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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日暮途长,引边荒艰巨为己任”(1/1)

神道设教——进军天山——通过大戈壁——反对收复新疆的议论再起

光绪二年三月十三日,左宗棠到达肃州,指挥大军出关。驻在肃州的是主力部队刘锦棠的老湘军,正待命出发,可是在部分官兵中产生了畏战、厌战、不愿出关的情绪,特别是在老湘军内。南方人来到西北,不服水土,听说又要去新疆,一路上沙漠戈壁,飞沙走石,夏天热气蒸腾,冬天朔风大雪,湖南人都闻之生畏。张曜和金顺两军是看湘军行事,不敢打先锋。只有在陕北招降的董福祥部队董字三营和回军精善五旗敢做先驱,但他们也在窥察主力部队湘军的动静。湘军士气低落,可又不能将士兵们一个一个军法从事,只能想办法激励、鼓动他们,变消极为积极。

左宗棠到肃州那天,刘锦棠率部队出城十里迎候。他向左宗棠汇报了军中情况,特别是士气低落的情形。左宗棠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就和刘锦棠密商,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仿照《三国演义》中诸葛孔明的办法,面授了一通机宜。

他们定下计策,刘锦棠做好了布置。于是大队人马这才缓缓前进,向肃州城进发。当他们经过董字营前时,忽然有一名湘军老兵从行列中跑出来,直奔到左宗棠乘坐的大轿前,高声大喊,随从亲兵拉他不走。宗棠当他是疯子,不理睬他。不料随从队伍听到这个老兵的话,都大吃一惊,一个个屏声敛息,只听那老兵大声喊道:“我是老统领派来的,老统领要出关打先锋,无衣无食,如何打仗?请宫保发给一个月满饷,大家吃饱了,好随老统领去打新疆。”

刘锦棠统率的湘军原是刘松山的部下,刘松山生前受部下的爱戴,称他为老统领,刘锦棠接任后,称为少统领。刘松山战死,湘军作战奋勇当先,誓为老统领报仇。他们忽然听到老统领英魂下凡,还口口声声要带队伍去新疆打仗,士兵们又敬畏,又感动,满腔热血沸腾起来,行列也停止不前了。左宗棠赶忙命大家向空顶礼膜拜,向老统领致敬。

那老兵闹了一阵,清醒过来。看他号衣是董字营勇丁,刘锦棠劝他归队。第二天,刘锦棠找董福祥来问:“何以留下这个疯子?”董福祥说:“这个人平时好好的,在营已有五年,未犯过错误。不知道这次是怎么回事?”

刘锦棠又把那个老兵找来,亲自问他,是怎么回事?老兵答道:“那阵子感觉从西北吹来一阵冷风,不觉之间,老统领已到。他命令我讲这番话,后来我也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

刘锦棠向左宗棠报告,左宗棠立即命全军设祭,致奠刘松山,还焚化纸钱、车马、衣服,行军道路上火光蔽天。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兵营中又有人加油添醋,说是到肃州后,早就听说老统领已到嘉峪关,催少统领制备寒衣万件,准备出关。这话也不知从何而来,可是说的人眉飞色舞,听的人肃然起敬。

自从老统领英魂下凡,部队中人人摩拳擦掌,个个奋勇当先,那种畏葸不前的情绪基本消除了。左宗棠将这宗奇事写信告知留守兰州的刘典,还若有其事地说:“忠壮(刘松山谥号)殁后,遇有大战,必先示梦其部曲。忠义之灵,固常在也。”

天机不可泄露,除了左宗棠、刘锦棠和那个老兵外,对他人还以保密为妥。当时的社会,上自宫廷、官僚,下至士卒、百姓,无不充满了封建迷信思想。利用将士们对老统领的崇敬、怀念的心理,以激励他们的勇气和决心,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当然,这只能是临时、权宜之策,偶尔行之有效而已。

湘军于是大举出发了。谭上连、谭拔萃、余虎恩三员将领分率部队先行出关,刘锦棠大军也随之前进。

玉门关外是春风不度的一片荒凉地带,大军行经之处,天空上常有一大群乌鸦,总有数万只,黑压压的一片,随着部队飞行。部队歇息时,这大群乌鸦就在天空飞翔,呱呱鸣噪。部队开拔,鸦群飞翔在前,似乎是做向导。土人说这里生物稀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盛况,士兵们惊讶不已,称之为“乌鸦兵”,认为必是老统领英灵率神兵相助,都感奋不已。

其实,乌鸦在西北荒原很难觅食。大军经过的一路上和宿营地,都留下大量食物残屑,是乌鸦的美食。因此鸦群跟随大军飞翔,越集越多。行军途中,乌鸦飞得快,似乎是在为西征军做前导。在荒漠上空,有一大片鸦阵伴随西征部队,既可为士兵解寂寞,也确实是难得一见的景色,无怪乎湘军以为又是老统领降临了。

大队人马不久到达哈密。刘锦棠命军士将哈密的存粮先运到巴里坤,再由巴里坤运到古城。由哈密到巴里坤要通过天山,巴里坤到古城是一条重要的运输通道。他调徐占彪进驻巴里坤,保护这条运道,派张曜军屯哈密,修治进军台站,又在天山险要处竖立扶栏,以保护人马车辆安全通过。左宗棠为此写了一篇《天山扶栏铭》,铭曰:

天山三十有二般,伐石贯木树扶栏。谁其化险贻之安,嵩武上将惟桓桓。利有攸往万口欢。恪靖铭石字龙蟠,戒毋折损毋钻刓。光绪二年六月刊。

大军于是浩浩荡荡通过天山险阻,进入了渺无人烟的大戈壁,由董字营打前锋。营中回兵都纷纷说:“戈壁中有巨怪,专食人畜,听到人马声,就会刮起一阵飓风,顿时飞沙走石,人马双眼被沙砾迷住,妖怪随风而至,会将人畜吃光的。”兵士们听了害怕,不敢前进。将领们禀知左宗棠,宗棠大怒道:“哪来的妖魔?胆敢侵犯我的部队吗!只要它敢出来,我们就开炮轰它!”他当即传令全军,一路鸣炮而过,妖怪并未出现。于是湘回各军都认为左宫保天威,有神灵相助,平定新疆不在话下,士气由此大振。

正当西征大军克服了自身的低沉情绪,安全通过了天山险道,战胜了戈壁“妖魔”,浩浩荡荡大举出关的时候,不想朝野上下又响起了一片反对声。投降派、妥协派以及一些“好心”的人,又纷纷出来反对,多方掣肘。

反对者有些是出于妥协投降、苟且偷安的心理,有些则出于私心嫉妒,不愿看到西征军成功;至于那些“好心”的人,也认为收复新疆,谈何容易?原以为左宗棠和朝廷都只是口头说说、虚张声势而已,不想大军真的出关了。将来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悬军绝域,还要消耗东南各省巨额协饷,如此下去,民穷财尽,实在是下策。还不如采纳李鸿章的建议,只在几处要地驻军,将新疆交与阿古柏和其他民族分裂主义头目分而治之,倒是省心得多。一些好心人看到左宗棠大胆冒进,一意孤行,也为他的安危担心。

收复新疆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呢?确非如此!从当时国内、国外的形势看,那些人的顾虑重重,是有一定的理由的。中国历代用兵新疆,从汉唐到清初叶,都是处在强盛时期,要对付的只是比较落后的上层民族分裂分子。现在呢?国内经过20余年的内战,又受到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割地赔款,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财政凋敝,政治腐败。西征军深入数千里穷荒之外,道路险阻,粮饷不继。当时的敌人虽然是一个中亚小国,背后却有强大的英、俄撑腰,拥有从印度运来的精良的军火。西征部队呢?发不出饷,有时连饭也吃不上,行军时兵士们每人背一袋生红薯,用它既充饥,又解渴。左宗棠为了筹粮筹饷,常常深夜绕帐彷徨,不知所措,有时愁到寝食俱废。这样的部队能打胜阿古柏匪军吗?即使战胜了阿古柏,后面还有英国和俄国。如果英、俄出面,孱弱的中国怎能打得过它们呢?左宗棠对敌人也做过充分的估计,他认为:“安集延帕夏狡悍能战,将来非数大恶战不能结局。”“俄在外国最称强大,其战阵与泰西各国大略相同,火器精利,亦复相似。”他的头脑也是非常清醒的。

粮饷确实是个大问题,清朝廷虽然已命令东南各省负担,但各省经常借口加强海防,对西征军饷拖欠不付,积欠达二三千万两。至于清朝廷,虽然将全权交给左宗棠,但如西征失败,大军陷于进退维谷之地,清廷是决不会来分担责任的。上谕早就说得清清楚楚:“如果各该军逗留不前,则罪在主将。倘因粮饷不继,致误戎机,惟左宗棠是问。”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清朝廷虽然腐败,但封建专制统治依然强大。慈禧太后手下杀过好些亲王、大臣。如果西征失败,等待左宗棠的将不是什么好下场,理所当然地会被抛出当替罪羊,这点左宗棠是很清楚的。

但是他毅然抛弃了个人利害,以至于生死的考虑,决心进军新疆到底。为什么呢?我们只能用一个词来回答:爱国主义精神。

他驳斥了所谓只需在要隘驻兵的意见,在与沈葆桢的信中说:“乌鲁木齐就是最重要的要隘,乌城未复,无要可扼;即使收复了乌城和玛纳斯、伊犁等地,如果将新疆分封给各民族分裂分子头目,他们难道有能力、愿意为中国固守边疆吗?他们力量分散,不久都将为俄国吞占,以后西北之患亟,内、外蒙古都不能安枕。所谓撤西防以裕东饷,不单不能填满无底之橐,而且先就坏了万里之长城,真是是非颠倒、本末倒置了。”

他与王加敏(字若农)的信中又说:

“此时关陇既平,兵威正盛,不及时规还旧城,以后日蹙百里,何以为国?人臣谋国,不可不预为万全,苟顾目前而忘远大,彻夜自思,何以为安?议者乃借外寇以相恐吓,尤为非理!”

左宗棠自入肃州后,就派出多批人员出关侦察敌情,对敌人兵力强弱、地势险要、远近等,都有比较充分的了解。他下定决心进军新疆,于是上奏清廷,提出战略方案和用兵程序等。在奏中有一段自己的表态,说:

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出自逾格鸿慈,久为平生梦想所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况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虽至愚极陋,必不出此。而事颇有万不容己者……伊犁为俄人所踞,喀什噶尔各城为安集延所踞……若此时即便置之不理不问,似后患环生,不免日蹙百里之虑。

左宗棠青壮年时期,长期在乡村当穷教师,后来却飞黄腾达,当了20年的总督,封了伯爵,如今身任大学士、钦差大臣,高位显爵,声望之隆,朝野中外无不侧目。可以说名誉地位已到了顶了,而年龄又将近古稀,本来他早就想引退回乡,如今却坚持己见,力排众议,必欲率军深入万里西域荒漠,面对强劲的敌人,难道他真会为了想立功边疆,还有什么更多更大的名利思想,就甘冒身败名裂的风险,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吗?正如他所说,连最愚蠢、最鄙陋的人,也不会这样想、这样干的。他所以不顾个人安危,完全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沦陷的新疆,决不能不管,否则后患将不堪设想。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负守土之责的大臣,如果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只考虑个人安危得失,彻夜自思,良心能过得去吗?!他给沈葆桢和王加敏的信中,已阐明了自己的信念,他还引诸葛亮《后出师表》中的话说:“至成败利钝非可逆睹,则虽武侯亦不易斯言。”又引范仲淹的话:“吾知其在我者当如是而已。”表明他为国驰驱、不计成败,尽其在我的决心。

他并不考虑年老多病,在另一份奏折中说:

微臣 朽菲才,又值衰疾侵寻,志虑钝竭,何敢不自忖量,谬以自承。顾念臣子之义,厥重匪躬,疆场攸司,责无他诿。自从戎伊始,即矢尽瘁驰驱,岂头白临边,忽易初志?

一些历史学家读了这些奏折和信件,对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说这几段话“感人肺腑”,赞扬他“是一个不顾个人安危的爱国志士”。“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次进军新疆,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用兵新疆都要艰难得多,危险得多”。(齐清顺)

这一次,各种各样的反对者,在他义正词严的态度面前又一次退缩了。但是,尽管阻挡不了大军的西进,他们遇有机会还是会再次出来捣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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