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上）自唐至明之社會（1/1）

唐中葉以前，中國經濟文化之支撐點，偏倚在北方。黃河流域。唐中葉以後，中國經濟文化的支撐點，偏倚在南方。長江流域。這樣一個大轉變，以安史之亂為關捩。

（一）論漕運

以漕運一事而言，漢初只言漕山東粟給中都官。漢書食貨志：「五鳳中，大司農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三國鼎立，乃至南北朝對峙，各自立國，不聞北方仰給南方。

隋煬帝大開運河。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四年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置洛口囘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石，以納東南、東北兩渠所輸。他把北齊、北周與南朝三分鼎足的形勢打通一氣。東南、東北，均興水運，並不是北方要仰賴南方粟。

唐代江南戶口日多，租、調日增，漕運遂幾成問題。

開元十八年裴耀卿言：「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以後，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滯，物不耗失。」開元二十二年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凡三歲，運米七百萬石。

開元二十五年，始用「和糴法」，令江南諸州竝廻納造布。可見當時中央賴北方粟已夠。新唐書食貨志：「韋堅開廣運潭，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只云山東，不言吳、越江南。

天寶八年諸道倉粟表：

據上表，知天寶八年前，諸道米粟最盛者首推河南、河北，次則關內與河東，更次乃及江南、淮南。就此以推南北經濟情況，明明北勝於南尚遠。

安史亂起，唐室遂專賴長江一帶財賦立國。直至以後河北、山東藩鎭割據，租稅不入中央，唐室的財政命脈，遂永遠偏倚南方。

其時則自江入河之漕運，尤為軍國重事。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

劉晏為肅、代時理財名臣，主要的便在能整理漕運。

晏之辦法，大體仍是裴耀卿遺規，使江船不入汴，江南之運積揚州。使汴船不入河，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不入渭，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又史稱：「晏為河南、江淮以來轉運使，每歲運米數十萬石給關中，或至百餘萬斛。」

然此乃一時政治形勢所致，北方經濟依然可以自立，其仰賴於南方者尚不甚大。

貞元八年陸贄奏：「頃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又留三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河陰、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文宗太和以後，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宣宗大中時，裴休為轉運使，乃增至百二十萬斛。

宋都汴京，主要原因，卽為遷都就漕運。石晉自洛遷汴，已為此。據當時定制，太平興國六年。漕運凡有四線。

一、汴河 米三百萬石，景德中至四百五十萬石。至道初，至五百八十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大率以六百萬石為常。菽一百萬石。來自江南、浙東西、淮南、荊湖南北，自江入淮，自淮入汴。

二、黃河 粟五十萬石，後歲漕益減耗，纔運粟三十萬石。嘉祐四年詔罷之，以後惟漕三河。菽三十萬石。來自陝西，自三門、白坡轉黃河入汴。

三、惠民河 粟四十萬石，治平二年，二十六萬七千石。菽二十萬石。來自陳、蔡，自閔河、蔡河入汴。

四、廣濟河 粟十二萬石。治平二年，至七十四萬石。來自京東，自五丈河曆陳、濟、及鄆。

江、淮所運謂之東河，亦謂裹河。即第一線。懷、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即第二線。穎、壽等州所運，渭之南河，亦謂外河。即第三線。曹、濮等州所運，謂之北河。即第四線。

宋代在全國統一的局面下，國家財賦，始正式大部偏倚在南方。南宋歲收，轉更超出於北宋之上。

宋初歲入千六百餘萬緡，已兩倍唐代。熙寜時至五千餘萬緡。南渡後，更增至六千餘萬。地狹而賦轉多。

元代建都燕京，米粟依然全賴江南，當時遂創始有海運。海運自秦已有，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見杜詩。）惟僅以給邊而已。

元海漕其利甚溥，其法亦甚備。船三十隻為一綱，大都船九百餘隻，漕米三百餘萬石。船戶八千餘戶，又分其綱為三十。每綱設押官二人。正八品。行船又募水手，移置揚州，先加教習。領其事者則設專官，秩三品，有加秩，無易人。創議者朱清、張瑄，本海盜，自用事，父子致位宰相，弟姪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遍天下，庫藏倉庫相望，巨艘大舶交番夷中。成宗大德七年，封籍其家貲，拘收其軍器、船舶等，並命其海外未還商舶，至亦依例籍沒。蓋二人仍皆營盛大之海外貿易也。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海運二百五十餘萬石。其後累增至三百五十餘萬石。文宗天曆二年為最高額。

元代歲入糧數總計：

據上表，除江西外，其他自遼陽以下七地糧數總計，尚不及江浙一處；而江浙、江西、湖廣三處合計，又恰當其他六地之一倍。亦又超出於腹裏及其他六地，卽全國總數之上。

就西晉時言，下游糧食多仰給於荊襄。至此則江浙遠超湖廣之上矣。又若以整個南方江浙、江西、湖廣、四川、雲南。與北方比，則南北相差更遠。

明漕運凡五變：一、河運。兼用水陸，自淮入河，始永樂元年。二、海陸兼運。永樂四年。三、支運。九年開會通河，十三年始興支運。四、兌運。宣德六年。五、改兌。

支運規定蘇、松、常、鎭、杭、嘉、湖諸地糧，撥運淮安倉。揚州、鳳陽、淮安撥運濟寧倉。以三千艘支淮安糧運到濟寧，以二千艘支濟寧糧運赴通州。自淮至徐以浙、直軍，自徐至德以京衛軍，自德至通以山東、河南軍，以次遞運。歲四次，可運三百餘萬石，謂之支運。自後又寖增五百萬石。終明世，其定制為四百餘萬石。

兌運者，民間但運至淮安、瓜州，兌與衛所官軍，運載至京，給與運費及耗米。初皆支運，後漸為兌運。

改兌者，令裏河官軍運赴江南水次交兌，而官軍長運，遂為永制。

運船在天順以後，永樂至景泰，大小無定，為數甚多。定數萬一千七百七十隻，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更造。官軍十二萬人。以糧數比：成化八年定額。

北糧 七五五、六○○石。

南糧 三、二四四、四○○石。內兌運米，計蘇州一府六十五萬五千石，超過浙江全省（六十萬石）之上。松江一府二十萬三千石，超過江西全省（四十萬石）之半數。常州一府一十七萬五千石，超過湖廣全省（二十五萬石）之半數。蘇、松、常三府合計，占南糧全數三之一。

北糧幾只及南糧五之一。地荒、人荒，遂為北方二患。日知錄卷十七。整個的中央，幾乎全仰給於南方。而自南赴北之糧食運輸，亦成國家每年一次大耗費。

清代漕運額，亦定四百萬石。據清初漕運例纂規定，各省漕運原額，約為南四北一之比。惟據清會典乾隆十八年奏銷册計之，則為南八北一。又據戶部則例，乾隆四十四年漕運額則為南十北一之比也。

（二）論絲織業與陶業

耕、織為農事兩大宗，粟米與布帛亦為國家租、調兩大類。蠶桑事業，中國發明甚早，其先皆在北方。春秋時北方地名用「桑」字者，散見各處。漢代絲織物，在黃河流域，已有幾個著名的中心地點。如山東之臨淄、河南之襄邑。此已超過家庭手工業之上。故曰「兗、豫：漆、絲、絺、紵」。蜀錦亦極有名。惟江南則絕不見有蠶絲事業。

北魏均田制，特有「桑田」，可證當時種桑養蠶、調絲織帛，為北方農民一極普遍之生業。顏氏家訓謂：「河北婦人織絍組紃之事，黼黻錦繍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貴族如此，平民諒亦爾也。隋代以清河絹為天下第一。唐代桑土調絹絁，麻土調布。

開元二十五年，令江南諸州納布折米，可見其時江南諸州尚不為桑土。又令河南、河北不通水利處，折租造絹。

越人的機織，由北方傳授。

李肇國史補：「初，越人不工機杼，薛兼訓為江東節制，乃募軍中未有室者厚給貨幣，密令北地娶織女以歸。由是越俗大化，更添風樣，綾紗妙稱江左。」左思吳都賦有「八蠶之縣」。宋文帝亦極獎桑麻。沈瑀令民每家植桑十五株。南方蠶事，起源甚早。惟精進美盛，則在後也。

唐代全國各州郡貢絲織物數量，以定州為第一。品質列第四。

太平廣記引朝野僉載：「定州何明遠資財巨萬，家有綾機五百張。」續通鑑長編四十三：「宋開封官綾錦院綾機四百張。」

如亳、如滑，皆為當時絲織要地。

景龍三年，宋務光疏：「自頃命侯，莫後墝塉，專擇雄奧。滑州地出縑紈，人多趨射。列縣為七，分封有五。」唐六典：開元時，絹分八等，宋、亳第一。二、三、四、五等皆在黃河南北，不及淮水流域。六、七、八等皆在四川境內外。大江以南僅泉、建、閩三州，位居最末。又大中六年中書、門下奏：「州府絹價，除果、閬州外，無貴於宋、亳州。」

唐十道貢賦絲布織物表據唐六典，開元十道貢賦，擇其有關衣織者錄之。

大體論之，重要的蠶桑織作，在北不在南。

五代河南北皆俵散蠶鹽斂民錢。石晉尚能歲輸契丹絹三十萬匹。

史稱：「五代時，湖南民不事桑蠶，楚王殷用髙郁策，命民輸稅以帛代錢，民間機杼大盛。吳徐知誥令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當稅三千。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知其時南方蠶事漸盛。

汴宋錦織，尤為有名。

博物要覽載宋錦名目多至四十二種。陸遊老學菴筆記載：「靖康初，京師織帛及婦人衣服花紋，皆四時景物，謂之一年景。」又載：「定州有刻絲煙霧紗。」靖康元年，金兵入汴，索絹一千萬疋，河北積歲貢賦為之掃地。浙絹悉以輕疏退回。

宋、金分峙以後，宋歲幣以銀、絹分項。是絲織品又漸漸地要北仰於南之證。又按：宋、遼議和後，遼於振武軍及保州置搉場，歲以羊皮毛易南絹。

金泰和六年，尚書省奏：「茶，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所用不下百萬。」又泰和八年，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國絲、綿、錦、絹有益之物，不可」。是其時中原絲織物尚有輸於江南者。惟恐多係民間粗品，不敵南宋政府歲幣所輸於金政府者遠甚矣。

元代北方尚見有大規模之種桑區域。

至順二年，冠州有蟲食桑四十餘萬株。元冠州於漢為館陶縣地，明屬山東東昌府。又按：金有徵桑皮故紙錢者，明代遷安蓻桑甚盛，然皆剝皮造紙。惟遷安有蠶姑廟，是其先曾治蠶，而後稍廢耳。

元初並有按戶稅絲之制。

太宗八年，耶律楚材為元定制，每戶出絲一斤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給受賜貴戚、功臣之家。

然而蠶桑絲織事業之自北南遷，在大勢上終於不可挽。明初南北捐稅數，恰成三與一之比。

洪武二十六年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夏稅絹數表：

以上南方。

以上北方。

此後更是照著南進北退的趨勢進行。

萬曆六年各布政司并直隸州府夏稅絲絹數表：

以上南方。

以上北方。

按：此表北方各省折絹數乃過於南方，然折絹未必實納。正統八年，令各處不出蠶絲處所，每絹一疋，折銀五錢，解京支用。蓋唐以前北方輸絹，至是相承，僅為一種名色而已。如單論絲兩，則南北幾至八一之比。弘治十五年數與此大同。惟四川有荒絲六三三斤，而此無之。

又明代織染局有浙江、杭州、紹興、嚴州、金華、衢州、台州、溫州、寧波、嘉興。江西、福建、福州、泉州。四川、河南、山東、濟南。南直鎭江、蘇州、松江、徽州、寜國、廣德。各處。至嘉靖七年，以江西、湖廣、河南、山東等省不善織造，令各折價，惟浙江與南直每年徵本色至二萬八千餘疋。至清代，惟有江寜、蘇州、杭州三織造。而兩稅盡納銀糧，亦無折絹名色。於是令人漸忘河域自古為絲織先進之區矣。

又如陶磁，亦是北方農民很早就發明的一種副業。唐代河南府有貢瓷，至宋，精美著名的陶業，尚多在北方。

定窯在河北定州，以宋政和、宣和間為最良。南渡後稱南定，北貴於南。汝窯在河南，柴窯亦在河南。惟昌窯即景德鎭。在江西，龍泉窯、哥窯在浙江處州。

至元明則最精美的磁業，全轉移到江南來。

元有浮梁磁局，見元史職官志，專掌景德鎭磁器，世稱「樞府窯」。民間有宣州、臨川、南豐諸窯。明景德窯最盛。宜興陶業始萬曆間。

木棉亦為宋後大利所在，而其種植，亦南盛於北。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可見木棉盛植於此諸處也。又邱濬大學衍義補謂：「漢、唐之世，木棉雖入貢中國，未有其種，民未有以為服也。宋、元間，始傳其種。關陝、閩、廣，首得其利。」是關陝亦植木棉，惟不如南之盛。

這是北方經濟情形漸漸不如南方的顯征。換辭言之，亦可說北方農人的聰明精力，及其品性習慣，似乎在各方面都漸漸地轉變到不如南方。

再以商業情況而論，亦是南方日見繁榮，北方日見萎縮。

此有關於天然界之出產者：如鹽、茶為唐以後國利兩大項，鹽以兩淮為主，茶則均產於南方。茶飲至唐始盛，茶稅始唐德宗時。銅鐵礦冶，亦南盛於北。漁業尤為南方所獨擅。此亦至清代猶然。礦課，北惟山西一省，南則湖南、兩廣、雲、貴。茶課，北惟甘肅一省，南則江西、兩湖、四川、雲、貴、江蘇、安徽、浙江。（據戶部則例，乾隆間十省歲辦茶引數，約當於南十北一之比。）漁課，北惟奉、吉，南則蘇、皖、贛、閩、浙、兩湖、廣東、四川、雲、貴。亦有關於交通者：南方水利日興，舟楫之便遠超北地。亦有關於人工製造者：如前舉絲織、陶磁之類。文獻通考載宋熙寧十年以前天下諸州商稅歲額，四十萬貫以上者有三處，北占其二，南占其一。在蜀。二十萬貫以上者五處，皆在南方。皆在蜀。十萬貫以上者十九處，北得其一，南得十八。五萬貫以上三十處，北十二，南十八。五萬貫以下者五十一處，北得二十五，南得二十六。三萬貫以下者九十五處，北得四十五，南得五十。一萬貫以下者三十五處，北得二十，南得十五。五千貫以下者七十三處，北得十九，南得五十四。南北相較，已見北絀南贏。及明代有「市肆門攤稅」，共設於三十三處，南得二十四，北得其九。南：應天、蘇州、松江、鎭江、淮安、常州、揚州、儀眞、杭州、嘉興、湖州、福州、建寜、武昌、荊州、南昌、吉安、臨江、清江、廣州、桂林、成都、重慶、瀘州。北：順天、開封、濟南、濟寧、德州、臨清、太原、平陽、蒲州。又明代商稅開始有「船鈔」，此見商業全走入水路交通。設關處所凡七：曰河西務，直隸。曰臨清，曰九江，曰滸墅，曰淮安，曰揚州，曰杭州。全國商業，漸漸集中至長江下游與運河兩條線上。萬曆六年，各地商稅課鈔數，南直各府、州全數達一千三四百萬貫，殆占全國四分之一。而淮安一府獨有二百餘萬貫，浙江省又三百萬貫。可證當時全國經濟集中在長江下游太湖流域，而由運河貫輸到北方的大概。四川在宋代極盛，而元、明兩代則劇跌，亦由全國經濟狀態之變動。此種演進，直到清代，大體仍舊。據清會典，光緒十三年全國各省釐金冊報，南方各省幾占北方之八倍。又據光緒二十九年戶部報告，則超過十二倍。

這一種趨勢，反映在社會文化上，亦可見北方人物在逐漸減少，而南方則在逐漸增多。此只就數量上論之。

如以應科舉人數論。

唐武宗會昌五年限定各地應送明經進士額數表：

這已在唐代晚年。南方地位已高，但並不能跨駕中原之上。

北宋則南人考進士，人數又多；北人考明經，人數又少；顯分優劣。不得不限定南北名額以求平衡。詳見前。

元代一樣逃不出南盛北衰之象。蘇天爵滋溪集十四：「國家旣以文藝取士，於是人人思奮於學，而中州老師存者無幾，後生或無從質正。」又曰：「江南三行省，每大比，士多至數千人，考官必得碩儒，士方厭服。」此記延祐、至治間事，南北學風盛衰皎然。

明代亦定南北取士額。

明列朝鄉試額數表：

按：此表北直額數，其中實多南人。又兩廣、雲、貴西南人文之激進，亦可注意。

明會試額數表：

洪熙元年，定南卷取十之六，北卷取十之四。後復以百名為率，南北各退五卷為中卷，然中卷其實即南卷也。又北卷中順天額亦多南人，則北卷之見絀多矣。景泰初，禮部請「取士不分南北」，給事中李侃等奏，謂：「江北之人文詞質直，江南之人文詞豐贍，故試官取南人恆多，北人恆少。向制不可改。」後竟復分南、北、中卷，則分卷正為北人。又李侃等所言，以「江南」、「江北」為别，南北界線，較之宋歐陽、司馬爭論時，又見南移矣。

洪武二十年，以北方學校無名師，生徒廢學，特遷南方學官教士於北，復其家。

又洪武四年至萬曆四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五年間，每科狀元、榜眼、探花及會元，共計二百四十四人，其籍貫如次表。據陳建皇明通紀。

清乾隆丙辰詔舉博學鴻詞，先後舉者二百六十七人。滿洲五、漢軍二、直隸三、奉天一、江蘇七十八、安徽十九、浙江六十八、江西三十六、湖北六、湖南十三、福建十二、河南五、山東四、山西三、廣東六、陝西四、四川一、雲南一。可見此種演進，至清無變。

再就宰相籍貫言之，唐宰相世系多在北方。唐宰相世系表，三百六十九人，九十八族，十九皆北人。

宋中葉以後，南方便多，北人便少。

明宰輔一百八十九人，此據明史宰輔年表計。南方占了三分之二強。明江、淮以北，鼎甲甚不易得，蓋以科第影響及於仕宦。

社會南北文化經濟之升降，還可以政治劃分區域的大小繁簡來看。茲將唐、宋分道列一簡表如下：

觀上表，即知自唐至宋的政治區分，大體上是南方愈見衝繁，故分割愈細。北方無分而有併。

與政治區域相隨而可知者，最要為戶口之盈縮。

開元州郡等級，所謂「六雄」、陝、懷、鄭、汴、魏、絳。「十望」虢、汝、汾、晉、宋、許、滑、衛、相、洛。皆在北方。時望縣八十五，而南方只有二十縣。二十縣中在四川省占其九，江浙、荊襄僅占十一縣。

宋代北方戶口，卽遠遜南方。

宋元豐三年四京十八路戶口主客數目表：

按：有隋盛時，總江、浙、閩中不盈三十萬戶。自唐以來，浸以孳息，更五代至宋，增至五百餘萬戶。而中原戶口之數，因五代亂亡相繼，周顯德六年，總簡戶僅二百三十萬九千八百一十二。宋熙、豐盛時，分天下為二十三路，淮、漢以北居其八，京西北路、京東兩路、陝西兩路、河北兩路、河東路，共八路。淮、漢以南居其十有五。即東晉、南朝十五路之地。總天下戶千有六百五十萬，而淮、漢以北纔當五百餘萬戶，淮、漢以南乃當千有百餘萬戶。大率當天下三之二。不出東晉、南朝之地，而增十五倍之人。

范仲淹十事疏謂：「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戶一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戶，置二十縣。今河南府主、客戶七萬五千九百餘戶，仍置一十九縣。鞏縣七百戶，偃師一千一百戶，逐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請依後漢故事，遣使先往西京，併省諸邑為十縣。所廢之邑，並改為鎭。候西京併省，則行於大名府。」據是言之，北方政治區域，若以實際戶口衡之，在北宋盛時，其可省并者已多矣。

又按：以主、客戶比數而言，諸路情形大率略似。客戶俱當主戶三之一乃至半數以上。獨兩浙、江南東及成都三路不然，客戶比數，只當主戶之四之一乃至五之一。又可見其經濟狀況之獨優矣。北方河東一路，客戶比數亦少。此恐由其特為貧瘠之故，不得與南方三路比。

再就元明兩代之行中書省及布政司之區分，列表如下：

元十一中書省：

嶺北、遼陽、河南、陝西、四川、甘肅、雲南、江浙、江西、湖廣、征東。

明兩京十三布政司：

京師八府二州。南京十四府四州。山東六府。山西五府三州。陝西八府。河南八府一州。江西十三府。湖廣十五府二州。四川八府六州，及羈縻軍民等府。浙江十一府。福建八府一州。廣東十府一州。廣西七府及羈縻諸府。雲南五府及軍民羈縻等府。貴州八府及羈縻軍民等府州。

唐初十道，南北各半。明十三布政司，南得其九，北僅得四。南佔一倍以上。卽此已見南北經濟文化輕重之不平衡。

元代南北戶口，成十與一之比。

明代北方情形較佳，但依然趕不上南方。

明萬曆六年天下戶口南北計數：

以上南方。

以上北方。

按：上表戶口比數，特見增進者，莫如東南，而西南次之。戶口比數特見凋落者，西北為甚，而東北次之。

又按：南直蘇州府戶六○○七五五，口二○一一九八五。松江府戶二一八三五九，口四八四四一四。常州府戶二五四四六○，口一○○二七七九，蘇、松、常三府合計，戶數超過於湖廣、福建、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山西、河南、陝西、北直諸省，口數超過於福建、四川、廣西、雲南、貴州諸省，其繁榮可見。又按：清代以江南（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為大省，順天（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四川、廣東為中省，廣西、雲南、貴州為小省。

萬曆六年十三布政司並南北直隸府州實徵夏稅秋糧約數：

以上南方。

以上北方。

按：蘇州一府秋糧二○三八八九四石，超過湖廣以下任何諸省，而與浙江、江西二省相彷彿。松江、常州秋糧合一五四六一八○石，亦超過陝西、廣東、福建、四川、北直、廣西、雲南、貴州諸省，而與山西、河南兩省相彷彿。若蘇、松、常三府秋糧合計，則超過江西、浙江以下任何諸省矣。

自漢迄明南北戶數增減簡表：

按：諸表中數字難盡精確，然取明大體之升降。

而明代西南諸省之開發，以及南海殖民之激進，尤為中國國力南移之顯徵，而為近世中國開新基運。

斯二者，皆為明代南方繁榮之要徵。西南開發之尤顯見者，則為湖廣、四川、貴州、廣西諸行省土司之設置。西南諸疆，雖早隸國土，然川、滇、湘、嶺嶠土之間，盤踞數千里，苗、蠻、僰、爨之屬，種類殊別，自相君長。秦漢以來，雖設郡縣，仍令自保。歷代相沿，宋謂之「羈縻州」。至於明世，踵元故事，為設土官土吏，而視元益恢廓。分別司郡州縣，額以賦役，聽我驅調。漸次規置，為宣慰司者十一，為招討司者一，為宣撫司者十，為安撫司者十九，為長官司者百七十有三。此為明代開發西南一大事。蓋亦隨諸地經濟民戶之自然展擴而俱起。其間如播州、藺州、水西、麓川，皆動大軍數十萬，殫天下力而後剷平。下及清代，漸次「改土歸流」，而近世中國開發西南之大業，遂告完成。至論海外殖民，其起當亦甚早。南海、象郡，已列於秦郡，而漢因之。東漢末季，中國士大夫浮海往交趾者，夥頤至多。東晉、南朝，交、廣海舶，目為利藪。南史王琨傳：「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梁書王僧儒傳：「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賈而即賣，其利數倍。」唐代始有市舶之稅，然領以宦寺，尚不以為國家之正收。此如秦、漢初以山海池澤稅歸少府也。而宋市舶特設官司，乃為國家度支一要項。明代海上交通日盛，而我民之貨殖海外，立家室、長子孫者乃日眾。成祖時，命太監鄭和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六十二，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通使海外。先後七奉使，所曆占城、爪哇、真臘、暹羅、滿剌加、蘇門答剌、錫蘭等三十餘國。其第三次越過印度南境而抵波斯灣。其第四、第五次，且橫跨印度洋而至非洲之東岸。以較西方發現新地之甘馬與哥倫布等，鄭和遠跡，尚在彼輩數十年前也。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初盛事。與鄭和奉使同行者尚有王景弘。其後有石顯，亦兩度奉使。皆宦者也。明之聲威旣遠屆南海鍺國，亦會閩、廣商民能自殖其勢力於海外，如南海人梁道明王據三佛齊，陳祖義亦為舊港頭目。其後閩人某亦據婆羅國而王之，皆見明史。又梁啟超中國八大殖民偉人傳，尚舉廣東人張漣王三佛齊，廣東人某王爪哇順塔國。潮州人鄭昭王暹羅，嘉應人吳元盛王戴燕，嘉應人羅大王昆甸。又嘉應人葉萊，為今英屬海峽殖民地之開闢者。風生勢長，不徒朝廷一使之力也。明中葉受倭寇之患，而海外發展遂致頓挫。直至近世，南海殖民，仍為中國民族進展一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