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英法角逐（1/1）

1714年8月1日安妮女王去世，斯图亚特王朝就此告终。根据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王位由信奉新教的汉诺威选帝侯乔治·路易斯（Gee Lewis）继承。1714年9月18日乔治一行在格林威治登陆，随后继任英国国王，称乔治一世，开始了汉诺威王朝在英国的统治。随着汉诺威王朝的建立，辉格党进入一个长期执政的时期，自1714-1761年该派一直执掌大权，在政治上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托利党则“为一种不热心的詹姆士主义所牵累，他们不愿为这种信条而奋斗或牺牲，却被它阻住而不能成为汉诺威政权的行政人员”。1715年“老僭位者”的叛乱和1745年“小僭位者”的叛乱使托利党的政治影响大为受挫，托利党乡绅被迫退居乡间。在辉格党当政的几十年间，尽管托利党当中仍有少数人作为各郡代表出席议会，却“从来没有成为有力的反对党”，未能对辉格党的优势构成挑战。

辉格党长期执政，英国国内政局总体稳定，但对外政策经历了明显变化。大致说来，1714-1739年为第一个阶段，其主要特点是用和平方式追求英国政府的对外目标，和平本身甚至也成为英国的目标；后一阶段始自1740年，至1763年左右结束，此时，英法争夺再次展开，以“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与“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为标志，战争成为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

汉诺威王朝继位之初，英国面临的外部形势并不乐观，与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时期的“大同盟”阵营相比，此时的英国几乎没有朋友，处境较为孤立，昔日的盟友奥地利和荷兰因当年托利党背着他们单独与法国媾和而心存不满；西班牙则由于英国占领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并插手西班牙美洲帝国的贸易而怀恨在心；法国继续支持詹姆士党人，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威胁依然存在。为恢复与荷兰及神圣罗马帝国的结盟关系，1716年2月和5月，辉格党政府先后与荷兰及奥地利签订协定，重修旧好。此外，因汉诺威王朝入主英国，英国在其传统的对外目标——保护英国贸易与维持欧洲均势——之外，又面对一项新任务：维护汉诺威选帝侯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后面这个因素影响了乔治一世统治初期的英国外交取向。

乔治一世继位时，始自1700年的“北方大战”仍在持续，以俄国为首的“北方同盟”在战争中日益占有优势，同盟阵营也在扩大。1715年，普鲁士和汉诺威加入同盟，当时，乔治加入北方同盟对瑞典作战，其直接目的是为汉诺威夺取原属瑞典、后为丹麦兼并的不莱梅（Bremen）和费尔登（Verden）。不难看出，乔治一世此举显然是借助英国的资源为汉诺威服务，而俄国等“北方同盟”国家之所以愿意与区区汉诺威结盟，也无非是看中了乔治身兼英国国王，同盟可以利用英国的海上力量而取得对瑞典的优势而已。

事实上，汉诺威王朝的前两任国王都曾因动用英国军队为汉诺威利益服务而遭到许多英国人的诟病。汉诺威对瑞典开战后，1715-1718年间，英国先后四次向北欧地区派遣舰队，表面上是保护受瑞典威胁的英俄贸易，实则每次都参加了与丹麦海军联合展开的针对瑞典的军事行动。在乔治一世的首届政府中，负责外交事务的两位国务大臣是分别担任南方事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Southerment）的詹姆士·斯坦霍普和担任北方事务大臣的汤森德，其中，被贺拉斯·沃尔波尔（Horace ole）称为“外交事务天才”的斯坦霍普因熟悉欧洲大陆事务且外交经验丰富，很快得到乔治一世的信任，成为英国外交的核心人物。

本来，辉格党曾有意重新回到反法立场上，但由于乔治一世将关注重点放在与汉诺威有关的波罗的海事务上，因此愿意与法国维持和好局面，以便腾出手来专心应付北方事务。恰巧，1715年9月路易十四去世，路易十五继位，由奥尔良公爵出任法国摄政。而曾在《乌得勒支和约》中宣布放弃法国王位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此时却不顾自己的承诺，觊觎法国摄政一职。奥尔良公爵对此十分警惕，同时也为了避免再次卷入战争，他认为应该与英国达成和解。这种情况让乔治一世颇为得意，他认为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就既可以消除来自法国方面的对英国王位的威胁，又能使西欧国家保持中立，让他本人放心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北方事务。斯坦霍普也被局势的变化所吸引，他想借此施展自己的外交才能，他甚至以“欧洲仲裁者”的角色自诩，力图在英国与其他大国间建立友好关系，由此构筑一个和平体系，确保英国新教王权世系的安全。

1716年夏，斯坦霍普随乔治一世前往汉诺威，其间与法国的迪布瓦（AbbéDubois）秘密会谈；1716年11月英法签订条约，承诺双方共同保证《乌得勒支和约》的条款不受破坏，从而达成和解。在斯坦霍普的劝说下，荷兰于1717年1月加入该条约，由此形成所谓“三国同盟”（Triple Alliance），同盟的宗旨是确保《乌得勒支和约》各项解决办法的有效性，在此后14年里，该同盟成为“英国外交的支柱”。

“三国同盟”是英国外交政策方面的一次重大转向，为稳固汉诺威王朝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斯坦霍普的做法及乔治一世的北方政策在英国政府内部引起严重的分歧，最终导致政府成员发生重大调整。在当时英国政府中，除斯坦霍普和汤森德外，还有两位重要成员即桑德兰和罗伯特·沃尔波尔，其中，沃尔波尔和汤森德是姻亲关系，政治见解也一致，他们对派遣英国海军到波罗的海执行任务十分反感，而斯坦霍普的和解条约，在他们看来则太过仓促。于是二人采取拖延战术阻止条约批准，此举令乔治一世十分不满。加之桑德兰利用国王与王储之间的不和挑拨离间，诱使斯坦霍普和他一起在国王面前攻击汤森德和沃尔波尔。1716年12月乔治一世解除汤森德的国务大臣之职，改授其爱尔兰总督一职，1717年4月9日又解除其爱尔兰总督一职；次日，财政大臣罗伯特·沃尔波尔主动请辞，以示与汤森德共进退。汤森德和沃尔波尔去职后，桑德兰接替汤森德出任国务大臣，斯坦霍普出任首席财政大臣。在对外政策方面，斯坦霍普终于可以放手实现自己的目标了，他仍希望以英法条约为基础构筑一个外交体系，为此把下一个劝说的目标对准奥地利。1718年8月，英、法、奥签订条约，三国同盟变成了“四国同盟”（Quadruple Alliance).

斯坦霍普的同盟体系很快遭到西班牙的挑战。1717年夏，菲利普五世派军队入侵奥地利控制的意大利萨丁地区，次年又对西西里展开行动，从而构成了对《乌得勒支和约》体系的威胁。英法迅速做出反应，1718年11月，一支英国舰队在帕萨罗角（Cape Passaro）附近摧毁西班牙舰队；随后英法及奥地利等国在伊比利亚、地中海对抗西军，西军屡遭败绩。1719年，英国还挫败了西班牙企图支持“老僭位者”复辟的行动。1720年菲利普五世被迫同意加入“四国同盟”。1721年，交战各方与西班牙签订《马德里条约》（Treaties of Madrid），条约重新肯定了《乌得勒支和约》体系，唯一的变动是将西西里从萨伏依家族手中转归奥地利，奥地利则把萨丁交由萨伏依统治。欧洲的和平暂时得以维持，斯坦霍普针对西欧地区的外交努力也终于获得成功。

在北方波罗的海地区，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于1718年阵亡，其妹乌利里·埃利奥诺拉（Ulrica Eleanor）继位，瑞典的对外政策转向亲英。1719年斯坦霍普派遣卡特里特爵士赴斯德哥尔摩开展外交活动，同时派一支英国舰队到波罗的海，意在遏制俄方的扩张。经卡特里特的努力，1720年2月英国与瑞典签订联合防御条约，其中规定，在战争中英方派军舰帮助瑞典并提供津贴，但同时又强调“给予帮助，并不意味着英国对俄直接宣战”，从而为英方行动留下余地。

但不久，随着“南海泡沫”事件的发生，危机很快降临到斯坦霍普政府头上。南海公司表面上是一家贸易垄断公司，实际却是一家金融公司。1720年，南海公司提出承包国债计划，被政府接受，公司于是大量发行股票并使用各种方法引诱人们购买。为获取巨利，公众纷纷抢购该公司股票，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一路攀升，到1720年7月，票面价值为100镑的股票已飙升至1000多镑的交易价；随后，一些大投资者开始抛售股票以兑取现利，股市风暴随之来临，许多人倾家荡产，南海公司制造的“南海泡沫”终于破灭。南海事件的发生，政府作为公司的支持者难逃其咎，而当人们得知包括桑德兰在内的政府大臣曾接受南海公司的贿赂时，斯坦霍普-桑德兰政府更是威信扫地。此时，以理财见长的罗伯特·沃尔波尔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1720年秋，沃尔波尔受命收拾残局，很快取得成效。次年4月沃尔波尔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开始了长达20年的执政历程。在任期间，沃尔波尔充分发挥财政方面的卓越才能，通过运用适当的财政政策如减征土地税、建立偿债基金、改革关税、鼓励出口等，使英国的经济得以稳步增长。据统计，1720-1740年间，英国的国内经济总水平提高了6.5%。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成为沃尔波尔执政时期的突出特点。

在对外事务方面，沃尔波尔起初并未直接介入，而是交由国务大臣们（主要是其姻兄汤森德）负责。但他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基点是很明确的，他在执政之初就说：“没有什么比战争状态对英国更致命，只要战争持续，它就只会给我们带来损失，而战争结束时，我们也不会有所得。”可见，沃尔波尔的对外政策是尽可能避免战争，维持和平的外部环境，如他所宣称：“我过去一直是今后还将是和平的拥护者，我以这样的观点而自豪。”

沃尔波尔的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对内政策紧密联系，他要使对外政策服从于对内政策。在沃尔波尔看来，英国的王位问题需要它与法国和西班牙实行和解，没有这些国家承认，汉诺威王朝就不可能站稳。在国内政治方面，他力图争取托利党对汉诺威王朝的忠诚，而这也需要尽力避免对外战争，以安抚托利党。作为乡绅家庭出身的政治家，沃尔波尔对战争带给土地阶级的沉重负担印象深刻，对托利党的和平政策深表理解，从稳定国内政治的需要出发，沃尔波尔感到应尽量避免战争，以降低乃至取消土地税。如乔治·马尔科姆·汤姆森所说：“最重要的一条，是他决心使英国在和平环境中繁荣起来。作为一名乡绅，作为曾在‘土地税’下呻吟，并通过发泄不满而帮助打倒马尔博罗的那些人之一，他并非徒具其名。如果英国处于和平环境中，他就能把那些有势力的人从托利党方面争取到辉格党方面来；其实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必须谋求同法国和西班牙建立友好的关系。”除此之外，沃尔波尔还希望和平能够为英国工商业的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的发展创造机遇，由此为英国经济带来真正的繁荣。

1725年以后沃尔波尔开始关注对外事务，是年，西班牙与奥地利签订《维也纳和约》（Treaty of Vienna）。根据条约，西班牙答应给奥地利的“奥斯坦德东印度公司”（Oste India pany）在南美从事商业活动的权利，奥地利则答应帮助西班牙收复被英国占领的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英国的利益因此而受到直接挑战。负责外交事务的汤森德于是着手建立相应的同盟体系，通过同年签订的《汉诺威条约》（Treaty of Hanover），将英国、汉诺威、法国、普鲁士等组成一个同盟，荷兰、瑞典和丹麦也随后加入。汤森德组织的同盟矛头直指奥地利，显然加剧了欧洲的紧张局势，这是沃尔波尔所不愿看到的；此外，《汉诺威条约》中的一些条款也让沃尔波尔感到不满；1727年2月西班牙军队包围直布罗陀，一场欧洲战争似乎不可避免。这些都让沃尔波尔感到自己有必要直接干预外交事务，而不让汤森德全权处理。面对奥、西同盟，沃尔波尔采取了收买西班牙的做法，而不是孤立奥地利。1729年，他背着汤森德与西班牙签订《塞维利亚条约》（Treaty of Seville）；汤森德深为不满，于1730年5月辞去国务大臣之职，由纽卡斯尔公爵接替，沃尔波尔遂成为外交政策的实际掌控者。随后，沃尔波尔一反汤森德的做法，通过与奥地利签订《维也纳和约》（1731年），恢复英奥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根据该约，查理六世同意限制奥斯坦德公司的活动，作为回报，英国承诺在查理六世去世之后，支持其女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a）继承哈布斯堡王朝的全部遗产。至此，由奥西同盟带来的战争威胁被解除，英国与西班牙、奥地利实现了和解。

在对法关系方面，沃尔波尔本想维持同法国的同盟关系，但随着路易十五成年、王位得到巩固，法国的态度出现微妙变化。1730年，法国违反《乌得勒支和约》，在敦刻尔克构筑防御工事，而奥英之间的《维也纳和约》也被法国视为助长了哈布斯堡王朝的野心。更让沃尔波尔不安的是，1733年，法国和西班牙结束了自1715年以来因王位之争而形成的对立，签订了“第一个家族协定”（First Family pact），随后双方联合参与“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5年），波旁王朝与哈布斯堡王朝再次形成对立，欧洲又一次被拖进一场列强争霸的战争。

根据1731年《维也纳和约》，英国有义务对奥地利提供支持，但沃尔波尔对此却全然不顾，他希望尽力避免英国卷入战争。乔治二世和卡罗琳王后（Queen Caroline）曾表示希望看到英国参战，但沃尔波尔不为所动。他后来对卡罗琳王后夸口说：“夫人，这一年欧洲有五万人遭杀戮，而其中没有一个英国人。”

但沃尔波尔的和平政策很快受阻：一方面，一批没有经历过战争磨难的新一代人已经长成，这些人把战争视为一种荣耀；另一方面，在有关西班牙殖民地贸易的问题上，沃尔波尔的妥协政策受到各方面力量的指责。早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根据《乌得勒支和约》规定，西班牙允许英国向西属西印度群岛出售奴隶，具体做法是英国每年可以运送一船奴隶去贩卖。不过，由于奴隶买卖的利润可观，英国商人大量从事走私活动。据统计，1713-1731年间，西班牙殖民当局截获英国走私船达180艘；此后西班牙的拦截行动一度停止，但从1737年起又恢复，英国商人与西班牙殖民当局的矛盾迅速激化。1738年3月，一位叫詹金斯的船长出现在英国议会下院，声称他的船在1731年遭西班牙抢劫，他本人还被绑在桅杆上，并被割去一只耳朵。詹金斯的说法在英国引起强烈的反西情绪，愤怒的火焰越烧越旺。

而沃尔波尔却在考虑如何与西班牙达成和解，以平息事态。1739年初，英西两国签订《帕多公约》，但公约条款遭南海公司抵制，而西班牙则以暂停英国对西属殖民地贩运黑奴的权利作为回应。与此同时，英国国内反对派大肆煽动公众情绪，攻击《帕多公约》;沃尔波尔的妥协政策走到了尽头。如丘吉尔所说：“整个国家对他厌烦了，不重视这种缺乏生机、平静的繁荣。商业财富迅速增加，贸易数字急剧上升，但全国仍不满意。国内似乎缺少些东西……。英国民族的刚强性格和冒险精神在拖沓而缺乏生气的政府统治下受到压抑，寻找着发泄口。”不久，沃尔波尔被迫向国内的战争情绪让步，1739年10月19日英国向西班牙宣战，“詹金斯耳朵之战”由此开始。乔治·马尔科姆·汤姆森说：沃尔波尔“使英国处于和平环境中差不多有二十年之久。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最后他还是失败了”。

沃尔波尔政府对战争局面准备不足，战争连连失利。让沃尔波尔更加伤脑筋的是，英西战争开始后不久，1740年，欧洲围绕奥地利王位继承问题的战争序幕又拉开了，英西战争也由此汇入“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至此，以和平为基调的沃尔波尔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皮特时代”。新的时代自1740年起至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为止，其间，除1748年之后若干年的短暂间歇外，英国相继在欧洲大陆和亚、非、美洲与法国展开争夺，战争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

“极度厌恶战争”的沃尔波尔在首相位置上又支撑了一年多，1742年2月他辞职而去。在短暂执政的威尔明顿伯爵（Earl of Wilmington）政府中执掌实权并具体负责外交事务的是约翰·卡特里特，他在斯坦霍普桑德兰时期就崭露头角。卡特里特上任伊始就迅速采取措施，一方面，他增加了对奥地利的资金补助，另一方面又派遣一支联合部队赴欧洲大陆，这支军队在1743年的代廷根（Dettingen）之战中战胜了法国。大致说来，卡特里特的对外政策有如下特点：首先，他认识到法国是英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这使他的外交路线与沃尔波尔力主与法国和解的思想形成鲜明对比；其次，作为乔治二世的亲信，卡特里特深知在国王的心目中，汉诺威选侯国比不列颠王国更重要，因此，维护国王在德意志的利益，遂成为卡特里特对外政策的一大重点。顺便指出，卡特里特尽管才华出众，但他对于议会政治的看法却停留在传统的认识框架内，且素来抱轻蔑态度。在他看来，国王的信任最重要，议会的态度可以不顾，他有一句名言：“只要有国王站在某人这一边，他便可以无视一切。”卡特里特的对外政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海外殖民地不感兴趣，其注意力始终集中在欧洲大陆，他专注于通过构建联盟体系对抗法国，维系大陆的势力均衡，并尽力维护汉诺威的利益。

不久，议会出现了反卡特里特的势力，为首的是威廉·皮特。皮特于1708年出生于伦敦一个富商家庭，1735年通过著名的衰败选区“老萨勒姆”进入议会，不久即以反沃尔波尔立场闻名，在他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政界人物，被称为“小爱国者”。卡特里特掌权后，皮特再次成为反对派并且扮演同样角色，这一次，反对派主要攻击政府的欧洲战争政策，在他们看来，“这是可耻而不负责任地屈从汉诺威王朝的权势”。皮特抨击政府为汉诺威王国拨款建立军队，引起乔治二世对他的极度反感。皮特认为，英国的国家利益不在欧洲大陆，而在海外的商业利益和殖民地方面，他认为英国应该放弃在大陆的军事行动，将战争完全集中于海上和殖民地。但他后来意识到这一主张与卡特里特那种完全将注意力集中于欧洲大陆的主张同样有失偏颇，这是因为，“如果不在新大陆、东方和欧洲同时打垮法国”，它势必会东山再起。因此，英国要想在与法国的竞争中赢得彻底胜利，唯有在新大陆、东方和欧洲同时打垮法国。

1743年夏，威尔明顿去世，纽卡斯尔公爵的弟弟亨利·佩勒姆继任首席财政大臣之职。1744年10月，实力雄厚的佩勒姆兄弟以辞职相要挟，迫使乔治二世将卡特里特解职。此后，除1756年11月至1757年7月短短的几个月由德文郡公爵出掌政府外，佩勒姆兄弟相继出任首相，兄弟二人把持英国政府近20年。亨利·佩勒姆掌权后的最初几年，国内外形势同样不乐观。首先是国王不高兴，因此得不到国王支持。其次，1744年，法国相继对英国、汉诺威和奥地利宣战，欧洲大陆的战争形势非常不利。更糟的是，1745年7月“小僭位者”查理·爱德华在苏格兰登陆，一度率军打到英格兰中部，只是到了次年的4月，才被坎伯兰公爵统率的政府军击溃。然而利用这次危机，1746年2月，佩勒姆兄弟又一次向国王摊牌，他们要求让皮特出任战争大臣，否则就辞职。出于对皮特的不满，乔治二世不肯让皮特出任战争大臣，而只给了他主计大臣一职。经过这次较量，乔治二世不得不承认佩勒姆的政治实力，佩勒姆政权总算稳定下来。

一旦地位稳固，佩勒姆就开始考虑如何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摆脱出来。佩勒姆受沃尔波尔的影响很深，他关注战争给国家带来的财政负担。据统计，1739年英国的国债总额约为4700万镑，到1748年已上升到7600多万镑，从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出发，佩勒姆希望能尽快结束战争。但皮特等人则主张减少在大陆的军事行动，把更多注意力集中到北美和西印度群岛，与法国展开殖民争夺。他们力促政府派军进攻加拿大的魁北克，但遭到佩勒姆拒绝；佩勒姆甚至认为英军夺取路易斯堡（Louisb）是和谈的绊脚石，公开表示不满。

和谈在1746年即已开始，到1748年1月，英、荷与法国缔结《亚琛和约》（Treaty of Aa），战争其他各方也先后加入。根据条约，玛丽亚·特蕾西亚的继承权得到承认，但奥地利被迫将西里西亚割让给普鲁士，并将意大利领地中的若干地区割让给西班牙和撒丁；法国归还在尼德兰占领的地区，并将印度的马德拉斯和美洲的某些地区交给英国，同时承认汉诺威王朝的合法性。英国则将路易斯堡等地归还法国，但从西班牙获得允许，将向西属美洲贩卖黑奴的权利延长至1750年。显然，和约没有解决问题，法、西、英三国相互对立的局面依然存在，而普、奥之间的争夺则埋藏着未来激烈争夺的祸种。从这个意义上说，和约只带来暂时的和平，它只是一个停战协定而已。

在随之而来的和平时期，英法在殖民地的冲突几乎未曾停息，但佩勒姆兄弟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清。佩勒姆因急于摆脱财政困难，便竭力推行财政紧缩政策，为此将陆军从战时的5万人裁减至不足1.9万人，水手从5.1万人裁减至1万人，政府的年度开支也从1200万镑降至700万镑。纽卡斯尔公爵虽然对法国存有戒心，但他更多地还是把欧洲大陆视为英法争夺的重心，为此他力图维系英国与奥地利的传统结盟关系。1754年3月佩勒姆去世，纽卡斯尔公爵继任首相，此时英法公开冲突已迫在眉睫，对此，纽卡斯尔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护汉诺威王国的安全问题，继而则忙乱地在欧洲寻找合适的盟友。

佩勒姆和纽卡斯尔的做法屡受威廉·皮特指责，皮特自1746年进入政府，但作为其中的次要角色，无法影响政府决策。对此，他的策略是攻击政府，尽管他自己也是政府的成员。他反对佩勒姆缩减海军的做法，指出这种做法与英法海外殖民争夺的形势相悖。1754年，英法在北美的争夺已日趋激烈，而纽卡斯尔则对此处置不力，皮特于是抓住时机猛批政府；1755年，英法在北美等地已实际上处于战争状态，双方在欧洲的较量眼看着也难以避免，纽卡斯尔的反应竟然是首先考虑汉诺威的安全，这引起皮特的极度不满。针对纽卡斯尔通过资金补贴为汉诺威王国在德意志诸邦中寻找同盟的做法，皮特予以严厉指责。这一次皮特不仅得罪了纽卡斯尔，同时也再次激怒乔治二世。1755年11月皮特被解除职务，离开了政府。

皮特离开政府后，变得更加无拘无束，他对政府的攻击也更加肆无忌惮，当时的形势变化也在不断为他提供口实。1756年1月，纽卡斯尔政府在屡次寻求与奥地利结盟遇挫后，转而与普鲁士签订《威斯敏斯特协定》（vention of Westminster），英普之间结成同盟。而法奥则于1756年5月订立协定，基本确立了同盟关系。至此，欧洲大国的传统结盟关系发生彻底的变化，国际关系呈现新的格局，此即所谓的“外交革命”。皮特对英普联盟予以谴责，尽管他当初在职时曾提醒纽卡斯尔不可轻视普鲁士，并且强调：“如果没有持久的和平，那么英国和欧洲则势难生存，而如果没有普鲁士的介入，那么目前的联盟则无力保持和平”；但他却指责纽卡斯尔联合普鲁士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保护汉诺威的安全，而不是出于英国的国家利益考虑。皮特认为，可以任由汉诺威被对手占领，英国则应该集中力量在海外夺取法国的殖民地，待战争结束后，再以欧洲之外的收获换取汉诺威的复国。

1756年5月，法军攻占地中海上的梅诺卡岛，引起英国震动；同时，英军攻打北美尼亚加拉堡的行动失败，而8月奥斯威戈堡则被法军占领。战局不利迫使纽卡斯尔公爵在11月辞职，而皮特则等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乔治二世的阻挠，皮特未能成为首相，而是在德文郡公爵为名义首脑的政府中出任国务大臣，成为实际上的政府首脑。据说，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在得知皮特出任国务大臣时说道：“英国经过长时间的阵痛，终于产生了一个男子汉。”不过，由于得不到下院多数以及国王的支持，皮特-德文郡公爵政府仅仅维持了五个月之久。1757年4月皮特再次被解职，德文郡公爵政府随即倒台。

然而，早已闻名全国的皮特却得到英国民众的普遍欢迎，“英格兰的城镇和和市政机关向他表示深厚的感情和坚定的支持”。1757年6月，在经历了几个星期的政府空缺之后，皮特与纽卡斯尔公爵达成协议，由纽卡斯尔出任名义上的政府首脑，皮特则以国务大臣的身份，全权负责战争指导，“挑选所有的重要人物——海军将领、陆军将领、驻外大使——并支配战争战略”。对此，约翰逊博士写道“沃尔波尔是国王强加给人民的大臣，而皮特则是人民强加给国王的大臣”。

与此前的战争不同，七年战争是一次超越欧洲范围的较量，如丘吉尔所说，这是“第一次世界性战争”。在战争中，皮特表现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气度和才干，也表现出卓越的世界性眼光。此时的皮特并未放弃对欧洲大陆的关注，他通过大力资助普鲁士，达到牵制法国、分散其注意力的目的。丘吉尔指出：“皮特曾经猛烈地攻击卡特里特的欧洲作战方案，而此时他认识到，如果像他在40年代所主张的那样，单纯在海上和殖民地进行战争，就不会取得彻底胜利。如果不在新大陆、东方和欧洲同时打垮法国，她就会东山再起。”皮特为他的政策转变辩护，他说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因此政策也应该做相应调整，在一场与法国展开较量的重大战争中，采取任何方法都是合理的。因此此时英国援助普鲁士，便不再是为汉诺威效劳，而是从英国自身利益出发采取的必要之举。

英法殖民争夺主要在三个地区展开：北美、西印度群岛和印度。皮特的“政策极其简单：消灭作为大国的法国；剪除它在海外的属地，尤其是加勒比海的那些盛产食糖的岛屿；把它赶出印度；在加拿大取而代之。这是个十分庞大的计划，只有天才人物……才能想到”。在北美，英国的主要目标是征服加拿大，皮特用海军阻止法国从国内派出增援部队，陆军则一边在路易斯堡牵制法军，一边兵分两路，夺取魁北克和攻打法军在大湖区及俄亥俄河等处的要塞。同时，又不断派出海陆军攻打法国占有的岛屿，从法国手中夺取其西印度群岛属地。在印度，皮特通过增援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让其放手行动，以摧毁法国在印度的势力。

1759年是胜利的一年：7月，英军攻占西印度的产糖岛屿瓜德罗普；8月，英普联军在明登（Minden）大败法军；9月，詹姆士·沃尔夫（James Wolfe）率领的英军夺取魁北克，而法国在地中海和英吉利海峡的两支舰队也先后被英国海军击溃。1760年，英军攻占蒙特利尔，法国在加拿大的势力被彻底清除；次年，英军攻占马提尼克岛，至此，“英国在北美和西印度战场取得全面胜利”。同年，英军夺取本地治理，英法在印度的较量也以英国的胜利告终。

人们对皮特在战争中的作用有很多争论，据说，皮特自己曾声称：“我确信，我可以拯救这个国家，别人谁也拯救不了。”丘吉尔对皮特的评价是：“自马尔博罗以来，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物。”保罗·兰福德则认为：“皮特的崇拜者所编造的关于战争的完美无瑕的记录也不是完全正确的。”斯佩克也提到，近来出现了一种贬低皮特其人及其成就的倾向。尽管对皮特在七年战争中的作用存在争议，但有一点却无可否认，那就是他指导英国打赢了这场战争，因此无愧于“伟大的战争大臣”这一称号。

有意思的是，战争的胜利反倒加速了皮特的垮台。正当皮特盘算着如何彻底挫败法国，为英国赢得更多属地之际，一股强大的反战浪潮也迅速兴起，一些人开始怀疑继续战争是否明智，“因为英国已经夺取了超过自己的保卫能力的领土”；而且，战争带来的消耗也必然加重人们的负担，等等。皮特反驳说，若在法国被彻底打败之前与之言和，英国就会重蹈当年《乌得勒支和约》的覆辙。但反对者不为所动。更糟的是，1760年乔治二世去世，其孙乔治三世继位，新国王素来不喜欢皮特，并将皮特的战争称为“血腥与昂贵的战争”，他和他的老师布特希望尽快与法国讲和，以此摆脱皮特，并清除辉格党的政治势力。1761年10月，皮特在预见到西班牙终将参战，并建议英国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时遭到拒绝后，他立即辞职，皮特的时代结束了。

皮特去职不久，英国被迫向西班牙宣战。很快，英军便攻占了古巴的哈瓦那和菲律宾的马尼拉，并将西班牙海军从这些海域赶走。尽管英国在对外战争中不断获胜，但失去了皮特的纽卡斯尔政府却未能维持多久，乔治三世一心要让他的老师布特执政。1762年5月纽卡斯尔辞职，布特当上了首相。

布特主张对法采取绥靖政策，1762年11月，英国与法国、西班牙在巴黎签订和约；随后，普鲁士与奥地利、萨克森签订《胡贝图斯堡和约》，结束了欧洲战事，“七年战争”至此落幕。根据《巴黎和约》，英国从法国方面得到加拿大和塞内加尔，但同时将西印度的瓜德罗普岛、圣卢西亚岛、马提尼克岛和玛丽加朗特岛（Marie Gante），及西非的戈里（Goree）归还给法国；法国收回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同时保留在纽芬兰沿海捕鱼的权利。在印度，法国的势力被摧毁，只留下五个禁止设防的贸易站。从西班牙方面，英国得到了佛罗里达和地中海上的梅诺卡岛，同时将古巴的哈瓦那港以及菲律宾的马尼拉交还给西班牙。皮特对和约进行猛烈的抨击，他认为英国让出了很多已经到手的东西；另一方面，和约无视英国对普鲁士做出的承诺，是一种背叛行为。皮特因此感叹道：“这次和平并不保险，因为敌人又恢复了以前的强大地位。这次和平也并不理想，因为我们得到的土地少于让出的土地。”尽管受到皮特的指责，但就《巴黎和约》本身来看，英国仍旧是最大的赢家。沃勒斯坦指出，《巴黎和约》“标志着英国在同法国一百年的斗争中取得了最终的优势”，而与此同时，等待法国的则是“类似于西班牙的一个漫长的衰落时期”；正是由于英国“赢得了这场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战争”，从而使它得以在18世纪中叶“最终继承了荷兰的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