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日丹诺夫主义（1/1）

1946年8月16日，列宁格勒的夜晚分外闷热。涅夫斯基大街附近的作家协会里人头攒动，苏联的知名作家都聚集在演讲大厅里。人群中充斥着既期待又紧张的气息—大多数听众都已经预料到主讲人会说到一些戏剧化且重要的事情。

50岁的主讲人安德烈·日丹诺夫身材臃肿，面色苍白，蓄着利落的小胡子。作为苏联共产党内最有权势、最令人畏惧的人物，当天演讲时他却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看上去健康状况不佳。讲话中，他直奔主题，恶毒地攻击“列宁格勒的女儿”—受人爱戴的著名诗人安娜·艾哈迈托娃，言语间尽是对这位女士的讥讽：

她作品的主题充满了个人主义，诗歌的内容十分狭隘，无非是个人生活和情感经历。她不过就是一个文艺沙龙里走出来的女人，念叨的都是闺房和祈祷凳之间的那些事。情色化的哀悼、忧郁、死亡、神秘和孤独是她作品的主题……她一半是修女，一半是妓女。或者更确切地说，她既是妓女也是修女，在她的世界里，私通和祈祷是交织在一起的。

日丹诺夫随后将矛头转向了另一位备受尊敬的苏联作家米哈伊尔·左琴科，说他是“一个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满脑子都是反苏的恶毒思想，喜欢搞一些卑鄙的淫秽之事，像一个政治上的流氓”。他说，苏联作家在战争期间拥有了过多的自由，而且深受堕落的西方文化影响，现在是时候让各种形式的艺术回归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道德和政治道路上来了。

这场演讲被认为是苏联对艺术家的新一轮打压。打击范围也迅速从文学扩展到绘画、音乐、电影制作乃至建筑艺术。苏联人把这称之为“日丹诺夫主义”。然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斯大林精心安排的，整顿文化风气是他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日丹诺夫不过是这项工作的执行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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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日丹诺夫出生在亚速海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一个小贵族家庭。他的父亲跟列宁的父亲一样，是19世纪的学校督学，其母亲是一位训练有素的钢琴家。在父母的影响下，日丹诺夫了大量古典名著，在钢琴演奏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不过他对绘画一窍不通。他自诩为知识分子，斯大林对他的学识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不过有人却怀疑他的文化底蕴不够深厚，克里姆林宫里的一位政要说他：“更像一个图书管理员，而不是知识分子。”但斯大林很喜欢他工作狂一样的性格—当然他除了勤奋还很会迎合上司，所以很快就在斯大林身边谋得了一个非常高级的职位。与对待别人不同，斯大林在跟日丹诺夫交流的时候，会使用比较亲昵的称呼“你”，而不是客套的“您”。而且斯大林还把女儿斯维特兰娜嫁给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在政治观察家们看来，日丹诺夫简直就是苏联的“二号人物”—那可是个危险的位置。不过，无论日丹诺夫表现得多么努力、顺从，斯大林都有可能会在某种情况下毫不客气地对他进行严厉批评，像对待其他人一样。有一次斯大林在别墅里举行了一场持续时间很长的晚宴，尽管他知道日丹诺夫患有心脏病、哮喘和慢性高血压，但这位领导人还是因为对方在宴会上表现得不够活跃而愤怒不已。据斯维特兰娜的描述，斯大林指着“爱将”的方向，冷冷地说：“看，他就像个小基督一样坐在那里，似乎对一切都毫不在意。”日丹诺夫听到后脸色苍白，额上沁出了汗珠。

在热爱的斯大林看来，作家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就像他常说的，那些人是“灵魂的工程师”。在批判艾哈迈托娃的作品时，也许日丹诺夫根本就没读过对方那饱含情感又令人难以忘怀的诗歌，但斯大林一定读过。而搞“文化清洗”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它的出发点更多的是与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对西方的偏执猜疑有关—所以日丹诺夫主义覆盖了除作家协会和苏联音乐厅之外的所有艺术领域。斯大林说：“我们的一些文学界人士，在庸俗的外国文学面前可谓是卑躬屈膝。”这句话与斯大林在国际会议上对莫洛托夫发出的指示是同一基调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清洗很快就延伸到科学界，导致苏联刮起了一阵浮夸风，研究人员声称在一系列自然科学领域内取得了重大发现。

斯大林还是一位严厉的影评人。1944年，一部名为《恐怖伊万》的电影上映后大受好评。该片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又拍了续集，并打算接着拍第三部。但斯大林在提前看过续集的正片后，就召见了谢尔盖·爱森斯坦。斯大林认为续集在某些方面很有问题，缺乏苏联人应有的民族自豪感，甚至存在一些错误。他对这位电影导演说：“它没有准确地展现那个时代的人物特点。例如，在第一部中，主人公跟妻子亲吻的时间过长，这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的……沙皇像哈姆雷特一样优柔寡断……每个人都向他建议应该做什么，他却无法做出决定。”

后来斯大林明确提出了更符合当时政治形势的意见。“伊万是个保守的沙皇，他不允许外国势力进入俄国。而彼得大帝却打开了通往欧洲的大门，让更多的外国人进入俄国。伊万非常残忍，你可以表现他的残忍，但必须讲述清楚他为什么这么残忍。”

斯大林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整顿文艺界的风气。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发表演讲的前一周的晚上，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召见了文学杂志《列宁格勒》的编辑鲍里斯·利卡雷夫。尽管那本杂志的发行量不大，但斯大林还是告诉利卡雷夫，他已经看过了最新一期的内容，不明白为什么里面会出现外国作家的作品。“苏联人需要在外国人面前这么卑微吗？简直就是在培养奴性。这是大罪！”编辑很害怕，赶紧辩称这本杂志只是偶尔才会登载外国作家的作品。斯大林责备他：“你这么做无异于在灌输一种观念，即他们是老师，我们是学生，仿佛我们是二流的……从本质上讲，这大错特错。”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作家被关进监狱或送往北极荒原的劳改营，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就是其中之一。虽然这次行动没有20世纪30年代那场大清洗的规模大，但日丹诺夫主义之下，苏联要求作家和艺术家进行严格的自我审查。在斯大林去世之前，苏联的文化生活陷入了极度严寒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