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打开国门后的世界（1/1）
近代世界转型最顺利的国家：日本
一
在中国鸦片战争结束11年后，1853年7月，四艘巨大的黑色铁甲舰，冒着隆隆的黑烟，驶入了日本的江户湾。这就是所谓的“黑船来航”事件。
上岸的美国海军准将佩里携带了美国总统写给天皇的措辞非常礼貌的信件，要求日本开放港口，与美国通商。并说他明年春季会再来，听取日本方面对总统信件的答复。
第二年，日本乖乖地和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宣布开国。日本近代化的进程由此开始。
近代史上，还没有其他任何国家能像日本人那样迅速和成功地在西方的威胁面前做出机敏的反应。通过专心致志地学习西方，短短40多年，它从一个蕞尔小国摇身一变为世界强国。
因此日本人对“黑船来航”一事，普遍抱有感激而不是仇视的心理，他们感谢佩里打开日本国门，见识到外部的新世界。日本人在佩里上岸处树起了纪念碑。时至今日，日本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特殊的纪念活动，叫“黑船祭”，来纪念“被美国侵略”这件事，在表演活动中，当年的“入侵者”美国人是以英雄的姿态出现的，而当年的日本人则被处理成滑稽可笑、惊慌失措的小丑形象。
二
为什么日本和中国在面对西方文化入侵时，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反应呢？
在很多人的头脑中，中国和日本是两个非常相似的国家。一提起日本，我们嘴里马上蹦出来的词汇是“同文同种”“一衣带水”。1898年，康有为就对光绪皇帝说，日本与中国国情相近，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当然也能做到。“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1]所以中国要变革，除了学日本没别的办法，只学日本一国就足够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中国和日本相似的表面下面，其实是巨大的不同。
首先是政治权力结构的不同。开国前日本的政治结构与中国差别很大。
传统中国实行的是大一统的集权统治，“全国一盘棋”。而日本则是诸侯林立，分为200多个藩国，各藩处于半独立状态，诸侯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行政、司法、军事和税收等权利，在自己的领地中是绝对的主宰，他们虽然要向幕府效忠，但幕府并不干涉各藩内政。因此这种制度实际上类似西欧的庄园领主制。
中国最高权力历来一元，皇帝一人说了算。而日本最高权力长期二元，天皇和幕府并存。日本的天皇，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首长，实际生活状态很是可怜，连吃饭都靠别人。某一时代的天皇甚至穷得把自己的字偷偷拿出去卖钱。但是幕府也从来不敢公开蔑视天皇的权威，名义上还是要服从天皇。
两国的社会结构也完全不同。中国从秦始皇之后就取消了封建世袭制，社会流动性很强，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农民的儿子通过科举做到卿相是常见的事。因为“富不过三代”，社会财富和地位总在不停地流动之中。
日本却一直实行世袭等级制，社会分为壁垒森严的几个阶层，基本不能相互流动。不光是天皇万世一系，其他社会阶层也经常是延续几百年纹丝不动。今天我们提到日本，经常惊讶于日本的一些老店经营了几百年至今，这其实正是日本传统社会固化的一种遗存。
中国实行诸子均分制，父亲死了，家产儿子平分，而日本实行长子继承制，家产主要都给长子。中国人古来崇尚多子多福，而日本人没有拼命多生的习惯。中国以文人治国，日本却实行武士制度。中国历代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而日本统治阶层历来十分清廉，似乎不懂什么叫贪污。
因此，日本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与一衣带水的中国完全不同，却与遥远的欧洲非常相似。庄园领主制、长子继承制、社会阶层世袭制、权力多元、武士制度，这些在中世纪西欧都有，只不过欧洲不叫武士，叫骑士。
日本人能够迅速走上西化道路，正是因为与欧洲的相似：它和欧洲一样，都是从封建制的基础上，而不是从中国式郡县制的基础上开始转型的。
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说，中国用文官治国，儒家思想成为控制每个社会成员的教条。而日本统治阶层是世袭的武士，他们大多读书不多，依靠基本理性行事，所以整个社会更为注重实际，对现实问题更容易做出合理的反应。
他说：“（中国皇帝以）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权力合而为一，以统治人民，并且深入人心，左右着人心的方向。所以，在这种政治统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趋向必然偏执，胸怀狭窄，头脑单纯。（日本幕府和天皇分立，则）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情况，……恰如胸中容纳两种东西而任其自由活动一般。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时自然要产生一种自由的风气。……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2]
确实，日本统治阶层远比中国的官僚阶层更为现实，因此，鸦片战争后，魏源写了《海国图志》，介绍外国形势。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对此书不加理睬，不久此书就在中国绝版，而日本人则视如珍宝，不断翻印。
三
曾经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西方的挑战面前，中国能做出比日本更快、更好的反应。因为开国前的中国，政治上比日本更集权，经济上比日本也更繁荣。赖肖尔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长时期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日本存在着非常严密的闭锁的封建主义时期，因此从社会上看，它也被认为是两国中更落后的国家。与此相对照，中国早己存在着欧洲到十九世纪才开始迎来的那种平等主义。
这样，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人假如对中日两国中哪一方可能实现近代化进行预测的话，一定会认为，中国只要重新调整一部分政策，改革一部分组织机构，就能实现近代化。反之，认为日本在可能进行近代化不可缺少的国家建设之前，必须首先进行彻底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3]
康有为也是这样认为的。在他看来，中国要现代化转型，肯定要比日本快得多，因为中国是专制体制，皇上一句话，下面立刻执行，不像日本那样各藩纷争。“皇上大权独揽，没有日本幕府将军专权，指挥天下如臂使指，又不必像日本那样先要去除封建藩士。……因此治效之速，必远过日本。”
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这是为什么呢？
赖肖尔的解释是，中国的“如臂使指”恰恰是改革最大的阻力：“中国国土虽然辽阔，但中央政权有力量粉碎一切所谓非法的地方反应。在中国只能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北京中央政府的反应，要么是颠覆政府的民众运动。”而日本由于权力分散，在外界挑战面前，不同的藩可能做出不同的反应，因此，做出正确应对的概率要远大于中国：“日本由于在封建制度下被分割为许多藩，对于西方学问与力量的态度比中国单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更富于变化，能够做出内容丰富的反应。”
确实，在开国之际，日本诸藩中的大部分藩主也都是昏庸保守之辈，做出的反应是很愚蠢的，比如盲目排外、乱杀外国人。然而，毕竟有少数藩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在各藩内部也有一些敏感性强的人，出现令人惊异的各种反应。”比如水户藩、越前松平藩、山内藩等。“这种种反应说明，日本比一元化的帝政中国有更多获得建设性反应的机会。”[4]
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特殊现象，这一特殊现象的产生依赖于欧洲小国林立的特殊条件。无独有偶的是，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日本，也因为诸侯林立，可以在危机面前做出多种选择，从而使正确的选择脱颖而出。
[1]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19·康南海文集》，宏业书局，1987，第335页。
[2]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8，第27~28页。
[3]赖肖尔：《近代日本新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第30页。
[4]赖肖尔：《近代日本新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第36页。
朝贡体系与中国的面子外交
一
日本人愉快地接受了黑船来航，而中国被打开国门后的感觉是极度痛苦的。这种痛苦主要不是因为经济利益受损，而是面子受损。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按理来说，一国与外国签订了重要条约，自然应当下发各级官员特别是外交部门了解并且执行。但是大清帝国却没有这样做。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条约文本一直存放在两广总督衙门，并未上交朝廷供呈御览，也并未向下颁发。很多外交官员也不了解条约的具体内容，“历来办理夷务诸臣，但知有万年和约之名，而未见其文”。
之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这个条约太丢面子了。堂堂天朝上国在人家的炮口下被逼签了和约，而且和约的内容更是不同寻常。清方在条约中不得不称“英夷”为“大英国”，称夷人头领为“大英国君主”，与中国皇帝并列书写。这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江苏布政使李星沅获悉《南京条约》的内容后，气愤不已，说条约中“夷妇与大皇帝并书”，实在令人无法接受。所以朝廷决定，条约内容能不发就不发，尽量缩小知情人的范围。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州人和英国人之间，又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这个事也很重要，但是可能知道的人不多。
什么叫“反入城斗争”呢？
原来在鸦片战争以前，洋人是不能进入中国的城市的，具体地说，是不能进到城墙以内，理由是夷人低人一等，不配住进中国城市。因此英国人以前是住在广州港口边上的。
英国人对此感觉很不舒服，因此在南京条约中，专门约定了一条，以后可以进城居住。[1]事实上，《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宁波、福州等地都陆续允许英国人入城了。只有广州人坚决反对洋人进城。他们认为割地赔款都是小事，洋人进城这一条绝对不能接受。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和禽兽不能生活在一起。广州府学明伦堂曾贴出一道《全粤义士义民公檄》，称：
华夷未可杂居，人禽不堪并处，直是开关揖盗，启户迎狼。
翻译过来就是中华与蛮夷不可混居，人类和禽兽不能共处。如果让外国人进城居住，那就是打开大门，让豺狼进来。
所以为了进城不进城这事，中国和英国又争执了十几年，这也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条导火索。
第二次鸦片战争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英法两国为了扩大侵略利益，一路从广东打到天津，把清王朝打服了，于是中外双方在天津签了一个《天津条约》。
签了字之后，道光皇帝的儿子，当时的皇帝咸丰又后悔了。因为《天津条约》里有一条规定，几个西方国家可以派大使驻在北京。
这在当时西方世界是常态，今天也是世界外交惯例，但是咸丰却感觉如坐针毡，别的条款他都能接受，割多少地赔多少款都行，就是让外国人住在北京，想来想去，怎么着还是不行。
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外国人不给他下跪。早在乾隆爷的时候，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来朝，为了跪与不跪，闹了很久，最后也没有正经下跪。以乾隆大帝之威，尚且不能让英人规规矩矩地三跪九叩，他当然更没法强迫洋人献出尊贵的膝盖。
那么不下跪会怎么样呢？咸丰认为，这会让他在全世界丢脸。而这一丢脸，还会引起连锁反应，这标志着中国从此就不再是天下诸国公认的天朝上国了，以后可能连朝鲜、琉球等国，也不尊敬中国了。（“朝鲜、琉球等国，久奉正朔，每遇朝贡，皆极恭顺。若见该夷之桀骜倨侮，必皆有轻视天朝之意。”）也就是说，2000年的朝贡体系也将崩溃于一旦。
二
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实行朝贡体系，中央王朝高高在上，周边民族和小国前来进贡。这个体系“本质上是儒家的天下理论与东亚的政治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儒家文化的价值追求”，它是一个文化体系，通过这一体系，中国向周边国家不停地输出文化。它也是一个政治体系和外交体系，中国通过这个体系，来维持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和平。
自汉代以来，能否让“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或者说，朝贡国多少，就成为衡量一个王朝合法性的重要指标。
明代是中国朝贡体系建立得最为完备的朝代之一。《明会典》所列朝贡国的总数为111个，即使将位于今新疆等境内的西域小国剔除，其数量也超过100个。[2]
当然，除了文化、政治与外交，朝贡体系也是一个经济体系。这些国家为什么来朝贡呢？除了倾慕中华文化，慑于大国兵威之外，经济利益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我们都知道汉武帝打匈奴的威名，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的是，汉武帝为了面子，曾花了不少钱收买“夷狄”来朝贡。“在经济上给夷狄以丰厚‘赂遗’，这是吸引夷狄的根本。夷狄重汉财物，才会有归汉之心。……综观西汉一朝，‘赂遗之设’可谓遍及四海，从对域外来使的赠赐，到对归汉酋长的封赏，西汉无时无处不在展示着经济文化的巨大魅力。”[3]
用吕思勉的话来说，“赂遗”就是“犒赏和给养降胡费，使节所携和来朝蛮夷所受的遗赂”。据《汉书·西域传》，班固因此对汉武帝为了外交上的风光大量花钱表示强烈不满：
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民力屈，财力竭。
明代也是这样。中国对朝贡国一直采取“厚往薄来”的政策。朝贡国进献的贡物，明代都会按价付钱，而且比市场价格要高出很多。以龙涎香为例，据相关史料记载，此物“货于苏门答剌之市……一斤该……中国铜钱九千个”[4]，一斤合9贯钱。而据《明会典》的记载，朝廷给大部分朝贡国的价钱是每斤48贯，高出市价整整5倍有余。再比如日本人所进贡的腰刀，每把市价最多3贯，但是明朝给日本的定价是每把10贯。
除了按价给钱，大明王朝对于朝贡国还例有“回赐”，回赐之物通常都是精美的丝绸和瓷器。同时，使臣在中国受到的接待也非常细致周到。来到中国朝贡的船只，通常要由中国提供护航，从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各国贡使吃喝花用都不用出一文钱，全部由天朝上国承包。
“厚往薄来”政策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数倍、数十倍的暴利驱使周边国家和民族争先恐后前来进贡。因此明初经常有海外商人三五成群凑到一起，花钱找个懂中文的人写一道表文，就冒充贡使跑来上贡，送来大批香料，骗走无数钱财。比如洪武七年（1374年），暹罗商人沙里拨冒称是本国国王令其同奈思里侪刺悉识一起来进贡，因为装得不像，被朝廷识破（《明史·暹罗传》）。
因此，传教士利玛窦认为，朝贡关系的本质，不是世界向中国朝贡，而是中国向世界朝贡。这话当然说得太过分了，不过历史上很多时期，朝贡确实对中原王朝形成难以承担的经济重负。比如明代与周边的多次冲突和战争，通常都不是因为人家不来进贡，而是人家进贡太热情，明朝招待不起，只好撕破脸。
比如日本人在中国打的“争贡之役”。嘉靖二年（1523年）6月，日本两个地方诸侯为了争夺进贡利润，派出了两拨朝贡使团同时来到中国。他们在宁波发生冲突，不但相互杀戮，还在回国途中沿路大肆烧杀抢掳，由“贡使”变为赤裸裸的“倭寇”，明朝只好派兵镇压，追击的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等明朝官兵皆战死。浙中大震，史称“争贡之役”。
再比如土木堡之变，也是蒙古人为了进贡而打的。明初与部分蒙古势力达成封贡协议后，蒙古人频繁跑来进贡，进贡马匹的数量越来越超出规定。明朝方面掏不起“马价”，要求他们少来几回，少贡点马，但是蒙古人说什么也不听。太监王振很生气，于是压低“马价”，结果激怒了蒙古人，对明朝大举入侵，导致“土木堡之变”。这在事变后蒙古人与明朝谈判的过程中说得很清楚：“自太师父祖以来，至于今日，朝贡朝廷三十余年。你使臣进马，往往待以厚礼，遇以重恩。近因奸臣王振专权，减少马价，以故勒兵拘留太上皇帝圣驾，抢掠人民，杀害军马。……”（李实《北使录》）
事实上，明代蒙古人为了强行进贡，除了土木堡之变外还有过一场“庚戌之变”。嘉靖年间，蒙古俺答汗多次给朝廷写求贡书，请求进贡，原因说得很坦白：
臣等生长北番，……生齿日多，衣服缺少，……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毡裘不奈夏热，……入边作歹。
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草原地区，天然缺乏衣料等生活用品。朝廷不许我们进贡来换取生活物资，各关口又不许贸易，导致我们无法生活下去，只好入关来抢。
俺答汗承诺说：“如果许贡，即约束其下，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如果你让我们进贡，以后就不打你们。
然而嘉靖皇帝说什么也不同意蒙古进贡，结果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率军攻到北京附近，大肆焚掠骚扰，“残掠人畜二百万”，宣称“予我币，通我贡，即解围，不者岁一虔尔郭！”你要让我来进贡，我就退兵，要不然，一年来打你一次！一直到明朝保证允许他们前来进贡后才退兵。
三
因此，朝贡体系在文化上具有传播功能，在政治上具有协调功能，在经济上则很多时候是一个赔本赚吆喝的买卖。
但是，就是这种赔本买卖，清朝也想继续做下去，因为这事涉及中国的外交传统，更涉及王朝的面子。所以咸丰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外国人在北京派驻大使。
但是，怎么才能让已经签订的条约不生效呢？条约墨迹未干，如果直接撕毁，结果自然是爆发另一场战争，中国取胜的概率极小。咸丰皇帝左思右想，最后一个脑筋急转弯，想出了一条“万全”的“妙计”。
什么妙计呢？那就是用钱收买洋人，让他们同意不进京。花多少钱呢？大清帝国的全部关税。
你们洋人不是贪财吗？那就好办，因为我堂堂中国，偏偏好义不好利。干脆，我大清帝国和你们做生意时所有的关税都不要了，以此换你们别到北京来见我，这总算可以吧？
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这是千真万确的史实。
咸丰皇帝下谕说：“此时须将全免税课一层，明白宣示，使知中国待以宽大之恩，此后该夷获利无穷。”你们明确告诉他们，如果不派公使，我就把关税全部免除，让他们获利无穷，以后发大财。
如果咸丰的这个决策真的得到实施，那么中国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零关税国家。这个对外开放的力度可真是够大的，只可惜动机有点可笑。咸丰做出这个决定，可以说是下了血本。因为当时清朝的经济形势是非常紧张的。镇压太平天国已经花光了大清国库，而海关年收入此时已达到数百万两，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如果没有这笔关税，国家经济很快就会崩溃。
后来的学者说，“可以想象的是，咸丰帝此一政策果获‘成功’，在西方诸强的疯狂扩张中，近代中国恐怕将无商业利益可言，清政府也早就垮台了”。孟森也说：“进口货且不能收税，洋人重利，其于驻使一层必可暂缓，留作后图。而举货之灌输，海关之不必设，中国又成何世界？此皆一回首而令人挢舌者。”
好在负责谈判的大臣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不顾惹皇上生气，纷纷上奏表示坚决反对。在大臣们反复说明之下，智商不高的咸丰皇帝似乎也最终明白了取消关税的严重后果，最终只能打消了这一想法。
不能用零关税收买，那么怎么办？咸丰皇帝思来想去，决定还是不惜一战，阻止洋人进京。因此他毅然又一次挑起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英法火烧圆明园，咸丰北逃承德，并且在《北京条约》签订后因为怕见洋人，迟迟不愿返回，最终死在了那里。
因此，面子外交导致晚清中国做了很多错误决定。
[1]《南京条约》中文本第二款：“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按中文理解，则一般英国人（包括商人、传教士、旅行者及其家属）可以居住在港口，英国女王任命的外交官则可以住在城内。《南京条约》英文本则将中文本中的“港口”和“城邑”通通翻译成cities and towns。英方认为cities and towns指城内，因此，英国外交官和一般英国人都可以入城。条约签字时未声明以哪种文本为准。
[2]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第66页。
[3]石少颖：《西汉王朝对外思想论述》，《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1期。
[4]冯承钧：《星槎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1934，第28页。
要吞并大英帝国的缅甸
一
如果你只读中国史，你会奇怪中国晚清统治者为什么会如此愚昧可笑。但是如果放眼世界，你会发现，这并不是中国一家独有的现象，有些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对外反应与中国一模一样。比如缅甸。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第一步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而开启缅甸近代史的则是鸦片战争之前17年爆发的“第一次英缅战争”。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不明世界大势，不明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因此遭遇惨败。
而第一次英缅战争前的缅甸，其盲目自信，比中国还要严重。
1785年，缅甸大军挥师西向，吞并了一个叫阿拉干的王国，从此与英属印度直接接壤。1817年，缅甸兰里岛总督致信英属孟加拉总督，奉缅王旨意，要求英国人向缅甸臣服，并且献上孟加拉，交纳赋税。英国人自然并没有如缅王希望的那样前来叩头。缅王大怒，决意与英国开战，计划先征服加尔各答，后吞并整个英帝国，并派自己的儿子去统治：
英国人竟敢……不来朝贡。……王军可直捣加尔各答，而进兵英国，以王儿为英国全境之总督。[1]
1822年，缅甸名将班都拉主动出击，进攻内夫河口刷浦黎岛的英国守军。次年，英军决定全面反击，第一次英缅战争正式爆发。
战前的缅甸本来沉醉在一片盲目自大的情绪里，认为打败小小蛮夷不成问题。没想到，战争进行不久，缅甸就一溃千里，面临被灭国的前景。在英军抵达缅甸首都附近后，缅甸不得不与英方进行和谈，签订了著名的《扬达波条约》，割地赔款，并规定英国方面可以派出使臣驻缅甸首都。
二
缅甸国王之所以敢于要求英国臣服于他，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明世界大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缅甸人的世界观与中国非常相似。中国的皇帝自认为是“天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所有一切国家都应该向自己臣服进贡。而相比中国皇帝，缅甸国王更为自大。历代缅甸国王几乎都宣称自己是宇宙最高神毗湿奴、湿婆或是佛陀的化身。因此，缅甸国王被认为是宇宙的主宰，被称为“水和土地的主人”。也就是大地上一切的主人，总自称为“王中之王”“最高之王”“宇宙之王”。18世纪，缅甸雍籍牙王朝的国君阿隆帕耶在一封致英国国王的信中就曾自称“最伟大的至善的独裁的君主……白象和黄金的主人……朕的伟大来自太阳”[2]。
之所以有相似的世界观，是因为缅甸的权力结构与中国相似。中国皇帝权力巨大，在国内实行说一不二的专制统治。而缅甸王权之专断残暴甚至超过中国皇帝，清末中国史籍《缅甸国志》记载，“缅甸为纯然君主专制政体，刑赏生死，皆出诸君王之意念，其政府以尊严顺从君主为主”。因此，和中国皇帝一样，缅甸国王有一种“特有的自豪和过分的傲慢”，不允许世界上还有与他平等甚至比他权力更大、地位更高的人。[3]
除了世界观原因外，缅甸之所以如此自信，还有实力上的原因。在今天中国人的心目中，缅甸是一个贫弱落后的小国。在历史上，它却一直是东南亚的大国，战斗力极强，甚至一度威震八方。
向东，它长期与泰国争雄，长期占有上风，甚至导致有400多年历史的大城王朝的灭亡。向北，缅甸与中国的明朝和清朝先后展开大规模战争，而且都是缅甸占了上风。明代后期，缅甸主动入侵中国，并从中国手中夺取了大片领土，今天缅北的大部分地区，在明代前期是在中国版图之内的。即使是在清朝全盛的乾隆中期，缅甸在和中国为争夺中缅之间的土司展开的四次大战中也不落下风：前三次中国战败，最后一次双方战平，打得乾隆皇帝也没脾气。
这个面积并不大的国家之所以如此武勇，是因为它长期实行“军国体制”，实行一种类似中国“军户”的制度，叫“阿赫木旦”制度。这些人平时耕种，战时出征。平时他们不用纳税，战时又可以掠夺战利品，在缅甸社会地位很高。因此，缅甸这个国家实际是“为战争而生”的，这个国家作战时不需要动员，不需要后勤准备，每个阿赫木旦都枕戈待旦，随时可以出征。面对这样的虎狼之师，很多国家都退避三舍。因此，在东南亚，缅甸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大国，是名副其实的霸主。
缅甸和泰国在文化上非常接近，都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也同为小乘佛教的重镇。然而面对英国人的侵略，两个国家的反应却截然不同。泰国小心而理智，努力收集外部信息，与殖民势力巧妙周旋，最后成为东南亚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的国家。缅甸却粗率蛮干，战前盲目自大，战败又惊惶失措。之所以如此不同，一个重要原因是泰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海外贸易的国家，统治者具有商人一样的灵活与现实，注意搜集外面的情报，也懂得以柔克刚。缅甸在历史上却一直鄙视商业。缅甸统治者一直坐享战争红利，历来不重视经济建设。缅甸海岸线长，海上贸易条件很好，但是缅甸统治者为了维持海上安全和国内稳定，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和中国的广州海关一样，缅甸海关也非常腐败，官员经常敲诈勒索外国商人。船上人员须几经检查后才能上岸，有的船只还被勒索礼品。[4]因此，缅甸的海外贸易规模一直无法扩大。
三
基于相似的政治结构，缅甸对外部世界的反应与中国高度相似。
第一次英缅战争和第一次鸦片战争，对缅、中两国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都造成了空前的打击。然而战争之后，两国的统治者都表现出惊人相似的颟顸和迟钝。
在缅甸历史上，从来还没有哪一次战争像第一次英缅战争那样，如此沉重地打击了缅甸人。“国王孟既被一再复发的忧郁症折磨，最后变成了癫狂。”[5]
然而，如此惨烈的结局并没有动摇缅甸人的面子心理。“（英国人）认为战败的震惊能对阿瓦朝廷起到有益的效果，使它改弦更张。但事与愿违……他们所蒙受的奇耻大辱反而使他们更加傲慢，对于外部世界照旧茫然无知，又不肯取法于人。”[6]
第一次英缅战争与第二次英缅战争相距26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间间隔16年，这两个国家本来都有充分的时间总结教训，大力改革。然而两国的统治者都没有进行任何反省，而是固守旧制度，继续沉睡在旧梦里。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除了加固了几个炮台外，没有进行任何内政改革，同样1826~1852年，缅甸上层统治集团没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相反，仍然如以前那样沉溺于内部斗争。尽管国家日趋贫弱，这一时期的缅甸国王仍然热衷于做功德，广建寺院宝塔。孟坑王1841年南下仰光朝拜大金塔，一次就布施了3200缅斤（将近5000公斤）的黄金。
因此很自然，中国和缅甸不久就遭遇了第二次打击。第二次鸦片战争与第二次英缅战争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上一章我们讲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源，除了英法等国要扩大侵略权益这一根本原因之外，还有“面子”因素，一个是“反入城”斗争，另一个是所谓“公使驻京”问题。如前所述，咸丰皇帝宁可放弃全部海关税收“赐”给外国，也不想接受公使驻京。
而第二次英缅战争的导火索之一，同样是有关英国公使进驻缅甸的争执。
《扬达波条约》中明确规定英国向缅甸首都派驻公使，同时缅甸也向英属印度派驻使节，以利外交交流。缅甸国王对这一条极为抵触，原因与中国相同：互派使节就等于承认英国国王与自己地位平等，这是缅王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因此，第一次英缅战争之后，缅甸一方面竭尽全力砸锅卖铁向英国人赔款，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拒绝让英国公使进驻缅甸首都。
为了能让缅甸接受英国驻缅甸的使节，英国人费尽了心力。1826年，英国派出了约翰·克劳福德（John Crawford）前往缅甸首都阿瓦谈判这一问题。
缅甸国王纡尊降贵地“破格”接见了他，不过却特意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日子，那就是“悔过日”（也称“卡多”即“Kadaw”日）：这是缅甸国王接受地方上的头人进贡并请求国王宽恕的日子。缅王在这一天接见克劳福德，可以自欺欺人地理解成英国人是在向缅王进贡，并承认以前的错误：“那天，国王的一些封臣照例都一齐前来纳贡。而总督送来的官方礼品也被说成是该总督臣服于‘黄金之足’，并对以往的过错乞求宽恕的象征。”[7]
这一安排与中国晚清的外交手段非常相似。在后来同治皇帝不得不接受外国公使进京并考虑公使觐见事宜时，故意把接见地点安排在中南海紫光阁。因为这是中国皇帝传统上接见“贡使”和“外藩”的地方，这样一来，外国使臣仍然是被当成了“贡使”。[8]
经过重重波折，缅王终于同意英国人在首都设立大使官邸，然而这个官邸的位置不合常理，设在一片很容易被水淹没的沙滩上：
当他到达缅都的时候，缅廷竟不顾他的职位，指定给他在一片沙滩上的一幢房屋作为驻所。在雨季中，伊洛瓦底江泛滥，这个沙滩就被淹没在数英尺深的水中。他向加尔各答当局申诉说，他所受到的待遇“不是英国绅士，或说得更广泛一些，不是任何一个普通英国人所应受到的”。
……当时，个个驻扎官都在缅甸首都搞坏了身体，这成了孟坑陈腐的笑柄之一。[9]
缅甸人洋洋自得，认为这样一来自己就扬眉吐气了。第二年年初，印度政府撤销驻缅使馆，从而断绝了和阿瓦朝廷的外交关系。
当然，使节争端只是第二次英缅战争的一个小小前奏。与面子上的争执相比，英国人更难以忍受的是缅甸人试图推翻《扬达波条约》。
东方民族对条约的尊重往往并不坚定。咸丰君臣在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时，曾明确宣称签署条约不过是为了退兵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负责谈判的大臣桂良也对皇帝说，签约只不过是“暂藉和好之说，迅速了结为得计也”，假借谈判，把洋人打发走了事。所以外国人走了之后，随时可以推翻：“此时英、佛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实凭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需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如今我们和洋人谈的这个条约，皇帝您别当真，这只不过是咱们哄他们退兵的招数。等他们走了，您就假装治我们的罪，说我们谈判时没听从您的指示擅自签约，这样条约不是一下子就变废纸了吗？
缅甸人也一样认为，已经签订的条约是随时可以翻脸不承认的。
1837年年初，孟既国王被他的弟弟孟坑发动政变推翻。孟坑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扬达波条约》无效。理由呢？很简单，新官不理旧账，这个条约不是他签的。
1837年6月，孟坑王召见伯尼，谴责英国侵占缅甸领土，宣称他过去没有看到过《扬达波条约》的全文，英国人也没有同他缔约。因此，他不理会《扬达波条约》。[10]
这种态度当然是英国人难以接受的。第二次英缅战争终于爆发，战争结果是缅甸半年之内就丧失了大片国土。1852年年底，英国单方面宣布吞并下缅甸，将缅甸的一半国土吞入口中。
第二次英缅战争之后不久登基的曼同王，是一个力图有所作为的国王。为了保住缅甸的“球籍”，他在国内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是缅甸的改革力度不够，完全达不到扭转缅甸国运的程度。更何况缅英双方在此时又因鞋子问题而宣布断交，这再一次让缅甸国势落入危险之中。
和中国一样，缅甸的外交史上，礼仪之争也漫长而激烈。中国和外国的争执是三跪九叩，而缅甸人争执的主要焦点是鞋子问题。鞋子在东南亚国家通常被视为不洁之物，缅甸人要求英国人见缅甸国王时必须先脱鞋，然后跪拜。然而1830年来到缅甸的白尼却拒绝这样做。
白尼坚决反对脱鞋，并明确表示：这是缅甸官员“借羞辱和贬低英国人的人格来提高他们王的地位和满足他们自己的傲慢和虚荣心的一种手段”[11]。
如同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前与中国方面为行礼争执了一个月一样，英缅双方为脱鞋这件事争执了将近两个月，最后达成妥协，缅甸方面允许白尼可以穿鞋走到宫殿的台阶前面再脱鞋。
在曼同王统治时期，双方因为鞋子问题又起争执。“1873年英国威尔斯亲王到达印度。缅甸大使晋见时穿着靴子，坐在椅子上。随后，英国提出，今后英国大使晋见缅王时不再脱靴子；从此曼同王再不见英国使臣。”[12]
这件事导致英缅断绝了外交关系，不再有沟通的渠道，双方关系越来越恶化，不久终于发生了第三次英缅战争，并以缅甸的完全失败而告终。从此缅甸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不复存在，成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
因此，晚清中国的对外反应并不是独有的，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也能找到很多例子。
[1]戈·埃·哈威：《缅甸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48，第57页。
[2]宋立道：《神圣与世俗——南传佛教国家的宗教与政治》，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第75页。
[3]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第二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第31页。
[4]贺圣达：《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第184页。
[5]D. G. E.霍尔：《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第695页。
[6]同上。
[7]D. G. E.霍尔：《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第695页。
[8]光绪年间的觐见，在外国公使的坚持下，改在了文华殿。然而各国公使觐见后，没有走文华门的左门，而是直接走出了中门，当场被尚书敬信抓住衣袖，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风波。
[9]D. G. E.霍尔：《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第700页。
[10]贺圣达：《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第236页。
[11]黄祖文：《缅王孟既与第一次英缅战争》，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第183页。
[12]刘明翰等编：《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第三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第474页。
海上来的蛮夷和陆上来的不一样
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士大夫认为这不过是历史上无数次蛮夷扰边的重演。比如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到这场战争就说：“英吉利豕突定海，……逆性同犬羊，贪求无厌。”[1]
历史上中原王朝因为武力不济败给蛮夷是常见的事。比如明代长期对倭寇毫无办法，而清代全盛时也曾经遭遇乌兰布通之败。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但是不久之后，有一些人敏锐地发现，这次来的蛮夷和以前相当不同。
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在混乱期间，上海海关官员逃跑了，没有人收税。英、法、美三国的领事商量了一下，决定三国各派一人，成立了一个税务司，“代替中国政府”收关税。这显然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严重侵犯。不过令中方官员意外的是，外国人居然能认真地收税。过了两年，上海收复，外国人居然将他们收到的税款70余万两，老老实实地交给了清政府。而且，更关键的是，在外国人的管理下，上海海关收的税明显增多，也就是说，贪污腐败现象不存在了。“税收大增，政府善之。”[2]
清政府大感意外，事后竟然很高兴地同意由英国人代管中国海关。从此开始，外国人就代管中国海关行政，最高长官称“总税务司”，意即“总司海关税务之事”。海关收到的税款很快就比清朝收到的多出两倍甚至三倍。（“正税、子税较我厘金之科则业已倍之、三之，在彼固自谓仁至义尽矣。”[3]）
外国人管理中国政府事务，这当然是西方侵犯中国主权的一个铁证，是殖民主义者的严重罪恶。但问题是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相当主动。英国外交官威妥玛跟中国大臣文祥说，等中国海关改革完成后，中国人可以自己管理。没想到文祥马上回答，“用中国人不行，因为显然他们都不按照实征数目呈报”，还说，原来管理上海海关的薛焕近3年来根本没有报过一次账。后来英国人赫德跟恭亲王奕訢聊海关改革时，“恭亲王说，中国官员几乎无人可信。对比之下，外国人的报告较为可靠”[4]。
后来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提到外国人将70多万关税交给清朝政府这件事，叹息说，想不到蛮夷之人，居然也有信义。他在信中曾赞叹道：“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余万与监督吴道。国藩尝叹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曾国藩认识到，这些洋人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没有文化根基的蛮夷：“夷非匈奴、金、辽比，天下后世必另有一段论断。”这些洋人与汉代的匈奴以及宋时的辽金，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当圆明园被烧、洋人进入北京城的消息传来时，很多中国人都认为，大清要亡了。因为历史上的蛮族如果攻占了中国的首都，下一步自然会建立一个新的王朝。
然而，事情的进展却出乎几乎所有中国士大夫的预料。这些洋人虽然也和历史上的蛮族那样进行了野蛮的焚烧和抢劫，但他们烧的只是皇帝的别墅，也就是圆明园，而对于清王朝统治权威的象征紫禁城及太庙、天坛等地，却丝毫没有动。而且谈判完了，就撤兵走了，没要一寸土地。
中国人非常惊讶。没想到还有这种蛮夷。户部尚书沈兆霖说，英法联军“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约而去，全城无恙。则该夷于专于牟利，并无他图”。这么强大的军队，进入了中国的首都，费了这么大的事，只为了做买卖！签完了做买卖的条约，就老老实实撤走了。原来这是一种新蛮夷，一种只爱做买卖、不要土地的蛮夷。
二
是的，跨海而来的英国人和历史上那些传统的蛮夷不同。
他们对接管大清的政权并不感兴趣，不想直接统治这片广大的土地。他们甚至愿意帮助维持清朝的统治，镇压太平天国。他们还愿意帮助中国实现内政改革，发展经济。
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可以让中国人富到能买得起他们生产的商品。
也就是说，推动英国人跨海远来的，不是一次性掠夺，而是要获得持续不断的巨大利润。
由此我们需要多花些笔墨，来分析一下殖民主义的双重作用。
马克思论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说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5]
英国人的殖民对印度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摧毁了东方农村田园诗般的传统生活。但是另一方面，英国人也在印度进行了非常重要的建设。马克思说，英国人使印度完成了印度人自己完成不了的政治统一，“是使印度复兴的首要前提”。而英国人组织和训练的印度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侵略者就被征服的必需条件”。同样，英国人带来的“在亚洲社会里第一次实行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更为显而易见的是，英国人在印度建设了近代化交通网，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这些客观上加速了印度的经济成长，也延长了印度人的平均寿命。[6]
当然，英国人费心费力做这一切，动机并不如他们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是无比高尚的。他们做这一切，动机只是一个词，“利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开始，“工业巨头只是想用低廉商品压倒它”。但是后来，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内地的交通工具。现在他们正打算在印度布下一个铁路网。他们会这样做起来，而这样做的后果是无法估量的”。
说到这儿，我们还需宕开一笔，比较一下英国式殖民与西班牙式殖民对世界造成的不同影响。
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说：
我们可以继续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征服以及保持独有的垄断地位来赚取金钱，但是如果选择了自由贸易，我们可以挣到更多的钱。而且，如果我们让别人有钱了，他们就能够向我们购买更多的产品。
这是历史上以前没有过的通过公司进行征服的新型帝国，这是与传统征服者完全不同的逻辑。传统的征服逻辑是天地之财只有此数，我多了你就少了，所以我要抢你的。公司的逻辑是互通有无，通过贸易，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正是因为利润的驱动，所以大英帝国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帝国。传统帝国去征服有黄金和白银的地方，而大英帝国除此之外也愿意开发荒蛮之地，因为可以从这些地方获得原料，将这些地方培育成市场。为了培育更大的市场，它就必须给当地制造一个经济发展的机制，因此自然也就带来西方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西方殖民主义“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西班牙依靠暴力进行的殖民是第一代殖民方式，而荷兰和英国公司式的经营则是一场重大的升级换代，这种方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我们必须要反复强调，不论何种方式的殖民，背后的基本动机都是自私的、贪婪的。哥伦布本人就曾经屠杀和抢掠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在殖民过程中，造成上千万印第安人的死亡，造成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的毁灭，英帝国在殖民过程中，同样干了很多血腥和残酷的事，他们同样参与了大规模的黑奴贸易，同样进行了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大规模的奴隶贸易，造成了上千万奴隶的死亡，而英国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奴隶贸易的主力。[7]
然而和西班牙式的殖民比起来，以公司的方式经营殖民地，毕竟还有不一样的一面。西班牙式的第一代殖民者对殖民地的控制是严厉而死板的。宗主国规定殖民地种植什么、经营什么，丝毫不得违背。而英属殖民地经济上比较自由。“（北美洲的殖民者）具有企业主的开拓和进取的精神……他们并不按照英国政府的意图行事，不愿意把自己生存的土地变成一个落后的原料供给地。而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限制也不很严。所以，北美洲的移民很快开创了北美、非洲、南美洲的三角贸易，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属地上大做买卖；他们还违背英国政府的意图，迅速地建立了以铸铁、毛纺、小五金等为主的工业基础。”[8]
在政治上，西班牙把本国的封建专制制度直接移入殖民地，建立起与西班牙完全相同的殖民地官僚体系。西班牙国王在各地建立起总督府，总督集民政、军政与司法大权于一身，只对国王负责，唯一的任务是执行国王的命令，并不代表地方利益。
同时，西班牙国王又大展权术，鼓励殖民地其他官员秘密监督总督，向国王秘密汇报总督的一切活动，以使官员互相掣肘，有利于君主独裁。[9]因此，我们可以想象，西班牙殖民地政府具有专制政体的一切缺点。“行政效率极差，办事拖拉，贪官污吏层出不穷。”殖民地官员也具有专制政体下官吏的典型性格特征，那就是对上唯命是从，对下蛮狠专横，残酷剥削。[10]
殖民地时期，拉丁美洲社会是实行严格的等级划分的。第一等人是“半岛人”，即来自西班牙半岛的人，他们担任殖民地的高官，是根红苗正的主子。第二等级是“克里奥尔人”，即美洲出生的纯种西班牙人。他们因为不生在母国，所以只能是二等公民。第三等级是“梅斯提索人”，也就是西班牙人同印第安人混血的后代，只能成为小商贩等普通劳动者。第四等级是印第安人，他们只能提供低级体力劳动。第五等级是黑人。第六个等级是黑奴。这六类人，等级森严，差别分明。因此，从殖民地时期开始，拉丁美洲就存在着北美没有的巨大阶级差别，少数统治者作威作福，大多数人则逆来顺受，生活极为凄惨。
而英国对殖民地的管理则远没这么严密。基于英格兰自治传统，英王对殖民地的管理也是放羊式的。殖民地时代的美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规划。“虽然英王被宣布为所有殖民地的主人，但英国对殖民地的管理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实际上并无章法。”
所以美洲殖民地一开始是一个又一个分散的殖民点，这些殖民点从一开始就是高度自治的。移民到了地广人稀的荒蛮之地，并没有现成的政府机构可以依靠。他们只能自己组织起来，几乎一切关系大家利益的事，都需要通过市镇大会解决，比如是否修路，在哪儿修建会堂，聘任谁当学校校长，或者“决定猪是否应该关在猪圈里，还是要用栅栏圈在园圃之外”。
乡镇政治因此成为美国政治的基础。“在乡镇内部，居民享受真正的、积极的、完全民主和共和的政治生活。”杜威说：“虽然我们对家庭和社区邻里组织多有不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们永远是培育民众精神的最有效的平台。借助家庭和邻里组织，公民性格得以稳步形成，自我管理的能力得以逐步确立。”[11]
因此，美国的形成，是先出现乡镇，后出现县，然后出现州，最后出现国家：随着移民点越来越多，乡镇越来越密集，彼此需要相互联系并解决一些共同的利益或者冲突，于是乡镇和乡镇通过自治的方式联合起来，形成了县。县和县联合起来之后，又形成州。最后，州和州又联合起来，成为“州的联合体”，也就是美国。因此，整个美国不过是一个村镇的扩大版。
托克维尔说：“在我们法国，是中央政府把它的官员借给了村镇；而在美国，则是乡镇把它的官员借给了州政府。”
就像在美国做的一样，作为一个代议制国家，英国把民选代议制也带到了殖民地。英国的代议制在美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南非等地都成功运行。
因此，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英属殖民地今天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而同样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西班牙（包括葡萄牙）殖民地今天则大都是发展中国家。西班牙对拉丁美洲的数百年旧式殖民统治，决定了拉丁美洲今天的落后面貌。
拉美独立战争之后，虽然几乎每个国家都建立了共和制度，然而历史的惯性是强大的，“共和政体、宪法、议会都成为摆设。在独立后的150年中，各国草拟了总计约180~190部宪法”。但是这些宪法很难落到地面上。玻利瓦尔曾经这样说：“宪法形同废纸，选举是格斗，自由即无政府状态。”“无论何处的宪法都没有这样精致——同时也没有这样不被遵守。”
事实上，独立战争的结果“仅仅是一场政治权力的转移，原来的二等公民克里奥尔人（在拉丁美洲土生的白人）的种植园阶级、商人阶级取代了西班牙人的政治位置”[12]。也就是说，除了由克里奥尔人取代了半岛人的统治外，其他没有变化。时至今日，拉美大部分高级职务和自由职业均由白人和梅斯提索人，即混血白人担任。殖民地时代的吏制腐败、卖官鬻爵、效率低下，在独立之后，也保留了下来。因此今天南美社会存在着“家长制、裙带关系、办事唯亲和奴隶主义等弊端，使拉美社会缺少公民责任感”。这成为拉丁美洲各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障碍，也是拉美国家今天迟迟难以完全现代化的原因。
从发展条件上来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拉美当然远比北美要好。然而西班牙的政治遗产拖了拉美的后腿。阿根廷著名诗人埃斯特万·埃切瓦利亚（Esteban Echeverría）曾写道：“我们是独立的，但我们是不自由的；西班牙的军队不再压迫我们，但她的传统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第60页。
[2]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三联书店，2009，第373页。
[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4），岳麓书社，2011，第48页。
[4]王宏斌：《赫德爵士传——大清海关洋总管》，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第37~4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46~247页。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48页。
[7]关于在非洲奴隶贸易中被运走的黑人的数目，不同的研究结果差距很大。有的学者认为，奴隶贸易一共夺走了6000万个非洲人，也有人说，最低限度有1000万非洲人被劫往美洲去。据阿普特克计算，每有一个黑人活着到美洲，就意味着有5到6个黑人死亡。杜波伊斯也认为，活着到美洲的黑人与死在运奴过程中的黑人的比例为1比5。参见刘柞昌：《美国奴隶制度的起源（上）》，《史学月刊》1981年第4期。
[8]尹保云：《现代化通病——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与教训》，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第130页。
[9]张卫良：《试论15—16世纪西班牙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
[10]同上。
[11]张晓燕：《公法视野中的自治理性》，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第218页。
[12]尹保云：《现代化通病——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与教训》，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第133页。
蛮夷之国实现了中国“三代”的理想
一
我们前面多次说过，在秦代大一统之后，中国读书人心目中就高悬起一个政治理想，叫“三代之治”。历代儒生都梦想着回到三代，他们认为，三代之治是天下为公，而秦之后却变成了天下为私。
那么，如何回到三代之治，或者吸取三代之治的有效因素改善政治治理呢？
朱熹、王阳明等人是从心性角度出发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的主张是改造人心。也就是说，不改变政治结构，只需除去人的私心，让人回复“光明的本心”，一切迎刃而解。
这显然只是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政治童话，并无新意。到了明末清初，天地巨变，沧海横流，体量巨大的明帝国的又一次迅速崩溃，让一些知识分子对大一统郡县制的弱点进行了更有深度的思考。比如顾炎武就认为，要把三代之治中的地方自治因素引入郡县制中，以防皇帝过度集权。“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要下放权力，把地方治理的权力归于地方，不仅要分权到县令一级，还要在一县之内继续分权，一直分到乡里保甲。而黄宗羲则提出了以“宰相”制来制约君主权力，以“学校”制来制约行政权力，以“方镇”制来制约中央权力的政治制度构想。这也是以“三代之治”济秦治之失的思路。
不过，明眼的读者一眼就能看出，顾炎武和黄宗羲的思路在已经刚性化的传统社会结构下也没有什么可操作性。因此，按照中国历史的逻辑，国人唯一的现实选择，是只能继续忍受秦制，要回到三代，似乎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
二
但是到了晚清，中国的读书人惊讶地发现，“三代之治”居然可以真的实现，只不过不在中国，而在“蛮夷”之国。
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福建巡抚徐继畲，1843年，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他就写了《瀛寰志略》，致力于研究中国之外的世界。虽然没到过西方，但是凭借读到的翻译材料，他得出一个判断：美国实行的选举制度，符合三代的政治伦理。（“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之遗志。”）林肯说的民有、民治、民享，近乎中国的三代之治。因此在他看来，这个国家真是人类的奇迹：“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美国这个国家，联合众州成为一国，幅员和中国一样辽阔，却没有像一般国家那样设立国王进行治理，而是把权力交给民众代表组成的议会，创立古今未有的新局面，真是一件奇事！
晚清中国第一个驻欧大使郭嵩焘到了欧洲以后，也认为欧洲所行的是中国三代之治。“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1]现在的欧洲，如同中国的三代时期的文明时代，而由欧洲看中国，中国倒成了没有文化的夷狄了。
这些观点，并非徐继畲和郭嵩焘等个别人的看法，而是晚清相当一部分读书人，比如曾纪泽、王韬、冯桂芬、马建忠、郑观应、张树声、薛福成、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共识。他们认为，西方的力量不只“船坚炮利”，更主要的是通过政治创新实现了中国人的“三代”理想。
比如薛福成说：“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犹行于其间，其犹今之英、义诸国君民共主政乎？……所以三代之隆，几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2]
在他看来，西方政治原理正是中国三代的原则，中国秦汉以后丢失了这些原则，但“民贵君轻”的原则却在今天的英国、意大利等国施行着。
三
三代之治，代表着中国读书人对于政治的最美好的理想，是一种政治乌托邦。那么，这个乌托邦具体是什么样的呢？为什么这些中国读书人说西方的制度接近中国三代呢？
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最能体现西方文化与中国三代理想接近的，是议会、学校、监狱、医院、街道这几类地方。“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征之。”
首先他们说，议会这个制度符合三代的遗意，因为据说三代在用人上是选贤任能的。史书上有很多“三代乡举里选之法”的说法。[3]
薛福成说：“唐虞以前，皆民主也……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为君，则为诸侯矣。诸侯之尤有德者，则诸侯咸尊之为天子。此皆今之民主规模也。迨秦始皇以力征经营而得天下，由是君权益重。秦汉以后，则全乎为君主矣。”在唐虞以前，都是民众做主。老百姓中有德之人，可以被拥戴为领袖，成为诸侯。诸侯中的有德之人，被推举为天子。这就是尧舜之时的制度。等秦始皇以暴力征服天下之后，才完全取消民主，变成一切皇帝做主了。
这些显然只是理想化的描述，在中国只见于文字，从来没有见诸实施。然而到了西方，他们发现，这些构想居然已经落地。
郭嵩焘说，英国的议会制度证明，西洋国家不是君主的私产，民主选举“所用必皆贤能”，朝野两党“推究辩驳以定是非”“各以所见相持争胜，而因济之以平”。反复公开辩论，量后是非得以分明。英国还推崇言论自由，“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发表言论没有任何忌讳，普通百姓也有发言机会，因此国家“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强之基之非苟然也”[4]。英国文明和富强的基础，不是船坚炮利，也不是工厂发达，而是议会制度。
保守派官员刘锡鸿出国前极力赞美中国“天下为家，政令统于一尊”，认为中国政治最好的地方是权力定于一尊，这样政权稳定，国家有秩序，而西方政治是一团混乱。然而他亲自到英国议政院旁听，看到“官绅士庶各出所见以议时政，辩论之久常自昼达夜、自夜达旦，务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每年度支出入，并列细数普示绅民，稍有虚滥，则人共诘驳之，……众耳众目，故人不敢欺；公用公销，故人不忍欺”。也就是说，议员们各抒己见，辩论经常从早到晚，一定要辩清楚为止。每年的财政收入与支出，都要详细公开，稍有不准确的地方，就会引起人们质疑。一切都在阳光之下，所以不敢欺骗公众。因此他不觉称赞说：“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以令，斯力无不殚也。”[5]说这种体制能集合智慧，也能顺民心，让百姓心情舒畅，愿意为国尽力。言下之意，当时中国做不到这一点。
知识分子理想中的“三代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制度，中国知识分子说，三代的教育是普及的，各个阶层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比如朱熹关于三代时期教育制度的描述：
三代之隆其法浸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三代的时候，各方面政策都很完备，比如从王室、首都到普通社区都有学校。孩子长到8岁，不论王公之子，还是普通百姓的孩子，都能入学，学习礼仪、书写、数学等。等到了15岁，则各阶层成绩好的孩子，都能进大学，学习修身和治天下。
然而到了西方，薛福成等人发现，西方的学校居然存在着一个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可以全民免费入学，教育高度普及。这岂不正是中国人的“三代”理想吗？
刘锡鸿也对英国的教育制度钦佩不已。他在英国伦敦各处参观，见到英国义务教育普及，穷人也能上学，国家甚至供给低收入家庭子女衣服和餐食，“贫而无力就学者，则收之以义塾焉，……供其衣服、饮啖”。而且学生素质很高，很有礼貌，“塾中子弟，言语有时，趋步有方，饮食行立有班行，虽街市邀游，不得逾越尺寸”。图书馆“各国之书毕备，任其检读”。这让他叹息不已，没想到中国人认为只能在三代见到的情景，他在英国可以亲眼看见。
四
中国外交官到了西方，最感震惊的，除了学校，还有监狱。
传统中国社会中，最不人道的表现，除了太监、小脚，可能就是监狱制度了。
《清稗类钞》载，清代监狱“诚为黑暗世界，基址狭小，内有狱舍五六所，四周环之铁栅。有内地数人，政治犯也，科终身禁锢罪，居于形似棺之笼，外加铁锁，不能直立，亦不能平卧，其得稍见日光者，则每日二十四小时中，递食二次之数分时而已。囚徒反以就死为乐”。监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面积狭小，见不到阳光，有的栅栏，人在里面不能站直，也躺不下，因此，犯人们希望快点死掉，别再这样活受罪。
因此，西方外交官参观中国监狱后，都认为这是全世界最悲惨的地方。比如英国专使额尔金在日记里记载的：
1858年1月31日。
——昨天，我去看了广州两处监狱，在那里看到的一些景象很可怕，我自己都无法用言语加以描述。监狱中的许多囚犯由于疾病和饥饿，折磨得不成人样，他们的四肢瘦得连我的手腕粗都没有。我听到这间牢房里囚犯发出的呻吟声，于是我就走上前去，叫人把门打开，那景象惨不忍睹！囚犯似全身皮肉绽开，明显是遭毒打所致；其中有一囚犯已经死亡，身边一群老鼠，——太惨了，我无法继续描述下去。[6]
然而，据说这种监狱是秦代之后才有的。中国三代时期的监狱本来不是这样的。
《周礼·秋官·大司寇》云：“以圜土聚教罢民。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其改者，反于中国，不齿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所谓“以圜土聚教罢民”的意思是将囚犯（罢民）聚集关押于监狱并进行教育改造。所谓“施职事”是指让囚犯进行劳作，类似现在的“劳动改造”。所谓“不齿三年”，指囚犯出狱后三年内不得按年龄大小与乡民排列尊卑位次，类似今天的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因此可以认为，周代监狱制度的核心不是惩罚，而是促使罪囚悔过自新，并最终重返社会。[7]
《尚书·立政》也有“不可误于庶狱庶慎”之言，明代学者丘浚对此评论道：“盖狱者，天下之命，所以文王必明德慎罚。收聚人心，感召和气，皆是狱；离散人心，感召乖气，亦是狱。大底事最重处，只在于狱。故三代之得天下，只在不嗜杀人；秦之所以亡，亦只是狱不谨。”三代时期，对监狱制度非常重视，因为这个制度处理好了，可以聚拢人心，导致社会和气。处理不好，将导致戾气充塞外溢。所以三代为什么得人心，只是因为以仁爱为本，不喜欢杀人。秦为什么会亡，就是因为滥用严刑峻法，把大量的人送进监狱。
因此，中国外交官参观西方监狱，往往感慨，西方的监狱制度，正符合中国三代的原则。
有一次，英国方面发出邀请，邀刘锡鸿去参观监狱，刘锡鸿机智地拒绝了，他心想，英国方面肯定是事先做好了布置，面子工程，去了也看不到真东西。于是有一天他搞了个突然袭击，没有预约，直接跑到监狱去访问，结果大吃一惊，回来写日记说：
其狱则崇楼广厦，遍绕迴栏，壁净阶明，尘垢俱绝。……一犯居之，皆有牖以通天阳，不以湫隘闭郁其气也。非夏令，则机器送暖，分布于其屋，为御寒也。……日膳凡三，肉食必具，剂以汤茗，惠养之道也。……饮食寝处，咸适其意，而气体充矣。……在狱无老少，莫不体胖色华。[8]
英国监狱居然如此卫生，如此洁净，每一间都能见到阳光，还有暖气。对待囚犯如此人道，犯人有肉吃，可以洗澡，家属可以探监，而且在监狱中可以学到雕镂、绘画等技巧，出狱后有人居然可以俨然变成“素娴礼教者”。这与当时的清朝监狱比起来，确实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在英国待了一段时间后，刘锡鸿叹息说，英国的制度“真是仁义之极端也”。这个国家，上下同心，“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9]。没有闲官，没有游手好闲的百姓，上层政治家与底层百姓之间沟通渠道畅通，没有残暴不仁的政治，也没有形式主义。因此“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
当然，虽然刘锡鸿在自己的日记中对英国是这样评价的，并不妨碍他公开大肆攻击他的同事郭嵩焘“崇洋媚外”，而且他回国后对皇帝讲的几乎完全相反，这也是晚清很多官员的做法，因为称颂西洋国家在当时的中国容易遭受攻击和迫害。
五
讲到这儿，我们要说，晚清那一代读书人对西方的观察是不全面的，他们对西方列强的描述过于理想化，对西方文化的一些负面因素关注得不够多。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中西文明发展阶段不同，反差过大，乍一接触西方文化，他们被这种过于巨大的差距震撼到了，头晕目眩之下，只注意到了其中光明的部分，没有看到或者忽略了黑暗的一面。事实上，西方到今天也没有达到儒家描述的“三代”那样的理想状态。另外，晚清中国知识分子把西方理想化的部分动机，和伏尔泰们当初把中国理想化、在欧洲掀起“中国热”的动机，也有类似之处，那就是借他处之长，来攻此地之短。他们在内心深处也许并不是百分之百地相信异邦文化如此完美，他们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以此来触动自己的同胞，推动自己的父母之邦变得更好。
[1]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第491页。
[2]薛福成：《薛福成日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第712页。
[3]据说周代的选举制度是“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4]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289页。
[5]刘锡鸿：《英轺私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14页。
[6]额尔金、沃尔龙德：《额尔金书信和日记选》，上海百家出版社，2011，第60页。
[7]崔永东：《试析中国古代狱政文化的基本精神》，《北方法学》2010年第11期。
[8]刘锡鸿：《英轺私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103页。
[9]同上书，第89页。
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
一
不管情不情愿，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被并入了全球化大潮。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不得不频繁地与世界交流。
那么，被裹入全球化大潮，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中华民族出现巨大的心理创伤。
中国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以“被动挨打”的方式被卷入全球化的。几千年来，中国自居“天下”中心，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却突然被侵略、被殖民，不断割地赔款而无丝毫还手之力。这对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都造成了非常沉重的打击。
我还清楚地记得中学历史课堂上讲到近代史时，教室里的压抑气氛。和所有的同学一样，我的心中涌起强烈的悲愤和屈辱。勤劳勇敢热爱和平的中华民族，为什么遭遇这样蛮不讲理的侵略与欺凌？
这种断崖式的心理冲击造成了多方面的心理后果。一方面，它使精英人物“开眼看世界”，尝试“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了漫长而充满挫折的学习西方的过程。
另一方面，很多国人形成了“受害者心理”，对外部世界产生了深刻的敌意，他们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积贫积弱、多灾多难，都是拜西方列强所赐。“天无雨，地发干，全因鬼子闹中原。”
同时，经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人发现自己在世界的眼中，已经从原来最优秀的民族，变成了“半开化”的“东亚病夫”，对外心理由以前的自信甚至自负，一变而为弱者的深刻自卑，对外界的任何一点表扬、批评或者“侮辱”都高度敏感。当然，这种自卑的另一面，则是发愤图强，“争气”。百年国耻使中国人积蓄起强大的心理能量，渴望迅速“赶超”西方国家，实现民族复兴，再一次扬眉吐气地站在世界之巅：这才是中国人习惯的位置。
其次，一次次的对外战争，使中国丧失大面积国土，对外赔款累计10亿余两白银[1]，导致清王朝财政屡次濒临崩溃，也给普通民众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除了这些影响，全球化也有另一面的作用，比如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基本规律。
改变了哪些规律呢？
首先是人口曲线规律。
在中国历史上，“乱世”就意味着人口的大量损失。这个我们前面有比较多的论述。
中华民国时期无疑是乱世。我们一提起民国，常用的词都是“军阀混战”“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民初的军阀割据与混战，看起来和东汉末年、晚唐、北朝后期军阀混战很相似。按理说，这样一个长达数十年的乱世，人口应该从晚清的4亿，掉到3个亿甚至2个亿吧？
然而事实却是相反的。
太平天国内乱结束后，中国人口就开始恢复增长。《中国人口史》第六卷的研究显示，1911~1936年间，也就是中华民国建立到抗日战争之前，中国人口从4.1亿增长到5.3亿，年均增长率达到1.03%。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中国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高增长。
《中国人口史》第五卷的研究证明，清朝从1644年建都北京至1851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前，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49%，即便是其中增速最快的康雍乾百年“盛世”，年均增长率也不到0.7%。[2]因此，侯杨方认为，整个“民国时期的全国人口增长速度之快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3]。
而且这种增长是一种质变。
侯杨方认为，民国时期，中国人口模式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传统模式，变成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这样的现代发展中国家模式。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原因很简单，晚清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卫生医疗条件进步，导致人口模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二
因此，全球化从根本上改变的第二个中国历史规律，是经济增长规律。
和人口一样，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也是遵循着治世增长、乱世崩溃的规律。一有战争和动乱，经济也迅速残破。
比如安史之乱，数年之间就造成“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政府办公机构十中有九被毁，民居更是大面积烧光，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人烟断绝，物资空乏，一片荒凉。[4]
关于近代以来的经济状况，相信大部分读者心目中的印象就是一团糟。我们所熟知的，就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经济入侵，迅速导致中国自给自足的传统自然经济破产，大量民众陷入贫困化之中。
然而事实上，近年来的历史研究已经更新了这个结论。“1840年以后的近30年时间里，外来的机器制品并没有真正打开中国市场，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基本上没有变化。”直到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对华贸易的商路大为缩短，……大幅度降低了英国机制工业品的成本，从而大大增加了英国工业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能力”，才促使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出现瓦解。[5]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经济近代化过程是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此时平息下去，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结束，洋务运动开始兴起。另一方面，以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海底电缆的铺设为代表的全球化进程，进一步把中国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
晚清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之路，让一批近代企业在中国扎下根来。然而洋务运动的成果是有限的，因为官办企业效率很低，民营经济没有起步，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只迈开了一条腿。中国真正的工业革命起始于甲午战争。
历史教科书说，“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使半殖民地化速度进一步加快，民族危机愈益深重”。然而凡事都有两面，中国经济发展曲线，恰恰从甲午战争之后开始迅速上扬。
因为《马关条约》允许开放中国市场，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投资，直接设立企业。为了抵御外资，清政府不得不宣布“一切仿照西例”，鼓励民族资本发展，许多领域被迫不再由官办企业垄断，而是向民间资本开放。1898年，清廷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首次承认了民营企业的合法性。1904年又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民族企业普遍引入西方企业管理方法，实行了董事会制和监事会制，与官办企业相比发生质的变化，促进了近代工商业迅速成长。
我们来看几组数字：
1894年中国民营资本总额是710万元，到了1913年则达到1.62亿元，翻了22倍。
1895年中国的铁路总里程是467公里，到1911年达到9292公里，增长了19.89倍。
1895年中国轮船吨位只有32708吨，到1911年增加到90169吨，增长了2.76倍。
甲午战争前的20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口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4%，出口增长率为2.54%。甲午战争后，1910～1914年间，出口平均增长率为5.9%，进口年平均增长率为7.4%。[6]
吴承明估计，中国市场商品量1869~1894年的增长率为1.25%，而1894~1908年为4.02%。按照汪敬虞等经济史学家的研究结论是，1895~1913年，中国一些行业的年增长速度甚至高达15%~20%。这一现象“不仅过去所未有，也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所谓黄金时代”[7]。
在普通读者心目中，民国最乱的是北洋时期，也就是“军阀混战”时期。然而事实上，这一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民营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比甲午战争之后增长还要快。正是在此期间，中国在现代铁路建设、交通、教育等方面都取得很大进展，这是因为大一统崩溃，没有了对民营资本的政治约束，中国实现了一次自下而上、由民间力量主导的金融与财政革命。现在大家经常说南京政府时期中国经济出现了“黄金十年”，不过是北洋时期经济成果的延伸与壮大。
秦晖先生综合民国经济方面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这个时期的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量，也在内忧外患频仍之中取得了艰难的增长。据迄今为止多位权威学者的统计与修正值，从甲午当年（1894）到193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42.493亿两增至192.252亿两，净增了3.52倍（可资比较的是：同一时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增加1.98倍）；中国的人均GDP则由1894年的10.2两，增至1930年的40.8两，平均每18年翻一番”。
正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导致人口发展模式的转变。
三
近代以来的人口增长，还与中国城市的卫生文明进步有关。当然，和鸦片战争以来的很多社会变化一样，这种进步也与屈辱伴生。
1644年，北京人曾胸前贴着“顺民”二字，焚香跪接跪迎留着金钱马尾发式的满族军队。1900年，他们再一次在门上帖上顺民的黄纸，战战兢兢地迎接另一种“蛮夷”即洋人的到来。
洋人的记载：
经常可以看到手拿小旗的中国人，旗子的上半部分是空白的，下半部分写着“顺民”，……一块木牌上写着“好大老爷，不要开枪，我等顺民”。
八国联军进北京，当然犯下了无数的罪行。“河东一带，时有洋兵强奸妇女情事。”“俄人所踞之地，被害特甚，抢掠焚杀，继以奸淫，居民逃避一空。”然而与此同时，侵略军也促使北京城的卫生面貌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
传统时代的北京是脏乱差的典型代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然后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露天厕所中。”名妓赛金花在接受刘半农的口述访谈时说：“北京的街道，那时太腌臜了，满街屎尿无人管。”这是因为明清时代“京师无厕”，随地便溺是唯一解决办法，因此大街胡同里屎尿纵横，“以我所到过的地方而论，街中虽然未必比北京好到什么地步，然而总不至于像北京这样肮脏，满街路都是屎尿”。再加上当时北京没有垃圾站点，也没人清运垃圾，垃圾都是随便倒的。“人家扫除之物，悉清于门外，灶烬炉灰，瓷碎瓦屑，堆如山积，街道高于屋者至有丈余。”[8]家家把垃圾堆在街边，有的地方，垃圾甚至比房子都高。
其实这不是北京独有的情景，前现代化之前，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城市都面临类似的卫生问题。1600年曼彻斯特茴香街（Fereet）上的粪堆和垃圾堆达到了让市民无法“用脚走路”的地步，17世纪50年代的巴斯市民，同样因为街道上的垃圾、粪堆和石堆头疼无比。[9]
近代西方文明变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建立起了一个囊括一切的全新体系，对旧的人类社会进行了全面变革。工业革命中出现的动力革命，解决了流体物质提升问题，而材料技术和施工方式的发展，又使下水系统的铺设成本大大降低，因此让自来水系统和抽水马桶在西方社会实现普及。1844年，英国女王的丈夫下令在温莎城堡内安装了马桶和排污系统。1852年，巴黎市长下令“街上所有的新建建筑物及进行重大修缮的建筑物都必须装设下水管线”。[10]
因此工业革命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民生事业进步，让人类社会进入有史以来最安全、最清洁的时代。工业革命之前，人的平均寿命预期不到30岁。而工业革命完成之后，人的平均寿命预期超过60岁。[11]
1900年，完成卫生革命其实也没有多少年的西方征服者捏着鼻子进了北京，面对满大街的粪便和垃圾，在近代化卫生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征服者感觉实在受不了。他们出于本能反应，立刻要求北京市民改变卫生习惯，因为他们要在这座城市里驻扎相当一段时间。
“洋人最是嫌这个，便下了个命令，叫商家住户各自打扫门前的一段，倘有一点污秽，查出来是先打后罚。”
洋人“热切期待这次短暂的占领对中国国家骄傲的冲击能产生积极的影响，长期以来视外国人为化外蛮夷的陈旧而顽固的傲慢会因此遭遇致命一击，北京也会从一个封闭的城市转而对外界开放”。德国人、联军统帅瓦德西入京后，倡议成立了“管理北京委员会”，“负责管理治安、卫生、民政、财政税务”等地方性事务。
管理北京委员会要求“各街巷俱不准出大小恭，违者重办”[12]。生活垃圾如“炉灰秽土”等乱倒亦被禁止，“街前不准堆积，无处可倒，家家存积院中”。对此，英美等国界内，“均有公捐土车，挨门装运”。北京从此才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垃圾清运车。
为了改变北京市民在街上随地大小便的习惯，占领军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手段。1902年，北京民间报人彭翼仲等自办的《启蒙画报》，发表《防疫歌》，描写联军当初在北京的情形说：
回想联军在北京，大街小巷打扫清，禁止污秽罚洋钱，防疫无如洁净先。
有位老官出恭勤，墙角蹲身未久停。欲起不得曲躬行，忽闻橐橐皮靴声。
此时情形真可笑，老官心中脱脱跳，张惶四顾魂胆销，裤带不见手纸抛。
此君将来管街道，一定不准乱撒溺，此君将来修路程，一定多设官茅坑。
京城虽是旧京城，肮脏风俗急须更。
当时的中国市民对此非常不适应。有人在回忆录中抱怨说：“家家颇甚受难。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数里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赶紧扫除干净；女眷脏秽多在房中存积。无可如何，真所谓谚语：活人被溺蹩死也。”
对此，美国辖区内采取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在“各巷口皆设茅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这是中国公厕的初始。到11月中旬，除德界，“各国界内”均已“建设茅厕，尚称方便”。[13]
从此，北京有了公厕，也不再沿街倾倒垃圾，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后来西太后回銮抵京，看见街上比从前又整齐，又干净，很是喜欢，很夸赞洋人们能干。”没想到自己到西安“旅游”一圈儿，回来北京大变样了，清政府因此把洋人的这套做法保持下来。
就这样，伴随着殖民主义和全球化，起源于西方的“卫生”观念进入到广大的非西方世界。当然，不论如何，这些变化丝毫不能减轻八国联军的罪责，不过西方卫生文明传播到中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的卫生条件，降低了城市传染病发生率，这也是民国年间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
马克思说，殖民主义摧毁了东方农村田园诗般的传统生活，这“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当然值得深切同情。然而与此同时，这也是历史的进步。“为什么东方大清帝国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为什么印度居民长期过着一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消极的生活”[14]，马克思的答案是因为“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15]
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16]
因此，步入全球化以来，中国的历史主线就由原来的治乱循环这一条线，变成了中国传统和西方文明这两条线并行。这两条线相互交叉，相互作用，共同主导着中国历史未来的走向。
[1]王年咏的《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总值》中对近代以来中国给外国到底赔了多少钱，有几种估计。多的说法是19.53亿两，较少一些的，也是更多人采用的，是“近13亿两”和“十多亿两”这两个数字。历次条约都在，为什么数字差距如此巨大呢？因为中国的货币体系很混乱，对外赔款有用两的，有用元的。两又分实银两与虚银两，虚银两还有库平银与关平银或海关银（亦称为“库平两”“海关两”）等名称。王年咏据此综合算出，近代中国战争赔款总值为银圆13.75亿元（折库平银为10.45亿两、折海关银则为8.83亿两）。
[2]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835页。
[3]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6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575页。
[4]傅筑夫的观点，引自韦森：《法治缺位与市场自发扩展：皇权专制政制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兴衰》，《2007年全国法经济学论坛论文集》，2007。
[5]赵津主编：《21世纪高等院校经济学专业系列教材·中国近代经济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第16页。
[6]韦森：《法治缺位与市场自发扩展：皇权专制政制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兴衰》，《2007年全国法经济学论坛论文集》，2007，第247页。
[7]同上。
[8]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下），商务印书馆，1973，第413页。
[9]储恩涛：《近代早期其国城镇污染与治理》，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8。
[10]蒲仪军：《卫生设备与卫生间：现代舒适生活的发展简史》，《建筑史》2013年第2期。
[11]金碚：《世界工业革命的缘起、历程与趋势》，《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庚子记事》，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第33页。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庚子记事》，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第52页。
[14]孙承叔：《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第10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4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65，第252页。
结语
中国历史的独特性
一
只有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中，我们才能看清中国的特点。
中国文明并不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文明。以有文字和建筑能证明国家的出现而论，中国比苏美尔要晚近2000年，比埃及也要晚了1500年。
但是中国后发先至。在西周时期，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整饬的大一统封建制度，比欧洲早了近1800年。[1]
接下来，中国又率先在世界上建立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同样比欧洲早了近2000年。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就实现了中央政权对基层社会的直接统治和严密控制，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调动资源。这是同时代世界上其他国家不能梦想的。欧洲国家直到中世纪后期，才开始了类似中国春秋战国的构建统一集权国家的过程。而直到17世纪达于顶峰的法国中央集权，仍然做不到像秦始皇这样对社会的全面而有力的控制，更何况统一欧洲。
二
中国这种相对西方近2000年的领先，带来了诸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社会面貌的“现代化”，流动性增强。
在世界其他地方还在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时候，秦朝就已经从制度上废除了贵族制度，实现了“万民平等”，出现了空前的社会流动性，有能力的人更容易上升。大一统国家之内，语言文字和度量衡统一，有利于大范围内的物资和信息交流。这种状态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是不可想象的。西方直到中世纪后期，才解除了领主与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打破了国内重重封建税收关卡。日本做到这一点，要到明治维新之后。印度直到今天，种姓制度还有强大影响。
其次是大一统带来了比较长的和平时期。中国的地理特点和文化心态，决定了分裂状态下，群雄通常争战不休，“神仙打架，百姓遭殃”，结果是人口锐减，经济崩溃。在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中，只有建立起稳定的大一统政权，才能享有长期和平，这就是所谓的“乱世人不如太平犬”。秦汉帝国崩溃后，虽然也经常经历分裂时期，但是大一统郡县制度总能成功地再度完成统一。
因此，在所谓的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中国历史发展却进入了高峰期。在长期的和平下，一个王朝的经济通常会稳定发展，因此出现了很多盛世，比如唐代的贞观、开元和清代的康乾盛世。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成就，比如唐诗宋词；也留下许多雄伟的建筑和工程，比如万里长城、故宫和大运河。
三
当然，中央集权制度领先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造成了中国和欧洲历史的不同走向。
第一，中国大一统郡县制下，官僚系统极为发达。而欧洲封建体制下，自治社会传统一直没有中断。
秦汉帝国通过“编户齐民”，把几乎一切社会组织打散，用郡县制对全国进行了格式化。这与罗马帝国相当不同。因此秦汉帝国是一元刚性结构，书同文，车同轨，举国上下，如臂使指，步调一致。而罗马帝国的文字没能统一，政治制度没能统一，甚至法律也是不统一的，保留大量地方自治因素。“2世纪的罗马帝国乃是自治城市的联盟和凌驾于这个联盟之上的一个近乎绝对专制的君主政府二者奇妙的混合体。”[2]罗马帝国的繁荣是建立在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有机结合之上的。一方面，“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地方自治，都有它本地的‘政治’生活，都有它自己所要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在所有城市之上，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它执掌国家大事——外交、军事、国家财政”。这也许更接近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结合郡县制和封建制长处的政治构想。
罗马帝国远没有中国这样成熟而庞大的官僚体系，到了中世纪，官僚系统在欧洲干脆消失了，因为各地基本上是封建自治的。在西方的历史发展中，在分裂和动荡当中，社会自治一直发挥着很大作用，比如中世纪西欧的庄园、行会、教区、俄罗斯的米尔内等，都是一定程度上的自治社群。
而中国很早就用官僚体系取代了社会的自治功能。在西欧中世纪，自治城市成为体制外的权力中心，市民联合起来，从封建主手中购买到自治权，成为体制外的异己力量，这在中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第二，中国的中央集权受到的约束很小，而后发展起来的欧洲的中央集权受到重重社会力量的约束。
正如封建制是国家的早期形态一样，中央集权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欧洲的崛起与统一民族国家的出现密切相关。不过，西欧中央集权国家和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形成过程相当不同。欧洲是在议会、自治城市、行会等多种社会力量发育起来之后才出现中央集权国家的。因此，在欧洲的民族国家中，君主的专制权力是有限的，君主权力不仅受法律、议会的制约，也受到各社会阶层、利益团体的限制。
而中国完全不同。中国的“国家巩固发生在社会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组织起来以前”，在其他国家发挥约束力量的世袭贵族、教会、商人组织等力量，都无法约束传统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3]
欧洲的中央集权之路，还进行过多种探索和比较。英国之所以后来能超越西班牙，就是因为它的体制既比荷兰松散的城邦联合体更有凝聚力，同时又比西班牙的君权受到更大的约束。通过光荣革命，“英格兰人成功地驯服了庞然大物型的现代国家，他们没有摧毁利维坦的巨大能量，相反是使它响应他们的意愿，服从他们的法律”。因此，英国到后来一家独大，并深刻地影响了今天世界的面貌。
中国一直没有机会驯服利维坦，皇帝在历史上一直注意削弱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实力，以保证皇权的独大。因此郡县制下的皇权只受“天命”的软约束，没有制度上的硬约束。
四
中国和欧洲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不同，也造成了中国和欧洲社会面貌的不同。
第一，传统中国社会是整齐划一的一元化结构。
中国大一统大王朝的面积极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为了保持国家的一元化和一致性，大一统王朝通常会对全国进行格式化的整齐划一。
这种整齐划一令西方人惊叹。就像我们前面引用过的，英国人说：“自进入中国境内以来，在这样大的地面上，一切事物这样整齐划一，这在全世界是无与伦比的。”[4]中国在和平时代的社会治安之良好，和政府行政效率之高，也远优于同时代的欧洲。
但是整齐划一也有代价。在中央集权制下，因为皇权的独占性，君主通常对地方社会的动态发展表现出恐惧，对其他社会力量始终处于压制防范状态。[5]因此总是采取“消极性带防御性”的做法，“维持各地区的平衡，一般迁就经济落后地区”。比如很多朝代经常命令大片区域种植同类作物，结果加重了社会的负担，造成经济倒退。明初为防海盗骚扰，下令“片板不许下海”，清初迁海令更要求所有沿海居民内迁30里，正如葛剑雄先生所说，造成的经济损失其实大大超过了海盗的掠夺。
大一统王朝制定政策，出发点总是“便于君”而不是“便于民”，因此经常在全国范围内远距离大规模征调人力资源，被征调的百姓花在路上的时间甚至远远超过服役的时间，大大加重了民众负担，秦朝的灭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贾谊说，当时淮南的百姓迫切希望置于诸侯国的统治之下，而不直属于朝廷，以便能就近服役，而不必再长途跋涉于淮南和长安之间。而明代实物赋税制下，百姓负担的运费居然5倍、7倍于皇粮本身，这也是长途征调的结果。
葛剑雄先生说，在落后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如果政治设计更关注民生，应该更多地照顾地区差异。他观察到，有的时候，地方性“政权的领土大大缩小了……统治层次减少了，传递时间缩短了，行政效率会有所提高。只要保持和平状态，人民会因此而获得较多实惠”。
因此大一统体制一方面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带来了长时间和大面积的和平，另一方面却也限制了社会变化发展的空间，也压制了地方的效率。
而欧洲因为一直没有完成统一，各民族国家出现强烈的竞争态势。斯塔夫里阿诺斯说，规模浩大的郑和下西洋因为皇帝的一道简短的命令突然停止，这在欧洲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中国的皇帝能够并的确发布过一道道对其整个国家有约束力的命令，欧洲绝无这样的皇帝。”小国林立虽然动荡不休，但另一方面使得各地的活力得以发挥。
第二，中国传统王朝的优势是能够集中力量，但是集中后的力量，用于提供公众服务的并不多。我们看传统时代的财政结构，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皇室和贵族们的消费，另一个就是供养军队和百官，用于民生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葛剑雄先生说，有些人认为传统政权既然集中了大家的力量，“必定会投资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大工程，有利于发展生产等，显然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那些集中起来的财富“大多被挥霍浪费，真正用于国家管理和社会进步的反而是少数”[6]。
管汉晖和李稻葵的研究证明了葛剑雄先生的这个说法。他们曾经将明代中国和工业革命前英国的财政结构进行过具体比较，结果发现，“总体来说，明代中国和英国的政府规模相差不大”，但是两国政府的钱，花到了不同的地方。明朝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宫廷和皇族的奢侈性消费，对宫殿和陵寝的修建，以及巨大的军费开支。除了几次治理黄河水患之外，整个明代很少进行大的水利工程修建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严重不足。政府也没有投资于道路的修建和保养，更别提“投资在工业制造或者其他生产性的事业上，因此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非常有限”。
欧洲的中央集权是在自治城市和商人阶级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君权又受到更多约束，君权通常不得不为经济发展服务。因此，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政府，汲取能力也很发达，但是英国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公共工程的修建以及转移支付，政府的投资和转移支付带动了国内其他投资的上升，投资的乘数效应为2.25，这对整个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历史研究显示出，政府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而改为更多地提供公共物品是英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条件之一”[7]。
第三，正是因此，中国王朝出现了周期性的崩溃。
与中国君权缺乏有效约束伴生的，是官僚系统非常庞大，权力同样缺乏有效监督。如我们分析过的，中央王朝每汲取到1分税赋，官僚系统可能会额外贪污10分。因此中国传统王朝到中后期，总是出现汲取能力过度的问题。在皇帝穷奢极欲的同时，官僚系统更侵吞了大量财富，结果是“皇帝与官僚共享物质财富”[8]，导致一个王朝建立不久就迅速陷入大面积腐败当中。
由于中国传统王朝的汲取成果不能为社会共享，用来促进经济成长，因此这种过度汲取总是表现为压垮脆弱的小农经济。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中，没有妥协性渠道，要解决问题，只有通过战争，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发生。
欧洲在持续的小规模的动荡中发展，人口发展曲线比较平稳。而中国大一统王朝总是“脆断”，崩溃所造成的周期性人口损失，要远超过封建制的西欧。
中国历代很多思想家都发现，在周秦之变后，中国社会的运转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特点。宋代罗泌在比较郡县制与分封制时说：“建封之时，一人纵失德于上，而万国之中各有政化，闻者德以兴起。郡县之世，一人失德，则波颓瓦解，而海内共惧其祸。”也就是说，封建制下，最高统治者一个人的失德，不会带来全天下的崩溃。因为各地并不在统一领导之下。而到了郡县时代，皇帝一个人不靠谱，全天下都要跟着倒霉。
王夫之说，从秦代之后，中国历代皇帝“贪天位、戗人伦”，以致“盗贼、夷狄交相蹂躏中国，不知其所终”，即农民起义和异族入侵交替造成社会动荡，而且这种历史规律还找不到终结的办法。
黄仁宇则解释说：“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段，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中国在专制时代，好像皇权无限，其实大部的威权，不过矫揉造作的仪式上之装饰，实际是对内不设防，以无数的小自耕农作抽税的对象，财政的收入极为微薄，各种严刑峻法也只能有选择性地、以杀鸡儆猴的方式执行。”
五
“过去100年、特别是50年里，世界各地的经济现代化和城市化取得了无可辩驳的长足进步，农村人口、贫困人口和文盲比例都显著下降。然而，今天世界上已经建立起了稳固的民主制度的国家，差不多与100前完全重合——说到底还是那些西方国家，唯一的例外出在东亚地区。这似乎有力地证明了，经济的发展，甚至推行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并不能落实真正意义上完善的西方式制度；在不少地方，相反还带来前所未遇的社会动荡。”[9]
确实，放眼世界，全球180多个国家分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类。其中所谓发达国家20多个，其他基本上都是所谓的“后发国家”。通过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发达国家和地区基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欧洲国家；第二类，是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英国前殖民地，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第三类，是中华文化圈的成员，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
相反，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非英国殖民地，比如西班牙殖民地，以及以非欧洲移民为主体的英国前殖民地，比如印度，再加上其他大部分国家，都不是发达国家。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这些国家，现代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失败和挫折：
土耳其从300年前起就开始了漫长的现代化之路，其艰难与中国高度相似，经历了土耳其版的“师夷长技”“洋务运动”“君主立宪”的重重失败，直到凯末尔改革才宣告走上正确的起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土耳其离加入欧盟只差临门一脚，却在近些年开始走上了回头路，离欧盟越来越远。其原因是凯末尔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精英式改革”，虽然有效地改造了城市，但触角难以深入到边远而广大的土耳其农村。集中在农村的宗教人士和农民宗教意识仍然浓厚，20世纪40年代土耳其政治民主化以后，数量庞大的底层民众开始显示力量，伊斯兰因素又堂而皇之地一步步彰显存在，到近些年达到高峰。
拉丁美洲的民选政治也步入泥潭。在贫富差距和社会动荡中焦虑不安的拉美民众很容易受到那些激进口号的影响，他们喜欢那些提出诱人目标和简单快速的解决方式的领导人，谁的气质和姿态最权威，最像“父亲”，谁的许诺最直接、最简单、最激进，就最容易上台。比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许诺要为穷人提供“超福利”（免费住房、免费汽油），因此迅速崛起于政治舞台。上台之后，为了兑现承诺，查韦斯大力推行国有化，把所有行业都收归国有。但赶走了有管理能力的外国投资者之后，委内瑞拉本国却没有成熟的企业家阶层接手，国有企业陷入效率低下和严重腐败当中，激进的国有化不久之后就导致各种物资短缺。堂堂的“石油富国”已经沦落到需要进口石油，超级市场没有食物，人们到垃圾箱去捡东西吃。国家的经济崩溃了，穷人获得的福利也自然随之成为泡影。委内瑞拉的经济困境，反映的其实是政治上的不成熟。
之所以在这么多国家遭遇重重失败，是因为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动力并不是内生的，而是被移植的，这种移植过程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更为艰苦，并且成活率很低。除了制度原因之外，现代化还需要有文化土壤。
能够提供这种土壤的有两种文化，一种是清教文化，另一种是儒家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共同特点是积极进取，推崇勤奋节俭的生活方式。清教文化主张信徒必须在尘世生活中恪尽职守，把在尘世取得事业上的成功看作被“上帝选择”的证明。“他们（上帝的罪人）应当勤奋，以便最终能得到上帝的召唤。……如果他们不用勤勉、奋斗、劳动去获得恩典和拯救，他们必将毁灭。”新教推崇勤勉这一品质，认为饥饿和贫困是上帝对懒惰者的无情惩罚。[10]
儒家文化则更为入世，它不追求虚无缥缈的来世，而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它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种刚健进取的奋斗精神，与新教伦理有异曲同工之处。事实上，如今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正在生动地向世界展示华人强大的竞争能力。比如高晓松在视频节目《晓说》中讲的，在硅谷打工的华人，如果3年还没有升职，就会感觉不满。而印裔工程师30年不升职，仍然心平气和。秉承这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精神遗传，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人，也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求变意识。
与清教和儒教比起来，通行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及法国殖民地的天主教文化，则是一种中世纪性格的宗教，它宣传在现实生活中受罪是件好事，是未来获得永恒拯救的前提。既然凡事上帝已经天定，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既然一切都托付给了上帝，索性就万事不着急了。因此天主教文化圈的时间观念比较淡薄，能拖就拖，有人将之戏称为“明日文化”。“对每一个要求，西班牙人总是回答以快乐的明天。”[11]因此，以儒教文化人口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除了少数几个国家，现在都已经完成现代化。这些实现了现代化的儒教主体国家和地区的共同之处在于，既拥有儒教文化培养出来的勤奋进取，同时又拥有借鉴自西方的法治环境。
因此有些人，比如新儒家学者，强调这些国家和地区崛起过程中儒家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儒教文化是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成功的根本原因。当然，也有一些人不同意这一点，而是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比如李光耀说：“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而比较公允的看法是，这两方面都很重要。
六
中国从秦到清的历史表现为强烈的路径依赖。所谓路径依赖是指“一旦一个国家或地区沿着一种轨迹运动，逆转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也许会有其他的选择点，但是一定制度安排的堑壕阻碍了对初始选择的轻易扭转”。通俗地讲，其实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能相信一个40多岁的人，会在一夜之间改变他的生活习惯和为人处世态度吗？早在秦统一六国的时候，中国就完成了“初始选择”，一直到清朝都无法摆脱这个刚性的轨道。“早熟国家的历史遗产不仅使后来的中国发展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路径，也使其形成了不同于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路径。”[12]
每一个民族的发展道路，是由它的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等各种因素汇集而成的，或者用感性的说法，是上天所决定的，无所谓对错。
儒家精神的强毅进取，中国人个体强大的竞争能力，在改革开放40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地理，决定了它的大一统趋向。在大一统的框架下，我们应该可以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实现“系统升级”，充分激活整个社会的活力，在每个人更幸福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更强大。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1]如果这一制度从周朝建立（前1046年）开始计算，而欧洲成熟的封建制度从普瓦提埃战役（732年）开始算的话。8世纪20年代初，阿拉伯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732年，阿拉伯军队沿通往巴黎的罗马旧道北上，进抵普瓦提埃。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率军迎击，并成为这次战役的胜利者，因而获得“锤子”（音译为马特）的称号。阿拉伯帝国因此确认了地理扩张的极限。
[2]M·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5，第194页。
[3]张孝芳：《现代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比较政治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路线图》，《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5期。
[4]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第276页。
[5]如果出现宽松的情况，那通常是因为统治阶层本身的懈怠，而不是他们的主观愿望，比如明代后期皇帝懒政，结果却使江南民间经济迅速发展。
[6]集中力量，可以开掘大运河，治理黄河，修建水利设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但这项开支在总量中往往只占很小的比例。一些小型、中型的项目，分裂政权就能办到。比如五代的吴越国主钱镠，对筑海塘、疏浚河道、农田水利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还专门设置了“撩湖军”，负责疏浚西湖。（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商务印书馆，2013，第171页。）
[7]管汉晖、李稻葵：《明代GDP及结构试探》，《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3期。
[8]管汉晖、李稻葵：《明代GDP及结构试探》，《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3期。
[9]陈季冰：《从土耳其的历史，看一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难题》。
[10]王晓德：《天主教伦理与拉丁美洲不发达的文化根源——兼与新教伦理对美国发展作用的比较》，《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4期。
[11]王晓德：《天主教伦理与拉丁美洲不发达的文化根源——兼与新教伦理对美国发展作用的比较》，《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4期。
[12]张孝芳：《现代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比较政治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路线图》，《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