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士大夫的自覺與政治革新運動慶曆熙寧之變法（1/1）

宋朝養士經歷百年之久，終於要收到他的成效。

宋朝對士大夫，並不能有教育指導的能力，祇能嫗姁涵育，讓他們自己發榮滋長，這是一件費時而沒把握的事。

在眞宗時，宋朝文教算是培養到相當程度了，然而一旦強敵侵凌，則相率主張遷都。

和約簽定後，又誘導皇帝來做封禪巡狩的勾當。說是「欲假以動敵人之聽聞，而潛銷其窺伺之心」。

那時的文學，只是有名的所謂「西昆體」，汲晚唐、五代之餘潤。那時的政治，最高不過養尊持重，無動為大，敷衍場面捱日子。如李沆等。呂東萊謂：「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所以積而為慶曆、皇祐之綏勢也。」那時稍稍帶有教育和思想意味的，只在出世的和尚們，乃至求長生的道士們那裏。

士大夫中間，最為舉世推重的，便有一些所謂隱士，如陳摶、种放、魏野、林逋之流。居然在讀書人中而能無意於做官。

宋朝的時代，在太平景況下，一天一天的嚴重，而一種自覺的精神，亦終於在士大夫社會中漸漸萌茁。

所謂「自覺精神」者，正是那輩讀書人漸漸自己從內心深處湧現出一種感覺，覺到他們應該起來擔負著天下的重任。並不是望進士及第和做官。范仲淹為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他提出兩句最有名的口號來，說：「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那時士大夫社會中一種自覺精神之最好的榜樣。

范仲淹並不是一個貴族，仲淹乃唐宰相范履冰之後，然至仲淹時已微。其父早死，母改嫁。仲淹隨母易姓朱，後復宗姓范。亦未經國家有意識的教養，他只在和尚寺裏自己讀書。當時讀書人大半到佛寺、道院中去，因國家並無正式教育機關，私人亦極少從事講學，無師弟子之傳授。

在「斷虀畫粥」的苦況下，而感到一種應以天下為己任的意識，這顯然是一種精神上的自覺。然而這並不是范仲淹個人的精神無端感覺到此，這已是一種時代的精神，早已隱藏在同時人的心中，而為范仲淹正式呼喚出來。此即是范仲淹之偉大處。

范仲淹曾至睢陽書院，書院源於戚同文。同文幼孤，邑人楊愨教授生徒，同文日過其學舍，得受學。時當五代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因名同文。愨依將軍趙直。愨卒，直為同文築室聚徒，請益者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十六人，皆踐臺閣。惟仲淹已不及見。仲淹生太宗端拱二年。仲淹讀書處為山東長白山之醴泉寺。眞宗祥符三年睢陽應天書院賜額成立，翌年仲淹至書院。是時仲淹年二十三，戚同文已先卒矣。據史，戚長子維，為隨州書記，戚就養而卒，年七十三。書院復建於曹誠。宋史、宋元學案謂范依同文學，誤也。惟仲淹之在睢陽，其精神上當有得於同文之感發者甚多。史稱同文純質尚信義，人有喪，力拯濟之，宗族同里貧乏者，周給之，冬月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終身不仕，以教育後進為務，而有志於天下之混一。其為人意趣志行如此。仲淹亦幼孤力學，而以天下為己任。其後貴顯，為宗族建義莊，恤貧樂施，蓋亦近同文之遺風，而規模益恢宏耳。

在仲淹同時，尚有有名的學者胡瑗，偕孫復兩人，在泰山一個道院中讀書。唐為棲眞觀，周朴居之，後為普照寺。相傳胡瑗接家信，胡，江蘇如皋人。苟有「平安」二宇，卽投之山澗，不復啟視。如此苦學十年，終於得到他精神上的內心方面的。自信而回去。這都是在時代精神的需要下，並不需師承而特達自興的。

胡瑗投書澗畔的十年，和范仲淹僧寺里「斷虀畫粥」的日常生活，日作粥一器，分四塊，早暮取二塊，斷虀數莖，入少鹽以啗之。如是者三年。無疑的在他們內心深處，同樣存著一種深厚偉大的活動與變化。他們一個是北宋政治上的模範宰相，范。一個是北宋公私學校裏的模範教師。胡。北宋的學術和政治，終於在此後起了絕大的波瀾。

與胡、范同時前後，新思想、新精神蓬勃四起。

他們開始高唱華夷之防。這是五胡北朝以來，直到唐人，不很看重的一件事。又盛唱擁戴中央。這是唐代安史亂後兩百年來急需提出矯正時弊的一個態度。宋朝王室，只能在政制上稍稍集權中央，至於理論思想上正式的提倡，使人從內心感到中央統一之必需與其尊嚴，則有待於他們。他們重新擡出孔子儒學來矯正現實。他們極崇春秋，為「尊王攘夷論」之擁護與發揮。最著如孫復。他們用明白樸質的古文，即唐韓愈所倡「文以載道」，即文道一貫之理論，來推翻當時的文體。最著如柳開、石介，乃至歐陽修。他們因此闢佛老，如石介、歐陽修。尊儒學，尊六經。他們多推崇易經，來演繹他們的哲理思想。他們在政制上，幾乎全體有一種革新的要求。他們更進一步看不起唐代，連帶而及於漢。而大呼三代上古。三代上古是他們的理想。根據此種理想來批評漢、唐之現實。他們說唐代亂日多，治日少。他們在私生活方面，亦表現出一種嚴肅的制節謹度，適應於那時的社會經濟，以及他們的身世，與唐代貴族氣氛之極度豪華者不同。而又帶有一種宗教狂的意味，非此不足有「以天下為己任」之自覺精神。與唐代的士大夫恰恰走上相反的路徑，而互相映照。他們對於唐人，只看得起韓愈，而終於連韓愈也覺得不夠，因此想到隋末唐初的文中子王通。因此他們雖則終於要發揮到政治社會的實現問題上來，而他們的精神，要不失為含有一種哲理的或純學術的意味。范仲淹至陝，張載年十八，慨然有志功名，上書謁，言軍事。范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手授以中庸一編。又按：太宗淳化三年，詔刻禮記儒行篇賜近臣，及京朝官受任於外者，並以賜進士孫何等。眞宗天聖五年，賜進士王堯臣以下中庸，八年賜進士王拱辰以下大學，後登第者必賜二書及儒行篇。是此諸篇本為當時所重，故仲淹亦以賜張。下至程、張輩，此諸篇乃發揮益臻精妙。所以唐人在政治上表現的是「事功」，此乃貴族學者之意態。即貴族傳統家教，大抵不過保泰持盈，傳世永福，而仍不脫事功的意味。而他們則要把事功消融於學術裏，說成一種「義理」。此乃平民學者之精神。彼輩要出來轉移世道，而不為世道所轉移。雖亦不離事功，卻不純從事功出發。「尊王」與「明道」，遂為他們當時學術之兩骨幹。尊王明道，即宋學之內聖外王。一進一退，在朝在野，均在此兩點著眼。

宋朝王室久已渴望著一個文治勢力來助成他的統治，終於有一輩以天下為己任的秀才們出來，帶著宗教性的熱忱，要求對此現實世界，大展抱負。於是上下呼應，宋朝的變法運動，遂如風起浪湧般不可遏抑。

又按：春秋末，孔子自由講學，儒家興起。下逮戰國，百家競興，遊士聲勢，遞增遞盛。一面加速了古代封建統治階層之崩潰，一面促成了秦漢以下統一大運之開始。中國四民社會以知識分子「士」的一階層為之領導之基礎於以奠定，是為中國史上士階層活動之第一期。兩漢農村儒學，創設了此下文治政府的傳統，是為士階層活動之第二期。魏晉南北朝下迄隋唐，八百年間，士族門第禪續不輟，而成為士的新貴族，是為士階層活動之第三期。晚唐門第衰落，五代長期黑暗，以迄宋代而有士階層之新覺醒。此下之士，皆由科舉發迹，進而出仕，退而為師，其本身都係一白衣、一秀才。下歷元明淸一千年不改，是為士階層活動之第四期。此四期，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動內容與其對外態勢各不同，而中國歷史演進，亦隨之而有種種之不同。亦可謂中國史之演進，乃由士之一階層為之主持與領導。此為治中國史者所必當注意之一要項。

由於當時士階層之覺醒，而促起了在朝的變法運動。

宋朝變法，前後共有兩次。一在仁宗慶曆時，范仲淹為相。一在神宗熙寧時，王安石為相。

仁宗正值遼夏交侵，而國內財政到達將次崩潰的時候，為西夏用兵特起范仲淹，任以方面。由韓琦所薦，在陝與韓共事。迨夏事稍緩，范仲淹、韓琦、富弼同時為相。仁宗屢次催他們條陳改革政治的意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是韓、范等雖有改革政治之大志，而審慎迴翔，末敢輕舉。一日特開天章閣，召對賜坐。此於宋為殊禮矣。給筆扎，使當面疏奏。仲淹等不得已，始請退而列奏。可見宋朝變法，亦由王室主動，不僅神宗於王安石如此，即仁宗於范仲淹亦然。（時韓琦不在朝。）

范仲淹因此提出十項政見，為變法張本。這是有名的所謂十事疏。

一、明黜陟。二、抑僥倖。三、精貢舉。興學校，黜詞賦，已先王安石言之。四、擇官長。五、均公田。此條注重州縣職田之均配，使地方官皆得以厚俸盡其職責。六、厚農桑。七、修戎備。此條主於近畿召募壯丁，仿唐府兵制行之。八、減徭役。此條側重在并省縣邑，則公人可歸農，徭役可省。特舉京西言之，次及大名，與王安石免役用意稍不同。九、覃恩信。十、重命令。

范仲淹的十事，大致可分三項。前五事屬澄淸吏治。前一、二項從消極方面說，三、四、五三項就積極方面說。後三事屬富強的問題。第六項主求富，第七項主求強，第八項則為消極的減政主義。最後兩項，係屬前八項之運用。信賞必罰，為使法必行之法。韓琦陳八事在前。一、選將帥，二、明按察，三、豐財利，四、抑僥倖，五、進有能，六、退不才，七、去冗食之人，八、謹入官之路。大體主張與范相似。仲淹的意見，大致是欲求對外，先整理內部。欲求強兵，先務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則先從澄淸吏治下手。

仲淹在敷陳十事前有一冒頭，說：「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盜賊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欲淸其流，必澄其源。」將此與下陳十事，先後次序比觀，其意顯然。

要澄淸吏治，治標的先務是明黜陟，抑僥倖，讓賢能者上升，不肖者下退。

「明黜陟」是針對當時「磨勘」的制度而發。

仲淹說：「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眾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眾皆指為生事，必嫉沮非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祿，安然而莫有為。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郞者，歷歷皆是。誰肯為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紀綱之壞哉！」按：磨勘始祥符後。

「抑僥倖」是針對當時「任蔭」的制度而發。

仲淹云：「眞宗皇帝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

「精貢舉」，最為根本之事，一時難見成效。

仲淹主罷「糊名」，參考履行。糊名制始太宗淳化三年，自是科場規制日趨嚴密。然其弊則在僅憑一日文字之短長，而無從稽考其人平日之行義。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而尤要在興學校。時詔州縣立學，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

「擇官長」，則從選各路監司官按察使，由轉運使兼。下手，讓每路的按察使來甄別各該路的官吏。

仲淹選監司，取班薄，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遂委各路按察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悉罷。

仁宗對仲淹十事全部的接受了，獨仲淹主復府兵（第七項），以朝臣不贊同而止。然而仲淹的政策，到底引起了絕大的反動。宋朝百年以來種種的優容士大夫，造成了好幾許讀書做官人的特有權利，范仲淹從頭把他推翻，天下成千成萬的官僚乃至秀才們，究竟能「以天下為己任」的有多少？能「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的有多少？暗潮明浪，層叠打來。不到一年，仲淹只得倉皇乞身而去。慶曆三年七月，仲淹為參知政事，四年六月出外。仁宗雖心裏明白，也挽不過舉國洶湧的聲勢，終於許他卸責。史稱：「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而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行，朋黨之論浸聞於上。」

宋朝事實上變法的要求，依然存在，范仲淹雖失敗，不到三十年，王安石又繼之而起。

然而王安石的遭遇，與范仲淹不同。反對范仲淹的，全是當時所謂小人；而反對王安石的，則大多是當時的所謂君子。

甚至連當時贊同范仲淹變法的諸君子，如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亦反對王安石。

仁宗比較溫和，因朝臣反對卽不堅持。神宗則乾綱獨斷，儘人反對，依然任用。遂使後人對范、王兩人評判迥異。

大抵崇范者並不在其事業，而為其推獎人才。詆王者亦非在其人品，而在其為小人所利用。對仁宗、神宗兩人評論亦異，因仁宗能從眾，而神宗主獨斷。

就熙寧新政與慶曆變法對照，其間亦有差別。

熙寧新政之犖犖大者，如靑苗，

以常平糴本散與人戶，出息二分，春散秋斂。

均輸，

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便宜蓄買。

市易，

出公帑為市易本，市賤鬻貴，以平物價，而收其餘息，並聽人賒貸縣官財貨，出息二分，過期不輸加罰錢。

方田，

以東西南北若干步為一方，量地，驗其肥瘠，定其色號，分五等定稅數。此法始於郭諮、孫琳，歐陽修、王洙皆推稱之。其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為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即古萬畝之田。百步為一小方，即古百畝之田。名「千步開方法」。

免役，

五代以來，以衙前主官物之供給或運輸。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負償逋之責。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給官使奔走。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侯、揀掐等，各以鄉戶等第差充。民不勝其苦，而衙前為尤甚。今聽免役，據家貲高下出錢，由官雇役。單丁、女戶原無役者，概輸錢，謂之「助役」。

保甲，

籍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授弓弩，教之戰陣。

保馬，

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直使自市，歲閱肥瘠，死病補償。

大抵相當於范仲淹十事之六、七、八諸項。似乎王安石並不十分注重仲淹十事中之前幾項。似乎王安石是徑從謀求國家之富強下手，而並不先來一套澄淸吏治的工作。因此後人說范仲淹是儒家，而王安石為申韓。至王之自負，則為盂子。因范之政見，先重治人而後及於治法；王則似乎單重法不問人。只求法的推行，不論推行法的是何等樣的人品。神宗亦謂：「終不以吏或違法之故而為之廢法。」

那時的官僚們，情形還是和范仲淹時代差不多。他們旣不免為做官的立場來反對范仲淹，自亦不免要為做官的立場來奉迎王安石。范主先淸吏治，只可反對。王主推行新法，便可奉迎。而王則謂范仲淹「結游士，壞風俗」。

王安石的新法，不免要為推行不得其人而全失立法之本意。陸佃受經於安石，其告安石，亦謂：「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如初意，還為擾民。」其時招受反對最烈者如靑苗，反對派的理論多就實際人事言。如州縣以多散為功，有錢者不願借而勒借。患無錢者不易償，因而不許借。出入之際，吏緣為姦，法不能禁。而王安石則就立法本意言。安石嘗謂：「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要當計利害多少。」此為當時兩派相爭一要端。

卽論新政立法本意，亦有招受當時反對處。

如司馬光論保甲：「籍鄉村民二丁取一，是農民半為兵。又無問四時，五日一教，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又按：王安石嘗言，終始言新法便者惟曾布。保甲之事，適布判司農寺，條畫多出其建請。然紹聖時，章惇、蔡卞皆乞復行保甲，而布獨不欲。蓋知其事繁擾，不欲輕舉。又荊公廢弓箭社行保甲，正猶廢常平行靑苗，仲淹十事之七已不能行，則安石保甲法自不能得時人之同意。韓琦主鄉兵，司馬光亦反對之。至如市易法等，更不易得人同情。當時曾布即不謂然。荊公則謂：「行市易勞費精神，正以不負所學為天下立法故。」

尤其是安石對財政的意見，似乎偏重開源；而當時一輩意見，則注重先為節流。

如靑苗官放錢而取息二分，在安石之意，則為一面抑富民之兼并，而一面可增國家之收入。在一輩反對者，則謂朝廷與民爭利。又如免役法，一面便民，而一面亦借助役錢增歲收。論者則謂其聚斂，於庸外又征庸。

而安石之開源政策，有些處又迹近為政府斂財。

劉摯上疏，謂：「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又陳次升讜論集謂：「免役法乃便民之最大者，有司不能上體德意，務求役錢增羨，元祐大臣，得以為辭。」又按：熙寧靑苗取息二分，提舉使復以多散為功，遂立各郡定額，而有抑配之弊。其行助役，旣取二分寬剩，復徵頭子錢，民間輸錢日多，遂至寬剩積壓。至紹聖復行新法，則靑苗取息止一分，且不立定額，不加抑配，助役寬剩錢亦不得過一分，而蠲減先於下五等人戶。聚斂之意反不如熙、豐之甚。此亦可見荊公之剛愎，當時未能斟酌盡善，並為羣小所誤矣。熙寧七年七月，呂惠卿以免役出錢未均，五等丁產簿多隱漏不實，由官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稱「手實法」，則較之漢武算緡更為煩瑣擾民矣。故陳傅良謂：「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之十數倍。以理財之名而務聚斂之實，其端實自荊公啟之也。」

而且宋朝那時已嫌官冗，安石推行新法，又增出許多冗官閒祿。

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鹽鐵、度支、戶部三司。王安石用事，先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為修訂財政法令之新機關。司馬光謂：「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可黜，不可使兩府侵其事。」又為推行新法，諸路增置提舉官凡四十餘人。司馬光非之曰：「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苛益苛。」又曰：「天下之事當委之轉運使、知州知縣，不當別遣使擾亂其間。」又曰：「自置將以來，每將下又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一、二十人，而諸州又自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廩祿。」神宗亦謂增置官司費財，而安石則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又增吏祿歲至緡錢百一十萬有奇，主新法者皆謂吏祿厚則人自重，不敢冒法。然良吏寡，賕取如故。曾鞏於元豐時中書議經費，謂：「臣待罪三班，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為三班。初吏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天禧間乃總四千二百有餘。至於今乃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景德員數已十倍於初，今殆三倍於景德。略以三年出入之籍考之，熙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歲或過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歲歲有增，未見其止也。臣之所知者三班，吏部東西審官，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掌銓文臣。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掌銓武臣。與天下他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惟陛下試加考察。」曾鞏與王安石為文學摯友，而政治意見不同。神宗謂：「曾鞏以節用為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可見安石新政諸人，少有以此等言進者。蘇轍元祐會計錄序謂：「以宗室言，皇祐節度使三，今則九。三倍。皇祐兩使留後一，今則八。八倍。觀察使一，今十五。十五倍。防禦使四，今四十二。十倍。以百官言，景德大夫時為諸曹郞中。三十九，今二百三十。七倍。景德朝奉郞以上時為員外郞。一百六十五，今六百九十五。五倍。承議郞時為博士。一百二十七，今三百六十九。三倍。奉議郞時為三丞。一百四十八，今四百三十一。三倍。官冗之勢，有增無已。」若依范仲淹所諭，豈得至是。南宋寶祐四年朱熠言：「境土蹙而賦稅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而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蓋宋之不振，始終病於官冗也。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七謂：「祖宗時中都吏祿兵廩之費，全歲不過百五十萬緡。元豐間，月支三十六萬。宣和崇侈無度，月支百二十萬。渡江之初，月支亦不過八十萬。淳熙末，朝廷無事，乃月支百二十萬，擬於宣和。非泛所支，及金銀緜絹不與焉。」官冗則費不節，此又自然必至之勢也。

冗官不革，政治絕無可以推行之理。

羣書考索續編：「嘉祐推恩裁數十人，治平三百人，熙寧之六年，乃至四、五百人，日暮途遠，求田問舍之不暇，何暇謀國家事哉！」元豐三年行新官制，仍無救於官冗。元祐三年翟思奏：「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為六、七。官愈多，吏愈眾，祿愈廣，事愈繁。朝廷文移下尚書省，又付吏部，又下寺監，又下所領庫務。自下達上亦然。」又云：「有吏部，又有太常寺。有膳部，又有光祿勛。戶部之有司農，主客之有鴻臚，駕部之有太僕，庫部之有衛尉，工部之有將作軍器，水部之有都水監，皆重叠置官，例可減省。」按：元豐改制，一依唐規。不知唐代政府組織，已嫌臃腫膨大，宋在冗官極甚之世，而效唐制，自不能徹底。漢之中都官，不及宋什一，郡守少於宋而令長過之，此宋代治政所以終不足以追古。

亦有明明可省的費，而安石不主節省。

熙寧元年時安石尚未相。十一月郊，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勿賜金帛。司馬光謂：「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主聽之。安石謂：「大臣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用不足，只緣無善理財之人。善理財則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設法奪民，害甚於加賦。」今按：南郊賜賚，本屬陋規。大臣辭賞，其意甚是，與辭祿不同。農業經濟的社會，生產量亦不能急激增進。依宋室當時實況，頗多可撙節處。安石只謂「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患在治財無其道」，上仁宗皇帝萬言書中語。不知治財之道，亦有一部分必從撙節入手。否則徒求開源，而浪費日增，如與影競走，終無及理。

若說再在百姓身上設法括取，則那時的百姓，實有不堪再括之苦。

宋初歲入，已兩倍於唐，至熙寧時當不啻二、三十倍。韓琦論靑苗，謂：「今天下田稅已重，又隨畝有農具、牛皮、鹽錢、面錢、鞋錢之類，凡十餘名件，謂之雜錢。每遇夏秋起納，官中更將紬絹斛斗低估價例，令民將此雜錢折納。又每歲將官鹽散與人戶，謂之蠶鹽，令民折納絹帛。更有預買，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更引周禮，謂放靑苗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今按：宋代租額，已七倍於唐。見林動政本書。又謂：「加夏稅錢通計無慮十倍。」今復於兩稅外增免役、助役錢，役即庸也，兩稅中已兼租庸調。反對者謂「上戶則便，下戶實難」，語非無理。又於額用已足外，復增取二分謂之「寬剩」，則下戶、單丁、女戶更困。又靑苗免役賦斂多責見錢，農民何以堪？

而熙寧、元豐的財計，居然一時稱富，則掊克聚斂，自然難免。

蘇轍謂：「善為國者藏之民，其次藏之州郡。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旣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無益於算。」畢仲游與司馬光書謂：「以諸路所積錢粟，一掃地官，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安燾亦謂：「熙寧、元豐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據此不僅中央多積，雖州縣亦有盈，惟民力為難繼耳。陳次仲讜論集上徽宗論中都費用狀亦謂：「臣聞元豐庫昔年所積財帛甚多，近歲開邊，支遣殆盡。」

安石推行新政的又一缺點，在於只知認定一個目標，而沒有注意到實際政治上連帶的幾許重要事件。

程顥本贊成新法，其後亦轉入反對派方面。嘗謂：「眾心暌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為必成。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眾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

而且還帶有急刻的心理。

范純仁告神宗：「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為憸佞所乘。」程、范所言，實中安石新政之膏肓要病。曾鞏亦曾致書安石細論之，惜乎安石不之悟也。

安石以神宗熙寧二年為相，至熙寧六年，先後共五年，新法次第成立。

二年二月 王安石參知政事，立制置三司條例司。

四月 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廬秉、王汝翼、魯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五月，翰林學士鄭獬、知制誥錢公輔罷。六月，御史中丞呂誨罷。

七月 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八月，侍御史劉琦、御史裏行錢覬貶。知諫院范純仁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罷。

九月 行靑苗法。十月，宰臣富弼罷。

十一月 頒農田水利約束。

閏月 置諸路提舉官。

三年十二月 改諸路更戍法，立保甲法，及募役法。三月，貶知審官院孫覺。四月，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張戩，右正言李常。九月，宰臣曾公亮罷。十月，翰林學士范鎭致仕。

四年二月 更定科舉法。四月，出直使館蘇軾。七月，監察御史裏行劉摯罷。又貶御史中丞楊繪。

五年三月 行市易法。

五月 行保甲養馬法。

八月 頒方田均稅法。

六年九月 收免行錢。四月，樞密文彥博罷。

此等新法，卽謂用意全是，大體上非長時間慎密推行，不易見效。

如方田均稅法，亦先有行者，而不勝其弊。歐陽修初亦主均田，見文忠集卷百三。嗣乃謂其不便。祥長編一百九十二。其他如保甲等法，更需推行有漸，又必有善體法意之良吏。

其利弊全看實際吏治的情況。

熙寧六年張商英上五事劄子謂：「陛下即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十百事。其中法最大、議論最多者有五：曰和戎，曰靑苗，曰免役，曰保甲，曰市易。和戎之策已效，靑苗之令已行。惟免役、保甲、市易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緩圖之，則為大利；不然則為大害。願陛下與大臣安靜休息，擇人而行之。苟一事未已，一事復興，終莫見其成矣。」張氏此言，可與上引范純仁說同看。新法利弊，盡在此中也。

如靑苗、市易等，無論立法用意如何，並不是必須激急推行，不可復緩。安石為力持此等新法之推進，至不惜犧牲許多不應放過的人事上之助力，實在是他的失策。如歐陽修為竭力獎進王安石之前輩，司馬光為安石同時好友，程顥為很有意襄助安石的人，均不能與安石始終共事，實為安石失敗之最大原因。蘇軾奏論新法，謂：「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營器械，閱習鼓旗，物議旣允，臣安敢有辭？」時反對新法者大體皆君子，安石寬以圖之，未必無和衷共濟之路。所以當時人說他性情執拗，不曉事。唐介言安石「好學泥古」，孫固言安石「狷狹少容」，皆中其病。又說他只能做翰林學士，不該做宰相。此韓琦語。

熙寧七年四月，權罷新法，安石去位。八年二月復相，九年十月又去。以後神宗依然照著安石所定新法推行。至元豐八年神宗卒，先後一共不過十七年。卽使舉朝一致，盡力推行，此等各項新制，均牽涉全國經濟民生，未必卽可有穩固之基礎與確定之成效。何論其常在議論喧豗、意見水火之中？而神宗一死，新法卽廢。所以王安石新法的失敗，一部分是行政技術上的問題。

安石未免自視過高。

反對他的，他便罵他們「不讀書」。安石初相，爭新法，議論不協，安石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說他們是「流俗」。安石告神宗：「陛下欲以先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為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神宗信之，故益依安石，不顧羣情矣。又固執不受人言。當時謂安石有「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議論不足恤」之狂論。

而結果為羣小所包圍，當時批評安石者大致如此。

至於如呂誨等遽罵安石為大姦大詐，時新法尚未行，即司馬光等亦覺呂誨彈之太過，宜乎不足以動神宗之信託。

安石的最大弊病，還在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視了活的人事。

依照當時情祝，非先澄淸吏治，不足以寬養民力。非寬養民力，不足以厚培國本。非厚培國本，不足以遽希武功。安石的新政，一面旣忽略了基本的人的問題，一面又抱有急功速效的心理。在國內新政措施全無頭緒的當日，卻同時引起邊釁，對外便覬開疆用武。此亦安石看事太易處。因此更是加意聚斂，而忽略了為國家的百年長計。

熙寧元年，富弼入覲，神宗問邊事，弼曰：「願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時神宗年二十，方銳意有為，聞弼語，為之默然。安石相，始務拓境。神宗問王韶邊費，安石喻韶不必盡對。然自王韶開熙河，种諤開綏州，而徐熙卒有永樂之敗。事在元豐五年。史稱：「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帝臨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對遼則割讓河東地七百里。事在熙寧八年。惟先有意於邊功，遂不期而亟亟於聚斂耳。

南宋時，陳亮評安石新政，從宋代建國的本原立論，可謂中其癥結。

亮謂：「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鎭自相雄長，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興，藩鎭拱手以趨約束，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其實欲藉天下之兵，盡歸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強。括郡、縣之利，盡入朝廷，別行封樁以為富。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專；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本末，眞不足以謀國也。」

但安石新政，雖屬失敗，畢竟在其政制的後面，有一套高遠的理想。

舉要言之，約有三項。如保甲制度等，則欲造成一個兵農合一，武裝自衛的社會。方田、靑苗、均輸、市易制度等，則欲造成一個裁抑兼幷，上下俱足的社會。興學校、改科舉制度等，則欲造成一個開明合理，教育普及的社會。安石自謂「經術所以經世務」，又勸神宗「為治首擇術，當法堯舜，何必唐太宗」，正在此等處也。

這一種理想，自有深遠的泉源，決不是只在應付現實、建立功名的觀念下所能產生。因此在王安石新政的後面，別有所謂「新學」。

於是有所謂三經新義之頒行。王氏詩、書、周禮注，稱「三經新義」。劉靜春謂：「王介甫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後之君子，必不安於注疏之學，必不局於法令之文。此二者旣正，人才自出，治道自舉。」按：宋學實盡於劉之二語。

安石的新政雖失敗，而新學則不斷的有繼起者。

安石新法，雖為同時反對，其新經義，則雖同時政敵，亦推尊之。司馬光只謂其「不合以一家之學，蓋掩先儒」而已。劉摯亦謂：「王安石經訓，視諸儒義說，得聖賢之意為多。」呂陶亦謂：「先儒傳注未必盡是，王氏之解未必盡非。」時國子司業黃隱覬時迎合，欲廢王氏經義，竟大為諸儒所非。事在元祐年十月。蓋就大體言，則當時反對新政諸人，固自與安石仍在同一立場也。

直到朱熹出來，他的四書集注，成為元、明、淸三代七百年的取士標準。其實還是沿著王安石新經義的路子。

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負，相繼失敗了，他們做人為學的精神與意氣，則依然為後人所師法，直到最近期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