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谍海秘影（1/1）
1938年3月下旬，日军第10师团向台儿庄发动进攻。4月3日，中国军队以4万人的优势兵力，包围进攻台儿庄之敌，并击退由临沂增援之敌第5师团一部，至4月6日，取得了歼灭日军约2万人的胜利。一场荡气回肠的“台儿庄战役”在14年抗战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场战役中有一位大连人曾深入敌人“心脏”，为这一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就是台儿庄战役中重要军事情报提供者——夏文运。
夏文运是大连市金州七顶山人，父亲名叫夏日明，在兄弟中排行老小，俗称“夏老九”，是个车把势。1905年12月，夏文运出生，他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夏文玉，而叔伯兄弟有好几十个。由于他长得白白净净，又聪明又腼腆，所以被大人们戏称为“夏大姑娘”。1929年，夏文运考入了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硕士研究生，由于经济拮据，他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1932年3月，他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毕业后回到大连，应聘为奉天冯庸大学教授兼校长秘书。同年暑假，他再次返回日本进行论文答辩，拿到了京都帝大文学硕士学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北，冯庸大学被迫迁往北京，夏文运因此失业。后经人介绍进入伪满洲国政府机关工作。因其学历过人，日语甚好，被日军看重，于同年担任侵华日军参谋部第二课课长和知鹰二的随身翻译，夏文运因此得以结识了大量的日军高层军官。
夏文运
1931年至1936年间，两广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日本侵略军则利用这种分裂局面，打算派遣各色人等去广州游说桂系军阀李宗仁，由于日本关东军参谋部情报课课长和知鹰二与李宗仁有过多次接触，他便派遣得力助手夏文运担当此项重要任务。李宗仁在与夏文运的交往中觉得他为人正派，年轻热情，却不明白他何以甘心事敌，背叛民族，便找机会约夏文运一谈。见面后，李宗仁诚恳地说：“我看你是位有德有才的青年，现在我们的祖国如此残破，你的故乡（大连）也被敌人占据，祖国的命运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你能甘心为敌服务无动于衷吗？”夏文运经此一问，顿时泪下，当即向李表示：“如有机会替祖国报效，万死不辞！”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挑起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2月27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占领济南。两军得手后，马上将目光对准了中国南北大动脉津浦线和东西大动脉陇海线的重要枢纽——徐州。在此危急关头，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临危不惧，决心在徐州门户台儿庄地区给日军迎头痛击，以彻底粉碎日军阴谋，鼓舞全国的抗日士气，与此同时，身在上海的夏文运闻风而动，冒着生命危险收集、传递日军绝密情报。由于夏文运得到和知鹰二庇护，在沦陷区行动自由，他利用与和知鹰二等人多年培养的交情以及与土肥原贤二等日本侵华派的极熟关系，获取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机密情报，然后通过设在上海法租界一位日籍友人寓内的秘密电台发出。中国第5战区情报科以专用电台接收，专用密码译出。李宗仁对夏文运提供的情报在价值及迅速、准确方面甚是钦佩，称其情报在抗战初期“独一无二的”。
台儿庄战役油画
1938年2月上旬，李宗仁接到夏文运密报：坂垣师团从胶济线进军蒙阴、沂水等地，李宗仁据此料定坂垣将进攻临沂，因此命令庞炳勋军团驰往临沂，堵截敌人。庞军团实际上只有5个步兵团，浴血奋战到3月中旬，渐渐抵挡不住号称“陆军之花”的坂垣师团，向李宗仁求援，而此时南北战线都很吃紧，李宗仁手下无兵可派。危急关头，夏文运又从上海发来密报：日军北动而南不动。李宗仁像吃了一颗定心丸，迅速抽调张自忠的59军北上。庞部、张部并肩作战，在临沂歼敌3000多名，使日军后退90余里，彻底粉碎了坂垣、矶谷两师团会师台儿庄的企图，从而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条件。
台儿庄战役中的中国军队。
现代战争，首先是情报战争。事隔多年以后，李宗仁才向世人披露，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与准确、及时的情报是分不开的。他在回忆录中感慨地写道：“何君（即夏文运，化名何益之）冒生命危险，为我方搜集情报，全系出乎爱国的热忱。渠始终其事，未受政府任何名义，也未受政府分毫的接济。如何君这样的爱国志士，甘作无名英雄，其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
此后，夏文运一直为李宗仁和中国军方重庆方面提供情报。1940年12月，他致孔祥熙一封密函，报告他在同年赴日期间搜集到的各种情报，内容非常翔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何益之频繁递送情报的活动引起日方警觉，不久，夏文运遭到日军搜捕，被迫逃出上海。
1943年至1945年4月，夏文运任伪山西省政府建设厅厅长，据夏文运的女儿回忆，夏文运在担任伪山西省建设厅长期间，曾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经常与八路军进行物质交换，并掩护、解救过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在内的许多共产党人的性命。日本投降后，夏文运在北平被国民政府逮捕入狱，并移交山西省高等法院审判。期间，民国山西省政府建设厅函复山西省高等法院检察处称：“伪建设厅厅长夏文运罪行无案可稽。”1947年，夏经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保释出狱，1948年回上海定居。
50年代初，夏文运辗转去了日本，与日本妻子及孩子定居东京，退休后以经营料理店为生，1970年11月15日，夏文运因脑溢血而瞌然去世，终年72岁，葬于著名公墓东京上野林光院。大连人都认识关向应，但几乎没人知道夏文运，其实抗战很多大战役，都是夏文运提供了重要情报，但夏文运自始至终都与李宗仁单线联系，要不是李宗仁在回忆录里提到了夏文运的付出，估计就没人知道了。现在，他的英名已载入《大连人物志》，其故居也被有关部门列入修复规划。
美丽圣洁的“月亮女神”辛西娅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妹妹，每天驾着银色的马车在夜空中奔驰。传说如果在山顶上沐浴着月光入睡，幸运的人将会梦见被一位用彩云遮挡面庞的女神亲吻。她就是辛西娅，而被她亲吻的人将会度过极为浪漫的一生。
贝蒂·索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著名的间谍，她的代号为“辛西娅”，意为月亮女神。1910年，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父亲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少校军衔。母亲是传统型的贤妻良母。她身材苗条，长着一头金头发，一对蓝色的大眼睛。据一位外交官说，她的目光、身材不管什么场合，对男性而言都有一种吸引力。
贝蒂的童年大部分是在古巴度过的，在那里，她学会了西班牙语，为日后她的间谍生涯增加了一个有利条件。11岁时，全家随父亲搬到了夏威夷。少年的贝蒂就喜欢冒险、刺激。她总是努力表明，同学们不敢做的事她能做到。十几岁时，她曾写过一篇以意大利那不勒斯为背景，以自己为原型的《菲奥莱蒂》，直言不讳她14岁就与异性有了性关系。母亲不得不为这个聪明伶俐、美丽诱人的女儿提心吊胆，于是，父母决定由姐姐陪伴，把她送到瑞士日内瓦湖畔的一所女子学校受教育。这种学校专门培养青年女子进入社交界所需的知识和能力。之后，她游历了欧洲。返回美国后，又进了韦尔斯利的一所学校继续学习。通过这些培训，她逐渐成为一个有主见、风度高雅、相当成熟的女郎了。
盟军收发报机
1930年4月，她嫁给了比自己大20岁的英国大使馆的官员、商务处的二等秘书帕克。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她和帕克的结合给她打开了外交界的大门，从那时起，嗜好冒险和娱乐的贝蒂开始涉足搞秘密活动的特工行列，她那好动、敏捷、生龙活虎的性格使她能在社交界大显身手。
1935年，当帕克调到西班牙任职时，她又和西班牙空军中的一位高级军官有了交情。当时正值西班牙内战爆发前夕，英国政府急需有关内战各方的情报，他们试着与贝蒂一谈，结果一拍即合，辛西娅积极性很高。随后，通过那位西班牙军官她为英国获得了不少重要资料，并积极协助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工作。她设法从监狱中营救出教诲她的天主教牧师，并告诉他如何逃出共和国的防线，她设法使被捕入狱的一些飞行员获得释放，并帮了不少佛朗哥将军的支持者逃跑。不过，无论如何那时贝蒂尚属业余角色。贝蒂真正的间谍生涯是从波兰开始的。1937年，帕克被调往波兰任职，贝蒂随同来到华沙。
她在西班牙时，就已被英国秘密情报局吸收参加了情报活动，所以她一到波兰，情报局驻华沙人员立即同她接上了关系，指示她利用在上层社交界的活动，尽力搜集情报，多多益善。由于受到地道的上层社会的教养，这时的贝蒂知识渊博，而且幽默、风趣，特别是她所具有的双重品质：一是正视一切危险的惊人的勇气，二是特有的别人无法仿效的女性魅力，此时都充分地显示出来。作为外交官夫人，她很快成为华沙上流社会的红人。
立体镜和护套
立体镜是在二战期间使用的一种设备，它能帮助盟军的照片分析师查看机载相机所拍摄到的敌军领地的照片。
波兰是夹在德、苏两大强国中间的缓冲地带，是两大强国谍报人员活动的热点，在这里，将会得到德国和苏联的很有价值的情报。贝蒂很快卷入了波兰事务，受到波兰外交部一些年轻人的青睐。她兴致勃勃地投入这场生命的冒险活动中，不久，便使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上校的机要副官掉进了她布置的情网。不久，当贝蒂作为机要副官的情人与他一起出访布拉格和柏林回来时，她居然从波兰秘密情报局那里获得了德国国防军密码系统的索引和其他一些情报，这更让英国情报局心花怒放。英国情报机关安全协调局的头头，赫赫有名的威廉·斯蒂芬森在笔记本上毫不犹豫地写道：“贝蒂是一位有价值的，可胜任重要工作的兼职间谍。”英国情报局决定把她派到更大的舞台上去发挥作用。他先让贝蒂在智利成为一名记者，取得一个合法身份，然后再迁往美国华盛顿——特工人员云集，各国间谍活动的大都会，在她的故土充分施展才华，英国安全协调局正式授予她“辛西娅”的代号。协调局还为她在上层社会住宅区乔治敦区租了一栋两层小楼，这成了辛西娅为受骗者准备的谍网。
“辛西娅”总是觉得，如果她愿意的话，她能使任何一个男人向她吐露机密。在对付异性的问题上，她有着最大的自信心。这位美丽动人的美国女郎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特长，具有一种准确无误地知道如何利用目标的才能，她能迅速寻找到最恰当的情报来源，并接着以行家里手的娴熟技术设计诱获猎物的诀窍的才能，使她如鹤立鸡群。这使得辛西娅在各种类型的间谍中显得特别光彩夺目。
1941年5月，“辛西娅”假扮美国记者，接近法国维希政府驻美使馆新闻官查尔斯·布鲁斯。布鲁斯对她一见钟情，并最终被“辛西娅”征服，两人联手偷窃密码，并交给在外等候的英国谍报人员。与大多数间谍不同，“辛西娅”的结局也算“完美”，布鲁斯最终与前妻离婚，于1946年迎娶“辛西娅”，两人在法国乡村古堡中安然度过晚年。后来，有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一个美国女人又一次挽救了大不列颠。”这个美国女人就是指的“辛西娅”。这位骄艳迷人、富有勇气和智慧的非凡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施展手腕、大显身手，为盟军在北非登陆立下不朽功勋。
1912年1月1日，菲尔比出生在印度的安巴拉城，父亲是英国伯爵，在英属殖民地的印度做高级文官，后来还担任过美索不达米亚的内政部长、丘吉尔的顾问等职务。
1929年，17岁的菲尔比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这个时候恰逢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如火如荼，菲尔比在这里开始了他思想上的重大转变，当他拿到大学学位离开剑桥时，他同时确立了要把他的生命贡献给共产主义的信念。
1933年，菲尔比毕业后，前往欧洲大陆旅行，途经维也纳时，菲尔比接触到了苏联的情报机关，当时苏联急需在英法等国建立自己的情报网，像菲尔比这样的人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于是苏联情报机构向菲尔比发出了邀请。素来对共产主义充满好感的菲尔比欣然同意，从此成为了一名苏联间谍。
菲尔比成为间谍完全是出于信仰，在他为苏联情报机构服务的数十年里，没有向组织索取过一分钱报酬。
菲尔比回到英国，先是加入亲纳粹的组织英德联谊会，后来他拉着几个朋友创办了一本名叫《评论的评论》的杂志，并自任主编。为纳粹摇旗助威。在生活方面，他开始频繁出入于交际场所，和一些交际花打得火热，夜夜笙歌，醉生梦死。1940年夏天，菲尔比以他显赫的家世以及在欧洲各国游历、工作的经验，引起了英国情报部门的注意。当时英国急需拓展国外间谍网络，英国情报当局通过《泰晤士报》的一个新闻编辑，向菲尔比转达了吸纳他为英国情报人员的意图。
宣传苏德库尔斯克大会战的海报
此时菲尔比也正头疼于如何获得更多的情报，双方一拍即合，在经过了简单的审核与询问之后，菲尔比正式成为了英国的情报人员。从此，这位苏联间谍开始了他的双面间谍生涯，并慢慢向英国情报部门的核心靠近。为了更一步接近英国情报核心，菲尔比也为英国的情报部门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其中让菲尔比名声大噪的是成功破坏了德国的“博登”行动，菲尔比因此受到了上级的重视，职位不断提升，1942年开始独当一面，成为英国情报机构在北非以及意大利地区的负责人。
德国军方使用的恩格玛密码在1941年时就已经被英国破译了，但英国并没有和苏联共享这一成果。即使是在库尔斯克会战最激烈的时候，首相丘吉尔在某些方面与苏联进行了大量的沟通，但大部分详细的情报依旧没有告知苏联。
当菲尔比代理科长职务之后，获得了更高一级的权限，有权查看英军破获的德国有关库尔斯克会战的情报，于是这些重要的军事情报全部被苏联掌握。这些情报对于苏军来说简直是无价之宝，正是有了这些情报，苏军才得以在库尔斯克会战中获得最后的胜利。
从1940年开始，菲尔比就一步比一步更接近秘密情报局的核心，而现在他已位于情报局的正中心了，在菲尔比担任新合并的第五科负责人之后，伏尔科夫案件发生了。这个案件不仅本身很有趣，而且它差点断送了菲尔比的远大前程。苏联驻伊斯坦布尔副领事康斯坦丁·沃尔科夫决定叛逃，向英国提出政治避难申请，作为交换条件，他许诺将会交待出潜伏英国外交部的两名苏联间谍以及在英国情报部门的5名苏联间谍。沃尔科夫强烈要求英国情报机构不得用电报谈论此事，因为他知道英国的电报密码已经被苏联破译了，英国大使馆只得用邮包将沃尔科夫交待的材料寄回英国。
沃尔科夫不仅是苏联驻伊斯坦布尔的外交官，还是苏联情报机构的高级负责人，他手中掌握的机密绝不只是几个间谍的资料，此人叛逃的结果将是苏联在英国甚至整个欧洲情报网的末日。当这份材料摆在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斯图尔特·孟席斯的桌上后，他紧急召见菲尔比，征询他的意见。但当他看到这份材料时不免一惊，为了使思想平静下来，他有意目不转睛地盯着文件，他对局长说：“我希望有点时间来进行一下深入的研究，根据进一步的情况，提出适当的行动措施。”局长同意了他的意见，要他第二天一早就向他报告。这件事的结果是当英国情报机关的人再去联系沃尔科夫时他已经不见了，经多方了解，原来是“沃尔科夫酒后失言，不小心走漏了风声，被苏联情报机构秘密逮捕了”。
哈罗德·金·菲尔比（右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对抗、冲突和竞争日趋激烈，菲尔比在担任对苏情报处处长期间，他曾将英美联合向阿尔巴尼亚派驻反共分子的计划泄漏给苏联，当英国情报人员秘密潜入阿尔巴尼亚时，被早已张网守在那里的阿尔巴尼亚人逮了个正着。
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英美两国针对苏联的颠覆行动中，这种事先计划周密、结果却一败涂地的行动计划绝非偶然，它们背后都有着菲尔比的影子。在这一时期的世界两大阵营的间谍战中，欧美国家屡战屡败，菲尔比当居首功。
1949年，他还被英国政府派往华盛顿，成为英美情报交流系统的首脑人物，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往来密切。罗斯福、丘吉尔、杜鲁门等人都曾给予他高度的评价，人们相信，不久他就将成为英国情报局的头号人物。当时英美两国正在联合调查多起重要机构中的泄密事件，联邦调查局确信这些泄密事件大部分是苏联间谍所为，但很长时间内一直无法确定这些间谍的身份。
直到美国人破译了苏联内务部的电报密码后，事情才有了实质性进展，很快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就将目标锁定在了英国使馆中的几名高级官员身上，菲尔比很清楚这个即将暴露的同事的身份——英国外交部美洲司司长麦克莱恩，在他的通知下，很快麦克莱恩便逃出了英国，辗转到了苏联。
英国情报局从1951年起开始怀疑菲尔比的身份，但是他们花了十年时间也无法证明菲尔比是一个双重间谍。直到1962年，苏联情报机关的一名高级官员乔治·布莱克被捕，通过布莱克的供词，菲尔比的间谍身份最终暴露。就在英国情报机构决定正式逮捕菲尔比之前，菲尔比凭着自己多年老特工的本事嗅出了暗藏的危险，他借一次参加晚宴的机会，在途中摆脱了跟踪他的特工，然后乔装打扮，步行300英里，成功逃脱。半年之后，菲尔比在莫斯科突然现身，并且高调接受了苏联当局授予他的代表最高荣誉的“红旗勋章”。
公文箱式的窃听探测仪
菲尔比到达苏联5年后，于1968年出版了自传体《我的无声战争》，讲述了自己身为双重间谍传奇的一生。
1988年，这位冷战时期最成功、最具破坏性的双重间谍在睡眠中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享年76岁，他被安葬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公墓里，苏联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享受了最高的国葬待遇。在他的墓碑上简单地刻着：“哈罗德·金·菲尔比（1912.1.1～1988.5.11）”。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女间谍珀尔·维什林顿离世后不久，英国国家档案局解封了她的秘密档案，令这位谍海英雌的英勇事迹一一曝光。
珀尔·维什林顿（1914年6月～2008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著名的女间谍之一，2006年获英国军方颁赠英国皇家空军勋章，她曾领导并组织2000多名游击队员从事破坏活动，展开游击战，炸毁了800多条德军控制下的铁轨和公路补给线，有效确保了盟军成功实施“诺曼底登陆”，希特勒一度悬赏100万法郎的重金，要买她的性命。
珀尔·维什林顿于1914年6月出生在法国巴黎一个英国移民家庭。维什林顿的母亲一共生了4个女儿，她在家里是老大。维什林顿全家生活在巴黎郊区的一幢房子里，生活宁静却不乏乐趣。揭秘档案显示，维什林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巴黎上学，在法国沦陷前途经西班牙回到英国，之后曾在皇家空军部待过一段短暂的时间。由于厌倦文书工作，她主动请缨加入了英国情报部门“特别行动执行机构”，因为她精通法语，擅长社交手腕，并且枪法和记忆力过人，不久后被提拔加入“特别行动处”，亦即“军情六处”的前身。经过7个星期的特别训练后，维什林顿1943年9月22日深夜乘一架英军飞机，经过超低空飞行伞降到法国中部卢瓦尔河地区。维什林顿后来回忆说，那次跳伞非常危险，夜色很浓，飞机距地面高度大约为100米，仅接受过三次跳伞训练的维什林顿犹豫了两次，第三次方才奋力一跳并最终在黑暗中安全着陆，但不幸的是，她丢失了自己的两个手提箱——里面有所有的钱、换洗衣物和私人物品。“情报人员永远得不到足够多的衣服，丢了鞋则是最大的遗憾。”事后在一份任务报告中，维什林顿这样写道，那年她29岁，主要任务是作为法国抵抗组织的情报联络官，传递重要情报。
诺曼底登陆场景
由于维什林顿法语流利，她被要求假扮成一名化妆品推销员，化名“图扎兰”，前往法国活动，在此后8个月内，她从事着危险的信使工作，表面上，维什林顿在法国是一名化妆品售货员，实际上她的任务是向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传递情报，并将情报通过无线电发报员传回伦敦。1944年5月，维什林顿迎来了她间谍生涯的一大挑战，她的顶头上司，地下抵抗组织的负责人莫里斯·绍斯盖特被德国盖世太保抓了起来，瘦小的维什林顿被组织上委以重任，指挥绍斯盖特手下的2600多名反德战士。起初，这支反德武装的成员都是一群衣着破烂的农民，他们的枪支类型也不全面，而且弹药匮乏。在同为间谍的男友亨利·科尔尼奥里的帮助下，维什林顿成功地重组了代号为“摔跤手网络”的地下组织，在她的组织和领导下，这支反德武装组织总共炸毁了800多条德军控制下的铁轨和公路补给线，有效确保了盟军成功实施“诺曼底登陆”。并且他们还曾经拦截来往巴黎至波尔多的火车数百次，希特勒甚至一度悬赏100万法郎的重金欲取她的人头！1944年6月，盟军登陆法国之后，由于维什林顿名声响亮，在她的活动地区竟有1.8万名德军主动向她投降。
珀尔·维什林顿
后来在维什林顿回忆那段往事时说：“最危险的时候则是诺曼底登陆之后的几天，6月11日早晨，我们被2000多名德国士兵攻击了，当时我们只有40来人，没有武器，没有经过训练，我们展开了一场让人刻骨铭心的打斗，还好，附近一支约有100余人的游击队赶过来帮了我们一把。”对于她的这个故事，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1944年9月，维什林顿与男友亨利双双潜回英国伦敦，一个月后举行了婚礼，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凭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勇表现，维什林顿战后被提名获得英国军方的十字勋章，但因为英国军法规定，十字勋章不得授予女性，维什林顿没有得到军人应有的荣誉，最后却被授予英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大英帝国勋章，但维什林顿拒绝了这一奖项。维什林顿说：“这是一项授予平民的荣誉，对于我来说，我所做的事情与平民没有任何关系。”维什林顿在自己的拒绝信里面写道，这项荣誉对她来说是不公平的。“我所从事的是在敌方占领国内的反纯粹的军事活动，我自己领导过2000多名游击队员从事破坏活动，并展开游击战！”
在此后的很多年，维什林顿和家人过着宁静不受打扰的生活，她拒绝撰写任何回忆录和传记，因为她担心这和许多战争故事一样，会被改编成爱情片，虽然她和亨利的爱情的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成熟的。6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英国皇家空军跳伞教官考希尔2002年在电视上偶然看见了关于她的一段访谈，于是专程前往法国拜访，女英雄的往事这才被公之于众，2004年，英国女王向维什林顿颁布了英国最高级别的巴思爵士奖励。两年后，她终于获得了应得的伞兵飞行勋章，也就是在她去世的前两年才终于拿到她梦寐以求的英国军方勋章——皇家空军的翼型勋章。对此维什林顿欣喜若狂地说：“我太兴奋了，等了这么多年之后终于盼来这枚奖章，要知道在过去整整63年中，我不停地向周围每一个人抱怨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素有“东方的玛塔·哈丽”“东洋魔女”之称的川岛芳子，其罪名可谓昭然天下，而她的真实姓名与身份却鲜为人知。但是，正是从鲜为人知的真名爱新觉罗·显，字东珍，到臭名远扬的川岛芳子和金壁辉，勾画出中国当代历史上头号女汉奸，充当日本间谍卖国求荣堕落无耻的人生轨迹。
川岛芳子，又名金壁辉，是日军侵华时期臭名昭著的女间谍。日本战败后，川岛芳子在中国被捕并处以极刑。然而，就在她死后不久，人们开始对她的死刑提出种种质疑，甚至认为川岛芳子并没有死。直到今天，她的死依旧是众说纷纭，争议不断。
川岛芳子是大清帝国末年，第10代肃亲王善耆的第14位女儿。善耆眼看政权旁落，心有不甘，便将她送给好友川岛浪速做养女，加以调教，意在复兴大清帝国。1912年，年仅7岁的爱新觉罗·显玗跟随养父前往大日本帝国，接受严格的军国主义教育，也就从那时开始，她有了一个日本名字——川岛芳子。随着年龄渐长，川岛芳子开始接受有关政治事务、军事技能、情报与资料的收集等方面的专门训练。据说川岛芳子的骑术精湛，枪法超群，她策马疾驰中连续击落百步开外的苹果的故事被传为佳话。川岛浪速之妻与日本皇后系属同宗，因此，川岛芳子亦跻身于贵族，凡日本的军政各界要人，如东条英机、本庄繁、冈村宁次、多田骏、土肥原贤二等，均与川岛芳子熟识。
身穿和服的川岛芳子
1927年，川岛芳子由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弥平太与炸死张作霖的主谋河本大作参谋做媒，在旅顺与蒙古东都督巴布扎布二子甘珠儿扎布结婚。但她对丈夫不感兴趣，婚后第二年便主动为丈夫找了一个代替自己的女人，她本人便溜到东京去了，后又偷偷跑回上海，过着放荡的生活。伪满成立后，川岛芳子获得一个更为广大的政治舞台。她与关东军军部的坂垣征四郎、本庄繁等人结识，并向他们要求自己带兵。日军见她有清室血统，多少仍算是一面小旗帜，就将原张宗昌的旧部5000多人交给她，号称“安国军”，川岛芳子当上了“安国司令”。这个川岛芳子变化无常，时而男装丽人，时而全副武装。时而是前呼后拥，俨然威风凛凛的司令；时而是穿着华丽无比、满身珠宝，肩上蹲着一只小猴的贵妇人；时而成了舞厅里的伴舞女郎；时而又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要人的私人秘书兼情人。总之她无所不为，吃喝赌博、吸毒、玩弄男人。她身边亲近的男性实际上都是她的情夫，她的间谍活动总是与她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搅混在一起。
日本投降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川岛芳子被捕了，随后她被押往位于北平北城的民国第一监狱，也就是原来的日本占领军陆军监狱。
1947年10月15日，对川岛芳子的露天审判在众目睽睽之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法庭上，川岛芳子梳着齐耳短发，一身西装，表情淡漠地回答着法官的提问。法官认为，她不但在中国窃取情报，而且还参与了“皇姑屯事件”、筹建伪满洲国等，应该以汉奸罪判处死刑。然而，川岛芳子只是冷冷地强调自己是日本人，并不是所谓的“汉奸”。
但是由于她背景复杂，究竟算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当局一时无法定夺，川岛芳子生性机敏，善于言词，常让法官哑口无言。事实上，以川岛芳子这等层级，既不可能直接指挥屠杀平民的行动，也不可能参与制订日军的军机大事，唯一可以定她于罪的似乎只有国籍问题，如果她被当成中国人，那么叛国死罪将不可免，如果当成日本人，以日本战犯审判的案例来看，除少数一级的司令官以及在交战中直接杀害平民的下级军官被判刑之外，其他的日本军人和侨民基本上都放回去了，即使那些作恶多端的宪兵队后来受到惩罚的也很有限。
伪“满洲国”政府成员。居中端坐者为“皇帝”溥仪，川岛芳子则出任伪“满洲国”安国军总司令。
在法庭上，狡猾的川岛芳子紧紧咬住被川岛浪速收养的事实，坚称自己拥有日本国籍，国民政府无权审判她，川岛芳子明白，如果承认叛国，那么她将会被以汉奸罪而处死。然而，由于当年川岛浪速没有办理正式的过继手续，因此川岛芳子拿不出相关的法律证明。在公审时，日本长野县的村民们甚至还向北京寄了“请愿书”，以证明芳子自小就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希望能够给她重新审理的机会，但是他们也的确没能拿出证明其日本国籍的有效证明。因为1923年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当时区政府所有的户籍资料都在大火里烧毁了。
中国法庭却坚信她身上流着肃亲王的血是铁的事实，所以法官最终认定，川岛芳子不是日本人，而是一个中国人。法庭的判决是这样的：“金壁辉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以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全部没收。”
1948年3月25日清晨6点，牢房内的川岛芳子在睡梦中被叫醒，随后面容憔悴、目光呆滞的川岛芳子被宪兵押着，缓缓走出女监。行刑官令她面壁而立，问：“是否要留遗嘱？”她用男人那样粗硕的嗓音说：“我想给常年照顾我的养父川岛浪速留封信。”她站着写完了信，行刑官核对了姓名，宣布她的上诉被驳回，并宣读了死刑执行书。行刑官令其跪下，第一声枪响，出乎意料的是，扳机居然没有扣响，行刑官再次扳枪，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女间谍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终年42岁。日本侵略中国的妄想与清室复辟的迷梦最终一起被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是具有多重身份的川岛芳子最终还是由日本亲友收尸，她的骨灰被送回日本，葬在松本市正鳞寺川岛家墓中。
川岛芳子执行死刑后次日，《大公报》《北平日报》等北平各大报纸在报道川岛芳子死讯的同时，还在相关的报道中对监狱方面遮遮掩掩的奇怪举动提出了一系列质疑：为什么最为关键的行刑场面搞得如此神秘？为什么无视惯例，把新闻记者都赶出了现场？为什么将被处决者的脸部弄得那么多血污和泥土，以致难于辨认人的面目？法院对于记者们的质问也无可奈何，不了了之。但是，对川岛芳子的枪决真相过后却是传说纷纷，闹得满城风雨。传闻最多的是一位名叫刘风玲的女犯作了川岛芳子死刑的替身，其代价是10根金条。
2006年，长春女画家张钰向人道出了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按照张钰的说法，1948年末的一天，张钰的姥爷段连祥家迎来了3个神秘的客人，其中的中年妇女就是川岛芳子，而且一直活到1978年才去世。张钰保存了很多据称是川岛芳子的遗物，其中的大部分都存放在一个密码箱里。川岛芳子的死的确是个谜，有些问题，就连确信无疑的研究者也是无法解释的。
土肥原贤二（1883～1948年），日本陆军大将，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第三代特务头子，建立满洲国和策划华北自治的幕后人物，土肥原贤二外表文质彬彬，以豪爽重义闻名于旧中国官僚间，有“东方劳伦斯”之称。侵华战争爆发后曾任日本第14师团长，参加兰封会战，升任第7方面军司令，教育总监，第一总军司令，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第一个被处以绞刑。
19世纪，日本确定以中国和朝鲜为侵略对象的大陆政策后，在中国建立了许多特务机关。其中，最著名的是一脉相承的日本陆军三大特务机关：清末时期的青木宣纯机关、北洋政府时期的坂西利八郎机关和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土肥原贤二机关。土肥原贤二于1883年出生在日本冈山县，同样也是武士之家。1904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912年毕业于陆军大学，随后进入参谋本部，被派往北京，任扳西利八郎的辅佐官，成为继青木、扳西之后的第三代特务机关接班人。
日军拍摄的皇姑屯遗址照片
土肥原贤二在中国从事谋略谍报活动20多年，他在哪里出现，哪里必然发生政治骚乱或武装冲突，因此中国老百姓送给他一个绰号“土匪源”，西方则叫他“东方的劳伦斯”。
土肥原贤二对于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方言俚语几乎无所不通，成为日本陆军特务系统中有名的“中国通”。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谙熟中国的政治、历史及风土人情，善于交际，因而还和中国许多军阀和政界要人建立起了微妙的个人关系，这为他从事谍报工作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日本紫色密码机。在这个日制的间谍装置中，两台电子打字机通过两个转换装置连接起来。用其中一台打字机打出的明码电文能够通过另一台打字机用密码输出。
土肥原贤二非常熟悉中国文化，他在华北从事特务活动，有着一套独特的交往方式：对亲日的文化人，亲而不敬，视为猎人养狗；而对文化界的反日文人，反而曲意逢迎。当时北平有个叫管翼贤的人，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排日文章，在华北的读者中很有些影响。土肥原贤二也想方设法与之联络，他打听到管翼贤的太太喜欢在前门大栅栏的“瑞蚨祥”与“东升祥”两家布店购买衣料，便在这两家店里储备了一笔钱款，每当管翼贤太太在这两家店里买了衣料付账时，店里账房就说：“土肥原君已代付久矣。”
账房还一再转告土肥原贤二的话说：“此乃小意思，务请夫人与管先生赏脸！”后来，管翼贤下水当了汉奸，不能不说与土肥原贤二使用的伎俩有关系。
土肥原贤二认为阴谋只是一种技术，使用越少越好，最大的谋略就是诚心，彻头彻尾的诚心诚意，推心置腹。曾任日本关东军参谋的片仓衷是这样描写土肥原贤二的：“不了解他的人，从他的特务活动及其事迹来看，往往想象他是一个阴险毒辣的恶棍，其实他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他的中国话讲得很好，专爱结交中国朋友，从中国人那里各种情报好像自动地就到了他的手里，他是搜集情报不可缺少的能手，也是日中交往最理想的人才。”
1929年3月，土肥原贤二与关东军的河本大作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后受到牵连，他被解聘辞去顾问，转任步兵第30团团长。1930年10月，土肥原贤二接受关东军的指令，在华北设立特务机关，以瓦解张学良的势力。1931年8月，土肥原贤二被紧急调往沈阳任窜天特务机关长，参于策划“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3天，土肥原贤二出任奉天市长，但一个日本现役军官出任奉天市长，非常明显地暴露了侵赂者的真实面目，于是20天之后土肥原贤二便提出“辞职”，扶植汉奸赵欣伯接替。当年10月，土肥原贤二前往天津，把溥仪劫持到东北，在土肥原贤二等人的导演下，拼凑了一个以溥仪为首的伪满傀儡政权，使东北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1932年1月，土肥原贤二被调往哈尔滨出任特务机关长，主要任务是稳定北满局势，镇压东北抗日武装力量，为侵占整个北满作准备。1935年6月，他又被关东军派往华北，协助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策动各派军阀进行所谓自治运动，企图制造第二个伪满洲国。但因为中国人民的反对，加上吴佩孚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土肥原贤二的如意美梦才未能实现，这次诱降是他对中国谋略工作的谢幕表演。
1935年5月，土肥原贤二借口中国军队扣留了潜入察哈尔省份绘地图的日本特务，制造“张北事件”，提出取消察哈尔省国民党机关、驻军及撤消宋哲元主席职务等无理要求，胁迫察省民政厅长秦德纯签订《秦土协定》。土肥原贤二这一系列的阴谋活动，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敲响了开场锣鼓。
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土肥原贤二
1936年，土肥原贤二晋升为中将，调任国内留守第一师师长。“七七”事变后，他率领第14师侵入华北，直接介入屠杀中国人民的侵略战争，因其进军迅速，被日本报纸称为是“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
1938年5月，土肥原贤二在徐州会战中担任了向中国军队后方进行深远迂回的任务，从而爆发了兰封会战，土肥原贤二千里奔袭，一路上击败了桂永清和黄杰各军，气得指挥作战的薛岳把这两个败将送到了军法处，蒋介石下达手令：“兰封附近之敌，最多不过五六千之数，而我以12个师的兵力围攻不克，不仅部队复杂，彼此推诿，溃败可虞。即使攻克，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1938年6月，土肥原贤二负责筹建中国占领区内统一的伪政权，后因汪精卫这个大汉奸出场，其他汉奸黯然失色，他才转干它行，在上海设立了特务机构——“土肥原机关”。后调任北满第5军司令官，驻扎在佳木斯。1944年3月调任第7方面军司令官，驻扎在新加坡地区，1945年9月，在第一军总司令官杉山元自杀后，土肥原贤二接任第一军总司令官，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盟军逮捕，关入横滨刑事所。
土肥原贤二其人，阴险毒辣，居心叵测，善于权术。他不仅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而且在日本也声名狼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战后进行查证，确认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犯有侵略战争罪和战争阴谋罪，于1948年11月12日对他判处绞刑。1948年12月23日，在判决书下达41天后，通过抽签的方式，土肥原贤二第一个走上了绞刑台，他由两名执行宪兵押着，走完13级台阶，然后立正站着，此时土肥原贤二的内心深处究竟在想什么，谁都无法知道，但此时此刻的他一定知道，这里是他人生的终点。
理查德·佐尔格，德国人，共产主义间谍，192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也是大名鼎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红色谍王，他就德国要发动对苏战争提出的警告和日本不会在西伯利亚采取行动作出的准确判断已作为谍报活动的典范载入史册。他的胆识和智慧一直为人们所称颂，被誉为“最有胆识的间谍”。他的信条是——不撬保险柜，但文件却主动送上门来；不持枪闯入密室，但门却自动为他打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东京有一个代号“拉姆扎”的间谍小组神秘地活动着，这个小组的领导人是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理查德·佐尔格。他利用德国《法兰克福报》记者的身份，周旋于日本、德国上层人士之间，把有关德国和日本的情报源源不断地发往苏联莫斯科。
佐尔格用过的谍报器材
1933年9月，举止高雅、气度雍容的佐尔格受苏联情报机关之命来到日本东京，开始了其波诡云谲的间谍生涯。到东京后，机智聪明地他很快成为德国陆军武官奥特的私人秘书，并建立了自己的“拉姆扎”小组。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毕业于柏林大学和基尔大学的博士，在东京德国使馆内有单独办公室并与使馆官员亲密无间的著名记者竞是为莫斯科工作的。欧战爆发以来，佐尔格受大使馆聘用，负责编新闻简报。因而他在使馆内设有办公室，在那里柏林发来的官方电讯稿。因为这份差使，他在使馆里正式领薪俸。身为卓有成就的新闻记者，又是立过汗马功劳的退伍军人，佐尔格与陆海军武官打得火热、交往很深，他们常在一起交换情报资料，就技术问题交换意见。
1935年7月，佐尔格搞到一份关于日本陆军体制、领导人、内部派系等内容的情报，“拉姆赛”小组初战告捷，佐尔格兴高采烈地绕道美国、法国、波兰回莫斯科报告了工作情况。佐尔格在集中精力搞情报工作的同时，自然不会忘记自己是“记者”。他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给《法兰克福日报》发回不少高质量的稿件，使自己在德国的声誉日增。佐尔格在东京这个世界里算得上是个知名人物，尽管他像波希米亚人那样爱出风头、自大、偏执，酒后尤为突出，这使一些德国同胞有些反感，但总的说来，人们认为他是个严肃而有天才的人，具有一种天生的魅力，令人青睐，特别讨女人喜欢。
在佐尔格的间谍小组里，有一个重要而特殊的成员，他叫尾崎秀实，是日本近卫首相的私人顾问和秘书，这个职位，使他轻而易举地为间谍小组获得了许多一级核心机密。
德军在波苏边境积极备战
他们最先向苏联报告了德军在苏联边境集结的情报，收集和分析了日本的战略方针，得出日本暂时不会出兵远东的结论，从而使苏联能调集重兵对付西德寇，使战局起了决定性的变化。在德军即将进攻苏联的前夕，佐尔格向苏联发出了战争警告：“进攻将在1941年6月22日拂晓全面展开。”但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不予理会，结果苏军被打得措手不及，丧师失地，一溃千里。在苏联危急的关头，佐尔格又向苏联发出了一份至关重要的情报：“日本政府决定不同苏联交战！”斯大林在获得这份无比宝贵的情报后，从东线抽调准备用于对付日本进攻的11个步兵师约25万人到西线作战，将德军遏制在莫斯科城下。
佐尔格的所作所为早就引起了日本宪兵和特高课的注意。但日本碍于日德友好，而佐尔格又是德国大使馆的贵宾，不敢轻易下手。东京警察厅曾将他的情人石井花子叫去盘问。花子说这纯粹是信口雌黄，根本没有这回事。实际上，佐尔格从未跟她透露过自己的真实身份。佐尔格知道石井花子被传讯后十分震惊，但表面故作镇静，并大胆而礼貌地批评警察厅打扰了一位盟国朋友，弄得警察厅长十分尴尬，只好赔礼道歉。然而，警察厅并没有就此罢休，决心从打击日本共产党入手，他们逮捕了尾崎秀实和其他几个成员，间谍小组暴露了，佐尔格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他的处境越来越不妙。
苏联1965年发行的佐尔格的纪念邮票
1941年10月14日，尾崎秀实被捕，佐尔格接到警告，秘密警察正在逼近他，他决定同他在当地酒吧结识的日本情人花子道个别。不过，一个小错误使他付出了沉重代价，他没有烧毁警告他的纸条，而是将它扔在路旁，尾随他的警察迅速地拾起了这张作为他罪证的纸条。10月15日。他对花子说：“我可能会遇到意外死亡，你还是嫁人吧。”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以后花子再也没有见过他。第二天，佐尔格就在自己的寓所被捕了，他被关在巢鸭秘密监狱。
佐尔格被捕一事，引起了一阵喧然大波，人们难以相信这个举止高雅、气度雍容的理查德·佐尔格是共产党间谍。德国的外事局对这件事比较慎重，在收到东京发来的电报后首先去试探日本驻柏林大使小岛将军。他是东条首相的知己，曾代表日方促成德日友好军事同盟。
小岛以公事公办的态度回答说：“这纯粹是司法部门和警察的事，从外交政策观点来看，佐尔格的被捕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相反地，如果没有确切的理由怀疑他，警察是决不会决定逮捕他的。”这种回答不能令人满意，也十分令人不安。经过再三询问，小岛才含糊其词地透露：很可能佐尔格被控告支持了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几天后，日本检察署根据对案件的初步调查结果向德国使馆提交了一份简短的照会，照会说：“经我方调查核实，佐尔格本人已供认，长期以来他一直在为共产国际工作，有关案件的进一步调查正在着手进行。”
1944年9月，佐尔格被日本法庭以间谍罪判处死刑，在知道获救无望后，佐尔格向日本当局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在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对他执行死刑。1944年11月7日，东京监狱对佐尔格执行了绞刑，终年49岁。1949年10月，花子找到了佐尔格遗体，火化时，骨灰里露出一个金牙套，花子将牙套制成戒指，戴在中指上，算作订婚礼物，表达她对佐尔格的深情厚爱，花子将佐尔格的骨灰埋在东京郊区的多磨陵园，她在花岗岩石碑上刻着：理查德·佐尔格，这里安息的是一位为反对战争、保卫世界和平而献出了生命的英雄。1895年生于巴库，1933年到日本，1941年被捕。1944年11月7日就义。
1964年，莫斯科当局公开了佐尔格的秘密，并于佐尔格逝世的忌日追认他为苏联的最高英雄。1965年春，苏联为纪念佐尔格发行了一枚面值为4戈比的纪念邮票，邮票的红色背景衬托着1枚苏联英雄勋章和佐尔格的肖像，以纪念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特殊贡献的英雄。
威廉·弗兰兹·卡纳里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德国军事谍报局局长、海军上将。他的一生不仅充满了神秘的传奇色彩，还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不解之谜。
卡纳里斯出生于德国北部多特蒙德市郊的一个十分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1905年加入德意志帝国海军，并于1914年升任为德国海军的一名副舰长。1916年夏天，被德国间谍机关派往西班牙，开始了情报生涯。1923年，在慕尼黑啤酒馆暴动中他结识了戈林，并向戈林表示，自己可以利用军队里的情报机构协助希特勒上台，很快他向希特勒送交了有关德军全体军官的政治倾向、人品素质和经济情况的材料，这对希特勒日后控制德军军官层极为有用。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10月在德国海军司令雷德尔的推荐下，卡纳里斯出任局长负责整个德国的情报工作，卡纳里斯一跃登上了德军最高统帅部军事谍报局局长的宝座，并于1936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从此他飞黄腾达，并掌握整个德国的情报大权达十年之久。卡纳里斯出任军事谍报局局长后不久，希特勒亲自接见了这位新任局长，并对卡纳里斯满怀希望地说：“我想建立一个像英国情报局这样的机构，团结一群人，满腔热情地去工作。”为了重建德国军事谍报局，希特勒赋予卡纳里斯几乎无限的权力，给了无数的资金。卡纳里斯不负重托，他的军事谍报局表现得也很出色，由于1937年前希特勒禁止在英国进行大量的特务活动，因此，卡纳里斯的军事谍报局在英国的工作实际上是白手起家，但到战争爆发前，根据德国军事谍报局自己的档案材料，它在英国安插各式各样的特务不下253名，其中包括几名安插在英国高级官员家的佣人。在仅两年时间中，他下属的人员就猛增到1000人，而战时的人员更高达1.5万人，卡纳里斯也随军事谍报局规模的扩大而很快于1940年晋升为海军上将。
卡纳里斯
卡纳里斯的特工本领也确实令希特勒叹服，1938年慕尼黑会议期间，法军的动员令居然在法国海军司令达尔朗海军上将签署前，就全文落到了卡纳里斯手里，英国陆空军的协作计划，他也有本事搞到。作为一个为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立下过汗马功劳的间谍首脑，卡纳里斯在谍报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卓越能力和非凡的天分，曾令盟军反间谍机构吃尽苦头，卡纳里斯因而被誉为纳粹的“谍报大王”，并备受希特勒的宠信。希特勒早期的间谍王国主要是卡纳里斯所带领的军事情报局，卡纳里斯以其极出色的个人能力和传奇经历统领军事情报局，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机关最重要的关键人物。
卡纳里斯的发家一开始便是依靠纳粹上台，他在负责情报局工作的十几年间，也为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作了巨大贡献，但后来他却走上反对希特勒的道路，至少是因为这个罪名被捕而处决的。这个过程不但充满戏剧化，而且扑朔迷离，至今真相仍隐藏在历史的背后。
1938年，卡纳里斯开始对希特勒采取敌对态度，以后他在对第三帝国的敌人进行间谍活动的同时，广为保护反政府的阴谋分子，卡纳里斯实际上成为了英国间谍或称“双重间谍”。
具有双重人格的他私下里曾不无忧虑地对心腹说：“我觉得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如果遭受失败，无疑是个灾难，但如果希特勒获胜，那将是更大的灾难，因此谍报局不要做哪怕使战争延长一天的事。”
希姆莱
卡纳里斯在暗中帮了盟国许多的忙，例如法国的吉罗德将军（后来曾一度和戴高乐一起同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被纳粹投入监狱后，纳粹头目曾命令将他处决，然而不会讲一句德语，而且是独臂的吉罗德居然越狱成功，英国情报机构后来得到情报，得知卡纳里斯与吉罗德有联系。英国谍报机关对于卡纳里斯有这样的评价：他的插手干预往往令人难以捉摸，使各种诡诈行动变得扑朔迷离。
1942年，盟军准备在北非实行火炬计划，在直布罗陀集中了大量舰船，盟军舰队中没有航空母舰，明显开往北非的。作为资深海军将领明明知道这些船将开往什么地方，可他却告诉希特勒舰队开往马耳他。1943年7月，意大利发生了政变，墨索里尼倒了台。希特勒为了摸清意大利新政府的态度，派卡纳里斯飞往威尼斯与意大利军事情报头子塞扎尔·阿米会谈。卡纳里斯明知意大利打算与盟国缔结和约，他却对希特勒说：“巴多格利奥打算继续站在德国一边战斗下去，意大利是最忠诚的盟国。”这是因为，在卡纳里斯的心中，意大利迅速地无条件投降能使战争早日结束。
然而，如果说希特勒此前还能容忍卡纳里斯的情报工作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的话，那么当意大利新政府真的于当年9月3日与盟国签订停战协定时，希特勒开始怀疑德国军事谍报局不仅无用，而且还背叛了纳粹德国。卡纳里斯的行为开始引起了纳粹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的注意。1943年3月，希姆莱的秘密警察逮捕了一名偷运外币的谍报局特工，这名特工供出了谍报局内部的一些“背叛”情况，1944年2月18日，希特勒下令解散谍报局。
1944年7月20日，谋杀希特勒事件发生后，希姆莱从搜查到的大量文件和日记中发现了卡纳里斯参与推翻希特勒密谋活动的证据，于是把他逮捕。1945年4月8日晚，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外怫洛森堡监狱他被处绞刑，此刻，巴顿率领的盟军坦克纵队离此地仅100英里，距欧战结束仅29天。
党卫军中央保安局局长卡尔登勃鲁纳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接受审讯时声称：“我断定，卡纳里斯是最大的叛国犯。”从来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卡纳里斯与英国情报机关有联系，卡纳里斯究竟是不是英国间谍？战时英国特工首脑、原英国情报局局长孟席斯将军断然否定了这个说法。他说：“卡纳里斯从来没有把他的国家的秘密出卖给我，或出卖给英国方面的任何其他人，虽然他手下有人这么干，但他确曾帮过我的忙。”既不否定卡纳里斯曾与英国情报部门有过接触，但又断然否定卡纳里斯是英国间谍，孟席斯将军的一番话，更使人如坠云里雾中。丘吉尔首相在英国国会也只是对卡纳里斯等人的反希特勒活动的高度评价：“它属于全人类历史上已有的最崇高、最伟大的抵抗运动。”
随着有关档案的不断解密，人们才开始逐渐了解这个习惯将自己藏于幕后的谍海大师，也才能够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勾勒出他传奇而又悲壮的一生。但由于大批原始档案的毁灭和当事人的死亡，传奇谍王卡纳里斯的真实身份和真实死因或许永远都是一个解不开的历史之谜了，他的一生不仅充满了神秘的传奇色彩，还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不解之谜。
007，一个全世界都熟悉的著名间谍。可是真的有007这个人吗？有，他的原型就是达斯科·波波夫。但波波夫认为电影、和现实是有区别的，有时候是残酷的。他说，“有人告诉我，伊恩·弗莱明说他中詹姆斯·邦德这个角色在某种程度上是按照我的经历写成的。如果真的有那么一个邦德，恐怕在间谍舞台上他难以生存48个小时。”
在007的每一部电影中，邦德绝对是影片中的焦点，是人人都想效仿的英雄人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如果邦德所展示的一切都是招摇过市、引人瞩目，那么他将会十分失败。因为世界上最具有效率的间谍更像是白天黑夜里隐形的幽灵，他们只窃取机密，并不希望引人注意。
第一部007电影《诺博士》剧照
止咳糖盒手枪
据说，二战期间，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一名特工就使用了这种被伪装成一盒止咳润喉糖的手枪，来暗杀在瑞士的美国情报特工（作为中立国，在整个战争期间，瑞士都是特工和阴谋的温床）。要使这种武器发射，暗杀者需要打开盖子，然后在其中一块作为扳机的“止咳糖”上按一下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下，最适合当间谍的人包括以下几种：军人，具有天生的优势。
移民，并且在原籍地的军营、国企等要害部门工作过。大学生，特别是新闻系的大学生，因为他们毕业后一般都能进入新闻部门或者是外交领域做最便于收集情报的记者。
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比如盗窃高手。
高官子弟，特别是军警世家的高官子弟，他们一般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并且低调地在国家要害部门工作，比如国家安全部门、军事机关等。
波波夫出身于南斯拉夫的富豪家庭，属于人脉极其广泛的类型。具有明显的间谍特质。在波波夫28岁之前，他还是当地一个有名的律师。但是，1940年的那个圣诞节，一封从德国柏林发来的电报，彻底改变了波波夫的命运。电报上写着“急需见你，建议2月8日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大饭店见面。你的挚友约翰尼·杰伯逊”。
约翰尼是波波夫大学时最好的朋友，两人都把彼此当成了最亲密的生死之交。所以接到电报后的波波夫毫不犹豫地赶到了约定的地点，约翰尼跟波波夫说出了他的担心：希特勒正在把德国人培养成傻子，在那些狼犬间谍的帮助下，他很可能会吞并全世界。约翰尼还告诉波波夫，德国有5艘商船被封锁在特里斯特，其中一艘是约翰尼的。约翰尼已设法得到许可证，想把它卖给某个中立国家，现在需要波波夫通过他的社会关系来帮他。
很讲朋友义气的波波夫直接找到了英国驻巴尔干国家的商务参赞斯德雷克，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假借某个中立国之名，将5艘商船弄给英国。英国方面批准了这个计划，并且汇来了购船的钱。
这个时候的波波夫还不知道，他在无意中已经开始迈出了间谍生涯的第一步。原来，约翰尼是德国军事情报局的人，约翰尼请他帮忙是上司的意思。波波夫已经被德国情报局的人看中。当时希特勒在英国铺开了全面的间谍网，但是大部分间谍都被英国的反间谍机关抓获。所以希特勒急需在英国发展本土间谍网络，利用他们的身份作为掩护，然后再利用他们的人脉打入英国军部获取更准确、更可靠的内部情报。
德国军事情报局在指令约翰尼发展波波夫之前就已经对他的家庭情况和个人情况调查得清清楚楚，甚至对他的性格特征也进行了很认真的研究，他们最后认定波波夫是天生做间谍的料。可他们绝对没有想到的是，波波夫居然会成为一个危险的双料间谍。既是纳粹间谍，同时也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
对于波波夫来说，双料间谍注定充满了风险，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是生命！有一天，有人将波波夫为英国情报局做事的行踪报告交到了德国情报局，幸好被他的好友约翰尼截获。如果落到了纳粹情报人员手里，他将死无葬身之地。受到惊吓的波波夫仔细回忆了那段时间自己身边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很吃惊地发现，那个内奸居然是家里的老佣人。他没有想到自己当间谍以来，策划要干掉的第一个人竟然是这个在他15岁就教他开车，并带他成长的人。
作为双面间谍，谎言是掩盖身份的最常用手段。有一次，德国情报局准备请柏林专家对他们已经有所怀疑的波波夫进行审问。提前得知信息的约翰尼为了能使波波夫通过考验，提前对他注射了测谎血浆进行了试验：
你不喜欢德国人吗？
不。
不喜欢纳粹党徒吗？
不。
不喜欢希特勒吗？
希特勒在法国视察执行“海狮计划”的德军。
不。
你为什么在奥斯兰俱乐部里捣乱那次集会呢？
只是闹着玩。
你自己知道你干的什么好事，你在进行政治煽动。
我当然知道，我要不知道那才怪呢。不过，不管你怎么说，反正不是什么太了不起的事情。
……
几个小时后，波波夫又被注射了50毫升注射测谎血浆。约翰尼增加了审问难度，波波夫还是没有透露任何信息，最后他晕过去了。约翰尼后来开玩笑说波波夫可以拿到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失去知觉演员奖。
随后，德国情报部门对波波夫进行了长达9个小时的审讯，但没能从他嘴里掏出些什么来。除了这种药物审讯，德国情报部门还经常派出不同的间谍对波波夫进行探测。波波夫所面临的危机就是，双重间谍在隐藏身份的同时，必须出来继续执行双方的任务，这样他也就面临被第三方，第四方怀疑的可能，随时都有可能遇到致命的危险。这是一般人难以通过的考验。
有一次，德国情报部门把波波夫派往英国，要求他搜集英国城市地貌、人口分布、政府机构、军事设施等情报，为“海狮行动”提供轰炸目标。半个月后，波波夫与其他间谍接上头后，又被告知情况有变，海狮行动计划暂时搁浅，空军总司令戈林元帅要亲自指挥战鹰狂轰伦敦和英国的港口，因此原定行动不变。经过特工头目再一次的严格审查之后，他被命令住进了阿维士饭店。
达斯科·波波夫
当波波夫进了饭店之后，每次抬头都能发现一个迷人的姑娘在朝他暗送秋波。他们每一次不小心“偶遇”，都能看到姑娘火辣辣的眼神。他后来突然发现，那位美丽动人的姑娘已经悄然光临，媚笑着同他打招呼了。她那假装羞答答的样子使波波夫顿时起了疑心，对她的兴趣也抛到了九霄云外。但他也假装暧昧，顺着姑娘的意思讲了一大堆自己的经历。看得出来，姑娘对他编造的故事十分满意，因为还没等他讲完，她继续诱惑的热情早已经降到了零点。波波夫的猜测没错，她的确是德国间谍，是德国情报局故意派来探测他的。第二天，当波波夫向德国间谍上司汇报完工作之后，上司告诉他：“关于那姑娘的事，你再不要追查了。头对你的警觉性很满意，他期待着你从伦敦带来的好消息。”
遭袭前的珍珠港
带着德国情报局的“厚望”，波波夫又跟英国情报部门接上了头。但是英国方面依然对他进行了4天的例行严厉审问，只差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了。在证明一切都真实可信之后，他才与英国情报部门头目接上了头。在英方的协助下，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情报搜集工作”，比如拍摄伪造飞机场的照片，拍摄海军方面的“情报”，记录一些军舰和飞机的数目和型号，描绘重要地区的地形……这些都是德国人十分感兴趣的东西。
当他带着大量伪情报与德国情报头目接头后，德国方面再次对他进行细致持久的审讯，对他提供情报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都向猎犬一样寻根究底，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证。
为了阻止毒气战，波波夫通过一个代号叫作“气球”的双重间谍向德国送去了“情报”，说明英国方面已经对毒气战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从而打消了纳粹们发动毒气战的念头。同时，波波夫还给德国情报局很多对战争没有直接影响的政治情报，提高他在德国间谍界的威望，这让德国情报局对他一直深信不疑。
长期的间谍生涯已将波波夫从当年的一个公子哥训练成一名职业的间谍干将，在风险丛生的环境中，学会反间谍技巧是保护自己生命的重要手段之一。例如一只普通的手提箱，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一般人不会注意在箱子的拉链的合口处，有一根细细的头发丝，如果外人打开箱子后，又合上箱子，那根细细的头发丝就没有了，就会泄露出有外人来过这里，动过这个箱子，就会引起间谍的警觉。
1940年到1946年6年时间里，波波夫经常在葡萄牙和伦敦之间往返飞行，他把纳粹的秘密交给伦敦，然后再把编造的秘密送到柏林交到德国人手里，然后再从德国人手里拿到大笔的现金供他自己从事情报工作和挥霍。他曾按照自己搜集到的情报预测到日本有可能要袭击珍珠港，但是美国情报局并没有给予重视。
二战结束后，波波夫谢绝了英国政府提供的公民资格，在法国南部定居下来，开始写他的回忆录《间谍与反间谍》。1981年达斯科·波波夫去世。在他197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对间谍生涯有这样的描述：
“这是一群神秘的人，他们无孔不入、无处不在，胜利了不可宣扬，失败了不能解释。我的武器就是谎言、欺骗和谋杀。但我并没有觉得内心不安，因为这只是战斗对我的考验。”
潇洒英俊的外表，强健的身体，聪明冷静的头脑和过人的技能以及风光体面的身份和挥金如土的奢华生活。即便同时拥有所有这一切，007们依然时常要面对死里逃生的痛苦境地。波波夫不像电影中的007那样招摇过市。因为对一个真正的间谍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不露痕迹，不动声色，不被注意，不被跟踪。
正如达斯科·波波夫自传里那句名言所说，“要让自己在风险丛生的环境中幸存下来，最好还是不要对生活太认真”。
2001年3月18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和美国媒体以显著的版面刊出一段惊人的历史真相：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潜伏在纳粹德国外交部的间谍向盟国提供了上至德国军队作战方案、日本海军作战部署，下至纳粹大屠杀真相等价值不可估量的情报。美国国务院在解密这些情报时评价说，科尔贝提供的这些情报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提前结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使日本海军遭到毁灭性打击，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真正的头号间谍。
火柴盒相机
这种迷你相机在二战间谍中间被广泛使用
弗里茨·科尔贝1900年出生于德国柏林一个社会下层家庭，父亲是一个正直的鞍具匠，十分注重对孩子的教育，在弗里茨小的时候，父亲常常对他说“要做好事”，“德国人的主要缺点就是顺从”“要忠于自己，热爱自由，不要盲从”。中学毕业以后，弗里茨在铁路部门工作，可是他不满足于只是做一个写写算算的小职员，通过业余学习，他考进了外交部，由于他对工作的责任心和勤奋，他被提升为外交部政治和军事事务局领导卡尔·里特尔的助理，此时的他对纳粹发动的那场战争渐渐有了清醒而明确的认识，他反对这场战争，反对希特勒对犹太人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他决定要利用作为卡尔·里特尔的助理，接触许多机密文件的有利条件，把有情报价值的外交部文件偷偷地提供给纳粹的敌对国，帮助他们尽早结束这场罪恶的战争，建立一个新生的和平的德国。
科尔贝的上司名叫卡尔·理特尔，是外交部与纳粹军方高层的联络员，他的大办公桌上，放着大量军事行动细节、外国间谍活动、秘密谈判等等机密文件。每天，科尔贝帮着理特尔整理收到的电报，并编写摘要，之后，再负责将电报或文件销毁，科尔贝利用各种机会窃取绝密情报，有时他偷偷地把文件带回家，并把它们复制下来，开始的时候是靠手抄写，后来改成拍照，利用销毁文件的机会，他顺便将其拍摄下来。
1943年8月，他得到了一个公务旅行的机会——前往瑞士首都伯尔尼任外交信使。科尔贝意识到这是个传递情报的绝佳机会，于是他把办公室的门从里面反锁，脱下裤子，把两个装满绝密文件的大信封绑在大腿上，又用内裤套住。15日晚8时20分，他搭上了前往伯尔尼的火车，他随时可能被抓住，但是他很幸运地躲过了搜查。8月22日，他先去到了瑞士伯尔尼英国领事馆，指名道姓要见领事馆情报部门的最高负责人，情报官员立即将其带进领事馆情报部门负责人亨利·卡特怀特上校的办公室里，卡特怀特冷冷地看了一眼自称是纳粹德国外交部高级官员的这个德国人，扫了一眼他带来的自称是绝密情报的文件，因为那些文件实在太惊人了，这位英国上校根本不敢相信其中的内容，所以他断定这是纳粹设下的一个圈套，于是他冷冷地指着他办公室的门喝道：“先生，别把我当成傻瓜，我知道你是一个想让我掉进陷阱的双重间谍，我不会上当的，请你立即滚出去。”半个世纪后，历史证明这位英国上校是第一号傻瓜，他赶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伟大的间谍，并使英国抱憾终生。
间谍用的手套手枪及隐藏的笔形利刃
23日，也就是在科尔贝被英国人武断拒绝后的第二天，他决定到美国人那里试一把，美国驻瑞士伯尔尼的联络官吉拉德·迈耶尔对科尔贝的情报同样是将信将疑，但他不像英国人那样一口就回绝了，而是决定当晚就安排美国情报战略局的主管艾伦·杜勒斯与这个德国官员碰一次面。艾伦·杜勒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其貌不扬的家伙在他面前展示了一大堆绝密文件的复制材料，这些材料具有难以估量的情报价值，杜勒斯清楚这些情报将对盟军产生巨大的帮助。
杜勒斯问迈耶尔是否是德国境内反希特勒、反纳粹的秘密斗士成员，科尔贝回答说，他不是，虽说他认识一些反纳粹人士，但他基本上是单独行动，杜勒斯接着往科尔贝身边靠了靠说：“说真的，我们现在没法证明你是不是双面间谍。”科尔贝非常冷静地回答说：“如果你没有这种怀疑的话，我还觉得你太天真了呢。我现在确实无法证明我不是双面间谍，但这也是我之所以带来如此绝密文件的原因。”为了证实他所说的一切，科尔贝出乎杜勒斯和迈耶尔意外地掏出一卷微型胶卷，当即就递到杜勒斯的手上，并且告诉他微型胶卷里装着他偷偷拍下的186页纳粹德国外交部绝密文件。
由于科尔贝提供的材料实在太好、太有价值了，以至于盟军对这些情报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许多人怀疑科尔贝是德国人的诱饵，目的是将盟军引诱到错误的方向上去。1943年8月，美国情报专家立即对科尔贝带来的情报进行仔细的研究，他们先是激烈争论科尔贝会不会是纳粹德国设下的一个圈套，但他们最后断定，这是货真价实的纳粹德国绝密情报。这些情报随后被迅速送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手中，他一看到这些情报就断定这绝对是真的，立即指示应该把科尔贝发展成美国安插在德国境内最重要的间谍，美国战略勤务办公室决定正式启用科尔贝作为潜伏在纳粹德国外交部里的美国间谍，代号“乔治·伍德”。在战争期间，科尔贝一共向盟国提供了1600份情报，这些情报要用好几个巨大的盒子才能装下，摞起来足足有10米高。所有这些情报代号是“波士顿系列”。对于科尔贝提供这些情报的价值，美国政府在解密后的正式评价是：这些情报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缩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的时间。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科尔贝的间谍身份也没有暴露，战争结束后，他继续为在柏林的美国人工作，帮助美军查出隐匿起来的纳粹分子，但是科尔贝最终在纽伦堡审判中作为证人出庭，却葬送了他想回到新的外交部工作的打算，新的外交部里仍然充斥着曾在纳粹手下工作的官员，他们把科尔贝视作盟军的走狗和祖国的叛徒，说他是“靠不住的家伙”，科尔贝也没能在联邦德国其他官僚机构中谋到职，他失去了工作、朋友和声誉，战后很多年中，科尔贝在自己的国家被视为“叛国者”，他的名字没有在任何历史书上提及。无奈之下，科尔贝来到美国，但在那里他也没有交上好运，只找到一个在瑞士代销美国电锯的工作，艰难度日，孤独终老。从那以后直到他死，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值得一提的是，终其一生，科尔贝也没有因为他从事的间谍工作而收取过任何报酬。科尔贝为何甘冒生命危险充当盟军间谍呢？用科尔贝自己的话说：“我的目标是为了我不幸的同胞尽早结束战争，为在集中营中的囚犯避免再受痛苦。”
玛莲娜·迪特里茜，也叫玛琳·黛德丽（1901年12月27日～1992年5月6日），德裔美国演员兼歌手，1999年，她被美国电影学会选为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第9名。黛德丽于1901年12月27日出生在柏林郊外的一个小镇，出生时名为玛琳·玛德莲娜·黛德丽，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父亲是一名皇家警察中尉，父亲的地位让玛琳和她的姐姐度过了一个舒适的童年。在她5岁时她的父亲逝世，而后她的母亲和一名普鲁士军官结婚。黛德丽的童年嗜好是音乐，1918年她在魏玛的音乐学院学小提琴，并于1912年继续在柏林学习，她的梦想是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的职业小提琴手，但后来她的手受了伤，童年梦想也成为泡影而转向演艺界。
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是一个充满解放意识的城市，夜晚的酒店夜总会和剧院里充满了这种放纵的气氛，年轻的黛德丽决心要在醉人的柏林夜总会出人头地，黛德丽漂亮、讨人喜欢，她在酒店夜总会里跳舞，并兼职做歌手，很快就过上比较不错的生活。
玛琳·黛德丽
年仅19岁的她不满足于演唱事业的成功，转行拍起了电影，在1923～1929年间，黛德丽出演了18部无声电影，但直到1929年遇到好莱坞导演约瑟夫·斯藤伯格，她的命运才发生彻底转变，斯藤伯格邀请黛德丽加盟他的影片《蓝天使》，果然这部影片让黛德丽一跃成为国际影星。1930年《蓝天使》大获成功，她因在其中演唱了歌曲《我从头到脚为爱而生》而红遍全球，一度成为片酬最高的演员，她成了20世纪最伟大的偶像，一颗耀眼的好莱坞演员。
在世界影坛中，黛德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传奇，其形象代表着高雅和性感的完美结合，她嘴唇单薄，却性感十足。她气质冷艳，却惹人关注。她不论穿什么衣服，都能为服饰注入无限的想象空间。她那美丽、性感，充满诱惑的形象深深打动并征服了一代男性观众。
黛德丽还通过她中性的气质征服了公众，她支持男女平等且经常穿着男装，这在当时是非常受到争议的，但也因此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妇女运动的偶像，因嗜好男性服装，曾引发时尚潮流，至今仍有人模仿，开创一种性别模糊的美。从《蓝天使》中的舞女到《摩洛哥》中的痴情女，再到《上海快车》中的风尘女郎，在一系列电影中，玛琳充分展现了她令人窒息的美丽。但到了30年代中期，观众不再喜欢她们“高艺术水准”的电影了，她和凯瑟琳·赫本以及葛丽泰·嘉宝等人同时成为“票房毒药”，在这样的绝境下，电影《大骗局》的崭新形象，挽救了她的事业，剧中她改变原本不可接近的女神形象，成为为命运奋斗，嗓音低沉沙哑、专唱淫词艳语的酒吧女郎，其后因歌声而更加出名，尽管她认为这根本称不上唱歌，倒更像是在说话。
黛德丽纯德国式的美丽和冷艳的气质，很合希特勒的心意，1933年上台后，希特勒非常希望黛德丽回国“报效”。1936年，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终于在巴黎会见黛德丽，并开出颇为诱人的条件，希望她成为第三帝国艺术界的标志性人物。一年后，黛德丽在英国拍《天命》时，突然有几名希特勒的特使找到她，递上空白支票，表示只要她返回德国，任她开价，希特勒答应把她捧为德国首席女演员，但黛德丽拒绝了。作为德国女演员，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面对希特勒的垂青，毅然表现出来的气节、智慧与勇气，更让人敬佩。黛德丽曾对好友说，她拒绝返回德国，就是不愿为第三帝国作宣传，不然，她将成为人类的罪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黛德丽成为最受欢迎的慰问演出演员。她演唱的歌曲《莉莉·玛莲》，成为传唱在美军与德军士兵两个阵营中的流行歌曲，也是流行歌曲中的经典，这首歌几乎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士兵们的精神支柱，歌曲既是控诉战争，也是一份无法释怀的乡愁。
《蓝天使》海报
黛德丽中断了自己的正常职业，一直积极参与并资助战时的避难者和流亡者，她投身反对希特勒不人道的民族主义思想得到国际赞扬，在1947年，她获得了美国最高的公民奖“总统自由勋章”，1950年，法国政府则授予她“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战争结束前，她随着最早进入德国的美军部队重新回到了德国，并寻找自己的母亲与姐妹。而她的母亲于1945年11月过世。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黛德丽几乎只发展歌唱事业，并取得极高的成就，成名后期，她的酗酒问题越来越严重，1975年，在澳大利亚一次登台演出中她股骨受伤，从此结束舞台生涯。在3年后，她出现在1979年的电影《漂亮的小白脸，可怜的小白脸》中，在本片中她的角色完全是在轮椅上完成的，这是她最后一次现身，拍摄完本片之后她选择完全离开公众的视线，在巴黎蒙田大道公寓中度过余生。1962年，黛德丽的第一部自传《ABC》出版，1987年发行第二部自传《我是，谢天谢地，柏林人》。
作为世界级影视著名演员，玛琳·黛德丽在银幕上的形象与生活中的形象形成奇妙的对应，在她美丽的外表背后，其实涌动着一颗情感丰富的心灵，她用自己特有的风情，征服了那个时代的众多男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黛德丽结识了陆军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和巴顿将军，从此，巴顿将军迷上了她。还有大名鼎鼎的作家海明威，在一封写于1950年6月19日的信中，海明威这样写道：“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你这一生究竟想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是想要轻易地让每个人都为你而心碎吗？你总是如此让我心碎，而我竟是那么的心甘情愿。”
1992年黛德丽逝世于巴黎，官方发布的死因是心脏问题与肾衰竭，但身为她秘书与女友的读诺玛波克却有不同说法，她认为真正死因很可能是玛琳·黛德丽在两天内第二次中风后，服用过量安眠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根据黛德丽生前愿望，她被葬在柏林斯都本劳赫大街45号市立墓园中一座朴素的墓中。1997年，柏林市动物园城区将新建的波士坦广场、凯悦酒店和歌剧院及赌场间的区域命名为“玛莲娜·迪特里茜广场”。纪念词写道：“柏林的世界电影与音乐明星，为了自由与民主，为了柏林与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