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編 元明之部（1/1）

南宋代表的是中國的傳統政權，他漸漸地從北方遷到南方，而終於覆滅。

蒙古民族入主中國，中國史開始第一次整個落於非傳統的異族政權的統治。中國的政治社會，隨著有一個激劇的大變動。蒙古入主，對中國正如暴風雨之來臨。

蒙古的兵力，震鑠歐、亞兩洲。在蒙古騎兵所向無敵的展擴中，只有中國是他們所遇到的中間惟一最強韌的大敵。他們分著好幾個步驟，纔把整個中國完全吞併。

蒙古未入中國以前之世次

自成吉思汗卽位，至忽必烈滅宋，凡歷五世，七十四年。

那時中國本分三部：一宋、一金、一夏。而元人用兵，亦分三大步驟。先取金黃河以北地，滅夏。再取金黃河南岸。再得長江流域及南方，滅宋。而每一階段，皆費了不少的力量。

金人旣失河北、山東、關陝，併力守河南，成吉思汗賷恨而卒。成吉思汗道卒於六盤山，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水，難以劇破。宋、金世讎，若假道於宋，下兵唐、鄧、直擣大樑，破之必矣。」此後蒙古兵果自唐、鄧下汴。

其後自紹定元年至六年，蒙古人費了六年的力量，纔算把汴京打下。

金哀宗走蔡州，宋兵與蒙古合圍，逾年始陷。

至蒙古與宋啟釁，亦用大迂回的戰略，先從西康繞攻大理，事在理宗淳祐十二年、寶祐元年。再回攻荆襄。但只攻陷襄陽一城，自度宗咸淳四年至九年。已先後費時六年。圍樊城亦四年。

自襄陽陷後至宋滅，自咸淳十年起。又六年。

如無劉整、呂文煥之降，宋尚不致速滅。金兀朮雖渡江，而無擁眾降附之人，即不能安而去。又元世祖多用漢人，如王文用、劉秉忠、許謙、姚樞、史天澤、張文謙、宋子貞、董文炳、楊東、賈居貞、董文忠、趙良弼、劉肅、李昶、徐世隆、竇默、王鶚、董文用、商挺、郝經之流，故元在北方，政治已略有規模，得以繼續南侵。及旣滅宋，漢臣漸疏，元政亦衰。

中國疆境遼闊，到處崇山大水。天然的形勢，旣極壯偉，又富變化。而且列城相望，百里之間，必有一城。以此蒙古兵雖橫行全世界，宋、金雖均已積弱，而就蒙古兵隊征服的各地而言，只有中國是最強韌、最費力的一處。五胡係就中國內部起變亂，然始終未侵及長江流域。金承遼後，亦只佔到黃河兩岸而止。秦、漢間之匈奴，隋、唐間之突厥，皆以數十年積強之勢，乘中國之內亂，而未能入塞逞志。近人治國史，每謂中國易受外族侵凌，意在警策國人之奮發，非史實也。

蒙古人旣得中國，遂把他主腦部分遷來，造成中國史上一種新的統治階層，綿歷一百餘年之久。

元代入主中國，凡十一主，一百零九年。自滅宋凡九十年。除世祖、順帝外，中間九主共僅三十九年。

在此百又九年中，世祖的三十餘年，幾於無歲不用兵。甫定南宋，世祖以至元十六年滅宋，此下尚有十五年。又規海外。內用聚斂之臣，外興無名之師，嗜利黷武，並不能在文治上樹立基礎。

此下因蒙古未有早定儲之制度，帝位相續，均由諸王大臣擁戴，故屢起紛爭。此自憲宗、世祖時已然。武宗以下，權臣負擁立功，擅威福者三十年。直至順帝而國亡。

且蒙古恃其武力之優越，其未入主中國以前，已有本部及四大汗國，疆土跨亞、歐兩洲。故其來中國，特驚羨其民物財富之殷阜，而並不重視其文治。太祖西征以後，倉廩府庫，無斗粟尺帛。中使別迭等僉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太祖然其言，以耶律楚材諫而止。直至世祖入治中國，此種觀念仍未徹底變去。故元之諸帝，多不習漢文，甚至所用官吏，有一行省之大而無人通文墨者。崔斌傳，世祖時尚書留夢炎等奏：「江淮行省無一人通文墨者。」至元二十九年，河南、福建行省請詔用漢語。詔以蒙古語諭河南，漢語諭福建。

因此其政治情態，乃與中國歷來傳統政治，判然絕異。

第一最著者，為其政治上之顯分階級，一切地位不平等。

元代依種類分為四種。

一、蒙古。亦稱「國人」。

二、色目。包括西域各部族，共三十餘族。亦稱「諸國人」。

三、漢人。即黃河流域之中國人，原受金人統治者。

四、南人。即長江流域及其以南之中國人，為南宋所統治者。

此四階級在政治上之待遇，顯分優劣。

漢人、南人不為正官。

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諸職，漢人不得居。參知政事，中葉後，漢人為者亦少。

終元世非蒙古而為丞相者止三人。內一係囘囘人，漢人為史天澤、賀惟一二人。史在世祖時。賀則已在順帝時，初以為御史大夫，猶賜姓拓跋，改名太平，而始得之。金史文藝傳謂：「世宗、章宗之世，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以元方之蔑矣。」

世祖時，南人間有入臺省者。成宗以後，臺省有漢人，無南人。

至元以下，執政大臣多由吏進。虞集經世大典敍錄：「元入官之制，自吏業進者為多，卿相守令於此焉出，故補吏法最為詳密。」蘇天爵滋溪集亦謂：「國家用人，內而卿士大夫，外則州牧藩宣，大抵多由吏進。」

中州小民粗識字能治文書，得入臺閣共筆劄，積日累月，可致通顯。士人則見用者益寡。南人地遠，不能自至於京師，其士人又往往不屑為吏，故見用者尤寡。余闕語，見續通典二十二。

余闕謂：「因此南北之士，亦自町畦相訾，甚若秦、晉不可同中國。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可見當時中國士人在政治上地位特微，而南方士人的地位更微。又按：金世亦有漢人、南人之分。先取遼地人為漢人，繼取宋河南、山東人為南人。金世宗謂賀揚庭曰：「南人獷直敢為，漢人性姦，臨事多避難。異時南人不習詩賦，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東人中第者多，殆勝漢人」。謂：「漢人性姦，臨事多避難」者，以其人久陷異族，受迫茹荼之久，而德性漸墮也。謂「河南、山東人不習詩賦」者，其士人高門多隨宋南遷，留者或遭屠割之慘，或抱種姓之痛，不願應試，故若習詩賦者轉不如在遼漢人之多。及金人統治漸久，漢化漸深，而河南、山東人亦漸起而與之合作耳。

順帝時，至正十三年以江淮兵起。始詔：「南人有才學者得依世祖舊制，中書省、總政務者。樞密院、秉兵柄者。御史臺司黜陟者。皆用之。」然順帝時南人入中書省惟危素一人。又韓元善傳：「丞相托克托奏事內廷，以事關兵機，元善及參知政事韓鏞皆漢人，使退避。」則仍參用其名，排拒其實。丞相伯顏並有「盡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之請。

地方行政長官，其先均由世襲。

世祖時，廉希賢疏：「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士及始命之臣，皆定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其部下。郡邑長吏，皆其僮僕。此前古所無。」

直至至元二年，始罷州縣官世襲。四年，又罷世侯，置牧守。

因世襲為封君，故元初百官皆無俸。至元十九年，集賢直學士程文海陳五事，一曰「給江南官吏俸」，則至是江南官吏仍未有俸也。後魏百官初亦無祿，至孝文太和八年始分祿。

創為行中書省，以便其分區宰割之私意。

唐中樞三省，元廢尚書、門下，獨留中書。又置行中書省，掌國庶務，統郡縣，鎭邊鄙，與都省為表裏。其初有征伐之役，分任軍民之事，皆稱行省，未有定制。中統、至元間，始分立行中書省，因事設官，不必備。皆以省官出領其事。其丞相皆以宰執行處省事繫銜。其後嫌於外重，改為某處行中書省。軍國重事，無不領之。此由中央政府常派重臣鎭壓地方之上，實為一種變相之封建。而漢、唐州郡地方政府之地位，渺不再得。此制大體上為明、淸所承襲，於地方政事之推進，有莫大損害。自此遂只有中央臨制地方，而中央、地方共同推行國政之意義遂失。

行省長官，貴倨如君長，同列跪起稟白，同於小吏。各道廉訪使，必擇蒙古人。缺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為之。其次始參以色目人及漢人。文宗時，詔：「御史臺、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囘囘、漢人、南人各一人。」是漢人、南人僅得五之二。又至元二年詔：「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守城池倉庫的長官。）漢人充總管，囘囘人為同知，永為定制。」

州縣官或擢自將校，或起自民全，率昧於從政。宋子貞傳。縣尉多係色目，並年小不諳事，以承蔭得之，不識漢文，盜賊滋溢。元典章十二。

漢人、南人旣不得為臺省要官，草木子云：「萬中無一、二。」亦惟有謀為州縣卑秩。

後有納粟、獲功二途，富者以此求進。

及後求者眾，亦絕不與。有功而無錢，事多中輟。見續通典二十二。又按：輟耕錄卷七：「至正乙未春，中書省臣進奏，遣兵部員外郞劉謙來江南，募民補路府州司縣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舊例之職專茶鹽務場者比。雖功名逼人，無有願者。旣而抵松江，時知府崔思誠，曲承使命，拘集屬縣巨室點科十二名，輒施拷掠，抑使承伏，填空名告身授之，竟無一人應募者。」然則以納粟求進，亦只限於鄉里無賴，自好者未必爾也。

蒙古的「怯薛」，略當於古代之侍衛，本以貴族子弟的資格，選當內衛近侍之任，為封建政治裏面一種正途的出身。然而在承平積久之後，腐敗習氣，到處瀰漫，怯薛亦可以贖買得之。

鄭介夫成宗時奏云：「怯薛，古稱待衛。周禮膳夫，庖人、內饗、外饔、漿人、烹人、籩人，今之博兒赤也。幕人、司服、司裘、內宰，今之速占兒赤也。掌舍、章次，今之阿察赤也，閽人，今之哈勒哈赤也。縫人、履人、典婦功，今之王烈赤也。宮人，今之燭剌赤也。不限以員，不責以職。但挾重資，有梯援投門下，便可報名字，請糧草，獲賞賜，皆名曰怯薛。屠沽下隸，市井小人，及商賣之流，軍卒之末，甚而倡優奴賤之輩，皆得以涉跡宮禁。又有一等流宮胥吏，經斷不敍，無所容身，則夤緣投入，以圖陞轉。趨者旣多，歲增一歲，久而不戢，何有窮已。」鄭氏以怯薛擬之周官，甚是。蒙古制度本多帶有古代封建社會之意味。漢初郞官入仕，亦與怯薛差似。惟漢代經董仲舒、公孫弘諸人提倡以孝廉及博士弟子補郞，遂將封建意味改革。蒙古則只是封建政治自己之腐爛。又按：怯薛所屬，鄭奏未盡。有火兒赤、昔寶赤、怯憐赤，主弓矢、鷹隼之爭。有札裡赤，主書寫聖旨。必闍赤，為天子主文史。云都赤、闊端赤，侍上，帶刀及弓矢。答剌赤，掌酒。兀剌赤、莫倫赤，典車馬。帖麥赤，主牧橐駝。火你赤，主牧羊。忽剌罕赤，主捕盜。虎兒赤，掌奏樂。皆領於怯薛之長，分番更直。

蒙古人旣看不起漢人、南人，因此也不能好好的任用漢人、南人，而只用了他們中間的壞劣分子。金章宗明昌四年，奏見在官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九員，內女直四千七百五員，漢人六千七百九十四員。金之官職亦分女直與漢人界限，惟不如蒙古之不平等。

要之。他們欠缺了一種合理的政治理想，他們並不如所謂政治的責任，因此亦無所謂政治的事業。他們的政治，舉要言之，只有兩項：一是防制反動，二是徵斂賦稅。

因此元代稅收有「撲買」之制。按：撲買制始於金。

蒙古太宗十一年，富人劉廷玉等請以銀一百四十萬撲買天下課稅，以耶律楚材諫而止。後回回人奧都剌合蠻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撲買，楚材雖力爭，竟不得。

雖以世祖為開國賢主，亦專用財計之臣，務於聚斂。始用阿合馬（囘人），繼用盧世榮，又用桑哥。

各種商稅課額，日增月漲，靡有所已。

至元七年，諸路課程定額四萬五千錠。十作年，京兆等路歲辦課額自一萬九千錠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合馬尚欲求增，世祖止之。二十六年，以丞相桑哥請，大增天下商稅，腹裏二十萬錠，江南二十五萬錠。已視七年定額增十倍以上。又世祖十三年置榷茶都轉運司於江州，三分取一，徵一千二百餘錠。至十八年，增額至二萬四千錠。至仁宗皇慶時，漸增至一十九萬二千八百錠。至仁宗延祐七年，增至二十八萬九千餘錠。視原額幾及三百倍。延祐元年，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言：「課額比國初已倍五十。」食貨志謂：「天曆總入之數，視至元七年所定之額不啻百倍。」蘇天爵滋溪集記兩淮鹽價，至元年十三年一引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年增為五十貫，元貞二年增為六十五貫，至大以來遂增至一百五十貫。

常賦外，復有「科差」，其額又極重。

元於常賦外加取於民者，太宗時尚只有絲料、丁稅兩種。至憲宗時又增包銀，世祖時又增俸鈔。全科戶當出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俸鈔一兩，丁稅粟三石。此等皆兩稅額外之科差也。

惟元世祖初有中原，方經兵燹之後，又多用中國士人，故以注意稅收之故，而尚能留心及於民間之農事。

至元七年立司農司，專掌農桑水利，仍分布勸農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

虞集云：「元有中原，置十道勸農使，總於大司農，皆慎擇老成厚重之士，親歷原野，安輯而教訓之。功成，省歸憲司，憲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農。天下守令皆以勸農繫銜，郡縣大門兩壁皆書耕織圖。」

又於農村設「社長」。

時定制，縣邑所屬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為之長，以教督農桑，立牌橛於田側，書「某社某人」。社長以時點視，勸誡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此在世祖初年雖有此制，惟自平南宋後，對漢人任用即稍衰，一時方務於財利之朘括，地方政事不得人。趙天麟上策云：「至元六年，每社立義倉，自是以來，二十餘年，社倉多有空乏，伏望普頒明詔，凡一社立社長社司」云云，可見其制在世祖時即廢。又世祖紀至元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八諸年，大司農司所上諸路學校數，至二萬有餘，明太祖謂其「名存實亡」，良信。蓋元自吞宋以後，即無意於漢人所教導矣。蘇天爵滋溪集亦謂：「農桑世皆視為具文，鄉校皆以醫卜雜流為之師」，此則言末季至正間事。

而開浚水利之功，頗可稱道。

其時能興水利者，以郭守敬為最著。其他如董文用之於西夏、鄭鼎之於平陽、廉希憲之於江陵、趙志之於長葛、耶律伯堅之於淸苑、張立道之於昆明、王昌齡之於衛輝，成宗時皮元之於溫州、烏古孫澤之於雷州，皆因地制宜，民獲其利。

喪亂漸臻後之民主，賴以稍甦。

惟自滅宋以後，他們意態卽不同。設官分職，財務重於民事。

世祖初即位，尚多用漢人。當時如王文統、許衡、劉秉忠之徒，為之討論古今，參酌時變，定內外官秩，稍具規模。惟自滅宋以後，即一意於財利，漢人漸失職。歷成、武二宗，定制廕補官自六品以降，由省銓，先掌金穀，第其上中下，以歲月為差，至滿，始受朝命許典民政。尚書省竟為鈎考財賦之地，銓調不關白中書，以官為市，法紀蕩然。甚至一玉石之微，一弓劍之細，無不有數官以董之，名位冗雜，前所未有。

而貪污乃為元代政治上一尋常之事件。

成宗大德時，七道奉使宣撫使罷贓汚官吏萬八千七十三人。順宗時，蘇天爵撫京畿，糾貪吏九百四十九人，竟以忤時相坐不稱職罷歸。

又元代專行鈔法。

楮鈔始行在北宋時，蜀人先有「交子」，楮幣之行，與其時印刷術發明有關。至南宋又有「會子」，始紹興時。金人至禁用見錢以推行鈔法。宣宗貞祐三年，時鈔價每貫僅值一錢，乃禁用見錢，錢多入於宋。然宋、金末運，鈔法皆甚弊。元承金制，亦專行鈔幣而錢幾廢。

其先民間尚稱便。

先造「中統鈔」，以銀為率，名曰「銀鈔」，一貫值銀一兩，五十貫為一錠。後造「至元鈔」，以一當五。至元寶鈔一貫文，當中統交鈔五貫文。子母相權，要在新者無冗，舊者無廢。凡歲賜、周乏、餉軍，皆以中統鈔為準。中統尋以費工本多，不印行，而至元鈔獨行。

至其末，則鈔料十錠易斗粟不得。

武宗時以物重鈔輕，改造「至大銀鈔」。大抵至元鈔五倍於中統，至大鈔又五倍於至元。不五十年鈔法三變，而其價亦二十五倍。未期年，仁宗即位，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有罷銀鈔之詔。及順帝至正中，又改造至正印造中統交鈔，名曰「新鈔」，二貫準舊鈔十貫。亦五倍。遂至鈔料十錠易斗粟不得，而元亦亡矣。

明起，鈔法竟不能復行，而銀幣代起，亦為中國史上一重要變更。

秦漢以來，民間交易，惟穀帛與錢，無用銀之例。銀為器飾寶藏。唐代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布。兩稅法行，令出錢。宋代諸州歲輸緡錢，故後世相沿謂之「錢糧」。宋府庫輸入，錢、穀外為絹、綢、絲、布、茶、蠟。惟閩、廣間許以銀易緡錢。元祐會計錄：「歲入銀止五萬餘兩。」金章宗時。因錢鈔法弊，乃權以銀貨。繼復罷錢而專用銀鈔。鑄銀名「承安寶貨」，每兩折錢二貫。當時俸給軍須，皆銀鈔相兼。哀宗時，鈔竟不行，民間一以銀交易，是為後世社會用銀之始。元貢賦仍徵穀帛，成宗本紀載，歲入銀數不過六萬兩。明初田賦亦未用銀。惟以銀為坑冶之課。民間交易以銀，有厲禁。然鈔法旣不行，銀終起而代之。英宗時始令南畿、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應輸米麥折銀，後概行於天下。「太倉銀庫」之名，起於明之是葉也。

他們的軍隊，亦分為各等級。

蒙古軍。

探馬赤軍。以諸部族為之，乃鎭術邊境者。

漢軍。以中原漢人為之。

新附軍。南方宋人為之。

正相當於蒙古、色目、漢人、南人之四級。

兵籍秘密，漢人莫之知。

立里甲之制，二十家為一甲，以蒙古人為甲主。衣服飲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見徐大焯燼餘錄。

又多立防禁。禁漢人田獵，世祖紀，仁宗、英宗紀。成宗大德五年，有詔弛山澤之禁，聽民捕獵。禁漢人習武藝，英宗紀。禁漢人持兵器，世祖、武宗、仁宗、順帝歷代，各有禁令。按：遼、金亦禁民間兵器。禁集眾祠禱、元史一〇五刑法志。集眾買賣，元典章亦有「禁聚眾」。禁夜行。元史一〇五刑法志：「諸江南之地，每夜禁鐘以前點燈買賣，曉鐘之後，人家點燈讀書工作者並不禁。」元典章禁夜：「夜間禁通行。一更三點鐘聲絕，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動，聽人行。」

又屢次收括民間馬匹。世祖至元二十三年，民間收馬總計十萬二千匹。至元二十七年，九千一百匹。至元三十年，十一萬八千五百匹。成宗大德二年，十一萬餘匹。武宗至大三年，四萬餘匹。仁宗延祐四年，二十五萬五千匹。延祐七年，二萬五千匹。天順帝天曆元年，十一萬餘匹。數十年間，括民間馬七十餘萬匹。

而文武分途之弊制，遂為明淸兩代所沿襲。

漢世良家子得以材力入官，或隸期門、羽林，或為三署郞，而軍功大者為卿大夫，小亦為郞。後漢將帥罷兵，大抵內為列卿，外為郡守。魏晉將軍之官，多選淸望之士居之。如裴頠、以國子祭酒為右軍將軍。王恬以中書郞為後將軍。等例是也。以至州鎭方伯，無不兼將軍、都督之稱。其為州而無將軍者，謂之單車刺史。當時文武選授，尚不拘資格，迄南北朝皆然。至唐吏部、兵部分為二選，文武始各有定闕。然諸州兵政掌之刺史，悉帶使持節，並無專閫武員。吏職、兵官，未嘗判然區別。宋太祖患五季藩鎭跋扈，命文臣出守列郡，而別置鈐轄都監以司軍旅屯戍之政令，遂分職而治。然當時內外官仍文武參用，願換授者亦許改職。自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定軍民異屬之制，以萬戶府、鎭撫司領戍兵，以知府、縣尹領民事。明因其制，於是州縣、營衛，建置攸殊；出身旣截然不同，銓注亦有一定之格；自督撫大吏外，武官除授，乃無一不於歸兵部。今按：元之軍民異屬，本自有其用意。吳萊淵穎集書急就章後謂：「國家起自北土，經理中原。中原豪傑，保有鄉里，因而降附，使據其境土如古諸侯。大開幕府，辟置官屬，錢穀獄訟，一皆專制，而不復關乎上。已而山東猘子，地富兵強，跳踉負固，卒貽誅滅。而後天下郡縣一命之官，悉歸吏部。兵則自近戍遠，尺籍伍符各有統帥。但知坐食郡縣租稅，不復繫守令事矣。」此蓋元人私武力以便宰制之用心。明襲元弊，不能大事蕩滌者多矣。至淸則同為盜憎主人。自樂於循用矣。

蒙古長於戰陣，而不善於理財，故賦斂之事則多委之色目、回人。其先軍隊所至，多掠人為私戶。遼有「頭下軍、州」，大臣從征，俘掠人戶，自置郛郭。此頗近之。

張雄飛傳：「至元十四年，荊湖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沒入為家奴，自置吏治之，歲責其租賦。」世祖紀：「至元十七年，詔覈阿爾哈雅等所俘三萬二千餘人，並赦為民。」他如宋子貞、張德輝、雷膺、王利用、袁裕諸傳，皆有散見。

政府亦以分賜民戶為恩典。

至元十八年，江南平，以江南民戶分賜諸王、貴戚、功臣。先後受賜者諸王十六人，后妃公主九人，勳臣三十六人。自一、二萬戶以上，有多至十萬戶者。勳臣自四萬戶以下，至數千、數百、數十戶不等。見食貨志。

奴隸的獻賜、鬻賣、投靠，成為一時常態。

他們一面盛擁奴隸，一面又廣佔田地。

趙天麟上太平金鏡策，謂：「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於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孳畜。」

牧場與農田雜糅，屢起衝突。

和尚傳：「諸王牧地、草地，與民田相間，互相侵冒，有司視強弱為予奪。」又塔里赤傳：「南北民戶主客良賤雜糅，蒙古軍牧馬草地，互相佔據」云云。此均在至元時。

政府又盛行賜田。

尤著者為江南平江田。張珪疏：「累朝以官田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為莊官，巧名多取。又驅迫郵傳，折辱州縣。請令民輸租有司，有司輸省部，省部輸大都，以分給諸受田者。」不從。

蒙古人以軍人而兼貴族，旣享有政治上種種特權，又多用回人為之經營財利，剝削生息。

黑韃事略：「韃人只是撤花，找外快錢。無一人理會得賣販。只是以銀與回回，令其自去賣販以納息。回回或自轉貸與人，或自多方賣販，或詐稱被劫而責償於州縣民戶。」又曰：「其賈販則自韃主以至偽諸王、偽太子、偽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銀，或貸之民而衍其息，一錠之本展轉十年後，其息一千二十四錠，錠五十兩。謂之羊羔兒息。民間普通以緡取三分為常。」見牧庵集十三。

回民相率殖產卜居於中原，尤以江南為盛。周密癸辛雜誌續集。

而漢、回待遇亦種種不平等。

成吉思汗法令，殺一回教徒罰黃金四十巴里失，殺一漢人其償價與一驢相等。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成宗大德四年，定諸職官廕敍之制，諸色目人視漢人優一等。

大抵回民地位，大體是代表的商人，而漢人則代表了佃戶與農民。

漢人地位中較高者為工匠。

軍臨屠城，惟匠得免。

靜修文集二十一：「保州屠城，惟匠者免。予冒入匠中，如予者亦甚眾。」又蒙古入汴，依舊制，攻城不降則屠之，耶律楚材諫不聽，乃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乃詔原免，汴城百四十萬戶得保全。

匠人特籍為戶，得不與平民伍。

靜修文集十七：「金人南徙，遷諸州工人實燕京。」元史張惠傳：「滅宋，籍江南民為工匠凡三十萬戶。選其有藝業者十餘萬戶為匠戶。」事在至元二十一年。又至元十七年，詔江淮行中書省括巧匠。未幾，賜將作院工匠銀鈔幣帛。旋勅逃役之民竄名匠戶者復為民。

元人設官，亦以軍、民、匠三者分列。

元官制分內、外任，外任中又分民職、軍職、匠職等名。匠職官甚多，與軍、民職官相等，亦謂之「局院官」。世祖時，有渾源人孫成善為甲，贈至神川郡公，諡忠惠。子拱世其業，亦贈至神川郡公，諡文莊。回回人阿老瓦丁以善製礮，世襲副萬戶。回回人亦思馬因亦以善製礮，世襲職。尼波羅國人阿尼哥以善裝塑，贈至太師涼國公，謚敏慧。劉元繼之，亦官至昭文館大學士。元人又頗重醫，醫人皆經選試著籍，故元代名醫特多。至天文星曆、陰陽卜筮，元人皆與匠、醫一例視之。

蒙古人的統治，在大體上說來，頗有一些像古代貴族封建的意宋。元初以宗正寺遙領諸路刑獄，則司法亦歸私戚。只是春秋時代的貴族階級，自身有一種珍貴的文化修養，即所謂「詩、書、禮、樂」。而蒙古人無之，他們在武力的鎭壓與財富的攫佔之外，缺少一種精神生活的陶冶。他們只有一種宗教的迷信，算得是他們的精神生活。元人崇奉佛教，乃今西藏之喇嘛教，與漢魏以來中土所行佛教亦有別。又按：重工匠，重僧道，此亦金人已然。據弔伐錄：「金人特檄宋發遣工匠進行教坊，又命宋共議薦舉異姓，列舉僧道耆壽軍人百姓」，可證。

因此在蒙古的政治局面裏，僧侶佔到很高的位置。

如國師八思巴於世祖至元六年。為蒙古創新字，自此以前，蒙古尚為一無文字之蠻族。遇其必需使用文字時，則借用畏兀兒文。世祖號之曰「大寶法王」。泰定帝泰定二年，以鮮卑僧言，為全天下立祠比孔子。而楊璉眞伽世祖時為江南釋教總統，尤驕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在錢塘、紹興者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零一所。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達三萬兩千戶。成宗大德三年，放江南僧寺佃戶五十萬為編民，悉楊璉眞伽冒入寺籍者也。又元制於帝師、國師下，僧侶有王公之封。

皇室佛事，佔國家政費之泰半。

世祖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百有二。成宗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餘。成宗至大時，張養浩上時政書，謂：「略會國家經費，三分為率，僧居其二。宣徽院使歲會內庭佛事之費，以斤數者麵四十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蜜共五萬餘。仁宗延祐五年，給書西天字維摩經金三千兩，歲費較大德又不知增幾倍。至明宗時，中書省言佛事以今較舊，增多金一千一百五十兩，銀六千二百兩，鈔五萬六千二百錠，幣帛三萬四千餘匹。」

寺廟亦擁有盛大之產業，與貴族王公等，同樣為封建勢力之一種。

至元二十八年，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其著者如大承天護聖寺，順帝至正七年撥山東十六萬二千餘頃地屬之。前後兩次賜達三十二萬三千頃。又有大護國仁王寺，水陸田地十萬頃，賜戶三萬七千五十九。元史刑法志：諸庶民有妄以漏籍戶及土田於諸王、公主、駙馬呈獻者，論罪。諸投下輒濫收者，亦罪之。」又成宗紀：「大德六年詔：江南寺觀續置民田，及民以施入為名者，並輸租充役。八年又詔免天下道士賦稅。」蓋僧道與貴族同樣有豁免田賦之優待。又世祖中統四年，令在京權勢家為商賈及以官銀買賣之人，並須輸稅。至元三十年，敕僧寺邸店物貨，依例抽稅。仁宗元祐七年，禁京城諸寺邸舍匿商稅。又見僧寺與貴族同樣經營商業，又同樣有避免課稅之勢力也。

而僧侶之為患於社會，更難盡述。

武宗至大三年，監察御史張養浩上時政書，九曰「異端太橫」。謂：「釋老之徒，畜妻育子，飲醇啗腴，萃逋逃游惰之民，為暖衣飽食之計。」泰定帝二年監察御史李昌言：「臣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路，傳舍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姦污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

順帝父子竟以亡國。

順帝信西天僧演揲兒法，譯言大喜樂也。又有西番僧伽璘眞，授帝祕密大喜樂禪定，帝皆習之。醜聲穢行，初為太子所惡，帝曰：「祕密佛法，可以延壽。」令禿魯帖木兒以教太子，太子亦悅之。曰：「李先生教我儒書多年，我不省書中所言何事？西番僧教我佛法，我一夕便曉。」李先生，太子論德好文也。其時順帝父子旣溺惑於西番佛法，而社會起事者如韓山童、劉福通等，亦以白蓮教為號召。

元代社會上的上層階級，大體言之，有皇室、貴族、軍人、此與貴族不能十分分別，皆蒙古部族也。僧侶、商人、此皆色目西域人為多。地主、凡皇室以下皆地主也。惟漢人、南人亦有為大地主者，由其前承襲而來，而以非法手段保持之。此尤以江南為多。王艮傳：「有詣中書省訴松江富民包隱田土，為糧至一百七十萬三石者。」元廷屢行經理之法，使民自寶田。仁宗時，遂致召贛民蔡五九之亂。官吏，官吏來源即上列諸種。而一般平民之政治地位則甚低。

當時社會因有十色之傳說。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此見陶宗儀輟耕錄。「官、吏」為貴族，「僧、道」為宗教，亦相當於貴族。「醫、工」即平民中地位之較高者，如匠戶之類。「七獵、八民」者，元特有捕獵鷹人，籍隸鷹房總統管府，蘇天爵滋溪集十九：「中原甫定，江左未下，朝廷嘗因畋狩閱武功，鷹師所至，威若神明。或旁緣為姦而下不勝其虐。」又十五謂：「國家草昧之初，南北未一，政教未洽，常因畋狩講武功，鷹師之職，貴幸隆寵。承平旣久，猶恐武備浸弛。或者不究其意，馳騁豪縱，因為姦利，民始不勝其困。」元史兵志謂：「元制自御位及諸王，皆有昔寶赤，蓋鷹人也。是故捕獵有戶，使之致鮮食，以薦宗廟，供天庖，而齒革羽毛又皆足以備用，此殆不可缺焉。」又云：「打捕鷹房人戶，多取析居、放良及漏籍孛蘭奚、還俗僧道，與凡曠役無賴者，及招收亡宋舊役等戶為之。」此雖賤民，而為貴族所御用，故較之農民猶高。春秋時工、商、虞人，亦視農民為高也。所謂「民」，則漢人、南人之業農者也。「九儒、十丐」者，「儒」為民間自由學者，而與僧侶宗教不同，本由春秋時代封建社會漸次破壞後所產生，為中國社會自秦漢以後一特別重要之流品。惟就蒙古人眼光及其政治設施言之，則不能了解其地位。彼輩旣不能執干戈入行伍，又不能持籌握算為主人殖貨財，又不能為醫匠打捕，供主人特別之需求，又不能如農民可以納賦稅，故與「丐」同列。黑韃事略：「蒙古賦斂謂之差發。漢地差發，每戶每丁以銀折絲綿之外，每使臣經從，調遣軍馬、糧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時計其合用之數科率民戶。諸亡國之人，甚以為苦，怨憤徹天，然終無如何。」又曰：「韃主不時自草地差官出漢地定差發，霆在燕京，（宋端平二年）見差胡丞相（胡土虎）來，黷貨更可畏，下至教學行及乞兒行亦出銀作差發。」教學行即儒，乞兒行即丐，此皆窮行，無力作差發，宜乎其相為類。別有一說為「官、吏、僧、道、醫、工、匠、娼、儒、丐」十色，旣有「工」，又重出「匠」，列「娼」於「儒、丐」之前，蓋由不明獵民之意義而妄易之。

大概當時的社會階級，除卻貴族軍人此乃二而一、一而二者。外，做僧侶信教最高，其次是商人，再其次是工匠，包括各種特殊技能如醫生等。又按：金代於天文、醫術等頗造精妙，元亦承金遺緒。又次是獵戶與農民。獵戶所以在農民之上者，以蒙古貴族眼光視之當如此。而中國社會上自先秦以來甚佔重要位置的士人，當時稱「儒」，即讀書人。卻驟然失卻了他們的地位。

最初的士人與普通平民一樣的被俘掠為奴隸。

黑韃事略：「亡金之大夫，混於雜役，墮於屠沽，去為黃冠者，皆尚稱舊官。王宣撫家有推車數人，呼運使，呼侍郞。長春宮今北平之白雲觀。多有亡金朝士，旣免跋焦，剃髮。免賦役，又得衣食，最令人慘傷也。」蓋蒙古初入中國，其野蠻最甚。長春眞人邱處機以宗教得成吉思汗之信仰，其徒得免賦役，全眞教遂大行，文人不能自存活者多歸之。

經有懂得漢化者之勸告而稍得解放。

太宗時，免儒士之俘為奴者，立校試儒臣法。得淮、蜀士遭俘沒為奴者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見耶律楚材傳。又憲宗四年，制為士者無隸奴籍。世祖取鄂州，俘獲士人贖還者五百餘人。中統二年，詔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為民。至元十年，勅南儒為人掠賣者，官贖為民。又廉希憲傳：「世祖以廉為京兆宣撫使，國制為士者無隸奴籍，京兆多豪強，廢令不行。希憲至，悉令著籍為儒。」

他們對士人的觀念，似乎亦是一種仿佛的工匠。

太宗時，耶律楚材言：「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因些遂令隨郡考試儒人被俘為奴者。

而終於在這些俘虜中間，偶然把南宋的儒學流到北方去。

蒙古破許州，先得金軍資庫使姚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惟樞特加重。及闊端南侵，命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拔德安，得趙復，其徒稱江漢先生。樞挾以北行，建太極書院，河朔始知道學。許衡、寶默皆從姚樞得程朱書。衡為國子祭酒，教蒙古諸貴人子弟，稍稍知中國禮義。

結果於國族勳舊之外，亦有科舉取士之制。

元科舉定制於仁宗皇慶二年。其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沈）氏為主，周易以程（頤）氏、朱氏為主。以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用三傳及胡（安國）氏傳，禮記用古注疏。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今按：科舉以四書義取士始此。自此相承直至淸末，實中國近世一至要之創制也。與四書取士同為明、淸所因襲者，尚有行省制。此二制度影響明、淸兩代六百年之歷史。

然此僅有名無實，在實際政治上極少影響。

一、舉行時間不久，次數甚少。開科取士，定制在仁宗皇慶二年，始開科在延祐二年，已在宋亡後近四十年。科場三歲一開，至順帝至元元年科舉即罷，前後共二十年。嗣於至元五年選舉志謂「六年詔復科舉」。復有科舉，共不過二十次。

二、科舉出身者實際並不多。續通典：皇慶、延祐中，由進士入官者僅百之一，由吏致顯要者常十之九。順帝時罷科舉，許有壬爭之，謂：「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七十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

三、科場舞弊，全失考試本意，亦全無考試眞相。詳見輟耕錄卷二十八。至正四年有長篇四六文揭發江、浙鄉試黑幕，又至正二十二年復有作彈文者，舉此可例其餘。

四、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分榜考試，右榜為蒙古、色目人，恐多屬具文；左榜為漢人、南人，其眞才實學多不屑應舉。 陶氏輟耕錄卷二謂：「今蒙古、色目人為官者，多不能執筆，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輔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則用玉圖書押字，非特賜不敢用。」陶氏生當元、明之際，其書刊於明代，則所謂「今」者，指元之晚季。其時蒙古、色目人在官者尚多不能執筆，則科舉取士之為效可想。余闕曰：「至元以下浸用吏，中州之士見用者浸寡，南方尤寡。其久則南北之士亦自畦町相訾。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延祐中，初設科目，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沒溺於山林之間者，不可勝道也。」惟元代政治，雖學術的氣味極薄，而社會上則書院遍立，學術風氣仍能繼續南宋以來，不致中輟。明祖崛起，草野績學之士，乃聞風而興，拔茅彚徵，羣集新朝，各展所蘊，以開有明一代之規模。如劉基、宋濂、章溢、陶安、錢用壬、詹同、崔亮、劉三吾等彬彬文雅，郁乎其盛，一時何止數十百人，皆元代之所貽也。

可見元代入主中國，經歷一百餘年，中國自秦漢以來傳統的文治政權的意識，始終未接受過去。他們的政治，始終不脫古代貴族封建、武裝移殖的氣味。然而當時一般社會文化、經濟的水準，卻比春秋時代在貴族封建下的農民，高出百倍。蒙古人的倒退政治，到底不能成功，因此社會變亂百出。

至元二十年，崔彧上疏，謂：「江南盜賊，相挺而起，凡二百餘所。」又至元二十四年詔：「江南歸附十年，盜賊迄今未靖。」世祖至元時如此，其他可知。

蒙古人震鑠亞、歐兩洲的武力，終於在漢人的蜂起反抗下，退讓出他們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