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连横欧陆(1/1)
1688年6月30日,六位英格兰贵族和一位英国主教秘密致信詹姆士二世长女玛丽的丈夫、时任荷兰执政的奥兰治的威廉,请他率军到英国,帮助他们保护英国的自由。10月30日,一直在关注英国事态发展的威廉,率领一支由1.5万人组成的军队,分乘275艘战船启程开赴英国。11月5日,威廉一行打着保护“英格兰新教与自由”的旗帜,在德文郡的托尔湾登陆,随后缓缓向伦敦开进。不久,詹姆士二世众叛亲离,仓皇逃往法国。1689年2月,威廉召开特别会议,与会的托利党和辉格党经过多方权衡之后,决定接受哈利法克斯侯爵乔治·萨维尔(Gee Savile)的主张,由威廉和玛丽共同出任英国君主;威廉和玛丽在接受议会提出的“权利宣言”后,正式即位为英国国王和女王。
“光荣革命”不仅是一次王权更替,它还开启了英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通过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英国实现了政体转换,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并由此走上稳步发展的道路。“光荣革命”不仅影响了英国内政,它还意味着英国外交政策的根本转向。保罗·兰福德(Paul Langford)指出:"1688年之前,从克伦威尔到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他们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亲法反荷的。1688年之后,法国多多少少地成为英国永久的敌人,与英国一直不断地争夺海上霸权。冲突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九年战争(1688-1697)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使英国既再次卷入了大陆上的战争,又卷入了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这是自伊丽莎白与西班牙斗争以来所从来没有的。”
1689年2月威廉正式即位为英国国王,称威廉三世,与此同时他仍是荷兰共和国执政,由于此前一年荷兰已正式对法开战,“始于1688年11月的法荷之战因此也就成了法英之战”。对当时的威廉而言,阻止法国扩张,“利用一切能够获取的权力——无论是从荷兰还是从英格兰,去履行由上帝赋予他的角色——打败‘太阳王’统治下的天主教的法国”,是他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可见,威廉入主英国,在使英荷特殊关系得以形成的同时,也开启了英荷联合对抗法国的新局面,英国由此卷入了反对法国的大规模欧洲战争。从1689年开始,除短暂中断外(1697.9-1702.4),战争一直持续到1713年,几乎贯穿着威廉和安妮女王两朝。正因为如此,战争的前一阶段(1689-1697年)有时也被称为“威廉王之战”(King William''s War),也就是欧洲历史上的“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后一阶段(1701-1714年)被称为“安妮女王之战”(Queen Anne''s War),即通常所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威廉三世反对法国,首先是由于荷兰面临着法国入侵的威胁。威廉出生于1650年,他的政治生涯从一开始就与反抗法国侵略联系在一起。1672年3月路易十四发动对荷战争,法军很快进入荷兰内地,阿姆斯特丹形势危急,荷兰当局在法国的入侵面前领导战争不力,引起了人们的不满。迫于压力,荷兰议长约翰·德·维特任命威廉为军事统帅和执政,就这样,年仅22岁的威廉临危受命,成为荷兰共和国执政,开始了他与法国持续斗争的政治人生。丘吉尔写道:“威廉冷漠而不残暴。他无暇顾及小仇,而是集中精力同路易十四斗争。他英勇无畏,年轻时已成为大军统帅,然而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对战斗的预见性是军事天才的标志,而他缺乏这种预见能力,他只是一个比较理智而意志坚定的人,凭着天生的条件得到了指挥军队的机会。他的天才是在外交领域,他十分精明、耐心和谨慎。他结成的同盟,克服的困难,对时间因素或他人弱点的巧妙利用,掌握分寸和区分轻重缓急的能力——这一切使他享有极高的威望。”的确,如丘吉尔所说,威廉在外交方面能力出众,而这一点,在他成为荷兰共和国执政不久即有所表现。
针对当时荷兰所处的不利国际环境,威廉展开了有力的外交攻势。他先是利用哈布斯堡王朝与波旁王朝之间的矛盾,与同属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西班牙结成军事同盟,以分散法军的兵力,减轻对荷兰的压力。继而他利用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因议会拒绝拨款而面临的财政困难,以及《多佛密约》泄密而遭遇的窘境,提出与英国单独议和,让英国退出战争,瓦解了法国拼凑起来的反荷同盟,使国际形势向有利于荷兰方面转变,并最终使路易十四同意与荷兰和谈。
17世纪欧洲国际关系的突出特点是法国逐步确立对欧洲大陆的霸权,“如果说,十六世纪时,在西欧国际关系中起首要作用的是西班牙,那么,可以说十七世纪是法国真正称霸时期,至少在大陆上是如此”。法国自亨利四世(HenryⅣ,1589-1610年在位)起就制定了称霸欧洲的宏大计划,至路易十四(LouisⅩⅣ,1638-1715年在位)亲政(1661年)后,更是“把法国的霸权政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路易十四野心勃勃,亲政不久即四处寻找机会,不断对外扩张。继1667-1668年发动对西班牙的“遗产战争”之后,1672年又把战争的矛头对准荷兰。1678年,法国与荷兰签订《奈梅根和约》(Treaties of Nijmegen),尽管该约并未完全实现法国的目标,但它造成的国际形势却大大推进了法国的霸权战略,因此被视为“法国在欧洲最强盛时期的标志”。随后,路易十四又展开一系列扩张行动,迫使欧洲诸国屈服,法国成为称雄一时的欧洲霸主。
法国的扩张使整个欧洲惊恐不已,而作为法国的近邻,荷兰尤其深感不安。就在《奈梅根和约》签订后不久,奥兰治的威廉便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以期形成一个针对法国的新同盟。威廉充分利用不同国家与法国之间的矛盾及不同的利益追求,一方面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勃兰登堡选帝侯阐述共同抗法的思想,另一方面抓住时机分化法国的旧盟友,1681年,一度曾是法国盟友的瑞典与荷兰结成反法同盟;由于威廉的“外交艺术”,一个对抗法国的秘密同盟逐渐形成。
1685年路易十四颁布“枫丹白露敕令”(Edit de Fontainebleau),取消“南特敕令”(Edit de Nantes),这为威廉缔结大同盟的努力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南特敕令”取消后,“几十万胡格诺教徒拼命逃走,散到整个西欧各地。……不久以后,就有个一般的信念传播开来,以为全欧洲都在酝酿着一个共同毁灭新教的阴谋”。欧洲一些新教国家很快做出反应,荷兰、瑞典、勃兰登堡三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法国的政策。不仅如此,因取消“南特敕令”而引起的反法浪潮,甚至将正在与土耳其作战的奥地利也卷入其中,同样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此时却成了反法联盟的倡导者。在这些国家的带动下,欧洲新教势力及受法国扩张之害而仇视法国的天主教王公纷纷加入到反法阵营中。1686年,各种反法势力在德意志南部城市奥格斯堡集会,正式形成了“奥格斯堡同盟”,参加该同盟的有荷兰、瑞典、勃兰登堡、奥地利、西班牙、萨伏依以及德意志的一些邦国,甚至连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一世也加入了同盟。
不过,正当威廉不遗余力地筹建反法同盟时,英国却置身事外,与法国保持着密切关系,甚至一度与法国结盟,反对荷兰。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企图在英国恢复天主教,进而恢复专制统治,为此他们把目光投向欧洲大陆最强大的专制国家法国,希望从路易十四那里得到支持。1670年,查理二世与路易签订《多佛密约》(Treaty of Dover),根据密约,查理二世同意与法国联合对荷兰作战,法国则支持英国恢复天主教,并给查理二世200万利维尔和6000名步兵的援助。路易十四还答应在战争期间每年向查理二世提供300万利维尔的补助,以帮助后者摆脱议会的约束;英国答应对荷兰作战时提供6000名步兵和50艘战舰。1676年,查理二世以不经法国国王同意不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为条件,换取法国每年提供10万镑的补助金。1681年,查理二世再次从法国方面获得每年500万利维尔的巨额补助金,从而使他能够在1681年3月至1685年2月去世这段时间里,得以摆脱议会干扰,实行个人统治。
詹姆士二世上台后一意孤行地想在英国恢复天主教,因此同样采取对法友好的态度。詹姆士继位时,正是路易十四取消“南特敕令”的时候,然而,正当欧洲新教国家纷纷站到联合反法的立场上时,作为新教国家君主的詹姆士二世,却由于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及恢复天主教的企图而与法国站到了一起。
由于英国置身反法阵营之外,威廉的反法包围圈深受损害。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为数不少,但多数是小国或弱国;而作为主力成员的奥地利,则身陷与土耳其的战争之中,难以集中力量对付法国。在如此情况下,反法同盟若能得到英国的支持,从海上对法国构成威胁,就能大大增强同盟的实力。出于这种考虑,奥兰治的威廉始终关注英国动向,随时准备抓住机遇,把英国拉入反法同盟。如戴维·海敦(David Hayton)所说:威廉最终选择直接干预英国国内政治,“其动机之一便是让英国成为大同盟(Grand Alliance)的一员,以此增强‘大同盟’的实力,共同反对路易十四”。
威廉在反法问题上明显存在荷兰情结,但英荷联手共同对抗法国,显然不仅有利于荷兰,同时有利于英国。一方面,法国的欧洲霸权改变了原有的国际格局,随着奥地利和西班牙这两个哈布斯堡家族的衰落,17世纪以来哈布斯堡王朝与波旁王朝对峙的局面不复存在,欧洲大陆均势有被打破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兰治的威廉促成“奥格斯堡同盟”的形成,尽管其初衷是维护荷兰的安全,但就其结果而言无疑有利于维系欧洲大陆的力量均衡,这一点对英国来说意义重大。因为,一旦法国独霸欧洲大陆,就既可能对英国本土造成威胁,也有损于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商业利益;并且,由于法国的大陆霸权有助于法国的殖民扩张,因此还会大大损害英国的海外利益,这是英国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早在1672-1678年的法荷战争期间,英国议会就曾因反对与法国一起进攻荷兰而拒绝向查理二世拨款,迫使查理在1674年退出战争,可见在当时的英国统治阶层中,不少人“已开始看出法国是他们最强大的对手”;此外,大多数普通英国人也对政府推行与法国这个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国家维持友好关系的政策深表不满。
其实,在“光荣革命”发生时,对威廉的邀请在一定程度上即意味着对其反法立场的认可;而议会接受威廉担任英国国王,事实上就意味着选择对法战争。当然,议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是迫不得已:路易十四很快承认詹姆士二世仍旧是英国国王,这一立场让法国的入侵迫在眉睫。英国议会清醒地认识到:离开威廉及其军队的支持,法国的威胁立刻会变成现实。果然,1689年3月,路易十四决定由法国提供船只和军队,帮助詹姆士二世入侵爱尔兰。至此,威廉和英国在对法战争中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共同点,那就是,共同捍卫“光荣革命”的结果,共同捍卫“光荣革命”造成的王位更替。。
在威廉全力投入对法战争之前,他需要首先解决詹姆士二世及其支持者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发动的叛乱,而这也就成了双方在欧洲范围内展开军事较量的一个组成部分。詹姆士二世在爱尔兰登陆后,得到当地天主教徒响应,也得到时任爱尔兰总督的泰康内尔伯爵(Earl of Tyrel)的军事支持。1690年6月,威廉亲率大军赶赴爱尔兰;7月12日,威廉在都柏林以北的博因(Boyne)一战中打败詹姆士二世,并夺取都柏林。深感绝望的詹姆士二世逃回法国,从此未能重返爱尔兰。1691年10月,威廉与爱尔兰签订《利默里克条约》(Treaty of Limerick),结束了对爱战争。苏格兰的情形与爱尔兰不同,在这里,多数人支持威廉和玛丽,而支持詹姆士二世的主要是来自苏格兰高地的天主教徒及忠于斯图亚特旧王的人,他们在邓迪子爵(Vist Dundee)约翰·格雷厄姆(John Graham)领导下,起兵反对威廉,但不久邓迪战死,叛军随之瓦解。这样,到1692年,英伦全境已无人反抗威廉的统治,他现在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带领“大同盟”打败法国的问题上了。
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开始后,在欧洲大陆出现了三个战场,分别是南尼德兰、莱茵区和意大利。陆上作战的主力是奥地利军队,莱茵区是主战场;在海上,英荷联合舰队与法国舰队在英吉利海峡进行战斗。此外,英法还在欧洲以外地区如西印度群岛、纽芬兰、阿卡迪亚、本地治理展开争夺。双方在陆上的行动主要表现为争夺一些重要城镇,如蒙斯(Mons)、那慕尔(Namur)等,其中威廉领导的英国军队在尼德兰打了七场战役,这些战役为久未打仗的英国军队提供了锻炼。直到1694年,同盟军才挡住法军的凌厉攻势;1695年那慕尔城向威廉投降,至此法军的气势得到遏制。
在海上,决定性的战斗发生在1692年。当时,法国集结了大量陆军准备入侵英格兰;5月,詹姆士二世也赶到驻扎在阿格角(Cape Hogue)附近的营地,与其支持者会合。在入侵英国的大军起航之前,法国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开始行动,旨在扫清海上障碍。但不久这支舰队遭到爱德华·罗素(Edward Russell)率领的英荷联合舰队的拦截,联合舰队不仅在数量上超过法国舰队,同时还将后者压缩在法国海岸附近,使之失去机动性。经过六天激战,双方在阿格角展开会战,法国舰队损失惨重,15艘战舰被击毁,路易十四入侵英国的计划也随即停止。阿格角海战使英国赢得海上优势,丘吉尔则将其称作是17世纪的“特拉法加之战”。
阿格角海战大大挫伤了法军的士气,1693年,法国开始试探与同盟国家进行和谈。1695年,威廉率军攻克那慕尔,持续了七年的战争便在1696年不了了之。随着战争的拖延,参战各方都面临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压力,厌战情绪日渐蔓延。路易十四尤其急于摆脱战争,因为当时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重病缠身,随时可能毙命,如果法国与西班牙维持战争状态,显然不利于早已垂涎西班牙遗产的法国从中获利。因此,他采取分化大同盟的策略。他首先选择萨伏依公爵,通过让出法国占领的卡萨莱(Casale)等地,换取与后者在1696年签订《都灵条约》。随后,萨克森又与法国单独媾和。在此形势下,各国纷纷展开外交行动,英法之间的和谈也颇有成效,于是在海牙附近的里斯维克(Ryswick)召开和会,经过彼此妥协,与会各方最终达成协议。1697年9月,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外,其余各国均在《里斯维克和约》(Treaty of Ryswick)上签字;10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法国签约。至此,历时九年的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告一段落。
尽管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并未分出胜负,和约对签约国来说也是各有得失,但英国却获益良多,达到甚至超过了它的预期目标。首先,法国的欧洲霸权受到打击,其在欧洲的政治地位开始下降;其次,与法国形成对照的是,英国的国际地位大大增强。在打败法国海军舰队后,英国不仅取得了海上优势,同时还获得了进入地中海的权利,并具备了干预欧洲大陆事务的能力。从此,英国已不再是欧洲二流国家,它跻身于大国行列,成为争雄欧陆的后起之秀。
威廉还有其他收获,根据条约,法国承认威廉为英国国王,并不再给詹姆士二世及其后裔以任何支持,英法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法国的这一承诺至少表明路易十四暂时放弃支持詹姆士二世,威廉三世的合法性得到了承认。与此同时,荷兰则获得在西属尼德兰一些要塞驻军的权利,同时获得法国在关税及商业方面的较大让步。经过这场战争,由威廉代表的英荷联盟在经济、军事、政治方面的实力得以大大提升,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力量,而作为英荷联盟主导力量的英国,则更是由此活跃于欧洲舞台,并将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角逐中发挥更大作用。
《外交史》一书的作者指出:“从路易十四当政的后半期起,开始了欧洲外交史的新时期,其标志为英国国际作用的逐渐加强和英法两国在掠夺殖民地上争雄的斗争。”而“这一斗争中最重要的阶段,便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里斯维克和约》结束了迁延已久的战争,为欧洲带来了和平,不过在威廉三世看来,和约并未解决欧洲的持久和平问题,因为它未就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做出实质性安排。事实上,在路易十四急切地关注西班牙的同时,威廉三世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同样对西班牙问题高度关切。早在1689年“大同盟条约”签订时,荷兰就与神圣罗马帝国有过一项关于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的秘密条款,其中约定,一旦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无嗣而终,英国和荷兰将动用全部力量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室,反对法国在西班牙的任何图谋。
西班牙问题在1665年即引起关注,当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FelipⅣ,1605-1665年在位)去世,年仅4岁的查理二世登位,这位年幼的国王体弱多病,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只能活上几个月,王位空缺的情形随时可能出现。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国王却在众人的担心或期待中活到了39岁,直到1700年11月才撒手人寰。由于查理二世始终没有子嗣,因此,根据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王位继承法,享有继承权的各方如法国、奥地利(神圣罗马帝国)等,就一直在各怀心机,明争暗斗。
西班牙是个老牌的大国,至17世纪末,除西班牙本土,它还拥有意大利的大片领土、尼德兰南部地区,南美、中美和北美广大地区,非洲西海岸一些重要据点,此外还有菲律宾、加罗林、安的列斯、加那利群岛等。但这个大国自16世纪末开始就步步衰落,到17世纪,更是内外交困。昔日不可战胜的西班牙已完全无力自保,这就为法国等觊觎其遗产的国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根据西班牙的王位继承法,若现任国王死后无男嗣,则三人享有继承权,他们是:路易十四之孙安茹的菲利普(Philip of Anjou)、巴伐利亚选帝侯(Electoral Prince of Bavaria)之子约瑟夫·斐迪南(Joseph Ferdin and)、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次子奥地利的查理大公(Archduke Charles)。在这三人背后,首先是欧洲的两大王朝即法国的波旁王朝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斗争,而英国及其盟友荷兰也希望从中获益,至少不丢失什么。围绕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相关国家各有盘算,由此而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所有这些国家中法国野心最大,也表现得最积极。在法国的主动之下英法秘密协商,于1698年10月签订了瓜分西班牙的“第一个瓜分条约”(first Partitioy)。双方商定,西班牙王位将由巴伐利亚选帝侯之子约瑟夫·斐迪南继承,他将领有西班牙本土、西印度群岛和尼德兰;奥地利的查理大公将得到米兰和卢森堡;安茹的菲利普将得到那不勒斯、西西里等地;英国和荷兰则获得商业和殖民地方面的利益。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条约表示不满,拒绝履约;西班牙的查理二世在得知英法竟然撇开自己秘密瓜分其遗产,更是震怒不已,并愤而决定将整个西班牙遗产全部交由约瑟夫·斐迪南继承。“第一个瓜分条约”遂告流产。
1699年2月,查理二世指定的继承人突然去世,威廉三世及荷兰议长安托尼·海因秀斯(Antonie Heinsius)与路易十四再度谈判,不久后达成第二个“瓜分条约”,条约规定:西班牙王位由奥地利的查理大公继承,并领有西班牙本土、西印度群岛及尼德兰地区;安茹的菲利普将获得那不勒斯、西西里和米兰;英国和荷兰则享有在西班牙领地通商等权利。这次条约再次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拒绝,并为查理二世所痛恨。1700年10月查理二世签署遗嘱,将王位传给路易十四之孙即安茹公爵菲利普,条件是西班牙与法国永远不合并。11月1日查理二世去世;路易十四随即违反密约,决定接受西班牙王位。1701年初,安茹公爵被宣布为菲利普五世(FelipⅤ,1700-1746年在位),波旁王朝取代哈布斯堡王朝,成为西班牙的统治王朝。
此时,威廉三世领导下的英国和荷兰并不想与法国开战,原因在于,自《里斯维克和约》签订后,英国的国内舆论“决定性地并且一致地”反对战争、反对英国介入大陆事务。但不久,野心膨胀的路易十四采取一系列挑衅行动,终于再度激起英国民众的反法情绪:他先是违背已故西班牙国王关于西、法永远不得合并的遗嘱,于1701年初发布敕令,公开宣布菲利普五世有权在其兄长去世后继承法国王位;接着于1701年2月派兵进入西属尼德兰,占领原属荷兰的一些要塞,俨然将南尼德兰视为法国的属地。而令英国人最不能容忍的是,1701年9月,詹姆士二世去世,路易十四竟违背《里斯维克和约》,公开承认其子詹姆士·爱德华,即后来的“老僭位者”为英王。路易十四还企图将英荷两国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中排挤出去。这样,到1701年6月,不仅英国舆论再度转向支持战争,辉格、托利两派也放弃分歧,投票赞成大笔战争拨款。9月7日,在威廉三世的努力下,英、荷、奥等组成新的“大同盟”;不巧的是,威廉于1702年2月骑马摔伤,引起并发症,随后于3月19日去世。玛丽女王之妹安妮随即继位,称安妮女王。
安妮女王在马尔博罗伯爵(Earl of Marlbh)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的辅佐下继续执行反法政策,1702年5月4日,英、荷、奥正式对法宣战。马尔博罗出任英国军队总司令,在女王执政初期,他不仅是女王的主要顾问,“而且可以说是唯一的顾问”。马尔博罗还被荷兰方面任命为荷军代理总司令,从而成为两个强国的最高军事统帅。从此,马尔博罗“在敌人的绝对优势面前开始了连连取胜的十年征程”,成为威廉三世反法政策的忠实的继承人和有力的执行者。
1702年,路易十四乘威廉三世去世、英荷关系出现微妙变化之际,派军大举进攻荷兰,企图以此达到击败荷兰、吓退英国的目的。面对强敌,联军内部士气低落,将领们相互嫉妒。马尔博罗充分展示出领导才能,将进占荷兰的法军赶至戴尔(Dyle)河一线,取得对法战争的首场胜利。这次胜利大大提振了联军的士气,也确立起马尔博罗本人的名声。1704年马尔博罗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当时,路易十四与巴伐利亚选帝侯共同发起对维也纳的攻击,维也纳城岌岌可危。英荷联军在马尔博罗率领下从北海出发向多瑙河进军,横穿整个欧洲。6月,当英荷联军突然出现在巴伐利亚时,整个欧洲都为之而震惊。在与普鲁士及德意志其他军队会合后,6月11日又与奥军会合;8月13日,由马尔博罗和欧根亲王(Prince Eugene)指挥的同盟军向法国及巴伐利亚联军发起攻击,在布伦海姆之战(Battle of Blenheim)中大获全胜,法军阵亡1.4万人,另有1.1万人被俘,巴伐利亚倒向同盟一方,维也纳得救。布伦海姆大捷使同盟力量得到巩固,马尔博罗也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军事家。
1706年5月,马尔博罗又取得拉米伊(Ramillies)之役的巨大胜利,在温斯顿·丘吉尔看来,“拉米伊战斗的影响比布伦海姆战斗的影响还要大,如果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布伦海姆大捷挽救了维也纳,那么可以说,拉米伊大捷征服了比利时”。1708年7月,同盟军与法军在奥德纳德(Oudenarde)再次激战,重创法军,此役使同盟军包围并占领里尔(Lille)。至此,马尔博罗向巴黎进军的一切障碍均不存在了,不过,如丘吉尔所言,马尔博罗作为联军统帅征战欧陆的“黄金时期”也就此宣告结束。
在不断取得陆上胜利的同时,英军在海上也取得重大进展。1704年,英军占领了通往地中海的咽喉直布罗陀;1708年占领梅诺卡(Minorca),为英国海军在地中海提供了巩固的基地。由于占领了这两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点,英国海军实际上控制了地中海。
路易十四开始求和。早在拉米伊战斗之后,路易十四即向同盟方面提出停战条件,但未为同盟方面接受。1709年路易十四再次向同盟求和,这一次,由于法军屡遭败绩,加之国内财政枯竭,1708年冬又出现可怕的饥荒,路易十四准备接受一切条件以结束战争。但法国的和平条款再次为同盟方面拒绝,原因是1708年英国政局发生变化,主战的辉格党完全控制政府,辉格党担心和平可能会让托利党重新得势,因此从党派利益出发,辉格党政府提出了法国完全不能接受的条件:要路易十四派军队将其孙菲利普从西班牙王位上赶下台。谈判终于破裂,路易十四答复道:“倘若我必须战斗,我也将选择同我的敌人一决雌雄,而决不会与我的子孙自相残杀。”
1709年6月战端再起,但战争的性质却发生了改变,同盟一方由反侵略转向“公然进行入侵活动”,而法国则“形成了反对外国侵略和压迫的民族阵线,西班牙也形成了较弱的民族阵线。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迸发出惊人的爱国热情”。一时间,双方求战的情绪激增。9月,马尔博罗和欧根亲王率领联军在马尔布拉凯(Malpquet)与法军激战,双方均损失惨重;法军败退,死亡1.2万人,同盟一方虽然获胜,但也付出了2万人阵亡的巨大代价。此役是马尔博罗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最后一场大战,同时也是英军在欧陆战场的最后一次决战。1711年底马尔博罗被解职,1712年英军从大陆撤出。
导致马尔博罗去职的不是他在军事方面的失误,而更多的是因为主和的托利党重新掌权。1710年秋英国议会大选,托利党获胜,该派反对辉格党将波旁王朝赶出西班牙的战争目标,其领袖哈利和圣约翰(St.John,即后来的博林布鲁克子爵)不断抱怨战争所带来的负担,并且不忘提醒女王,说马尔博罗想当军事独裁者,成为克伦威尔第二。女王听其所言,为使托利党在上院也能获得多数,还特意加封12名新贵族,以确立托利党在上院的优势。托利党通过秘密渠道与法方建立联系,并派圣约翰与他们谈判;谈判在1711年进行了一整年,而英国议会居然毫不知情,同盟的其他国家更是被蒙在鼓里。丘吉尔对此评论说:“哈利等人在这方面采取卑鄙的手段,但他们追求着正确的目标。”
1712年英法和谈公开化,双方之间的军事行动也停止了。1713年3月21日至4月11日,在荷兰的乌得勒支召开了由各国代表参加的和谈会议,以英、荷、普鲁士、萨伏依、葡萄牙为一方,以法国和西班牙为另一方,正式签订《乌得勒支和约》(Treaty of Utrecht)。其后,法、奥于1714年3月签订《拉什塔特和约》(Treaty of Rastadt),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宣告结束。《乌得勒支和约》、《拉什塔特和约》以及1713-1715年间英、荷、奥签订的《界防条约》均属《乌得勒支和约》体系,统称为《乌得勒支和约》。其主要内容有:一、大同盟各国承认菲利普五世继承西班牙王位及西班牙海外领地,但菲利普五世需放弃法国王位继承权,其继承人也永远不得享有此项权利;二、将南尼德兰、米兰、曼图亚、托斯卡纳、那不勒斯的大陆部分和撒丁岛划归奥地利,作为查理大公放弃西班牙王位的补偿;此外,荷兰得到南尼德兰的某些要塞作为屏障,勃兰登堡、萨伏依公国及葡萄牙也各有所获。
英国成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根据条约,英国获得了法国在北美和西印度群岛的一些属地,包括哈德逊湾、纽芬兰、圣克里斯托弗岛及新斯科舍,并占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梅诺卡岛和直布罗陀;英国还获得对西班牙港口、特别是加的斯以及西属南美殖民地进行贸易的权利,并通过与西班牙签订《阿先托条约》(Asiento Treaty)而获得向西属美洲出售黑奴的垄断权。此外,法国须承认安妮女王的合法性,承认信奉新教的汉诺威家族有继承英国王位的权利,并答应将“老僭位者”驱逐出法国。
总之,经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法国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弱,其实力历经了很长一段时期的衰落;荷兰虽获得了相应的国防安全,却也与法国一样变得筋疲力尽,此后再也未能恢复其大国地位。相形之下,英国不仅从法国、西班牙手中夺得了陆上、海上以及殖民地方面的许多特权,而且其国际地位也进一步提高,上升为欧洲头等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