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乾隆皇帝老了(1/1)
乾隆皇帝的统治风格,可以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青年时期,乾隆是以宽仁为本。第二个阶段,中年时期,乾隆一变而为严厉,高压统治。这一时期,他制造了大量处理结果非常惨烈的案子。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老年阶段。到了老年阶段,乾隆的统治风格又一次发生了剧烈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那么,乾隆晚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这次转变又是怎么发生的呢?让我们从一副对联讲起。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初,河南官员汇报,说有一个叫祝万青的老百姓,在给他家祠堂写对联的时候,“词句悖逆”。他是怎么写的呢?对联内容是“吾祖吾宗,贻厥孙谋;若裔若子,增其式廓”(《清代文字狱档》),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奠定了非常好的基业,我们这些后代,要不断地扩大家业。这副对联写得很古雅,很对仗,应该说写得不错,本来没什么毛病,但是这家人的仇人说,这两句话,模仿《尚书》中周文王的语气,口气太大,这样的对联,只有皇帝才能用,你普通老百姓怎么能用呢?所以跑到官府把他给告了,地方官赶紧就汇报给了乾隆。因为乾隆以前一直鼓励地方官员抓不法文字,谁发现得多,给谁奖赏,所以报上去之后,地方官就在那等着乾隆皇帝的夸奖。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顿臭骂。乾隆说,闭着眼睛都能看出这是一起诬告案件:“此等字句,谓之文理不通则可,指为语句违碍则不可。若如此吹求字句,天下何人得自解免?断不可因此拖累无辜,致长刁风!”(《清代文字狱档》)
老年乾隆
就是说,这样的字句,你要说写得文理不通还勉强说得过去,你要说文字有违碍之处,那完全是胡说八道!你要是这样吹毛求疵,那天底下,所有的人都可能被抓起来,这还了得?以后绝不能这样随便抓无辜的老百姓,导致各地诬告的风气大长!
地方官被乾隆骂得晕头转向:他们当然知道这是诬告。可问题是,以前所有的诬告,你皇帝都全力支持,不分青红皂白严惩不贷。哦,今天你突然变啦,变得这么通情达理,你看你这几句说得,多么理智和平!不过你老人家变得太快了,从魔鬼一下子变成天使,我们这些人跟不上啊。
不管地方官们如何偷偷抱怨,反正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起,所谓不法文字的案件就基本绝迹了,再也没出现了。腥风血雨终于停息。可以说,这个转折是非常突然的。
那么为什么乾隆突然变了一个人呢?第一个当然是乾隆感觉他抓不法文字已经达到目的了。乾隆在整个大清王朝厉行禁书,为的是清除民间的反清文宇,铲除老百姓反清复明的思想。那么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经过将近十年的彻查,他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了,老百姓都被吓破胆了,可以松口气了。
第二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则与乾隆的年龄和心态有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他多大年龄啊?他二十五岁登基,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已经七十二岁,已经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老人了。
公道世上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虽然贵为天子,乾隆却一分钟也不能推迟老年的来临,不能逃过生老病死这个永恒的规律。
应该说,在中国历代帝王当中,乾隆本来是身体很好的一个。但是,身体再好,也总要老的,乾隆和我们普通人一样,中年之后,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八十五岁那年,乾隆在一首御制诗的注解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左耳重听者四十年,左目欠明者亦二十年,(《清高宗御制诗全集》)一推算,他从四十五岁以后,他的左耳听力就有所下降。六十五岁以后,左眼视力也明显下降。
更主要的是精力的变化。乾隆六十多岁的时候,精力还很旺盛,跟年轻人一样。但是年过七十之后,就明显出现了衰老迹象。首先是乾隆四十多年起,开始失眠。“寅初已懒睡,寅正无不醒。”(《清高宗御制诗全集》)。就是说,半夜三点多就醒了,到四点就再也睡不着了。此外,记忆力也大不如前。清代的规矩,皇帝和官员的帽子分为凉帽和暖帽两种,夏天戴凉帽,冬天戴暖帽,过去礼法很严,到了季节,要挑个日子更换一次。那么什么时候换呢?看皇上的。皇帝戴凉帽,大臣们也马上换上凉帽。皇帝戴暖帽,大臣们也得赶紧换上暖帽,有一年初秋乾隆从热河回到北京,天气变冷了,他就换上了暖帽,大臣也纷纷效仿。过了几天,天气突然又回暖了,乾隆又戴上凉帽,大臣们也只好忙着换帽子。礼法规定一季之内只能换一次。乾隆很奇怪,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换来换去,岂不是坏了规矩吗?还没等大臣回答,乾隆自己想了起来,苦笑着说,“不怨大臣,是朕年老所致也”。哎,我年老糊涂了。这是《清高宗实录》记载的一件小事。
其实这还算是好的,到了八十岁之后,乾隆的记性就更差了。“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清高宗实录》)就是说,昨天做过的事,今天就忘了。早上批准的事,晚上就忘了。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皇帝早膳已供,而不过霎时,又索早膳。宦侍不敢言已进,而皇帝亦不觉悟。”(《朝鲜李朝实录》)就是说,有的时候,吃完早饭不过十五分钟,乾隆又说,怎么还不给我上早饭啊?快开饭啊,我饿了。太监们也不敢说您老人家刚刚吃过啊,只能马上再上一桌子,乾隆再坐在那,再吃一顿。到了晚年,乾隆的记性差到这样了已经。
以上我们讲的是乾隆生理的变化。随着生理的老化,乾隆心理和性格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心理学家说,人到老年,由于身体机能的退化,性格也会由外倾转为内向,由主动转为被动。一般来说,我们年轻的时候,精力充沛,喜欢积极进取。老了之后,力不从心,往往就求稳怕乱,变得越来越被动、越来越随和。
所以到了晚年,乾隆皇帝的性格和作风,就发生了明显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由繁到简。
七十多岁以前,乾隆从来不怕政务繁重,总感觉工作太少,不够自己干的。到了晚年,可不一样了。面对每天堆的小山一样的奏折,乾隆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所以七十岁以后,乾隆不停地要求地方官员汇报情况时,要简明扼要,奏折是越短越好。他经常训斥地方官总拿小事来麻烦他,说这是“奏事琐细,徒滋烦扰”。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第二个变化是由严厉到仁慈。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脾气很暴,大伙都怕他。但是等他上了岁数了,就随和了。乾隆也是这样。越到晚年,乾隆的脾气就越好。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刚即位的乾隆,如同早上初生的朝阳,很明亮,又很温和,不太热,大家都感觉很舒服。但是到了中年之后,他就变成了一轮正午的烈日,赤日炎炎,对社会每个阶层都很严厉,所以大清王朝的臣民,都感觉有点受不了,像树叶,都被他晒蔫了。不过进入晚年之后,又变成了一轮快要落山的夕阳,又一次变得温暖和煦。这种变化,从他对死刑犯的态度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乾隆刚即位的时候,对死刑非常慎重,全国各地报上来的死刑犯需要他批准之后才能执行,他大部分都批成了死缓。但是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起,他对老百姓突然变得特别残酷,凡是报上来的死刑犯,他全都核准,立刻执行。然而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起,乾隆又恢复了早年的仁慈作风,多次将全国几千名死刑犯全部批成死缓。
在这种情况下,乾隆皇帝对那副对联高抬贵手,从此停止制造文字冤案,也就可以理解了。已经杀了那么多人,烧了那么多书,他觉得可以罢手了。
第三个变化,是从积极进取、谦虚谨慎,变成了骄傲自满、自鸣得意。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正好七十虚岁。中国有句古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所以七十岁是一个标志性的年纪,标志着一个人彻底步入老年,这一生也基本可以盖棺论定了。所以以前不怎么过生日的乾隆,对自己七十岁的生日非常重视。他在生日的时候,不但给自己镌刻了一方“古稀天子之宝”的玉玺,还写了一篇叫做《古稀说》的文章。对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总结。
这篇总结是怎么说的呢?乾隆对自己的功业,是怎么判断的呢?乾隆说:
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至乎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
意思是说,中国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年间,活到了七十岁的皇帝不过才六个人。这六个人中呢,汉武帝晚年犯了很大错误,梁武帝不得善终活活饿死,唐明皇李隆基时爆发了安史之乱,宋高宗则偏安一方,无力收复故土,因此都算不上什么伟大的皇帝。只有元世祖和明太祖算得上是真正的成功人物。不过他们武功有余,文治不足,统治上还是有缺陷。只有乾隆一朝,从方方面面看,都超越了前古,领土最广,向大清表示臣服的国家最多,老百姓的生活最安定。虽然称不上大同,但已经可以称得上小康。
而且历代传统政治中的那些重大弊端,都不存在了: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
就是说,强大的地方分裂势力、敌国外患、权臣、外戚、后宫、太监、奸臣、小人,在我乾隆一朝都已经消灭。
“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赐乎。”所以我乾隆,不光活到了古稀之年,而且我的统治成绩,确实也是“古来稀有”,这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这篇文章,充分反映了乾隆的志得意满。如果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登上盛世顶峰后,乾隆并没有懈怠,而是再接再厉完善自己统治的话,那么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乾隆终于认为,自己的统治已经尽善尽美,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了。所以我们分析乾隆的行事作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后,是一个关键的变化点。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以前,他总是不停地寻找自己统治的漏洞,打个比方,就好比在体育比赛中,他是用争冠军的心态来保冠军。但是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的心态发生了明显变化,他认为自己的历史地位已经彻底奠定,自己的统治已经找不到什么缺点了。所以心态就变成保了。
第四点变化,与我们刚刚说的心理变化有关。就是生活上从节制,到过度。有一句话说,气可鼓而不可泄。进取之心一旦衰退,享乐的欲望就会涌上心头。
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前,乾隆皇帝虽然也很讲究生活品位,喜欢收藏,但是他的生活享受,基本上没有超过康熙和雍正立下的规矩。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国务上的。但是从乾隆四十多年开始,乾隆越来越沉溺于享受生活,越来越痴迷收集奢侈品。身体的种种变化,提醒乾隆,人生已经接近尾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再不抓紧时间享受一下,就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说,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后,乾隆的统治方针发生了一次的重大转变。总体上来说,政治上从严转宽,生活上由俭入奢。
那么乾隆个人心态和性格的变化,仅仅影响了他自己吗?当然不是。乾隆个人心态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对清朝的政治、对全国的局势,甚至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分析中国传统政体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在中国,因为皇帝控制着一切,所以皇帝就是整个国家的灵魂。只有皇帝这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的‘灵魂’”存在,国家才能向上,进取。假如皇帝懈怠了,精力不再集中了,那么这个国家,就如同一个人没了灵魂了。“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黑格尔《历史研究》)
黑格尔的这段话,几乎是对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确实,在传统集权政治中,皇帝就是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所以官僚体系的精神状态,就是皇帝一个人精神状态的延伸。皇帝如果十二分勤奋,官僚体系也许会达到八分的勤奋。但是,如果皇帝有三分懈怠,到官僚体系那儿,就会扩大到九分。所以中国古代传统政治的一个规律就是,一个统治者的心境变化,可以使整个国家面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那么乾隆心态的变化,对大清官僚体系,就产生了如下的影响。
第一是懒。乾隆晚年,懒惰之风在乾隆朝官场上迅速蔓延。乾隆希望地方官在地方上不要主动挑起矛盾。不扰民,不生事,不要你们再有什么大的成绩,保持现在这个样子就很好了。既然皇帝喜欢清静,那么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乾隆四十五年之后,兴起了一股懒政风。官员们遇到公事,层层推倭,一层一层向下转批。总督和巡抚转批给司员和道员,司员和道员转批给知州知县,层层拖延,谁都不着急。
比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北江陵县发生了一件抢劫案。一群一痞流氓抢劫了附近一个富有的寡妇家,寡妇认出了抢劫者是谁,当即报官。此案证据确凿,情节清楚,很容易处理。可是当时的县令却懒得审理,将嫌犯取保了事。后面相继接任的四任县令在十年内“均不严究”,这样一个小小案件,换了五任地方官,还没有结案。乾隆听说后,也不禁大为恼火,说:“足见湖北吏治废弛已极。”(《清高宗实录》)
第二是软。除了懒,乾隆朝后期政风懈怠的另一个表现是软。乾隆晚年,心态越来越仁慈,对官员越来越宽容,对于那些贪污的官员,也经常拖着不处理。有的大臣被革职十多次,却还仍然上班领工资。皇帝既然崇尚宽仁,不愿杀人,官员中老好人自然越来越多。他们在处理案件时,“于一切审拟案件,有意宽减”(《乾隆圣训》)。就是不管什么性质的案件,都从宽处理。更有甚者,连抢劫这样的重案也“多所迁就,致凶顽不知惩创”(《乾隆上谕档》),让凶手得不到处理。
这样一来,政府对社会底层的控制力就大大减弱了,社会治安越来越差,社会动荡不可避免再度抬头。这是后来白莲教起义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我们以后还会讲。
第三是官场上送礼之风的兴起。
我们说,送礼,是中国古代官场上痼疾之一。乾隆刚即位,就明确规定,官场之上,不得以送“土特产”的名义给上级送礼。由于乾隆一直抓得很紧,所以在他统治中前期,送礼风基本刹住了。
然而,到了晚年,乾隆朝请客送礼之风迅速升温。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大案,福建巡抚浦霖贪污案,在这个案子当中,抄浦霖家的时候,查出了很多如意,其中仅“三镶玉如意”大小就一共一百五十七柄。我们知道,玉如意,是非常珍贵的物品,价钱很贵。一下子查到了这么多如意,让乾隆皇帝惊讶不已,下旨问浦霖,你家里弄这么多如意干什么?其实答案很简单,有的是别人送他的,有的是他准备送别人的。可见那时送礼风已经多么严重。
送礼之风也就带动了奢靡之风。乾隆晚年,官场风气越来越奢侈,官员们生活是越来越讲究。最典型的就是大贪官王亶望。王亶望是山西临汾人,早年是个举人,后来通过捐官走上仕途。因为会钻营,官运亨通,十几年后就做到了浙江巡抚。在浙江巡抚任上,他在吃上是非常讲究。其实他的食材倒是非常普通,不过是吃点驴肉、鸭肉什么的,不过他的吃法很特别。他讲究一个“鲜”字,所以“厨中有专饲驴者,蓄数驴,肥而健。中丞(即‘巡抚’)食时,若传言炒驴肉丝,则视驴之腴处,取一脔烹以献……”(《清代述异》)
就是说,他喜欢吃驴肉丝。所以家里专门给他养了好多驴,用最好的饲料,养得肥肥的。等他想吃的时候,就专挑肥的地方,割下一块来。就是活着把肉割下来。割下来驴很疼,血流了一地,怎么办?用烙铁烧红了,烫那个伤口,血就止住了。为什么要这么吃呢?因为王亶望只吃活驴肉,不吃死驴肉,要求从驴肉割下来到炒成丝,不得超过一刻钟,所以厨师发明了这个办法。
他吃鸭子呢,只吃填鸭。这些鸭子要他的厨师专门饲养。怎么饲养呢?把鸭子放到大的黄酒坛子里,让鸭子只有露在外面的脑袋能动,其他地方都不能动。这样养上一段,据说鸭肉嫩得如同豆腐一样。
这样讲究的不止王亶望一个人,在乾隆晚年,很多大臣都像王亶望一样,在生活上是穷奢极欲,比王更奢侈的人是比比皆是。
那么,早年本来很好的官场风气,为什么到了乾隆晚年突然变坏了呢?
其实风气变坏,是乾隆皇帝自己直接带动起来的。
首先乾隆大肆收受贡品,带动了乾隆朝官场的送礼风。
什么叫贡品呢,就是各地臣子把当地土特产贡献给天子,让天子享受。《尚书·禹贡》说:“任土作贡。”所以这是一项很古老的制度。
乾隆皇帝刚即位的时候,大树勤俭之风,以拒绝进贡而闻名。乾隆说自己身处父丧之中,无心享乐,所以不必进贡。这道诏书说明乾隆打算从严要求自己,过艰苦朴素的生活。
但是到了中期,乾隆开始收受贡品了。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贡的大门被第一次打开。因为乾隆十六年(1751年),他举行了首次南巡,同时当年又值太后六十大寿,乾隆下旨说,因两逢盛典,许多大臣一再要求进献贡物,以表微忱。如果他一概拒绝,似乎不近人情。因此对进贡物品“不得不量存一二”(《清高宗实录》)。挑几样收了下来。
乾隆对待贡品的态度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真的是因为两逢盛典,不得不收吗?其实不然。开始收贡品,标志着乾隆认为自己的统治很有成绩,可以一定程度上享受一下生活,可以工作生活两不误了。
所以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到乾隆四十五年(175丨年)左右,他一直收受贡品。不过这个时期,他收受贡品是在历代惯例之内,他的主要精力还是主要放在治国上,对物欲还是比较有节制的。
然而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七十大寿,情况可完全不同了。我们说过,到了七十岁,乾隆皇帝才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没多少时间来享受生活了。所以从这次办寿,乾隆开始大肆收受贡品。朝鲜使臣曾经记载,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十大寿时,他在大清国一路所见的进贡景象把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惊呆了。他说,北京附近,各地进贡的大车据不完全统计多达三万辆。“每车引马骡六七头,上插小黄旗,皆书进贡字。”每辆车用六七头骡子拉着,上面都插着小黄旗,上面写着大大的贡字。因为车太多了,所以交通堵塞,到了晚上,只能在路上就地休息。“篝火相望,铃铎动地,鞭声震野。”(朴址源《万国进贡记》)好几十里路上,都是进贡大车点起的篝火,一眼望不到边,好不气派。所以乾隆四十五年,七十大寿,进贡浪潮席卷了整个大清王朝。这次生日,仅金佛,乾隆就收了一千多尊。
在这次生日之后,乾隆收受贡品就更过分了,他对贡品的痴迷几乎已经达到一种病态。历代进贡在资格和时间上都有严格的规定。清代本来只有总督和巡抚才有进贡的资格,进贡的时间也只限于三节。哪三节呢?冬至、元旦,还有皇帝生日。冬至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要的节日。然而到了乾隆晚年,这些规矩都被打破了。为了多要些贡品,乾隆宣布,我加恩给普通官员,只要是三品以上,都可以进贡。一年三节的限制也被打破了。除了三大节,端午节、上元节、重阳节,大臣们也都可以进贡。除了这些之外,大臣们还琢磨着皇帝的心思,开动脑筋,集中智慧,创造出了无数进贡的理由:皇帝出巡,经过的地方,大臣迎驾进贡,称“迎銮贡”。皇帝每年去热河避暑,所谓木兰秋狝,大臣们进贡,称“木兰贡”。大臣们进京觐见皇帝,所献贡品称“陛见贡”。皇帝提拔了他,所献贡品,称“谢恩贡”。……有时,皇帝想要某种东西,又实在没有借口,就干脆称“传办贡”,我传旨下去,你们给我办就是了。
随着老皇帝越来越迷恋收贡品,越来越多的封疆大吏把正事推到一边,集中精力为乾隆皇帝购买制造奢侈品。越到后期,官员们进贡的次数就越多,所献贡品就越昂贵。那么这股进贡之风的兴起,是打开乾隆朝腐败大门的钥匙。
送给乾隆的这些贡品,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比如,乾隆喜欢那种镶了珍珠的玉如意,大臣们每到节庆都给他进献。那么一柄这样的玉如意多少钱呢?档案记载,当时一柄不嵌珍珠的玉如意,值银子是四千两。而当时广东珍珠价格,重四分的珍珠,一颗值银子五千两,重五分的则需七千两,如果大到像龙眼果那样的重三钱的大珠,值两万两白银。那么,一柄玉如意,少则一万两,多则三万两。而乾隆朝普通官员俸禄,一年不过三五百两。给皇帝的进贡的钱哪来呢?羊毛出在羊身上,当然是老百姓出。
因为进贡之风的盛行,乾隆年间的官场上出现了“帮贡”一词,即有权进贡之大臣叫下属帮助其“购买物件”,以“孝敬皇上”。这一新词汇光明正大,而且十分光荣,颇有凝聚全体官员对乾隆皇帝的无比热爱之义。实际上却成了乾隆朝贪污腐败的新方式。因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从采购置办到送进大内,往往过程不公开,账目不清楚,云雾重重,机关多多。事实上,送到皇帝手里的一万两,可能意味着督抚们从州县官员那里剥削了十万两,而州县们则完全有可能从老百姓那剥削了百万两。一张巨大的非法汲取之网就这样以“进贡”为由头编织而成。
所以乾隆晚年贪图享受,带动了乾隆朝整个官场的迅速腐败。那么有的人可能会问,乾隆要是享受的话,为什么非要收贡品呢,这副作用多大啊?想要什么,他自己花钱买还不行吗?自己买还真不行,因为乾隆没有钱。清朝的财政体制对他有严格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