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水灾募捐（1/1）

两广水灾募捐

1947年6月，两广遭遇长时间的强降雨，造成江水泛滥，汹涌的洪水宛如被释放的洪荒巨兽在两广的大地上纵横恣肆。短短数日之间，三水、增城、顺德、高要、高明、新会等四十余县俱被洪魔吞噬，超过700万的百姓顷刻之间失去家园，衣食无着，沦为了难民。

7月，四川成都突降暴雨，接连数日大雨滂沱，致使长江水位暴涨，淹没川中30余县，100万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偏在这时，苏北水患再起，四省三地的水患持续了整个夏季，形成的灾民更是高达1400万人。这么多的人缺衣少食，嗷嗷待哺，光靠国民政府之力，显然力有未逮。这就需要全国同胞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携手并肩，共渡难关。

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工商繁荣，自然而然成为全国募捐的首要目标。杜月笙作为上海的地方领袖，担负劝募救灾重担责无旁贷。他向来热心公益，同时也乐于以此博得社会名望，所以每当有这样的灾害发生，无论有没有人来请他出面牵头，他都会做出表率，带头募捐。

两广水灾发生后，广东女立法委员胡木兰、伍智梅偕同其他三位男立法委员来到上海，拜访杜月笙。胡木兰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之女。杜月笙和胡汉民是故交好友，见到故人之女前来，非常地高兴。

胡木兰此来上海，正是为两广几百万生灵来请命的。她告诉杜月笙，两广水灾十分惨重，灾民遍地，饿殍盈野，广东省政府正为赈济灾民一事发愁。她们来拜访杜月笙，就是希望杜月笙能够在上海滩募集一笔款子，好作为赈灾之用。杜月笙早就有心出头，立刻满口答应。几日后，杜月笙又收到了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与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的联名来电。他们在信函中恳请杜月笙、徐寄、钱新之三人能够在上海发起募捐活动，为两广几百万生灵尽一份人事。

杜月笙感到事情紧急，就连忙派人请来了徐寄商议此事。徐寄为上海滩有名的银行家，又是上海市参议会的副议长，名望很大，他见杜月笙召见，就急急忙忙地赶赴十八层楼杜公馆。

杜月笙告诉他关于募捐赈灾一事。徐寄表示同意。杜月笙又建议徐寄说，这次两广水灾募捐之事，主任委员一席最好由宋子文担任，而他、徐寄、潘公展则担任副主任委员。

宋子文是广东人，将这个煌煌盛名让给他，个中的道理，徐寄又岂会不知，便满口答应了。杜月笙表示愿意亲自去见宋子文，面陈此事。杜月笙当下驱车去了上海外滩银行。宋子文卸任后，便一直寓居此处办公。杜月笙在告知来意后，宋子文有些犹豫。两广水灾募捐事关百万生灵，自己方卸去行政院长之职，赋闲于此，担此重任是否合适、能不能扛得下都值得商榷。杜月笙告诉他，他只要担任这个名头就好了，一切事体，自由他杜某人来操持。听杜月笙这么说，宋子文也就答应了。

此事办成，杜月笙开始草拟两广赈灾劝募委员会的负责人名单：由宋子文担任主任委员，杜月笙、徐寄、潘公殿担任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兼总干事仍然由王先青出任。

王先青毫不推辞，当即就拟下了一份名单。这份名单上不是沪上闻人，就是工商金融界的大鳄，都是家财亿万的主。同上次一样，杜月笙是要请这些人吃一顿酒席的，在饭桌上认定捐赠的数目。杜月笙拿过名单，斟酌再三，从名单中划去了两个人的名字。

王先青不解。杜月笙笑着告诉他，这两位先生每逢要出铜钿的场合，总会抢先认捐，但数目不会太大，这样其他的人也就会按照他的标准，将数字下调了。这次两广水灾劝募之事，事关重大，可不能因为这两个人降了档次。王先青大感佩服。

很快，众人就募得一笔款子。但募捐款项如何分配让王先青陷入了苦恼之中。他去问杜月笙，看他有没有什么建议。杜月笙寻思了一会儿，分析说，两广水灾，广东较重，广西较轻，但广东富裕，广西贫穷，而且宋子文又是广东人，只好让广东方面吃点亏了。然而，毕竟事关重大，杜月笙也不敢自作主张，就让王先青去请示宋子文。

于是，王先青便去找了宋子文。

宋子文的回答是：“二八。”

这自然是说广东八成，广西占二成了。虽说广东是重灾区，但广东为富饶的省份，比不得广西贫瘠，难以自救，如此分配未免太过悬殊了。王先青便委婉进言，希望可以将比例改为“三七”。

宋子文对王先青的话很不满意，他认为没有必要更改，让王先青按照“二八”比例将赈济的款子分给广西、广东两省的中央银行。

王先青仍不死心，就将杜月笙的那番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宋子文。宋子文也是聪明绝顶的人物，立时便意识到杜月笙话里的意思。他为广东人，在这件事情就不能偏袒太多，以免引人非议，而贵广西，轻广东，也更好能彰显他的大公无私，及“人溺己溺”的精神。

想到此处，宋子文便听从了王先青的建议，将比例调成了“三七”。

两广七百多万的灾民眼巴巴地盼着救济物资早日到来，但募捐却不能一蹴而就。为解燃眉之急，杜月笙和宋子文商议，决定先从四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及广东省银行拔出200亿元作为急救之用，等到募捐的款项到账，再还清这200亿的欠款。

两广赈济尚未结束，江苏省又派人来。汪宝暄风尘仆仆赶来上海，请求杜月笙再伸援手，赈济苏北几百万的百姓。原来，苏北也遭重大水患，五百多万的灾民衣食无着。上海与苏北关系紧密，苏北遭受如此重灾，身为上海市民的杜月笙岂能见死不救？他当即召集众人，商讨此事。

这一时期，由于国民政府滥发纸币，造成物价暴涨，货币贬值。有鉴于此，众人经过讨论，决定将募捐的数额定在300亿元，这比一年前为苏北募捐定的20亿足足高出了15倍。数字虽然大得吓人，但杜月笙算了一笔账，按照目下物价的行情，这300亿的钱，也只不过能买到40万石米而已，这对于500万的灾民而言，也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考虑到物价一日数涨，杜月笙担心等到众人凑足300亿元的赈济款时，货币又不知会贬值多少。因此，他决定依照两广的例子，先由国家银行垫付300亿的资金，购买各种救灾物资，然后再由众人筹募资金，还给四行。这个主意得到了众人的一致同意。

杜月笙于是亲自去找了宋子文。宋子文在得知杜月笙的来意后，愁眉深锁，他告诉杜月笙，现在国家财政非常困难，四行拿出200亿元救济两广灾民，已经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现在，要拿出300亿，银行方面恐怕不会答应。

但杜月笙深知，救灾如救火，灾民缺衣少粮，是片刻也等不得的，就对宋子文说，上海人向来视苏北为故乡，亲疏有别，如果四行不愿意拿出钱来救济，那上海的民众肯定会先拿出钱来救济苏北的灾民了。倘若真的这样，那向四行借的200亿元什么时候才能还上呢？所以，不如先请四行垫付，再由上海市民捐款，还上这500亿元。

这话颇具分量，宋子文亦知当中利害关系，就同意了。

就这样，四行拨付了300亿元。杜月笙说到做到，不久，大上海的劝募工作结束，杜月笙如期将一共500亿的招募金额全数归还给四行。

在之后的一段时期，两广、河南、湖北等省再发水灾，杜月笙都会尽心尽力地为募捐之事四处奔波。这对于已经年届六十的他来说，尤为难得。杜月笙也成了无数人心目中名副其实的“募捐专业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