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治国篇（1）（1/1）

治理国家，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一个难题。正如李世民说的那样：“创业之难，已经过去了；守成之难，正应该和各位谨慎地来对待它。”

君王没有一个不希望国家长治，政权永存。偏偏多的是国家混乱，政权动摇。原因在于：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是适当的正道，所任命的官员不是适当的人选。因此，要使国家治理，在政策上要做到宽严相济，文治与法治互相结合，宽严互为补救，治乱世用重典，治盛世用平典。这样，政治便会调和。在治理方法上，要赏罚分明。韩非子说，英明的君主控制臣下，不过是两个权柄罢了。两个权柄，就是刑和德。杀戮就叫刑，奖赏就叫德。赏罚分明，才能杨善去邪，国家才会治理。在个人意志上，君王要发愤图强。君王往往在创业时能含辛茹苦，卧薪尝胆，但在安逸中容易产生骄傲奢侈情绪，政事荒废。因此，在安逸中要图强，在消沉中要振作，在因循守旧环境中要敢于革新。这样，国家才能治理。否则，就会使国家一蹶不振，社会内乱四起，丧身亡国的日子就不远了。在用人上，要尚贤任能。孔丘说：“在人开拓道路，不是道路开拓人。”所以国家的治理和混乱、兴盛和衰亡，掌握在自己之手，跟天命无关。如果认识不清，就会失去正确的判断。作为一个君王，应正心诚意，重用人才，礼贤下士；管理政府，就是治理文武百官；治理文武百官，就是治理千万人民；治理千万人民，就是治理天下。天下治理，则无论近远，无不治理。在为民上，要有仁爱之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要得民心，君王就要有爱民之心，重民之行，富民之路，安民之策。否则，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人民总有一天会起来将他推翻。在继承问题上，要选择贤明。继承是关系到国家治乱的大事，如果国家后继有人，储君贤明，天下归心，国家就会得治。如果处理失当，就会发生手足残杀，宫廷内乱；或者会出现昏君执政，国家混乱，生灵涂炭，人民遭殃的局面。在治乱上，要坚毅果断。平息内乱，一要坚强果断，二要讲究策略，才能一举平息。否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草率从事，反遭失败。以上诸点，都是治国的重要环节。

第一节治国之道

［史事］

在德不在鼎

鲁宣公三年，楚庄王发兵征讨陆浑的戎人，乘机进兵到雒邑，并在周王的直辖地上阅兵，周定王只好派王子孙满去慰劳楚庄王。

岂料楚庄王竟然问起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子孙满回答说：“一个拥有天下的成功统治者，关键在于德而不在于鼎。古时夏朝推行德政时，远方各国绘制地方风物，并且经由九州掌官奉献铜，于是夏王就用这些铜，铸造成九座鼎，当时上下同心同德。到了夏桀王时代，由于他暴虐无道，九鼎才被周朝夺去。其实只要君主修明政治，九鼎虽小，却似乎显得很重，他人无法轻易夺去；反之，假如君主昏乱，那么九鼎即使再大，看起来也会很轻，他人轻易就可夺去。上天保佑有明德的君主，不过也有一定的限制，绝对不可以强求。以前周成王把九鼎安置在郏郦之地，曾经占卜国运有多少代，结果占卜出同朝将享国三十世七百年，所有这些都是天命中的定数。现在周朝的国运虽然衰弱，但是天命并未改变，因此有关九鼎的轻重，并不是诸侯随便可以探问的。”

宽严互为补救，政治便会调和

昭公二十年，郑大夫子产生病时，对游吉说：“我死了以后，你必然当政，你要记住，只有具备高尚品德的人，才能用宽道来治理人民，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就是推行严格法治。例如火很猛烈，人看到以后就畏惧万分，所以很少有被火烧死；反之水很柔弱，人都喜欢去戏水，结果反而有很多人被水淹死，可见用宽道治民实在很难。”子产卧病几个月之后，最后终于不治而死。游吉执政，他为政不忍推行严格法治，而是推行宽道治民政策，不久郑国盗贼蜂起，在萑苻泽中夺取宝物。游吉懊悔说：“假如我一开始就听信子产的话言，也不会弄到今天这种田地。”于是游吉兴兵讨伐蕉苻泽中的盗匪，如此盗贼才算暂时敛迹。

孔子评论这事说，政治宽大人民就会轻慢，人民轻慢就用严厉法治来纠正；推行严厉法治人民就会受到伤害，人民受到伤害就应改行宽大政治。宽大政治发生流弊以后，就用严格法治来补救；严格法治发生流弊以后，就用宽大政治来补救，如此一宽一猛政治才能调和。

无战而城，敌必备矣

当晋献公派大夫士蒍给公子重耳和夷吾两人修筑蒲屈两城时，由于不谨慎而把木柴放在墙内。夷吾把这件事报告献公，献公派人去责备士芳，士芳磕头回答说：“臣听说过：没有丧事而显露哀凄，就必然会有忧患降临，没有战事而兴工筑城，等于是叫敌人作好准备，这又有什么值得慎重的呢？臣既然担任官职，如果不遵命筑城，就是违抗君命而大不敬；如果所筑的城池很坚固，就等于是为仇敌保护城池，这是对君王的不忠。既丧失忠又丧失敬，臣还用什么来侍奉君王呢？《诗经》说得好：‘仰仗施行德政来治理国家，同宗子弟必然象城池了一样稳固。’君主只要强化自己的德政，使同宗子弟效忠，又何必修筑坚固的城池呢？再说三年以后才用兵，现在又何必那么小心呢！”

任力者劳，任人者逸

春秋时鲁国人宓子贱到单父出任邑宰以前，曾向孔子求教。孔子说：“凡事不要闭目塞听，要三思而行，保持高尚的节操，听取众人的意见，做一个君子。”

宓子贱到单父以后，先在城南筑了一座简易的琴台，经常在那里弹琴唱歌。由于琴声曲调悠扬，歌声委婉动听，使得单父的乡亲父老们都乐于来到台下，听那悦耳的音乐，从中受到薰陶和享受。单父宰巫马期觉得奇怪，便跑去向宓子贱讨教。宓子贱说：“我之谓在人，子之谓在力。任力者劳，任人者逸。”巫马期听后，慨叹地说：“这是因为我的才能比不上宓子贱呀！”

有一年夏天，地里的小麦正待收割，突然听到齐国军队就要到来。于是，有人多次提出建议，让城里的人出去抢割麦子，谁收割归谁所有，不让敌人得到粮食。但是，宓子贱始终都不同意。结果，有一部分小麦被齐军割走了。鲁国大夫季孙怒气冲冲，派随从去责备宓子贱。宓子贱笑着说：“今年单父的麦子是损失了一些，明年还可以多种。这事对全国说来不会有多大影响。如果一有敌寇，就让那些原来不种田的人去抢割别人的小麦，岂不助长了他们盼望敌寇到来的心理？要是这样，不仅滋长了人们不劳而获的奢望，而且也难于共同对敌，这可不是三年五载能够消除的。”季孙听随从这么一说，知道自己只是从小处着眼，斤斤计较少量麦子，而没有考虑道德风范这件大事，见识浅薄。

重仁义，轻私利

孟子谒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辞千里辛苦前来，对我国定会有很大利益吧？”

孟子答道：“大王！您为什么一定要说到利益呢？只要讲求仁义就行了。王假若说：‘怎样才对我国有利？’大夫也说：‘怎样才对我的封地有利？’那么，一般王子以至老百姓也都会说：‘怎样才对我本人有利？’这样，上上下下互相追逐私利，国家便会处境危险了。在拥有兵车万辆的国家里，杀掉那个国君的，一定是拥有兵车千辆的大夫；在拥有兵车千辆的国家里，杀掉那个国君的，一定是拥有兵车百辆的大夫。在兵车万辆的国家中，大夫拥有兵车千辆；在兵车千辆的国家中，大夫拥有兵车百辆；这些大夫的产业不能不说是很多的了。但是，假若轻道义，重私利，那么，大夫若不把国君的产业完全夺去，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从没有讲仁德的人却遗弃他的父母的，也没有讲道义的人却对他的君王怠慢的。王也只讲仁义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讲利益呢？”

马背上能得天下而不能治天下

陆贾时常在高祖面前称道《诗》、《书》。高祖便骂说：“你老子的天下是从战马上打来的，何必要《诗》、《书》！”陆贾说：“从战马上取得天下，但能在战马上治理天下吗？再说汤武兴干干戈，叛上而取天下，但却以顺民心的怀柔政策守住天下。文事武功并用来治民，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方法啊。从前吴王夫差跟智伯都喜黩武，因此而亡国；秦国一直以刑法治国，终至覆灭。假使秦国兼并天下之后。能效法先圣先王，施行仁义，则必长治久安，怎么会让陛下取得天下呢？”高帝面有愧色，告诉陆贾说：“你试着替我写出秦所以失去天下，我之所以得到天下的原因何在？以及古代国家所以成功与失败的原因。”陆贾大略叙述国家存亡的征兆，凡十二篇。每写完一篇奏给高祖，高帝没有不称赞道好的，左右的人便高呼万岁，称这书为“新语”。

柔道治国

刘秀称帝后，有一天宴请皇亲国戚。有的皇族几杯酒下肚，便称赞他说：“文叔小的时候很谨慎，诚恳柔和，真没想到现在竟做了皇帝！”刘秀听了，也笑了。他胸有成竹地说：“我治理天下，也想行以柔道呢！”

刘秀的“柔道”治国，首先表现在对待一些开国功臣的态度上。刘秀知道，东汉王朝的建立，主要得力于一大批功臣、官将为他卖命打天下。鉴于西汉时期权臣当政、外戚篡权等历史教训，他不能不注意防范。但是，他的防范，并没有采用汉高祖“诛杀功臣”的强硬手段，而是采取了“保全”的柔道，他除了让邓禹、李通、贾复三个亲信参议朝政外，对其他功臣和外戚，大封列侯。然后，又以各种借口劝他们不再参与朝政，一律回到自己的封地去过荣华富贵的生活。此外，刘秀的“柔道”治国，还表现在他对待民众的政策上。比如实行减轻田赋的政策。为了改善农民的处境，他下令军士屯田，减轻田赋，实行三十税一；恢复西汉赈济灾贫和抚恤老弱病残的规定，发放救济粮；为了减少开支，他载减了四百多个县，使县及县级以下的官吏精减了百分之九十；他还连续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多次颁布大赦令，将死罪以外的囚犯一律释放，免罪为庶民。由于刘秀采用“柔道”治国的方法，使政局得到了稳定，人民得到了生息，社会经济得到了全面复苏，从而东汉经济又一次出现了相当繁盛的景象。

裴潜谈宽严政策

曹操把代郡郡长裴潜，召回京师丞相府任职。曹操赞扬裴潜治理代郡的功勋，裴潜说：“我对汉人虽然宽厚，但对胡人却十分严竣。现在接任的新郡长，一定认为我太过严峻，事事改为宽厚。胡人一向桀骜不驯，过度宽厚，法纪一定松驰，法纪松弛，一定再转成严厉，胡人受到骤然的约束，遂会生出怨恨，最后甚至叛变。根据情势推测，代郡胡人，将最先发动叛变。”曹操后悔召回裴潜过快了。

数十日后，三单于叛变消息果然传来。

法律宽严要因时制宜

刘备进了成都，自称益州牧。他论功行赏，认为这次进益州，法正功劳最大，把他封为蜀郡太守。不光成都归他管，还把他当作谋士中的主要人物。

法正这个人心地狭窄，有了权，就报个人恩怨。谁过去请他吃过饭，他就回礼；谁向他翻过白眼，他就报复。为了报个人的仇，甚至杀了好几个人。

诸葛亮跟法正不同。他帮助刘备治理益州，执法严明，不讲私情，当地有些豪门大族都埋怨起诸葛亮来。

法正劝告诸葛亮说：“从前汉高祖进关，只有约法三章，百姓都拥护他。现在您刚到这儿，似乎也应该宽容些，才合大家心意。”

诸葛亮说：“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泰朝刑法严酷，百姓怨恨，高祖废除秦法，约法三章，正是顺应民心。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刘璋庸碌软弱，法令松驰，蜀地的官吏横行不法，弄得乱糟糟的。现在我要是不注重法令，地方上怎么能安定下来啊。”

法正听了诸葛亮的话，打心底里佩服诸葛亮。他自己也不敢象以前那样专横了。

建立国家根本，崇尚品德教化

三国时，曹丞问太尉贾诩说：“我打算讨伐抗命的叛逆分子，统一天下。东吴、蜀汉，哪一国居先？”贾诩说：“采取攻势的，军事第一；建立根本的，崇尚品德教化。陛下顺应天时，接受禅让，安抚全国上下，如果专行推广文化教育，等待时机成熟，削平他们割据，并不围难。东吴、蜀汉，虽是巴掌大的小国，但背有群山作为依靠，前有干水作为保护。刘备有英雄之才，诸葛亮善于治国；孙权知道敌我的虚实和优点弱点，陆逊精于大部队作战。蜀汉据守险要，东吴利用江湖，都不是仓卒之间，可以平定。军事行动的原理是，先有取胜的把握，然后再发动战争，酌量敌人的力量，确定相应的方法，才能万无一失。我预料，我们的将领中，没有一个是刘备、孙权的对手。即令陛下御驾亲征，天威相逼，也看不出必胜的迹象。从前，舜作干戚舞，而苗族归降。我的意思是当今应该政治第一，军事第二。”曹丞不理，大军终无功而还。

治国靠恩德，大赦要慎用

三国时，蜀汉后主廷熙九年，蜀汉大赦。

大司农孟光，在大庭广众中，责备大将军费祎说：“大赦，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圣明之世，不应该发生。当权力的尊严到了不能维持之时，实在不得已，才可以姑且实施。现在，主上仁慈，文武百官都尽忠职守，有什么紧急情况，需要国家的非常恩典，去鼓励恶人恶行？”费祎无言可对，只是连连道歉，表示不安。

最初，诸葛亮当丞相时，有人抨击他吝啬大赦。诸葛亮说：“治理国家，要靠大恩德，不靠小动作，所以匡衡、吴汉，都反对赦免，先帝也曾说过：‘我跟陈纪、郑玄交往，常听他们分析治乱的道理，从来没有提到过赦免，象刘表、刘琮父子，年年赦免，对社会秩序，有什么帮助？’”因为这个缘故，蜀汉人民，认为诸葛亮贤能，而费祎远远赶不上。

教化非一日之功

东晋元帝建武元年，晋国征南军司戴邈，上书晋王司马睿，认为：“天下大乱以来，学校教育荒废。有权力的人发表议论说：太平日子崇尚文章，战争来临，崇尚武力。这些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并不如此。儒家学派的道理，十分深奥，不可能仓猝之间，就有成就。等到太平日子，再去研究，荒废已久，就来不及了。而且，贵族子弟，未必是斩将搴旗的人才，很难有从军出征的战功。如果不趁他们年纪轻轻，学习道义，实在非常可惜。世风衰微已久，礼俗败坏日甚一日，好象灯火消耗灯油，不知不觉，不感到严重。而今，帝王大业初创，万事都要从头开始，应该坚持正道，敬重儒家，用以鼓励风化。”司马睿接受，开办了太学。

平乱用武功，守成要文治

唐太宗贞观元年正月初三日，大宴群臣，演奏《秦王破阵乐》。唐太宗李世民说：“我过去受委任，掌管征伐大权，大破刘武周的军队，民间就制作了这个曲调，虽然不能表现文治教化的雍容大方，但是功业由此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说：“陛下用神圣的武力平定海内，哪里是文治教化所能比拟的。”李世民说：“平定乱世要用武功，守住帝业要用文治，文治和武功的运用，各自服从当时形势的需要，你说文治不及武功，这句话错了！”封德彝嗑头谢罪。

创业守成孰难？

李世民问侍候在身边的大臣说：“创业和守成哪个更难？”房玄龄说：“草创大业的开始，和群雄一起举兵，用武力争胜而后使他们臣服，创业难啊！”魏征说：“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谁不是从艰难中取得天下，在安逸中失掉天下，守成难啊！”李世民说：“房玄龄和我一起夺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征和我一起安定天下，经常担心在富贵中产生骄傲奢侈，在容易忽视的枝节上产生祸乱，因此知道守成的艰难。不过，创业之难，已经过去了；守成之难，正应该和各位谨慎地来对待它。”房玄龄等人嗑头说：“陛下能想到这些，那是老百姓的福气啊！”

李世民的成功之道

李世民登上了翠微殿，向侍候在身旁的大臣说：“自古以来的帝王虽然平定中国，但不能使西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臣服。我的才能不及古人，但成功却超过了他们，自己不明白其中的缘故，你们各位畅所欲言，按照实际情况来说明它。”群臣都说：“陛下功德象天地一样大，天下所有的人都无法用语言来说明白。”

李世民说：“不是这样。我所以能达到这点的原因，只是从五个方面做得比较正确：自古帝王多数妒忌比自己才能强的人，我见到人们的长处，好象就是自己的一样；一个人的品行才能很难同时具备，我经常摒弃他的短处，录用他的长处；帝王往往进用贤能的人喜欢得要把他抱到怀里，黜退品行才能差的人恨不得要把他推到深沟里去，而我见到贤能的人就尊敬他，对于品行才能差的人就可怜他，贤能的人和德才差的人都能得到恰当的安排；帝王一般都讨厌正直的人，暗中杀害和公开处死，没有一个朝代没有这样的事，我即位以来，正直的人朝廷上有很多，从来没有处分过一个；自古以来，都是看重中华，轻视夷狄，我独不取这种偏见，爱护他们象自家人一样，所以他们的部族都来亲附，对待我象对待父母一样。这五个方面是我获得今天成功的原因。”

李世民回过头来告诉褚遂良说：“您曾经当过史官，象我刚才所说的话，符合事实吗？”褚遂良说：“陛下的伟大功德记不胜记，只拿这五条替自己作说明，这是出于内心的谦虚罢了。”

怀柔之策稳民心

唐时，北方突厥族屡次侵犯边境，掳掠人畜。那些被掳掠者受到突厥的驱役之苦，并常被突厥人抛弃不管或者逃亡，但他们惧怕唐朝廷对他们无情，许多人都躲在林间山莽，风餐露宿，这件事使狄仁杰颇为不安。他上表皇帝说：“暂时的边境之敌对大唐帝业无足挂齿。一旦它影响到中原腹地的平安稳定就可酿成大祸。边民受突厥契丹的驱使，为求生存不得不从命。他们如今感到我大唐的威仪，心中胆怯才躲入山林，如若陛下仍然怪罪他们，必引起民心不安；一旦陛下布德施恩，既往不咎，饶恕他们，他们定会感恩戴德，归顺朝廷。”皇帝听从狄仁杰的建议，边民从此归服，安居乐业，守边防土。

［评鉴］

治国之道

所谓治国之道，就是使国家达到治理的方法。所以，它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重视。战国时的学者荀况说：君王握有最高权力，但仅凭权力并不能天下自行安定，“安之者必将道也。”也就是说，必须实行正确的治国之道。有道才能兴邦，无道必然亡国。南宋学者叶适认为，权势只能强迫人服从于一时，道义才能令人心服。所以，“人君必以其道服天下，而不以名位临天下。”

那么采取什么样的治国之道，国家才能治理呢？历史上有三种重要观点。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儒家推崇的仁政，也就是文治、人治。君王只要选择好官吏，安抚好民众，就能治理好国家。怎么实行仁政？孔子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其二是法治。即强调法的作用，主张用法令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从而管理好国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把法当作判别贤愚、功过的客观标准。还有一种影响较大的观点，即“无为而治”，也叫“黄老之治”。它的提倡者是春秋时期的老子。老子劝告统治者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应该顺应时势和民心，这样，才能天下大治。

然而，在总体上讲，不论形势如何，单纯地采用其中一种都难以服人，在实践中也难以奏效。战国中后期，荀子提出了礼法并举的治国纲领，主张“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子产治国执政采用以宽为主，宽猛相济的治理国家的根本方针，所以国家得治，游吉继位执政以后，只宽而不猛，结果盗贼相聚，经过派兵镇压，才将乱事平定下来。因此，孔子评论说：政治宽大人民就会轻慢，人民轻慢就用严厉法治来纠正；推行严厉法治人民就会受到伤害，人民受到伤害就应改行宽大政治。宽大政治发生流弊以后，就用严格法治来补救；严格法治发生流弊以后，就用宽大政治来补救，如此一宽一猛政治才能调和。

文治与法治，宽与严是政治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并且还要根据不同形势，各有侧重，如果形势好，宜用文治为主，政治宽松一些。如形势严峻，宜用法治为主，法律应严一些，“治乱世用重典。”但是，一般说在守成中应多用文治。李世民认为：“平定乱世要用武功，守住帝业要用文治，文治和武功的运用，各自服从当时形势的需要。”所以古人特别强调用仁爱、道德、礼教、音乐等教化方法来治国安民。他们认为，人们追逐利禄，好象水往下流，不用教化作为堤防，不能阻止人欲泛滥。古代君王治理国家，无不把教化当作第一重要的工作。用仁爱感化人民，用道义砥砺人们，用礼节约束人们。教化有明显效果之日，也就是美好的风俗习惯养成之时。刘秀以柔道治国，采取保全功臣、减轻民众的田赋等一系列爱民政策，使东汉政局得到了稳定，经济又一次出现了相当繁盛的景象，反之，如果过分采取严厉的政策，人民就不堪忍受，政局就发生动荡。如秦王朝用严刑峻法治理天下，所以，只有十四年就告覆亡。因此，应该以文治为根本，以法治为规矩。

另一方面，如果一味强调文治，强调宽松政治，社会也就会出现混乱。特别是社会动荡的时候，更要强调法治。韩非认为要从社会实际出发，要变法革新，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决不能“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只有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建立和巩固新兴封建制度并促成大统一的政策，才是顺乎历史潮流。

第二节图强革新

［史事］

武丁图治

盘庚去世后，他两个弟弟小辛、小乙相继为王，而殷商国运衰颓。武丁继位后，力图复兴，却苦于不能得到贤人的辅佐，于是他把政事交给冢宰，三年不言，以观国风。一天晚上，武丁梦见一位圣人，名叫说，而群臣百吏中没有一个人象梦中的说，就要人画出梦中人的形象，在全国上下按图索骥，最后，在傅岩找到了说。武丁任命说为相，殷商大治。说告诫武丁：“一个国家的太平或动乱在于百官。官职不要授予自己偏爱和亲近的人，要看他的才能；爵位不要赏赐给品德不好的人，要看他的贤德。考虑是善政才行动，行动还要选择时机。自以为有善而人家不承认，反而丧失了自己的善绩；自己夸耀自己的才能而人家不承认，反而丧失了自己的功劳。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准备，有准备就没有后患。不要宠爱小人而自讨轻侮，不要认为有过错是羞耻而文过饰非。如果行为举止都象上面所讲的那样，国家就会治理得很好了。”

周公吐食

周武王建立了周王朝以后，过了两年就死了。他的儿子诵继承王位，这就是周成王。那时他只有十三岁，刚建立的周王朝还不大稳固。于是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旦辅助成王掌管国家大事，实际上是代理天子的职权。

周公的封地在鲁国，就派儿子伯禽代他到鲁国去做国君。临走时，周公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当今天子的叔叔，你说我的地位如何？”伯禽说：“那自然是很高的了。”

周公说：“对呀！我的地位确实很高，但是我每次洗头发的时候，一碰到急事，就马上停止洗发，把头发握在手里去办事；每次吃饭的时候，听说有人求见，我就把来不及咽下的饭菜吐出来，去接见那些求见的人。我这样做，还怕天下的人才不肯到我这儿来呢。你到了鲁国。不过是个国君，可不能骄傲啊！”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楚庄王即位后，三年不发布政令，日夜享乐。还命令国人说：“有敢进谏的，判处死罪，决不赦免。”伍举入宫进谏，庄王正左手抱着郑姬，右手抱着越女，坐在钟鼓之间。伍举说：“有只鸟待在高山上，三年来不飞不叫，请问这是什么鸟？”庄王说：“三年不飞，一飞必定冲天；三年不叫，一叫必定惊人。”伍举告退说：“我明白了。”经过几个月，庄王更加淫乐，大夫苏从入宫进谏。庄王说：“你不曾听到命令吗？”苏从回答说：“牺牲生命而能使国君清明，这是我的愿望。”于是庄王停止淫乐，治理朝政。杀掉了几百人，启用了几百人，以政事委任伍举和苏从，全国人大为喜悦。

变革之初，诽议难免

魏圉敬慕孔斌贤能，派使节送上黄金绸缎，请来孔斌担任宰相。孔斌先整顿政府，把那些只靠关系而没有才干的官员免职，任用贤能，裁撤闲散人员，把经费用到有利于国家的事业上。受到伤害的既得利益阶层，群起反击，散布谤言。大臣文咨告诉孔斌，孔斌说：“官员大多习惯眼前生活，反对变革。所以任何一个政治家，改革之初，都会遭受反对。子产当郑国宰相，三年之后才没有人抨击。我祖先孔丘当鲁国宰相，三个月之后大家才闭嘴。我今天革新政治，虽不如他们，但我都不介意任何攻击。”文咨说：“你祖先孔丘的事，我不知道，当初情形如何？”孔斌说：“祖先初当宰相时，人们厌恶他说：‘那个穿鹿皮长袍的家伙，干掉他，心里一点也不难过。那个穿长袍鹿皮的家伙，干掉他，却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三个月后，改革成功，人们歌颂他：‘那个戴大帽穿皮袄的人，满足的我们的需要。那个穿皮袄戴大帽的人，对人民没有偏私！’”文咨高兴说：“今天才知道先生真是圣贤。”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发愤图强

赵武灵王对楼缓说：“赵国的北面有燕国，东面有东胡，西面有林胡、楼烦、秦、韩，中间还有中山。西面八方全是强横的敌人，哪是我们的保障呢？要发奋图强，就有好多事要做，我打算从改革服装着手，连带着就可以改变打仗的方法。”楼缓说：“服装怎么改呢？”赵武灵王说：“我们穿的衣裳，袖子太长，腰太肥，领口太宽，下摆太大。穿着这种长袍大褂，别说打仗，就是平时做事也不方便。我们要学胡人的服装，学习他们打仗的方法。”

君臣两人商量妥当后，赵武灵王就在朝廷上对众大臣宣布了这件事，当时虽然遭到大多数大臣的反对，但是赵武灵王决心改革，毫不动摇，并且自己首先穿起了胡人的服装。

第二天上朝的时候，赵武灵王、楼缓和肥义，都穿着小袖子的短衣出来。接着，赵武灵王又用种种理由，说服了最顽固的叔叔公子成。众大臣一见公子成也穿上了胡服，大家也只好同意了。于是，赵武灵王就出了一道改革服装的命令。没过几天，全国的人不分贵贱，全部穿上了胡服。开始大家还觉得有点不象样，后来因为比先前的衣裳实在方便得多，反倒时兴起来了。

赵武灵王改革服装成功后，紧接着亲自训练士兵，教他们怎样象胡人那样骑马射箭。不到一年的工夫，赵国骑兵训练成了。第二年，赵武灵王亲自收服中山、东胡和邻近的几个部族，一边打发使臣去联络秦国、韩国、楚国、齐国，赵国就这么强大起来了。又过了六年，不仅把林胡、楼烦、中山都收服了，还扩大了势力，北边到燕、代、雁门，西边至云中、九原，国势日强。

废除分封制，设立郡县制

丞相王绾等人向秦始皇进言：“诸侯新近败亡，燕、齐、楚地离京遥远，不在那里设王，无法安定局面。请封各王族子弟为王，恳望皇上恩准。”

始皇把王绾的意见交给群臣讨论，大臣们都认为妥当。廷尉李斯发表意见说：“周文王、周武王分封的同姓子弟很多，但是他们的后代关系疏远，象仇人一样相互攻击。诸侯间不停地互相攻杀，周天子不能制止。如今四海之内靠陛下的英明，诸侯国都成为郡县由您一人统治；诸子功臣，用公家的赋税收入重重赏赐他们，就能很好地满足并容易地控制他们。只要天下没有反叛的图谋，这就是取得安定和平的方法。分封诸侯是不适宜的。”

始皇说：“天下人都遭受无休止的战争苦难，就是因为有诸侯王的缘故。我靠了祖宗的庇护，初步平定了天下，如果重新分封诸侯国，就是种下战乱祸根，再想得到太平的天下，岂不更难了么！廷尉的意见正确。”

朝仪不可不肃

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看到跟随自己多年的一班功臣，多数是赳赳武夫，举止粗豪，不知法度。他们入宫宴会，往往笑语喧哗，有的相互夸功，大呼小叫，有的醉后起舞，拔剑击柱，闹得实在不成体统。

高祖遂命侍臣，将博士叔孙通召进宫来，征求他的意见。叔孙通说：“陛下，为臣以为，儒生难与进取，可与守成。现在天下已定，朝仪不可不肃！臣愿往鲁地征集儒生及臣弟子，并至都中，讲习朝仪。”

于是，叔孙通从鲁地领了近三十名儒生，又至薜地故里招来弟子百余人，一同西行返回栎阳。他们费尽苦心，引经据典，参古酌今，才将朝仪大略商定出来。然后，就将众人引到演礼场，竖起许多竹竿，排列成行，当作位置标准。又用绵线搓成绳索，横缚在竹竿上面，彼此连接，排好等级。再令诸儒生从田野剪下许多茅草，捆缚成柬，一束一束植立起来，或在上面，或在下面，作为尊卑高下次序。这个办法，史称绵蕞习仪。

这时，高祖接到丞相萧何从咸阳驰奏报来，说是长乐宫告成，心中大喜，遂决定在新宫长乐宫中过年，届时朝仪大典也在这里举行。

高祖称帝第六年的元旦，天色微明，各诸侯王与文武百官，均服饰一新，早早赶到长乐宫外，准备入宫朝贺。先是执礼官谒者，按照朝仪引导诸侯群臣依次鱼贯而入殿门。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按次序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按次序陈东方，西向，序立东西两阶。这时，只见殿中早已陈列有车骑步卒组成的仪仗，卫官张旗，郎中执戟，左右分站，夹陛而立，气象异常森严。顷刻，只听见净鞭三响，钟鼓齐鸣，汉高祖乘坐车辇，缓缓来到殿前。当下，卫官、郎中，交声传呼，纠饬百官。汉高祖下了车辇，迈着缓步，面南升坐。这时，才由掌管宗庙、礼仪的大行传呼出来，命令诸侯、丞相、列侯以下，依次拜见。众人闻呼，趋跄入殿，一一拜贺。接着。便分排宴席，称为法酒。汉高祖坐在龙案宴饮，其它人则依次分席侍宴。旁边又站着御史几人，专门巡视监察。酒过九巡，群臣中偶然也有几个酒后失态的，便立即被监察御史领出殿去，不准再进金殿。因此，整个朝贺仪式，盈廷肃静，宴会始终，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祖大喜：“吾今日乃知为帝之尊贵了！”

樊哙榻前直谏，刘邦一跃而起

刘邦卧病，讨厌跟人见面，躺在寝宫里，下令宫门守卫，不准任何官员入内，只由宦官传递政令，连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都阻在门外。数日之后，舞阳侯樊哙推开守卫，一直闯到榻前，忍不住流泪说：“最初，陛下跟我们这批人在丰沛起事，平定天下，是何等的雄壮。如今天下归于一统，却这般萎靡不振？而且你说病得很重，大臣们心神不宁。拒绝跟我们见面，难道只对一个宦官留下遗言？你难道不见秦二世宠信宦官赵高而亡国吗？”刘邦大笑，一跃而起。

大臣罢黜皇帝

新皇帝刘贺一连串荒唐的行经，使辅助大臣霍光吃惊失望，痛心忧虑。他秘密询问自己从前的部属、现任大司农的田延年，应该如何处理。田延年说：“将军是国家的梁柱磐石，如果认为他不可以，为什么不奏报太后，更立贤能？”霍光说：“假定这样做的话，不知道古代有没有发生过这种事？”田延年说：“商王朝时，伊尹当宰相，曾罢黜太甲，保护国家的安全，后世歌颂伊尹的忠心。将军如果愿意效法，正是汉王朝的伊尹。”霍光遂命田延年兼任宫廷给事中，并跟车骑将军张安世磋商。

霍光、张安世决定行动，由田延年报告宰相杨敞。杨敞听到要废黜皇帝，刹那间呆在那里，瞪着眼睛，张大嘴巴，大汗淋淋湿透了衣裳，支支吾吾，只能说出“啊啊”，不敢表示任何意见。正好，田延年去洗手间，杨敞夫人在东厢听见他们的谈话，出来警告杨敞：“这是国家大事，大将军已经决定，派九卿高官来通知你，你如果不能坚决表示跟大将军同心协力，却犹豫不定、不作承诺。还没有动手，我们全族可要先被屠灾。”杨敞惊悟。田延年从洗手间回座，杨夫人参与谈话，誓言支持，一切听从霍光吩咐。

霍光等迅速布置妥当，在未央宫召集宰相、御史、将军、侯爵、大臣、大夫、博士，举行会议。由霍光宣布会议主旨：“皇帝昏瞶淫乱，势将危害国家，我们应该如何？”这象一个晴天霹雳，全体官员刹那间成了一堆木偶，面无人色，没有一个人敢表示意见。田延年离开席位，手按剑柄，大声说：“先帝把孤儿托付给将军，国家安危，全由将军作主。认为将军忠心不谕，能力坚强，可以保护刘姓皇家平安。而今一群奸佞小人闹得朝廷乌烟瘴气，使国家处于险境。如果刘姓皇族的祭祀一旦断绝，将军即令一死，又有什么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今天会议，必须立刻获得结论。如果有人最后才响应的，当场格杀。”霍光道歉说：“九卿责备我的话是对的，天下骚动，我应该接受处罚。”于是全体官员一齐叩头说：“人民的命脉，在将军之手，请颁发命令。”

霍光遂即率领文武百官，朝见上官太后，报告刘贺种种无道事实，证明他没有资格继承帝位，应该罢黜。上官太后批准，并下令刘贺回到昌邑，作为汤沐邑。

治理天下靠官吏

汉宣帝刘病已出身民间，知道人民生活艰难。霍光逝世之后，他亲自主持朝政，励精图治。每隔五天，就举行一次御前会议，宰相以下的官员，各就所负责的事务，作出报告。根据他们的陈述，考查他们的成绩，即令侍中、尚书，积有功劳，或有特别表现，也都重重赏赐。中央组织，十分严密，各种法令，制订完备，上下详和没有人因循敷衍。凡任命各州刺史、郡守、封国宰相，一定亲自接见询问，观察他们的抱负，然后考察他们的行为，跟他们当初所说的话，一一验证。遇到名实言行不相符的，一定探讨它的原因何在？刘病已常说：“人民所以乐于长久定居家乡，而没有悲叹、忧愁、怨恨，主要由于政治清明、司法公平。跟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岂不全靠地方官！”

刘病已了解郡长是国家安定的基石，经常变更，会引起官吏跟人民的困扰。如果人民知道郡长在位的时间很久，就不敢欺骗和敷衍，才能服从他的教化。所以，地方官成绩斐然的，刘病已就用正式诏书，勉励褒杨，或增加俸禄，或赏赐金钱，甚至封准侯爵——关内侯。朝廷公卿出缺，就在被表扬过的地方官中遴选，依照等次顺序，擢升任用。所以，汉王朝政治，在这个时候，最为清明，被称为“中兴”。

因“傻”即位，因“严”太平

唐宣宗李忱是唐宪宗的儿子，与唐穆宗是兄弟关系。他从幼年起，就很象个傻子。由于傻里傻气，很是被人瞧不起。大和、会昌年间，在前任两个皇帝中，因李忱是长辈，所以文宗和武宗两兄弟常去看他，并在他的住处为他举行家宴。每到这时，人们总是逗他说话，拿他开心。但是不管人们用什么办法引诱，他总是摇头不语；就连皇帝问话，也是置之不理。于是人们也就当真把他当成了“傻子”。按照常例，他是不能继承帝位的，可是宦官马元贽利用他的“傻”，破例拥立他为皇帝。直到李忱即位后，人们看到他的治国才能，才知道他很有心计。

唐宣宗即位后，对于朝政励精图治，突出的表现他的严于内亲外戚上。皇太后是他的亲生母亲。皇太后有一个弟弟叫郑光，因其出身低贱举动粗陋，一直是个县的小官。由于宣宗常常收到谏议大夫弹动他的奏本，便把他调回京师，不再让他治理百姓。宣宗的大女儿万寿公主，下嫁给起居郎郑颢为妻。公主临上车之前，宣宗还当面教诲她要谨守妇道，不得看不起丈夫家的一切人，也不许干预朝政。后来，郑颢患了病，卧床不起。宣宗知道后，特派中使到驸马府中探视。中使还宫，宣宗问道：“我家公主在家做什么？”中使回答说是在慈恩寺看戏。宣宗听了大怒道：“朕家女儿，何得如此骄放？难怪一些士大夫家都不愿和朕结亲！”说罢立即令中使到慈恩寺把公主叫回，当面骂道：“丈夫有病，你应不离左右，侍汤捧药。为什么自己去看戏呢？况且，作为一个妇道人家，单独入寺观戏，这本身就是伤风败俗。”公主只好承认错误，表示改过，经过这件事，其他皇亲国戚再不敢放肆胡为，个个遵守礼法。由于宣宗严于家教，勤于政事，朝内安定，虽不及太宗时的全盛，也有太宗时的太平景象。

天变不足畏

宋神宗即位时刚刚二十岁，是个比较有作为的年轻皇帝。他看到国家不景气的状况，有心改革，但身边都是一些守旧的老臣，因而想要找一个得力的助手。

宋神宗即位前，身边有个叫韩维的官员，常常在宋神宗面前谈一些很好的见解。神宗称赞他，他说：“这些意见都是我的朋友王安石说的。”因而宋神宗自然想到了王安石。于是下令叫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立刻到京城来。先后提拔为副宰相、宰相。

不久王安石开始进行改革。变法推行了几年，收到良好效果。但是，也触犯了大地主豪强的利益，遭到许多朝臣的反对。

王安石任宰相的头一年，北宋朝廷中盛传王安石曾在神宗面前讲过三句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新法推行后，由于还不太完善，加上用人不当，出了一些偏差，司马光等守旧大臣趁机纷纷上书神宗，极力要求废除新法，罢免王安石。

面对守旧大臣的各种猛烈攻击，王安石正气凛然，以“三不怕”的精神，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了有力的回击。

当时河北发生大旱灾，一个名叫郑侠的官员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宋神宗，说旱灾是王安石造成，要求撤王安石的职。神宗看后长吁短叹。曹太后和母高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哭啼啼，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着神宗停止新法。

王安石眼看新法无法实行下去，气愤地上书辞职回江宁去休养。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当宰相。刚过几个月，天空出现了彗星，一些守旧派又把彗星的出现与变法革新联系起来，再一次请求把新法废除，王安石仍坚持“天变不足畏”的观点，但神宗却犹豫不决。王安石深感无法继续贯彻自己的主张，再一次请求辞职回到江宁去了。

明太祖抑制宦官干政

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前代宦官干政之弊，从建国开始，明令宦官不得干预政治。即使是那些极受宠信的宦官，也绝不容许他们涉及政事。

有一次，一名服侍了他多年的老宦官，偶然谈到政事，朱元璋一听大怒，立即下令将他放回老家，终身不得入宫。

朱元璋为何这样做？他说：“这些宦官，由于他们日夜服侍在皇帝的周围，谨小慎微，言听计从，最容易讨到皇帝的欢心。如果让他们干政的话，时间一长，未免要狐假虎威，与一帮趋炎附势之臣互相勾结，蒙蔽皇帝的视听，任其作威作福，危害国政。所以，我立下规矩，宦官不得参预政事。今天我放他出宫，只不过是为了惩戒后人而已。”所以，在明太祖一朝，宦官始终没有参政。

然而，朱元璋死后，明成祖篡夺皇位，依靠宦官，清除异已，终于，酿成了历史上最大的宦官之祸。

齐家治国

朱元璋初定天下。鉴于元代吏治败坏，法纪不严，于是努力进行各种制度法令的创建。一天，马皇后命宫女官送来一部《宋代家法》，朱元璋仔细阅罢，十分感兴趣，特意召集大臣们加以讨论。原来，马皇后平时喜欢浏览史书，注意前代兴衰事迹，探究齐家治国的道理。她认为，宫廷之内争宠夺权是致乱的原由，便有意想编一部历代名皇后的事迹，来教育后宫诸妃嫔及皇女。马皇后认为历代家法以宋朝最为严正，故宋代多贤后，于是，她命令女史们编了一部《宋代家法》，并向明太祖建议，颁行于六宫，命众妃嫔及公主们阅览受教。

在朝堂里，翰林学士宋升极口称赞这部书，他说：“治天下以正家为先。而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妻之道。后妃虽然母仪天下，但绝不可使其干预政事，否则，必然为祸乱之因。”明太祖也深以为然，回到后宫，对马皇后说道：“我看为保江山长治久安，必先立下后宫家法，使后世子孙遵守。”在马皇后建议下，太祖又与外廷大臣反复商量，立下了几条严格的戒谕，并用铁牌铸字，挂在每一道宫门中。

［评鉴］

图强变革天下治

管理天下，至为艰难，虽然是守成，但要想使它不致败坏，也非易事。是兴隆或是衰退？是安全或是危险？全靠君臣的作为。

在安逸中图强，在沉溺中振作，国家才能得治，才能振兴。武丁把政事交给冢宰，三年不言，按图索骥，任说为相，殷商大治。周公辅成王，洗头时遇到急事就先停止，吃饭时逢人求见就先吐食。楚庄王的“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樊哙榻前直谏，刘邦一跃而起。宗译临死三呼“过河”，这些都是很好的例证。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谁不是从艰难中取得天下，在安逸中失掉天下，在富贵中产生骄傲奢侈，在容易忽视的枝节上产生祸乱。如商朝祖甲以后在位的殷王生来就安闲逸乐，不知百姓的劳苦，因此，没有一位殷王能够长久在位。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只有三、四年。为此，管理国家，治理百姓，要发愤图强，不能荒废政事、贪图安逸。这样，政治才会清明，国家才能治理，人民才能富裕。

改革变新，才能推进社会的发展。因循守旧，便会停滞不前。赵武灵王力排众议改革服装，训练骑兵，使赵国强大，尤其以“令行为上”，“先信于贵”的决心，卓然可取！凡改革社会，建立制度，必须先信于贵，贯彻到底，然后始能行之有效。如贵者不率先躬行，不以身作则，而欲使天下人信之行之，岂可得乎？

改革的目的在革除不合时宜的旧积习，这种旧积习虽已不合时代的需要，仍然有其支持的巨大的社会旧势力。古今中外主张变法者必须具有非常的胆量，和足以约束或制服这种巨大的社会旧势力的能力，始有成功的胜算。

第三节分封赏赐

［史事］

萧何功劳第一

汉王五年，刘邦平定天下，众多的大臣争功不已，经过一年多的讨论还没有一个决定。高祖认为萧何的功劳最大，封他为酂侯，所封赏的食邑最多。功臣们都说：“我们身上穿着坚固的盔甲，手中拿着锐利的兵器，多的参加了一百多次战役，少的也有数十回合的战役，现在萧何没有汗马的功劳，仅仅靠着舞文弄墨，议论政事，不曾实地参加作战，分封功劳的时候反而在我们的上面，这是什么道理呢？”汉高祖说：“各位都知道打猎的事情罢？”功臣们说：“知道”。汉高祖说：“各位知道猎狗吗？”功臣们说：“知道”。汉高祖说：“打猎的时候，追赶捕杀野兽兔子的是狗，然而发现踪迹并且指出野兽所在地的是人。现在诸位功臣只能获得打猎时猎物所获功劳一样。至于萧何，他能够发现踪迹并提出野兽所在的地方，他的功劳就像打猎时人的功劳一样。”至此，群臣没有人敢再说话了。

所有的侯爵都已经接受了国家的封赏，等到要排到功臣名次的时候，大家都说：“曹参英勇作战，身上遭受七十几次的创伤，功劳最多，应列为第一。”汉高祖没有理由再为难众功臣的意思，但是心里实在希望把萧何排在第一。这时关内侯鄂千秋向汉高祖建议说：“群臣的议论都是错误的。曹参虽然有作战、占领土地的功劳，那只是一时的事情，而皇上与楚国对抗五年之久，萧何常常从关中派遣军队到皇上所在的地方来补充皇上的军备，并没有皇上的诏命要他召集军队，然而数万名的军队屡次在皇上最困乏的时候、最危险的地方会合起来、装备起来。而且汉军跟楚军在荥阳互相攻守的几年时间，汉军没有一点粮饷，萧何在关中征收民粮，供给汉军，永不缺乏，陛下虽然曾经屡次丢弃山东，但萧何经常保全关中尊侍陛下归来，这些都是万世不朽的大功劳。为什么要以一时的功劳加在万世不可磨灭的功劳之上呢？”汉高祖说：“很好。”于是萧何位居功臣第一。

雍齿被封，异谋平息

刘邦大封功臣，已封了二十余人。其他有功的将领，日夜都在评论各将领功劳的大小，一时得不出结论。因此，没有继续封下去。有一天，刘邦在洛阳南宫，从双层道遥遥望见将领们，三五成群，经常在洛水沙滩上聚会。刘邦问张良：“他们谈些什么？”张良说：“难道你不知道？他们正在谋反。”刘邦说：“天下已经安定，为什么还要谋反？”张良说：“陛下原来不过一介平民，靠的是他们效忠，才取得天下。而今，你当了皇帝，封的全是你的亲属和老奴，杀的全是你的仇家。朝廷的官员，查考他们的功劳，认为就是把全国都划成封国，也封不完。这些将领恐怕你从此不再封赏，又恐怕久而久之，你想起他们过去偶然犯的错误，会兴起杀机。军心不稳，所以才聚在一起，密谋叛变。”刘邦忧愁说：“那怎么办？”张良说：“你平生最憎恨、最厌恶，而大家又都知道的，有谁？”刘邦说：“雍齿。他跟我有旧怨，又不断欺负侮辱我，我早就想把他杀掉，只因他立下不少功劳，于心不忍。”张良说：“请立刻封雍齿，其他人的密谋自然平息。”刘邦遂摆下筵席，封雍齿什方侯。然后，下令催促宰相、皇家监察官，迅速评议各将领的功劳，用来作为分封的根据。筵席之后，将领们皆大欢喜，互相说：“雍齿都封了侯爵，我们还有什么问题。”

“云台二十八将”

汉明帝即位以后，他忘不了帮助汉光武中兴汉室的功臣，就在南宫云台中画上他们的像。当时功劳最大的有二十八个将军，就是所谓“云台二十八将”，再加上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四个功臣，合成了三十二个功臣。

骠骑将军东平王刘苍上了云台，把画像看了又看，想了又想，直纳闷儿。有些人如万惰、刘植的功劳并不怎么显著，却都上了云台，为什么那个平定南北的伏波将军马援反倒没有呢？他挺随便地问汉明帝：“为什么不画上伏波将军？”汉明帝笑了笑，不回答他。他又问：“是不是因为他犯了过错、革去了爵位？”汉明帝摇摇头，又笑了笑。东平王刘苍这才明白过来了。可是他仍旧认为这个理由是不充足的。那么，究竟是个什么理由呐？

原来伏波将军马援的女儿就是汉明帝的贵人，这时候已经立为皇后了。汉明帝为了避免外戚的嫌疑，故意不把自己的丈人列在“云台二十八将”里面。

“贾复之功，吾最清楚”

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胶东侯贾复从军作战，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曾经跟其他将领突围，身受十二处伤。刘秀认为贾复过分勇猛，动辄冲锋陷阵，为了保全他的性命，很少让他出征。但知道他忠勇的气节，常把他安置在自己左右，贾复也因此缺少独当一面的功勋。将领每次议论各人的功劳，贾复从不开口。刘秀代替他说：“贾复的功劳，我最清楚。”

“开创伟大的帝业，不能只用一类人”

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刘备自封“汉中王”，立儿子刘禅当太子，任命许靖当皇家太傅、法正当尚书令、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其他将领，依照等级都有擢升。刘备派遣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前往荆州，授给关羽前将军印信。关羽听说黄忠官位与自己相等，大发脾气，说：“大夫夫到死也不跟老兵同列？”拒不接受。费诗说：“开创伟大的帝王事业，不能只用同一类型的人。从前，萧何、曹参，跟高祖是幼年时的伙伴；而陈平、韩信，不过是后来才投靠来的。可是，排列官位，韩信最高，没有听说萧何、曹参口出怨言。而今，汉中王因黄忠的战功，特别对他推崇，然而内心的亲疏轻重，黄忠岂能跟你相提并论？大王跟你，二位一体，休戚相关，祸福与共。我认为阁下不应斤斤计较官爵高下，以及俸禄多少。我不过一个平凡的送信使臣，奉命转达，阁下不接受，我就回去。只是可惜你做出这种事，恐怕后悔。”关羽顿时觉悟，遂即就职。

唐太宗论功行赏

唐太宗即位后，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即位不久，太宗亲自确定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封邑，叫陈叔达在殿下唱名宣示给大家，并说：“我叙定的你们的勋赏，可能有不恰当的，应该各自谈谈。”当时诸将争功，乱哄哄地闹个不停。淮安王李神通说：“我在关西举兵，首先响应起义的大旗。而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专靠耍笔杆子，功劳却在我上面，我心里不服。”太宗说：“开始起兵，叔父虽然首先响应，大概也是自谋免祸。后来窦建德吞并山东时，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纠合余党攻来，叔父被打得望风逃窜。房玄龄等人在军帐中出谋划策，坐在那里安定了国家，论功行赏，本来应该在叔父的前面。叔父是国家至近的亲人，对您，我真没有什么可吝啬的，只是不能凭着私情和功臣同赏罢了。”诸将这才互相说：“皇上最公道了，即使是对淮安王，尚且没有什么私心，我们还怎敢不安分呢？”于是都心悦诚服。

房玄龄曾说：“秦府旧人没升官的都抱怨说：‘我们是伺候皇上多少年的旧人，现在任命的官职，反而落在新人的后面。’”太宗说：“做君王的大公无私，才能让天下人心服。设立官员分掌职务，为的是治理人民呀！应当选择有才能的来用，怎么能根据新人旧人来排定官次的先后呢！真要是新人有才能，旧人不象样子，怎么可以抛开新人用旧人呢，现在不谈他们有才能没才能，而光说他们不满，难道这是掌管国家大政的原则吗！”

［评鉴］

分封要公正

韩非认为，英明的君王用来控制他的臣下的，不过是两个权柄罢了。即刑和德。杀戮就叫作刑，奖赏就叫作德。分封就是君王两柄中一柄的重要部分，这是为臣子所希求的。如果使用得恰当，就会上下祥和，心服口服，激励上进。如果使用偏失，就会招来怨恨，甚至会出现内乱。

要做到分封恰当，就要做到三个一视同仁：

一是有无怨仇一视同仁。对自己有怨恨的，不喜欢的人和对自己喜爱的、有交情的人一样对侍。如刘邦封了二十余人后，大家日夜争功，刘邦采纳张良的意见，封了平生最憎恨、最厌恶的雍齿，将领们皆大欢喜，互相说：“雍齿封了侯爵，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安定了人心。

二是是否亲戚一视同仁。皇帝对皇帝国戚与其他人一样对侍，不因是亲戚就给予优厚的封赏，甚至对自己的亲戚要求更严一些，这样，就会使大家心服。汉明帝论功行赏，因马援是外戚而不上云台，以杜嫉妒者之口，非英明公正者不能臻比，许多在上者有赏必亲先，结党营私，培植亲信，是何等的可鄙。唐太宗确定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封邑后，诸将争功，特别是淮安王李神通更是不服。唐太宗说：“叔父是国家至近的亲人，对您，我真没有什么可吝啬的，只是不能凭着私情和功臣同赏罢了。”诸将都心悦诚服。刘备分封了诸将后，关羽听说黄忠官位与自己相等，大发脾气，经费诗开导，关羽顿时觉悟。

三是各个岗位一视同仁。不管是决战千里之处，还是运筹于帷帐之中，都要根据实际作用，不能有所偏废。刘邦平定天下后，要讨论功劳，进行封赏，高祖认为萧何功劳最大，但功臣们认为自。己身经百战，而萧何只是舞文弄墨，功劳在他们之上很不服，最后高祖以理服人，坚持评萧何为功劳第一。

第四节爱民得心

［史事］

得民心者得天下

帝尧弘扬顺从的美德，以敦亲睦族；明确划分百官的职责，以亲和团结天下诸侯；命令羲氏、和氏，从日月星辰的运行，定出一年的历法，敬谨的把时令传援给百姓，人民于是喜悦和乐，各种事业都欣欣向荣。

尧年纪老了，想找一个继承他职位的人。有一次，他召集四方部落首领来商议。尧说出他的打算后，有个名叫放齐的说：“你的儿子丹朱是个开明的人，继承你的职位很合适。”尧严肃地说：“不行，这小子品德不好，专爱跟人争吵。”另一个名叫灌兜说：“管水利的共工，工作做得挺不错。”尧摇头说：“共工能说会道，表面恭谨，心里却是另一套。用这种人，我不放心。”尧又说：“啊，四方诸侯领袖，滚滚洪水漫天而来，浩浩荡荡地包围了群山，淹没了丘陵，老百姓忧心忡忡，有谁能去治理呢？”四人都说：“鲧可以。”尧说：“鲧这个人违背命令，残害同类，不可以。”四人都说：“先用用看吧，真的不行再不用。”尧接受了他们的意见用了鲧，九年下来，治水的事业一点没有成绩。

尧又对四方诸侯领袖说：“我在位七十年，你们能执行命令，你们来接替我的帝位吧！”四人回复说：“鄙陋的德行，会玷污帝位的。”尧说：“那么你们尽量的推荐，无论是显贵的亲戚或者是没有关系的隐居人士。”四人同声向尧推荐说：“有一个没有结婚的平民叫虞舜的。”尧说：“不错，我也听说过，到底怎么样？”四人部说：“他是个盲人的儿子，父亲心不向善，母亲言不及义，弟弟倨傲无礼，他却能够和睦孝顺，把家里处理得好好的，没有出什么差错。”尧说：“我来试试吧。”

于是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舜，从他怎样对待她们来观察他的为人。舜居然使她们甘心屈尊降贵住在妫水弯里，一切都合乎妇人之道。尧十分满意，就使舜用心宣扬五种伦理，五种伦理都为人民所乐为。又使舜担任各种公职，各种公职都处理得井然有序。使他在国都四门接待宾客，四门的宾馆一片和穆，从诸侯国远道而来的宾客都肃然起敬。尧又使舜进入原始山林川泽之地，在暴风雨中，舜能够不迷失方向。尧认为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于是把舜召来说：“你计划事情周密，你们说的必定可以做到，这样已经三年了，你来登帝位。”舜总感到自己德行不够，心里一直为此耿耿不安。

尧在帝位七十年而得到舜，又过了二十年而告老，令舜代行天子之职。尧帝从帝位退下来，二十八年而寿终，百姓十分伤痛，像是死了父母一样。三年之内，天下不奏乐，以表示对尧的怀念。

尧知道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贤，不能把天下传给他，于是一反常道，传给了舜——“把天下传给舜，全天下便都可以得好处，只有丹朱痛苦；传给丹朱。全天下便都痛苦，只有丹朱得到好处。”尧这样衡量了很久说道：“总不能拿全天下人的痛苦，去造福一个人。”终于把天下传给了舜。帝尧去世，三年之丧过后，舜为了要让位给丹朱，走避到南河的地方。诸侯来朝见天子时，不去朝见丹朱而去朝见舜；打官司的，不去找丹朱而去找舜；歌颂政德的，不歌颂丹朱而歌颂舜。舜说：“这是天意吧！”于是回到首都，登上天子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