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變相的封建勢力下之社會形態（上）在西晉及南朝（1/1）

靈黃巾之亂。獻董卓之亂。以來，海內荒殘，人戶所存，十無一、二。分別言之，如：

洛陽 董卓西遷，悉軀餘民數百萬口至長安。盡燒宗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複雞犬。後獻帝還洛，百官披荊棘，依牆壁間。百僚饑乏，尚書郎以下自出采穭，或饑死牆壁間，或為兵士所殺。吳志一注引江表傳：「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庚峻謁蘇林，林曰：「鄢陵舊五、六萬戶，聞今裁有數百。」

長安 董卓初死，三輔民尚數十萬戶。李、郭相鬪，放兵劫略，加以饑饉，獻帝脫逃，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贏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複人迹。

徐州 徐方百姓殷盛，流民多歸之。曹操父嵩避難琅琊，為陶謙別將所殺。初平四年，操攻謙，凡殺男女數十萬人，泗水為之不流，五縣、彭城、博陽、取慮（下邳）、睢陵、夏邱（沛）。無行迹。三輔遭李傕亂，流依謙者皆殲。曹操亦自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建安七年軍譙令。

荊州 劉表在荊州，關西、兗、豫學士歸者千數；表沒，亦遭殘破。

壽春 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裡蕭條。

其他如山東，為黃巾所殘。河北，為黑山賊所殘。又有劉虞、公孫瓚、袁紹父於相繼屠戮。孟達薦王雄曰：「涿郡領戶三千，孤寡之家，參居其半。」（魏志崔林傳注）甘隴，為馬騰、韓遂所殘，蘇則云：「金城郡為韓遂屠剝，戶不滿五百，到官撫鳩，見戶千餘。」（魏志蘇則傳注）靡不凋殘。

以赤壁之戰言，三方大較不到三十萬人。

曹操合中國卽北方人，共十五、六萬。及劉表眾七、八萬。共二十餘萬。號稱水步八十萬。孫權遣周瑜，謂「五萬眾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諸葛亮自稱有「關羽水軍萬人，劉琦江夏戰士亦萬人」。以戰國、楚漢之際，及王莽末年，及至黃巾初亂時幾次戰爭相比。可見當時壯丁之缺乏。

陳羣謂：「喪亂後人民比漢文、景時不過一大郡」，殆非虛語。杜恕亦謂：「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

附：三國季年戶口數

就全史而言，戶口莫少於是時。大體當盛漢南陽、汝南兩郡之數。既備載後宮、將士、吏諸項，其數大約可靠。

三國晚季如此，其大亂方熾時可想。

農民在大動亂中，地方政權隨著中央政權而解體，他們無所托命，不得不依存於當地或附近的強宗豪族。強宗豪族把他們武裝起來，成為一種自衛的集團，他們便成為強宗豪族的「部曲」。

如李典居乘氏，有宗族部曲三千餘家，萬三千餘口。袁、曹相拒官渡，李典輸谷帛供曹軍，後遂全部徙居鄴。李典之眾自有武裝，故稱「部曲」。亦有避地較僻，不需武裝，而以政令約束相安者，如田疇率宗族避難無終山，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袁氏亡，疇將其家族宗人三百餘家居鄴。亦有相聚而為寇盜者，如李通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此等例不勝舉。

如是則農民由國家的公民，編戶籍，納租稅。一變而為豪族的私屬。納質任，稱部曲。「質任」卽抵押，凡為部曲，必納其親屬子女為抵押品，以表誠信。實在是農民身分之降低。

局勢逐漸澄淸，各地的強宗豪族，逐漸消并其勢力於幾個大勢力之下，再建政府，這便是三國。當時最嚴重的問題，是只有兵隊而無農民。吳、蜀臨亡時，兵籍均占全人口十分乃至九分之一。婦女去其半，老弱去其半，大體仍是有夫皆兵也。曹操得冀州，按籍自喜得兵三十萬，亦指全冀丁壯言。

兵隊無終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農民非加入軍隊，無以自全。其後則兵隊非仍轉為農民，亦不能存活。袁紹在河比，軍人仰食椹棗。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

暫時對此問題的解決辦法，便是屯田制度。尤著者如曹操之屯田許下。

獻帝建安元年，曹操用棗祗、韓浩議建屯田，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

鄧艾之屯田淮南、北。

齊王芳正始四年，鄧艾建議屯田淮南、北：「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卽五萬兵隊中常有四萬兵輪番田種，以十分之二卽一萬兵專任防禦也。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阡陌相屬。其他如劉馥之在揚州，賈逵之在豫州，均興屯田水利。吳、蜀亦然。

兵隊代替農民做了國家的基本公民，管督屯田的典農中郎將，暫時便等於地方行政長官。

魏末咸熙元年，始正式罷屯田官，以典農為太守，都尉為令長。至晉初泰始二年，又詔罷農官為郡縣。但以後複有農官。當時要把軍政的變態，轉移到民政的常態，頗非易易。

這是一個「複兵於農」的偉大運動。在中央首都許。的附近，乃至中國的腹地，淮南、北。都施行起屯田來。從整個政治問題而論，不得不說是一個絕路逢生的好辦法。但專從農民身分而論，卻又是一個大低落。

兩漢以來的農民，以公民資格自耕其地，而向政府納租。田地為農民所有，故農民得自由買賣。其出賣田地而變為私家佃戶者，此暫不論。現在是政府將無主荒田指派兵隊耕種，無形中，農田的所有權，又從農民手裡轉移到政府去。

這一個轉變最顯著的影響，便是農民的租稅加重。

漢代租額，通常是十五稅一，乃至三十稅一。魏、晉的租額是「持官牛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此據傅玄奏疏，及封裕諫慕容皝語。這便是王莽所謂「豪民劫假，收什五之稅」。現在是政府自做豪民。鄧艾疏：「四萬人且田且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是屯田全入於官，而一人責百二十斛矣。其中歲課六十斛，就鄧之初計則正是什五之稅。咸寧三年杜預上疏：「乞分種牛付兗、豫二州將吏士庶，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其額重如此。

經過長期的大騷亂，農民本已失去耕地，現在他們是以國家兵隊的身分把屯田來代替吃餉。直到西晉統一，軍事狀態告終，這個情形實現到制度上來，便成西晉初年之「戶調」。

同時商業亦徹底破壞。

魏文帝黃初二年罷五銖錢，此是漢武以來社會通行的標準幣。命百姓以穀、帛為市。曹操時戶賦已只納絹綿，不納錢幣。可證明當時商業之不振。

商業不振之主因，在於長期兵爭之過分破壞。

楚、漢之際，商人乘機漁利，可證其時社會經濟動搖不如三國、五胡諸紛亂為甚。

而因商人階級之消失，更顯明的形成農民與貴族世家之對立。此後南方商業較盛，北朝殆至魏孝文遷洛陽後始有起色。史稱梁初「揚、荊、郢、江、湘、梁、益七州用錢；交、廣用金銀；余州雜以穀帛交易」。魏初民間皆不用線，髙袓太和十九年，始鑄太和五銖線。

晉武帝平吳後，置「戶調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按：此亦如魏制，輸絹綿，不納錢幣。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男子一人占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為「老小」，不事。這是戶調式的條文。

「調」本是調發之義，故戶調仍沿三國以來兵士屯田之舊規。

「戶調」二字始見於魏志趙儼傳。對懷附者收其綿絹，此為袁紹在河北所行之制度。此與「部曲」之納「質任」，乃同樣為中央政府解體下一種亂世之臨時辦法也。曹操得河北，令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他不得擅興發；則「戶調」與「田租」尚分兩項。晉制於戶調下兼田租，則時漸平康，由兵屯變為農民，故戶必帶田矣。

男子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合一百畝，卽古者一夫百畝之制。云「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者，並非占地百畝之外別給七十畝，乃是在其佔地百畝之內以七十畝為課田。「課」是課其租收。云「其外」，乃承上文輸絹、輸綿而來，謂輸絹、輸綿之外，再課田租。換辭言之，卽是課其十分之七的田租。

泰始四年，傅玄上疏：「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眾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歡樂。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者與官中分。」可見晉室當時本有十七收租之制，傅玄雖有建議，晉室未能聽受。戶調製仍依私牛及無牛例收租，故百畝課七十畝也。

與戶調製相附並行者，尚有「官品占田」制。令官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依次減五頃，至九品十頃而止。又各以品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此。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與佃客。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笫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

按：「蔭」者皆私屬，無公家課役。即是國家允許將此一部分民眾田地劃歸私有；同時國家對百官亦不更班祿，其制甚似古代之封建。史稱：「自晉至梁、陳，都畿民皆為王公貴人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佃穀與大家量分。」既役其力，又食其租。可見此等皆不屬政府。是雖有官品占田制明令相限，未必切實有效。直至南渡後情況猶然也。

這一個制度的用意，並不是授與強宗豪族以私占的特權，乃是要把當時強宗豪族先已私占的戶口及田畝括歸公有，而許他們一個最高限度的私占額。

在當時的政治狀況下，此事難能辦到。惟自農民言之，則大體上一樣是二八收租、三七收租，在公在私，無所別擇。

晉武帝泰始元年詔複百姓繇役，罷部曲將、長吏以下質任。「質任」乃部曲對其私主所呈之抵押信物，大抵以子女為之。咸寧三年大赦，除部曲督以下質任。此均在頒行戶調製以前，用意均不外要將強宗豪族的私民眾奪歸公家。然晉武以開國之君，對民眾絕無絲亳善意與德政，戶調稅收，依然與屯田兵一律，只想憑王室威嚴，向其下強奪豪取，豈能有成？晉室不永，只此等處可見。

東晉南渡，一輩士族，又大批的結集著宗親、部曲流徙南來。

祖逖傳：「逖，范陽人，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推逖為行主。達泗口，元帝逆用為徐州刺史，又以為豫州。逖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又如林、黃、陳、鄭四姓之入閩，見陳振書錄解題。明何喬遠閩書，謂林、黃、陳、鄭、詹、丘、何、胡八族。

他們在南方未經墾辟的園地上，著手做他們殖民侵略的工作。「擅割林池，專利山海。」任昉語。「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托。」宋書羊玄保傳。「貴勢之流，亭池第宅，競趨高華。至於山澤之人，不敢采飲其水草。」南齊書顧歡傳。活是一幅古代封建貴族的摹本畫。

尤著者如宋書孔季恭傳：「其弟靈符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裡，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為有司所糾，詔原之。」

雖王室頗思裁抑，然力量不夠，頹勢難挽。

晉壬辰成帝時。詔書：「占山護澤，以強盜律論」，然並不能禁。占山封水，漸染複滋。羊玄保傳。百姓薪采漁釣，皆責稅直，宋武帝又禁斷之，見南史本紀。然仍不絕。梁高帝、齊廢帝郁林王、梁武帝，又屢詔及之。

相應於此種情勢下之賦稅制度，則自度田收稅轉成口稅。

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至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稅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惟蠲在身之役。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此蓋豪右田多，特為優饒。稅田則富多貧少，稅口則富少貧多也。馬端臨云：「晉制，丁男一人，授田七十畝，以畝收三升計，當口稅一斛一斗；今除度田收租之令，而口稅二斛增至五石，則賦頗重矣。豈所謂王公以下云者，又非泛泛受田之百姓歟？待考。」今按：晉初戶調，一家丁男丁婦田租六十斛，馬氏亦以畝收三升說之，誤也。口稅五石，並有無田者，此制自不為輕。然較之兩晉戶調，亦未見特重。馬氏疑口稅只及王公貴人，則更誤矣。

如此則貴族盛占田地，而無賦稅之負擔。梁武帝天監四年，大舉伐魏，令「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資」，此租穀歸私家之證。惟按陳宣帝太建三年、六年詔，似其時又行田租。

宋孝武為特設「官品占山」之制。

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笫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

其用意與西晉官品占田令一樣，但效果依然很少。見上引齊顧歡、任昉語。占山封水的士族們，不僅自己借著僑寓名義，不肯受當地地方政府的政令；其附隨而來的民眾，亦依仗他們逃避課役。所以自咸康以下，晉室屢唱「土斷」之論。

晉書成帝紀：「咸康七年，實編戶，王公以下皆正土斷白籍。」又哀帝隆和元年三月庚戌，天下所在土斷。

「土斷」是要僑寓的人，亦編入所在地的籍貫，一樣受所在地方政府的政令。然咸康土斷黃、白分籍，僑戶土斷者白籍，土著實戶黃籍。玉海引晉令：「郡國諸戶口黃籍。」石虎詔：「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是也。依然有土斷之名，而無土斷之實。

孝武時范寧為豫章太守，上疏極論其非。謂：「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製作，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為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並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按：范疏不主分黃、白籍，謂「一朝屬戶，長為人隸」，即指服從地方政府一切政令言。謂「小人懷下役之慮」，即要其一致應課役也。據范疏可知僑寓小人，亦不應役，蓋皆為白籍陰庇耳。

此後桓溫、劉裕又屢主其事。

安帝羲熙九年劉裕上表：「大司馬桓溫庚戌土斷，於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漸用頹弛。離居流寓，閭伍不修。請依庚戌土斷之科。」於是依界土斷，諸流寓郡、縣，多被并省。

然一弊方彌，他弊又起。宋、齊以後，僑寓的特待，似算取消，而因士庶不公平的影響，又引起更紛擾的冒偽問題。只要偽注籍貫，竄入士流，便可規避課役。這一種情形，越來越甚。

齊高帝建元二年詔：「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按：黃籍卽擔當國課之民籍也。自頃氓俗巧偽，至乃竊注爵位，盜易年月，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同時虞玩之上黃籍革弊表，亦謂：「孝建以來，入勳者眾，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無一。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昔為人役，今反役人。」梁武帝時沈約上疏，亦有「落除卑注，更書新籍，以新換故，不過一萬許錢。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之說。按：虞表又云：「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眾巧之所始也。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沈約則謂「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姦偽互起」，又曰「自元嘉以來，籍多假偽」。蓋宋制一面抑豪強，一面則伸寒微，武帝永初元年已有「先有資狀，黃籍猶存者，聽複本注」之詔，晉代士庶藉貫之改動，必自此始。此可為南朝與東晉截分界線之一事也。惟苟不能確立一種制度，而僅以寬假為討好，宜乎不久流弊即滋矣。

擔當國家課役的，依然盡是些赤貧下戶。

南齊書陸慧曉傳：「山陰一縣，課戶二萬，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凡有貲者，多是士人，複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民。三五屬官，蓋惟分定，百端輸調，又則常然。」

大規模的偽竄冒改，使黃籍理無可理，究無可究。卻告訴我們：那時一般的民眾，已不讓文酒淸談的貴族們獨自安享其特益了。

沈約諸人不能根本設法消冺士、庶界線，北朝政制卽向此路走。乃欲究據晉籍，用來重新釐定，這眞可算是代表了南朝士大夫的眼光與見識。

軍人從三國以來，卽已與農民截然分途。

此事魏、蜀、吳皆然。

劉頌奏「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需，且意有曲為，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積年末改。」魏嘉平六年詔，有劉整、鄭像賜爵關中侯，各除士名。又鐘毓傳：「為廷尉，創制士為侯，其妻不復配嫁。」又盧毓傳：「重士亡法，罪及妻子。」高柔傳亦有士逃法。曹植奏：「臣初受封，得兵百五十人。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尚有小兒，七、八歲以上，十六、七以還，三十餘人。」是魏制士、民異籍，並各家世相襲也。吳、蜀亡後納籍，皆士、民異貫。

大抵「強者為兵，羸者補戶」。此語見陸遜傳，可據以推魏、蜀，大抵不甚相遠。

尤強者隸中央，其次則配私家，更羸瘁者則留南畝。

華陽國志：「諸葛亮移南中勁卒靑羌萬餘家於蜀，為五部，置五部都尉。分其嬴弱，配大姓為部曲。」吳志陳武傳：「武庶子表，受賜複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簡視皆堪好兵，上疏陳讓，乞以還官。謂：枉此勁銳，以為憧僕，非表志。吳主權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補其處。」

其先入士籍者得優廩，又可免役，其時則兵勝於民。漸次軍旅之事，不為時重，則士伍惟以供役，又廩給日薄，其時則農勝於兵。

陸凱傳：「先帝孫權。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以死效。今亮、皓以後。之戰士，供給眾役，廩賜不贍。」

晉武帝平吳，詔悉去州，郡兵，此乃複兵歸農之意，惜不久天下卽亂。

咸寧五年伐吳，詔：「調諸士家，二丁、三丁取一，四丁取二。」是其時依舊士、民異籍。去州、郡兵，即是去士籍也。晉政之病，在田租照屯田額徵收，不復兩漢什伍稅一之制，又無兩漢都尉肄民戰陣之制，使農不知兵，則武備一切廢弛。

東晉民歸豪強，政府對兵役需要，殊感缺乏。

吳志：陳武庶子表，受賜複人得二百家，乞還官，孫權嘉之。他如朱桓部曲萬口，潘璋妻賜複客五十家。鄧艾傳云：「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違命。」此等部曲、僮客，皆是私戶，為國家課役所不及。

於是有所謂「發奴為兵」。

發奴為兵之議，起於刁協、戴淵。刁、戴皆南人，晉元帝依仗以謀抑王氏者也。自後每有征討，往往發奴。庾翼發所統六州奴北伐，庾翼亦晉室外戚，頗欲為強幹弱枝之謀者。可見發奴為兵，正是中央與豪族爭奪民眾之一事。宋武時詔：「先因軍事所發奴僮，各還本主，若死亡及勳勞破免，亦依限還直。」此正以僮奴為豪族私產，故見發而還其直。

又有所謂「料隱為兵」。

庾冰傳：「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毛琚傳：「討得海陵縣界亡戶近萬，皆以補兵。」此等隱匿之戶，其背後亦多有豪強陰庇。

複有「罪謫為兵」

范寧疏：「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義云：「舊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又宋制劫同籍期親補兵，見何承天傳。又以罪謫兵，亦見王弘傳、何承天傳。

並及其家口。罪人家口補兵，見劉秀之傳。

又強逼世襲兵役。見前引范寧疏。

宋武帝詔：「兵制峻重，務在得宜。役身死叛，輙考傍親，流遷彌廣，未見其極。自今犯罪充兵，合舉戶從役者，便付營押領。其有戶統及謫止一身者，不得複侵濫服親，以相連染。」按：兵役世襲亦見於三國時，魏志引魏略，「陳思王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者無幾，而複被取」云云是也。

因此有所謂「兵家」梁王琳本兵家。與「營戶」、沈慶之前後所護諸山蠻並移京邑以為營戶。「軍戶」董回以有功免軍戶。諸稱。

那時的衣冠士族，旣不受國家課役，自然談不到從軍。

此乃魏晉以下貴族與春秋先秦絕異之點。他們在政治上佔有特權，而他們並無武裝兵力以自保衛，不僅自己不能武裝，即其所屬部曲家兵等，亦已解散武裝，與三國時士大夫不同。

另有一部分則受衣冠族士族廕庇而為其佃客、衣食客等，他們亦對國家逃避課役及從軍之義務。

而且因有衣冠士族的特權階級壓在上面，從軍作戰的武裝兵卒，亦沒有他們的出身。要為軍人謀出身，勢必與貴族特權勢力相衝突，如戰國吳起在楚、商鞅在秦之事。

因此兵卒在當時的社會上變成一種特殊卑下的身分，固與貴族封建時代兵隊卽是貴族者此北朝部族兵略近之。有異，亦與西漢定制，凡國家公民皆需服兵役者此北齊兵制亦然；北周府兵則略為變通。不同。軍人的地位，只與奴隸、罪犯相等，從軍只是當苦役。國家的軍隊，實質上亦如私門的部曲與僮客，他們沒有公民的地位，此正如西晉戶調，只從部曲屯田兵變成州縣民戶，而實際上的待遇，還是屯田兵，不是農民。政府亦常常將他們賜給私家。

當時大臣有賜千兵百騎者，如衛瓘、此據北堂書鈔、御覽引晉起居注。汝南王亮、荀組、陸曄等，至於賜親兵數百人乃至班劍數十人，亦不勝指數。

私家亦公然佔公家兵戶為己有。

范寧奏：「方鎮去官，皆割方鎮精兵器仗為送故。送兵多者至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入私門，複資官廩布。」宋書劉敬宣傳：「宣城多山縣，郡舊立屯以供府郡費用，前人多調發工巧，造作器物」，此即官兵亦供私用也。

軍人的地位如此，如何可以為國宣勞，擔負光復中原的重任？

只有荊、襄上流，因糧食較充，鎮兵稍稍可用。

元帝時「使軍各自佃，即以名廩」。至武帝咸寧初，詔「以奚官奴代甲兵種稻」當時國家並未為軍隊特定餉糈，江南農事尚未發達，故襄、漢上流遂得獨有重兵。

而每為權臣內亂之利柄。

直待謝玄鎮廣陵，創為招募，號「北府兵」，兵人地位始見提高，遂建淝水奇績。東晉王位拱手而讓於此系軍人之手。

王、謝雖同稱東晉盛族，但兩家情形稍有不同。王以擁立為業，謝以攘卻為功。一則惟守門第，一則尚建勳績。江北、河南之眾，紀瞻嘗用以拒石勒，祖逖用以向汝洛，而王導弗能任，以專倚王敦於上流，不欲權勢之分也。王敦、桓溫以外重內輕之資，常挾荊湘以起內亂。謝安任桓沖於荊江而別使謝玄監江北軍事，北府兵強，權重始歸朝廷。中原南徙之眾，本多磊落英多之士，謝玄擇將簡兵，六年而有淝水之捷，實非幸事。苻堅軍隊，則亦系簽兵雜湊，宜乎雖多而不能與晉為敵。

惜乎劉宋以後，社會依然在士、庶階級的對立面，軍人依然找不到他們應有的地位。眞要到侯景之亂，梁室覆亡，南人皆以兵戎紛起。然既失士族之領導，南方新政權亦不久即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