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天下归宋（1/1）

北宋（960～1127年），中国古代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

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以来四分五裂的局面，统治黄河中下游流域及以南一带广大地区，实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统一。但由于与宋同时代的辽、金、西夏等国的强大，使北宋政权一直处于外族的危胁之中。1127年，金军攻破开封，掠走徽、钦二帝，史称“靖康之变”，北宋灭亡。

为避免唐朝“安史之乱”那样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悲剧，宋太祖赵匡胤采取了重内轻外、重文抑武的政策。儒学复兴，到处弥漫尊师重教之风，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政治也较开明廉洁。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就曾对宋朝这样高度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同时，宋朝内部安定，少内乱，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不过重内轻外、重文抑武的政策，导致了宋朝武力的薄弱，北方外敌愈发虎视眈眈。

赵匡胤，祖籍河北涿州，于927年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赵匡胤的高祖赵眺，在唐朝任过县令；曾祖赵珽，做过御史中丞；祖父赵敬，官至刺史；而他的父亲赵弘殷，是一名骁勇善战的武官，后周世宗时官至检校司徒。

赵匡胤小时候就受母亲杜氏的严格教育，熟读诗书，从小练就十八般武艺。长大后，身材魁梧、器宇轩昂的赵匡胤可以称得上文武双全、见识非凡。后汉初，赵匡胤到凤翔寻找已在后汉隐帝朝中升任都指挥使的父亲，中途竟走入大将郭威大营。郭威见赵匡胤身材魁梧、阔脸大耳，又得知他是赵都指挥使的公子，心中喜欢，便将他留在军中。从此，赵匡胤跟随郭威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因此被升为禁军头领。

郭威登基三年后病故，周世宗柴荣继位。赵匡胤随柴荣在历次战斗中，更加英勇无比，每次总是冲锋在前屡立功勋，逐渐升至忠义军节度使。959年，柴荣病逝前任命他的亲信大将赵匡胤为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掌握了精锐的中央部队——禁军的指挥大权。

过了不久，柴荣驾崩，他的儿子柴宗训继位。960年初，北汉刘崇见柴宗训年纪幼小，便趁虚而入，勾结辽兵来犯。符太后接受宰相范质的建议，让赵匡胤率兵北征。

赵匡胤手下的将领早就有心拥立他为皇帝，只因赵匡胤觉得柴荣对自己不薄，不忍反叛周廷，非但不允，他反而对手下将士千般叮嘱，切不可有此念头。将士们素来尊敬他，见他如此，不敢再勉强。但是暗中却不肯放弃，积极筹划此事。北征的后周大军冒着漫天大雪行军至陈桥驿（今河南开封东北陈桥镇）时，又冷又饿，于是就地扎营休息。新年没有过好，大家心里都有些怨气，聚在一起抱怨着。这时，有人提议拥立赵匡胤做皇帝，众将士群起响应。

赵匡义是赵匡胤的弟弟，赵普是赵匡胤手下重要的谋士，这两个人在军中地位举足轻重。当晚，许多人冒雪去见赵匡义和赵普。听了众将来意后，赵匡义和赵普立即派人飞骑往京城见留守的大将军石守信和王审琦。石、王两人当即表态，如果大军有所动作，他俩愿做内应。赵普自柴宗训继位之后，就忧心忡忡，他看出幼主难以控制朝廷，如不推选明主，就有亡国之乱。与其败在别人之手，不如拥立贤德英武的赵匡胤，还可免百姓离乱涂炭之苦。思谋日久，他便与赵匡义以及众将士商议拥立赵匡胤为帝。但每次在赵匡胤面前提起此事，都遭到他严厉斥责。此时军心如此，赵普就与众位将领谋划了一个计策，逼赵匡胤即位。

第二天早晨，赵匡义和赵普走入赵匡胤大帐，将他拉出大帐。此刻，早已等候在帐外的军士们不待赵匡胤开口说话，一下子围上去，将已准备好的一件皇帝所穿的龙袍披在他身上，向他行三拜九叩之大礼，赵匡胤一脸惊讶地说：“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呢！”众将立即下跪，齐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赵匡胤无可奈何地说：“事已至此，我就是脱下黄袍，也是死罪了。既然众将拥我为帝，请大家听从我的号令。”众将齐答：“愿听号令。”赵匡胤持剑说：“我下令，现在大军即刻回师京城。进城以后，不得对太后和皇上无礼，不得惊动朝臣，不得骚扰百姓，有违抗者斩！”然后，大家将赵匡胤拥上马背，要他回汴京荣登皇帝宝座。

赵匡胤一行队伍三日后回到汴京，朝中文武百官闻听此事面面相觑，朝中并无可以与赵匡胤匹敌的大将，无力征讨，大家一时都没了主意。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闻听赵匡胤要背叛周廷，自己当皇帝，不由得火冒三丈。从朝中急返自己的府第，要召集人马抵抗。消息传出，赵匡胤手下的将士一拥而入韩通府第，将他和他的全家尽数杀死。

朝中大臣得知此事，愈发不敢反对赵匡胤。于是让范质、王博等朝中大官为代表去见赵匡胤。赵匡胤一见二人，流着泪说：“先帝待我恩重如山，今日我为六军所逼如此，真是天地难容，可叫我怎么办才好呢！”范质、王博没想到他会如此，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还是范质反应快，忙退后几步，跪地叩头道：“此乃天意，赵将军被拥立为帝，也是我朝百姓之福，就不必再推托了。”言毕，口呼“万岁”。众官员见状，纷纷效仿。

小皇帝柴宗训在符太后的安排下宣布禅位，赵匡胤做了皇帝，正式定国号为大宋，年号为建隆，定都于汴京（今开封）。赵匡胤史称宋太祖。随后，赵匡胤向天下发布诏书，实行大赦，封柴宗训为郑王。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在军队拥立下，代周自立登上皇帝宝座。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赵匡胤如今当了皇帝，当然也不能让手下的将领们吃亏。

进了京城，赵匡胤设宴庆贺，大封有功之臣，以前的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提升为殿前都点检，石守信做了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其他的有功之臣也一一封赏。赵匡胤当了皇帝，可有一些前朝后周的将领认为从前柴荣与赵匡胤拜天祭地，结成金兰之好，称兄道弟，但柴荣去世才一年多，赵匡胤便自己当了皇帝，这些将领不甘心下跪称臣。对于这些人，赵匡胤当然毫不手软。潞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李筠与扬州的淮南节度使李重进，他们不愿臣服赵匡胤，也要当皇帝。赵匡胤便令大将石守信等人攻打李筠和李重进，宋军兵强马壮，将士作战勇敢，李筠和李重进节节败退，最后他们走投无路，纵火自焚而亡。消灭了二李，其他有异心的人也不敢出头了。这时，宋朝的政局趋于稳定。

赵匡胤扫平了内乱，但他并没有因此就满足，接着便开始着手整顿朝廷内部事务。

961年，赵匡胤下令调任了慕容延钊，派慕容延钊到外镇做节度使。殿前都点检这官职，自从慕容延钊以后，就不再设立了。

日子过得飞快，眨眼到了秋天。这一日夜晚，赵匡胤在宫内设下筵席，召集众将一起喝酒，武将席位中有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王审琦当时是殿前都指挥，与石守信同样军权在握。殿内点满灯笼，整个房间灯火辉煌，赵匡胤与众将军推杯换盏，酒兴正高。这时，赵匡胤举起酒杯，动情地对大家说：“今日我请的各位，有的是朕的结义兄弟，有的是追随朕多年南征北战、冒死杀敌的老部下。今天我们能坐在一起痛饮，真是让我十分高兴！今日大家都无须多礼，只管畅怀欢饮，尽欢才休。”将领们全站起来，举杯向赵匡胤敬酒：“祝圣上寿比南山。今后有什么事情圣上只管吩咐，我们粉身碎骨也要为圣上出力。”赵匡胤请大家继续喝酒，众将交谈很是高兴。

“嗳！”赵匡胤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众人听到叹气声都放下酒杯，问：“如今天下太平，有什么让圣上唉声叹气的呢？”

“你们有所不知，这些天我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赵匡胤话音刚落，众人全急忙问：“为什么会这样？”

赵匡胤接着说：“古人说‘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谁不想做皇帝呀，今日我赵匡胤坐在皇位上，不知明日皇位之上又坐的是谁？”大家纷纷表态说：“我们至死都拥戴圣上，决没有异心！”

赵匡胤说：“不是这样，朕怎能不相信你们呢？只不过有朝一日你们的部下把一件黄袍披在你们身上，到时你们能保证不动心吗？真若那样的话，咱们君臣战场相见，那可怎么办呢！”

众人一听，一个个都汗流浃背，这是够令人恐怖的，纷纷说：“这可怎么办，圣上快给想个办法，我们全部照办。”

这时，赵匡胤不慌不忙地说：“人无非追求安乐富贵，子子孙孙全不受罪罢了。若是大家交回兵权，你们和我之间没有猜忌该多好啊！我给你们多多的钱财，让你们添置田地房屋，再买一些歌姬舞女，天天享乐。那样，我对你们没有猜疑，这才叫朕放心，你们也过着好日子，你们说好不好？”众人听罢，一起对赵匡胤说：“一切听万岁安排。”赵匡胤笑道：“大家不必如此这样，快全起来，让咱们君臣痛饮一番。”

次日，众将借口有病，请求朝廷收回兵权，宋太祖痛快地答应了，封了众将有职无权的大官，赏赐给他们好多钱财、土地，君臣是其乐融融。自此，赵匡胤便把军权收归己有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收回京城中禁军的军权，宋太祖仍嫌不够。969年，宋太祖又用“杯酒释兵权”的办法收回了一些老资格的地方节度使的军权。

宋朝内部稳定之后，宋太祖准备出兵统一全中国。当时，五代时期的“十国”，留下来的北方有北汉，南方还有南唐、吴越、后蜀、南汉、南平等。要全部统一，该先从哪里下手呢？先打北汉，还是先打南方？想了很久，宋太祖也没想好该如何决定。

一天夜里，风雪大作。赵普正在家里烤火取暖，忽然听得门外一阵敲门声。赵普心里奇怪，风雪交加的夜里，还有谁会来找他？仆人将来人迎进门，赵普定睛一看，来的竟是宋太祖。赵普连忙把宋太祖请进屋里，拨红了炭火，在炭火上炖上肉招待他。原来，宋太祖半夜登门正是为了与赵普商谈统一全国的事。

这次夜半商谈，宋太祖和赵普决定了先南后北的计划。在随后的十年时间里，宋朝先后出兵消灭了南平、后蜀、南汉。这样，南方的割据政权只留下南唐和吴越两国。

南唐是“十国”中最大的一个政权，那里地处江南，土地肥沃。没有像中原那样遭到战争的破坏，所以经济繁荣，国家富裕。但是，南唐的国主都是政治上十分昏庸无能的人，后来弄得国力渐渐衰弱下来。

南唐的最后一位国主李煜，人们将其称为李后主，偏安一隅，对诗词、音乐、书画十分精通，是文学史上卓尔不群的杰出词人。北宋建国后，李煜每年向北宋进贡大量金银财宝，以求保存岌岌可危的南唐。李煜在委曲求全中过了十几年，这期间他纵情声色，寄满腔亡国之忧于填词，感叹好景不长、人生易逝。

后来，他看到宋太祖接连消灭了周围三个小国，更加恐慌起来。第一时间派使者向宋太祖表示愿意取消南唐国号，自己改称“江南国主”。天下一统已成大势所趋，宋太祖统一中国的决心又怎会因此而改变？

974年九月，宋太祖派大将曹彬、潘美带领10万大军兵分水、陆攻打南唐。曹彬从荆南带领水军沿江东下，很快就占领了池州（今安徽贵池），进驻采石矶（今马鞍山）。潘美带领的步兵到了江北，被辽阔的江面挡住了进军的道路。

有人向宋军献计，用竹筏和大船搭成浮桥，步兵就可以全部顺利过江。潘美听了这个计策，马上赶造浮桥。这个消息传到南唐的国都金陵（今南京）时，南唐君臣正在喝酒观赏歌舞。李煜问周围大臣该怎么办？大臣说：“自古以来，没听说搭浮桥过江的，一定办不成！”

后主听了，哈哈大笑说：“我早说他们是小孩子闹着玩罢了。”

三天后，宋军搭好浮桥，潘美的步兵像在陆地上行军一样，跨过长江。不堪一击的南唐守将败的败、降的降。当10万宋军兵临金陵城下的时候，李后主正在宫里跟一批和尚道士诵经讲道，宋军到了城外，他还蒙在鼓里呢。当他到城头上巡视，发现城外到处飘扬着宋军旗帜，这才大吃一惊，急忙回宫调派驻守上江的15万大军救援。救兵刚到皖口，便遭到了宋军的两路夹击，南唐军全军覆没。

曹彬派人劝李煜趁早投降，免得城里的百姓跟着受罪。李煜的拒绝投降态度，引来了宋军更猛烈的攻城。金陵的城门在第二天就被攻破了。

李煜被押到东京，宋太祖对他还比较优待。但是李后主从一个尽情享乐的国君变成一个亡国的俘虏，心里十分辛酸，每天囚徒般的生活对他而言，无疑是一种折磨。

李煜被押两年后的七夕那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长期抑郁的情感让这位善于写词的亡国皇帝有感而发，随即作了一首《虞美人》。这首包含亡国之痛及故国思念的词被宋太祖听到后，可想而知，李煜的最后结果无疑就是一个死字。最终，李煜一杯毒酒结束了人生。而那首凄婉的《虞美人》及其中的那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传唱至今，人们也因此永远记住了这位悲情的南唐末代皇帝——李煜。

978年是宋太宗赵光义（即赵匡义）继位的第三年，吴越王钱俶为了继续讨好大宋，进京朝见新皇帝。赵光义一见正中下怀，寻个理由把钱俶扣留在京城，然后逼迫他交出所辖州县。钱俶无奈，只得将吴越国所辖州县拱手相让。据守泉州、漳州的陈洪进得到消息，自知赵光义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而自己的势力还不及小小的吴越国，于是也主动向大宋献出二州。至此，赵光义便将矛头指向北方的北汉和辽国。

979年春天，赵光义便向北汉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他任命潘美为北路招讨使，带领崔彦进、李汉琼等人四路进兵，攻打太原；命令邢州（今河北邢台）判官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阻截辽军援军。北汉主刘继元得知宋军大举来犯，果然向与之“素有渊源”的辽国搬兵求救。辽国国主知道大宋如若灭了北汉，必定会再犯大辽。唇亡齿寒，便积极派兵援助北汉。由辽太宗四子耶律敌烈协同大将耶律沙率军前往。

当赵光义得知辽军来了，就派郭进领兵阻拦，两军相会于白马岭（在今山西）。耶律敌烈不听耶律沙的劝告，领兵攻打郭进的军队，结果被郭进一刀斩于马下。辽兵死亡很多，不得不撤退，宋军大获全胜。

宋太宗知道辽兵被打败，就派兵攻打太原城。北汉皇帝刘继元得到辽兵惨败的消息，万般无奈，只好投降宋朝。于是，刘继元率文武百官到北城外恭恭敬敬地迎候宋朝皇帝一行，听候发落。不料，正当受降仪式接近尾声之时，在太原城楼上传出一声大喝：“主子投降，我不投降！誓与宋朝战个你死我活！”众人闻声皆向城楼望去，赵光义也不禁抬头相望。只见太原城楼上有一员金盔银甲的大将，威风凛凛，煞是雄武。旁边知情人立即告诉赵光义，此人便是刘继业。刘继业本姓杨，只因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屡立战功，被北汉主刘崇赐姓为刘。他现任北汉建雄节度使，名震南北。赵光义对他早有耳闻，爱才心起，便派朝中德高望重之人进城对其好言相劝，特别指出为保全城中百姓不要再战了。刘继业是忠义之士，这才大哭一场，开门放宋军进城。赵光义见招降了刘继业这员大将，万分高兴，当即封其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同时厚厚赏赐。从此，刘继业恢复原姓为杨，他就是世人传颂、颇具传奇色彩的杨令公。至此，北汉灭亡了。

在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清官和贪官总是相对存在的。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文化修养，给了每一个人走出不同人生道路的可能。有的人选择了做为了一己私利而祸国殃民的贪官，而有的人则选择了做贴近人民的廉洁守法的清官。包拯就是后一种人，他那铁面无私的“包青天”的形象几乎是家喻户晓。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999年，他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包拯自小严守父教，刻苦读书，28岁时考中了进士，由此登上了仕途。包拯做过多任地方官，还担任过权知开封府、三司使、枢密副使等多种重要职务。因为他曾被授予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等官衔，所以又被人们称为“包待制”“包龙图”。在包拯的为官生涯中，有许多品行是当时的官吏所难以具有的，其中最令人称道的就是他的刚直不阿、执法如山、铁面无私。

包拯的为官清廉、刚直不阿，不仅仅是出于对宋朝统治安危的忧虑，还出于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他反对“诛求于民无纪极”，要求宋仁宗“恤生灵之重困”。为此，他多次为民请命，要求朝廷免去各种无名科敛，赈济受灾百姓，不要派苛虐刻薄的人任转运使等职务，以免骚扰百姓。他对残害人民的贪官污吏更是深恶痛绝。宋仁宗庆历初年（1041年），包拯调到端州任知州。端州地处岭南，是有名的端砚产地。原来的知州每年都要百姓用极好的端砚为皇帝上贡，此外，还多要数十倍的端砚送给当朝权贵。包拯到任以后了解到制砚工匠制作端砚从勘察、采石到加工成砚台要花费许多血汗，知州向百姓大量征收端砚，便增加了他们的劳动，造成了人们没完没了的负担。好多老百姓都被搜刮得揭不开锅，吃不上盐。包拯亲自清点了仓库里的端砚，又命令书吏把历年使用端砚和支付砚工的工钱，以及官绅贪污的事实都讲了一遍。然后明确规定：凡是州中官吏士绅贪污的端砚，一律交归府衙；砚工的工资由州府付给，不得向百姓摊派制砚赋税；库存端砚任何人不得擅自动用。几年后，包拯离开端州时，没有带走一个端州名砚。

包拯不仅自己为官清廉，还要求自己的亲属和子孙后代都不许做贪官污吏。包拯在庐州做知府时，接到许多合肥县人状告他的舅舅抢占民田、横行不法的状纸。包拯问合肥县令：“这些案件为何不审理？”县令说：“那些人都是无理取闹，我已经命人把他们赶跑了。”包拯听了很生气，他厉声说道：“你怎知是无理取闹？身为县令，你当为民做主！你不查案情，反把告状的人都赶跑了，理应将你查办。姑念你是初犯，暂且放过，你现在要加紧审理。”县令心情矛盾，按法就该逮捕包拯的舅舅，这岂不伤了包拯的面子？他吞吞吐吐地说：“包大人，这案子就算……”“你无法审理，可将此案报到州里。”说罢，包拯转身离去了。数天之后，包拯派捕快将舅舅缉拿归案，亲自审理。他把平民百姓送来的状纸一份份都摆在面前，又令衙役找来原告和证人，然后让衙役将舅舅带上大堂。舅舅抬头一看，坐在堂上审他的竟是自己的外甥，气得扑上前去要打包拯，立刻让衙役拉开了。但舅舅嘴里还在骂包拯不仁不义，包拯怒喝道：“大胆罪犯，你为非作歹，扰乱乡里，不但不老实认罪，反辱骂本官，是何道理！拉下去，打！”衙役们立刻将包拯的舅舅拉下，重打四十大板。从此，他那些亲戚们再也不敢仗势胡为了。

包拯不仅自己不徇私枉法，在朝中做官也以立朝刚严、不畏权贵而著称。他一再弹劾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说他扰乱法纪，说他是“清朝之污秽，白昼之鬼魅”，并说宋仁宗重用张尧佐有“私昵后宫之过”。宋仁宗只得说：“关于张尧佐的事，待朕召见文宰相再作商议。”包拯早知文宰相与张尧佐素有旧交，但他仍然不顾压力直言进谏，仁宗最后只得再下诏书，免去张尧佐的职务。与包拯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司马光在他的著作中就曾经记录了当时京师人民关于包拯的歌谣：“关节（贿赂之意）不到，有阎罗包老。”

包拯要求改革弊政，反对因循守旧，尤其是他不畏强权，除暴安良，敢于为民请命，是符合当时的人民愿望的。后来，皇帝正式任命他为礼部侍郎，他因为积劳成疾，一直没有接受这个职务。1061年，包拯因病重辞官为民，回到了合肥老家。第二年冬，包拯就病逝了。

宋朝的建立，虽然消除了自唐、五代十国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定起了重要作用。也相对强化了封建专制君主集权，解决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不过却产生了宋朝机构重叠、效率降低以及抵抗外敌能力减弱等消极影响。与宋同时代的辽、金、西夏等国的强大，使北宋政权一直处于外族的危胁之中。

宋太宗灭北汉后，曾先后两次对辽用兵，但都以失败告终。从这以后，北宋对辽采取被动防御的方针。北宋对党项势力的战争也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于是边防不断出现危机。

1004年，辽军大举向北宋进攻。宋朝虽取得了反击的胜利，但却倾向以议和的手段结束交战，遂与辽订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澶渊之盟规定：北宋每年支付契丹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北宋与之确立为侄叔关系；双方开放边境贸易等。

到了宋仁宗在位期间，北宋与西夏发生战争。1044年，深受长期交战耗损的两国订立庆历和议。和议规定：西夏元昊取消帝号，接受宋朝册封；宋朝每年给西夏白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开放双方边境贸易等。契丹乘机要挟，北宋又增加岁币银、绢各10万。宋、西夏之间不断的战争，给双方百姓的生产和生活都造成很大的影响。

外有北方辽、金、西夏等国的虎视眈眈，北宋的内部矛盾日益加深也同样不得安宁。官僚机构臃肿，军队的数量庞大。据统计，宋仁宗时，每年国库收入的十分之六七都被用于军费支出。为了维持各项开支，朝廷不断增加赋税。北宋在征收农业税（两税法）时，除了沿用了前代的“支移”和“折变”等苛法外，还有丁口之赋、杂变之赋和买绢帛以及籴粮米等等名目的苛剥之法。农民的负担极重。

大宋王朝到中期时内忧外患尤为严重，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发展的危机局面促使部分较清醒的士大夫呼吁宋廷革除积弊，稳固统治，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就是其中较突出的一员。

1025年，范仲淹曾上书反对恩荫泛滥的不良风气。1027年，他又上疏批评宋朝腐败的吏治和松弛的武备。两次上书，均未引起当权者的重视。1029年，范仲淹“讥切时政”，得到尹洙、欧阳修的支持，三人皆被贬。

1043年，宋仁宗赵祯面对内外困局，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欧阳修等为谏官，“欲更天下弊事”，实行改革。范仲淹在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的支持下，综合自己多年来的改革思想，于当年九月写成《答手诏条陈十事》，呈给赵祯，作为他改革的基本方案。方案的内容包括考核官吏，整顿吏治；惩办贪污，裁汰冗官；改革科举，选拔人才；提倡农桑，减轻徭役；发展军屯，加强国防；等等。随后，宋朝进行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三方面的改革，时称“庆历新政”。

在政治上，范仲淹主张严格考核各级官吏，清除贪污犯法分子，限制特权势力。为了整顿吏治，范仲淹审阅了全国各路的地方官政绩，撤换了一批无能的官吏。当富弼看见范仲淹在职官簿上勾去了一批“监司”（就是各路的转运使等官吏）的名字时，心里有些不忍，他对范仲淹说：“勾去这些人的名字倒很容易，但这些人丢了官，岂不是全家人都要痛哭流涕吗？”范仲淹当即回答说：“与其让这些坏官危害一路之内的老百姓，叫一路人都哭，不如让他们一家人去哭。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

在经济上，为了挽救财政危机，范仲淹主张“劝课农桑”，认为这是“富国之本”。他还主张减轻徭役“以宽民力”，不应当服差役的人，都应当让他们好好地从事农业生产。

在军事上，范仲淹主张军队要搞生产，要实行“兵在于民，且耕且战”的兵农合一制度。一年内士兵三季务农，一季训练，这样才能节省军费开支，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他认为军事将领应当从士兵中提拔，要做到“择将于伍”，提拔智勇之人充当统帅。

庆历新政的措施侵犯到一些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宰相章得象联合台谏官员攻击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是“朋党”，说他们“欺罔擅权”“怀奸不忠”；夏竦诬陷富弼密谋废仁宗。范仲淹、富弼被迫出朝，反对派乘机排挤拥护新政的官员。1045年，杜衍、韩琦、欧阳修也先后遭贬出朝，“庆历新政”以失败而告终。它未能改变大宋王朝的内外交困，但却为王安石变法吹响了前奏。

宋仁宗时的庆历新政失败后，宋朝社会矛盾并未缓和，财政危机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一场规模更大、更为深刻的改革运动已在酝酿之中。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主持了变法运动。王安石有感于社会矛盾的尖锐，力主改革政治，以扭转国势的衰落，先上《万言书》，希望改革，受到冷遇。宋神宗继位后，宋王朝社会矛盾尖锐，民众起义不断。冗兵、冗员、冗费问题严重，国库空虚，财政困难。西夏、辽也不断侵扰大宋王朝，蚕食宋朝疆域，破坏了大宋北方的经济，也威胁到宋朝的政权存在。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富国强兵”，改变大宋的积贫积弱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镇压的能力，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变法“强兵”的目标虽然没有达到，但“富国”的目标却部分达到了。

王安石变法中，先后颁行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方田均税、保甲、保马、将兵等法，可以说，王安石制定新法时希望国富民强，“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良好的动机未必有特别好的收效。

青苗法是变法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它规定取息二分或三分。在青苗法实行的初期，曾强迫放高利贷者借贷青苗钱，按期向政府交纳利息。高利贷者的活动在青苗法实施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政府却增加了大量的利息收入。

募役法中的以雇役代替差役，也顺应了当时商品货币经济和雇佣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另外，政府由此获得了巨额收入，大宋的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在宋神宗时府库的积蓄可供朝廷20年的财政费用。

农田水利法实施后，仅在1070年至1076年的7年间，兴修水利就有1万多处，受益的土地有民田36万多顷、官田2000顷。大量的薄地成了良田。

但是，在变法过程中由于用人不当，出现了一些危害百姓的情况。但总的来看，变法的进步意义是应当肯定的。1086年，司马光出任宰相，新法几乎全部被废除，变法失败。

司马光，字君实，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1019年，他出生在陕州夏县（在今山西）一个做官人的家庭里。他自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十分聪明伶俐。7岁的时候，他便开始专心读书，而且十分刻苦，不论是在三九严寒滴水成冰的季节，还是三伏盛夏酷热难当的时候，他都照样读书写字。人们见了，都说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司马光做官后研读了很多历史著作，在学习钻研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古以来的历史著作虽然卷帙浩繁，但却没有一部上下贯串的通史。另外，在司马光看来，各种各样的史书实在太多，皇帝看不了，如果编一部通史，也可给皇帝读史书提供点方便。于是，他萌发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自己动手来编一部通史，打破这个尚无通史的局限。他参考了众多的历史著作，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从战国到秦末的史书，按照自己的设想，给书取名为《通志》。《通志》编成，正是宋英宗在位的时候。司马光就把这部书献给了英宗。英宗读过之后，觉得大开眼界，对自己治国理政很有帮助，就下令为司马光专门设立了一个书局，让司马光全权组织编写人员，准许他们借阅官府的藏书。英宗的支持使司马光得到极大的鼓舞，他立即邀请了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刘恕、刘和、范祖禹等做助手，组成了一个编写机构，把《通志》写下去。

到了宋神宗即位，司马光又把新编好的一部分稿子献给神宗。神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他读了司马光的稿子后，更是高兴。他认为司马光的书，不仅可以帮助做皇帝的人了解历代的盛衰起落，而且这种起落盛衰，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使人可以常常对照借鉴。所以，神宗就把《通志》这个书名改为《资治通鉴》。“资治”是帮助治理，“鉴”的原意是镜子，用来表示警戒和教训的意思。后来，人们又把《资治通鉴》简称为《通鉴》。

司马光与王安石本是十分要好的朋友。王安石受神宗器重，回到朝廷主持改革的时候，司马光是翰林学士。由于司马光思想保守，就开始与王安石谈不到一起了。后来，王安石被升为宰相，提出并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司马光不仅一条也不同意，而且还拼命地反对。由于司马光的学识和影响以及他反对变法的强硬态度，他竟成了反对派的领袖人物，同老朋友完全闹翻了。于是，司马光就向神宗辞职，离开京城到了洛阳，一心编写《资治通鉴》去了。司马光前后一共花了19年，才把这部著作全部写完。

《通鉴》采用的是编年体，也就是按照历史年代的发展顺序，逐年写出历史上每年发生的大事。记载了自前403年到959年，即从战国始到五代十国止的1360年的历史。《资治通鉴》材料丰富，剪裁有致，考证严格，而且文字精练，富于文采。历史上，《通鉴》与《史记》齐名。

在大宋朝这个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环境中，苏东坡（即苏轼，因其号东坡居士，故又称其为苏东坡）可算是当时最浪漫和富有个性的人物，他的诗、词、文写得纵横开阔，意脉流畅。尤其是在词的创作上，苏东坡贡献更大，开创了一个新的词派，使词的面貌焕然一新。

词是自中唐从民间逐步发展起来的，直到苏东坡所处的时代，前后已有了300余年的历史。虽然出现了不少名家名作，但词一直被认为是“诗余”，是“小道”。因此，词的题材非常狭窄，特别是唐五代，词一直流连于花与樽酒之间，大都写离别的伤感、男女的爱情，形式上处处受到音乐的束缚。而苏东坡的词，在内容上却完全打破了题材上的束缚，各种生活内容尤其是反映农村景象和生活的题材，在苏东坡的词中都有反映，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苏东坡因此开创了一个新的词派，叫豪放派。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首词写出了苏东坡面对自然、感怀今昔的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受，表现了他飘逸旷达的精神。词一开始就在上下几千年、绵亘数千里的宏大境界上展开，在这样浩渺的时空框架中，发出人生短暂、功名虚幻的感叹，把人生挫折的懊丧引向高远之处。这种人生哲学虽然缺乏激烈抗争的力量，但是也反映了苏东坡不甘沉沦的高傲性格。

有一次，苏东坡问一个唱歌的人说：“我的词与柳永（宋朝著名词人）的词相比，怎么样？”

那人也是个风趣的人，回道：“柳永的词，只适宜十七八岁的女孩，手拿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的名句）；你的词，需要关西大汉，手拿铁板，高唱‘大江东去’。”这个回答十分形象地说出了苏东坡的词与另一词派（婉约派）的区别。

除了诗、词、文之外，苏东坡还是个大书法家，他擅长行书和楷书，吸取了前代许多名家的特长，且能自创新意。他用笔丰腴跌宕，具有一种天真烂漫的情趣。苏东坡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至今仍有不少人在学习他的书法。

苏东坡不仅多才多艺，而且为人刚正不阿、黑白分明。在宋朝王安石变法前后，不论是变法派当权，还是顽固派当权，他都坚持不随波逐流。因此，他一生中有大半生仕途不顺，屡遭贬谪。

1100年，宋徽宗即位，苏东坡蒙大赦回到常州后，便一病不起。次年，这位百年难求的文坛大才子就与世长辞了。他给后人留下了《东坡集》《东坡后集》以及《东坡乐府》等珍贵的文化遗产。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李纲率宋军成功地保卫了京城。四月，太上皇赵佶以为东京（今河南开封）已经平安无事，便回到东京，继续过他荒淫糜烂的日子。这时，投降派们又活跃了，北宋在军事上也不再加强备战，各地赶来保卫东京的援兵，也被宋钦宗赵桓打发回去了。不久，李纲又被夺去兵权，贬到扬州去了。八月，金太宗又出兵大规模南侵，以完颜宗翰、完颜宗望为左、右副元帅，分东西两路向北宋进攻。完颜宗翰的军队猛攻太原，直至九月初，太原城被攻破。十一月，完颜宗翰从太原领军南下，一路上所遇的宋军，不是弃城逃走，就是乖乖投降，所以金兵南下很顺利，很快就打过了黄河。东路的完颜宗望大军只用了20天的时间就攻到了东京城下。完颜宗翰领兵赶到，两军会合一处，驻扎于东京城南薰门外，再次把东京城包围。

东京城内，李纲被贬到外地，各地援兵也让投降派遣散了，守军既少又缺装备，满朝上下慌作一团。金军很快地就攻入了东京城。爱国将士在城中和敌人展开了巷战，赵桓却使人去金营求和。

被派去金营求和的使者回来报告赵桓，金军提出必须皇帝亲自去谈判。于是，赵桓带领几个大臣到金营，献上降表，跪地向金国称臣。

金兵在东京城中大肆烧杀抢掠，查封了宋朝各个衙门的金银财物。1127年初，金兵又先后扣留了钦宗、徽宗，金太宗下诏废去他们的帝位，将他们俩连同宋宫里的太后、皇后、妃子、公主以及亲王、大臣和各种手工业工匠一共3000多人，一起押到金国，当做奴隶使用。不仅如此，北宋都城里收藏的各种图书、乐器、天文仪器、金银财宝也叫金兵抢劫一空。

这样，北宋王朝被金国消灭了。这一年，是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靖康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