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血肉抗战（1/1）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正月初六，一件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一天清晨，位于洛阳的大燕朝廷突然发布了一则消息：大燕皇帝安禄山病逝了。这个消息是由他的儿子安庆绪发布的。在这一天之内，安庆绪首先宣布父亲留下遗诏，立自己为太子，接着立刻登上了皇位，将父亲安禄山尊为太上皇，然后发丧。安禄山时代就在一片混乱中落幕了。

事后，人们才知道，安禄山并非是自然死亡。事实上，在他刚刚起兵不久，就由于身体过胖引起的一系列病变，出现了视物困难。夺取洛阳之后，他更是连看都看不见了，加上肥胖引起的皮肤病，让他更加痛苦。

这位瞎子皇帝忍受着剧烈的病痛，苦苦支撑着，在原本应该继续进攻时，他选择了死守两京，将外围区域完全放弃。随着病情的加重，安禄山性格暴躁的一面表现得更加明显。他的大臣、侍从和儿子都成了他发脾气的牺牲品。

在大臣中，最尊贵的莫过于大燕国的丞相严庄。安禄山在统治后期深居简出，其余的大臣已经很难见到他的面，外面的一切奏章都要靠严庄传达。严庄虽然在外人面前显得大权在握，但安禄山对他却一点都不客气，不如意就用鞭子抽打。

在侍从中，安禄山最亲近的是一个叫作李猪儿的宦官，这人也不幸成了挨打最厉害的人。

而在他的儿子里，由于安禄山当时宠幸一位姓段的妃子，一直想把这位妃子的儿子安庆恩立为太子，这就让他的长子安庆绪感到了压力。

安庆绪是一个优柔寡断的公子哥儿，严庄眼见安禄山的病情加重，就与安庆绪密谋，认为机不可失，要赶快动手了。安庆绪顺水推舟，将决定权推给了严庄。加上他们联合的李猪儿，安禄山身边的人都已经背离了他。

在正月初五的夜里，严庄和安庆绪带领士兵来到安禄山帐外，让李猪儿带着刀进去。安禄山在屋里看不见东西，就时时把刀放在枕头边上。李猪儿进去后，二话不说直奔床头拿刀，对着安禄山胖大的肚子就是一刀，这一刀直接把他的肠子捅了出来。安禄山感觉到有人来杀自己，慌乱中试图去摸刀，却摸不到了。他大喊一声“这一定是家贼干的”，由于流血太多，很快就死了。

他死后，安庆绪和严庄进去，在他的床下挖了个数尺深的坑，将他的尸体用毯子一裹就埋了。

第二天，当安庆绪宣布父亲病死时，人们虽然感到有些突然，却没有人对这位大燕皇帝表现出更多的忠诚，很快接受了安庆绪这个新皇帝。帮助安庆绪登基的严庄，也由此当上了冯翊王，总揽了大燕帝国的军事和行政大权。

安禄山在起兵不到一年两个月，当大燕皇帝也不过只有一年，就死于亲生儿子的阴谋。这个叛臣在军事上的成果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他从北方的幽州出发攻占了两京，迫使唐朝皇帝逃离了国都，并截断了唐朝至关重要的从广陵到长安的交通线。但是，他战略上的弱点又在什么地方呢？

他最显著的战略弱点有两个：第一，在攻克长安之后没有再接再厉，剿灭唐朝的余脉，导致唐肃宗领导的军队东山再起；第二，也是最直接的，是他放弃了对太原的争夺，这是导致他无法控制北方全局的关键。

在控制面积最大时，安禄山的势力范围是由平原、低地组成的形区域，这条区域从幽州向南到郑州附近转向西方，经过洛阳直达关中的长安地区。这个形区域大都位于华北平原上，只是在洛阳和长安之间，包括了一些黄河与秦岭组成的狭窄通道（与周围比起来依然是低地）。由于缺乏制高点，安禄山的叛军一直处于唐军从高处的打击之下。

这个形区域（也可以视为一个箱体）由于过于狭长，很容易被唐军从首尾进行打击，而叛军则在这个长长的箱体上分布过于稀疏，容易陷入“顾头不顾尾”的境地。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拿下太原，获得山西高地，并建立起幽州经过太原到达长安的通道。一旦这条路建立起来，脆弱的形区域就变成了稳固的三角形，以幽州、洛阳（或郑州附近）和长安为三个顶点的同时，太原作为最长边上的一个巩固点，可以同时支援三个顶点。中国北方的军事地理秘密就隐藏在这个稳固的三角形之中，一旦获得了这四个点（三个顶点和一个巩固点），只要不犯大的错误，从战略上就立于不败之地了。到时唐军想反击，难度也要大得多，很可能中国会再次陷入南北分治的状态。

安禄山在早期曾经试图拿下太原，但随着两京的陷落，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南方，反而忽略了最重要的太原，使得李光弼以不到一万的人马就守住了这个最重要的战略点。而叛军一方面陷入两京的享乐之中，另一方面陷入形箱体所组成的陷阱之中，无法自拔，给唐军留下了机会。

那么，安禄山死后，在新大燕皇帝的领导下，他战略中的这个缺陷会得到弥补吗？

事实上，安禄山在死去之前，最后一项重要的命令就是围攻太原。这可能是他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试图弥补之前的失误。而策划人可能是他的宰相严庄。他死前，进攻已经开始。叛军一共派出了四路大军向太原进军，试图攻克这个北方最重要的战略据点。

这四路大军分别是：史思明从位于河北地区的博陵出发，经过井陉进攻太原；蔡希德从南方出发，翻越黄河以北的太行陉，直插上党地区，再进攻太原；高秀岩在北方的云州向南进攻，翻越雁门关（东陉关）所在的句注山，进入太原盆地；还有一支军队由牛廷介率领，从安禄山老巢范阳出发，这支军队可能也是和史思明的军队一样翻越井陉，只是两者的出发地不同。四路大军加起来有十万之众。

这样，这四支大军就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围困了太原城，只有西面茫茫的云中山、吕梁山一侧，由于属于唐军的势力范围，叛军没有涉足。不过这一侧的军事重要性较低，只要把唐军赶出太原盆地，哪怕他们借助西面逃往朔方，对河北和叛军的威胁也就降到了最低，形不成战略威慑力了。

李光弼守卫的太原城只有不到一万人，而且这一万人大都是地方团练组成的乌合之众，至于精兵，早已经被郭子仪带到了朔方。叛军的十万精兵对唐军的一万杂牌军，这样的兵力对比下，李光弼能够守得住吗？

事实上，唐军和叛军双方都认为太原是守不住的。叛军对于自己获得太原城信心满满，甚至已经憧憬起攻克太原之后，可以借此向西进入朔方、河西、陇右等地，将北方的唐军扫荡干净。而唐军的将领们充满了恐惧，即便最大胆的人，也只能提出死守太原，加高城墙，等待援军，这样或许还有一点希望。

但李光弼却否定了他的将军的提议，他认为，太原城的城墙有四十里长，这样的长度就是要统一修缮也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战斗还没开始时，就把士兵和民工弄得如此疲惫，是不值得的。唐代的太原城位于现代太原的西南面，在现代晋祠的东北方向不远处。这座城池是贞观十一年时由李勣所筑。这里由于是唐代的北都，也修有皇帝的宫殿，称为晋阳宫。宫殿群所在的宫城周长二千五百二十步，高四丈八尺，而外围的城墙长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广三千一百二十二步，周长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城墙高四丈。唐代的“步”是唐太宗规定的一个丈量单位，长度恰好是他左右各走一步的长度，每一步等于五尺，三百步为一里。唐代的里大约相当于四百五十米，根据这样的折算，太原城的城墙事实上已经在五十里以上了。

虽然太原城墙太长无法面面俱到地防守，但城墙又是防御的重心所在，不能不做准备。为此，李光弼选择了动用人力、物力更少的方法：在太原城外挖深护城河，把其中薄弱或者深度不够的地方挖深，把里面的泥带回城内做成砖。这样，敌人来攻打时，就可以利用护城河增加敌人进攻的难度。只有等敌人进攻之后，才能看出哪里的城墙薄弱。一旦发现城墙确实损坏了，再用砖块进行快速修理。这种动态的修理，比起在敌人到来之前的统一加固更省力，也更加有针对性。

此外，李光弼对叛军的攻城器械尤其重视。由于叛军远道而来，他们的攻城器械也是在河北地区准备好的，要一路上长途运输到太原城外，押送物资的部队却只有三千人。李光弼打听到了这支部队的路线，派人将押送部队尽数杀死，将攻城器械毁掉。失去了攻城器械的叛军围困太原一个多月，依然没有办法攻克。

到了后来，李光弼与史思明之间的战争变成了一种攻守游戏，双方都在寻找对方的弱点。对于攻方来说，守方最大的弱点是兵力不够用。为了利用对方的缺点，史思明精选了一批骑兵部队，让他们与大部队反向行动。大部队从城东进攻，他们就偷偷向城西移动；大部队在南，他们就在北。这样做，是指望唐军在应付大部队时，将其他方位的兵力抽空，给这支骑兵部队以可乘之机。唐军要想不留漏洞，唯一的方法就是打运动战，哪里有险情，就往哪里调动士兵。而运动战要求唐军必须有一个强大的警戒系统，能够迅速发现敌情。幸运的是，李光弼恰好以治军严格、警戒严密著称，史思明的游骑兵虽然不断地寻找唐军的漏洞，却没有一次成功。

对于守军来说，唯一的战略就是尽量让敌人远离城墙。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李光弼本人擅长发挥每个士兵的优势，他在士兵中发现了几个善于挖地道的人，于是地道战这种战术成了唐军的重大依靠。叛军来到城下，仰起头来准备进攻，突然大地打开了一个洞，将几个叛军士兵拽了下去，过了一会儿，这几个叛军士兵已经出现在城头上，被守军斩首示众，他们的头颅被抛下来，吓得进攻方叛军胆战心惊。原来，唐军已经在近处打通了地道，只是用木板掩盖住，只等着叛军前来了。地道除了可以拽落敌人的士兵，还可以把对方的攻城器械毁掉。

不仅是近处的地道，唐军的地道甚至直接打入对方的大营之中。李光弼伪装成投降的样子，从城门内派出数千士兵去缴械。但就在他们靠近叛军时，叛军身后的大营突然地陷，在叛军的慌乱中，原本说要投降的唐军突然间发动了进攻，叛军大败。

除了地道之外，唐军的大炮也发挥了极大的威力，杀伤了大量的叛军，这也是李光弼从士兵中发掘出的技术人才做的。

在双方的斗智斗勇中，太原攻防战僵持了一个月。直到安禄山的死讯传来，叛军乱了阵脚。安庆绪决定将史思明调回范阳，留下蔡希德等人继续作战。到了二月份，李光弼将蔡希德击败，斩首七万余级，彻底解了太原之围。

与此同时，回到了范阳的史思明发现自己的地位已经变了。在安禄山时代，史思明只是一员得力干将，与唐军在河北周旋，并占了上风。安禄山死后，他突然发现自己成了范阳的主人。安禄山在世时，将掳掠的大量物资都打包运回了范阳，这使得范阳成了他统治下最富裕的地点。史思明的才干远在安庆绪之上，又得到了大量物资，安禄山的死亡也让他的效忠链条断裂了——他不用再听从安庆绪的。从此之后，叛军实际上已经分裂成了两个集团，分别是位于范阳的史思明集团以及位于洛阳的安庆绪集团。这两个集团表面上维持着臣属关系，却越来越显露出裂痕，这就是唐朝可以利用的时机。

就在李光弼取得了太原防守战胜利的时候，唐肃宗也于二月初十来到了凤翔。他到这里是为了筹划另一次反攻的，目的依然是收复两京。

随着唐军守住太原，并将叛军压缩在低地地带，开展反击的机会到了。

但在唐军内部，到底如何进攻却有着两种不同的呼声。第一种声音是以李泌为代表的。早在房琯第一次进攻长安失败后，李泌就向皇帝提供了一道新的战略方案。这个方案充分利用了叛军只占据了从范阳到长安的形低地这一特点。

由于李光弼帮助唐军控制了太原所代表的山西高地，山西的后方又是郭子仪所在的朔方，因此，从朔方出兵进入山西，就拥有了多重可能性。利用山西，唐军既可以从北方攻击叛军的老巢范阳，又可以南下进攻长安，还可以从中路进攻洛阳。李泌的战略充分利用了这种对于唐军有利的战略条件。他提出，安禄山军队中能打仗的只有几员大将而已，其中史思明和张忠志主要在范阳和河北地区，而安守忠和田乾真则在长安。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叫作阿史那承庆的将领跟随安禄山（现跟随安庆绪）在洛阳。皇帝如果命令李光弼从太原出井陉进攻河北，郭子仪从冯翊进攻河东地区，那么就可以将叛军中范阳、河北和长安的四员大将死死锁住。河北是范阳的咽喉部位，而河东是长安的咽喉部位，一旦两地被卡，敌人就不敢轻举妄动。

在这时，如果不让郭子仪轻易地进攻黄河以南地区，而是给叛军留出长安、洛阳和范阳之间的通道，郭、李在两头不断地袭击，就可以让敌人在这个形箱体中疲于奔命。到敌人完全疲惫时，再派一支人马进攻叛军的老巢范阳，只要范阳被拿下，叛军就无处可去、分崩离析了。

这种做法可以端掉叛军的老巢，一劳永逸地解决叛乱问题。但是，皇帝必须忍受的代价是，战略在一开始就忽略了长安和洛阳两京，并不想尽快收复它们，而是利用它们的位置，将叛军锁住，消耗他们的兵力。直到范阳被捣毁后，叛军没有了根据地，唐军最后才拿下两京，将叛军一网打尽。这显然是要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因为首先攻克两京更能振奋唐军的士气。

另一种意见是，唐军在经过整顿之后已经非常强大，同时又拥有山西高地的优势，因此完全可以迅速拿下两京，获得足够的政治优势。至于叛军被驱逐出两京之后的动向，以及他们的老巢范阳的情况，都等以后再考虑了。李泌也指出，这一种做法，虽然唐军最初也可以收复两京，但由于唐军中大都是西北兵，不适合留在两京地区，必然会撤走。在唐军的主力撤走之后，退回到河北的叛军必然再回来，形成长期的拉锯战。

但皇帝显然倾向于后一种意见，他的政治考量超过了军事战略考量。

不管是采取哪一种战略，唐军首先都需要获得一块掌握在叛军手中的土地：河东地区。在如今的陕西、河南、山西交界地带，从北方来的黄河突然向东转了个九十度的大弯，在现在的山西境内形成了一片三角形的突出地带。这个地带南沿靠近黄河处，有一片狭窄的低地，是现在山西省芮城县所在地，再往北就是著名的中条山。过了中条山，在吕梁山与汾河以南，又形成了一片盆地地貌，包括现在的山西运城市、永济市、临猗县直到北方的河津市、稷山县。在中国历史中，这个盆地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因为从这里既可以顺着汾河去往太原，也可以向西越过黄河进入陕西，还可以翻越中条山从芮城县进入灵宝和三门峡，进入河南。

在唐代时，河东恰好位于两京的中间位置。当年哥舒翰守卫关中时，唐军从潼关出发后，除了在黄河南岸进军，也有一部分兵力部署在黄河北岸。当唐军被击溃后，崔乾祐指挥的叛军顺便渡河到北岸占据了河东地区，使得这里变成了叛军的据点。

如果唐军要进攻两京，首先必须拿下河东。到了一月底时，郭子仪派人潜入河东城，劝说当地的士兵起义。二月初，郭子仪率领人马从洛交（现陕西延安市富县）向河东进发，又分出来一部分人马进攻位于陕西境内的冯翊。二月十一日，河东城内的内应献城，崔乾祐被一路追杀，但逃走了。唐军获得了桥头堡河东，也由此扼住了长安的咽喉。

接下来，皇帝和李泌的分歧就出现了。到底是留下两京最后解决，还是以河东为跳板继续蚕食关中，并尽快进攻长安？皇帝选择了后者。

与李泌利用整个北方地区作为沙场的宏大战略不同，皇帝的战略简单得多。他只想利用关中地区进行一次攻坚战，夺回长安，之后再沿着传统线路出潼关进攻洛阳。为了进攻长安，皇帝准备了两个方面的行动，从东西两个方向夹击长安城。

在东面，是郭子仪的军队，以河东为基地，首先进攻潼关，将关中叛军的退路截断，然后可以瓮中捉鳖将其消灭。而这恰好是李泌想要避免的局面，李泌主张留出潼关，不截断叛军的归路，让叛军在长安、洛阳、幽州组成的箱体里疲于奔命。如果将潼关阻断，关中的叛军没有了退路，势必拼命死战，唐军即便拿下，也得不偿失。

而在西面，是另外几位唐朝将军，领兵驻扎在长安以西的平原上，与东面的郭子仪完成合围。西面的将军是：关内节度使王思礼驻扎在武功，兵马使郭英乂驻扎在东原，另一位将军王难得驻扎在西原。东、西两原都在武功附近，这就意味着这三路大军和当初房琯的进攻一样，依然是分布在狭窄的锋面上，起不到三路并进、钳形攻势的作用。

不过由于唐军的兵力更强，如果东西两路能够配合得当，依然有可能对长安一攻而下。但这时，叛军先动手了。

二月十九日，守卫长安的叛军将领安守忠进犯武功，他首先遇上的是郭英乂。在激战中郭英乂的脸颊中箭，受伤而逃，唐军大败。而在西原驻扎的王难得看到东面打起来了，并没有派军救援，而是逃走了。两员将领逃走后，作为主将的王思礼只好退军到凤翔，重新构筑防线。敌人的游兵直打到距离凤翔只有五十里的大和关。由于皇帝就在凤翔，这次进攻也让凤翔感到了极大的震动，连忙加强了防守，防止敌军再来进攻。

这等于在唐军的进攻还没有展开时，叛军就已击败了唐军的西路军。那么，唐军的东路又怎样呢？

事实上，唐军的西路军一吃败仗，东路军就不得不被动地策划进攻，牵制敌军，免得他们进攻皇帝所在的凤翔。二十二日，郭子仪派出他的儿子郭旰、兵马使李韶光、大将王祚从黄河以北的河东出发，按照事前制定好的战略，渡过黄河向潼关进军。他们的进攻最初非常顺利，三员大将渡过了黄河，占领了潼关，斩首五百级。

但接下来，李泌的担心终于成了现实。由于潼关位置过于重要，在洛阳的安庆绪立刻派人前来救援，不惜代价也要夺回来。这一次郭旰等人终于支撑不住了，在丢下了万余具尸体之后逃离。其中李韶光、王祚战死，另一员大将仆固怀恩抱着马头靠马浮渡过渭河，再从陕西地界渡过黄河，才回到了河东地区。

这两次战败意味着皇帝合围长安战略的破产。但唐军依然没有放弃，因为郭子仪还掌握着河东地区，而西面的唐军也只是后撤，等叛军撤退时，他们就会继续进攻。叛军的兵力并不足以同时应付两方面的唐军。

事实上，叛军更加在意的是郭子仪在河东的军队，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过于重要，随时都可以发动新的进攻夺取潼关。

三月二十三日，占据长安的安守忠又做了一次尝试，率领两万骑兵进攻河东，却被郭子仪打败了，斩首八千余人，俘虏五千人。这次胜利让唐军再次看到了希望，皇帝封郭子仪为兵马副元帅，让他再次组织进攻。

四月份，郭子仪率领军队进行调动，从东面的河东将一部分军队调往西面的凤翔，这意味着，这支军队必须从长安城北面不远处过去。叛军将领李归仁认为这是一个袭击唐军的机会。十三日，在长安以北的三原县境内，李归仁率领五千铁骑试图截击唐军。不想郭子仪已经派出大将仆固怀恩等人预先设置了埋伏，几乎将叛军杀光，李归仁狼狈逃窜，甚至不得不下河游泳逃走，才回到了长安城。

这次胜利又加速了唐军的进攻步伐。郭子仪并没有继续前往凤翔，而是将凤翔方向的一部分由王思礼负责的军队也调了出来。东路军的郭子仪和西路军的王思礼在长安西北方的西渭桥合军了。西渭桥又称便桥，在咸阳附近，是长安渭河三桥中最靠西的一座。过了桥，他们驻扎在了渭河一条支流潏水的西面。叛军在安守忠和李归仁的率领下，驻扎在京城西面的清渠。

两军遥遥相望，准备了七天。到了五月初六，安守忠撤走了。郭子仪一看对方撤了军，立刻全力压上，发动了进攻。叛军回头来战，用九千人排出了一道长蛇阵。这种阵形容易被对手从中间攻击斩为数段。但郭子仪没有料到的是，叛军选择排阵的都是英勇善战的骑兵，就在唐军攻击时，叛军的两翼突然间利用骑兵优势向中间包抄，将唐军围困在中间。

这次战斗以唐军大败告终，除了士兵之外，郭子仪的将领和官员也有不少被叛军抓住，物资更是丢失殆尽。他只能撤往武功。唐军第二次试图夺回长安至此完全失败。

唐军虽然失败了，但这次尝试并非毫无意义。事实上，唐军已经获得了河东地区，皇帝的军队也可以自由地出现在长安的北面和西面，大量的兵马聚集，使得攻克长安只是早晚的事。战争真正的胜负手是郭子仪夺得河东。

如果将安禄山之乱分成几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应该划在潼关失守之前，当时唐军已经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只要守住潼关，就可以利用山东、山西以及南方的围追堵截，逐渐消耗叛军的实力，将其击败。但安禄山攻破潼关导致皇帝出逃之后，战争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叛军居于上风，而唐军已经被打散了，只是因为叛军没有乘胜追击，新皇帝才重新聚集起了军事力量和物资。这个阶段是叛军由盛而衰、唐军逐渐积攒势头的阶段，甚至房琯所做的反攻尝试，也可以划在这个阶段。到了郭子仪夺得河东时，这个阶段就结束了，虽然唐军第二次进攻长安失败，但双方的相对均势，已经变成了唐军的战略优势，暂时的挫折无法改变唐军的整体优势。

在这个阶段接近结束时，安庆绪的叛军在做着最后的突围尝试。他们进攻太原无望，就将更多的兵力放在了突破南方的两个防御点睢阳和南阳上。因为只有突破了这两个点，才能破坏唐朝的经济优势，截断襄阳的物资转运线路，防止北方的唐军从江南获得资助。于是，这个阶段也成了睢阳压力最大的时候。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五月十五日，镇守南阳的鲁炅终于支撑不住了。他已经在南阳坚守了整整一年时间。在这一年里，叛军派出武令珣和田承嗣两员大将相继来攻，都被鲁炅挡在了城外。由于南阳城地理位置重要，敌人也不敢越过南阳向南进攻襄阳，只要襄阳安全，那么从襄阳经过汉江前往汉中的道路，以及从襄阳走陆路经过武关前往长安的道路就是开放的。

但守卫南阳一年并不容易，事实上，早在几个月前，鲁炅就已经弹尽粮绝了。城里的食物都吃光了，一只老鼠都卖到了数百钱，饿死的人处处皆是，活着的人还必须继续守城。南阳的物资供应本应该从邻近的襄阳调拨，可是襄阳城的守军担心叛军拦截，不敢援助南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皇帝派出了一位宦官曹日昇前往南阳抚慰。曹日昇从汉江走水路到达襄阳后，襄阳太守魏仲犀却进行阻拦，因为前方有危险，他不敢让朝廷的使者去冒险。而此时，在华北地区已经站不住脚的颜真卿，也恰好通过这条路去往凤翔，在他的劝说下，魏仲犀才放曹日昇上路。

曹日昇带着十骑从叛军的军营中穿过——由于事发突然，叛军纷纷避让，他们成功穿过敌阵来到了城下。城内的守军本来已经绝望了，见有人来访，欢欣鼓舞将他们迎入城中。之后，曹日昇又回襄阳组织了一支千人的运粮队，将粮食从襄阳运入南阳，才帮助鲁炅又支撑了数月。

到了五月十五这一天，即便有襄阳的帮助也已经支撑不住了，鲁炅带着剩下的数千人从城中突围而出，向襄阳奔去。田承嗣派人在后面追赶不及，追了两天，回到了南阳。

但叛军得到的只是南阳这座空城。唐军又转移到了下一个阵地襄阳继续抵抗。鲁炅争取到的这一年时光非常重要，因为这恰好是唐军和叛军盛衰转换的一年。在一年前，叛军势头极盛，而到了一年后，即便他们想进攻南方，也失去了锐气，不可能将触角伸入两湖盆地了。这条决定了唐王朝生死的补给线也得以保全。

与鲁炅的主动撤退不同，在睢阳的张巡和许远所经历的战斗则更加多样化。

这一年的三月，叛军将领尹子奇进攻睢阳，此时张巡已经从宁陵来到了睢阳城，与许远共同守卫这座城市。张巡负责军事，而许远主要负责后勤，双方配合得非常默契。

睢阳城的兵并不多，张巡把将士们集合起来，痛心地告诉他们：既然受国之恩，死节就是应该的。他唯一不甘的是无法为将士们争取更多的赏赐，让为国卖命的人感到心寒。他说这话，是由于之前他曾经向负责河南地区的虢王李巨请求赏赐，李巨只给了他一些空名告身，没有给其他赏赐。唐朝此时最不值钱的东西就是告身，因为皇帝为了鼓舞将士，几乎到了滥发告身的地步。他发出去了许多在和平时期非常珍贵的名号，比如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等，至于中郎、郎将，更是数不胜数，甚至有异姓封王的。由于名号太滥，大将军的告身只能换顿酒喝，就连普通士兵杂役都可以穿上高官的金紫衣服。唐朝吏治的败坏到此时已经登峰造极。

张巡的鼓励让将士们激情澎湃，他随即杀牛犒军，吃饱之后全军出战。敌人看到他们开城之后出来的士兵不多，纷纷嘲笑。张巡亲自执掌大旗，率军冲向敌阵，将他们击溃。这一仗，唐军杀死了三千多人，将叛军赶出了数十里。

但敌人人数太多，当晚就回来继续围城。双方你来我往，一天出战数十次，变成了持久战。在长期的抗战中，张巡展现了极大的智慧。为了迷惑敌人，他有时敲响进军鼓却并不出击，甚至在夜里不停敲鼓，让敌人休息不好，又不能放松，到了白天反而出兵进攻，最辉煌时，能够杀死对方五千余人。

在张巡营中有一位神射手叫作南霁云，张巡和他谋划如何射死尹子奇。但他们不认识尹子奇，尹子奇也在阵前做了伪装。突然间，从守军中射出一支轻飘飘的草箭，射中了一个叛军士兵，由于草箭太轻，没有杀伤性，这个士兵兴奋地捡起箭来，跑到尹子奇处汇报，告诉他城中已经没有箭了。说时迟，那时快，士兵刚和尹子奇说话，突然间一支箭飞来，正中尹子奇左眼。原来这是张巡的计谋，用草箭去发现尹子奇的位置，再让南霁云射杀他。

尹子奇虽然没有死亡，却失去了左眼，只得退兵。

七月初六，尹子奇卷土重来。如果说睢阳城前几次因为粮食充足，依然可以抵御敌军的话，这一次，他们却遭遇了内部人带来的混乱。

在许远的安排下，睢阳城原本一直不缺粮食。许远准备了六万石的粮食，足够守城之用。但如果我们换一种视角，从大方向上看，就会发现睢阳只是河南节度使下辖的一个郡而已。河南节度使不仅管辖现在河南、安徽、江苏北部，还包括了山东黄河以东的许多地方。当时河南节度使虢王李巨听说睢阳粮食充足，下令许远将粮食分出一半，运给更靠北方前线的濮阳和济阴。许远并不想分粮，但作为他上司的李巨执意要求他这么做。

如果这些粮食有助于守卫两郡，倒也无所谓，不幸的是，济阴刚刚获得粮草不久就投降了叛军，叛军拿着来自睢阳的粮草开始进攻睢阳。与此同时，睢阳城的粮食在大量消耗之后却不够用了，将士们每天都只能分到一合米，唐朝的一合相当于0.1升，相当于现代的二两到三两。这样的粮食完全不够吃，士兵们只好把纸张、茶叶、树皮等掺杂在米里充饥。在城外的叛军不仅粮食够吃，兵力也是源源不绝，而在城内，随着士兵的死亡，兵力逐渐枯竭了。

睢阳围城战的后期，城内只剩下了一千六百名饥肠辘辘、贫病交加的士兵。城内对于智斗的倚重更大了。张巡为了弥补人员的不足，不断地采用火攻、器械等，将敌人的进攻打断。到最后，敌人也意识到城内的人快饿死了，他们改用围困的方法，在城外挖了三条壕沟避免城内的人逃走，等待着城内彻底失去战斗力。

八月份，守城的士兵还剩下六百人。张巡和许远分开守城，一人负责东北，另一人负责西南。他们和将士们吃着一样的食物，终日在城墙上，没有工夫下去休息。

虽然陷入弹尽粮绝的地步，但睢阳城并非是孤城。在当时，睢阳周边的城池有许多还掌握在唐军手中。比如，七月份时，当时的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就曾经在现在的山东境内打了几次胜仗，连克高密、琅琊等地，杀死了两万余名叛军。

到了八月份，睢阳的周边就有许叔冀在谯郡（现安徽亳州），尚衡在彭城（现江苏徐州），贺兰进明在临淮（现江苏宿迁市泗洪县）。这些地方都在睢阳的身后，受到睢阳的保护。特别是位于临淮的贺兰进明，他原本是掌管这片土地的河南节度使，虽然此时皇帝已经派出另一位官员张镐取代他，但张镐还没有到达，皇帝的消息也没有传来，行使职权的依然是贺兰进明。作为一方长官，贺兰进明本应该调配这一方的资源支持睢阳，只有睢阳安全了，后方的这几个城池才有安全可言。但这些人都没有援助睢阳，也没有送出物资，睢阳的士兵眼看支撑不住，张巡只好派出大将南霁云带着三十骑兵突围而出，去临淮请求贺兰进明帮助。

南霁云出城后面对着黑压压数万敌人，已经没有退路，只有奋勇出击，硬生生打开了一条通道，突围后清点人数，发现只损失了两人。到达临淮后，南霁云见到了贺兰进明。贺兰进明却认为睢阳已经是死城，就算出兵也没有意义了。

张巡和南霁云等人只知道打仗，却不知道政治的复杂性。原来，身为节度使的贺兰进明不仅要考虑战场因素，还要考虑官场争斗，内斗造成的毁灭性打击甚至要比外部的打击还可怕。贺兰进明与唐朝宰相房琯是一对对头，作为东部的主将之一，贺兰进明本该受到重用，但作为宰相的房琯曾经利用职权，只给他不重要的位置。贺兰进明也并不是软弱之人，他乘见到皇帝的机会告了房琯一状，这导致房琯逐渐被边缘化，丢了宰相。作为反击，房琯在皇帝任命贺兰进明为河南节度使之后，又请皇帝给他任命了一个不服从调派的副手许叔冀担任都知兵马使，两人在朝廷的加衔都是御史大夫，相当于是平级，于是许叔冀进驻谯郡，名义上是帮助贺兰进明，事实上既不听调遣，又起到了监视作用。

贺兰进明既需要注意敌人的动向，还要担心旁边的许叔冀，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根本不敢分兵去救援睢阳。援救睢阳的机会就这样在唐朝诸位大将的互相防范中流失了。

在贺兰进明与许叔冀出现矛盾时，还有一个人试图调和两人的矛盾，他就是时任淮南节度使的高适。高适认为要想守住河淮地区，就必须同仇敌忾，放弃恩怨才能做到。他分别给贺兰进明和许叔冀写了信，请求贺兰进明援助睢阳地区，又请求许叔冀放弃恩怨，同心抗敌。高适之所以这样做，除了他的职位和远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与贺兰进明是好友。但他的热心并没有带来回报，贺兰进明与许叔冀的紧张关系直到他离职也没有解决。

贺兰进明不仅不分兵，还想把南霁云留下。南霁云面对着美味佳肴无心下咽，他慷慨悲痛地诉说着睢阳的惨状，咬下了一根手指交给贺兰进明，然后离开。

南霁云又到宁陵，在这里得到了三千援军。他于闰八月初三夜间，率领援军准备突入睢阳城，到达城下时，一场恶战不可避免。等他们入城后，三千人已经只剩下一千人了。城内的将士听完南霁云的诉说，知道这已经是他们最后能够得到的援助，都放声大哭起来，却依然坚守死战。

他们又坚守到了十月，城中不仅没有粮食，甚至连茶叶和纸都被吃光了，麻雀、老鼠都绝了迹。为了活命，将士们只好将战马杀死吃马肉，马肉吃光之后，张巡不得不采取了一个令他充满了争议的做法：他把自己的爱妾杀死分给将士吃掉。之后，吃人之风在城内蔓延，先是吃女人和家奴，之后老弱病残都被杀死吃掉了。按照史书的说法，那些即将被杀死吃掉的人，即便知道自己必死，却都没有逃走。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本来就逃无可逃了，所有的人都知道必死无疑，只寄希望于多支撑几天，也许多一天，就有援军到来的希望。

事后，在唐肃宗的朝廷里，对于张巡是否应该封功充满了争议，反对者最重要的借口，就是他曾经吃人。他的友人李翰为他据理力争，又亲自写了他的小传，获得了皇帝的赞许，才平定了非议。

张巡和许远曾经想过逃走，但最后放弃了，决定坚守待援。但援军一直没有到来，十月初九，当敌人开始登城时，城内只剩下了四百守军，还大都因为饥饿与病痛无法行动。张巡向着西方朝拜，表示已经尽力了。他和许远被抓住后依然痛骂，尹子奇用刀撬开他的嘴巴，发现他只剩下三四颗牙齿了。尹子奇把张巡、南霁云、雷万春等三十六人杀害，将许远带到了洛阳。

睢阳城失守时，新的河南节度使张镐依然在路上。

张镐从布衣开始，在风云际会中经过三年就担任了宰相，但由于他是跟随玄宗，并被玄宗派到肃宗身边的，在担任宰相的过程中却并不顺利。比如，肃宗信佛，即便在行在，周围也围着大批和尚，一天到晚香火缭绕，钟磬并鸣。张镐就上奏说要想修福要靠治理好国家，而不是靠滥用和尚。这样的说法虽然是事实，却并不讨好皇帝。在经过了李林甫和杨国忠之后，整个皇室更倾向于任用听话的权相，对于直臣并不感兴趣。过了一段时间，肃宗就给张镐找了个好去处，他并没有直接罢张镐的宰相，而是巧妙地宣称张镐有文武之才，而战场上正好需要这样的人，于是给了张镐一个兼职，以宰相的身份兼任河南节度使，持节都统淮南等道诸军事，把他从自己身边打发走了。

张镐倒是很高兴，于是带着新的身份前往就职。在路上，他听说了睢阳的情况，不仅加速赶路，还在没有到达时就发布了命令，命浙东、浙西、淮南、北海等节度使立刻发兵前往救援，同时获得命令的还有谯郡太守闾丘晓。此外，谯郡还驻扎着许叔冀的部队。

然而当命令发出去之后，这些人有的驻地太远不及来救，而近处的人也几乎没有任何行动，只是眼睁睁看着睢阳陷落。特别是闾丘晓，作为张镐的部下，他本来应该唯命是从，事实上却完全搁置了张镐的命令。

张镐赶到时，睢阳已经在三天之前陷落了。后人由此认为如果张巡再多支撑三天，就可以获得援助了。但如果理解了唐代内部的争斗，就会明白，即便能够多支撑三天，刚刚到达的张镐同样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军事力量进行援助。

最后能做的只是寻找一个替罪羊。许叔冀等人位置更高，很难追究，于是责任就落在了不听命令的谯郡太守闾丘晓的头上。张镐命令将他杖杀，作为对不服从者的警告。

杖杀闾丘晓，还为一桩诗坛公案画上了句号，这看上去更像是唐朝文人的一次报复事件。安史之乱爆发后，著名诗人王昌龄来到了谯郡，不知为什么得罪了刺史闾丘晓，被闾丘晓杀了。

这段公案充满了模糊性，比如，史书上都没有记载为什么闾丘晓要杀死王昌龄，也许是因为嫉妒，也许有其他仇恨。王昌龄虽然一辈子漂泊，只担任过一些小官，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却是实实在在的。他的死亡让文人们感到愤怒，只是因为处于乱世时期，无法对闾丘晓追责。

在为王昌龄抱不平的人中，最著名的就是高适。此时高适依然是淮南节度使，虽然闾丘晓不在他管辖之下，但他依然有一定的能力为王昌龄申冤。巧合的是，作为河南节度使的张镐与高适有着近似的人生经历以及对文人的同情，因此很可能高适是通过张镐来为王昌龄报仇的。

闾丘晓死前，曾经苦苦哀求张镐，以上有老下有小为由，请求留自己一命，张镐只是冷冷地回答：“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乎？”这也表明这是一次文人集团对军阀的痛快淋漓的复仇。

在守卫了一年多之后，雍丘、睢阳等地最终陷落，叛军打开了通往淮河地区的道路。但是，人们事后复盘时发现，他们的抵抗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这座小小城市的顽强抵抗，为唐军争取了足够的时间。就在睢阳陷落时，唐军最重要的攻势已经完成，西京长安也已经收复了。也就是说，就在张巡牵制了对方大量兵力的时候，唐军对于西京的总攻已经开始了。

但在叙述官军的总攻之前，我们先看一看另一位重要文人的命运。他有心救国，却不幸被打成了叛徒。

永王叛乱对于李白的打击是巨大的。这位不懂政治的诗人，不小心被胁迫着参加了永王的行伍，虽然他最后逃走了，但皇帝追究起责任来，依然认为他参与了叛乱。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五十七岁的李白遭遇了牢狱之灾。他先是逃亡到彭泽，但最终被抓到，关进了浔阳大狱之中。他心怀天下，但天下却并不需要他。如果按照谋反的罪名，他将被判处死刑。

就在这时，李白不得不放下文人的傲慢气质，他一方面写信给妻子哭诉，另一方面开始四处寻找能够帮助他的人。在他认识的人中，高适无疑是最适合的人选。在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他和高适、杜甫曾经畅游齐鲁，饮酒作诗，当时三人都还没有做官，可谓布衣之交。

更合适的是，高适本来就是皇帝派来平定永王叛乱的主将之一。前一年十二月，他刚刚被任命为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可谓一方大员。永王被镇压后，高适就驻扎在扬州，与人们诗酒应和好不热闹。浔阳距离广陵（扬州）并不遥远，这意味着高适如果想救李白，会是整个事件最简单的捷径。

但问题是，怎么样才能让高适知道李白的处境呢？

恰好这时，一位张秀才正要去见高适，李白连忙写了一首诗，表面上是送张秀才，实际上是让张秀才告诉高适，赶快救自己出去。这首诗显得有些低三下四，将高适比成张良，在谈笑间就解决了永王的问题。但是，他又带着一点矜持，并没有主动提出请高适帮忙，只把这一行泪写入诗中，表明自己的希望。

人们不知道高适是否收到了这首诗，但是李白作为当时著名的文人被捕，且关在高适的辖区，即便没有这首诗，高适也不可能不知道。只是，他沉默以对，没有证据表明他帮助了李白。当年的友情似乎并没有起到作用。

也许孤傲的李白并不适合高适的胃口，反而是略显婆婆妈妈的杜甫更能和高适搞好关系。事实上，到了后来，高适一直与杜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却很少与李白往来。

李白寻求高适的帮助失败了。但他并没有仅仅依赖这一条关系。他寻求帮助的人还包括江南宣慰大使崔涣和御史中丞宋若思。李白向崔涣写信求救。宋若思恰好带兵三千人去往河南地区。途经浔阳，崔涣和宋若思经过审讯，认为李白的罪行不大，于是做主将他放了出来。

但到这时，李白依然是戴罪之身，只是暂时被放了出来而已，相当于现在的保释。能够决定是否给他免罪的只有皇帝。宋若思一面将李白留在幕府之中，另一方面赶快上书皇帝，表示这个人可用。

李白跟随着宋若思去过九江、武昌，他承担了宋若思的文书的角色，不仅在宋若思的要求下向皇帝写了信，一是说明自己的罪责不重，二是请求皇帝重用自己，还帮助宋若思写信请求皇帝迁都金陵（江宁）。为了让自己更加安全，李白还给当时担任河南节度使的张镐写了信，既是赞美张镐，也是为了说明自己的情况，请他替自己向皇帝求情。

但这一切都没有换来皇帝的原谅。第二年（公元758年），皇帝下令将李白流放到夜郎。甚至有传说，因为当初李白访问太原时曾经帮助过一位不知名的军士，而这位名叫郭子仪的军士又恰好变成了汾阳王，正是郭子仪的担保，才让他免除死罪，改判流放。这种说法不管真假，都增加了李白的传奇性。

但不管怎样，在安史之乱还没有结束时，李白再次踏上了流放的行程，经过洞庭湖，顺着长江沿三峡而上，到达巫山。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还没有到达夜郎的流放地，突然间接到了赦免的消息。

但是这次赦免不是单独因为他，而是皇帝这两年的行动特别多，举行了数次普及性的大赦。比如，前一年的二月就因为改元而大赦，四月又因为南郊祭祀举行过大赦。到了十月，因为册立太子，肃宗更是大赦天下。第二年三月为了对付旱灾，肃宗又下旨流刑以下的赦免，流刑以上的降等。李白到底是因为哪一次大赦而被赦免已经不重要，但不管怎样，他自由了。