卸下来后又多次转驳才送到承德，英国人认为肯定有一些东西会损坏。但是在中国官府强有力的组织协调之下，这些东西迅速地从船上搬运下来，运到承德，组装完毕，没有一件破损，英国人说这种政治效率是全世界第一的。“的确，这儿一切似乎只要朝廷一声令下就都能办成，最费力的事也能随时得到执行。”[6]

但是这种政治效率达成的方式是英国人想象不到的。

英国人长途航行的目的地是天津，但是因为他们不熟悉中国的航路，误打误撞跑到了浙江的定海。到了定海之后，他们需要当地官员找两个领航员，沿着海路给他们领到天津。定海总兵当时满口答应，发下命令去找领航员。但是定海总兵寻找领航员的方式跟英国人的想象是不一样的。按英国人的逻辑，中国官员应该高价悬赏。但是总兵并不这样办，总兵派出他手底下的士兵到街上挨家挨户搜查，让英国人在大堂上坐着等，一会儿工夫，士兵就带来了好几十个中国老百姓，黑压压地跪在地上，说他们都航过海。然后总兵一一询问谁到过天津，最后找出两个人去领航，但是一文钱报酬也不给，因为这是国家的任务。这俩人说我们已经十多年不航海了，现在正在经营买卖，如果我们去领航，买卖没人照看，家人没法养活。总兵说你们如果不去，唯一的结果就是挨板子。最后这两个人只能跟着走了。

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一幕却让英国人不寒而栗，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当时英国政治的信条已经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的义务”。而清王朝的信条则与此相反，“国家的需要压倒一切”。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除非是在一个专制的，其子民不知有法而只知有暴君的国度，这是不能容忍的。”

英国人认为，欧洲和中国的政治文明有巨大落差。马戛尔尼认为“中国政治制度上没有代议性质的机构来帮助、限制或监督皇权”，“在中国的政治、伦理和历史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自由色彩的理论，他们认为这种理论最后一定导致犯上作乱”。

四

当时的欧洲，正流行着一股中国热。像今天的西化大潮一样，当时的许多学者号召欧洲向中国取经。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他家的小礼堂中，毕恭毕敬地供奉上了孔子的画像，他称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被称为“狂热的中国崇拜者”，他认为中国拥有“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

今天的中国积极向西方学习，与世界接轨。那时欧洲学者们却说，要向中国学习，要与中国接轨。伏尔泰说：“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这种对遥远文明的“狂热”，其实是人类文明史上常见的现象，所谓“外国的月亮比本国的圆”。正如同近代以来一些中国人的“崇洋”一样，其本质都是“借他人杯酒浇本国的块垒”，目的是以他处之长攻本地之短。这种“中国热”在欧洲兴起，其实是启蒙运动中的欧洲知识分子借助中国文化中的世俗精神，来批判中世纪欧洲的神权迷信。这里面有对中国文明的独特解读，也掺杂着一些“美丽的误会”。

然而，英国人对中国的造访，迅速打破了传教士们在欧洲建造起来的中国神话。

使团到达天津后，全体成员乘坐中国官方的平底船，沿着运河前往北京。很多中国人在岸边看热闹，看金发碧眼的“夷人”。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巴罗说：“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劝说我们船上的人开过去援救也得不到响应。不错，我们当时船速是1小时7英里，这居然就成了他们不肯停船的理由。我确信这些不幸的家伙中有几个一定是丧命了。”英国人说，在世界其他国家他们不会看到这种现象，只有中国人之间这样冷漠。

所以乾隆时代到中国的这些英国人，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印象非常深。英国人注意到，在没有官员的场合，中国人的表情也十分正常。只不过一旦有官员出现，中国人的神情立刻变了：“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了另一个人。”

这些英国人回国后写文章分析说，这种国民性格，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因为他们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接触过华人，看起来都很正常。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槟榔屿，“和其他我们东印度公司属地”，中国移民的“诚实跟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发明创造和聪敏似乎也跟学习模仿的精确一样出色”。然而，生活在自己国家的中国人，却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同时也更冷漠、麻木和残酷。

英国人在世界上第一次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及其起因。巴罗说：“这些事例再清楚不过地昭示了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过就像我先前说过的，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气质。”

巴罗说：“就现政权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英国使团第一次向全世界撩开了这个神秘国度的面纱，导致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从光明变为阴暗。欧洲人发现，“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政治之争证明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经济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7]。

五

在英国使团到达中国之前，欧洲人从来没有想象过武力进攻中国的可能性。然而，马戛尔尼一回国，以武力教训中国的声音就开始在欧洲响起。而且这种声音还披上了文明的伪装。马戛尔尼宣称：“如果中国现政府由一个会保证其居民财产安全的政府所取代，那么亚洲农民和工匠的技术与进取心以及亚洲商人的商业敏感就会激励起来。从随之而来的财富增长中，欧洲贸易将会获益，世界将会在互惠的商业中联合起来。”

这就为后来的鸦片战争进行了思想铺垫。

[1]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中有如下描述：“19世纪前，中国比欧洲或者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14世纪以后，虽然欧洲的人均收入慢慢超过中国，但中国的人口增长更快。1820年时，中国的GDP比西欧和它们附属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根据该书图表，1820年清朝GDP占全世界的32.9%，即便是进入20世纪初，该比重也在11%左右。

[2]郭成康等：《康乾盛世历史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

[3]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第276页。

[4]]同上。

[5]]同上。

[6]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7]周宁：《异想天开——西洋镜里看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224页。

乾隆皇帝与鸦片战争

一

历史课本给我们的印象是，清代中前期的皇帝，从顺治到康雍乾，个个雄才大略。到了清代晚期，道光、咸丰到光绪，一个个懦弱无能，中国才落后挨打。

然而事实上，如果仔细史料，你很容易发现，鸦片战争的爆发，与乾隆皇帝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多重关系。

说起来中国真是多灾多难。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对外部世界一直挺感兴趣的。汉武帝多次派人外出探险，差点到了欧洲。隋炀帝也多次“召募行人，分使绝域”，遣使远至波斯等地。唐代各色人种的商人聚集长安，一直是大唐开放气派的一个标志性证明。两宋海外贸易更为繁荣，南宋外贸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分量。大元王朝的开放则导致了《马可·波罗游记》的诞生。

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人来到久已神往的东方海面。全球化过程从此开始，任何国家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而恰恰从此时开始，中国开始转向闭关锁国。在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看来，海外贸易除了进口些用不着的奢侈品，以及带来危险的海外势力外，不能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所以他下诏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虽然明朝中后期部分开放海禁，但仍然禁令重重。嘉靖年间，明世宗规定：不许制造双桅以上大船，并将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这一禁令影响持续了300余年，直到1820年，中国驶往东南亚的海船仍限制在两桅。

二

英国使臣访华，实际上给乾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认识西方，促进中国加入世界海洋贸易的竞争中。

英国使团的使命是与中国建立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的外交关系。英国人希望在中国设立大使馆，与中国互派大使，希望与中国签订一个外交条约，建立稳定的外交关系。

当然，英国最迫切的目标是促使中国政府改革外贸体制，取消十三行，多开放几个口岸，允许自由贸易，公开关税税率，以减轻中国官员对外商的剥削和刁难。

英国人还有一个“非分之请”。当时澳门已经被葡萄牙实际统治多年，因此希望中国皇帝也“送给”英国一个“小岛”，“以堆放货物”。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国人给乾隆带来很多礼物。当然，这些礼物主要不是奢侈品，而是体现英国的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的工业制成品。英国人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带来了大英舰队的全套模型。除此之外，还带来了很多“高科技产品”，比如一架天体运行仪，就是一个太阳系的模型，中间是一个太阳，有齿轮驱动，上足发条之后几大行星围绕太阳运转。他们还带来一个天文望远镜，欧洲人那时候就用这种望远镜发现了星云的存在，知道了人类生活在银河系当中。他们给乾隆带来了一个大的地球仪，上面标注了英国在各地的殖民地，向乾隆展示日不落帝国的威势。他们甚至还给乾隆带来了一个热气球和一个热气球驾驶员，乾隆皇帝要是愿意的话，可以坐上热气球升上天空，成为东半球第一个飞上天空的人。英国人充分相信，这些全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一定让中国皇帝大开眼界，对欧洲人刮目相看。因为他们通过贸易深知，中国的工业还停留在中世纪时代，与英国的差距实在是不可以道里计。

可是这些信息乾隆都没有收到，为什么呢？因为这中间有一个礼仪之争。英国使臣来到中国之后，清朝官员要求他们学习三跪九叩，凡是外国使臣前来进贡，必须如此行礼。但是英国使臣拒不同意，他们认为大英帝国与大清帝国是平等的，双方因此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经过很多轮的谈判，最后英国使臣勉强答应，到乾隆生日那一天他们混在各国使臣当中，一起跪地，只不过英国人是单膝下跪。别人磕头的时候他们也随众俯首，远远看起来就像行了三跪九叩礼一样。乾隆心里因此非常不高兴，所以后来乾隆观看英国使臣带来的礼物的时候，没有叫上这些英国使臣给他做讲解，因为知道他们不会给自己下跪。乾隆自己一个人闷头在那儿看，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看明白。他看到太阳系模型，认为是一架西洋大钟表，因为有齿轮转动，他给它起了一个名叫“天文地理大表”，认为跟清宫以前买到的钟表没什么本质区别。看到天文望远镜，他说这是一个千里镜，因为宫中早就有望远镜，当然是打猎用的。英国人给望远镜写了一个详细的英文说明书，注明“这是我国科学家牛顿所发明的，应用了什么原理”等，乾隆也完全看不懂。地球仪上用英文标注的英国殖民地，乾隆也没有注意到。所以英国人竭尽全力向乾隆展示西方世界的发展水平，乾隆却完全没有接收到这方面的信息。因此乾隆对英国使臣提出的两国平等交往、互设大使馆以及改革中国外贸体制等要求，一律否定，全部驳回。他回复英国人说，你们的要求不符合中国惯例，天朝制度，尽善尽美，无一字需要改动，你们贸然提出这些请求，显然是不懂事的蛮夷之国的荒唐举动。

乾隆不知道，他错过了世界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17世纪后半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已经衰落，后起的荷兰也进入衰落的过程中。英国向东亚的大规模扩张则是18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从17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前半期，是东南亚海上力量的空白期，或者说是上天留给中国的最后几十年时间。如果乾隆能通过马戛尔尼访华敏锐地感觉到迫在眉睫的威胁，并抓住这最后的时机积极经略海上，并非没有可能获得最新西方军事及科技成果，努力追赶世界水平。[1]

可惜，这仅仅是一个假设。大清王朝的文化性格决定了这种可能性极为微小。

从中国回来后，马戛尔尼预言，一旦中国这艘巨舰受到攻击，“它将永远不能修复”。亚洲及世界各地的贸易将受到“扰乱……各国的冒险家都将来到中国”，企图利用中国人的衰败来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在他们之间将展开无情的斗争”。在这种对抗中，富的更富，穷的更穷。“英国靠着它的创业精神已成为世界上航海、贸易和政治的第一强国；从这样的急剧变革中，它将获得最大的利益，并将加强它的霸权地位。”

这是惊人的准确的预言。

三

虽然在经济方面没有收获，但是英国人在军事方面收获巨大。

对这次英国人的来访，乾隆皇帝不但在接待工作上做了精心准备，而且还在武力炫耀方面连篇累牍地做了多次指示。皇帝通告各地军方，凡英国人经过之处，都要全副武装，列队迎接，向英国人展示天朝强大的武力，让他们开开眼，对天朝的强大有所敬畏。

然而不展示还好，一展示，英国人马上发现了中国军事上的落后。对于中国的武备，英国人极为轻蔑：“他们的大炮为数很少，仅有的几门炮都破旧不堪。我都怀疑这些炮是向葡萄牙人借来的，因为那些火绳枪便是。”这种军事展示在英国人眼里成了一个笑话。回到英国后，马戛尔尼的话迅速传遍了世界：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

除了对中国军队的整体评估外，他们还对中国的具体防务进行了考查。马戛尔尼初步探明了从宁波到天津大沽口以及从大沽口到通州的航道，对北京、通州、定海等中国城市的防卫设施进行了细致观察，为西方人后来入侵北京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资料。

为什么在后来的鸦片战争中，英军选择定海为第一座攻打的中国城市呢？就是因为英国使臣详细测绘了定海城的防卫布局。

鸦片战争的鸦片因素，在乾隆时期也已经出现了。如前所述，因为英国商品在中国打不开销路，在中英贸易中，英国人只能用白银换取中国的茶叶。中国对白银的惊人胃口导致美洲很多银矿面临枯竭。英国人心急如焚，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el Watson）正式提出了在印度大面积种植鸦片，然后卖给中国人的计划。1773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这项计划得到批准并开始实施。当然，乾隆对此一无所知。

一开始，英国人并不准备大面积实施这一罪恶的计划，还是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打开中国国门。直到马戛尔尼出使失败后，英国人才开始大规模组织鸦片输入中国。据统计，1775~1797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鸦片1814箱。而1798~1799年，平均每年增至4113箱，到1800年，则达到4570箱。

正是在乾隆年间兴起的鸦片走私，让中国贸易从以前的顺差一下子变成了逆差，白银大量外流，几十年后财政濒临破产，导致道光皇帝不得不禁烟。

四

在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名字叫乔治·托马斯·斯当东（Gee Thomas Staunton），时人称为“小斯当东”。

1840年4月7日，英国的下议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题是“要不要向中国派遣远征军”。在漫长的辩论过程中，一位叫小斯当东的议员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特殊重视。在他发言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人们听得异常认真。小斯当东以果断的口吻说，以他对中国统治者性格的了解，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小斯当东的发言对议员们的决定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发言结束后，下议院里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在后来进行的投票中，主战派271票，反战派262票，9票之差。也就是说，如果再多5张反对票，鸦片战争就不会在那时爆发。

为什么小斯当东的话如此有说服力呢？因为他是当时英国最著名的中国专家，而且他13岁就到过中国，还曾经与乾隆皇帝“亲切交谈”。

原来，小斯当东正是当年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的儿子。马戛尔尼访华时，13岁的他被作为“见习侍童”带到中国。在驶往中国的漫漫旅途中，小斯当东学会了简单的中文。因此在觐见的时候，他有机会直接和乾隆用中文聊天，乾隆一高兴，还赏了他一个荷包。

回到英国后，小斯当东继续刻苦学习中文，成为知名的汉学家，以及下议院议员。

这样一个人当然在中英关系中最有发言权。他告诉英国人，对中国必须采取强硬手段，想通过和平手段让中国人尊敬英国是不可能的。这是他在与乾隆打交道的过程中学到的。

五

英国人在1793年通过和平谈判没有得到的东西，40多年后通过战争一件不少地得到了。《南京条约》的五点核心内容，与马戛尔尼乞求乾隆皇帝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

1793年马戛尔尼提出多口通商，增加舟山、宁波、天津等处；1842年的《南京条约》规定，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处为通商口岸。

马戛尔尼要求，如同给葡萄牙澳门一样，也给英国一个小岛，以堆放货物。《南京条约》中割让了香港岛给英国。

马戛尔尼要求结束十三行垄断，自由贸易，公开固定的关税税率，这些在《南京条约》中都得到了落实。

因此，鸦片战争与乾隆皇帝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也是我把马戛尔尼事件当成中国近代史起点的原因。

马克思用这样的语言概括鸦片战争：“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2]

[1]史宏志：《16世纪至19世纪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海外贸易政策述评》。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16页。

从财政角度看鸦片战争的失败

一

关于鸦片战争，很多人有各种误解。

最常见的误解是，清军在战争中是用大刀长矛和英国人作战的。很多电影，比如《火烧圆明园》之类，通常都会表现清军骑着战马，挥舞着长矛，在英军的步枪射击下一片片倒地的场景。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中英双方虽然在武器装备上有差距，但是差距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大。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用大量材料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英军处于火器时代，而清军也大量使用火器，而且还是西洋火器。比如清军用的鸟枪，是根据葡萄牙火绳枪仿制的。清军使用的火炮，同样属于西方加农炮系列。虽然中国人对英军最强烈的印象是“船坚”，甚至排在“炮利”前头，但是那时双方的军舰其实都是木头制的帆船，靠风作动力。火轮船虽然已经发明，但是用于军舰的技术还不成熟，因此在鸦片战争中基本没有应用。

因此，中英双方武器的差距关键在于质量。也就是说，虽然大致属于同一类型，但是清军的质量太差。“清军使用的火器，主要是仿造明代的老式的‘洋枪洋炮’。与英军相比，整整落后了200余年。”事实上，清军早在与明军作战时，就从明军手中缴获了大量西式武器。后来又大量地进行仿制，因此“清军使用的鸟枪，原型可追溯至1548年（明嘉靖二十七年）的葡萄牙火绳枪”。但是清代并没有对武器进行持续研发和改进，一把鸟枪通常用个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茅海建说他见到的材料中，竟有使用166年尚未更换的鸟枪。

大炮也是这样，清军使用的火炮，虽然是仿照西方17~18世纪初的加农炮系列，但也都是已经用了上百年了，有的甚至是明朝的东西。换句话说，从明代末期到清代末期的200多年间，中国军事工业没有任何进步，甚至还有退步。比如明末清初，中国就引进了“开花炮弹”（一种爆破弹）的技术，非常有威力。然而到了清代，中国人忘记了自己曾经掌握了这门技术，在鸦片战争中看到英国使用这种炮弹很厉害，才在战争之后费了很大力气进行了“二次引进”。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征西的时候，在陕西发现了明朝末年的“开花炮弹”，才恍然大悟，原来此“利器之入中国三百余年矣”。

但是欧洲军事技术从明末到清末一直在持续进步。因此，到了清末，中国的武器与西洋武器的质量出现了巨大差距。与英军的步枪相比，清军的鸟枪射速慢、射程近，在威力上，一支英式步枪，可以顶4~10支中国鸟枪。

中英双方的大炮虽然原理相同，但是工业革命让英国的冶炼技术大大提高，英国的大炮铁质好，炮筒里面用车床进行了加工，非常光滑。而中国大炮铁质很差，很容易炸裂，而且铸件毛糙，炮筒里面是不光滑的，所以炮弹射出来后，弹道紊乱，精度很差。所以我们看整个战争中，清朝军队没能击沉一艘英军的军舰。[1]

中国和英国军船的差别，也具体体现在英国军舰用的木料更结实、设计更合理、安装的大炮更多上，所以作战效率比中国强很多。

中国和英国的武器在明末大致处于同一水平，到了清末却有了这么大的差距。这很直观地体现出中世纪以后，欧洲历史是加速度发展，而中国在很多方面是停滞甚至倒退的。

二

关于鸦片战争的另一个误解，是鸦片战争中国只输在军事上。

其实，中国是整体性全方位的失败，绝不止于军事。

第一次鸦片战争花了多少钱呢？道光皇帝曾经下过一个上谕，说不完全统计的结果是花了2000万两白银。而据鸦片战争研究的权威茅海建根据第一手材料进行的统计，这次战争，中国最终是花了3000万两。[2]

那么，英国人花了多少钱呢？茅海建在《英国议会文件》中看到了英国政府对下院质询时开出的一份对华战争支出的账单，421万镑，最终换算一下，相当于中国银两1263万两[3]。也就是说，只相当于中国的40%。

这场仗是在中国打的，英国人是万里远征，理应中国有地利，为什么结果却是中国军费比英国多那么多呢？

这一是因为清代后勤体制落后，二是因为官员从中大量贪污，三是清朝财政体制、会计体制乃至税收体制有很多弊端。[4]

各地的清军平时装备很差，根本不能打仗。出征的时候，很多东西都要重新制造。而且出征前，还要发放大量的行装费和路费。加到一起，和新建立一支军队所花的钱差不多了。

贪污数量也很巨大。比如处在浙江前线的军官们琢磨着发财手段，虚构了一支9000人的“南勇”，以这个为名义，骗了国家10万两军费。总兵郑国鸿之子郑鼎臣虚构了一支20000人的水军队伍，套取国家兵饷三四十万两。这类事件在鸦片战争中层出不穷，留下很多资料。各级官员贪污总数最高可达上千万两。也就是说，有1/3的军费，是直接被贪污掉了。

三

很多人指责中国统治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抵抗意志不坚决。

说实在的，英国人并没有占领中国多少领土，也没打到中国首都，为什么不打下去呢？继续打啊，打到国家被占领一半，来个持久战，不行吗？英国毕竟是小国，我们是大国，可以消耗它啊。

还真不行。

论消耗的话，我们消耗不过英国。事实上，战争刚开打，中国就没钱了。

我们来看看鸦片战争的军费在中国和英国两国的财政中的占比。

清王朝每年的财政收入，大约在4000万两白银。具体到184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是3904万两。鸦片战争的军费占中国全年财政收入的70%以上。

而英国那一年的财政收入是15540万两。也就是说，英国的财政收入是中国的整整4倍！对英国来说，这场战争，只花掉它全年收入的8%。

这样的战争，中国能打胜吗？再打下去，中国显然要破产，而英国毫无压力。

一个国家的财政能力最能代表它的国力。任何一项国家能力，包括军事力量，都离不开财力的支撑。“财政能力真正体现一个国家能在多大范围内动员其经济资源。”因此财政收入比GDP总量更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实力。

中国是大国，英国是小国。当时中国的人口是4.1亿。而英国是1500万。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数是英国的27倍左右。然而英国的财政收入是中国的4倍，也就意味着，英国的人均财政收入是中国的109倍！

那么，为什么中英两国财政能力差距如此之大呢？

一方面是中英两国国民收入不同，我们讲过，早在工业革命前，英国人均收入就要比中国人富裕很多。

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一方面，是税收体制背后的政治体制不同。

表面上看，英国的政治体制不利于税收。因为我们都知道英国人的“无代表不纳税”的理念。著名的光荣革命最主要的内容就是限制国王的权力，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收税。

而中国皇帝富有四海，皇权没有任何限制，中国还有一支人数巨大的官僚队伍，主要任务就是收税。因此皇帝要收多少税，似乎是一句话的事。

这样说起来，中国的收税能力应该比英国强很多。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光荣革命，英国的税收能力大大增强。而中国皇帝的税收能力其实一直很差。

这是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光荣革命强调了纳税人的合法财产权，或者说，强调了对产权的保护。国王不能再任意损害纳税人利益，更不能把收到的税款用于骄奢淫逸胡吃海喝，如同秦皇汉武那样宫殿一盖就是几十上百座。光荣革命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纳税体系不再归国王管，而是归议会管，每一笔钱怎么收怎么用，都要公开辩论，非常透明。

这样一来，精明的英国人就相信他的钱不会被中饱私囊，也不会被浪费，而是最终会花在自己身上，用来给公民提供“公共产品”。

事实证明英国纳税人的判断是正确的。虽然国力不断增长，收入不断增加，但是英国的财政收入大部分用于对外扩张，国内管理上用的金额基本不变，也就是说，文官队伍比较清廉，比较节俭，税收没有被腐败吞噬。“自十四、十五世纪以来，英国政府有偿提供公共产品的规模增长与效率提高就主要体现在国防或国外市场的扩张上，对内的协调职能长期以来几乎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其内政开支甚至保持了几百年如一日的稳定。”[5]

在对外方面，英国政府虽然花费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税收，但也确实最有效地保护了国家的利益。在欧洲100多年的列强争霸时代，英国通过军事力量，不仅确保英伦三岛、北美殖民地、欧洲大陆市场的绝对安全，而且阻止了任何一个可能的竞争对手的出现。虽然战争连绵，但是不断获胜，可以获得赔偿。而且战争支出刺激了经济增长，促使英国经济更加繁荣，“国家支出的猛烈增长，特别是海军部订货造成的对生铁、木材、布匹和其他物资的巨大而持续的需求，造成一个‘反馈环’，促进了英国的工业生产，刺激了技术上一系列的突破”[6]。大量的英国工厂、企业和商人都通过战争发了财。这进一步提高了英国人的纳税能力，形成了良性循环。

因此，英国纳税人认为他们对政府的投资是合算的。他们相信，交给国家一磅，国家回报给自己的远超过一磅，这使英国的征税阻力很小，征税成本相当低。[7]

马德斌说，正是因为这样，世界上首先被制约和限制的权力，成为最有效、最强大的权力，英国的国家能力因此大大增强。

而中国皇帝呢，表面上税收能力很强，如前面我们所说，汉武帝时期，随心所欲地通过税收掠夺民间财富，导致上千万人成为奴隶。再比如明朝末年，随意加收三饷，并没有人能反对。然而事实上，古代中国的财政能力是很差的。

为什么呢？

第一，在普通民众看来，税收就是官府对人民的合法抢劫，纳税积极性不高，千方百计逃税。

第二，也是更为主要的，因为无法有效治理腐败，通过官僚体系征收的税款，真正送达中央的很少，有80%甚至90%的税费被各级官员中饱私囊，成为陋规的主要来源，成为官员们发财致富的主要手段。这就是所谓的“强政权与弱治理并存的矛盾体”。因此古代中国的国家能力很差，无法建立起公开透明的税收体系，无法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产品。

因此，鸦片战争后，中国有一位著名的保守派官员刘锡鸿，被派到英国当外交官后，通过亲眼观察，发了一通感慨。他说中国老百姓不愿意交税，英国老百姓却很积极，为什么呢？因为英国人征税，是老百姓选出的议员在议会上决定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当然是愿意了。而中国征税去干什么，谁都不知道，当然没有人愿意交了。当然，这话是他私底下偷偷说的，回国之后他是绝口不提。

[1]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茅海建：《鸦片战争清朝军费考》，《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4月，道光皇帝的上谕中引用曾任职户部也就是财政部的中国官员陈庆镛的一份奏折，说“此次各海疆动拨银两报部者，已不下二千万两，尚有陆续补报等项”。也就是说，根据官方尚未统计完的结果，第一次鸦片战争，花了清王朝至少2000万两白银。

[3]事后根据《南京条约》，清朝赔偿英国的战争军费为1200万银圆，相当于852万两白银。

[4]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5]宋丙涛：《英国崛起之谜：财政制度变迁与现代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218页。

[6]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第77页。

[7]不过我们要说明的是，英国人均纳税虽然远高过中国，但是在整个财政收入中并不是大头，这方面下一章有说明。

“借钱”的能力与英国崛起

一

光荣革命之后，英国不但在与中国的鸦片战争中轻松获胜，在欧洲大陆，也没有了敌手。

在欧洲历史上，英法两国是老对头。在光荣革命之前，英国的国力是无法与法国抗衡的。光荣革命时，英国的总面积是3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是894万。而法国的面积是5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1930万。当时法国的GDP是12159万英镑，差不多是英国的两倍（英国约为6418万英镑）。[1]

从国王的集权程度也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来看，英国更是远远不行。英国国王的权力一直受到贵族们的重重约束，而法国国王权力极大，法国王室从14~17世纪一直是欧洲最富有的王室。

因此在光荣革命之前，英国不是法国的对手。1337~1453年间，英法打了一场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战争，即著名的长达116年的“百年战争”。战争以法国获胜结束，英国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法国领地。

然而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开始了军事上的崛起，从“光荣革命”到滑铁卢战役的127年里，英法两国有一半时间（64年）都处在断断续续的战争状态。[2]最终的结果是英国全面获胜，摧毁了法国的海上力量，夺取了法国的海外殖民地。随着拿破仑帝国的崩溃，英国迎来了辉煌的19世纪。

那么，为什么光荣革命后英国军事力量变得如此惊人？

主要是因为英国人的借钱能力变强了。

上一章我们讲了，英国的税收能力远强于中国。然而，在英国的财政收入中，直接的税收还只是小部分，大部分是国债。也就是说，英国的财政能力更主要的部分，是体现在“借钱”的能力上。

我们知道，打仗就是打钱，就是比谁的钱经得住消耗。光荣革命之后很长时间，因为国家体量的关系，英国的税收仍然没有法国多，但是英国通过发行国债，获得了巨额资金。光荣革命后没几年，1695年，英国的国债总额就达到840万英镑，达到了税收的两倍。以后更是直线上升，1700年达到1420万英镑，1763年增到1.326亿英镑，而到了1790年，国债总额攀升到2.44亿英镑，是当年政府收入的15倍！[3]正是强大的筹资能力，支撑着英国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战争，成为世界头号霸主。换句话说，英国之所以能称霸欧洲，就是因为它在欧洲最能借钱。

相反，法国失败是因为它借不到钱。法国人也不傻，为了打仗它也努力发行国债。然而法国在这方面很失败。虽然法国政府愿意付出的利息差不多是英国政府的两倍，达到6%以上，然而，却没有人愿意买法国的国债。拿破仑时期在位10年，筹到的国债一共只有6300多万法郎，约合当时的274万英镑，不到英国国债的1%。[4]这是拿破仑最终遭遇滑铁卢的根本原因。

二

为什么法国借不到钱呢？因为国家体制不同。

我们说过，在欧洲国家通向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有4种模式。西班牙的绝对专制式、荷兰的松散联邦式、英国的君主立宪式我们都介绍过了，在这里我们再花点笔墨介绍一下法国的君主专制式。

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中世纪法国也是一个松散的封建制国家。国王名义上是全法兰西封建主的最高宗主，实际上并不能控制全国。王室的领地很小，在大大小小诸侯的封地海洋中像一个岛屿，人们称它为“法兰西岛”。王室的收入相当微薄，不够宫廷费用。以致腓力一世曾率领臣仆抢劫过路的意大利客商，以补不足。[5]然而，诸侯们却占有大片土地，各据一方，有时还与国王打仗。

读到这里，相信大家一定会想到周天子迁都洛阳之后的情况。当时周天子地盘大大缩水，入不敷出，穷困潦倒，只好厚着脸皮，派出使者到周围各国去化缘，“求赙（丧葬费）”“告饥”“求车”“求金”。为了一件小事，郑国还公然与周王室大打出手。

从11世纪起，法国国王就不断试图加强自己的权力，通过战争，王室直辖领地不断扩张。由于大陆型国家的环境和禀赋，法国的君主集权比英国要顺利，经过持续不断的顽强努力，16世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渐渐形成，在路易十四时期，达到了中央集权的鼎盛阶段。1688年时，英国忙于光荣革命，而法国则在忙着集中力量办一件大事，就是建设规模浩大的凡尔赛宫。第二年，也就是1689年，凡尔赛宫落成。如果你到凡尔赛宫去玩，相信你一定印象深刻。这座建筑里面林林总总的收藏和陈设，反映出集权制法国的强大和奢华，与中国古代帝王的宫殿在精神上并无二致。

法国的君主专制比西班牙要先进，因为它兑现了对资产阶级的承诺，破除了封建关卡，促成了国内的统一市场，推动了经济发展，但是这一制度的问题在于对君权缺乏有效约束。

在中世纪封建制度下，和其他国家一样，法国国王的权力受到贵族的地方统治、城市三级会议和各种行会组织的约束。但是中央集权的扩张渐渐突破了这些约束，表现之一就是税收的增长。比如在路易十一统治期间，税收增长了近四倍。为了征税，法国建立起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6]贵族在地方的统治权逐渐被国王任命的行政官僚取代，这个过程与战国时期中国的郡县化改革相似。[7]

到了路易十四阶段，国王权力无限膨胀，个人独断独行，官僚机构越发庞大，拥有军队达30万，达到“君权神授”“朕即国家”“法律出于我”的与中国帝王相仿的程度。[8]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国王的权力却日益缩小，并且在光荣革命中被架空成“虚君”。正是这一进一退，导致两国的借钱能力出现巨大差距。

三

为什么法国人借不到钱呢？道理很简单。借钱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信用。信用好，能借到钱。信用不好，没有钱可以借给你。

欧洲历史上战争不断，大大小小的国王为了支持战争早就开始想尽办法借钱。一开始，国王们总是以自己的个人信誉来借，但是这样借到的钱有限。为什么呢？一是因为有的国王诚信度不高，说话不算话。二是国王的寿命是有限的，老国王死了，新继位的国王有可能不承认前任国王欠下的债务。所以国王们虽然付出很高的利息，却通常借不到多少钱。

16世纪，哈布斯堡王朝要和法国开战，急需资金。这次，哈布斯堡皇帝脑筋急转弯，不再用个人的名义借钱，而是以其领地荷兰州议会的名义来借。

为什么以议会的名义来借呢？第一，荷兰州议会信誉特别高。我们讲过，荷兰是欧洲议会制度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议会制度最为成熟。荷兰州议会诞生之后，一直信誉良好，从来没有违约过。荷兰曾立法保障银行交易的绝对自由，因此当后来荷兰和西班牙的军队在海洋上厮杀时，西班牙贵族手中的白银居然仍可以自由地从阿姆斯特丹银行的金库中流出。荷兰的银行，甚至还可以合法地贷款给正在和自己国家作战的敌人。所以，大家信得过荷兰。[9]

第二，更为关键的是，国王会死，但荷兰州议会却是永久性机构，不会消失。

第三，哈布斯堡皇帝有时穷有时富，荷兰州议会的税收却一直稳定增长，有稳定的还债能力。

当然，荷兰州议会不会无条件为哈布斯堡皇帝借钱，荷兰州议会同意为皇帝借钱，但要求以后有权限制哈布斯堡皇帝的财政支出，这样还款就有了双重保障。

于是，哈布斯堡皇帝以交出部分财政权为代价，将自己的“个人借贷”转换为由议会这一公共机构发行“公共债务”，“国债”就诞生了。荷兰州议会以其高度的信誉、稳定的偿还能力和永久存在的生命，轻松地为哈布斯堡皇帝借到了大量的钱。

因此，国债制度的诞生，意味着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即“王权”受到限制，而议会的权力获得扩张。

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来自荷兰的威廉三世继承了英国的王位，把荷兰的这套国债制度带入了英国。

英国拥有良好的发行国债的基础。因为与荷兰一样，英国拥有成熟的议会制度。人们对英国政府充满信心，相信英国政府肯定能守信归还本息。所以英国民众非常踊跃地购买债券，认为这样比把钱存在银行划算。英国人均购买的国债额，在威廉三世时期达到3.1英镑，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更增加到29.15英镑。由于英国政府的透明度较高，欧洲大陆的投资者也都非常愿意投资英国。荷兰人、犹太人甚至敌对国家法国的投资人，都踊跃购买英国国债。[10]所以英国能借到全世界的钱，来支持自己与法国打仗。

因此，1786年，英国首相皮特在下院宣布：“这个民族的生机乃至独立建立在国债基础之上。”

四

在发行国债方面，法国人远远不行。法国实行君主集权制度。专制就意味着任性，意味着朝令夕改，意味着不讲信用。在国债发明之前，法国国王以个人名义举债，总是借不到多少钱，因为历史上法国王室的信用一直很差，是著名的“老赖”，法国有的国王甚至用杀掉债权人这种办法来逃债。

英国人发行国债之后，法国也有样学样。但是法国的议会政治不成熟，代议制度很落后，议会无力控制国王。法国的三级会议在1614~1789年间，100多年没有召开，国王的权力不受约束，经常东一下西一下瞎折腾。因此虽然法国国债利息很高，但是大家信不过这个国家，没有人买。

“老赖”的法国王室借不到钱，只能靠不断增税[11]，甚至通过卖官鬻爵来筹集军费。王室财政危机最终引发政治风暴，导致王朝轰然倒塌。法国大革命后上台的革命政权做得更绝，他们干脆一笔勾销了2/3的债务，结果法国政府的信用更是一落千丈，只好大量收税，税收总额大大超过了革命之前的水平。

到了拿破仑时期，因为这种负面历史遗产，同样借不到钱，财政支撑能力越来越差，拿破仑虽然拥有天纵的军事天才，最终也不得不兵败滑铁卢。

因此有人评论道：“拿破仑是在用自己的本金和英国的利息来进行战争，焉有不败之理？”[12]

[1]计秋枫：《近代前期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2]同上。

[3]计秋枫：《近代前期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4]李方恩：《“老赖”拿破仑：信用差评，焉能不败？》，《文史博览》2017年第12期。

[5]陆炘如：《浅述法国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及其主要特征》，《历史教学》1979年第10期。

[6]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2014，第157页。

[7]王涛：《中央集权的政治困境——再议托克维尔热之盲点》，《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9期。

[8]陆炘如：《浅述法国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及其主要特征》，《历史教学》1979年第10期。

[9]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节目组：《大国崛起：荷兰》，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第114页。正是因为视信用为生命的观念，导致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1609年的阿姆斯特丹银行）、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第一家股票可以自由买卖的股份有限公司（1609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都诞生在荷兰。

[10]计秋枫：《近代前期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11]而法国政府在征税过程中，因为过程不透明，民众交税意愿不高，征税成本高达25%。

[12]李方恩：《“老赖”拿破仑：信用差评，焉能不败？》，《文史博览》2017年第12期。

被约束的权力更强大

一

上一章我们讲了，成熟的议会制度为英国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那就是发行国债的能力大大增长。这个能力像变戏法一样，让英国国力一下子提高了好几倍。

了解了国债制度，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小小英国的财政收入能轻松超过庞大的中国。

英国的财政收入是什么时候开始超过中国的呢？有些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中国的乾隆时期。[1]

在清代早期，也就是光荣革命之前，英国的财政收入还远不及中国。比如康熙二十四年，也就是1685年，光荣革命前三年，大清帝国财政收入为3123万两[2]，英国则为493万两[3]，仅为中国的16%。

乾隆朝的财政收入这个数字是人们一直以来津津乐道的，被认为是盛世的一个重要指标。1791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六年，达到4359万两[4]。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明代成化十六年，即1480年，财政收入是1332万，到了明代收入比较高的1602年，也不过是2295万[5]。所以清朝的财政收入比明朝强很多。

然而，事实上，这个数字放到今天其实并不算大。乾隆朝的4000多万两白银，如果按白银的价格换算，不过相当于今天的10亿美元左右，今天一个民营公司的收入可能都比这多。[6]

光荣革命之后，因为国债发行额几何级数增长，英国的财政能力猛增。在财政收入达4359万两的乾隆五十六年左右，英国财政收入已经达到5100万两，超过了大清帝国。在此之后，英国更是绝尘而去，到了1812年，也就是嘉庆十七年，大清帝国财政收入4013万两，而英国已经是19511万两，已经是中国的4.86倍。

在财政优势下，英国的军费更是清王朝的数十倍。看到这儿，你就会明白，鸦片战争中，中国是毫无胜机的。

二

既然缺钱，那么，中国为什么不会像欧洲国家那样发行国债呢？

道理很简单。首先，中国的皇权是笼罩一切的，普天之下，莫非王财。所以中国皇帝没有借的思维，只有抢的思维。他缺钱的时候，会直接没收富商的财产，或者强迫他们捐款，但是想不到和他们借钱。所有的东西包括百姓的性命都是皇帝的，他怎么可能想到去借呢？在鸦片战争开始前，清政府就已经陷入财政危机，国库存银只有1000多万两，而鸦片战争的军费达到3000万。那么，这中间巨大差额是从哪儿弄的呢？我们前面说过，除了花国库的钱之外，清政府的军费还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摊廉”，说白了就是挪用官员工资，从文武官员的养廉银中扣；二是“开捐”，就是强迫富商地主捐款，这实际上就是公开抢劫。

其次，即使皇帝愿意发国债，也没有人愿意买。虽然老百姓在皇帝面前表现得很顺从，但是他们内心深处不相信皇帝会守信用。近代以前，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发行过国债。一直到1894年，清朝政府近代化转型过程中，才因财政极度困难而效法西方，发行公债。然而清政府发行的“昭信股票”“邮传部京汉铁路赎路公债”“爱国公债”，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全国上下遭受冷遇，迅速失败。从“昭信股票”的名字看，清政府本来是憋足了劲想讲一把信用的，无奈没有人信，最后忍不住强盗脾气复发，强制摊派，又拒不付息，中小投资者血本无归，导致国债沦为横征暴敛的工具。清政府自己也灰心丧气地说，“自昭信股票之后，信用未复”。

因此，传统中国的产权制度等与西方根本不同，权力不受约束的中国皇帝能获得的有效税收要远远低于王权被宪政制约的荷兰和英国。[7]

经济学家陈志武在《金融的逻辑》中说，过去人们总认为，国库真金白银越多，国家就越强大；借钱花的国家是弱国。但是事实也许并非如此。他说，如果把1600年左右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藏了很多现金的国家，像明朝中国国库藏银1250万两，印度国库藏金6200万块，土耳其帝国藏金1600万块；另一组是负债累累的国家，像英国、荷兰、各意大利城邦国家，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结果：几百年过后，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都是比较落后的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国家，今天都是发达国家。[8]因为借的力量其实比抢的力量强大，或者说契约的力量大于枪杆子的力量。

三

讲到这里，我还需要补充一笔，再聊一聊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以及它和后来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的关系。

细读历史，你会发现法国的集权过程与中国秦朝的集权过程非常相似。他们都是通过官僚集团取代了原来的自治社会。对于地方贵族，秦始皇是用暴力强行迁徙到首都。当然欧洲人想象力再丰富也不敢做这样的事，路易十四的办法是在凡尔赛宫中每天举办舞会和晚宴，发布最时尚的羽毛、绸缎和蕾丝，把数万名贵族吸引到巴黎，从早到晚待在宫殿里，让他们没有时间去管理地方，吸引他们疯狂采购，削减他们的财力。

我们讲过，周秦之变中，大共同体取代了地方自治。原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百姓亲睦”的民间社会，变得冷冰冰，以致父子之间，婆媳之间都如同路人。而在法国的集权过程中，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原本在各地封建庄园中，贵族、农民和商人是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而“中央集权下官僚机构的行政活动取代了地方民众的公共生活”，原有的地方有机社会被破坏了。“在打碎封建制度的政治关系之后，中央集权也破坏了附着其上的社会纽带和人际网络，以及各阶层持有的共同观念、共同情感和共同习惯。”[9]有机社会迅速沙化，原来是利益共同体的民众成为陌路。贵族不再参与地方管理，与其他阶层脱离。作为沉重军役赋税唯一承担者的农民阶层，则仇恨其他阶层。

和秦国不一样的是，拥有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法国，一度是很想给民众谋福利的。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自国王路易十四开始，中央政权一片好心地要把全社会的责任承担起来，不但积极承担全国财政、公共工程和社会治安的管理，而且还大力筹办慈善事业，甚至帮助农民学习新技术，给农民们搞培训。然而，中央政府积极进取为民众办好事，却导致民怨重重。[10]

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的自治能力被取消后，“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11]，什么事都要由它主导，不许别人插手，不许民间自发解决问题。所有不被它控制的力量都被它视为一种威胁。“最小的自由结社，不论目标如何，均使政府不快。”[12]所以，在镇压和防范社会上，国王做了很多令人反感的事，抓了大量的人。

如果排除了民间力量的政府能把一切事都办得完美，那自然也没问题。但是政府显然没有解决一切问题的能力，“它的排他性会让关切公共事务而受阻的民众，对政府充满了指责和批评”。天底下的事总是这样的，关乎你的事，如果让你参与，那么做错了你也不好说什么，因为你自己也参与决策了。但是如果不让你参与，无论结果如何，你总可能会挑剔。既然民众无法参与关乎自己利益的公共事务，他们就挑剔而报怨，“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责怪政府”[13]。托克维尔看到，中央集权下的政府面临着社会的整体性疏离与反对。[14]虽然政府有时确实一片好心，但是它把民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这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一个基础。

四

君主专制制度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专制国家的性格也败坏了民众的品质。路易十四的君权强大蛮横，蔑视法律，政策朝三暮四，缺乏稳定性。“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民众”，在这样的政府下生活的民众也模仿政府的行为方式，内心深处不相信法律，只想钻法律的空子。“与政府蔑视法律和缺乏信用相呼应的是，民众不遵守规则和秩序，易于走向极端。”民众发现法律没有权威，因此也不遵守法律，而是相信行贿受贿和个人关系。他们表面上顺服权力的安排，但这种服从不是发自内心，而是被迫的，因此，当政府权力高压一旦减轻，民众就会从顺民一下子变成暴民，“因缺少外在约束而变得任性、骄纵，以至于走向暴力”。托克维尔说，正是政府的武断和专横行为塑造出民众的恶劣品质。[15]

这是后来法国大革命如此暴烈的重要原因。

中央集权化的进程破坏了传统的有机社会，制造出一个碎片化、原子化的脆弱社会，这样一盘散沙的社会缺乏抵御和消化各种社会动荡的能力。正是因此，大革命能够轻松地席卷法国。

这个过程，和秦国的崛起以及毁灭的过程是何等相似。秦始皇构建的权力体系看起来牢不可破，然而由于它让社会严重散沙化，因此，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把沙土地基挖掉一角，整个国家就迅速崩塌。秦国从建国到统一天下花了几百年的时间，而陈胜吴广振臂一呼，不到3年，秦朝就灭亡了。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根的政权。

托克维尔说，法国君主专制制度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破坏了法国人的自治能力，其负面影响并不止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更在于“它持续地使在这种民众中创建民主共和秩序的任何努力都大打折扣”。在大革命之后，法国政治仍然频繁动荡就是明证。[16]“大革命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此后近百年中，法国一直处于革命与复辟的轮回中，社会持续动荡，经济发展速度受到影响，工业化进程缓慢。”

[1]东北师范大学的杨慧在她的论文《17—19世纪中英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比较研究》中进行了详尽的对比，将英国的数字换算成了中国的银两。

[2]《17—19世纪中英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比较研究》中所引周育民研究的数字。

[3]《17—19世纪中英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比较研究》中杨慧研究的数字。

[4]《17—19世纪中英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比较研究》中所引周育民研究的数字。

[5]《17—19世纪中英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比较研究》中所引吴承明研究的数字。

[6]陈志武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中提到，2017年全国财政收入百强县指标，一个县级市（昆山市）的财政收入都能达到352亿，约合50亿美元，也就是说，今天一个县长能支配的财政收入都5倍于乾隆皇帝！

[7]马德斌：《中国经济在历史上什么时候落伍的》。

[8]今天美国的经济之所以能保持世界第一，基础也是其世界第一规模的国债。

[9]王涛：《中央集权的政治困境——再议托克维尔热之盲点》，《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9期。

[10]同上。

[11]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3，第109页。

[12]同上书，第105页。

[13]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3，第112页。

[14]王涛：《中央集权的政治困境——再议托克维尔热之盲点》，《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9期。

[15]王涛：《中央集权的政治困境——再议托克维尔热之盲点》，《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9期。

[16]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