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盛代强音——隋、唐（1/1）

公元581年，北周大丞相杨坚（541—604）废宇文氏，自立为帝，改国号隋，是为隋文帝。文帝随即伐陈，结束西晋以后二百六十五年的分裂局面，建立上承秦汉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隋朝历二帝三十八年（581—618），即被农民起义推翻。利用隋末农民战争提供的机遇，太原留守李渊（566—635）于公元618年称帝，改国号唐，是为唐高祖。唐朝历二十帝二百九十年（618—907），疆域东临日本海，西抵中亚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北达西伯利亚南部，南至中印半岛，正所谓“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1]。唐代是与7世纪和8世纪间横跨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帝国、继承西罗马帝国版图的加洛林帝国并立而三的世界性大国。就文明的先进性而言，唐帝国所达到的水平则是阿拉伯帝国和加洛林帝国所无法比拟的。

建立在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汉胡融会、中外交通发达基础上的隋唐文明，规制宏伟、气氛宽松、创造力活跃，达到古典文明的全盛佳境。

城市作为文化场的内核所在，是各文化圈的文化能量集结处和辐射中心。城市的最高形式——都城，更是一国文化之网的中心纽结。中国自古以来关于都城营建有相当严格的规范，《考工记》论述详细。秦汉以降列朝都城均依此制修筑，而隋唐建造西东两都，堪称典型。

隋朝西都位于汉长安城东南，始筑于隋文帝，时称大兴城，唐代改名长安。唐长安以一百多万人口、八十四平方千米面积，雄踞当时世界都会之首。

大兴城的总体设计者是“有巧思，多技艺”的宇文恺（555—612），他集前代都城建设的得失经验，利用大兴地区六条岳陵（“六坡”）的自然特点构思，其城分三部：外廓城、皇城、宫城，三重相依，层层递进。

帝王居住的宫城如同北极星周围的紫微垣，皇城象征着地平线上以北极星为圆心的天象，从东、西、南三面卫护皇城与宫城的廓城则象征着大周天。“象天设都”的构造，使天与人不仅在想象中，而且也在现实中相应相通，合为一体。巍峨的宫殿建筑于龙首原高地，使皇宫威势逼人，透露出皇权的至高无上与总括宇宙的精神追求。长安城内的建筑依住宅主人的等级身份展开：宫殿地势最高，政府机关次之，寺观和官僚住宅又次之，一般居民等而下之。“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南北十一条大街，东西十四条大街，成直线纵横交错，将全城划分为一百零九个坊和两个市，隋唐长安的平面构图，方正如同棋盘。

长安城的设计师们调动各种手段，唤起人们的联想，展示寰宇一统、富有天下的意境。

皇城外南北排列的十三坊象征十三州，东西十坊则比拟全国十道。最宽的朱雀街是全城的中轴线，它直通宫城承天门，宛如一条彩带，把天上的九野千门与地下的九州万户联成一线。

如果说，汉长安追求的主要是宏大的规模，那么，隋唐长安追求的则是宏大规模与众多细部精缜布局的统一。隋唐人已经能够用建筑形式更加自如地表现伦理观念和政治思想。

长安的宏丽，体现于宫殿的巍峨，也显示在帝陵的壮观。

十八座唐代皇帝陵墓寝宫，分布在关中渭水的群峰丘峦中，连绵延亘二百多里，像一根淡淡的弧线镌刻在遥远的天际。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的昭陵是古代中国最大的帝王陵园。因山为陵的陵寝制作模式由此肇始。

同样是雄厚阔大的陵墓，埃及的金字塔矗立在红黄色的沙漠上，给人一种沉重的孤独感与神秘感。昭陵凿山建陵，在自然起伏的线条中呈现雄伟气概和人文韵味。

昭陵前的六骏石刻，栩栩如生。“六骏”是李世民历次作战时所乘的六匹骏马——飒露紫（征洛都时所乘）、拳毛（与刘黑闼作战时乘）、青骓（与窦建德作战时乘）、什伐赤（与王世充、窦建德作战时乘）、特勒骠（与宋金刚作战时乘）、白蹄乌（与薛仁杲作战时乘）。唐太宗为追念这六匹有战功的骏马，在自己的坟墓前刻像纪念。流连于此，人们感悟到的是一往无前的事功精神与充满活力的英雄主义。

长安城的设计师们调动各种手段，唤起人们的联想，展示寰宇一统、富有天下的意境。隋唐长安追求的是宏大规模与众多细部精缜布局的统一。隋唐人已经能够用建筑形式更加自如地表现伦理观念和政治思想。图为《长安图碑》宫城部分的放大图，图中采用形象法绘出大殿、宫墙、亭、宫门等建筑，再现旧宫盛景。

昭陵的陪葬，同样奏鸣着盛唐气象的雄劲旋律。开国功臣的墓冢如阴山、碛石山、铁山、葱山、白道山、乌德鞬山，是名臣骁将当年南征北讨亲历过的著名山岳，是唐代旷世功业的象征。

列于寝殿前两侧的十四国君长石像，刻画来自东起朝鲜半岛、西到中亚咸海和印度，北起安加拉河、南至越南南部的广大地区王者的英姿。如此广阔地域的君长群像大聚会，浓缩了那一时代中外一体的盛况。

以大写意手法勾勒李唐王朝的社会环境与国际环境，使唐代建筑和雕刻洋溢着光彩熠熠的时代精神。

乾陵的气派也庄重宏大。它坐落梁山北峰，东有豹谷，西有漠谷，南以山峰两座为门户。唐高宗（628—683）与武则天（624—705）便合葬于此。饶有趣味的是：一手谋划乾陵修建的武则天，虽为其丈夫唐高宗撰写千余字的《述圣记》，并在字画上“填以金屑”，以歌颂高宗的文治武功，但却对自己一生事业未做任何介评，墓前矗立的是一块“无字碑”。这或许是武则天为了表示自己“功高德大”，难以用文字表达；也可能是因为她以女性高居皇位，自知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墓碑上还是不记一字为好，任后人评说。

隋朝除修建大兴城外，还役使工匠二百万，营造东都洛阳，意在加强对函谷关以东和江南地区的控制，并利用东南财赋，“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2]。刻意营造洛阳，表明在东晋以降，随着经济重心向东南转移，一统王朝逐渐加深对东南的依赖。这一趋向的另一重要标志，便是沟通南北的运河开通。

唐高宗与武则天便合葬于乾陵，饶有趣味的是：一手谋划乾陵修建的武则天，虽为其丈夫唐高宗撰写千余字的《述圣记》，并在字画上“填以金屑”，以歌颂高宗的文治武功，但却对自己一生事业未做任何介评，墓前矗立的是一块“无字碑”。

早在隋文帝时，为便利转运南方米粮布帛，命宇文恺率水工凿广通渠三百余里，引渭水从大兴城到潼关。隋炀帝（569—618）时，更大规模开凿运河，共分三段。一为通济渠，调发河南、淮北一百多万民工，自洛阳引谷、洛二水达于黄河，自板渚引黄河水疏通莨荡渠故道，入淮河，达山阳（今江苏淮安），又调发淮南民工十多万，从山阳疏导吴王夫差（？—前473）所开邗沟，引淮河水入长江；二为永济渠，调发河北一百多万民工，引沁水南通黄河，北至涿郡（今北京）；三为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长江水直达余杭，入钱塘江。这样，运河南起余杭，中经江都、洛阳，北到涿郡，全长五千里，使南北联结，“商旅往还，船乘不绝”[3]。这一巨大工程固然与炀帝巡游享乐有关，但也便利了南北交通，其功用垂世不朽。经历代修浚、改筑，成现在之大运河，至今仍居世界通航运河长度之冠。

自秦汉以至明清的两千年专制帝国时代，曾有几度政治清明、邦泰民安、国力昌盛，最为人所称道者；一为西汉的“文景之治”，即汉文帝（前180—前157年在位）和汉景帝（前157—前141年在位）治理时期，朝廷实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政策，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富裕景象，所谓“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二为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君臣以隋亡为鉴，用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作喻，推行“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本”[4]的重民政策。在经济方面，“省徭赋，不夺其时”[5]；在政治方面，强化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沿袭隋朝的三省六部制，将汉代丞相之权，分隶三省而总于皇帝。

广用人才和善于纳谏也是“贞观之治”的具体成因。唐太宗启用的武将文臣有：农民起义将领徐世（594—669）、秦叔宝（？—639），政敌部下屈突通、魏徵（580—643），素寒出身者马周（601—648），少数民族阿史那社尔（？—655）、执失思力，关陇士族李靖（571—649）、长孙无忌（？—659）。任人唯贤是唐太宗成功的一大法门，史称其“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6]。

唐太宗君臣以隋亡为鉴，用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作喻，推行“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本”的重民政策。在经济方面，“省徭赋，不夺其时”；在政治方面，强化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沿袭隋朝的三省六部制，并且广用人才和善于纳谏。贞观年间实施的一系列政策，重建并巩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史称“贞观之治”。图为唐代阎立本《步辇图》。

能够纳谏和进谏，也是太宗君臣的特点。魏徵是著名“诤臣”，他告诫太宗“兼听则明，偏信则暗”[7]，并不畏触犯皇帝尊严，谏止裂土分封、泰山封禅。太宗有感于魏徵的直谏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8]

贞观年间实施的一系列政策，重建并巩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史称“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9]。此语显然有溢美之嫌，但“贞观之治”创造了中国古代不可多得的清明繁荣时段，为昌大的唐文化奠定雄厚基础，则是毋庸置疑的。此后，唐玄宗前期的“开元之治”（713—741），唐代经济繁荣达于顶点，史称“盛唐”。但开元之后，盛极而衰，转为“天宝之乱”，唐朝开始走下坡路。

唐代是一个文化政策相对宽容的时代，其君主虽对儒、佛、道三教各有偏重，武宗（814—846）还有灭佛之举，但就总体而言，“三教共弘”是唐代大势。

一道教风行

唐代道教在上层统治者中格外得宠。李唐王室奉老子李耳为先祖，唐高宗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东都洛阳的玄元皇帝庙，“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10]，气派宏大。长安的太清宫，先立玄宗雕像，后又有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侍立老子塑像左右，毕恭毕敬。追求仙人羽化的道观广为兴建，《唐六典·祠部》记载：“凡天下观总一千六百八十七所”，天台山、茅山、华山、青城山、王屋山等名山幽谷香雾弥漫、仙乐嘹亮。

唐代还是中国佛教宗派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尤其是禅宗，经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的阐发，进一步中国化，佛学也为更多的士人所研习。图为宋代梁楷的《六祖截竹图》。

二佛教兴旺

初盛唐也是佛教扶摇直上的时代。京畿长安，寺庙荟萃，城中坊里的百分之六十都设立寺庙，其中规模大者，“穷极壮丽……土木之役逾万亿”[11]，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说，“长安城里，一个佛堂院，可敌外州大寺”。长安城内的佛塔更难以备数，它们造型优美，引人入胜：大雁塔雄伟巍峨，小雁塔俊秀婀娜，善导塔亭亭玉立……长安城内的和尚们也春风得意，他们“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12]。在东都洛阳，武则天大规模开窟造像于龙门，据说她曾命僧徒怀义造夹纻大像，一个小拇指上就能站下数十人。举世闻名的卢舍那大佛高十七米多，端坐正中，神王、金刚、菩萨、弟子侍立左右，如众星拱月。唐代还是中国佛教宗派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尤其是禅宗，经五祖弘忍（601—674）、六祖慧能（638—713）的阐发，进一步中国化，佛学也为更多的士人所研习。

三儒学昌明

一度式微于魏晋南北朝的儒学在唐代开始振兴。唐高祖“颇好儒臣”，唐太宗“锐意经术”，他宣称：“朕今所好者，唯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13]他诏求前代通儒子孙，特加引擢；他命国子祭酒孔颖达（574—648）等撰写《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他又诏以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等二十一位先哲配享孔子庙庭。朝廷对儒术的大力倡导，造成“学者慕响，儒教聿兴”的局面。

在东都洛阳，武则天大规模开窟造像于龙门，据说她曾命僧徒怀义造夹纻大像，一个小拇指上就能站下数十人，举世闻名的卢舍那大佛高十七米多，端坐正中，神王、金刚、菩萨、弟子侍立左右，如众星拱月。图为雪中龙门。

唐代统治者尊道、礼佛、崇儒，更鼓励三教自由辩论。德宗（742—805）贞元年间，儒、道、佛三家大论辩于麟德殿，“始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归于善”[14]。文宗太和元年（827年）十月，儒、佛、道三家御前论辩，其情形载入白居易的《三教论衡》。

三教并行不悖，不仅有力促使儒、佛、道相互吸取，而且造成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人们不以一教为尊，亦不必以自己的信仰去屈从一尊意志。唐代朝野确乎有一股比较自由的空气：儒学可被嘲讽，如李白狂歌——“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杜甫亦言——“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对于君主，诗人可以“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倒是唐玄宗见李白要“降辇步迎”。

唐代社会风气也相当开放。读唐人笔记，可见大量自择婚配、乘间欢合的记载。离婚改嫁、夫死改嫁亦习以为常，婚外私通也屡见，可见这一时期的思想制约较为松弛。宽松的文化氛围，使得文化人能把他们心灵的感受自由阐发，或转化为艺术形象，从而赋予唐文化率真而又放达的气质。

官吏的培养与选拔，既是一个政治制度问题，也是一个教育制度问题。先秦实行世卿世禄制，身份决定一切，阻挡了平民的晋身之阶。秦代的军功爵制、客卿制和征士、荐举，其意都在打破世袭官制。至汉代，实行比较完善的察举制，按郡国及人口比例察举孝廉，推举明经明法、茂才异等、贤良方正。魏晋推行“九品中正制”，是一逆向运行，强化了世家大族的参政特权。隋唐实行的科举制度，则以国家考试方式，将“选贤与能”的古老理想付诸实现，使官僚制度摆脱贵族化倾向。

作为科举制经济前提的是北魏均田制在隋唐的推行。均田制以土地国有、计口授田为原则，摧毁了大族豪强的庄园经济，使大批自耕农和庶族地主得以产生，并参与分享文化和权力，正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科举制度创设于隋，以分科举士而得名。文帝于开皇七年设修谨、清平干济二科，炀帝置进士科。唐承隋制，又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经、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常设仅为明经、进士两科，考试及格者称“及第”，再经吏部考试合格，即可做官。

科举制度创设于隋，以分科举士而得名。文帝于587年（隋开皇七年）设修谨、清平干济二科，炀帝置进士科。唐承隋制，又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经、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常设仅为明经、进士两科，考试及格者称“及第”，再经吏部考试合格，即可做官。进士科出身仕途更优于明经，头名进士称状元，为读书做官的极品。

科举制度以封闭式考试录取，具有公正性和法定性；又因不计生员出身，唯才是举，从而较广泛地从社会各阶层拔选人才，使庶族寒士也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立志“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从而扩大了政权的统治基础。相传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15]。科举的吸引力，使士子竞相攻读、参试，“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故唐代赵嘏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16]这是画龙点睛之论。

武则天亲行殿试，此制后代沿袭，殿试中试者，皆为“天子门生”，从而以师生关系强化君臣纲常。武则天时还增设武举，科举制趋于完备。

参加科举考试的主要是学校生徒，因而此制带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唐时学校分京师学和州县学，各级学校主要研习儒家经典，此外还学习律令和书法、算学等专门技能。因此，科举制度既是一种选官制度又是一种教育制度，它自隋唐延及明清，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

中国文学的首唱是《诗》三百篇，而中国诗的辉煌极致则在唐代。

诗歌女神确乎格外垂青经济发达、城市繁荣、风气开放的唐朝。仅清代编的《全唐诗》便收录诗作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诗人二千三百余家。现在又有补遗的《全唐诗外编》，增录二千余首。当然，历史还湮没了更多的作品和诗人。

这是一个国民诗情勃发的时代，文人创作的诗篇被“士庶、僧徒、孀妇、处女”[17]吟唱，传诵于“牛童、马走之口”[18]；社会各色人等也竞相作诗，出现“行人南北尽歌谣”[19]的状况。

正因为“有唐吟业之盛”，方导致诗家辈出，涌现卢照邻（约635—约689）、骆宾王（约640—约684）、王勃（650—676）、杨炯（650—？）“初唐四杰”，以少年情怀，倡清新诗风；盛唐则诞生雄盖千古的诗国天才——“诗佛”王维（701—761）、“诗仙”李白（701—762）、“诗圣”杜甫（712—770），同期的王之涣（688—742）、孟浩然（689—740）、王昌龄（约698—756）、崔颢（？—754）、高适（706—765）、岑参（约715—770）等也是大手笔；中唐有“大历十才子”，更有白居易（772—846）、元稹（779—831）、李贺（790—816）等各具风格的杰出诗人；晚唐的杜牧（803—852）、李商隐（约813—约858）、温庭筠（约812—866），诗作固多萧瑟之气，然其抨击时政、咏史喻今，意味深长。

唐诗成就最高者当推李白、杜甫、白居易。

李白上承楚辞余韵，摄取魏晋诗歌、六朝乐府精魄，又一扫南朝宫体诗的粉黛气，拓宽视野，扩展境界，将唐诗推向高峰。李白深受道家熏染，多超越性幻思，更抱负经邦济世之志，其旷达不拘的性格又使他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这诸多的思维棱角，使李白诗歌情致丰富。他以充沛的激情和发达的想象，歌颂祖国的壮伟——“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20]，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21]；生当“开元盛世”的李白，诗作还夸赞唐代“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22]；但他对当代帝王的过失也勇于批评，针对玄宗滥用军旅，吟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23]；他还怀着深厚的同情心，抒写劳动者的辛勤——“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24]“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25]。至于他超逸求仙、及时行乐的诗句，如“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26]，也别有情趣。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27]同李白双峰并峙的另一唐代大诗人是杜甫。

与仙、儒、侠三种风格集于一身，着意表现“个性我”的李白相异，杜甫以儒家精神贯穿始终，着意挥写“社会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28]，杜诗化入社会人生，忧国忧民是其中心题旨。“安史之乱”以前，杜甫已写出《丽人行》《兵车行》，揭露帝妃的骄奢和军阀的穷兵黩武；“安史之乱”以后，更拟成《三吏》《三别》，刻画战乱、兵役、徭役给民众带来的深重苦难；其《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人道绝唱。人称杜诗为“诗史”，正因为其间深刻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和民众疾苦。杜甫兼擅古体诗和近体诗，于近体律诗尤其用心，对仗工整，声律严格，精炼形象，有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29]的执着艺术追求，后世诗人学杜者甚众。

中国文学的首唱是《诗》三百篇，而中国诗的辉煌极致则在唐代。诗歌女神确乎格外垂青经济发达、城市繁荣、风气开放的唐朝。唐朝诗家辈出，涌现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初唐四杰”，以少年情怀，倡清新诗风；盛唐则诞生雄盖千古的诗国天才——“诗佛”王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同期的王之涣、孟浩然、王昌龄、崔颢、高适、岑参等也是大手笔；中唐有“大历十才子”，更有白居易、元稹、李贺等各具风格的杰出诗人；晚唐的杜牧、李商隐、温庭筠，诗作固多萧瑟之气，然其抨击时政、咏史喻今，意味深长。图为五代周文矩《文苑图》。

白居易生当“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江河日下，他承袭杜甫的传统，力主诗歌反映现实，“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30]。其《秦中吟》十首，《重赋》写两税法逼得“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买花》写长安富贵人家争买牡丹，农夫叹曰“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他的长诗《长恨歌》讽玄宗宠杨贵妃，招致“安史之乱”，被迫弃国别妃，抱恨而终；《琵琶行》借女乐的不幸遭遇，抒写自己贬官谪居的抑郁心绪。白诗平易通俗，从王公、妾妇到牧童、走卒无不诵读，还有人将白诗抄写、刊印出来，到市集叫卖或换茶酒吃。[31]

诗至唐中叶，由于音乐发展的需要，整齐的五言、六言诗谱入曲调已不合要求，于是出现参差不齐的长短句，此即词。过去把李白看作词祖，而《菩萨蛮》《忆秦娥》等早期词作不过是托名李白，词其实起自民间。中晚唐张志和（约730—约810）的《渔父词》、韦应物（737—约792）的《调笑词》、白居易的《忆江南》《长相思》、刘禹锡（772—842）的《潇湘神》等趋于成熟，开启婀娜多姿的宋词之先河。

隋唐还是书法与绘画的昌盛时代。隋朝的房彦藻，隋唐之际的虞世南（558—638）、欧阳询（557—641）、褚遂良（596—658）开瘦劲秀美书风。唐太宗酷爱书法，尤喜王羲之的书法，传说太宗死后把他的《兰亭序》殉葬。中唐颜真卿（709—785）书法肥厚大方，端庄雄伟，称“颜体”；柳公权（778—865）则结构劲紧，骨力遒健，称“柳体”。二人并称“颜筋柳骨”。草书大家张旭，“变化无穷，若有神助”[32]，人称“草圣”；僧人怀素（725—785）奔放流畅，如龙蛇竞走，变化自如，通称“狂草”。毛泽东后期草书，多得怀素神韵。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同李白双峰并峙的另一唐代大诗人是杜甫。图为清代卢彤《唐剑南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杜公像》。

草书大家张旭，“变化无穷，若有神助”，人称“草圣”。图为唐代张旭的草书。

初唐阎立本（？—673）精于肖像，所作《步辇图》《历代帝王图》为千古名作；玄宗时吴道子画人物和山水，被称“画圣”，他的寺院壁画，人物生动，衣飘如动，所谓“吴带当风”。王维首创水墨山水，开文人画端绪，风格淡雅，后人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33]。

唐代确乎进入中国古典文学艺术“集大成”的境地。宋代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中说：“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盛赞唐人的创作“登峰造极”。

南北朝风行骈体文。骈文亦称近体文或四六文，四六对仗，讲究对偶、平仄，内容空洞而形式华丽整齐，“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34]。隋文帝时已有人上奏反对骈文。唐初承六朝文风，“初唐四杰”都是骈文大家，其时朝廷章奏制诏也一律骈体。陈子昂（661—702）反对浮艳，提倡散体，开一代新风。韩愈（768—824）更力辟六朝骈偶，上追先秦西汉散体文，并将之与被他视为“近体文”“俗下文字”的骈文相对应，称散体文为“古文”。韩愈与其友柳宗元（773—819）并称“韩柳”，是“古文运动”的发起者和代表作家，又是“唐宋八大家”开首的两位。（余六位皆为宋人：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

韩愈和柳宗元效法先秦散文和《史记》刚健自由的文风，以“复古”为旗帜，实为通过对先秦两汉文体的复归，摆脱六朝程式化文体的束缚，达到一种创新境界，正如韩愈自述：“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35]他还主张“唯陈言之务去”“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36]。如果说，韩文雄深，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柳文则以峭拔见长，其说理之作，以谨严胜。柳宗元提倡“文以明道”，他的《捕蛇者说》抨击时政，锐利深切；《永州八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封建论》纵议古今政治，入木三分。经韩、柳倡导，散文从写学术专论扩大到抒情、写景、纪游等广泛领域，成一独立文学体裁，支配文坛千余年，直至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才被白话文取代。

韩愈和柳宗元效法先秦散文和《史记》刚健自由的文风，以“复古”为旗帜，实为通过对先秦两汉文体的复归，摆脱六朝程式化文体的束缚，达到一种创新境界。图为韩愈像及明代宋克书写的韩愈《进学解》。

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不仅意在文体变革，而且以先秦两汉古文为法，以儒家经典为依归，“志乎古道”，力斥佛老，复兴上起尧舜禹汤，中经文武周公，直至孔孟的一以贯之的“道统”。时值帝王佞佛，举国狂迎佛骨之际，韩愈上《论佛骨表》，力辟崇佛的荒谬，以捍卫“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学传统。他还声言：“吾所谓道也，非而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37]明确地以重建儒家道统者自居。宋代理学承继这种道统说，虽然他们并不一定肯认韩愈，而直溯孔孟。正是在复兴儒家道统这一意义上，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38]。

如果用辩证法“正—反—合”三段式考察宋以前的中国思想史，汉末以前的儒家思想是“正”，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是“反”，宋代新儒学（理学）是“合”，而韩愈及其发起的古文运动则是“合”的开启者。诚如现代陈寅恪所说：“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39]

隋唐是中国史学的重要发展阶段，官修史书制度确立。此前，史书编纂由私人完成，《史记》《汉书》皆为私家著述，朝廷所设史官只管天文历算，并不包办修史。隋文帝决定改变这种状态，他下诏说：“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40]隋代所修《魏书》《周史》《梁史》等皆为奉旨之作。至唐代，官修史书成为定制，太宗置史馆于禁中，专修国史，由宰相监修，下设修撰。此制为以后各朝沿袭，纪传体“正史”从此皆由朝廷掌修。唐代完成的正史有署名唐太宗御撰而由房玄龄等监修的《晋书》，此外有《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二十四史”中有八部完成于唐。

唐代还出现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评专著——刘知几（661—721）的《史通》。此书总结历代史著的类别和体制，并提出史家须兼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又强调直笔，“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刘知几富于疑古精神，对儒家经典多有质疑，认为“五经立言，千载犹仰；而求其前后，理其甚相乖”[41]，显示了一种不盲从的理性主义追求。

杜佑（735—812）编纂的《通典》是中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史，计有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一制度，条贯古今，溯源明流，通其原委。而以食货置于首位，表明作者认识到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作用。杜佑反对“非今是古”[42]，主张“随时立制，遇弊变通”[43]，有进步的历史观。《通典》开典章制度专书的先例，此后遂有南宋郑樵的《通志》、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与其并称“三通”；加上清代官修《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合称“九通”；再加上民国刘锦藻的《清续文献通考》，总名“十通”，为中国典章制度之大全。

唐代完成的正史有署名唐太宗御撰而由房玄龄等监修的《晋书》，“二十四史”中有八部完成于唐，房玄龄被列入“十八学士”。图为清代余集《十八学士图》。

隋唐文化极一时之盛，还表现在以博大的胸怀，如“长鲸汲百川”似的吸收异族外域文化。这首先表现在汉文化对豪强的游牧文化的收纳，使之对细腻的农耕文化起到一种“补强剂”和“复壮剂”作用。隋唐时期的汉族，是受容了鲜卑等胡族的新汉族。隋唐皇室便有胡族血统，如隋炀帝杨广、唐高祖李渊的母亲，都出自拓跋鲜卑的独孤氏；唐太宗李世民生母为鲜卑族纥豆陵氏，长孙皇后父系母系皆鲜卑人，故其子唐高宗李治，承鲜卑血统四分之三，汉族血统四分之一。胡汉血统交会，使时人气质上也“大有胡气”，唐诗云“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还家且行猎，弓矢速如飞”[44]，这种豪情正是胡气浸染的结果。而唐文化的开放与拓展精神，与胡化显然有某种内在联系。

唐人不仅广为接受胡乐、胡舞、胡装、胡食，使唐文化热烈多彩，富于阳刚之气，而且以空前规模采撷外域英华，这包括南亚的佛学、医学、历法、音韵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的祅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术乃至马球。外域文化如“八面来风”涌入唐代中国，使唐文化成为一种“与印度、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45]，而公元6世纪至8世纪的唐都长安，更成为一个世界性都市，其鸿胪寺接待七十多国外交使节；其国子学和太学，先后接纳三万余名外国留学生。据统计，长安百余万人中，各国侨民达百分之二十，加上突厥后裔，其数高达百分之五。

唐代采撷外域文化英华，尤其值得一书的是高僧玄奘（602—664）的西游和译经。为求得对佛学的真解，玄奘赴天竺各地，与学者论辩切磋，历十七年方回长安，后译经、论七十余部，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他还撰《大唐西域记》，提供研究南亚及中亚古代史地的重要资料。他的传奇性经历在民间广泛流播，元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明《西游记》皆从此衍生发展而来。

隋唐在吸纳异域文明的同时，又向外部世界做文明辐射。汉字、儒学、纲常律令、科学技术、中国化佛教都对周边乃至远方发生影响。

一唐文化与日本文化

唐代采撷外域文化英华，尤其值得一书的是高僧玄奘的西游和译经。图为玄奘和侍者像。

公元4世纪中叶，大和政权统一日本国土，与南朝颇有交往。5世纪末，隋统一南北，随即遣大军三十万远征高句丽，日本国大受震动。公元600年，日本派出第一次遣隋使，新兴强盛的隋帝国给日本使节留下深刻印象。7世纪初，圣德太子仿效中国制度，以儒学思想为指导，推行“推古朝改革”。革新初见成效，使日本国统治者更坚定了移植中华文明的信心。唐帝国建立后，政制完备、军事强盛、文化发达，日本国统治者对唐文化敬慕万分，公元623年（推古天皇三十一年），自唐回国的留学僧惠齐、惠光等人上奏朝廷：“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46]公元630年，日本派出第一批遣唐使，在此后二百多年中，日本共任命遣唐使十八次。在返日的留唐学生策动下，公元645年，日本发生著名的“大化革新”。正如“明治维新”以“西洋化”为最高理想，“大化革新”是以“中华化”即唐化为最高理想。新政所推行的班田制与租庸调制以及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都是以唐制为蓝本。公元718年，元正天皇制定《养老律令》，律令规定的官制、兵制、田制、税制、学制几乎都是唐制的翻版。公元701年，日本国皇都迁移至奈良，完全模仿唐长安城样式建设。在奈良朝约八十年间，遣唐使达于全盛。使团组织庞大，团员常多达五六百人。使团中除大使、副使外，还包括留学生、学问僧和各种技术人才。他们“虚至实归”，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将盛唐文化引入日本。日本的律令大体采用唐律，根据日本国情稍加斟酌损益。日本各级学校以儒家经典为教材，日本佛教宗派则以唐佛教宗派为祖源，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被日本人称为“日本律宗太祖”“日本文化的恩人”。日本历法沿用唐历，唐朝制定的新历，日本原封不动地加以采用。日本社会各阶层也深受唐文化浸染，他们吟哦唐诗，雅好唐乐，发展唐绘（即中国风格的绘画），行唐礼，服唐服，食唐式点心（“唐果子”），用唐式餐具（“具物用汉法”），对唐文明全面汲取。

日本各级学校以儒家经典为教材，日本佛教宗派则以唐佛教宗派为祖源，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被日本人称为“日本律宗太祖”“日本文化的恩人”。这幅鉴真和尚像，创作于15世纪日本室町时代。

二唐文化与朝鲜文化

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往历时久远。还在古朝鲜时期（前5世纪至前1世纪中叶），儒学与汉字便输入朝鲜。朝鲜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时期（前1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三国从不同渠道大规模吸纳中华文明：高句丽从陆路传入儒教，以汉儒的典章制度为重点；百济从海路传入中国南方文明，吸收了六朝的多样性学术思想；新罗则是经过高句丽、百济，间接吸收中华文明。

迨至唐代，高句丽、百济、新罗竞相向唐遣送留学生，入国学学习中华文明。新罗统一朝鲜后，更以唐制为立国轨范。中央仿唐尚书省设执事省，综理国政，下设位和府（掌人事）、仓郡（掌租税）、礼部（掌教育礼乐）、兵部（掌兵马）、左右理方府（掌律令）、例作府（掌工事），一如唐尚书省的六部。此外，又仿唐的内侍省置内省，仿唐的御史台置司正府。在学制上，新罗仿唐置国学，设儒学科和技术科。公元747年（景德王六年）国学改为大学监。大学设博士助教若干人，讲授儒学和算学。儒学以《论语》《孝经》为必修，《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和《文选》为选修。算学以中国《辍学》《三开》《九章》《六章》为教材。新罗亦遣出大量留唐学生。公元840年（开成五年），新罗留学生和其他人员学成回国的一次就有一百多人。这些“登唐科第语唐音”的留学生回国后，广为传播儒家文化，诚如唐代皇甫冉诗咏：“还将大戴礼，方外授诸生。”唐玄宗曾赐新罗王诗：“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新罗民俗也广为沾溉唐风采。真德女王时，采用中国章服之制，“自此以后，衣冠同于中国”[47]。公元644年（文武王四年），“新罗遣人熊津学唐音乐。时唐军留镇熊津，中国声音器物多随以来，东方华风，自此益振”。此外，新罗的姓氏制度与民间节日，都具有中华文明痕迹。新罗时期的佛教，更在中国佛教的直接影响下展开。

三泽被远西

强盛、深厚的唐文明不仅影响东亚各国的文化面貌，而且将其光辉辐射远西。当然，由于辐射距离增大，其效应不如在东亚地区那么强大。

唐文明对远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科技上。公元751年，唐帝国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在怛罗斯城发生军事冲突，唐军大败，大批士兵被俘，其中有不少造纸、纺织等行业的工匠，中国的造纸业与纺织术遂传人中亚、西亚各国，继之输入欧洲。中世纪的欧洲，尚流行以羊皮作为信息的物质载体。据估计，生产一本羊皮纸的《圣经》至少需要三百多只羊的皮，文化信息的传播因材料的限制，范围狭小。纸的出现，为当时欧洲的教育、政治、商业等活动的蓬勃发展，提供便利的传播物质材料。中国炼丹术的西传，直接推动了阿拉伯炼丹术与欧洲炼丹术的生长，而现代化学便是在欧洲中世纪炼丹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中国创立的“十进记数”法在唐代转入印度，直接推动印度数学产生位值数码（即现代通用的印度—阿拉伯数码的前身）。英国学者李约瑟指出：“在西方后来所习见的‘印度数字’的背后，位值制早已在中国存在两千年了”；“中国的计算人员和星官为印度人发展只需要九个符号的计算方法开辟了道路”。他还指出：“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

中国炼丹术的西传，直接推动了阿拉伯炼丹术与欧洲炼丹术的生长，而现代化学便是在欧洲中世纪炼丹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图为明代陈洪绶《炼丹图》。

唐帝国又开辟了由南中国海经印度洋到非洲的“陶瓷之路”。沿着这条通道，中国陶瓷运到东南亚，甚至走得更远，穿过印度洋，到达波斯、叙利亚和埃及，也有一些瓷器运达非洲东南岸。

唐文明的对外辐射，有力地推进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唐”“唐人”“唐字”“唐言”“唐家”“唐山”等海外至今流行的对中国以及与中国相关事物的惯称，生动地显示出唐文明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足迹。

注释：

[1]《唐大诏令集》卷十一“太宗遗诏”。

[2]《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3]《旧唐书》卷六、卷七：《李传》。

[4]《贞观政要》卷八：《务农》。

[5]《贞观政要》卷八：《务农》。

[6]《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

[7]《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卷一九三。

[8]《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9]《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卷一九三。

[10]杜甫：《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

[11]《旧唐书·鱼朝恩传》。

[12]韩愈：《华山女》。

[13]《贞观政要》卷六：《慎所好》。

[14]《新唐书·徐岱传》。

[15]《唐摭言》卷一。

[16]《唐摭言》卷一。

[17]白居易：《与元九书》。

[18]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19]《敦煌曲校录·望远行》。

[20]李白：《公无渡河》《观庐山瀑布》《古风》《梁甫吟》《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将进酒》。

[21]李白：《公无渡河》《观庐山瀑布》《古风》《梁甫吟》《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将进酒》。

[22]李白：《公无渡河》《观庐山瀑布》《古风》《梁甫吟》《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将进酒》。

[23]李白：《公无渡河》《观庐山瀑布》《古风》《梁甫吟》《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将进酒》。

[24]李白：《公无渡河》《观庐山瀑布》《古风》《梁甫吟》《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将进酒》。

[25]李白：《公无渡河》《观庐山瀑布》《古风》《梁甫吟》《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将进酒》。

[26]李白：《公无渡河》《观庐山瀑布》《古风》《梁甫吟》《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将进酒》。

[27]韩愈：《调张籍》。

[28]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29]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30]《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

[31]见《元氏长庆集》卷五一：《白氏长庆集序》。

[32]《旧唐书》卷一九〇：《贺知章传》。

[33]《东坡题跋》卷五：《书摩诘蓝田烟雨图》。

[34]《隋书》卷六十六：《李谔传》。

[35]《旧唐书》卷一六〇：《韩愈传》。

[36]《韩昌黎集》卷十六：《答李翊书》；卷三十四：《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37]《原道》。

[38]《苏东坡集·续集》卷十二：《潮州修韩文公庙记》。

[39]《论韩愈》。

[40]《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41]《史通·疑古》。

[42]《通典》：《边防序》《职官》二十二。

[43]《通典》：《边防序》《职官》二十二。

[44]崔颢：《古游侠呈军中诸将》。

[45]〔日〕井上清：《日本历史》。

[46]《日本书记》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条。

[47]《三国史记》卷二十三：《杂志》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