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編 兩宋之部（1/1）

在不堪言狀的分裂與墮落之後，中國又重新建立起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來。這一個中央，卻以他特殊的姿態出現於歷史。與秦、漢、隋、唐的統一相隨並來的，是中國之富強，而這一個統一卻始終擺脫不掉貧弱的命運。這是宋代統一特殊的新姿態。

北宋凡九主，一百六十七年而亡。

自唐代鎭兵擁立留後，積習相沿，直至五代，造成國擅於將、將擅於兵的局面。宋太祖由陳橋驛兵變，黃袍加身，這是五代兵士擁立皇帝的第四次。唐明宗李嗣源、唐廢帝潞王從珂、周太祖郭威，皆由軍士擁立。由不斷的兵變產生出來的王室，終於覺悟軍人操政之危險，遂有所謂「杯酒釋兵權」的故事。此在太祖即皇帝位之第二年，即建隆二年。

自此節度使把持地方政權之弊遂革。

太祖召諸鎭節度，會於京師，賜第留之，而分命朝廷文臣出守列郡，號「知州軍事」。自此諸節度使並不食本鎭租賦，藩府除授帶都督名銜者，實不行都督事。諸路觀察、採訪、防禦、團練、刺史皆遙領，不親本州務。

而地方長官遂得重用文臣。

五代時不僅諸鎭節度使皆用勳臣武將，即不隸藩鎭之州郡刺史，亦多以軍功為之。至是始革。

繼之置諸州通判。

凡地方軍民政務，均須通判簽議連書，方許行下。通判事得專達，與長吏鈞禮。又令節鎭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

縣令亦分由朝官兼攝，稱為知縣。

知州、知縣，論名義皆屬臨時差遣，非本職。故宋代州縣守令，皆帶中朝職事官銜。

從此地方官吏，又得均由中央任命。

五代凡曹掾簿尉之齷齪無能，以至昏老不任驅策者，始注縣令。故其時地方政治，惟有刻剝誅求，猥迹萬狀。優諢至多以令長為笑資。宋祖以朝官出知縣事，猶北齊武成時以世胄子弟為縣令，亦一時救弊，非必全出於私天下之心。

各州又置轉運使，處理各地方財政，除諸州度支經費外，悉輸京，毋占留。唐代地方財政有「留州」、「送使」、「上供」之別。從此地方財富亦歸中央。嚴懲贓吏，亦宋開國政治要政之一。

又命諸州縣各選所部兵士，才力武藝殊絕者送都下，有「兵樣」，為挑選標準。先以人，後以木梃為之。補禁旅之闕。稱「禁兵」，為天子之衛軍。其老弱者始留州。此為「廂兵」，屬地方兵，罕教閱，多以給役。五代無政，凡國之役皆調於民，宋悉役廂軍，凡役作工徒營繕，民無與焉。旣不能一時復兵於農，則此亦不失為權道。從此地方兵力亦移歸中央。

吏治、兵權、財賦三項，脫離了地方軍權藩鎭。之分割，而統一到中央來，中國始漸漸有一個像樣的、上軌道的中央政府。

宋太祖憑藉那一個比較像樣的、上軌道的中央政治機構，便可先來平復南方。先荊南，次蜀，次南漢，次南唐，（時貶號「江南」。）漸次敉平。

太祖雖以杯酒釋侍衛諸將兵柄，然其時在外郡以節度掌兵者猶近三十州。乾德中，或因其卒，或因遷徒，或因致仕，漸以文臣代之。然守將之控制西北者類多久任。郭進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漢超守關南凡十七年，董遵誨守通遠凡十四年。其餘十許年、八九年不可悉數。所部筦榷之利悉與之，軍中事許從便宜。邊臣皆富於財，得養募死士。蕃寇每入，多致克捷。以此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仁宗至和二年范鎭疏：「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至和元年冬，纔踰一歲。知州者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馬練習，安可得也？」

南方諸國在經濟上雖比中原為優，而政治情形並不長進。

東晉、南朝，有大批北方士族南渡，故衣冠文物為北方所宗。五代時，南方諸國，僅得唐末進士詩賦遺風，政治上並無傳統可言。

故宋室政治，稍有頭緒，便能將南方諸國逐次收拾。

至太宗時，吳越降附。江南統一，再平北漢，而終於不能打倒契丹，這是宋室惟一主要的弱徵。

太宗兩次親征，均敗歸，其死傳係箭瘡發。石晉開運陽城之戰，耶律德光幾不免，周世宗一舉而下三關，契丹非不可勝。但太宗才弱，又無賢輔耳。周世宗用兵欲先取幽州，則吳蜀不足平。宋則以趙普謀，先南後北為持重。兵力已疲，而貽艱鉅於後人，則太祖之失也。

宋代建國本與漢唐不同。宋由兵士擁戴，而其建國後第一要務，亦即宋室政權惟一生路。卽須裁抑兵權。而所藉以代替武人政治的文治基礎，宋人亦一些沒有。

宋初文臣，出五代南唐之遺，皆猥瑣浮薄，無堪建樹。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唐五代宰相見天子議大政事，亦必命坐賜茶。宋初，周世宗舊臣范質等為相，憚帝英睿，請每事具劄子進呈。由是奏御寖多，始廢坐論之禮，而宰臣見天子亦立談矣。太祖謂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但欠為世宗一死。質與王溥為世宗顧命大臣，王溥時以擬馮道，蓋皆不為宋祖重視。宋所信賴者惟趙普。然普為相後，宋祖常勸其讀書，乃時時披覽論語。以宋初大臣與唐代相較，所遜遠矣。此宋治之所以不逮於唐也。

北方的強敵，契丹。一時旣無法驅除，而建都開封，尤使宋室處一極不利的形勢下。藩籬盡撤，本根無庇。這一層，宋人未嘗不知。然而客觀的條件，使他們無法改計。

張方平曾論其事，見續資治通鑑長編二百六十九。謂：「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非如函秦洛宅，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溫受封於梁國而建都，至於石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敵共平原之利。故五代爭奪，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模必講，不還周漢之舊而梁氏是因，豈樂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張語止此。張洎亦論汴漕。謂：「漢兵甲在外，惟有南北軍、期門、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為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而已。今天下甲卒數十萬眾，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張語止此。太祖末年欲卜都洛陽，曰：「終當居長安，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而晉王即太宗。力請還汴。太祖終不以為然，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范仲淹又力主於洛陽廣儲蓄，繕宮室，為遷都計，而呂夷簡目為迂闊。其先則畏難因循，其後又偸安苟且，一誤再誤，而宋事終不可為矣。

大河北岸的敵騎，長驅南下，更沒有天然的屏障，三四天卽到黃河邊上，而開封則是豁露在黃河南岸的一個平坦而低窪的所在，所以一到眞宗時，邊事偶一緊張，便發生根本動搖。其時王欽若主遷南京，陳堯叟主遷四川，而並無主遷洛陽、長安者。正見此兩地文化經濟之衰落，至是仍一無恢復也。幸而寇凖主親征，始得有澶淵之盟。然而到底是一個孤注一擲的險計。

此後宋遼遂為兄弟國，宋兄遼弟，遼蕭太后為叔母。宋歲輸遼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自是兩國不交兵一百二十年。

宋都開封，不僅對東北是顯豁呈露，易受威脅。其對西北，亦復鞭長莫及，難於駕馭。於是遼人以外復有西夏。

唐僖宗時，夏州裨將拓拔思敬，本党項族。預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三傳軍亂，擁立李仁福，不知於思敬親疏；其後即西夏。然則西夏仍是唐胡籍藩鎭之最後遺孽也。

眞宗時，西夏已陷靈州。其時李繼遷卒，子德明立。至仁宗，西夏驟強，德明卒，子元昊立。邊患遂盛。范仲淹、韓琦以中朝名臣到陝西主持兵事，結果還是以和議了事。陝西用兵只五、六年。宋歲賜西夏銀、綺、絹、茶共二十五萬五千。

從對夏的示弱，又引起遼人的欺凌。富弼使遼，重固和議，歲增銀、絹各十萬。契丹主欲於誓書用「獻」字，宋以「納」字許之。遼史云用「貢」字，不可信。

宋代對外旣如此不振，而內部又終年鬧窮。而且愈鬧愈兇，幾於窮得不可支持。

以中國已往歷史而論，只要國家走上統一的路，以廣土眾民供養一個中央政府，除非窮奢極慾，絕不至於患貧。宋室之患貧，則因有幾個特殊的原因：

第一還是由於養兵。

（一）宋代之冗兵

無論秦、漢、晉、隋、唐，每一度新政府創建，在天下平一之後，必隨著有一個兵隊的復員。只有宋代因事態特殊，唐末藩鎭的積重難返，外寇的逼處堂奧，兵隊不僅不能復員，而且更逐次增加。

太祖開國時 二十萬。

太祖開寶時 三十七萬八千。內禁兵十九萬三千。

太宗至道時 六十六萬六千。內禁兵三十五萬八千。

眞宗天禧時 九十一萬二千。內禁兵四十三萬一千。

仁宗慶曆時 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內禁兵八十二萬六千。

英宗治平時 一百十六萬二千。內禁兵六十六萬三千。

以上祇是一個約略的計數。

陳襄云：「藝祖時有兵十二萬。張方平則云：不足十五萬。眞宗時，三十餘萬。曾公亮云：三十八萬。張方平云：咸平中五十餘萬。揮塵錄：咸平後增至六十萬。乾興中眞宗末年。始及八十餘萬。慶曆時，一百餘萬。」揮塵錄：皇祐初兵一百四十萬。

要之可以見宋代兵額之遞增。直到仁宗時，先後百年，而全國兵額增至七、八倍以上。

軍隊大半來自招募。並有營伍子弟聽從本軍，及有罪配隸等，然以招募為主要來源。其他尚有鄉兵，由土人在所團立。應募者非遊手無籍，卽負罪亡命。又往往因歲凶募饑民，遂使長大壯健者遊惰，而留耕者胥老弱。如是久之，農村生產力日漸減削。

且募兵終身在營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其間四十餘年，實際可用者至多不過二十年。廩之終身，實際卽是一卒有二十年向公家無用而仰食。孫洙謂：「謂之兵而不知戰，給漕挽、服工役、繕河防、供寢廟、養國馬，乃至疲老而坐食者，皆兵也。」如此的軍隊，最易流於驕惰。宋兵制以廂軍伉健者升禁衛，然衛士入宿，卽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

太祖因怕兵卒驕惰，故定禁兵分番戍宋郡縣。然三歲一遷，卽無異一出征。故雖在平時，而軍費時時等於征討。

那時的軍隊，沿著五代積習，月廩歲給外，還有各項額外的賞賜。尤著者為三年一次的郊賚。

郊祀竭府庫犒賞軍卒，其事起於唐。肅、代以後，國用不給，乃不得不廢祀。舊五代史梁太祖開平三年，唐莊宗同光二年，周太祖顯德元年，皆有祀天大赦頒賞之記載。宋承積弊，不能蕩滌，遂以三年一次為定例。南郊執仗兵士一萬七千四百餘人。

宋室的郊費，亦逐步增漲。

太宗至道時 五百餘萬緡。以金、銀、綾、綺、絁、紬平直賜給。

眞宗景德時 七百萬緡。又東封八百餘萬。

仁宗皇祐時 一千二百萬緡。

英宗治平時 一千三百萬緡。

其他復雜賜稠叠。

每歲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戍邊，每季加給銀、鞋。環慶緣邊艱於爨給者，有薪水錢。苦寒，或賜絮襦袴。戍嶺南者，增月奉。自川廣戍還者，別予裝錢。川廣遞鋪卒，或給時服、錢、履。

據英宗時治平二年。統計，禁兵數約七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五十千，則七十萬人有三千五百萬緡之費。廂軍數約五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三十千，則五十萬人有一千五百萬緡之費。廂禁軍共費五千萬，而此時天下所入財用，大約只有緡錢六千餘萬。養兵費占了全部歲入之六分五。神宗時陳襄上疏。又孫洙云：「總戶口歲入，以百萬之兵計之，每十戶而資一廂兵，十畝而給一散卒。」至於戍卒，則歲費一卒達二萬。

尹洙息戍在神宗時。云：「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

所以王安石要大聲疾呼的說，倘不能理兵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強之理也。

神宗君臣雖力主省兵，然熙寧禁軍籍尚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豐又至六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三人。蔡京用事，兵弊益滋。軍士逃竄死亡，闕而不補，悉取闕額封椿為上供之需。又闕額不以實，上下共為姦利。靖康之難，種師道將兵入援，止得萬五千人。京師衛士，亦僅三萬。宋竭國力養兵，而結果未得一兵之用。

（二）宋代之冗吏

為宋代財用之蠹者，第一是冗兵，第二則是冗吏。

收復北方失地，此乃宋王室歷世相傳的一個家訓。

太祖始平僭亂，收其府庫，別藏之封椿庫，國用之餘悉入焉。嘗曰：「俟滿五百餘萬緡，當向契丹贖燕薊。」又曰：「北人若敢犯邊，我以二十匹絹購其一人首，料其精兵不過十萬，我用絹二百萬匹，其人盡矣。」太宗兩次親征，均失敗歸來。眞宗以下用歲幣買和，與太祖設封椿庫意義相差過遠，自為宋王室所不能忍。

但是不能再讓軍人操握政權，亦是宋王室歷世相傳更不放棄的另一個家訓。

宋室旣不能蕩平北寇，自然不能作消兵之想，而同時又不讓軍人操握政權，故宋王室的第三個歷世相傳的家訓，厥為優待士大夫，永遠讓文人壓在武人的頭上。

宋祖謂趙普曰：「五代方鎭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又太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云「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徽宗被虜於金，尚以此事命使臣反告高宗。

宋代進士一登第卽釋褐，待遇遠較唐代為優。

唐進士及第，未得即登仕牒，尚須再試於吏部。進士由禮部主試。有屢試屢黜者。其中格人，僅補畿赤丞尉。不中格者，或例赴選曹之集，或應地方官辟署。俟外效有著，再正式轉入仕途。宋則一登第即釋褐。

而登科名額，亦遠較唐代為多。

隋唐初設進士，歲取不過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七、八十，尋復故。開成中連歲取四十人。又復舊制。進士以外，明經中科者亦不過百人。在宋太祖開國時，進士登科寥寥，歲無十數。其時進士甲科亦不過授司寇，或幕職官，至太宗時，親御便殿臨試貢士，博於采拔，待以不次。太平興國二年時以郡縣缺官。賜進士諸科五百人遽令釋褐。或授京朝官，或倅大郡，或即授直館。進士中第多至七百人，後遂為例。

應進士試者，太平興國八年多至萬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至萬七千三百人。見曾鞏文集。進士應試已遍及全國，遂定三年一試之制。

唐雖以進士、明經二科取士，然其時貴族門第勢力尚未全消，又地方長官亦得自辟署，仕進路廣，不專科第。又閩嶺黔峽，士人殊鮮。兩河之外，復為寇境。故禮闈可以歲開。宋則貴族門第已滅，地方官亦不能自辟署，用人之權集於中央。社會文教之風更普遍，踰劍度嶺者，往返需時，故禮部試不能歲開。

以後進士御試，又例不黜落。

以前殿試皆有黜落，有累經省試取中，而擯斥於殿試者。相傳張元以落第積忿降元昊，為中國患。宋室始囚張之家屬，未幾復縱之。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仁宗嘉祐二年，遂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

狀元及第，更為士人無上光榮。

太宗臨軒放牓，三五名以前，皆出貳郡符，遷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領太史職。此後狀元及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每殿廷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皇帝亦為注視。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

竟至有人說：「狀元及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出彊寇，凱歌勞旋，獻捷太廟，其榮無以加。」儒林公議引尹洙語，不知確否。然即非尹洙語，必其時有人作此語、存此想也。仁宗朝進士前三名，凡三十九人，不至公輔者僅五人。

宋代如此優獎進士，無非想轉移社會風氣，把當時積習相沿驕兵悍卒的世界，漸漸再換成一個文治的局面。

宋代旣立意要造成一個文治的局面，故一面放寬了進士的出路，一面又提高文官的待遇。處處要禮貌文官，使他不致對武職相形見絀。

五代以來，藩鎭節度使諸武臣，非重祿厚賜不足饜其欲。宋旣積重難返，又深懲武人跋扈之病，意望提獎文吏，退抑武臣。旣以高官厚祿奪武臣之權，自不得不以高官厚祿慰文吏之心。

宋室優待官員的第一見端，卽是官俸之逐步增添。

眞宗咸平四年楊億上疏，極論當時吏俸之薄。謂：「左右僕射乃百僚之師長，月俸所入，不及軍中千夫之帥，豈稽古之意？」其後乃逐有增益。茲舉宰相、樞密使言之，有正俸，錢月三百千。使相、節度使月四百千。有祿粟，月一百石。使相月二百石，節度使一百五十石。有職錢，有從人衣糧，七十人。使相、節度使百人。又有冬春服，各綾二十疋、絹三十疋、冬棉一百斤。此外復有茶酒廚料、薪蒿炭鹽、飼馬芻粟、米麵羊口各項。此等盡是陋規，蓋大半沿自五代而不能革。至外官有公用錢，自二萬貫以下。有職田，四十頃以下。有茶湯錢，無職田者如使臣之屬，給之。又有添給。外任官不得挈家屬赴任者，許分添給錢贍家。

當時稱「恩逮於百官，惟恐不足；財取於萬民，不留其餘」。可以想見宋朝優待官吏之情態。

官吏俸祿既厚，而又有祠祿，為退職之恩禮。

眞宗置玉淸昭應宮使，以王旦為之。後旦以病致仕，命以太尉領玉淸昭應宮使，給宰相半俸。祠祿自此始。其後日漸增多。宋朝優禮士大夫，極少貶斥，誅戮更屬絕無。王安石乃以祠祿處異己，著令宮觀無限員數，又聽從便居住。要之為吃閒俸而已。

又時有額外恩賞。

此蓋亦始於武臣。如雷有終平蜀，特給廉鎭公用錢歲二千貫。旣歿，宿負千萬，官為償之。戴興為定國軍節度使，賜銀萬兩，歲加給錢千萬。王漢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歲給錢二百萬。自此波及文臣，若李符、為三司使，賜銀三千兩。李沆、宋湜、王化基、初入為右補闕，各賜錢三百萬。湜知制誥，又賜銀五百兩，錢五十萬。楊徽之、遷侍御使，賜錢三十萬。魏廷武、為轉運使，賜錢五十萬。宋摶為國子博士，賜錢三十萬。等，而宰執大臣更不得不優渥。故李沆病，賜銀五千兩，王旦、馮拯、王欽若之卒，皆賜銀五千兩。仁宗崩，遺賜大臣各直百餘萬。司馬光率同列上言辭賞，不許。

復有恩蔭。兵卒武人旣三年得一次郊賚，自然文臣不應向隅，於是每逢郊天，卽推恩封蔭。文臣仍得郊賜。故事宰臣樞密使銀帛四千疋兩，執政官三千，三司使千，此下遞減有差。慶曆二年，節冗費，執政以上各減一千，三司使減三百，餘亦遞減，遂為定制。

曹彬卒，官其親族、門客、親校十餘人。李繼隆卒，官其子，又錄其門下二十餘人。雷有終卒，官其子八人。則加蔭亦從武臣始。

蔭子蔭孫，乃至於蔭期親，蔭大功親，甚至蔭及異姓親，乃至門客。總之是朝廷恩意，沒有子孫近親，便只有鬻賣朝恩，把異姓及門客來充數。金安節疏：「致仕遺表恩澤，不宜奏異姓親，使得高貲為市。」甚至甫蒞位卽得蔭。故范仲淹請在職滿三年始得蔭。甫蔭卽給俸，故閻日新疏，請自二十以上始給。甫蔭卽服章。故李會奏云：「尚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孫沔亦云：「未離繈褓，已結搢紳。」甚至未應娶妻，已得任子。亦李會語。

一歲郊天，任子可得四千人。十年之後，卽須萬二千員。趙思誠疏。

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卽一家兄弟子孫可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范仲淹疏。

此種優待條件，亦是逐步成立。

誕節之恩，起於至道。郊禋之恩，起於祥符。致仕之恩，濫於明道。遺表之恩，繁於眞宗。又嘉祐推恩數十人，治平二百人，熙寧六年乃至四、五百人。政和六年，郊恩奏補一千四百六十人。又按：唐制郊祀行慶止進勳階，五代肆赦例遷官秩，宋亦因之。眞宗後以有諫者而罷，遂定三年磨勘法，則依然是朝三暮四也。

在此情形下，不免官吏日多，俸給日繁。

眞宗景德時 官一萬餘員。

仁宗皇祐時 官二萬餘員。張方平奏（樂全集卷二十五）：「臣向在翰林，見本院天聖中具員，兩制、兩省官不及三十員，今五十餘員。近領御史中丞，見本臺天聖中京朝官班薄，不及二千員，今二千七百餘員。先領三班院，見本院景祐中使臣不及四千員，今六千餘員。」此奏約在仁宗慶曆七年。

英宗治平時 總二萬四千員。內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

以吏員冗祿言，

眞宗時 九千七百八十五萬。

仁宗時 一萬二千萬。

英宗時 視皇祐增十之三。元祐時一倍皇佑，四倍景德。

文武兩班，均如此受朝廷優待，皇帝的宗室，照例亦不應向隅。故宗室吏員受祿者，

眞宗天禧時 九千七百八十五員。

仁宗寶元時 一萬五千四百四十三員。

所以當時是冗官冗兵的世界。冗官耗於上，冗兵耗於下，財政竭蹶，理無倖免。雖國家竭力設法增進歲入，到底追不上歲出的飛快激增。

將仁、英兩朝與太宗時相比，歲入加了六倍。太宗時猶餘大半，而仁、英時反鬧不夠。財政趨勢如此，再不加以挽回，如何得了。

按：此據宋史。朝野雜記所記有異，蓋本鄭湜劄子。謂：「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皇帝以為極盛，兩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增至二千六百五十餘萬緡。嘉祐間，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緡。其後月增歲廣，至熙、豐間，合苗、役、稅、易等錢，所入乃至六千餘萬。元祐之初，除其苛急，歲入尚四千八百餘萬。」晁說之元符三年應詔上疏，謂：「宋賦、役幾十倍於漢。」林勳政本書則謂：「宋二稅之數視唐增七倍。」宋之疆土民庶遠不如漢唐，而國家稅入遠過之，此其所以愈貧而愈弱矣。

茲再舉景德與慶曆兩朝幾種商稅之比數以見一斑。此據張方平樂全集。又見朝野雜記。

茲再將景德、慶曆全部稅收作一簡比如下表。據包拯奏議。

包拯云：「天下稅籍有常，今則歲入倍多者，祖宗世輸稅只納本色，自後每從折變之故。」

宋朝之所以積貧難療，大體如上述。

宋朝竭力想抑制武人，然而卻根本不能去兵。宋朝又竭力想提高文治，然而亦根本不能對文吏有一種教育與培養。結果雖有兵隊而不能用。兵隊愈不能用，則愈感兵隊之少而兵隊反日增。文臣雖極端優待，而亦得不到文臣之效力。結果文臣氣勢日高，太阿倒持，文臣一樣像驕兵悍卒般，只來朘吸國家的精血。

這是宋室在仁宗以前的內部情形。加上北方的遼，西方的夏，兩面逼桚，內外交攻，一個太太平平的統一政府，正如犯上了肺癆，雖無大病，卻日就死路，這是宋朝的一個絕症。

宋代政制，大體上沿襲唐規，而亦另自有他的弱點。

第一是中央集權過甚，地方事業無可建設。

宋之地方行政分三級，曰「路」，相當於唐代之「道」。曰「府、州、軍、監」，相當於唐代之「州、府」。曰「縣」。

至道三年，分天下為十五路。仁宗初，為十八路。下府、州、軍、監三百二十二，縣一千二百六十二。熙寧二年，又析為二十三路。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軍二十七，監四，縣一千一百三十五。

外官分「親民」與「釐務」兩種。親民官皆由京朝官差遣，不設正官。而釐務官則專治一事，直屬中央。如此則全部官吏幾乎在性質或名義上，盡是為中央服務，而沒有正式特設的地方官。葉適謂：「文臣知州事，使名若不正，義若不久者，以輕其權。」諸路分設帥、漕、憲、倉四司，謂之「監司官」。有缺一二不併置者，亦有兼他使事務者。

帥 安撫使。 掌一路之兵民，領軍旅禁令賞罰肅淸。

漕 轉運使。 掌一路之財賦，領登耗上供經費儲積。

憲 提弄按察使。 掌一路之司法，領獄訟曲直囚徒詳覆。

倉 提舉常平使。 掌一路之救恤，領常平義倉水利斂散。

此謂之「部使」。唐之州、縣，其上臨之者不過一使；漢之州牧，則並不預事，僅司考察。唐貞觀時，亦專任刺史、縣令，數年一遣大臣，以六條巡行，而吏治日蒸。開元末，始增置按察諸司，而官吏轉失職。宋有四監司，則州縣更難奉承展布。然宋代如寇凖知巴東縣、蘇頌知江寧縣、范純仁為襄邑令、周敦頤知南昌縣、王安石為鄞令、程頤為晉城令，地方親民官尚多大賢，亦得躋高位，與後世尚不同。而四司中尤要者為轉運使，務令地方金榖財貨全集中央，而地方政事的性質，似乎只在為中央聚斂。

漢刺史以六條察郡國，不主金榖財貨事。唐中葉亂後，亟於兵食，計臣始兼轉運諸筦榷之名，而諸路置巡院官，掌賦調之式，委輸之藏，然並不揔州郡吏民之政事。其揔者則有按察、採訪、黜陟之使。宋則外權之重惟轉運，一道百城，號令千里。官吏之黜陟、財賦之弛斂、恩澤之流壅、民政之慘舒，郡縣觀聽其風棱，國朝倚辦乎外務。提眾職之綱轄，實方面之師表。顧名思義，以轉運司為一路長官，豈非專於為中央務聚斂乎？

宋代的政制，旣已盡取之於民，不使社會有藏富；又監輸之於中央，不使地方有留財；而中央尚以厚積鬧窮。宜乎靖康蒙難，心臟受病，而四肢便如癱瘓不可復起。

此層可與唐安史亂時相比較，便知宋政之失。又王安石新政，尚注意於挹地方注中央，可知荊公不知先務也。

第二是宋代的諫官制度，又使大權揔集的中央，其自身亦有掉轉不靈之苦。

諫官始秦漢。

秦諫議大夫無定員，多至數十人，屬郞中令。兩漢屬光祿勛。

隋唐屬門下省、中書省，有給事中、諫議大夫、拾遺、補闕、司諫、正言等。為宰相僚屬。諫官所以糾繩天子，非糾繩宰相。故宰相用舍聽於天子，諫官予奪聽之宰相，天子得失聽之諫官。

按：此意猶稍存漢代宰相得兼統內朝之遺風。太宗詔宰相入內平章大計，諫官得隨入與聞。肅宗詔諫官論陳政事，不必先知宰相。則唐之崇諫官可知。

諫官與御史，雖俱為言責之臣，然其職各異。諫官掌獻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糾察以繩百寮。

唐重諫官而薄御史。中丞溫造道遇左補闕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辱。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

至宋代三省制廢，

宋中書置禁中，稱政事堂，與樞密為兩府。尚書、門下在外，不復與朝廷議論。咸平四年楊億疏：「尚書但吏部銓選，秩曹詳覆，自餘租庸筦榷由別使總領，尺籍伍符非本司校定，事有所分，政非自出，周之六官，於是廢矣。」是尚書之權至宋大削，而其端皆起於唐。

諫議、司諫等官在門下、中書者亦廢，遂有諫院。別置諫院在天禧時。乃脫離宰相而獨立。仁宗慶曆初，詔除諫官，毋得用見任輔臣所薦之人。

當時稱「臺諫」，幾於並為一職。權勢氣力，乃與宰相等。

時稱任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俱備，為一世所高者，莫在此位。而當者曾不十年，徑登臺輔。又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

世譏仁宗世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見蘇軾上神宗書。

諫官旣以言為職，不能無言，時又以言為尚，則日求所以言者，但可言卽言之。而言諫之對象，則已轉為宰相而非天子。

宰相欲有作為，勢必招諫官之指摘與攻擊。

於是諫垣與政府不相下，宰執與臺諫為敵壘，廷臣水火，迄於徽、欽。靖康元年，詔宰執毋得薦舉臺諫，當出親擢，立為定制。南宋後臺諫遂不振，緣向來太惡習也。

又文臣好議論，朝暮更張，常為政事之大害。卽以財政一端論之，後世史臣固已力言其弊矣。

宋史食貨志謂：「大國制用，如巨商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於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未幾，即區區然較得失，尋議廢格。後之所議未有瘉於前，其後又復訾之如前。上之為君莫之適從，下之為民無自信守。因革紛紜，是非貿亂，而事弊日益以甚。」此論宋代好議論之病極切，要亦與諫官制度有關係。

其三尤要者，為宋代相權之低落。宋代政制，雖存唐人三省體制，而實際絕不同。宋初宰相，與樞密對稱「兩府」，亦曰「兩地」。而宰相遂不獲預聞兵事。

樞密一職，起唐代宗後，僅如漢之中書謁者令。雖時稱其權任侔宰相，然特以宦者任之，非朝廷正職。五代更用士人，權位眞埒宰相。宋因之，分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故太宗命曹彬取幽州，而宰相李昉等不知。其伐遼，一日六召樞密院計議，而中書不預聞。宰相之失職可知。

又財務歸之三司，亦非宰相所得預。

三司者，為戶部司、鹽鐵司、度支使司。亦由唐代、德以來，兵寇頻仍，經費竭蹶，故每以宰相兼判度支、鹽、鐵。宋初猶襲其遺制，其後則三司駸駸脫離相權而獨立。宋史職官志謂：「天下財賦，內廷諸司，中外筦庫，悉隸三司」是也。其後王荊公為相，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以整頓全國之財政，司馬溫公議其非，謂：「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可黜，不得使兩府侵其事。」

宰相之權，兵財以外，莫大於官人進賢，而宋相於此權亦絀。

宋史蘇紳奏：「太宗皇帝始用趙普，議置考課院以分中書之權，今審官是也。」涑水紀聞亦云：「太宗患中書權太重，置審官院、審刑院。至淳化三年置三班院，考殿最，自後多命近臣主之。」

又宰相坐論之禮，亦自宋而廢。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大事則議，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並熟狀，擬定進入，由禁中印畫，降出奉行。自唐歷五代不改。宋初，范質、王溥、魏仁溥在相位，引嫌具劄子面取進止，啜茶之禮尋廢，執政皆立而奏事。相體失其尊嚴，異乎古制矣。

故宋代雖稱中央集權，而其權實不在宰相。人主雖猜忌相臣，加以裁抑，亦不能如明代之直廢相臣，集大權於一身。則宋制乃適成其為一種弱徵，雖遇大有為之君臣如神宗、王安石者，乃亦束手而莫如何矣。

故就王室而論，雖若唐不如宋。宋無女禍，無宦寺弄權。然唐承北朝方興之氣，宋踵五代已壞之局。唐初天下文教已盛，規模早立。故漸弛漸圮，乃以奢縱敗度。宋建天下，垢汚方濃，蕩滌難淨。雖漸展漸朗，而終止於以牽補度日。

待到治平無事百年之久，而慶曆、熙寧之間，乃有人起來要想從新改造，這自然是更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