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新的統一盛運下之社會情態盛唐之進士府兵與農民（1/1）
要把握住盛唐的社會情態，最好亦從當時幾項制度方面去看。
唐代士人出身，可分三途：一生徒，由學館。此沿漢代博士弟子制。二鄉貢，由州、縣。此沿漢代郡國察舉孝廉制。三制舉。此沿漢代賢良方正制，標目求才，由天子親臨試。州、縣貢舉又分諸目，最著者有秀才、明經、進士。外有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等諸種。
貢舉每年一次，為求出身者所集中。制舉無定期，不常有。學館往往有名無實，其生徒亦參加貢舉。
而尤以「進士」科為盛。
「秀才」須高才博學傑出始可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此科遂絕。「明經」只試帖經記誦，士人不貴。
貢士得懷牒自列於州、縣。
貢舉自北魏已推行，齊、隋選置多由請託，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吏部。
集試於中央。
初屬吏部考功員外郞，後以員外郞望輕，遂移禮部，以侍郞主之。事在開元二十四年。
這一個制度，亦像上舉尚書六部制以及州、縣劃分制度一般，同為後世所遵用，直到淸末，不能改變。
此制用意，在用一個客觀的考試標準，此項標準，一則求其公平，不容舞弊營私。二則求其預備之單純與統一，減免經濟上之限制，使貧民亦有出身。又間接助成國內風俗教化之統整，以輔成大一統政府之團結與鞏固。來不斷的挑選社會上優秀分子，使之參預國家的政治。
此制的另一優點，在使應試者懷牒自舉，公開競選，可以免去漢代察舉制必經地方政權之選擇。
在此制度下，可以根本消融社會階級之存在。人民優秀分子均有參政機會，新陳代謝，決無政治上之特權階級。
可以促進全社會文化之向上。政治權解放，民間因按年考試之刺激，而文藝、學術普遍發展。
可以培植全國人民對政治之興味而提高其愛國心。全國除王室有較永久之地位以外，國家政權全部公開於民眾。
可以團結全國各地域於一個中央之統治。各地域按名額獲得其進士參政權，而歷年全國各地士子羣集中央會試，對於傳播國家意識，交換地方情感，融鑄一體，更為有力。
這一個制度的根本精神，還是沿著兩漢的察舉制推進，並無差別，這是中國史意味濃厚處。漢、唐繁盛的花朵，從同一根本上壅培出來。不過是更活潑、更深廣的透進了社會的內層。
魏晉南北朝時期之門第，自一方面看，固若近似於古代封建勢力之復活。然自另一方面看，實為先秦、西漢以來士人地位之繼續增強。故至隋、唐而有普遍的貢舉制度之產生，此乃士人地位自門第下出頭而更展擴。故隋、唐之中央集權，可以謂政府地位之提高，而非王室地位之加隆。就全史之進程論，魏晉南北朝之門第勢力，在浮面則為一波折，在底層則依然沿文治之大潮流而滾進也。
由北魏之「均田」制演變成唐代之「租庸調」制。高祖武德七年。
凡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有一為丁，六十為老。丁年十八以上授田一頃，五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畝，畝百為頃內八十畝為口分，年老還官。即北魏之「露田」二十畝為永業。樹榆、棗、桑等，即北魏之「桑田」。
授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此古粟米之征，相當於漢之租。
丁隨鄉所出，歲輸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輸綾、絹、絁者兼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謂之「調」。此古布帛之征。「調」本興調、調發之義，相當於古之「賦」。漢有口賦，唐有戶調，其實一也。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五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加役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此古力役之征。相當於漢之役。
這一個有名的租庸調制，所以為後世稱道勿衰者，厥有數端。
第一在其輕徭薄賦的精神。
以租而言，孟子在戰國時，以什一之稅為王者之政；而漢制則什五稅一，常收半租，則為三十稅一。此見漢代的實際政治，已較戰國學者託古改制的理想，更進一步的寬大。若以畝收一石計，除去永業田不論。唐制只是四十而稅一，八十石中收二石。較之漢制更輕更寬大。以西晉開國百畝課田六十畝相比，減輕二十餘倍。
以庸而言，漢制更役一歲一月，唐制則只二十天，只有漢制三分之二。漢尚須為正卒衛士一年，又有戍邊三天。唐因行府兵制，農民不須衛戍，比漢負擔更輕。
調輸布帛，與漢口賦驟難相比。惟西晉戶調，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比唐多六倍。北魏均田，一夫一婦調帛一匹，比唐亦多一倍。唐兼調綾、絁，比上稍有出入。要之唐之調法輕於魏、晉。
唐制庸、調並得視田登耗為蠲免。
要論輕徭薄賦，中國史上首推唐代的租庸調制。在這一個制度下，農民自可安居樂業。
唐初不榷監，開元以下始課監；以左拾遺劉彤表。然天寶、至德間，監每斗尚僅十錢。其後乃增至四十倍。天下之賦，監利居半。則唐興逾百年矣。唐初無茶稅，建中以下始稅茶。唐初無酒禁，廣德以下始榷酒。唐六典謂「關呵而不稅」，則唐初待工商又甚優。隋亦所仰惟賦調，唐初仍隋制也。
又按：就中國史上之商人言之，西漢貨殖傳中人物，其在當時社會上之勢力，勿論矣。即如東漢初，樊重家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貲至百萬，光武資之起。其末年，蜀先主亦得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之助。而麋竺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钜億。進妹於先主，奉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則其時商人勢力，猶可想見。降及兩晉，多以朝廷大僚而兼營貨殖，如王戎、園田水碓，周遍天下。石崇甚至劫奪。是也。宋元徽中，張興世為雍州刺史，還家，擁資三千萬。而為蒼梧王所劫。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而梁武陵王紀都督益州，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渾，殖其財用。黃金一斤為餅，百餅為簉，至有百簉；銀五倍之；其他錦罽繒采稱是。又得賈胡為主金帛。見北史何妥傳。同時梁武弟臨川王宏，積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是三十餘間，計見錢已三億餘萬。北齊富商大賈以貨賄得仕宦，屢見史冊。隋、唐商業尤盛，而官吏以經商致巨富亦習見。自兩宋以下，此風似不揚。官吏兼務貨殖至巨富者始少，富商大賈在政治、社會各方面活動勢力亦漸絀。其趨勢蓋自唐中葉以後而始變。一則商稅日重，商利日薄。如唐代「公廨錢」亦名「料錢」。有七分生利者。唐武德以後，國家倉庫猶虛，應京官料錢，並給公廨本，令當司令史番官迥易給利，計官員多少分給。貞觀時，褚遂良極論之，然其制終不革。開元六年，祕書少監崔沔議：「五千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輸，四千二百。兼算勞費，不啻五千。」開元十六年詔：「天下負舉，祇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可見當時社會利率之厚。宋王安石行新法，靑苗市易皆收息二分，已為一時詬病，亦由其時社會一般利潤自低也。惟其利潤降低，故商人不能進至於大富，而官僚亦無從自商人處一轉手而攫多金。然論社會商業狀況，宋以下若轉較唐前為活潑。市坊制度，皆至宋而廢弛。於是有夜市，有草市。此蓋都市人口增加，財富旺盛，交通便利，勞動生產力發達，故商業交易，隨時隨地而擴大。又如唐以前用錢絹，宋、元以下用銀鈔，皆可見商貨交易之後盛於前也。蓋社會商業情況之盛衰，不必與商人所得利潤之高低為正比。故宋以下社會一般商業雖轉盛，而資本集中之趨勢則日減。二則貴族特權日削，官方則例日嚴，故宋、明權臣大僚，多務於厚擁田租而止。田租之視商利，固瞠乎後矣。偶有以貨殖見稱巨富，往往得罪，禍不旋踵。如明初吳賈陸某，富甲江右，謂「積而不散，適以釀禍」，盡以與其徒沈萬三，身為道士以終。沈富敵國，明太祖因而罪之，謫戍雲南。蓋社會貧富之懸殊，與貴族特權之存廢，亦相為比例而進退也。比如海上貿易，宋非不如唐，然市舶司制度既立，則利入政府，官僚與商人，皆不能如唐人之多獲厚利。社會自唐中葉以下，既無特貴，亦無殊富，則力量漸趨平均，故此後社會之亂，如王仙芝、黃巢、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等，除卻軍隊變叛以外，大抵皆饑民之騷動。求如古社會之所謂豪傑起義者，亦渺不可得。此亦古今社會升降轉變一大節目也。欲知盛唐社會盛況，亦不得不注意及此，故附論及之。
租庸調制的第二個優點，則為稅收項目之列舉分明。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此惟漢代的租稅制度差可相比。自租庸調制破壞以後，更找不到此種項目分明之徵收制度。因此橫徵暴斂，可以隨時增加，有進無已。
更重要的一點，租庸調制的後面，連帶的是一個「為民制產」的精神。及丁則授田，年老則還官，「為民制產」與「為官收租」兩事並舉，此層更為漢制所不及。漢租雖輕，然有無田者，亦須出口賦，應更役，不得已則出賣為奴，亡命為盜。唐無無田之丁戶，則無不能應庸、調之人民矣。在租庸調制下之農民生活，其比較寬舒安恬之景象，可以想像而得。農民生活之寬舒安恬，蒸鬱而生整個社會之繁榮。盛唐時代之富足太平，自貞觀到開元一番蓬勃光昌的氣運，決非偶然。
杜甫詩：「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此盛唐社會之寫照也。安史之亂，李萼說顏魯公，謂：「平時江、淮、河南錢帛聚於淸河，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淸河，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顏遂據以拒賊。許遠於睢陽，積糧六萬石，張巡因之以障江、淮。烏承恩以信都降史思明，親交兵馬倉庫，馬三千匹，兵五萬人。當時州、郡猶富實如此。此後雖益衰，然藩鎭之殷實富厚，仍有遠非後世可冀及者。憲宗時，韓弘在汴為宣武節度使，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廐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穆宗時，劉整為盧龍節度使，獻征馬萬五千匹。藩鎭財力殷盛，正見唐代積富於民之厚，故諸藩亦得自捍外寇而久存。顧亭林日知錄謂：「今日所以百事皆廢，正緣國家取洲、縣之財，纖毫盡歸之上，而吏與民交困，遂無以為修舉之資，即如唐代之驛舍，有沼、有魚、有舟、孫樵書褒城驛壁。有池、有林、有竹；杜甫秦州雜詩。後代驛舍，殆如隸人之垣。」又曰：「余見天下州城，為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為唐舊創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人情苟且，十百於前代矣。」今按：唐室富盛，固在中央不盡取之於州、郡，尤要者，更在中央不盡取之於民間也。
「府兵」制度，沿自西魏、北周，至隋、唐而大成。
唐府兵制定於貞觀十年，天下十道，置折衝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共有二百六十一。
府又分為三等，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府數各說不同。陸贄謂：「諸府八百餘所，關中殆五百焉。」杜牧謂：「凡府五百七十四，有四十萬人。」皆與唐志不合。蓋自有增減變動耳。漢唐事箋謂：「以唐地志每州之府數計之，僅與杜牧同，其說當可據。」所以關中置府獨多者，固為有強本弱枝之意，然亦由府兵制承襲周、隋，因其遺基，故獨以關內為特盛也。
每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
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
民年二十為兵，此指府兵言，非指全體農兵言。六十而免。每歲冬季，折衝都尉率之習戰。
府兵皆隸於諸衛。唐踵隋制，設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一百二十八員，以養武臣，其所部兵則散於諸府。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以月上。
按：漢衛卒以歲代，較唐為優，唐太紛擾矣。唐制亦有簡留直衛者，則五百里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亦月上。
府兵制的優點，無事耕於野，番上宿衛，有事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府兵雖散在諸道，然折衝都尉並遙隸於諸衛，乃是內任官。漢郡國都尉不隸衛尉。此亦唐代中央集權較漢更進之一例。旣免軍人專擅兵隊之弊，亦無耗財養兵之苦。
尤要者，府兵制並不是「全農皆兵」，而是「全兵皆農」。亦即選農訓兵。西漢的全農皆兵制，一則教練不易精熟，二則事實上無需發動整個農民來充當兵役。唐制在整個農民中挑選其合格的充當府兵，旣不需國家特別的俸給，因其附農於兵。而一般農民從此可以脫免充兵的義務。
所以府兵制一方面說來是兵、農合一。如南朝募兵與北朝之部族兵，皆非兵農合一。而在另一方面說則為兵、農分離。漢以來農民，自歷史上之傳統觀念言之，皆有充當兵役之義務。自唐以下，則農民除納稅外，並無必充兵役之責任。此在一個社會和平文化進展之過程中，實為應有之階段也。又唐以前兵、役不分，唐以下兵與役離。兵與役離，故兵精。宋之「廂兵」，依然兵、役不分，故不可用。
府兵和進士，一文一武。實為農民出身發迹之兩條路徑。農民中家道殷實而身心武健者，可以加入府兵。貧弱戶在六等以下者，例不能應府選。有聰明雋秀的子弟，在一家耕種餘閒中，如一家三丁，一丁可騰出讀書應科舉。亦可讀書求學，走入貢舉門路。
古代社會中武力與智識兩項，為貴族階級所專有，平民不得預。現在則武力與智識，旣從平民階級中培養，而仍有其政治上特殊保護的地位。此即府兵制較西漢全農兵役制為優之所在。
唐代的租庸調制，奠定了全國農民的生活。唐代的府兵制，建立起健全的武裝。唐代的進士制，開放政權，消融階級，促進了全社會的文化。唐代的政府組織，又把一個創古未有的大國家，在完密而偉大的系統之下勻稱的、合理的凝造起來。事實勝於雄辯，盛唐的偉大，已在事實上明確表出。
唐人之偉大，可以唐六典、唐律，乃至如杜佑通典、其先開元時劉秩政典，取周禮六官所職，分門撰書，為通典所祖。李吉甫元和郡縣志等著作中覘之。自北方儒統中產生蘇綽、盧辯，繼之而有李文博、隋博陵人，著政道集十卷，大行於時。房玄齡友之。其書不傳。王通，隋文時獻太平十二策，歸而倣古作六經，又為中說擬論語。困學紀聞謂：「世說其言淸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說其言閎以實，有天下將治之象。」陳龍川謂：「文中子沒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其後攀龍附鳳以冀成三百載之基業者，大略嘗往來於河汾矣。然智不足以盡知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今按：中說所傳唐初名臣多受業通之門下，此乃通後人妄為之。然通自是一時大儒，惟亦非平地突起。當時北方儒風已達此境。則聲氣染習，唐初諸臣，固不必定得之於通也。再繼而有唐人對政治、社會上更堅實、更恢宏的建設。至於唐人之詩、文、藝術等，乃自唐代之盛況下所孕育，非由此產生唐代之盛況。若或專從唐太宗等幾個人物身上著眼去窺測，亦難得其眞際。
此種政治、社會更方面合理的進展，後面顯然有一個合理的觀念或理想為之指導。這種合理的觀念與理想，旣是民族歷史之光明性，旣是民族文化推進的原動力。他不必在某一個人的事業上表出，而是在整個民族的長時期的奮闘下，篤實光輝地產生。從北魏到北周以及隋、唐，逐步進展，光明在黑暗的氛圍中長養成熟，在和平的階級下達其頂點。至於社會不時的動亂，只是黑暗與盲目勢力給歷史進展的一些波折。要看當時中國民族新生命之復蘇，應在此等處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